孙中山在英文回忆中提到The Young China Party时，用的字眼是“join”（加入，投身），如果这个The Young China Party就是兴中会的早期英文名称，那么，它显然不是孙中山创办的。种种迹象表明，郑观应很可能才是这一组织的创办者。

1897年，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说，他于1893年在澳门知悉有一旨在改造中国的政治运动，其组织英文名称为“Young China Party”；孙氏“投身为彼党党员”（Joining it），同时还承认“Young China Party”的总部设在上海。这些自述文字，与“檀香山兴中会是第一个革命团体”的定论严重背离。寻绎史料，只有一种解释能符合孙中山的自述，那就是：郑观应才是兴中会的创始人，孙中山在澳门加入兴中会；郑观应定居上海后，将兴中会总部设在上海。后来，郑观应退出了这个组织，由孙中山接续下去。一个重大疑问1897年，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说：“兴中会之总部，设于上海。而会员用武之地，则定于广州。”（The headquarters of the Young China Party was really in Shanghai， but the scene of action was to be laid in Canton。）对此，我曾百思不得其解，也未看到学界先进作过合理解释。众所周知，檀香山兴中会成立于1894年11月，香港兴中会则成立于1895年2月。两个兴中会的关系如何，未经彻底研究。香港兴中会章程称：“本会名曰兴中会，总会设在中国，分会散设各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页22。）檀香山、香港两会似是平行分会，然则“总会”何在？香港当日不在中国管治范围，故“总会设在中国”，意味着不在香港；从《伦敦被难记》的措辞看，总会也不在广州。那么，只有设在上海，才符合孙中山的夫子自道。《檀香山兴中会员及收入会银义捐时日进支表》称：“共进银一千三百八十八元。支孙逸仙汇单通用银二千元（五二算），支孙逸仙自带一百元，支附电信回上海电资二十元〇八毛。”（《革命文献》第64辑，页207）据学者陈明远的研究，清末一标准银元合2009年人民币200元（《历史上银圆的购买力》，《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24期）。孙中山往上海打电报花了20。8美元，按1：0。52折算成标准银元为40元，相当于2009年人民币8000元！孙逸仙是广东人，花这么多钱打电报到上海，究是为何？若是兴中会总部设在上海，问题就涣然冰释了。孙中山在《有志竟成》中又说：“时适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上海同志宋跃如乃函促归国，美洲之行因而中止。”（《孙中山全集》第六卷，页230）宋跃如（宋耀如）上海来信，与支付“上海电资”相呼应；这封信，相当于上海总部给孙中山的指令。孙文接信之后改变行程，显示他听命于某个更高的权威。据冯自由记述，1894年孙中山到上海找郑观应，“郑……政见颇与总理吻合。职是之由，时总理复结识陈廷威、宋跃如二人”（《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页13——14）。从“职是之由”一语，可知孙中山结识宋耀如是经由郑观应介绍的。郑观应浮出水面1895年1月26日，孙中山回到香港；2月21日，香港兴中会成立，但孙中山最重要的助手陈少白却未出席。原来，陈少白受孙中山的委派，到上海专程找郑观应，而且住了近一个月。陈少白回忆：“在正月十几，又要我到上海来找郑陶斋。当时还有一两个人也找回去帮忙。我在上海差不多住了一个月，所找到的人，还有一个陈廷威，陈廷威是在水师学堂毕业，以前在小兵船当大副，这时适在赋闲，所以我就带了他回来。”（《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第一册，页29）陈少白稍后又说：“陈廷威幼习水师，甲午前曾充某军舰大副，卸职闲居。甲午年在沪，由郑官应介绍结识孙先生。乙未年， 到香港，使入广东内地，联络绿林。”（《兴中会革命史别录》，《辛亥革命》第一册，页77）郑观应推荐了曾任“广乙”军舰枪炮大副的陈廷威，由陈少白把他带回广州。此时找来个“枪炮大副”，不会是为了开农学会；后来广州起事，另有程璧光、程奎光两个海军军官参与。显然，郑观应对广州举事的内情一清二楚。陈廷威跟郑观应交情很深。1894年8月，甲午战争刚开始，郑观应向盛宣怀推荐陈廷威；8月12日，陈廷威向盛宣怀递交了一封求职信（《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甲午中日战争》，页141）。8月14日，郑再发一信，询问“大副陈廷威，能用否”（《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轮船招商局》，页553）过了三天，郑又催促：“月初有‘广乙’前大副陈廷威颇有胆略，极愿投效，已有禀求差使，不悉已邀尊鉴否。其人如何，询李云龙便知详细矣。”（同上，页555）郑观应反复推荐，盛宣怀却没有回音，恐怕是通过李云龙了解到陈廷威人品极差。果不其然，广州起义失败，陈廷威成为第一个叛徒，受清廷委派负责“跟踪缉办”孙中山（陈锡祺：《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图版“墨领密件”）。1898年戊戌政变后，陈廷威到北京找军机大臣廖寿恒，自告奋勇要到日本缉捕康有为、孙文（谢俊美《营救维新志士的军机大臣》一文所引廖寿恒日记）。1894年初，孙中山计划上书李鸿章。陈少白回忆：“孙先生到了上海，找着了一个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郑官应（字陶斋），托他想方法见李鸿章。有一天，在陶斋家里碰到一位太平天国的状元王韬……并且他是和太平天国有关系的人，所以孙先生在陶斋家里一见如故，就把它那篇大文章，同王韬商量起来，王韬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辛亥革命》第一册，页29）陈少白的说法，有掩盖，也有“泄密”。孙中山到上海，不是“找着”郑观应，“碰到”王韬，这一切看起来像是事先安排好的。王韬曾上书太平天国，为此逃亡香港多年，郑观应偏要找一个有反清经历的人来见孙中山，双方又“一见如故”，岂非早有默契？《上李傅相书》“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二十字纲领，借鉴自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篇长文的重心落在最后三段，目的在于取得李鸿章的支持，申请“游历泰西各国护照”，回国后组织农学会，招集农民垦荒。具体的项目，包括用新技术种桑养蚕、对土产**进行深加工等。隐藏在这些表面文章背后的真正目的，似是以开发农业为名，向海外华侨集资，（清朝历史 ）组织兴中会的海外分会，为日后举事储备资金和人才。可惜此次北上，碰到中日冲突酿成甲午之战，李鸿章无暇接见。孙中山等待无果，只好回沪，最终凭借郑观应为他在江海关弄到的一张护照（《兴中会革命史要》），到夏威夷去了。郑观应绝非普通商人。1884年中法战争初起时，郑观应投笔从戎，入钦差大臣彭玉麟幕，充湘军营务处；6月11日，郑观应潜往法占西贡刺探敌情，再转往暹罗面见国王，希图说动暹罗与中国夹攻法军（见夏东元《郑观应年谱长编》）。郑观应此行虽未能达成“合纵抗暴”的目的，但可看出他为人“好奇计”，对军事冒险活动极有兴趣。1895年2月初，当看出日军有向北京进军的趋势时，郑观应寄密函给信盛宣怀，请盛氏“回籍仿西法创办民团，以保护苏松沿海一带地方”（《郑观应年谱长编》上册，页396）此说在当日可谓惊世骇俗，暗示在京城不保、清廷被彻底击败时，在江南地区另举义兵，带有将南方从满清独立出来的意味。陆皓东是牵线人孙中山和郑观应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何时建立起来的？学界以往的研究，多上溯到1887——1892年香港学医时期，但都未能还原具体的场景。夏东元、易惠莉从事郑观应研究数十年，成果丰硕，已将球带到门前，尚欠最后一脚，至为可惜。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自述：“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名之为少年中国党（按即兴中会）。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于时势之所趋，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 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 体，以为专制及腐败政治之代。予当时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为彼党党员……”（《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0；括号中“按即兴中会”5字，为1912年中文版译者甘永龙所加，事后未见孙中山对此译文提出修正的要求。）英文原文为：“It was in Macau that I first learned of the existence of a political movement which I might be best describe as the formation of a Young China Party。……and I believed I was doing my best to further the interests of my country by joining it。”（中略）后来学界对Young China Party的译法迭有争议。邹鲁据此认为兴中会于1892年在澳门成立；冯自由及其他学者则竭力加以否认。《孙中山全集》编者据多数学者认为兴中会1894年才在檀香山成立的意见，断定译为“兴中会”不妥当（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0页下注）。笔者以为，《伦敦被难记》还记述了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被遣散的兵勇加入“Young China Party”之事，此时香港兴中会已经成立，足可证明“Young China Party”为兴中会早期英文名称。我以为邹鲁的解读是对的，惟时间应是1893年。据夏东元《郑观应年谱长编》所载，郑观应以招商局帮办身份，从1893年2月起，从上海携招商局文案吴瀚涛巡查长江各分局；5月19日，接到其父郑文瑞在澳门病逝的消息；5月22日，自汉口回粤奔丧。在澳门“守制”一段时间后，9月9日，与吴瀚涛一起经香港回沪。又据《孙中山年谱长编》，孙中山1892年12月18日前到澳门行医，1893年9月25日在《镜海丛报》刊登《声明告白》称“本医生有事晋省”赴广州（《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页61、65）。按当时航速估计，从汉口乘船到澳门应不超过一周时间，5月底可抵达。从1893年5月底至9月8日，孙、郑二人同在澳门时间超过3个月，至少会面两次。郑观应第三子郑润燊转述乃父回忆：“孙中山至少两次到过澳门郑慎馀堂，也到过上海的家中”。（《郑观应年谱长编》上册，页348）他在澳门受郑观应的感召，开始从事政治活动。郑随后将孙中山有关自种**的建议，写进了《盛世危言·农功》篇中。此时坐在郑观应身边的秘书吴瀚涛，是1895年广州起义中预定的四大“统领”之一。（《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页82）他们的会面，介绍人就是陆皓东。1911年11月中旬，孙中山在《我的回忆》中说：“正当我在澳门为开业而奋斗，而我的奋斗又由于葡萄牙医生的歧视而四处碰壁的时候，一天晚上，有一个岁数和我差不多的年轻商人来访，……那一晚我加入了少年中国党（Young China Party）。”（《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48）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1897年、1911年两次回忆此事时，用的是同一个词“加入”（join）。也就是说，直到1911年武昌起义后，孙中山都不说自己创立了兴中会。陆皓东自上海回乡以后，在顺德杏坛投资经营“兴利蚕子公司”（丁身尊：《关于孙中山在顺德县创办蚕子公司的调查材料》，《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3册，页240——241），在顺德大良开设绸缎庄（李伯新：《孙中山史迹忆访录》，页90），与孙氏所述“一个岁数和我差不多的年轻商人”吻合；此事发生的时间，是“由于葡萄牙医生的歧视而四处碰壁的时候”，也即1893年夏秋之间。“那一晚我加入了Young China Party”，即加入兴中会，介绍人正是陆皓东。据黄健敏所引陆灿手稿《陆皓东公事略》：“前沪宁铁路总办、旅沪邑人郑陶斋钦仰其人，认为谊子”（《翠亨村》，文物出版社，页214）。“认为谊子”一说，证明了郑、陆两家存在特殊关系。陆皓东在上海出生，到12岁父亲去世后才回乡，后又到上海电报学堂读书，而郑观应曾任上海电报局总办。陆皓东之嗣孙陆玉昆、陆玉良在《对〈革命第一烈士——陆皓东传〉的几点补正》中谈到：“郑陶斋与先曾祖父晓帆公在上海合资经营生意。”（台湾《近代中国》1989年第8期）郑观应曾在《致梁纶卿道友书》（《郑观应集》下册，页35）中自言：“弟昔与阁下及陆晓帆兄同盟，善相劝，过相规。不幸晓帆已先逝世。自愧福薄多难，靡所成立。”陆晓帆即陆皓东之父。此函受主梁纶卿，是郑观应几十年的老朋友。1914年，郑观应立遗嘱时，梁是唯一的“知见人”，即此可见交谊之厚。郑、陆、梁三人“同盟”，陆氏早逝，故郑以陆子皓东为“谊子”，且多有照拂，也在情理之中。郑、孙的首次见面，由兼有郑观应“谊子”、孙中山“死党”双重身份的陆皓东引介，最为合适。正是有陆皓东的牵线和事先铺垫，两人才能一见面就谈到政治改革甚至反清这样敏感的大问题。郑观应销毁证据在1894年初版的《盛世危言·农功》篇中，赫然出现了这么一段话：“今吾邑孙翠溪西医颇留心植物之理，曾于香山试种莺粟……尚欲游学欧洲，讲求新法，返国试办。”文中“吾邑孙翠溪西医”，必是孙中山无疑。等到1895年郑观应修订该书时，则改称“今粤东有肄业西学者”。郑氏用新的八个字换掉原来的八个字，用的是传统刻书行业常用的“挖补”方法。显然，郑观应要掩盖他与孙中山非同寻常的关系。郑观应若在1895年10月26日起义失败以后删改此文，毫不稀奇。但是，种种迹象表明，郑观应早在1895年5月前就已作了改动。当年4月20日，江苏布政使邓华熙派人将此版《盛世危言》抄写后恭呈御览，5月14日接到朱批：“知道了，书留览。”光绪帝阅后命总理衙门刷印2000部，发给臣工阅读。设若该书中赫然出现“吾邑孙翠溪”字样，10月26日广州事败后郑观应必定难逃风险。事实上，10月26日之后并无告发之事发生。据此，似可作如下推论：在4月20日这一进呈本中，“吾邑孙翠溪”已被删改。《盛世危言》进呈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若能加以核对，真相不难大白。1893年夏秋之间孙中山会见了回澳门奔丧的郑观应，加入了兴中会（Young China Party），冬初到广州联络同志，召开了“抗风轩会议”；年底，孙中山按照与郑观应商定的计划，起草《上李傅相书》；年底或1894年春，郑观应将孙中山有意往海外学习农业技术、自种**的设想写进《盛世危言》中；1894年春，他到上海，经郑观应介绍，认识了王韬、宋耀如、陈廷威，遂请王韬润饰《上李傅相书》；郑观应致函盛宣怀，为孙大力吹嘘，希望安排面见李鸿章，并申领出国考察农业护照；李鸿章碰到中日在朝鲜的冲突，无暇也无心接见；孙中山回沪，郑观应为他向江海关领到护照前往檀香山，并安排将《上李傅相书》刊登在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上。在1895年初香港兴中会成立前的重要关头，孙中山派陈少白到上海“总部”谒见郑观应，商讨下一步行动计划。不久，邓华熙将《盛世危言》进呈给光绪皇帝，获得嘉许，郑观应因此燃起了和平改良的希望，决定与孙中山分道扬镳，但他仍在5月份专程到香港，呆了一个月（见易惠莉《郑观应评传》中册，页457页下注）。两人是否又在香港、广州见面？迄未看到相关记载。易惠莉早已注意到：“郑观应1895年5、6月份在广东，对孙中山革命党人准备广州起义的活动不可能毫无所知，从当时何启等在港中西方人士较深地涉及孙中山的起义活动看，再就此前孙中山与郑观应的关系看，革命党人此时曾与郑观应有所联系也不无可能。”（《郑观应评传》，页485）遗憾的是，易惠莉未能继续深挖下去。郑观应的重要书信，都收录在《盛世危言后编》中，后来他自己曾反复加以删改。刊印该书的翰华阁书店老板冯廷襄1912年称：“……此前已修改过三次，现因辛亥后形势变化，还须再改。”（《郑观应年谱长编》，“编辑说明”）夏东元采访过郑观应三子郑润燊后，在采访札记中也称：“孙中山至少两次到过澳门郑慎馀堂，也到过上海的家中；别后有书信来往，但不多。说其父对孙中山有过资助，孙中山还留下借条。这些书信和借条，早就被其父烧毁了。”（《郑观应年谱长编》，页384）恰恰是这些物证的被毁以及《盛世危言》的删改，使得事情愈发扑朔迷离，难获真解。改良与革命，或许只有一纸只隔综上所述，笔者推导的结论或许令人惊讶：郑观应才是兴中会的创始人；兴中会在澳门创立，并将总部设在上海；但郑观应本人在1895年选择退出；孙中山1893年在澳门加入了兴中会，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被上海总部召回准备举事，在郑观应退出后接过这面旗帜，走上激进革命之路。改良与革命之间并无鸿沟，或许只是一纸之隔。

中国杰出人物有诸葛亮、曹操、班超、范蠡、姜尚等。

1、诸葛亮

诸葛亮(181年-234年10月8日)，字孔明，号卧龙，汉族，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散文家、书法家、发明家、文学家。

诸葛亮的事迹不需要过多介绍了吧，“三顾茅庐”、“隆中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发明了“木牛流马”，作“八阵图”等等，都说明了诸葛亮的杰出能力。千百年来，诸葛亮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智慧化身，传奇性故事为人所歌诵。

2、曹操

曹操(155年-220年3月15日)，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中曹魏政权的奠基人。曹操自幼博览群书，武艺过人，而且善作诗词，史书记载“少机警，有权数”。

几乎从白手起家，数十年间先后击败吕布，袁术等豪强集团，统一北方。曹操文采出众，《观沧海》等诗歌，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抱负，气韵沉雄，清峻通脱，慷慨悲凉。

3、班超

班超(32年—102年)，字仲升。东汉时期著名军事家、外交家，史学家班彪的幼子，其长兄班固、妹妹班昭也是著名史学家。班超少有大志，刚开始从事文书工作，后来投笔从戎，立志做一番大事业。

公元73年，班超出使西域，面对鄯善国王先恭而后倨，先下手为强，斩杀匈奴使者，鄯善举国震惊，遂归附汉朝。班超驻守西域32年，保持了西域地区的稳定，匈奴不敢南下，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为大汉民族基业立下了丰功伟绩。

4、范蠡

范蠡(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48年)，字少伯，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和道家学者。

范蠡提倡“道”、“气”，主“恒”、“常”，重“持盈”、“定倾”、“节事”，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变化，时势必有盛衰，顺其自然，待机而动，才能取胜。范蠡协助勾践成功复国，之后功成身退，飘然而去。然后经商，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富翁，人称“陶朱公”。

5、姜尚

姜尚，名望，吕氏，字子牙，或单呼牙。也称吕尚，因是齐国始祖而称“太公望”，俗称姜太公。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谋略家，被誉为“兵家始祖”、“武圣”。

公元前1066年，武王伐纣，以姜尚为国师，于牧野大胜纣王军队，后来被封于齐地，为齐国始祖，又被称为“齐太公”。

姜子牙学问渊博，“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五行术数奇门遁甲，无一不精无一不通。”相传著有不朽兵书《三略》、《六韬》，是中国历史上被神化了的一代奇人。

　　郑观应，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晚年自号罗浮偫鹤山人。祖籍广东香山县三乡镇雍陌村。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

　咸丰八年到上海学商，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历任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中法战争时，曾往暹罗，西贡，新加坡等地调查了解敌情，逐一绘图贴说。光绪十一年初，途经香港，被太古轮船公司借故控追赔款而遭拘禁，经年始得解脱。后隐居澳门近六年，撰成《盛世危言》一书。光绪十八年后，与盛宣怀集团关系密切。光绪二十八年冬，郑观应辞去招商局会办。宣统元年，乘袁世凯被迫返籍养疴之机，协助盛宣怀发起组织轮船招商局商办，遂第三次入轮船招商局任会办。

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逝世。盛宣怀的后代们比较出名的有三位：

1、七子盛萍臣：上海足球史上队龄最长的球队——东华足球队的老板。在上世纪30年代曾有过颇为辉煌的战绩，史称“上海足球史上的黄金时代”，使上海一跃成为远东的足球重镇。

2、孙子盛毓度：留学过日本，不仅是个成功的实业家，还是中日邦交史上有贡献的政治家，为中国与日本恢复邦交大声疾呼，故而享有“国士”之誉，成为日本最受欢迎的政论家之一。1975年，周恩来总理邀请盛毓度全家回国参观、探亲。1993年盛毓度在东京逝世，遵其叶落归根的遗愿，归葬上海归园墓园。　　

3、曾孙女盛勤：复旦大学教授。

盛宣怀和胡雪岩，是宿命中的对手。这两位红顶商人，以官员之身担任企业老板，一脚踏在政坛，一脚踏在商界，都对洋务和实业感兴趣。胡雪岩背后站的是以左宗棠为代表的楚军势力，盛宣怀依靠的却是李鸿章-淮军-北洋这三位一体的参天大树。在当时慈禧太后挑动地方督抚互相倾轧，以维持地方势力微妙平衡的政治大背景下，盛、胡两个人既是政敌，又是商业竞争者，简直就是天生的冤家对头。这两位中国商业巨子的斗法，以争设国内首条电报线路为发端，错综复杂，精彩好看，延续数年后，以胡雪岩的败亡而告终。电报在这出好戏当中，恰恰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

就在盛宣怀为李鸿章暗暗筹划，意图建立电报线路时，胡雪岩也向左宗棠提出了极其相似的方案。

李鸿章和左宗棠，都是清末继曾国藩之后著名的大臣。他们的意见，甚至可以影响到清廷中枢的具体决策，可谓是地方督抚大员中数一数二的人物。但在政见上，李鸿章主和，左宗棠主战，再加上慈禧似有意若无意地搞政治平衡，故而两个人并不相得。

当时胡雪岩探知盛宣怀的举动后，抓住左宗棠正从军机大臣、总理衙门行走转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的良好时机，向左提出应该抢先设立电报，压一压李鸿章的风头，还进一步细说了电报的政治、经济意义，认为如果开设电报，一定能形成源源不断的创收新途。

一可以做点实事开创财源，二可以顺便打击一下老对手，这样的好事哪个不肯做？左宗棠立刻具折上奏，备言设办电报、自强兴国之利，希望朝廷能允许他在两江境内架设电报线路，开展电报业务。

左宗棠的奏折内容很快被李鸿章在内廷中的奥援李莲英传递了出去。李鸿章得信后自然大怒，被人抢了头功的盛宣怀也是一肚皮无名火，但他不愧是李鸿章的小管仲，冷静下来一想，便转怒为喜，并为李鸿章讲出一番道理来。

盛宣怀以为，左宗棠这次上书，表面上是先拔头筹，夺了李鸿章的面子。但实际上，当时不管是百姓还是官场，对于电报这种新发明都是持否定态度的。不少王公大臣和各地督抚都认为电报将会惊民扰众，变乱风俗，特别是大清朝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更是对这种洋鬼子的玩意儿深恶痛绝。国人爱讲利不百，不变法，尤其在当时那昏庸愚昧、一潭死水的官场气氛中，敢为天下先的先驱往往变成先烈。左宗棠跳出来这么一大声疾呼，守旧派肯定会大加攻讦，短时间内必不能成事。

盛宣怀于是为李鸿章谋划：不妨就让左宗棠去当这个先锋，趟这浑水，我们只管做好基础建设的准备。等到左宗棠和守旧派斗得两败俱伤、师老兵疲之际，我们再拿出更可行的方案收拾局面。前人种树，后人摘果，岂不快哉！

李鸿章是何等样人，在官场里摸爬滚打一辈子，已经成精了，听了盛宣怀有理有据的分析，自然连声称妙。于是便命盛宣怀暗中主持准备工作，并写下亲笔书信，吩咐盛宣怀持此信悄然奔赴上海，请李的老友、时任太古轮船公司总经理的郑观应，一同筹划办理电报建设。

后来的事态发展完全证明了盛宣怀的判断。左宗棠和反对派在朝堂之上各执一词，争执不下，而慈禧太后的心思当时正放在如何从日本手中夺回藩国琉球一事上，被这些人吵得烦了，索性各打五十大板，将电报一事搁置不议。左宗棠一场辛苦毫无所获，怏怏地奔赴两江上任。胡雪岩经此挫折，也只好偃旗息鼓，将精力转回他的老本行钱庄和茶叶、蚕丝生意上去了。

而盛宣怀抓住这个机会，先是邀请郑观应出山这位曾写出惊世著作《盛世危言》的郑观应也是位牛人，他的事迹容后再叙北洋添一干才，盛宣怀得一强力臂助。接着购买电报器材，并在李鸿章的势力范围内，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与天津之间架设了一条短途电报线进行试运营，这也是在中国大陆境内，由中国人正式设立的第一条电报线路。

在盛宣怀和郑观应的妥善安排下，这条线路铺设和运行的过程相当顺利。建设完毕后，李鸿章还动用他的影响力，邀请了光绪的亲生父亲醇亲王等宗室、大臣到现场观看。这些人哪里见过这么尔发彼得，倏忽而至的通信方式，不禁纷纷赞叹不已。李鸿章于是乘势上书，要求开设电报局和电报学堂，并保举盛宣怀为电报局总办。在李鸿章的强力推动下，此折很快被奏准。李鸿章和盛宣怀先抑后扬，谋定而后动，干净漂亮地赢得了电报开设这一战役的胜利。

左、胡两人得知此消息后憾恨不已。但即便位高如左宗棠、老练如胡雪岩，这个时候也没有意识到，盛宣怀入主电报局以后，将会给他们造成多么沉重的打击。

话说胡雪岩和盛宣怀的斗争，可算是由来已久了。盛宣怀早年在主持轮船招商局时，曾因胡雪岩暗施手段遭到弹劾，丢掉了督办之职。1878年，盛宣怀到湖北勘查铁矿，开办荆门矿务总局，又遭到胡雪岩暗中诋毁，中途被调回京城。在这次创办电报局的交锋中，胡雪岩虽然败了一阵，但也让左宗棠利用手中权力为盛宣怀设置了重重障碍。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后，盛宣怀任总办，郑观应为会办，着手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等七处设分局，其他几处都很顺利，唯独架设长江电报支路时，被左宗棠阻碍，没有获批。

盛宣怀对胡雪岩切齿痛恨。再加上胡雪岩是左宗棠的财神爷，左的多项施政都靠着胡筹集粮饷、开辟财源才得以施行。李鸿章作为和左宗棠斗了一辈子的老对手，非常明白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的道理。主宾两人可谓一条心。

在遏制了电报总局进军长江流域后，胡雪岩派人混进盛宣怀开办的电报学堂学习，基本弄清了架设电报线路的工作流程，还搞了几套密码出来。左宗棠随即上书朝廷，并获准独立建设长江电报支路。

盛宣怀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约见了丹麦大北、英国大东两家公司的代表，并和他们私下达成协议，电报总局可以以三倍的价格买下这两家公司的电报线路器材，条件是他们不准与胡雪岩进行任何交易。当时中国国内根本没有生产这些东西的能力，只能从国外进口，胡雪岩无奈，只好不断提高收购价格。盛宣怀见此情况，又生一计。

经过反复谈判磋商，大北公司终于答应卖给胡雪岩一批电线和器材，但拖了整整一个月才运到。心急火燎的胡雪岩立刻安排安装，但工程开始没多久，就发现这批器材的质量根本不过关，工程被迫停工。

就在此时，李鸿章的折子已经递到了北京城，指责胡雪岩庸碌无能，徒糜国币，并强烈要求国内电报统一管理，长江支线应交由电报总局进行建设。在李鸿章的暗中策动下，许多大臣也纷纷上书，要求撤换胡雪岩。慈禧见群情激愤，而且胡雪岩确有失当之处，于是应了李鸿章所请，左宗棠只好拱手把长江电报线架设一事交给盛宣怀。

时间拿捏得如此准确，打击把握得如此狠辣，胡雪岩这时怎会还不明白？从一开始，他就掉进了盛宣怀设的局中。这一仗，又是盛宣怀胜了。

1884年，中法战争开始，73岁的左宗棠奉召入京，复任军机大臣，主持对法战事。此时胡雪岩作为左宗棠的大管家，殚精竭虑，搜刮财源支持恩主。而盛宣怀就是抓住了这个时机，挥舞着电报这一天下利器，在蚕丝这个胡雪岩的主场上给了他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一击。

江南从明代起就是丝织品的全国四大产区之一。胡雪岩利用左宗棠担任两江总督的便利条件，20余年努力经营，基本上垄断了蚕丝市场，别人很难插得进脚去。

胡雪岩与左宗棠往来磋商，与各地分号联系收购事宜，处处都需通过方便快捷的电报。利用对电报的监控，胡雪岩买进卖出的情况被控制了电报网络的盛宣怀完全一手掌握。他频频发出电报，指挥属下对胡雪岩的蚕丝生意进行狙击，并利用私人关系致电各外国商行，请他们暂时不要购买胡雪岩的蚕丝。这些外国商行平素一贯在胡雪岩面前吃瘪，这时当然热烈响应。胡雪岩的大笔流动资金积压在蚕丝上，再加上还要支持前线战事，财政状况顿时变得捉襟见肘。

说起康乾盛世，想必不少人都很熟悉。那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但是让很多人感到扼腕叹息的是，明明在康乾盛世的末尾，清朝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怎么就那么快衰弱下来了呢？这其中固然有闭关锁国的原因，但这里想从捐纳制度和货币因素谈谈清朝的衰亡。

勤政不一定有利于国家，有时候反而昏招频出：捐纳制度

捐纳制度的提出

捐纳制度其实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在清朝时期这个制度走向了巅峰。这个制度在顺治帝开始采用，在康熙帝发展，在雍正、乾隆帝完善，并在咸丰之后冗杂并消极作用频现。

捐纳制度，简单的说就是允许百姓用钱买官。为了这个制度的顺利执行，几位清朝君主不可谓不用心，曾经多次讨论过政策执行问题。然而，也许这些清朝君主们也没有想到，他们的这次勤政，却是办坏事，反而加快了清朝的衰亡。

客观地说，这个制度不仅仅为清朝政府的财政收入开拓了新的来源，还一定程度上为那些不擅长科举却有经天纬地之才的人提供了发挥自己所长的机会，比如盛宣怀、端方等人便是通过这个制度被发掘出来的人才。

捐纳制度的弊端

然而，这个制度却也是清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个制度的缺点在后期几乎无法回避：

一是因为需要钱财才能晋升或买官，导致盘剥之气日渐浓厚，比如大肆地吞并农民的土地或克扣粮食钱财等，使得社会矛盾激发并发展到不可调解的地步，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便是明证；

二是尽管其中选拔出了一些优秀人才。但整体来看，不少买官之人多为纨绔子弟或市侩无赖，往往目不识丁或不能体察民情，在施政能力上也较为不足，根本无法应当清朝地方上的问题，对于清朝皇帝下达的政策往往在执行上有偏差，严重影响了行政效果。

三是因为缴纳钱财才能晋升或获得官位，导致一些本来通过科举制度途径起家的人才或不善科举也无钱财的特色人才无法被朝廷发现，这就导致了一方面人才感到失望而选择放弃，另一方面也使得清政府错失了一大批治理国家的能手。这也是后来资产阶级改良派所一再诟病的。

四是社会治安不稳定，由于上述三种情况的叠加影响，导致社会上普遍走向了崇拜金钱的风气，对治理才能等的追求落在了末路，还间接影响到了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整个社会的侥幸心理、投机心理的气氛逐渐浓厚。

白银要了清朝命

很少有人讨论清朝那时候面临的货币冲击，这其实也正常。毕竟这个因素其实无法单独起作用，他的前提是清朝因为战败本身就已经陷入了债务泥潭中了。

但其实，如果我们细致考究《马关条约》与《辛丑条约》的赔款，加起来约为65亿两白银。这庞大的赔款，固然对清朝财政是极大的负担，但是以清朝当时的财政收入看，尚且可以苟且偷生，为何那么快就垮了呢？其实就在于当时清朝实行的是银本位的货币体系。

然而

银迅速贬值，金银兑换比例持续扩大，导致清朝陷入了货币泥潭。

1816 年英国作为日不落帝国，开始实行金本位制度。英国固然是有这个实力，其强大的军力和工业生产力以及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使得他能够强迫世界其他国家用英国指定的币种来进行交易。

而且，当时的一个重大探矿发现是19世纪的美洲发现了新的银矿，导致世界范围内白银的产量迅速增加。两个因素叠加起来，导致了金银兑换比例的扩大达到了瞠目结舌的程度，据历史记载和我手工计算，当时的金银兑换比例大概如下：

1550年，金银比例约为1:7左右；

1871年，金银比例约为1:15左右；

1900年，金银比例约为1:36左右；

1936年，金银比例约为1:78左右。

而且，根据当时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规定，中国要对外国承担白银贬值所带来的部分汇兑损失，为此大约仅1894年到1909年就需要多承担本息总额的10%左右

当时清政府并没有这笔钱，就还得进一步举外债。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换句话说，如果把世界银价的持续贬值看作是清朝崩溃的导火索，那么中国因战败所负担巨额外债就是个巨大的火药桶，清朝就在这样的威胁下危如累卵。

结语与慨叹

王朝的存续有时候往往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比如皇帝以勤政为本职，却有可能昏招频出，又比如本来就濒临崩溃又偏偏遇到了国际上的银矿大开发导致银大幅贬值。

我们会想，这是些偶然因素，但实际上这也是必然因素借助“混沌”持续作用，导致了偶然因素的爆发。如果我们非要深究这个必然因素的话，其实就是一句话，那就是落后就要挨打，封闭必然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