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神话的历史化轨迹2007年11月18日 星期日 23:24中国古代神话中反映了重血统观念的倾向，形成了一个个以自己祖先为中心的后裔圈，始祖神与天神合而为一，孕育着后天神话历史化的因子。至西周，周人对殷人的“帝子”观加以改造，创造出了“天命”观，将大部分干预现实生活的远古神圣们逐出神坛，代之以天德，将道统融入血统观念，形成了近人事而远鬼神的文化意识。春秋至战国的禅让说，将远古神话传说中的神话英雄变成了人间帝王。不可改造的神怪纷纷被淘汰，直接导致了神话历史化。降至战国，学者们对神话进一步整合，形成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一五帝系统，神话与历史完全接轨，汉人司马迁的《史记》选择了这种改塑，将五帝系统纳入正史范畴，宣告中国神话历史化的完成。

　　关 键 词中国古代神话/历史化/轨迹

　　责任编辑秋磊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号右加虎

　　＠②原字为疆去土

　　＠③原字为大左加百右加百

　　＠④原字为女右加原

　　＠⑤原字为马加灌右半部分

　　＠⑥原字为虫右加乔

　　＠⑦原字为白右加皋

　　＠⑧原字为田右加寺

　　大凡了解中国古代神话的人，无不感叹古老神话的散佚与消亡，而追本求源，多归因于儒者的改造和史家的史化，便将孔子与司马迁视为“操刀”人和中国神话的戳灭者，表象虽然如此，然此论实非公允。孔子尽管不语“怪、力、乱、神”，司马迁亦据神话传说作成“五帝本纪”，然而将神话纳归中国的历史系统，孔子非始作俑者，司马迁也非“罪魁”。正本清源，其来久远矣。中国的上古原始神话远没有形成统一的神系，始祖神兼天神的综合身份是古神话的一大特点，它包含着中国原始人类的“天人合一”、“人神合一”的古朴思维，也构成了中国神话历史化的一大契机。周人的天道观念，与《尚书》《左传》《国语》等典籍的历史化的记录，已慢慢地将神话、传说与历史融化为一体了。孔子、孟子、墨子诸人只不过是这场漫长的改塑运动中的推波者，而司马迁也仅仅是一个总结人物而已。

　　中国古代神话的历史化进程经历了自西周到西汉前后一千余年的漫长历史，集中地反映了华夏民族意识的形成过程，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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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神兼始祖神——原始血统观念

　　在远自一百七十万年前，或许更早时期，我们的祖先们已作为“人”的身份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经过漫长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而逐次开启文明之光。在那茫茫的洪荒时期，一支支原始先民生活、奋斗在各自的地域之中，本是互不相干的，他们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代代传诵着自己的故事和氏族或部落英雄先祖们的业绩，虽然，在日后的部族征服、融合、移徙过程当中，这些远古的故事被改造、淡忘，或产生部族之间传说的交融，但他们却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各自的先祖，并以独特的方式排列着以一个祖先为中心的后裔圈。先祖的事迹也浓缩着一个部族的故事，也就是那古老的神话传说。正是依靠这些原始神话，我们依稀可辨各个不同氏族的来源与彼此的血缘关系。

　　对血统观念的执著记忆，构成了中国古老神话的独特风格，使中国的古代神话中，始祖神与天神合而为一，人格与神格合而为一。由于氏族、部族之众多，致使各个部族都产生了各自的始祖神与中心神。于是在中国原始神话系统中，我们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一个能统率神话传说中所有众神的至上神来，所以绝不能写出如“希腊神话传说”那样的完整神话故事，这是先天的，而非文明时代的人们用笔墨可以弥补的。

　　翻开保存原始神话最丰富的《山海经》，我们在“海经”与“荒经”中，仿佛看到了一部古老神系家谱的档案，它记录着一条条血统相传的部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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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俊生禺＠①，禺＠①生*梁。*梁生番禹，是始为舟。番禹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海内经》）

　　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大荒东经》）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壤，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洪水滔天。（《海内经》）

　　黄帝娶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海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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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肉食。（《大荒北经》）

　　帝舜生戏，戏生摇民。（《大荒东经》）

　　如此之类，俯拾皆是，不可一一赘举。有些氏族虽因种种原因而迁徙，且姓氏不同，但他们却能记住自己共同的祖先和部族的大神，因为这种血统观念，使原始神话中始祖神也兼有天神身份，所以帝俊、黄帝、炎帝等既是天神，也是始祖神。这种以血统观念为核心的“根”的意识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它不仅影响着三千多年的史官文化，也影响着传统政治观念和宗法制度。

　　各个部族在史前时代的杀伐中，终于冲出了一支强劲的夏部族，建立起了中国大地上第一个“国家”，以同一血统的代代相传，维系了几百年的“家天下”。殷灭夏而代之，易其制，奴其人，但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夏的血统传递制度。在灭夏代政之后，这一来自东方部族的民族俨然以“优等”人自居，将自己的祖先推上至上神的地位，而在历代君主名字前均冠以“帝”字，视为天地间的活生生的神灵。《尚书·盘庚》云：“予念我先神后之劳尔先”。将自己的先祖视为神后。又云：“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上帝”即其祖先，将保佑殷民族恢复其“高祖”的品格与能力，使殷王室重新获得战无不胜的力量。可见在殷人眼中，天神即为其始祖神，所以在甲骨卜辞中，出现高祖俊，而俊则是神话传说中的天神。正因这种血统意识，殷人自以为有天神（始祖）的保护，才有恃无恐，当西伯文王大肆扩张领土而威胁殷人利益时，纣王却毫不畏惧，声称“我生不有命在天！”（注：《尚书·西伯戡黎》。）相信自己的先祖——上帝是万万不会帮助别人的。

　　二、周人的天道观——道统对血统的补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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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人所恃之天神上帝并没有使殷人国祚永存，周人最终将“帝子”翦取而代之。建立政权的周人对殷人自命为帝子之说十分不服气，也无法接受，所以便创造出“天命”观，对“帝子”说加以改造。在周人的文献之中，虽有时也杂用“帝”字，但多数则称“天”字。对此，刘起＠②先生曾做过一个统计，云：《周书》诸诰，包括五诰及《梓材》《君＠③》《多士》《多方》等篇，共用“天”字112次， 但也同时用“帝”字25次；《周易》卜辞用“天”字17次，用帝字1次； 《诗》中神意之“天”用106次，“帝”字用38次； 而金文中亦“天”字多于“帝”字。（注：《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61—262页。）

　　从统计数据来看，周人用“天”字远远比用“帝”字多。与殷人在甲骨文中唯有“帝”字为至上神相比，乃一大转变。

　　周人以“天”代“帝”的改造，实为中国古代神话历史化的又一大契机。在起初，周人虽也曾追述自己的先祖后稷是姜＠④“履帝武敏”所生（注：《诗经·大雅·生民》。），也曾说“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注：《诗经·大雅·文王》。）但是在后天的有意改造中，殷人的“上帝”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了，而虚幻的“天命”却进入了周人的文化系统之中，在这里，我们见不到神格英雄，远古的部族始祖神（包括后稷）从头到脚地变成了有血有肉、有德有行的人化始祖，仅仅保留了一点点感生的尾巴。

　　b

　　周人的“天德”观念不仅使远古神话从形式到内容发生蜕变，而且在殷人的血统观念基础上补充了道德观念，影响了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和史官心理，也是春秋战国之际神话的文化改塑运动的先驱。

　　A

　　孔子曾以独具之慧眼透视殷周的文化差别，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鬼，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注：《礼记·表记》。）可谓一语破的。由尊神事鬼到近人而远神，是对人文精神的弘扬，却是神话末途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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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禅让说产生——诸神退位

　　西周的相对安定稳固并没有像周之先人们所设想的那样长久，后嗣之主也没有秉承先祖近人尚德之古训。文、武二王与周公仗钺征伐天下的余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荡然无存，五霸代起，诸侯相争，复使周主名存而实亡。于是在周人天德观念的土壤中滋生出了“禅让说”的思想，从而引起了春秋战国之际的神话大改塑运动。

　　“禅让说”的鼓吹者当推儒、墨二家，其思想基础当是“尚贤”论。二家“尚贤”观虽有质的差别，但推崇以德治天下，有德者居天下，这是一致的。二家的初衷虽然都希望尚贤、用德，平息社会纷争，但也无不包含着对东周以来统治无力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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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让说反映出改革三代以来家天下的政治体制的要求，主张有德者有天下，无德者失天下，推崇圣贤君王。暴虐无德者可诛可杀，有德圣主应以天下为重，无偏无私，不以天下为己有，选天下之能继任者而推举之。为了能使自己的学说行之于世，他们将眼光投到渺茫难知的远古时代，虚造出尧、舜、禹相互禅让的荒诞故事，以欺瞒世人，哄得人们相信，这便是后人所说的“托古改制”。

　　为了显得真实，他们笔下的远古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当然不能以神的面目和身份出现，而应是实实在在的有七情六欲的人，于是神话世界中的众天神纷纷改头换面，尽脱神气，衣冠楚楚地坐到人间帝王的宝座上了，黄帝再也没有了四张脸，也不再是神话中能统帅、驱使禽兽的善战英雄（注：见《列子·黄帝篇》。）。为配合禅让说，人们伪托编造了尧、舜之书《尧典》与《皋陶谟》等，在《尧典》之中，一切远古神话中的天神均变成了圣贤，屈身而为人臣，帝俊之妻生十日的羲和成了尧“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掌历之官，东海流波之山的神兽夔变成了尧的乐官，稷、契、皋陶、垂、益分别成了尧的农官、司徒、法官、掌管工巧之官和虞官，真是一时间人才济济，君圣臣贤，天下英才尽聚一堂。

　　可以改造的神性人物都被改造了，而另一大批不改造或无足轻重的大大小小的天神则统统被逐出正统的文化圈，连远古大神帝俊也没登上“大雅之堂”，其事迹只能在《山海经》这样的稗闻中才可见到。就这样，渺远悠长而又神奇妙幻的神话时代转换成了近在咫尺的可信历史，神话从此消失在了正统的文化圈内。

　　在这一时期的神话改塑运动中，人们突出地是对尧、舜、禹的大力宣扬和盛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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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尧、舜、禹的赞美归根到底是为了宣扬禅让说。其实，尧、舜、禹时代仍属中国的史前时期，来自东夷部族的舜断不会与崛起于中西部的禹是同族类，虚构出来的尧更不知来自何方，尧、舜、禹三人同属于黄帝之裔原本是后人的强拉硬扯。在原始社会里，为争夺领土和政权的血腥斗争鲜明地反映在远古神话中，我们绝对不能想象那个时代，一个部族首领会将权利、土地心甘情愿地拱手奉献给别的部族，仅此便可证所谓的禅让说的荒谬无稽。所以在先秦书籍中，往往可见尧、舜、禹等在争夺权利时所举起的血腥屠刀，《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韩非子·说疑》云：“舜逼尧，禹逼舜。”屈原《天问》云：“启代益作后……”。这些与儒墨诸子不同的说法，使我们依稀可见刀光剑影。

　　禅让说美则美矣，但终是幻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它始终只能以一种政治理想而存在，却于世无补。其结果只不过是使神话中的大神们进入了人王系统，直接导致了神话的历史化。

　　四、神话的整合——五帝系统的形成

　　在儒、墨诸家大倡禅让之说的同时，作为对这一道统观念的反动，原始的血统观念在学术界再次勃生，于是五帝系统便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了。在春秋战国之际，以血统观念为基础的五帝系统，与商人所笃信的单一血统传递信仰大不相类，而是通过对原始神话传说的重新整合、加工、编序而组成的一个全新、庞大的家族体系。

　　!

　　五帝系统的形成，不仅使原本纷乱无序的神话世界突然单一起来，也使得渺远的传说历史一下子与当代人拉近了很多，仿佛在向世人讲述着一个真实而并不遥远的家族史：从前有个家长，生下了几个孩子，这几个孩子分散于中国大地之上，繁衍着华夏子孙，子孙们轮流做家长，统帅这出自同一先祖的众人。不时有别的家族捣乱，但或被消灭，或被赶得远远的，或乖乖臣服。到今天，统治天下的依然是这一家族的后代。

　　检查春秋战国之际的资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整合过程。

　　在后天中国人的口语之中，谈及华夏民族悠远的历史而津津乐道的便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它包举了华夏民族自从有生民以来的全部神话传说时代。盘古开天神话自是晚出，“三皇”一语到战国末才出现，即使是“五帝”之说也是战国时代的产物。在战国初期以前，神话中是众帝林立，不限于五；典籍不载五帝之名，更不列五帝之序。直至战国中后期，“五帝”之名方见之于诸子之书，《荀子·大略》：“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管子·正世篇》：“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战国策·秦策一》：“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然时人虽喜称“五帝”，但于“五帝”的名字却各有出入，有较大的随意性。《荀子·大略》言五帝，而《议兵》却云：“是以尧伐＠⑤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二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以尧、舜、禹、汤合为四帝，不取黄帝诸人。《战国策·秦策一》在归结“五帝三王五伯”之前，叙云：“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⑤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绎其文意，当以神农、黄帝、尧、舜、禹为五帝，以汤、文王、武王为三王，以齐桓公为五霸之代表。《管子·正世篇》言五帝，而《侈靡篇》则云：“故书之帝八，神农不与，为其无位，不能相用。”又以古帝为八位，但只知无神农，却不知“八帝”分指哪八路尊神。从这些材料来看；就是在战国中期，“五帝”并不固定。徐旭生曾在他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说过：“更需要注意的是先有五帝的观念，以后才去找五位帝的名字来充实它。”（注：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04页。 ）此说指明了“五帝”说是逐次形成、固定的，非一人倡之而天下均应。但徐氏“五帝”名词在先之说也有可商榷之处，只能说在战国时代，各人有各人的“五帝”，并非是整齐划一的，直到战国末期的《五帝德》才作出取舍，最终确立五位古帝的名字。

　　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曰高阳。……帝喾，……玄嚣之孙，＠⑥极之子也，曰高辛。……帝尧……高辛之子也，曰放勋。……帝舜，＠⑥牛之孙，瞽瞍之子也，曰重华。

　　《帝系》又进一步更加明确地将五帝之间编好了世系，言喾、尧都是玄嚣一系的后裔。而颛顼、舜则是黄帝子昌意一系的后裔。于是便形成了这样一个五帝谱系：

　　┌昌意→颛顼→＠⑥牛→舜

　　黄帝→│

　　└玄嚣→＠⑥极→帝喾→尧

　　这一谱系的编构完成时间在战国后期，是春秋战国时代神话整合的结果，这个反映血统观念的历史化了的五帝系统，使上古始祖神兼天神双重身份的神话大神们完全丧失了神格与灵气，而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人间帝王。

　　在众多的远古神性英雄与始祖中，为什么单单选出这五位呢？徐旭生认为以上世俗的五帝“为齐鲁学者工作的结果”（注：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06页。）。此说颇有见地。但我们以为，除齐、 鲁学者为编造谱系的主力之外，也受当时的文化与政治形势所影响，因楚国的强大与楚文化向中原的传播，其祖先神颛顼也进入了这一五帝系统，但在上古神话中赫赫有名的炎帝却因其强大的后裔之国齐国为田姓所取代，却未进入五帝系统。原在东方的东夷集团中重要神性英雄太＠⑦、少昊也全被排斥在外，唯有殷周之祖帝俊以帝喾的化身被接纳。尧与舜在春秋时代已被儒、墨二家所推崇，至战国时更成为远古明主贤君之典范，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选取对象。

　　在东方学者编构五帝系统之时，远居西垂的秦人在其文化领域之中也慢慢地形成了另一五帝系统。秦人嬴姓，自以为出自东方少昊集团，所以《史记·封禅书》云秦襄公被封为诸侯之始，便“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⑧，祠白帝。”随后又祠青帝太＠⑦和炎帝、黄帝，从而奠定了少昊、炎帝、黄帝的牢固文化地位，至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所编的《吕氏春秋》中，补进了颛顼，从而凑成了与东方五帝系统相对应的另一帝系。《吕氏春秋·十二纪》云：

　　孟春之月，……其帝太＠⑦，其神勾芒。

　　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季夏之月，……其帝黄帝，其神后土。

　　孟秋之月，……其帝少昊，其神蓐收。

　　孟冬之月，……其帝颛顼，其神玄冥。

　　这一帝系应该受到了前一种东方五帝系的影响，所以在东方五帝中又选出了颛顼，且将五帝配五时，使已世俗化了的五帝又“神气”起来，并改变东方五帝的同一血统而成为分权而治的割据局面。

　　五、司马迁的选择——神话历史化的完成

　　战国时期东方世俗化的五帝系统，反映了人们对春秋以来诸侯纷争、四分五裂状况的不满，为了消除国与国之间的仇视与敌意，故而编造出以黄帝为宗祖的人类谱系，只不过是要说明：天下本是一家人。而秦人分而治之的五帝系统与这一宗旨完全背道而驰，不知是秦人故意唱对台戏，还是为消灭六国制造舆论，它虽然恢复了五帝的一些神格，但因原本便带有宗教色彩，所以并不应算作是对神话的复兴之举。尤其是在被五行化之后，也消失了神话的特质。

　　西汉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官，在其《史记》中，为“通古今之变”，历述远古至西汉的历史，著“十二本纪”，首篇便是“五帝本纪”，其所选择的便是《五帝德》所写定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一系统，将中国的文明时代直推至黄帝时期。在《五帝本记》中，司马迁杂取了《左传》《国语》《世本》等先秦著作提供的材料，但主要承袭《尚书）与《五帝德》《帝系》等，加上自己的合理创造，使得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的出身、业绩、家世等全面而清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宛然是真实而可信的历史。五帝的谱系大致如此：

　　┌玄嚣→＠⑥极→帝喾→挚、尧

　　黄帝→│

　　└昌意→颛顼→穷蝉→舜

　　《五帝本纪》的写成，将远古神话彻底地历史化，且不留一点神话传说的痕迹，肯定了中国的人类历史是由黄帝一脉相传的。五帝的承袭建立在血统观念基础上，但也有德行的选择，是血统与道统的融合。它确立了中华民族以黄帝为始祖的民族意识，集中反映了汉帝国大一统的文化心理，标志着中国古代神话历史化的完成。

词语：见闻

注音：jiàn wén　

释义：见到和听到的事：～广ㄧ增长～。

看到听到的情况

1 耳闻目睹。　晋 葛洪 《抱朴子·论仙》：“非得道者，安能见闻，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为训，故终不言其有焉。” 宋 张齐贤 《洛阳搢绅旧闻记·齐王张令公外传》：“今之所书，盖史传之外见闻遗事尔。”清 袁赋正《睢阳袁氏(袁可立)家谱·序言》：“其间不能无所漏误，直以见闻不及，文献无征，故耳其与木本水源之怀，若何愧怍。”瞿秋白 《饿乡纪程》二：“我单就见闻所及以至于亲自参与的 中国 垂死的家族制度之一种社会现象而论。”　

2 指看到和听到的事物。　《东观汉记·马严传》：“ 肃宗 初立，汲汲欲知下情引纳，敕 严 有所见闻辄言。” 清 方朝 《藐姑山》诗：“日月愁关锁，风雷乱见闻。”巴金 《军长的心》三：“等到他坐下以后，我便对他谈起这一天的见闻和印象来。”　

3 知识，经验。　清 黄宗羲 《再辞张郡侯修志书》：“不然，则见闻固陋。”《老残游记》第十回：“我们从小读诗，题目里就有《箜篌引》，却不知道是这个样子。请先生弹两声，以广见闻，何如？”陶曾佑 《论文学之势力及其关系》：“用之於不善，实足以灭国绝种，伏亿万里之病根，而荡佚意志，锢蔽见闻，淆混是非，销沉道德，又其微焉者也。”　

4 佛教语。谓目见佛，耳闻法。　唐 王维 《为舜闍黎谢御题大通大照和尚塔额表》：“见闻自在，不住无为。”

1 耳闻目睹。

晋 葛洪《抱朴子·论仙》：“非得道者，安能见闻，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为训，故终不言其有焉。” 宋 张齐贤 《洛阳搢绅旧闻记·齐王张令公外传》：“今之所书，盖史传之外见闻遗事尔。”清 袁赋正《睢阳袁氏(袁可立)家谱·序言》：“其间不能无所漏误，直以见闻不及，文献无征，故耳其与木本水源之怀，若何愧怍。”瞿秋白 《饿乡纪程》二：“我单就见闻所及以至于亲自参与的 中国 垂死的家族制度之一种社会现象而论。”

2 指看到和听到的事物。

《东观汉记·马严传》：“ 肃宗 初立，汲汲欲知下情引纳，敕 严 有所见闻辄言。” 清 方朝 《藐姑山》诗：“日月愁关锁，风雷乱见闻。”巴金 《军长的心》三：“等到他坐下以后，我便对他谈起这一天的见闻和印象来。”

3 知识，经验。

清 黄宗羲《再辞张郡侯修志书》：“不然，则见闻固陋。”《老残游记》第十回：“我们从小读诗，题目里就有《箜篌引》，却不知道是这个样子。请先生弹两声，以广见闻，何如？”陶曾佑 《论文学之势力及其关系》：“用之於不善，实足以灭国绝种，伏亿万里之病根，而荡佚意志，锢蔽见闻，淆混是非，销沉道德，又其微焉者也。”

4 佛教语。谓目见佛，耳闻法。

唐 王维 《为舜闍黎谢御题大通大照和尚塔额表》：“见闻自在，不住无为。”

中国古代神话的历史化轨迹2007年11月18日 星期日 23:24中国古代神话中反映了重血统观念的倾向，形成了一个个以自己祖先为中心的后裔圈，始祖神与天神合而为一，孕育着后天神话历史化的因子。至西周，周人对殷人的“帝子”观加以改造，创造出了“天命”观，将大部分干预现实生活的远古神圣们逐出神坛，代之以天德，将道统融入血统观念，形成了近人事而远鬼神的文化意识。春秋至战国的禅让说，将远古神话传说中的神话英雄变成了人间帝王。不可改造的神怪纷纷被淘汰，直接导致了神话历史化。降至战国，学者们对神话进一步整合，形成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一五帝系统，神话与历史完全接轨，汉人司马迁的《史记》选择了这种改塑，将五帝系统纳入正史范畴，宣告中国神话历史化的完成。

关 键 词中国古代神话/历史化/轨迹

责任编辑秋磊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号右加虎

＠②原字为疆去土

＠③原字为大左加百右加百

＠④原字为女右加原

＠⑤原字为马加灌右半部分

＠⑥原字为虫右加乔

＠⑦原字为白右加皋

＠⑧原字为田右加寺

大凡了解中国古代神话的人，无不感叹古老神话的散佚与消亡，而追本求源，多归因于儒者的改造和史家的史化，便将孔子与司马迁视为“操刀”人和中国神话的戳灭者，表象虽然如此，然此论实非公允。孔子尽管不语“怪、力、乱、神”，司马迁亦据神话传说作成“五帝本纪”，然而将神话纳归中国的历史系统，孔子非始作俑者，司马迁也非“罪魁”。正本清源，其来久远矣。中国的上古原始神话远没有形成统一的神系，始祖神兼天神的综合身份是古神话的一大特点，它包含着中国原始人类的“天人合一”、“人神合一”的古朴思维，也构成了中国神话历史化的一大契机。周人的天道观念，与《尚书》《左传》《国语》等典籍的历史化的记录，已慢慢地将神话、传说与历史融化为一体了。孔子、孟子、墨子诸人只不过是这场漫长的改塑运动中的推波者，而司马迁也仅仅是一个总结人物而已。

中国古代神话的历史化进程经历了自西周到西汉前后一千余年的漫长历史，集中地反映了华夏民族意识的形成过程，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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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神兼始祖神——原始血统观念

在远自一百七十万年前，或许更早时期，我们的祖先们已作为“人”的身份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经过漫长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而逐次开启文明之光。在那茫茫的洪荒时期，一支支原始先民生活、奋斗在各自的地域之中，本是互不相干的，他们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代代传诵着自己的故事和氏族或部落英雄先祖们的业绩，虽然，在日后的部族征服、融合、移徙过程当中，这些远古的故事被改造、淡忘，或产生部族之间传说的交融，但他们却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各自的先祖，并以独特的方式排列着以一个祖先为中心的后裔圈。先祖的事迹也浓缩着一个部族的故事，也就是那古老的神话传说。正是依靠这些原始神话，我们依稀可辨各个不同氏族的来源与彼此的血缘关系。

对血统观念的执著记忆，构成了中国古老神话的独特风格，使中国的古代神话中，始祖神与天神合而为一，人格与神格合而为一。由于氏族、部族之众多，致使各个部族都产生了各自的始祖神与中心神。于是在中国原始神话系统中，我们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一个能统率神话传说中所有众神的至上神来，所以绝不能写出如“希腊神话传说”那样的完整神话故事，这是先天的，而非文明时代的人们用笔墨可以弥补的。

翻开保存原始神话最丰富的《山海经》，我们在“海经”与“荒经”中，仿佛看到了一部古老神系家谱的档案，它记录着一条条血统相传的部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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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俊生禺＠①，禺＠①生*梁。*梁生番禹，是始为舟。番禹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海内经》）

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大荒东经》）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壤，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洪水滔天。（《海内经》）

黄帝娶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海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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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肉食。（《大荒北经》）

帝舜生戏，戏生摇民。（《大荒东经》）

如此之类，俯拾皆是，不可一一赘举。有些氏族虽因种种原因而迁徙，且姓氏不同，但他们却能记住自己共同的祖先和部族的大神，因为这种血统观念，使原始神话中始祖神也兼有天神身份，所以帝俊、黄帝、炎帝等既是天神，也是始祖神。这种以血统观念为核心的“根”的意识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它不仅影响着三千多年的史官文化，也影响着传统政治观念和宗法制度。

各个部族在史前时代的杀伐中，终于冲出了一支强劲的夏部族，建立起了中国大地上第一个“国家”，以同一血统的代代相传，维系了几百年的“家天下”。殷灭夏而代之，易其制，奴其人，但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夏的血统传递制度。在灭夏代政之后，这一来自东方部族的民族俨然以“优等”人自居，将自己的祖先推上至上神的地位，而在历代君主名字前均冠以“帝”字，视为天地间的活生生的神灵。《尚书·盘庚》云：“予念我先神后之劳尔先”。将自己的先祖视为神后。又云：“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上帝”即其祖先，将保佑殷民族恢复其“高祖”的品格与能力，使殷王室重新获得战无不胜的力量。可见在殷人眼中，天神即为其始祖神，所以在甲骨卜辞中，出现高祖俊，而俊则是神话传说中的天神。正因这种血统意识，殷人自以为有天神（始祖）的保护，才有恃无恐，当西伯文王大肆扩张领土而威胁殷人利益时，纣王却毫不畏惧，声称“我生不有命在天！”（注：《尚书·西伯戡黎》。）相信自己的先祖——上帝是万万不会帮助别人的。

二、周人的天道观——道统对血统的补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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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人所恃之天神上帝并没有使殷人国祚永存，周人最终将“帝子”翦取而代之。建立政权的周人对殷人自命为帝子之说十分不服气，也无法接受，所以便创造出“天命”观，对“帝子”说加以改造。在周人的文献之中，虽有时也杂用“帝”字，但多数则称“天”字。对此，刘起＠②先生曾做过一个统计，云：《周书》诸诰，包括五诰及《梓材》《君＠③》《多士》《多方》等篇，共用“天”字112次， 但也同时用“帝”字25次；《周易》卜辞用“天”字17次，用帝字1次； 《诗》中神意之“天”用106次，“帝”字用38次； 而金文中亦“天”字多于“帝”字。（注：《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61—262页。）

从统计数据来看，周人用“天”字远远比用“帝”字多。与殷人在甲骨文中唯有“帝”字为至上神相比，乃一大转变。

周人以“天”代“帝”的改造，实为中国古代神话历史化的又一大契机。在起初，周人虽也曾追述自己的先祖后稷是姜＠④“履帝武敏”所生（注：《诗经·大雅·生民》。），也曾说“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注：《诗经·大雅·文王》。）但是在后天的有意改造中，殷人的“上帝”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了，而虚幻的“天命”却进入了周人的文化系统之中，在这里，我们见不到神格英雄，远古的部族始祖神（包括后稷）从头到脚地变成了有血有肉、有德有行的人化始祖，仅仅保留了一点点感生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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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的“天德”观念不仅使远古神话从形式到内容发生蜕变，而且在殷人的血统观念基础上补充了道德观念，影响了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和史官心理，也是春秋战国之际神话的文化改塑运动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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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以独具之慧眼透视殷周的文化差别，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鬼，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注：《礼记·表记》。）可谓一语破的。由尊神事鬼到近人而远神，是对人文精神的弘扬，却是神话末途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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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禅让说产生——诸神退位

西周的相对安定稳固并没有像周之先人们所设想的那样长久，后嗣之主也没有秉承先祖近人尚德之古训。文、武二王与周公仗钺征伐天下的余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荡然无存，五霸代起，诸侯相争，复使周主名存而实亡。于是在周人天德观念的土壤中滋生出了“禅让说”的思想，从而引起了春秋战国之际的神话大改塑运动。

“禅让说”的鼓吹者当推儒、墨二家，其思想基础当是“尚贤”论。二家“尚贤”观虽有质的差别，但推崇以德治天下，有德者居天下，这是一致的。二家的初衷虽然都希望尚贤、用德，平息社会纷争，但也无不包含着对东周以来统治无力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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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让说反映出改革三代以来家天下的政治体制的要求，主张有德者有天下，无德者失天下，推崇圣贤君王。暴虐无德者可诛可杀，有德圣主应以天下为重，无偏无私，不以天下为己有，选天下之能继任者而推举之。为了能使自己的学说行之于世，他们将眼光投到渺茫难知的远古时代，虚造出尧、舜、禹相互禅让的荒诞故事，以欺瞒世人，哄得人们相信，这便是后人所说的“托古改制”。

为了显得真实，他们笔下的远古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当然不能以神的面目和身份出现，而应是实实在在的有七情六欲的人，于是神话世界中的众天神纷纷改头换面，尽脱神气，衣冠楚楚地坐到人间帝王的宝座上了，黄帝再也没有了四张脸，也不再是神话中能统帅、驱使禽兽的善战英雄（注：见《列子·黄帝篇》。）。为配合禅让说，人们伪托编造了尧、舜之书《尧典》与《皋陶谟》等，在《尧典》之中，一切远古神话中的天神均变成了圣贤，屈身而为人臣，帝俊之妻生十日的羲和成了尧“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掌历之官，东海流波之山的神兽夔变成了尧的乐官，稷、契、皋陶、垂、益分别成了尧的农官、司徒、法官、掌管工巧之官和虞官，真是一时间人才济济，君圣臣贤，天下英才尽聚一堂。

可以改造的神性人物都被改造了，而另一大批不改造或无足轻重的大大小小的天神则统统被逐出正统的文化圈，连远古大神帝俊也没登上“大雅之堂”，其事迹只能在《山海经》这样的稗闻中才可见到。就这样，渺远悠长而又神奇妙幻的神话时代转换成了近在咫尺的可信历史，神话从此消失在了正统的文化圈内。

在这一时期的神话改塑运动中，人们突出地是对尧、舜、禹的大力宣扬和盛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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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尧、舜、禹的赞美归根到底是为了宣扬禅让说。其实，尧、舜、禹时代仍属中国的史前时期，来自东夷部族的舜断不会与崛起于中西部的禹是同族类，虚构出来的尧更不知来自何方，尧、舜、禹三人同属于黄帝之裔原本是后人的强拉硬扯。在原始社会里，为争夺领土和政权的血腥斗争鲜明地反映在远古神话中，我们绝对不能想象那个时代，一个部族首领会将权利、土地心甘情愿地拱手奉献给别的部族，仅此便可证所谓的禅让说的荒谬无稽。所以在先秦书籍中，往往可见尧、舜、禹等在争夺权利时所举起的血腥屠刀，《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韩非子·说疑》云：“舜逼尧，禹逼舜。”屈原《天问》云：“启代益作后……”。这些与儒墨诸子不同的说法，使我们依稀可见刀光剑影。

禅让说美则美矣，但终是幻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它始终只能以一种政治理想而存在，却于世无补。其结果只不过是使神话中的大神们进入了人王系统，直接导致了神话的历史化。

四、神话的整合——五帝系统的形成

在儒、墨诸家大倡禅让之说的同时，作为对这一道统观念的反动，原始的血统观念在学术界再次勃生，于是五帝系统便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了。在春秋战国之际，以血统观念为基础的五帝系统，与商人所笃信的单一血统传递信仰大不相类，而是通过对原始神话传说的重新整合、加工、编序而组成的一个全新、庞大的家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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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系统的形成，不仅使原本纷乱无序的神话世界突然单一起来，也使得渺远的传说历史一下子与当代人拉近了很多，仿佛在向世人讲述着一个真实而并不遥远的家族史：从前有个家长，生下了几个孩子，这几个孩子分散于中国大地之上，繁衍着华夏子孙，子孙们轮流做家长，统帅这出自同一先祖的众人。不时有别的家族捣乱，但或被消灭，或被赶得远远的，或乖乖臣服。到今天，统治天下的依然是这一家族的后代。

检查春秋战国之际的资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整合过程。

在后天中国人的口语之中，谈及华夏民族悠远的历史而津津乐道的便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它包举了华夏民族自从有生民以来的全部神话传说时代。盘古开天神话自是晚出，“三皇”一语到战国末才出现，即使是“五帝”之说也是战国时代的产物。在战国初期以前，神话中是众帝林立，不限于五；典籍不载五帝之名，更不列五帝之序。直至战国中后期，“五帝”之名方见之于诸子之书，《荀子·大略》：“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管子·正世篇》：“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战国策·秦策一》：“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然时人虽喜称“五帝”，但于“五帝”的名字却各有出入，有较大的随意性。《荀子·大略》言五帝，而《议兵》却云：“是以尧伐＠⑤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二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以尧、舜、禹、汤合为四帝，不取黄帝诸人。《战国策·秦策一》在归结“五帝三王五伯”之前，叙云：“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⑤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绎其文意，当以神农、黄帝、尧、舜、禹为五帝，以汤、文王、武王为三王，以齐桓公为五霸之代表。《管子·正世篇》言五帝，而《侈靡篇》则云：“故书之帝八，神农不与，为其无位，不能相用。”又以古帝为八位，但只知无神农，却不知“八帝”分指哪八路尊神。从这些材料来看；就是在战国中期，“五帝”并不固定。徐旭生曾在他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说过：“更需要注意的是先有五帝的观念，以后才去找五位帝的名字来充实它。”（注：文物，1985年，第204页。 ）此说指明了“五帝”说是逐次形成、固定的，非一人倡之而天下均应。但徐氏“五帝”名词在先之说也有可商榷之处，只能说在战国时代，各人有各人的“五帝”，并非是整齐划一的，直到战国末期的《五帝德》才作出取舍，最终确立五位古帝的名字。

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曰高阳。……帝喾，……玄嚣之孙，＠⑥极之子也，曰高辛。……帝尧……高辛之子也，曰放勋。……帝舜，＠⑥牛之孙，瞽瞍之子也，曰重华。

《帝系》又进一步更加明确地将五帝之间编好了世系，言喾、尧都是玄嚣一系的后裔。而颛顼、舜则是黄帝子昌意一系的后裔。于是便形成了这样一个五帝谱系：

┌昌意→颛顼→＠⑥牛→舜

黄帝→│

└玄嚣→＠⑥极→帝喾→尧

这一谱系的编构完成时间在战国后期，是春秋战国时代神话整合的结果，这个反映血统观念的历史化了的五帝系统，使上古始祖神兼天神双重身份的神话大神们完全丧失了神格与灵气，而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人间帝王。

在众多的远古神性英雄与始祖中，为什么单单选出这五位呢？徐旭生认为以上世俗的五帝“为齐鲁学者工作的结果”（注：文物，1985年，第206页。）。此说颇有见地。但我们以为，除齐、 鲁学者为编造谱系的主力之外，也受当时的文化与政治形势所影响，因楚国的强大与楚文化向中原的传播，其祖先神颛顼也进入了这一五帝系统，但在上古神话中赫赫有名的炎帝却因其强大的后裔之国齐国为田姓所取代，却未进入五帝系统。原在东方的东夷集团中重要神性英雄太＠⑦、少昊也全被排斥在外，唯有殷周之祖帝俊以帝喾的化身被接纳。尧与舜在春秋时代已被儒、墨二家所推崇，至战国时更成为远古明主贤君之典范，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选取对象。

在东方学者编构五帝系统之时，远居西垂的秦人在其文化领域之中也慢慢地形成了另一五帝系统。秦人嬴姓，自以为出自东方少昊集团，所以《史记·封禅书》云秦襄公被封为诸侯之始，便“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⑧，祠白帝。”随后又祠青帝太＠⑦和炎帝、黄帝，从而奠定了少昊、炎帝、黄帝的牢固文化地位，至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所编的《吕氏春秋》中，补进了颛顼，从而凑成了与东方五帝系统相对应的另一帝系。《吕氏春秋·十二纪》云：

孟春之月，……其帝太＠⑦，其神勾芒。

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季夏之月，……其帝黄帝，其神后土。

孟秋之月，……其帝少昊，其神蓐收。

孟冬之月，……其帝颛顼，其神玄冥。

这一帝系应该受到了前一种东方五帝系的影响，所以在东方五帝中又选出了颛顼，且将五帝配五时，使已世俗化了的五帝又“神气”起来，并改变东方五帝的同一血统而成为分权而治的割据局面。

五、司马迁的选择——神话历史化的完成

战国时期东方世俗化的五帝系统，反映了人们对春秋以来诸侯纷争、四分五裂状况的不满，为了消除国与国之间的仇视与敌意，故而编造出以黄帝为宗祖的人类谱系，只不过是要说明：天下本是一家人。而秦人分而治之的五帝系统与这一宗旨完全背道而驰，不知是秦人故意唱对台戏，还是为消灭六国制造舆论，它虽然恢复了五帝的一些神格，但因原本便带有宗教色彩，所以并不应算作是对神话的复兴之举。尤其是在被五行化之后，也消失了神话的特质。

西汉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官，在其《史记》中，为“通古今之变”，历述远古至西汉的历史，著“十二本纪”，首篇便是“五帝本纪”，其所选择的便是《五帝德》所写定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一系统，将中国的文明时代直推至黄帝时期。在《五帝本记》中，司马迁杂取了《左传》《国语》《世本》等先秦著作提供的材料，但主要承袭《尚书）与《五帝德》《帝系》等，加上自己的合理创造，使得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的出身、业绩、家世等全面而清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宛然是真实而可信的历史。五帝的谱系大致如此：

┌玄嚣→＠⑥极→帝喾→挚、尧

黄帝→│

└昌意→颛顼→穷蝉→舜

《五帝本纪》的写成，将远古神话彻底地历史化，且不留一点神话传说的痕迹，肯定了中国的人类历史是由黄帝一脉相传的。五帝的承袭建立在血统观念基础上，但也有德行的选择，是血统与道统的融合。它确立了中华民族以黄帝为始祖的民族意识，集中反映了汉帝国大一统的文化心理，标志着中国古代神话历史化的完成。

孔门弟子的分裂是孔子去世之后的事。在孔子生前，孔门弟子虽然相互之间也存在不少的介蒂和矛盾，但或许因为孔子个人人格的感召力，孔门弟子相对说来还是一个比较团结的利益集团。顾颉刚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中说：“孔子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有宗旨的人，有热诚的人，所以众望所归大家希望他成为一个圣人，好施行他的教化来救济天下。在孔子成名以前原已有过许多民众的中心人物，如宋国的子罕，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齐国的晏婴，卫国的遽伯玉都是。但是他们一生做官，没有余力来教诲弟子。惟有孔子，因为他一生不曾得大志，他收的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传，所以他的人格格外伟大。自孔子殃后，他的弟子再收弟子，蔚成一种极大的势力，号为儒家。”于此可知，孔门势力之强大，除了客观环境使然外，实与孔子的个人人格有着莫大的关系。

孔子毕生有心为政而不果，只好广收门徒从事教育，正是他们如众星拱月般地推崇孔子，也正是他们一传再传彰扬光大孔子的学说。可以设想，假如孔子没有这些忠实的弟子，他个人或许依然可以成为圣人，但其学说则未必能如后来那样流传久远与广大。

当然，这数千名弟子并不是同时师事孔子，否则按当时的物质条件去推想，这些人的饮食起居似乎都将成为重大问题。真实的情况可能是，这些弟子在孔子生命的不同阶段师事孔子，早期弟子与晚期弟子或许不曾接触或不曾谋面。而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所受到孔子的影响，当然也应该随着孔子思想境界的演进而有所不同，或各有所长。按照孔子晚年的自我评价，在他这些及门弟子中，如若粗略分类，大概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状况，一是在德行方面表现出众的，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二是在政事方面颇为出众的，有冉有、季路；三是在言语方面成就出众的，如宰我、子贡；四是在文学方面可堪造就并有突出成绩的，有子游、子夏。至于其他一些颇负盛名的弟子，孔子的评价是："师(子张）也辟，参(曾参）也鲁，柴也愚，由(子路）也 ，回(颜回）也屡空。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看来都是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

或许因为孔子对这些及门弟子出众者有真切的认识和了解，故而孔子在对他们的教育与训练中，便格外注意因材施教，注意培养学有专长、术有专精的专门人才。他说："中上之人，可以语上；中人之下，不可以语上也。"因此，我们从现有文献中不难发现，孔子就同一问题，在不同场合，或因面对的对象不同而解释与回答的侧重点一般也就不同。这样一来，不仅孔子的教育方法颇富个性与特色，而且对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来说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也就是说，孔门弟子之所以学有专长、术有专攻，除了他们的天赋、个性等原因外，也与孔子的因材施教、分别培养密切相关。更进一步说，孔门后学在学术上的分野与分化，除了外界环境使然外，恐怕也与孔子的这一教育方法有或多或少的关联。

这样说，是否意味着孔子在教学内容上对弟子们分别对待，或有高低不同的差别呢其实，根据比较可信的记载，孔子整理的那些经典主要是用来教授弟子的，弟子们所凭借的"课本"恐怕都是经孔子删定的那些文献，《孔子世家》说quot;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齐、战、疾。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凡此种种，都可证明孔子在对弟子们进行因材施教的同时，依然有着共同的原则和教学内容。换言之，孔子在对弟子进行教育时，一方面遵循某些共同的原则和价值准则，从而使这些弟子具有共同的信仰和价值标准，而这些信仰与标准便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孔学传人和成就早期儒家集团的内在原因；另一方面，孔子格外注意弟子们的个性与天赋，在进行共同教育的同时，似乎也根据弟子们的不同情况而有所区别对待。

基于后一个考虑，我们看到孔门弟子在孔子生前虽不曾另立门户，但事实上这些及门弟子由于学有所长、术有专攻，这便为儒家的后来发展与分化埋了了伏笔。陶潜《圣贤群辅录》说，颜氏传《诗》，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疏通致远之儒；公孙氏传《易》，为洁静精微之儒。这种详尽而明白的说法虽然晚出，并不具有可靠的史料价值，当然不必尽信。但揆诸情理，我们应该相信孔子的及门弟子之所谓学有专精；恐怕正是指他们各人守一个或几个学术领域，从事某一项或几项专门研究。刘师培《经学教科书》据秦汉时的文献分析孔门情况说：孔子弟子三千人，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故曾子作《孝经》以记孔子论孝之言；子夏诸人复荟萃孔子绪言纂为《论语》，而六经之学亦各有专书，《易经》由孔子授商矍，再传而为子弓，复三传而为田何；《书经》之学由孔子授漆雕开，然师说无传，惟孔氏世传其书，九传而至孔鲋；《诗经》之学由孔子授子夏，六传而至荀卿。《春秋》之学自左丘明作传，六传而至荀卿。《公羊》、《觳梁》二传成为子夏所传，一出于夏授公羊高，一出于夏授觳梁赤。

《礼》、《乐》三经，孔门弟子传其学者尤多，如子夏、子贡等皆深于《乐》，曾子、子游、孺悲皆深于《礼》，六国之时传《礼经》者复有公孙尼子、五史氏诸人，而孔门弟子复为《礼经》作记(如子夏作《丧服记》)，又杂采古代记礼之书以及孔子论礼之言，依类排列，荟萃成书(即今《大戴礼记》、《小戴礼记》)；而子思作《中庸》，七十子之徒作《大学》；又有子夏之徒赓续《尔雅》，以释六经之言。刘师培的这些排比，虽然于细节也不可尽信，但它足以说明儒学在后来的发展与分化决不是偶然的，就其学术渊源而言，实得力于孔子的因材施教以及孔门弟子的学有所长、术有专精。

如前所述，由孔子弟子的基本状况已可看到儒学必然分化的端倪。但这种分化毕竟是孔子去世之后的事。公元前479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夏历二月十一日，孔子终于走完七十三年的坎坷道路，溘然长逝。据《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葬于鲁城北泅上，弟子皆服丧三年。叉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唯子赣(贡)庐于家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家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词孔子家，而诸儒亦讲礼乡饮于孔子家。显而易见，孔门弟子虽然学有不同，但他们出于对孔子的同样尊敬，估计他们在为孔子眼三年之丧，守三年心表的时候，可能尚未发生别立门户等分化现象。

孔门后学的分化大概发生在弟子们为孔子眼三年之丧结束的时候或之后。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孔门弟子为孔子服丧三年的时候，"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然后归。子贡返，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并要求曾子同意。而曾子坚决反对。他说，"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

本来，按照孔子生前形成的基本格局，在孔子死后，孔门弟子作为一种利益集团或学术团体，似不必也不会发生太大的分裂。子贡即使没有担当孔门领袖的资格和能耐，但他毕竟是孔子晚年最得意的门生，二者之间的深厚情意似乎也有助于子贡在孔子死后团结维系孔门弟子。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quot;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妆来何其晚也”显然，孔子对子贡寄予相当的期望。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原因以及子贡超越其他弟子的治事能力，我们看到，在孔子死后，孔子的丧葬之事似乎也由子贡主持和料理。他不仅出面批评鲁哀公为孔子致悼词并不合乎情理，以为生不能用，死而悼之，非礼也；称一人，非名也。而且筑室于场，为孔子守六年之丧。因此，当其他弟子守丧三年治任将归之时，皆大揖于子贡，相向而哭。于此我们感到，尽管子贡没有名正言顺地举起孔门"帅旗"，但其在孔门弟子中的突出地位似乎也已基本确定。

然而出人预料的是，当子贡的地位逐渐确立，孔门之内并没有发生太大问题的时候，子夏、子张、子游等人却以有若的外在形象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显而易见，这是一场不动声色的政变，他们期望以有若来取代于贡将要获得的盟主地位。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这样做呢欲明白个中的奥秘，至少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子贡方面说，由于其"利口巧辩"，性格使然，"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恶"，似乎在某种场合得罪过子夏等人。尤其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当子贡的地位在孔子死后逐步上升的过程中，子贡过于忽略子夏等人的存在，似乎遇事并不愿意与子夏等人商量，因而引起子夏等人的反感，遂欲以有若取代子贡。另一方面，如果从子夏等人的立场来观察，他们对有若的推举，除了出于对子贡的反感外，似乎也与孔门弟子的凝聚力日趋削弱有关，因而他们才推quot;似圣人"的有若作为"盟主"，以期重振孔门声威。

子夏、子游、子张等人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曾子的响应和支持。其中的原因，除了前述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外，似乎也和曾子与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我们知道，曾子虽是孔门弟子中谨遵师说的忠诚弟子，但他和子张、子夏等人并不是关系非常密切。《论语·子张》记曾子日："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表面上对子张似乎很推崇，但实际上也不无贬损之意。至于对子夏，《札记·檀弓》、《论衡·祸虚》都曾记载曾子指责子夏的事：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无罪也吾与汝事夫子于诛泗之间，退而老于西阿之上，使西阿之民疑妆于夫子，尔罪一也；丧而亲，使岛未有异闻，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日妆何无罪欤”？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以久矣！"曾子的这段指责虽然晚出，但他们之间缺少共同的信念和人生原则，似为事实。那么又怎能指望曾子赞同子夏的主张，推举有若为孔门盟主呢更何况有若无论如何貌似孔子，但其思想见解、人格修养都不可能真正与孔子相比。

有若没有成为孔门弟子的新领袖，曾子由于天生具有一种战战兢兢严守孔门遗视而绝不自标宗旨的人生态度，故而曾子既无能力，也无兴趣成为孔门弟子的新领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曾子反对子夏等人推举有若的建议时，孔门弟子的分裂便已从一种潜在的危险而表面化，弟子中的强者实际上都各奔东西，自谋前程，自立门户去了。

其实，如果从学术史的观点看，孔门弟子在孔子之后发生分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大凡显赫一时的思想家在其身后莫不如此，因为思想的解说原本没有固定的模式，思想的继承更取决于后来者所处时代的需要以及继承者各人的才学识德等方面的主客观因素。更何况孔子教人因材施教，并没有统一的解说和范式呢因此，孔门弟子在孔子之后的分化不仅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文化现象，而且是学术史上的必然趋势。

至于孔门弟子的实际分化情况，《韩非子·显学篇》有一个大概的描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民之儒，有孟民之儒，有漆雕民之儒，有仲良民之儒，有孙民之儒，有东正民之儒。臼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民之墨，有相夫民之墨，有邓陵民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入，墨离为二，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显然，这里的儒学八派已不仅指孔子的及门弟子，而且应该包括韩非所处的时代即战国时期的儒学情况。因此，儒家八派的那些弟子们我们暂且勿论，还是让我们先看看那些及问弟子在孔子之后的分化情况。

在孔问及问弟子中，应该有所作为的子贡原本以"言语"著称，似乎在学术见解、思想见识方面也应该能有所作为。但是，可能由于发生前述的那些不偷快事件，子贡在为孔子守了六年丧礼之后便基本上与孔门弟子失去联系，而投身于实际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之中，并没有在学术上作出什么突出的贡献。

有可能在思想文化方面作出贡献且未被归大儒家八派的还有曾子、有子、子游、子夏等。曾子为孔子的晚年弟子，相传他的天赋并不高，经常受到孔子的批评。但他格外注意道德修养，坚持"吾日三省吾身"，终于成为孔门弟子中除颜回之外最重要的道德楷模。在孔子去世之后，曾子先是反对子夏等人推举有若作领袖的企图，继则可能聚徒讲学，从事著述，从孝道、伦理道德方面阐释和宣传孔子的遗说。《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有《曾子》十八篇，王应麋《汉志考证》称："《隋志》、《唐志》二卷，参与弟子公明仪、乐正子春、单居离、曾元、曾华之徒论立身孝行之要，天地万物之理。"今存十篇，收入《大戴礼记》。其学术要旨只是阐发儒家关于孝的观念，以孝为人生哲学的第一义，是"天地之大经"，是"众之本教"等等。在思想倾向方面，似已偏离孔子的路线，当然也更合乎曾子"战战兢兢"的本然性格。

有子也是孔子的晚年弟子，荀子在《解蔽》中说，"有子恶卧而淬掌，可谓能自忍矣。"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勤勉与好学，使他颇得孔子的赏识与喜爱，不时受到孔子的夸奖。在学术见解上，有子也大体继承了孔子的学说，重视孝悌道德，主张和为贵，强调以礼为本。《论语·学而》记载，有子曰quot;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钦。"虽不若曾子极端重视孝道，但也强调孝悌是仁的基础。他还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还强调，"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固不失其亲，亦可亲也。"由此可见，有若不仅在相貌上关于孔子，其见解似亦得孔子真传。有子后来的情况史枫有问，不得而知。但最可能的情况是承袭孔子的遗教，聚徒讲学。只是由于经过同门弟子的打击，其学难以显赫而已。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他日，弟子进问曰：‘昔大子当行，使弟子执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寓于毕，傅涝陀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翟年长元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翟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翟年四十后当有五仗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如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有子经此打击，其后当然声望不显，恐也难创造什么宗派了。子游，胜言名偃，字子游。据说少孔子四十八岁，但由于勤奋好学，深得孔子的赏识，被孔子列为文学第一，对古典文献及礼乐教化似乎深有研究，与子夏齐名，故而应对孔子学说的发展与传播作过相当的贡献。《孟子·公孙丑上》记载，"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可见子游的名声、贡献实不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