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史记》与《汉书》

第一节 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

1、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写作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在他手里完成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与当时时代和个人的经历等主客观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首先，得益于家庭影响。他父亲司马谈向当时天文、易学、道论的专家学习过，曾写过《论六家要旨》的论文。司马迁深受这个学术空气浓厚家庭的熏陶，幼年时除参加部分劳动外，即开始学习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武帝即位后，司马谈被任为太史令，举家迁居长安，他又学习“古文”（即秦以前的文字），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知识准备对于写作《史记》十分重要。

其次，司马迁进行了大量的录访搜集阅读考订史料的工作，对社会政治事件有亲身的体会和实感。二十岁时有过一段漫游大江南北的壮举，在漫游中已开始注意寻访历史遗迹，搜集人物的传闻。例如到淮阴，搜集有关韩信的传说；到沛县、丰县一带，搜集了刘邦及曹参、萧何等人的史料；到河南开封考察了夷门监侯赢供职的地方，弄清所谓夷门即大梁（今开封）的东门等等。

漫游后仕为郎中，侍从武帝巡狩、封禅，使他接触了更多的祖国山川，目睹封建王朝的礼仪典礼，还曾参加武帝亲自带头的堵黄河决口的壮举，获得写河渠书的第一手资料。他又曾奉使西南夷，接触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对于写作《西南夷列传》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司马谈病逝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有条件接触“金匮石室之书”，即皇家所藏的书史及档案。

第三，时代思潮的影响。武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儒家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孔子个人就在鲁史的基础上编修了《春秋》，寓议论于史事之中。这对司马迁颇有影响，司马迁将写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相比。

同时，这与司马迁的要求也不无关系。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随武帝封泰山，因病滞留洛阳，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归来要向武帝述职。赶到洛阳时，见到垂危父亲，父亲谆谆嘱托要他完成自己著述史书而未能完成的事业，司马迁在父亲面前作了保证。司马迁从此把著述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蒙挫受折坚持不懈。

大概在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主持了改历工作以后就开始写作《史记》，这年他四十二岁。至天汉二年（前99年），他为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汉武帝，竟被处以宫刑。此后他隐忍苟活，发愤著述，为了完成《史记》的创作而顽强奋斗，大约到太始四年（前93年）基本成书。再后的情况无史料可考，据推测可能卒于武帝末年。

2、《史记》体例

史记》是一部通史，上起黄帝下至武帝，记述了三千年的历史发展情况。它开创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体裁，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八书、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记帝王之事，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政迹，一般采用编年的写法；“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人物的传记，其中还记述了国外和国内少数发展的发展历史。

3、《史记》的人民性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饱蘸了感情，表现出鲜明的倾向。对于最高统治者的残忍、欺诈、虚伪等丑恶的本质，总是通过一定方式加以揭露。如刘邦是汉代的开国君主，司马迁在肯定他推翻暴秦结束楚汉战争的战乱，统一国家的业绩外，也在有关人物的传记中将刘邦身上不光彩的阴暗东西暴露无遗。如在《项羽本纪》中通过两人在斗争中的各自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邦与项羽的作战，没有不失败的，他显得是那样的怯懦、猥琐和无能。在《留侯世家》等传记中写了他的贪财好色，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里写了他的猜忌杀害功臣的残忍本性。即使本朝的皇帝他也没有讳忌，如揭露武帝信用酷吏残害人民、愚蠢地迷信神仙言士等。

对官僚集团、贵族阶级的尔虞我诈，以势相倾的种种实情，描写得入木三分。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窦婴与田蚡的种种矛盾明争暗斗，揭露了这一阶级的世态炎凉和他们的阴暗心理。由于司马迁的《史记》敢于面对现实，无情地暴露统治阶级的本质，赢得了“实录”的称誉。

司马迁将人民聚众反抗放在酷吏残酷压迫的背景上来表现，承认其合理性、正义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局限。对于我国第一次农民起义——陈涉起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热情的赞颂，对于陈涉的失败，司马迁也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对于项羽为推翻暴秦作出的巨大贡献，司马迁加以讴歌，对他的暴虐和杀戮无辜则给予了批判。

司马迁肯定英雄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隐约认识到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对于推动历史的促进作用。《史记》中为工商业者、医生、侠客、儒生、辩士都立了传，承认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司马迁对触犯封建阶级法律的游侠是肯定的，因为象朱家、郭解那样的游侠“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当时成为抑制豪强拯民危难的一种社会力量。记叙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司马迁也以他们对民众的态度去衡量，李广将军获得了司马迁的赞颂，赞颂的基点就是放在他的爱兵如子上。

《史记》中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如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风亮节，廉颇为了赵国利益勇于改过，都获得了司马迁的热情讴歌。这些形象到今天都还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教材。

4、《史记》人物描写的艺术手法

1）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通过他们各自的行动显示性格特征。如《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是消灭秦帝国后起义军中两个集团的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在刀光剑影中纠集着项羽集团和刘邦集团的矛盾，项羽集团内部主战、主和派的斗争，项羽是这些矛盾的结集点。从项羽对种种矛盾的处置，显示出他的幼稚、仁慈、坦率种种心理因素，而刘邦在这一场面中也显示了他的灵活、狡诈的性格特点。《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庭辩”一节，田蚡、窦婴双方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朝中的大臣在这一矛盾冲突中每人作了表演：韩安国世故圆滑，既说窦婴对，又肯定田蚡，将矛盾上交，“唯明主裁之”；郑当时开始说窦婴有理，后又不敢坚持。笔墨不多，却勾划出官僚们的面貌。

2）司马迁也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如写石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通过这一小事，石庆的谨小慎微的性格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心情，跃然纸上。

3）多角度地烘托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如对信陵君的刻画，作者重点写了他亲迎侯生的面，通过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就是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态度，突出信陵君谦恭下士的性格特点。

4）通过人物的对话、独白，成功地显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声音笑貌。如写刘邦和项羽都见过秦始皇的出行，项羽在观秦始皇渡浙江时，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显示出他的雄心勃勃，又看出他的无所顾忌、心口如一的坦率性格；而当刘邦在咸阳见到秦始皇出行场面时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垂涎于至尊之位的心思也揭示无遗。在《张丞相列传》中以“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将周昌口吃的样子写得惟妙惟肖。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为避免重复，经常使用“互见法”。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达到了性格的完整化。

第二节 班固与《汉书》

一、《汉书》体例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起汉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专记西汉一代的历史。他的体例基本承袭《汉书》，仅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共计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一百篇。

二、《汉书》成书经过

班固的父亲班彪，曾续《史记》成《史记后传》若干篇；班固于明帝永平元年（58）在父亲著作的基础上开始撰定《汉书》，五年后被人告发，以私改国史罪被捕入狱，得弟班超营救，明帝亲阅所写传记，不仅没有处分，反而供职兰台，敕令修史；至章帝建初七年（82）基本完成，前后经历了二十八年。一部分“志”、“表”，还是在他死后由妹班昭及马续续补完成的。

三、《汉书》与《史记》的比较

《汉书》以史家之笔，记录西汉一代的历史，对汉代统治集团的昏庸残暴，对上层社会的炎凉冷暖，对社会危机和民生疾苦，对有功于社会的仁人志士，均有比较客观真实的反映，其中也寄寓着作者的爱憎和批判。此是《汉书》与《史记》的相似之处。但因为班固生在专制压迫、经学统治严重的时代，又因为班固家世传统的影响和他自身性格的软弱，《汉书》的史学见解和史学精神，又不如《史记》。

1、班固的时代，中央集权加强，经学统治严重，更加上汉明帝对班固的修史有了直接的干预，故《汉书》对人物事件的抑扬褒贬，常常有失于公正客观，而少有《史记》的批判锋芒。

①不赞成改革：《汉书》“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晋书·张辅传》）

②“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马总《意林》卷5引杨泉《物理论》）

③“迁喜杂说，不顾道所可否；固贵谀伪，贱死义。”（苏洵《苏老泉先生全集》卷9）

④“班固名陈胜而降为列传第一，名项籍而降为列传第二，是以成败论，二失史迁功过不相掩之笔多矣。”（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90《师友雅集》）

⑤“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班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历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2、司马迁作《史记》，寄慨遥深，史识亦高；《汉书》于人于事，虽有褒贬，然少寄托，史识亦不及《史记》。

顾炎武《日知录》：“班孟坚为书，束于成格，而不得变化。且如《史记·淮阴侯传》末载蒯通事，令人读之感慨有馀味。《淮南王传》中伍被与王答问语，情态横出，文亦工妙，今悉删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为一传，蒯最冤，伍次之，二淮传寥落不堪读矣。”

3、《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而又有所改易，多用《史记》文字而又有所删省。其体例之改易，得失互见；其文字之删省，则往往失却司马迁的微旨与叙事的生动。

《汉书》一书在体裁上承袭史记为纪传体。亦略有变更，改书为志，省去世家。全书共分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八十余万言。起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二0六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二三年)，共二百三十年。

虽言汉书为断代史，列传、本纪均以西汉为断限，但八表、十志则例外，如《古今人表》将古今人物分为九等，列叙其中。《百官公卿表》则溯自秦代官制，非限于西汉一朝。十志，有《礼乐》、《食货》、《地理》诸志，皆自古代开始叙述。

4、《汉书》叙一代之史，取材便利，又因东汉文风，渐趋华丽，故其叙事详密谨严，文字整饬赡丽，一般说来，不如《史记》的文气流荡，富于神韵。

5、《汉书》从学术和文献的角度，不独在《史记》原有的纪传中增加学术事迹，多载学术文章与经世的文章，更特设《艺文志》，讲论学术源流。把文化学术纳入史的视野，这是《汉书》的一大贡献。

讲授篇目：

司马迁：△《项羽本纪》、《陈涉世家》、《魏其武安候列传》、 △《李将军列传》(节)、《报任少卿书》

班 固：△《苏武传》

越南末代官修史书《大南实录》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影印出版,国内仅存5套,原价5000元/册，共20册）

《大南实录》是越南最后末一个王朝阮朝的官修史书，国内外所存版本极少。在版本方面，现今流传的《大南实录》是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于日本昭和三十六年（1951年）至昭和五十六年（1981年）之间陆续出版的，全书共20册，为日本越南史研究大家松本信广教授所主编，根据松本信广教授透露，《大南实录》原藏于顺化安南宫廷，松本先生于日本昭和八年（1933年）到越南调查旅行之际对原书进行影印而得，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所出版的20册《大南实录》也是根据当时照片制版而成。越南方面由越南史学院于1962年河内史学出版社出版了拉丁化越南文译本。

中越两国人民曾被称为“同文同种”，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中越两国曾经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仍然无法抹杀友好仍然是主流的事实。我们今天谈及越南曾经长期使用汉字并不是为了宣扬“大国文化沙文主义”，而是告诉人们历史事实，回顾两国人民在历史上曾经有非常深厚的文化认同。

一、越南现存汉文古籍较少的原因

历史上越南书籍与中国书籍同样遭到多次兵火之灾，根据原北京图书馆张秀民先生的研究，历史上越南书籍一共遭受了六次大的灾难。越南方面认为越南书籍在历史上一共遭到了四次大的灾难：一是陈末绍庆二年（1371年）占城兵入越南京城（升龙城即今之河内），当时占城军队掳掠子女、玉、帛、焚毁宫殿，备籍为之扫空；二是根据越史记载永乐十六年（1418年）夏青进士到越南取有关越南的古今事迹书籍（也有认为是明朝将领张辅悉取古今书籍，部送金陵）；三是越南（1516年）的陈暠之乱，“士民争入禁省取金帛，文书图籍委弃满道”；四是后黎克复莫朝京师（升龙），“诸书又毁于火”； 五是元代蒙古军队攻打越南时，越南曾向北宋请去的四部印制的《大藏经》和一部《道德经》皆毁于兵火，《大越史记全书》曾记载1295年越南陈英宗遣使赴元收得《大藏经》，留天长府（今南定），副本刊行。 六是根据越南史学家明峥的研究，法军在河内即将解放时，曾经运走越籍七百箱。此外，日本曾经在越南进行了短暂统治，期间也运走不少书籍，另越南南北战争以及南北战争结束时远走海外的越南南方人也带走了不少的书籍，这也使得本来就不多的越南书籍所剩不多，所剩古籍大多成书书于13、15世纪左右。

二、越南现存汉文古籍现状

国内学者研究越南越南现存汉文古籍现状要首推原北京图书馆张秀民先生，张秀民先生曾经于2001年在《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上对越南现存汉文古籍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笔者深感在此领域研究之不大及，但又认为中国研究越南之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很少略知其中一二，故这一内容大部分参照了张秀民先生的研究成果。

1959年5月12日越南中央图书馆阮馆长透露，越南博物馆馆藏汉问书十万册，有六千多册善本被法国人抢走，现中央图书馆藏书三十万册，而其中大多为新书。张秀民先生通过统计越南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文籍志》著录的185种，法国迦节（Cadiere）、伯希（Pelliot）的《史部书目》175种，加上河内新购的78种，日本东洋文库藏安南本76种，又《河内远东博古学院图书馆目录》三本所录汉文书目3070种，中国书越南印版690种，喃字版628种，三者合计共4388种。可见越南现存汉文古籍之一斑。

《河内远东博古学院图书馆目录》三本所录汉文书中也杂有不少中国人著作，如《高青邱诗》、《人谱》、《钦州志》等，而重复的如《安南志原》、《大南一统志》等又数十种。其中十之八九为后黎朝与旧阮朝的著作。其中诗文集、来华使者的著作又有数十种，如《使清文录》、《使华丛咏》，还有使闽、使粤、使天津、使燕京等，其中以使燕京的诗集最多。而其中家谱多至一二百种，约有二十余姓，如丁、李、陈、黎、阮、郑、武、汝、吴、范、杜、黄、杨、刘、潘、邓、谭、王、徐、何、郭、裴、张等姓。阮氏族谱又有世谱、合谱、全谱、支谱等二十多种。笔者曾跟不少越南人交流，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都说自己的祖先是从中国来的。

越南汉文古籍中比较重要的地理书包括《十一省地舆志》、《大南一统志》、《皇越一统舆地志》、山西、清化、北宁等省志、《宣光省志》、《义安志》、《义静杂记》、《永禄县志》、《嘉定城通志》、《南圻六省地舆志》、《龙编百二咏》、《升龙三十咏》、《北城地舆》、《清化纪胜》、《宣光省赋》、《兴化省赋》等等。

越南自李朝以来均仿中国科举制度，我国清末1909年废科举，而越南最后一次廷试则是在阮朝启定四年（1919年），比中国还晚了十年。科举制度在越南的推行使得在越南也出现了不少关于科举考试的书，如《举业津梁》、《辰（时）文集要》、《乡会试文》、《乡试文选》、《历科登龙文选》、《登科录》、《慈廉县登科录》、《大越历代进士科实录》等等。

科学方面有《天文体》，还有算书《算法奇妙》、《算法大成》、《大成算法指明》。医学方面的书有《医海求源》、《医理精言》、《医传旨要》、《活幼心法大全》、《保婴良方》、《妇人科》、《外科医方》、《诊脉秘诀》、《验舌证法》、《南药神效》、《中越药性和编》、《南药考辨》、《南药正本》、《本草拾遗》、《保生延年纂要、《海上懒翁》等等。

也有一些迷信方面的书，如《乩笔文抄》、《卜鸡足全书》、《符咒集成》等等。另外还有一些风水方面的书籍。

类似档案文书方面的书也不少，如《丁先皇庙历朝令旨》、《明都王（郑楹）令旨》、还有一些丁簿、田簿、地簿和国王封赠的赦文如《阮曰庶赦文》和封庙宇的赦文。

除此以外，《河内远东博古学院图书馆目录》还有收录了不少记载越南山区少数民族的书，如《瑶人蛮士》、记载了广安、安沛、宝光、凉山等省蛮士的资料。还有如《高绵世次略》、《高蛮纪略》、《高蛮事迹》和《万象事宜》、《南掌纪略》、《暹罗事迹》、《望国（曼谷）功臣录》、《占城考》、《征占日程》、《阇盘城记》，这些与历史上越南的临国柬埔寨、泰国、占城有关，可以作为研究这些国家历史风土的重要资料。

此外，获越南政府批准成立并于1979年10月13日的越南汉喃研究院的近年来的影响越南越大，从其官方网站所公布的数据显示，现在越南汉喃研究院收藏的包括喃字版的书籍一共有大约2万册书。

三、中国和海外现存越南汉文古籍情况

中国现存越南汉文古书其实也不少，但由于从未有学者进行统计，但很多比较重要的古籍都散落于国内私人或各单位的图书馆当中。根据张秀民先生所列的书目得知，目前中国所藏越南汉文古籍也不少，如：《安南行记一卷》（一作天南行记，成书于元代）、《交州藁一卷》（成书于明代）、（平定交南录一卷）（成书于明代）、《安南图说卷一》（成书于明代）、《海国广记安南》（成书于明代）、《安南使事纪要四卷》（成书于清代）、《使交纪事附使交吟》（成书于清代）、《安南军营记略一卷》（成书于清代）、《越南纪略》（成书于清代）等等 此外根据王晓建先生曾经在国内所见的越南汉文古籍也有不少，较为重要的包括：李常杰著《南国山河》，陈世法著《岭南摭怪》，陈国峻著《兵书要略》，黎文休著《大越史记》，阮忠彦著《介轩诗集》，朱文贞著《四书说约》，阮�著《舆地志》、《抑斋遗集》，武轸著《松轩集》，吴士连著《大越史记全书》，黎思诚等著《珠玑胜赏诗集》，阮孚先著《大越史记续编》，黄德良著《摘艳集》，杨德颜编《古今诗家精选》，武琼著《大越通鉴通考》，黎嵩著《越鉴通考总论》，阮秉谦编《传奇漫录》，范公著著《越史全书》，阮俨著《越史备览》，黎贵敦著《黎朝通史》、《见闻小录》，阮攸著《北行杂录》、《清轩诗集》，黎光定著《一统舆地志》，张登桂等著《大南实录》，潘清简著《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潘辉注著《历代宪章类志》，潘佩珠著《巢南年表》、《越南亡国史》，邓博鹏著《越南义烈史》等。

根据笔者近年来的了解，国内越南汉文古书较为集中地收藏于国内下列单位：北京图书馆、广西民族大学（包括图书馆，小语种资料室，民族研究所、以及有关教师收藏）、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中山大学（广州）、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暨南大学、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等等，此外台湾所收越南汉文古籍也不少，如台湾淡江大学、台湾越南研究所等等。

海外方面，收藏最多的莫过于法国巴黎远东学院、此外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所、京都大学、庆应义塾大学都收藏、甚至再版了越南汉文古籍。美国方面，在1975年前后移居美国加州的越南学者们于2001年成立了越学院，也收藏越南汉文古籍不少，该机构还把很多类似，《大越史记全书》、《大南实录》等12部越南比较重要的史籍的越文版登载到了网上，免费提供给研究者参考，但遗憾的是没有附上原版中文。

1、作者不同：

《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汉书》的作者是班固。

2、文学体裁不同：

《史记》纪传体通史，《汉书》是纪传体断代史。

3、创作年代不同：

《史记》成于公元前104年西汉时期，《汉书》成于公元80年东汉时期。

4、记载的历史时间断不同：

《史记》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汉书》记载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

5、创作背景不同：

《史记》：

东周时期王道废弛，秦朝毁弃古代文化典籍，以致明堂、石室的珍贵图书典籍散失错乱。汉朝建立后，萧何修订法律，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立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品学兼优的文学之士逐渐进用，《诗》《书》等被毁弃的古书亦不断在各地被爱好文学的人士搜寻并献出。

《汉书》：

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其编写续篇。据《史通·正义》记载，写过《史记》续篇的人就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书名仍称《史记》。

班固的父亲班彪（公元3年～公元54年）对这些续篇感到很不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22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巨作。

-史记

-汉书

《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而《汉书》则是班固所著。《史记》和《汉书》无论在历史观点、语言风格或体制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1）司马迁作《史记》，虽以孔子作《春秋》自许，但他却不赞成《春秋》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对於帝王贵族的罪恶，都能据实的揭露出来。他又不以成败论人，如把陈涉列入「世家」、项羽列入「本纪」，给予他们很高的历史地位。《汉书》是受诏而作的官书，其立场是为封建王朝服务，所以没有《史记》那样强烈的批判精神。（2）《史记》在语言运用上，大量吸取民间口语、谚语和歌谣，具有通俗流畅、浅易近人的特徵。而《汉书》的作者班固是东汉著名的赋家，重铺排，尚藻饰，并多用骈偶句法。史家范晔所说的「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正指出《史记》和《汉书》不同的风格。（3）《史记》参考各种史料文献，贯通和总结自有史以来至汉武帝为止数千年的历史，运用「本纪」、「世家」、「表」、「书」和「列传」五种体例组织配合起来，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汉书》是断代史，只记载西汉一代史事，其体例多继承《史记》，只是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汉书》虽不及《史记》规模宏伟，但由於时代只有二百余年，加以有《史记》作参考，故所记史事较为详尽。

《史记》与《汉书》

第一节 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

1、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写作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在他手里完成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与当时时代和个人的经历等主客观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首先，得益于家庭影响。他父亲司马谈向当时天文、易学、道论的专家学习过，曾写过《论六家要旨》的论文。司马迁深受这个学术空气浓厚家庭的熏陶，幼年时除参加部分劳动外，即开始学习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武帝即位后，司马谈被任为太史令，举家迁居长安，他又学习“古文”（即秦以前的文字），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知识准备对于写作《史记》十分重要。

其次，司马迁进行了大量的录访搜集阅读考订史料的工作，对社会政治事件有亲身的体会和实感。二十岁时有过一段漫游大江南北的壮举，在漫游中已开始注意寻访历史遗迹，搜集人物的传闻。例如到淮阴，搜集有关韩信的传说；到沛县、丰县一带，搜集了刘邦及曹参、萧何等人的史料；到河南开封考察了夷门监侯赢供职的地方，弄清所谓夷门即大梁（今开封）的东门等等。

漫游后仕为郎中，侍从武帝巡狩、封禅，使他接触了更多的祖国山川，目睹封建王朝的礼仪典礼，还曾参加武帝亲自带头的堵黄河决口的壮举，获得写河渠书的第一手资料。他又曾奉使西南夷，接触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对于写作《西南夷列传》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司马谈病逝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有条件接触“金匮石室之书”，即皇家所藏的书史及档案。

第三，时代思潮的影响。武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儒家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孔子个人就在鲁史的基础上编修了《春秋》，寓议论于史事之中。这对司马迁颇有影响，司马迁将写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相比。

同时，这与司马迁的要求也不无关系。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随武帝封泰山，因病滞留洛阳，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归来要向武帝述职。赶到洛阳时，见到垂危父亲，父亲谆谆嘱托要他完成自己著述史书而未能完成的事业，司马迁在父亲面前作了保证。司马迁从此把著述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蒙挫受折坚持不懈。

大概在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主持了改历工作以后就开始写作《史记》，这年他四十二岁。至天汉二年（前99年），他为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汉武帝，竟被处以宫刑。此后他隐忍苟活，发愤著述，为了完成《史记》的创作而顽强奋斗，大约到太始四年（前93年）基本成书。再后的情况无史料可考，据推测可能卒于武帝末年。

2、《史记》体例

史记》是一部通史，上起黄帝下至武帝，记述了三千年的历史发展情况。它开创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体裁，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八书、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记帝王之事，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政迹，一般采用编年的写法；“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人物的传记，其中还记述了国外和国内少数发展的发展历史。

3、《史记》的人民性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饱蘸了感情，表现出鲜明的倾向。对于最高统治者的残忍、欺诈、虚伪等丑恶的本质，总是通过一定方式加以揭露。如刘邦是汉代的开国君主，司马迁在肯定他推翻暴秦结束楚汉战争的战乱，统一国家的业绩外，也在有关人物的传记中将刘邦身上不光彩的阴暗东西暴露无遗。如在《项羽本纪》中通过两人在斗争中的各自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邦与项羽的作战，没有不失败的，他显得是那样的怯懦、猥琐和无能。在《留侯世家》等传记中写了他的贪财好色，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里写了他的猜忌杀害功臣的残忍本性。即使本朝的皇帝他也没有讳忌，如揭露武帝信用酷吏残害人民、愚蠢地迷信神仙言士等。

对官僚集团、贵族阶级的尔虞我诈，以势相倾的种种实情，描写得入木三分。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窦婴与田蚡的种种矛盾明争暗斗，揭露了这一阶级的世态炎凉和他们的阴暗心理。由于司马迁的《史记》敢于面对现实，无情地暴露统治阶级的本质，赢得了“实录”的称誉。

司马迁将人民聚众反抗放在酷吏残酷压迫的背景上来表现，承认其合理性、正义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局限。对于我国第一次农民起义——陈涉起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热情的赞颂，对于陈涉的失败，司马迁也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对于项羽为推翻暴秦作出的巨大贡献，司马迁加以讴歌，对他的暴虐和杀戮无辜则给予了批判。

司马迁肯定英雄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隐约认识到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对于推动历史的促进作用。《史记》中为工商业者、医生、侠客、儒生、辩士都立了传，承认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司马迁对触犯封建阶级法律的游侠是肯定的，因为象朱家、郭解那样的游侠“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当时成为抑制豪强拯民危难的一种社会力量。记叙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司马迁也以他们对民众的态度去衡量，李广将军获得了司马迁的赞颂，赞颂的基点就是放在他的爱兵如子上。

《史记》中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如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风亮节，廉颇为了赵国利益勇于改过，都获得了司马迁的热情讴歌。这些形象到今天都还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教材。

4、《史记》人物描写的艺术手法

1）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通过他们各自的行动显示性格特征。如《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是消灭秦帝国后起义军中两个集团的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在刀光剑影中纠集着项羽集团和刘邦集团的矛盾，项羽集团内部主战、主和派的斗争，项羽是这些矛盾的结集点。从项羽对种种矛盾的处置，显示出他的幼稚、仁慈、坦率种种心理因素，而刘邦在这一场面中也显示了他的灵活、狡诈的性格特点。《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庭辩”一节，田蚡、窦婴双方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朝中的大臣在这一矛盾冲突中每人作了表演：韩安国世故圆滑，既说窦婴对，又肯定田蚡，将矛盾上交，“唯明主裁之”；郑当时开始说窦婴有理，后又不敢坚持。笔墨不多，却勾划出官僚们的面貌。

2）司马迁也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如写石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通过这一小事，石庆的谨小慎微的性格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心情，跃然纸上。

3）多角度地烘托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如对信陵君的刻画，作者重点写了他亲迎侯生的面，通过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就是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态度，突出信陵君谦恭下士的性格特点。

4）通过人物的对话、独白，成功地显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声音笑貌。如写刘邦和项羽都见过秦始皇的出行，项羽在观秦始皇渡浙江时，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显示出他的雄心勃勃，又看出他的无所顾忌、心口如一的坦率性格；而当刘邦在咸阳见到秦始皇出行场面时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垂涎于至尊之位的心思也揭示无遗。在《张丞相列传》中以“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将周昌口吃的样子写得惟妙惟肖。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为避免重复，经常使用“互见法”。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达到了性格的完整化。

第二节 班固与《汉书》

一、《汉书》体例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起汉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专记西汉一代的历史。他的体例基本承袭《汉书》，仅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共计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一百篇。

二、《汉书》成书经过

班固的父亲班彪，曾续《史记》成《史记后传》若干篇；班固于明帝永平元年（58）在父亲著作的基础上开始撰定《汉书》，五年后被人告发，以私改国史罪被捕入狱，得弟班超营救，明帝亲阅所写传记，不仅没有处分，反而供职兰台，敕令修史；至章帝建初七年（82）基本完成，前后经历了二十八年。一部分“志”、“表”，还是在他死后由妹班昭及马续续补完成的。

三、《汉书》与《史记》的比较

《汉书》以史家之笔，记录西汉一代的历史，对汉代统治集团的昏庸残暴，对上层社会的炎凉冷暖，对社会危机和民生疾苦，对有功于社会的仁人志士，均有比较客观真实的反映，其中也寄寓着作者的爱憎和批判。此是《汉书》与《史记》的相似之处。但因为班固生在专制压迫、经学统治严重的时代，又因为班固家世传统的影响和他自身性格的软弱，《汉书》的史学见解和史学精神，又不如《史记》。

1、班固的时代，中央集权加强，经学统治严重，更加上汉明帝对班固的修史有了直接的干预，故《汉书》对人物事件的抑扬褒贬，常常有失于公正客观，而少有《史记》的批判锋芒。

①不赞成改革：《汉书》“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晋书·张辅传》）

②“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马总《意林》卷5引杨泉《物理论》）

③“迁喜杂说，不顾道所可否；固贵谀伪，贱死义。”（苏洵《苏老泉先生全集》卷9）

④“班固名陈胜而降为列传第一，名项籍而降为列传第二，是以成败论，二失史迁功过不相掩之笔多矣。”（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90《师友雅集》）

⑤“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班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历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2、司马迁作《史记》，寄慨遥深，史识亦高；《汉书》于人于事，虽有褒贬，然少寄托，史识亦不及《史记》。

顾炎武《日知录》：“班孟坚为书，束于成格，而不得变化。且如《史记·淮阴侯传》末载蒯通事，令人读之感慨有馀味。《淮南王传》中伍被与王答问语，情态横出，文亦工妙，今悉删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为一传，蒯最冤，伍次之，二淮传寥落不堪读矣。”

3、《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而又有所改易，多用《史记》文字而又有所删省。其体例之改易，得失互见；其文字之删省，则往往失却司马迁的微旨与叙事的生动。

《汉书》一书在体裁上承袭史记为纪传体。亦略有变更，改书为志，省去世家。全书共分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八十余万言。起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二0六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二三年)，共二百三十年。

虽言汉书为断代史，列传、本纪均以西汉为断限，但八表、十志则例外，如《古今人表》将古今人物分为九等，列叙其中。《百官公卿表》则溯自秦代官制，非限于西汉一朝。十志，有《礼乐》、《食货》、《地理》诸志，皆自古代开始叙述。

4、《汉书》叙一代之史，取材便利，又因东汉文风，渐趋华丽，故其叙事详密谨严，文字整饬赡丽，一般说来，不如《史记》的文气流荡，富于神韵。

5、《汉书》从学术和文献的角度，不独在《史记》原有的纪传中增加学术事迹，多载学术文章与经世的文章，更特设《艺文志》，讲论学术源流。把文化学术纳入史的视野，这是《汉书》的一大贡献。

　　张姓家谱文献目录(七)

　　湖南宁乡·沩宁宠塘张氏续修支谱十七卷末一卷 藏地：湖南省图书馆(存五卷又一部存二卷) (民国)张大泽 张大瑶等修 张干春张云秒等纂 1923年冠英堂活字本

　　湖南宁乡·沩宁水口先儒裔张氏七修谱十二卷 藏地：广东中山图书馆

　　(民国)张荣寅 张荣坤等撰修 1924年四益堂刻本十 二册

　　湖南宁乡·沩宁汤溪张氏九修族谱十六卷 藏地：湖南省图书馆

　　(民国)张朝乐主修 张朝俊纂 1924年源远堂活字本十 四册

　　湖南宁乡·长桥张氏六修支谱九卷首一卷 藏地：湖南省图书馆(存卷首) (民国)张溢东纂序 1933年孝友堂活字本

　　湖南宁乡·沩宁张氏王宣房族谱□□卷 藏地：湖南省图书馆(存卷后二、附录) 1937年孝友堂活字本

　　湖南宁乡·张氏五修族谱十二卷 藏地：湖南省图书馆(存卷12) 1939年活字本

　　湖南·醴陵河溪张氏家谱不分卷 藏地：广东中山图书馆

　　(清)张聿鲲 张先畴修清光绪十六年(1890)敦伦堂刻本 一册

　　湖南醴陵·张氏江公房谱四卷首一卷末一卷 藏地：广东中山图书馆

　　(清)张先霖纂修清光绪二年(1876)刻本 四册

　　湖南醴陵石塘张氏三修族谱 藏地：广东中山图书馆(存卷12—14)敦伦堂修刻本

　　湖南湘潭·湖上张氏族谱十四卷 藏地：广东中山图书馆

　　(清)张履道 张绍九等汇纂清嘉庆二年(1797)孝友堂刻本十 四册

　　湖南湘潭·张氏族谱三十一卷末一卷 藏地：广东中山图书馆

　　(清)张晋闻总纂清咸丰九年(1859)刻本

　　湖南湘潭·中湘张氏四修族谱十卷 藏地：广东中山图书馆

　　(清)张先导 张先遇等汇辑清同治三年(1864)四益堂刻本十册

　　湖南·湘潭六都张氏支谱二卷 藏地：河北大学

　　(清)张传馗 张以栗续修清同治七年(1868)曾三省堂木刻本 二册

　　湖南·湘潭杨樟张氏家谱二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 藏地：河北大学

　　(清)张今镇 张德翎修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木刻本二十 二册

　　湖南·湘潭杨樟张氏六修家谱二十九卷首一卷末一卷 藏地：中国国家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广东中山图书馆

　　(民国)张绍潜 张绍箕纂修 1948年序志合堂铅印本二十 五册

　　湖南湘潭·中湘云湖张氏三修族谱十卷 藏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清)张顺连 张顺联主修清宣统三年(1911)雨铭堂活字本十册

　　湖南湘潭·花芬洲张氏族谱十九卷 藏地：广东中山图书馆(缺卷19)

　　(民国)张安城总纂 1914年刻本

　　湖南湘潭·中湘六都张氏四修支谱十卷 藏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民国)张以（木分 ）纂修 1913年忠恕堂活字本十册

　　湖南·湘潭六都张氏五修支谱十卷 藏地：河北大学

　　(民国)张以麟 张厚贵等纂修 1945年忠恕堂木活字刻本十册

　　湖南·湘潭六都张氏五修族谱三十六卷首一卷 藏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河北大学 (民国)张 1925年活字本三十 五册湖南湘潭··张氏五修族谱十六卷 藏地：广东中山图书馆

　　(民国)张书文总纂 1944年金鉴堂刻本十 六册

　　湖南湘乡·中湘张氏支谱六卷 藏地：河北大学

　　(清)张荣琛 张显勋修清道光四年(1824)木刻本 六册

　　湖南湘潭·潭台张氏族谱二卷 藏地：湖南省图书馆(存卷1)

　　(清)张辅臣 张藩镇纂修清道光七年(1827)活字本

　　湖南湘潭·上湘大富张氏续修族谱不分卷 藏地：湖南省图书馆(存 一册) (清)张名择修 张名犀纂 清道光十五年(1835)活字本 一册

　　湖南湘乡·—仁湘城北张氏三修族谱不分卷 藏地：湖南省图书馆

　　(清)张秋礼修 张秋1云 张秋楷等纂清咸丰四年(1854)活字本 一册

　　湖南湘乡·张氏三修族谱四卷首一卷 藏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清)张秋1云 张鉴松等纂修清咸丰四年(1854)金鉴堂活字本 六册

　　湖南·湘乡张氏四修叔房支谱五卷 藏地：中国国家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清)张旦才纂修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金鉴堂活字本 四册

　　湖南湘乡·上湘张氏四修全房支谱五卷 藏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清)张鹤寅纂修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金鉴堂活字本 五册

　　作者： HangK 2007-2-16 18:13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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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张姓家谱文献目录(七)

　　湖南·湘乡张氏五修族谱十卷 藏地：湖南省图书馆(存卷1)

　　(清)张懋荧纂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活字本

　　湖南湘乡·张氏续修族谱□□卷 藏地：湖南省图书馆(存卷2)清咸丰六年(i856)清河堂刻本

　　湖南湘乡·上湘张氏家谱六卷 藏地：北京大学

　　湖南省图书馆(存卷 1)

　　(清)张兴睿纂序清咸丰七年(1857)宗岳堂活字本 六册

　　湖南湘乡·上湘张氏族谱十二卷首一卷 藏地：湖南省图书馆

　　(清)张宗若 张祖埙等纂 清光绪十九年(1893)宗岳堂活字本十 二册

　　湖南湘乡·上湘赫门楼张氏四修族谱九卷首一卷 藏地：北京大学

　　(民国)张大中修 1938年宗岳堂刻本十册

　　湖南湘乡·上湘长岭张氏族谱十四卷首一卷 藏地：湖南省图书馆(存卷首)

　　(清)张吉英修 张扳英 张东英纂清光绪十一年(1885)文星堂活字本 一册

　　湖南·湘乡长岭张氏四修族谱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

　　藏地：湖南省图书馆

　　(民国)张家阜 张日堡等纂修 1915年活字本十 四册湖南·湘乡长岭张氏族谱一元琦支政宪房草谱不分卷 藏地：湖南省图书馆

　　民国钞本 二册

　　湖南·湘乡大湖张氏四修族谱十卷 藏地：湖南省图书馆(存四卷)

　　(清)张高侑 张人宠修 张发钰 张发满纂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活字本

　　湖南·湘乡大湖张姓五修族谱十二卷 藏地：湖南省图书馆(存卷12) 1935年聚星楼活字本

　　湖南湘乡中湘十献丘张氏五修支谱二十卷 藏地：中国国家图书馆 河北大学 (民国)张选格 张万遂修 1913年大忍堂木刻本

　　湖南·湘乡花桥张氏四修族谱二十卷 藏地：中国国家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民国)张效良纂修 1928年孝友堂活字本二十册

　　湖南·湘乡张氏四修族谱二十卷 藏地：中国国家图书馆

　　(民国)张正颐 张荣銎纂 1928年孝友堂活字本二十册

　　湖南邵阳·张氏三修族谱十卷首一卷末一卷 藏地：湖南省图书馆(存六卷) (清)张朝（火翟）纂序清光绪十六年(1890)源流堂活字本

　　湖南·湘阴张氏家谱十卷首一卷 藏地：河北大学

　　(清)张功治修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木刻本 六册

　　湖南郴州·张氏族谱不分卷 藏地：美国

　　(清)张震泰等修清光绪三十二年(19)木刻本 六册

　　湖南永兴·张氏族谱十二卷首一卷 藏地：中国国家图书馆

　　(清)张万楷等纂修 清咸丰十一年(1861)金鉴堂活字本十 二册

　　湖南永兴·金陵罗塘张氏族谱十九卷 藏地：中国国家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民国)张琴治纂修 1929年金鉴堂活字本十 四册

　　湖南新化·张氏重修族谱不分卷 藏地：湖南省图书馆(存 一册)

　　(清)张采芹 张静文纂修清道光十一年(1831)孝友堂刻本

　　湖南临澧·张氏三修族谱十五卷 藏地：湖南临澧县档案馆

　　(民国)张南凯纂 1926年木刻本

　　湖南桃源·张氏族谱十四卷 藏地：湖南桃源县档案馆(不全) 1944年木刻本

　　湖南益阳·资阳张氏四修支谱十五卷首一卷末一卷 藏地：湖北省图书馆(存三卷)

　　(民国)张启元修 张俊才纂 1921年活字本 三册

　　湖南沅江·张氏族谱六卷首一卷 藏地：湖南省图书馆 (清)张番陔 张吉堂修 张紫垣 张晓订纂清同治十三年(1674)清河堂活字本 八册

　　湖南龙山·张氏续修族谱□□卷 藏地：湖南省图书馆

　　(清)张心 张心镛纂修清宣统元年(1909)活字本

　　湖南龙山·张氏三修族谱十二卷首一卷 藏地：湖南省图书馆

　　(清)张心鉴修 张安（余心） 张安（王与）纂 1921年怀德堂活字本十 三册

　　广东·清河族谱五卷 藏地：广东中山图书馆

　　(清)张华椿等纂修清光绪六年(1880)刻本 四册

　　广东·张氏家谱一卷

　　藏地：广东佛山市档案馆

　　(民国)张海基纂 1922年刊本

　　广东广州·张氏族谱不分卷

　　藏地：广东佛山市档案馆钞本 一册

　　广东番禺·张氏文献公裔屯田使谱二卷

　　藏地：广东佛山市档案馆

　　(清)张成宾编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刻本 二册

　　广东番禺·张孝友堂宗谱十一卷

　　藏地：广东佛山市档案馆 中山大学

　　(清)张德明编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 一册

　　广东番禺·林塘张氏族谱四卷

　　藏地：广东佛山市档案馆

　　(清)张以纶总纂清宣统元年(1909)刻本 二册

　　广东番禺·广州番禺沙湾司岐山张氏族谱

　　藏地：中国国家图书馆 广东佛山市档案馆

　　(民国)张炳楠续辑 1915年铅印本 —册

　　广东番禺·张氏族谱不分卷

　　藏地：广东佛山市档案馆

　　(清)张祥榘纂修 1918年重修钞本 一册

　　广东番禺·张氏克慎堂家谱不分卷 藏地：广东佛山市档案馆 美国

　　(民国)张锡麟编 1933年钞本

　　广东曲江·张氏宗谱八卷 藏地：辽宁图书馆

　　(民国)张逢吉 张谦尊等续修 1926年百忍堂序刻本

　　广东宝安·西溪张氏族谱不分卷 藏地：美国

　　(民国)张本良等重修

　　影印1913年述善堂刊本 一册

　　广东珠海·张氏谱牒□□卷 藏地：广东珠海市南屏乡政府(存卷5)铅印本

　　广东潮州·清河族谱(张氏) 藏地：台湾清光绪十年(1884)钞本 一册

　　广东饶平·永思堂张氏族谱 藏地：台湾

　　(清)张鸿章修清光绪二十年(1894)钞本 一册

　　广东饶平·张氏一派宗支 藏地：台湾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钞本 一册

　　广东中山·张氏族谱三卷 藏地：美国

　　(清)张建孚等编清咸丰八年(1858)铁城思袁堂刊本 四册

　　广东中山·张氏族谱牒十卷 藏地：美国

　　(民国)张光永等四修 1931年香山积厚堂梓刊本 十册

　　广东中山·香山铁城张氏族谱四卷

　　藏地：美国

　　(民国)张家赐等修 1934年铅印本 四册

　　广东·南海城西堡张氏家谱一卷

　　藏地：中山大学 日本 美国

　　(清)张正纪订

　　(民国)张屏续修 1930年广州排印本 一册

　　广东新会·张氏族谱五卷

　　藏地：广东中山图书馆 美国 (清)张灿奎撰

　　清光绪六年(1880)刻本 二册

　　广东新会·张氏族谱不分卷

　　藏地：广东中山图书馆

　　(民国)张炳光重修 1935年钞本 一册

　　广东文昌·迁琼张氏家谱十一卷首一卷

　　藏地：广东文昌县翁田区博文乡北坑北村(存三卷)

　　(民国)张腾鹃 张步程纂 1918年木刻本

　　广东东莞·张氏家谱不分卷 藏地：中央民族大学 广东中山图书馆

　　(清)张伯桢纂 清宣统三年(1911)铅印本(跋) 四册

　　广东东莞·篁溪家谱一卷附录二卷 藏地：北京师范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南京大学 广东中山图书馆 云南大学

　　(清)张伯桢撰 1915年东莞张氏刻《沧海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