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邦　　鱼化屯是《潼关卫志》所记载的明代潼关卫109个军屯之一，取鱼龙变化之意而得名，位于潼河支流七岔峪河下游河谷两岸，由南寨子（含南冲子和长坡）、东寨子（即廖家寨子，含营里）、西寨子（即周家城，含梁家城子、南窑）、北寨子（即北头，含小北沟）四寨十个自然村组成，北距明清潼关古城约125公里。　　军屯居民属于军事治所卫的军人子弟，被称为“军人”，以与“民人”区别。潼关卫的指挥使、兵宪、参将、千户等多为世袭，其家属子弟及后代依险择地而居，长期生活便形成了军屯。军屯担负有区域联防、交纳军需粮草、供给兵源等任务。潼关的军屯由明朝潼关卫将士解除戎装后或其家属子弟择军田屯聚务农而形成。鱼化屯各村寨居民姓氏都比较集中，如南寨子多关姓、王姓和姜姓，东寨子多廖姓和关姓，西寨子周家城多孙姓和周姓，梁家城子多梁姓，北寨子多张姓，他们大多为明代潼关卫军人的后裔。如北寨子张姓就是明初潼关卫指挥使潼关张族始祖张杰的后裔，为张杰第十代孙潼关卫第十代指挥使张尔猷的长门后代，其先祖自明初授任潼关卫指挥使至明末共世袭十代。　　作为军屯联防片区，军屯村寨大多都具有险要的地理形势。鱼化屯的南寨子、东寨子同西寨子、北寨子分别屹立于七岔峪河谷东、西两岸，东西南北互为掎角之势，便于联络呼应，相互支援，扼守着七岔峪河谷。南寨子和东寨子在河谷东岸原头，三面临沟，居高临下，各建有城墙、城门，城内有水井、石碾，易守难攻。西寨子和北寨子位于河谷西岸，其中西寨子的周家城、梁家城子及北寨子北头村各代表了三种典型的村寨形制。周家城四面临沟，只能从城门口五六米宽的地面进入城中，是一个呈金线吊葫芦状的孤岛天然村寨。城内建有水井、石碾子和地道。城门位于西城正中偏北，砖箍城洞，有两扇铁皮包制的城门，每扇城门上钉有三道铁制乳钉，城门洞内有看守城门棚楼。梁家城子城墙由梁氏家族私自于明末清初兴建，呈方形，东西长约150米，南北长约140米，占地约32亩，城墙高约15米，上宽4米，下宽10米，四面城墙外均挖有壕沟，西边和北边城墙壕有旱台。城门面西，砖箍门洞，上面是城墙，城洞内左右两侧设有顶门杠孔，可用粗壮横木顶门以加固。两扇城门均用厚铁皮乳钉包裹，坚固异常，上有圆形瞭望口，可进行火器射击。门洞内上方棚有楼板，供守城门者住宿。城内设有登城马道，城墙顶部外沿筑有垛口、炮眼。清朝时曾备有大将军炮、二将军炮、九节离等武器。城上每隔几丈树一高杆，上挂亚油灯，每晚加油一次，燃尽为止，夜晚有人打更巡逻。城内有石碾子、水井、地窑等战备设施。北头村始建成于明代，是一个巧妙利用自然地势依沟而建的军屯村寨，据《张户家谱》记载，张姓在此居住至1987年村子整体搬迁已有500多年历史。此沟面向东南，南、北、西三面沟崖环绕，后窄前宽，西高东低，成喇叭口状，东口宽约200多米，纵深约300米。村落位于后沟西半部，院落环沟罗列，背靠土崖，前房后窑，避风朝阳，十分隐蔽。村东端有城墙一道，建有城门，城内有水井、排水沟，南崖上挖有地道。特别是村中有的窑洞，下有地窨子（暗室），上有天窑及哨眼，既可以隐藏，又可以瞭望村内外，体现了军屯村寨的特点。　　军屯除了军事上的照应联防外，也还有一些公有资产和大型集体活动。如鱼化屯在七岔峪河谷底部鱼化屯四寨的中心位置就建有关帝庙（老爷庙）和山神庙，有庙田数亩。关帝庙占地两亩有余，作为鱼化屯的学校从古代一直沿用到上世纪70年代末。山神庙建有戏楼，则与鱼化屯朝山敬神有关。　　鱼化屯的大型集体活动主要是从古代延续下来的“朝山敬神”。上世纪初时，鱼化屯人习惯上将全屯四寨的10个自然村分为五社，南寨子为南社，南冲子和长坡为西南社、东寨子的廖家寨和营里为东社，西寨子的周家城、南窑和梁家城子为西社，北寨子的北头和小北沟为北社。因而这一“朝山敬神”活动又叫作“鱼化屯五社朝山”。关于朝山的起因，一种说法是，军人及后裔从事军屯后，农耕技术欠缺，农业收入有限，便想以商贸作为生活辅助。洛南秦岭山中有木料、木炭、玉米及诸多山货，可以驮到相距50多公里的潼关贩卖，而洛南山里又需要山外的食盐、布匹、衣物、小麦等。于是鱼化屯五社群众便想打通到洛南的道路，从事商品贸易。但去洛南山大谷深，草木丛生，猛兽出没，道路崎岖不平，不便往来。鱼化屯人便在潼关与洛南交界的秦岭岭头兴建了山神庙，以祈求保佑。又群体出动，以朝山敬神为名，高举彩旗，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扛上农具，驱赶野兽，浩浩荡荡地去开修到洛南的道路。另一种说法认为，由于军屯土地不足，各屯之间便约定去占领秦岭山的坡地。那天鱼化屯人起得很早，想首先抢占远处的地方，然后再回来占据比较近的地方。大队人马遂径直经西潼峪来到与洛南交界的秦岭岭头的山神庙，然后再返回到潼峪口一带占地。结果秦岭北麓的浅山坡，早已被刘家、张家等所占有。从此后，由洛南山神庙到西潼峪口的峪道，以及西潼峪口到鱼化屯之间的通洛川大道，都属于鱼化屯人所辖。其实，从“朝山敬神”的活动内容看，它当是从明朝延续下来的一种惩处侵占潼关洛南通道、保障军事要道畅通的军事行为。鱼化屯人在鱼化屯诸村的中心位置和潼关、洛南交界处的秦岭岭头分别修建了山神庙，并规定通往洛南的道路宽三丈六尺，定期朝山，检查道路，清除路障，惩处侵占道路行为。　　朝山活动每三年举行一次，时间为两天，在朝山年的正月二十三、二十四进行。第一天，南北五社群众以社为单位，各组织彩旗队（有龙凤旗、日月旗等）、锣鼓队、三眼枪队，带上镢头、铁锨等农具，先统一到凹彪寺烧香敬神，敲锣鼓，转场子，大闹一天。第二天一早，五社共抽调15人为香客，鸡叫时动身，带上香表、鞭炮、献食及诸多供品，由南社（南寨子）首领扛上木制的大而结实的进山钥匙，到秦岭岭头上山神庙摆设供品，焚香敬神，礼毕后返回西潼峪口。而鱼化屯的其他朝山人，则天一亮即到鱼化屯山神庙 ，高举彩旗、敲打锣鼓，燃放鞭炮和三眼枪，带上修路工具，经过马涧、东西街子、庙坡等村落到达西潼峪口迎接香客。沿途清除路障，凡路面不足宽的都要即行拓展，铲除侵占路面之物。接到香客返回时则另走一路，经过安乐村、毛沟、老鸦沟等村落，最后到达鱼化屯的山神庙。迎接香客的队伍每到以上一个村落，各社都要进行转场子和锣鼓表演，比赛高低。转场子和表演的地方，往往是当地人的麦地，麦地主人对此不能有半点不满，只能任凭肆意踩踏。说来奇怪，凡是经过朝山队伍践踏过的麦地，结果都会比其他没有践踏的小麦长得更好。有老人记得，1935年，五社朝山队伍来到西潼峪口三义庙坡下的一块七亩地里，田地主人不想让在他的地里打场子表演，便将水放到了地里，引起五社朝山群众大怒。朝山人用开山大钥匙撬开该田地的石埝铺垫场子进行表演，还把田地主人打得满脸流血。最终田地主人不得不求情赔不是了事。　　朝山队伍回到鱼花屯山神庙后，要进行更大规模的转场子和锣鼓表演，在庙前戏楼还要演戏。看表演和演出的人很多，庙前几亩地竟然站得很拥挤，甚至还有人被挤得掉到七岔河河岸下。转场子表演是由各社龙凤彩旗队进行队列变化和舞动彩旗比赛，击打锣鼓表演则是你敲一阵，我敲一阵，或同时敲打的比赛，比哪个社敲的锣鼓调花样最多最好。比赛的锣鼓调有“香麦草”“风绞雪”“摘豆角”“三合群”“歇捶”“三闪太阳”“三请诸葛”“戳窝窝”等。各社都有著名的鼓手和拿手的鼓调。北头村张振山老人当鼓手时，就能敲“风绞雪”“摘豆角”“歇捶”“三闪太阳”“戳窝窝”“三请诸葛”等，最赢台的是“三请诸葛”，其他四社都不会敲。南社会敲“三合群”，其他社则不会敲。那时南社的鼓手是南寨子关指南、姜正彦，西南社的鼓手是长坡王民，西社的鼓手是梁家城子梁武发、梁自立，东社的鼓手是廖家寨廖林记。鼓手们身着表演服并化装，还要给鼓槌染上色彩，穿上绿红缨子，鼓槌抡得很圆，击打花样很多。“戳窝窝”是带有一种嘲弄、蔑视和破坏对手表演的一种鼓调，有时比不过对方，便敲“戳窝窝”来嘲弄和进行破坏。南社则在这里还要进行别具一格的社火和假面具大头和尚表演。　　鱼化屯三年一朝山的集体活动，代代相传延续了数百年，凝聚了军屯民心，张扬了军屯声威，显示了军屯民众维护军事道路畅通的决心和力量，保障了潼关到洛南大道畅通，形成了鱼化屯特有的军屯习俗。吴村原上曾流传民谣道：“鱼化屯四没角，三年来个大旋涡。”新中国成立后，鱼化屯被分为了不同的高级社和生产大队，一些村寨后来也因整体搬迁而复垦。唯有它的这些军屯文化和军屯村寨的影子还留在一些人的记忆里。可喜的是，在潼关县境内具有代表性的鱼化屯梁家城子是潼关县境内现存唯一的保存比较完好的古代军屯城寨，是潼关关隘文化的活化石，具有重要的保存和开发价值，已经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

来源：渭南日报

孛[孛，读音作bèi(ㄅㄟˋ)，亦可读作bó(ㄅㄛˊ)]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子姓，出自南北朝时期南朝梁国豫章王萧综之子萧直，属于以帝王赐姓改姓为氏。

据史料记载，南朝梁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农历3月，梁王萧衍(公元464～549年，南兰陵中都里人，今江苏武进)以宣德太后令，逼齐和帝萧宝融禅位。三十九岁的萧衍继任皇位，是为南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公元502～549年)后出家为僧，八十六岁逝世。

萧衍称帝后，平息了东昏侯萧宝卷的残余作乱，讨平反叛；放遣后宫、乐府、西解、暴室被幽逼者，“分遣内侍、周省四方”，招集流民、发展生产，并亲耕劝农，推行屯田。与此同时，他大力兴办学校，实行以文治国，并大力提倡朝廷节俭。

不过，南梁武帝的节俭主要是对他本人和功臣们，但其皇室族人却又大方到了徇私护短的地步。后来，由于宗室成员所做的两件事，使他倍受 ，这也是他后来要出家当和尚的主要原因。一个是他的六弟临川郡王萧宏，一个是他的次子豫章王萧综。

豫章王萧综是萧衍的次子，他的母亲吴淑媛原来是东昏侯的妃子，跟了萧衍后，仅七个月就生下了萧综，虽然当时有人怀疑萧综是东昏侯萧宝卷的儿子，但南梁武帝并没有歧视萧综，仍封他为豫章王，并将古豫章郡封为豫章国，还让他做大将军。到吴淑媛失宠之后，出于对南梁武帝的怨恨，就把七个月便生萧综的事告诉了儿子。从此，萧综就觉得自己是东昏侯的儿子，和逐渐南梁武帝疏远了。

后来，豫章王萧综投靠了北魏政权，但后来一直不得志，以致最后客死于北魏国异乡。

由于豫章王萧综背叛了南朝梁国，南梁武帝因而将其子萧直改姓为“悖”，以志其父糊涂反叛，其后裔子孙皆称悖氏。古代，“悖”也通作“孛”，因此亦称为孛氏，读音作bèi(ㄅㄟˋ)。

第二个渊源：源于鄂温克族，出自唐朝末期靺鞨族“通用三十姓”之粟末部孛术律氏，属于以氏族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皇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鄂温克族博都哩氏，源于唐朝末期女真“通用三十姓”之一的孛术律氏，在金国时期称孛术鲁氏，以姓为氏，满语为Bodori Hala，汉义“疣”，世居索伦地区(今黑龙江嫩江)。

满族、鄂温克族博都哩氏，在清朝中叶以后有冠汉姓为孛氏者，读音作bó(ㄅㄛˊ)。

二郡望：

辽东郡：在中国历史上，“辽东”这个称谓有四重意思：①郡、国名，战国时期燕国置郡，洽所在襄平(今辽宁辽阳)，其时辖地在今辽宁省大凌河以东一带地区；西晋时期改为国；十六国时期的后燕末地入东海郡；北燕时期又复置辽东郡于今辽宁省西部一带地区；北齐时期废黜；到东汉安帝时分辽东、辽西两郡地置辽东属国都尉，治所在昌黎(今义县)，其时辖地在今辽宁省西部大凌河中下游一带；三国时期的曹魏改为昌黎郡。②都司名，明朝洪武四年辛亥(公元1371年)置定辽都卫，明朝洪武八年乙卯(公元1375年)改为辽东都司，治所在定辽中卫(今辽宁辽阳)，其时辖地为今辽宁省大部地区；自明正统后期因兀良哈诸族南移，渐失辽河套(今辽河中游两岸地)；从明朝天启元年辛酉(公元1621年)至明朝崇祯十五年壬午(公元1642年)期间，全境为后金(清)所并。③军镇名，明朝“九边”之一，相当于辽东都司的辖境，主要是镇守总兵官驻广宁(今辽宁北镇)，明朝隆庆元年丁卯(公元1567年)后冬季则移驻辽阳(今辽宁辽阳)；明朝末期废黜。④地区名，泛指辽河以东地区。

兰陵郡：兰陵郡始建于西晋朝元康元年辛亥(公元291年)，是从原东海郡中分出来的，治所在丞县(今山东枣庄峄城镇)，下领五县，其时辖地包括今山东枣庄、滕县一带地区。隋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废黜。兰陵郡又称济宁、氶县、枣庄。夏朝时期，今枣庄地区南属鄫国，北和西部属滕国和薛国。商朝时期，今枣庄地区西北部为滕国、郳国和薛国，东北属鄫国，中部为蔇国，南部为逼阳。西周时期，今枣庄地区东部属鄫国，南部属逼阳，西属薛国，北属滕、郳二国。春秋时期，今枣庄地区东属鄫国、南属逼阳国，西部属薛国，北部属滕国和小邾国。战国时期，今枣庄地区东部为兰陵、南部为傅阳，西为齐之舒州，北部为齐之滕国。秦昭襄王赢则五十二年丁未(公元前254年)，今枣庄地区全境属于楚国。秦朝时期，今枣庄地区东部为郯郡的兰陵县、鄫县，南部为傅阳县，西部为薛郡的薛县、戚县，北部为滕县。西汉时期，今枣庄地区北部属鲁国、南部为楚国。东汉时期，今枣庄地区属东海郡。三国时期，今枣庄地区全境属魏。两晋时期，今枣庄地区北部初属鲁郡，先后置蕃县、薛县、公邱县、戚县，南部属兰陵郡，先后置氶县、鄫县、阴平县、昌虑县、合乡县。南北朝时期，今枣庄地区北部属鲁郡，辖蕃、永兴、昌虑，南属兰陵郡，辖氶、鄫、傅阳。南朝梁简文帝萧纲大宝元年庚午(公元550年)以 后，今枣庄境内只有氶、蕃两县建置。隋朝时期，今枣庄境内北为蕃县，后改为滕县，南为兰陵县，后改为氶县。唐朝时期，今枣庄地区属河南道，北置滕县，南置兰陵县，后改为氶县。宋朝时期，今枣庄地区北部为滕县，南部为氶县。金国时期，今枣庄地区北部为滕县，南部置峄州。到了元朝，今枣庄地区北部置滕县，南部 置峄州。明朝时期，今枣庄地区属济宁府，后属兖州府，北部置滕县，南部置峄州，后降为峄县。清朝时期，今枣庄境内属兖州府，北部置滕县，南部置峄县。民国时期，沿袭清代区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今枣庄地区仍为滕、峄两县，属济宁专署领导。1960年庚子，峄县改为县级枣庄市。1961年辛丑枣庄升格为山东省省辖市。

三历史名人：

孛定方：(公元1118～1162年)，女真族，亦称孛术鲁·定方，本名阿海；内吉河人。著名金国将领。

据史籍《金史》记载：孛定方材勇绝伦，海陵王完颜亮素闻其名。

金天德初年(公元1149年)，海陵王完颜亮召授孛定方为武义将军，充护卫。数月后转十人长，迁宿直将军，赐予甚厚。寻为殿前右卫将军，又三月，擢殿前右副点检，世袭猛安，改左副点检。出为河南尹，改彰德军节度使。海陵南伐，定方为神勇军都总管。

金大定二年(公元1162年)，宋军攻陷汝州，河南统军使宗尹遣孛定方将兵四千往取之。汝州东南及北面皆山林险阻，不可以骑军战。是时，宋兵由鸦路出没，孛定方至襄城，得敌虚实，遂牒谕汝州属县曰：“我率许州戍兵十二万径取汝州，尔等可备粮草二十万，使人扬言欲据要路绝宋兵往来。”既而孛定方引兵趋鸦路，宋人闻之，果弃城遁去。

孛定方进至鲁山境，知宋兵已去，遂遣轻骑二百追至布裤叉，击败之，遂复汝州。授凤翔尹。

宋人阻边，以本职行河南道军马副统，孛定方率步骑六万，将由寿州进军，次亳州。宋军将领李世辅攻陷宿州，孛定方从左副元帅志宁战于城下。时天大暑，孛定方督战，驰突敌阵中，出入数四，渴甚，因出阵下马取水，为宋军乘机毙之，终年四十四岁。

上闻而悯之，诏有司致祭，赙银五百两、重彩二十端，赠金紫光禄大夫。

孛德裕：(公元？～1217年待考)，女真族，亦称孛术鲁·德裕，本名蒲剌都；隆安路猛安人(今辽宁开原)。著名金国参知政事兼签书密院事等。

孛德裕，官补枢密院尚书省令史，右三部检法、监察御史，迁少府监丞。

金明昌末年，孛德裕受命修北边壕堑，立堡塞，以劳进官三阶，授大理正。

孛德裕后丁母忧，起复广宁治中，历顺州、滨州刺史。不久孛德裕坐前在顺州市物亏直，遇赦，改刺沈州，累官北京路按察使、太子詹事、元帅左都监，迁左监军兼监潢府路兵马都总管。

坐士马物故多，及都统按带私率官兵救护家属，孛德裕蔽之，御史劾奏逮狱。遇赦，谪宁海州刺史，稍迁泗州防御使、武胜军节度使。

金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改知临洮府事，兼陕西路副统军。召为御史中丞，拜参知政事兼签枢密院事，行省大名。诏发河北兵救中都。凡真定、中山、保、涿等兵，元帅左监军永锡将之，大名、河间、清、沧、观、霸、河南等兵，孛德裕将之，并护清、沧粮运。孛德裕不时发。及李英至霸州兵败，粮尽亡失，坐弛慢兵期，责授沂州防御使，寻知益都府事。

金兴定元年(公元1217年)农历2月，孛德裕病逝。

孛鲁罕：(生卒年待考)，女真族，亦称孛术鲁·阿鲁罕；隆州琶离葛山人(今山西祁县)。著名金国参知政事。

孛鲁罕在八岁时，选习契丹字，再选习女真字。及壮年，晋为黄龙府路万户令史。

金贞元二年(公元1154年)，试外路胥吏三百人补随朝，孛鲁罕在第一，补宗正府令史。累擢尚书省令史。仆散完颜·忠义讨窝斡，辟置幕府，掌边关文字，甚见信任。

窝斡既平，孛鲁罕招集散亡，复业者数万人。复从完颜·忠义伐宋，屡入奏事，论列可否。上谓宰相曰：“阿鲁罕所言，可行者即行之。”宋人请和，完颜·忠义使孛鲁罕往。和议定，孛鲁罕入奏，赐银百两、重彩十端。

完颜·忠义推荐孛鲁罕有才干，可任尚书省都事，诏以为大理司直。未几，授尚书省都事，除同知顺天军节度事。

纥石烈志宁北巡，孛鲁罕摄左右司郎中。还朝，除刑部员外郎，再迁侍御史。上问纥石烈良弼曰：“阿鲁罕何如人也？”对曰：“有干材，持心忠正，出言不阿顺。”数日，迁劝农副使，兼同修国史，侍御史如故。改右司郎中。奏请徙河南戍军屯营城中者于十里外，从之。迁吏部侍郎，附山东统军都监，徙置河南八猛安。迁武胜军节度使。入为吏部尚书，改西南路招讨使。

有司督本路猛安人户所贷官粟，孛鲁罕乞俟丰年，从之。军人有以甲叶贸易诸物，天德榷场及界外岁采铜矿，或因私挟兵铁与之市易，皆一切禁绝之。上番军不许用亲戚、奴婢及佣雇者，营堑损圮以时葺治，不与所部猛安谋克会宴，故兵民皆畏爱之。

上谓太尉守道曰：“阿鲁罕及上京留守完颜乌里也皆起身胥吏，阿鲁罕为人沉厚，其贤过之。”改陕西路统军使兼京兆尹。

陕西军籍有阙，旧例用子弟补充，而材多不堪用，孛鲁罕于阿里喜旗鼓手内选补。军人以春牧马，经夏不收饲，瘠弱多死，孛鲁罕命以时收秣之，故死损者少。仍春秋督阅军士骑射，以严武备。终南采漆者，节其期限，检其出入，以防奸细。上谓宰相曰：“阿鲁罕所至称治，陕西政绩尤著，用之虽迟，亦可得数年力也。”召为参知政事，命条上天德、陕西行事，上称善。以疾乞致仕，除北京留守，卒。

史籍《金史》中称赞他：“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备其不虞。”

孛　翀：(公元1279～1338年)，女真族，亦称孛术鲁·翀，原名思温，字伯和，后字子翚，号菊潭；其先隆安人，生于邓州顺阳(今河南邓县）。

孛翀稍长即勤学，后拜江西新喻萧克翁为师，《元史》载：翀原名思温，字伯和，萧克翁因前夜梦有大鸟冲天而去，故为之易其名字为“翀”。

元大德末年(公元1307年)，孛翀以荐授襄阳县儒学教谕，升汴梁路儒学正。擢翰林修撰，又改左司都事。累迁监察御史、集贤直学士，兼国子祭酒，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等职务。著有《菊潭集》。

孛翀记问宏博，文章简奥典雅，深合古法。书法为时所重。在上都时“尝奉敕撰碑文”，传世墨迹可见于黄庭坚《松风阁诗卷》后的行书题跋诗一首。

孛和伦：(生卒年待考)，女真族，亦称孛术鲁·和伦；满洲正蓝旗人。著名清朝将领。

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孛和伦以参将从征白莲教，累官至巴里坤总兵。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承袭元制，以配户当差为原则，把全国居民按职业不同编成了不同种类的户籍，比如军籍、民籍、匠籍、医籍等。

        这些户籍类型世代传承，没有特殊情况，轻易很难改变。以军户为例，虽然为明朝提供了稳定的兵源，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阶级的固化。在军户制度下，一旦被编入军籍，世世代代都将受到严格的限制，要想改从它业是非常困难的。例如洪武二十二年就下了一道圣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作买卖的，发边远充军。”根据顾起元所写的《客座赘语》记载，龙江卫指挥伏颙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足以见得军户受到的人身限制有多么严苛。为了避免军役波及自己的子孙，普通民户也不愿意同军户通婚，这导致军户的择偶圈子十分小，很多人到了三四十岁都难以成婚。此外，军户的生活状况也很不理想，屯田土地被侵吞，军饷被克扣的现象十分严重。再加上边班制与京操制让士兵“北人而南，南人而北”、 “南方之人死于寒冻，北方之人死于瘴病” 、“长解负累，有死于沟壑，而莫知之者”。面对如此困境，明代军户无不期盼着能够脱离军籍，逃离苦海。那么在严苛的军户制度下，他们到底有没有办法能够摆脱军籍呢？办法大概有合法和非法两种途径。

        合法的途径就是得到皇帝特恩，从而免除兵籍。要想得到皇帝的特恩，最好的办法就是读书有成，成为国家认可的人才。比如在洪武二十三年，潮州生员陈质的父亲去世，按例陈质应该补充其父空缺充军入伍。可是朱元璋却认为“国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难”，从而特许免除了陈质的军籍。根据《明经世文编》记载，在宣德年间，明朝颁布了《军政条例》，规定“故军户下，止有人一丁，充生员，起解兵部，奏请翰林院考试，如有成效，照例开豁军伍。若无成效，仍发充军。”

        这个条例将读书免除军籍这一渠道以法令的形式固定下来，要求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军户内只存一丁，且有生员的科名，同时还要通过翰林院的考试，方能除去军籍。所以说，在明朝读书是真的可以改变自己以及子孙后代命运的。不过读书解除军籍的路子看似美好，但实际上极难实现，通过翰林院的考试岂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对大部分普通军户来说，最现实的选择就是逃跑。

        为了对付逃军现象，明政府制定了专门的清勾制度加以应对。清勾制度其实就是清军和勾军两个制度的统称。清军是指清点军籍，稽查军伍空虚的情况；勾军是在清军发现空缺后的对应措施，分为跟捕与勾补两种。跟捕是追捕逃跑的本军，勾补是到军户原籍勾取人丁进行补充。如果正军家中无人，就勾取他的族人充数，总而言之，一定要保证军队人员充足。由于跟捕难度太大，所以在明朝主要采取的措施是勾补家丁。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士兵逃跑，明朝官府多半不会下力气追捕他，而是直接到他家里抽取另一人来顶替。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清勾御史和地方官员们往往不会善待军户，顶替之人的境遇悲惨之极。实无异于驱而纳诸死地也。故先此清勾之年，多有自抉其耳目，自残其肢体，遂成痼疾，甘为废人。自背其妻子，自弃其田庐，鼠窜他乡，遂填沟壑。其孤单稚幼不得己从解者，祖哭其孙，母号其子，一军就途，哭声载道。所以说，在清勾制度的约束下，要想做逃军，要么想办法拖家带口一起逃走，要么就得让亲人替自己承受苦难。

        根据《明宣宗实录》的记载，士兵逃亡后“有诈为死者；有更名充吏卒贴书，倚官害民者；有为僧道生员者；有投豪势官民为家人佃户，行财生理者；有隐其丁口寄于别户，并于外境立民籍者。”

        明朝中后期，由于卫所士兵大量逃亡，为了补充军队，明廷不得不大规模实施募兵制。由于募兵的待遇比卫所士兵好了很多，既不需要从事生产劳动，也没有身份上的诸多限制，只要安心打仗就行。因此本来隶属军籍的士兵中有很多逃离军籍，加入到招募的队伍中去，摇身一变成为募兵。

        明朝初年建立了一套僧籍与道籍制度，对和尚道士的控制相对严格。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项制度名存实亡。寺院、宫观渐渐变成了无籍之徒的避难所。宣德十年就有一份奏折指出：“近年军民之家，通逃、规避税摇，冒为僧道，累以万计。”之所以这么多人在逃亡后选择去做和尚道士，主要是因为僧道“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不货殖而财用有余，故人皆乐为之。”能够不劳而获，寺院和宫观自然成了逃亡者十分喜欢的去处。

        士兵在逃跑后，大多数情况下是不敢跑回原籍的。很多时候无处傍身的他们只能聚集在一起，成为强盗。永乐元年五月，成祖就勑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说：“比闻大宁诸卫官军多逃于口外，相聚劫掠”。更有甚者，碰到饥荒年景，这些士兵在逃跑后还会和饥民联合起来，成为反抗明朝统治的起义力量。

        明朝世代沿袭的军户制度虽然在前期给王朝带去了很多实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制度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军户地位低下、负担沉重，边班制与京操制更是让士兵苦不堪言。

        军户子弟虽然可以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来摆脱军籍，但能做到的毕竟寥寥。为了自由和生存，他们中的大多只能选择逃亡。在逃跑后，他们的出路各不相同，但由于成为了无籍之徒，他们基本上也只能过着背井离乡、隐姓埋名的生活了。

        《明史》记载，明朝建立后，“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这就是说，朱元璋把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卫所，军户们就被编入各个卫所之中充当卫所兵。之所以叫“卫所”，是因为这套体系是由“卫”和“所”这两种基本的建制组成的。按明朝的制度，中央设五军都督府，把全国各省分为五大片区，由五军都督府分片管辖。每个省设一名“都指挥使”，负责管辖本省的卫所，相当于现在的军一级建制。每个省又被分成若干个“卫”，每个“卫”设“卫指挥使”，相当于现在的师一级建制。每个“卫”下辖五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下辖十个“百户所”，每个“百户所”下辖两个“总旗”，每个“总旗”下辖五个“小旗”，“小旗”是这套卫所制度的最基层编制，下辖十名士兵。

        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置阳和卫，属山西行都指挥使司。

        宣德五年，分直隶及山西等处卫所添设万全左卫、万全右卫、宣府前卫、宣府左卫、宣府右卫、怀安卫、开平卫、延庆左卫旧属北平行都司，后改、延庆右卫旧属北平都司，后改、龙门卫、保安卫旧属前府，后改、保安右卫旧属前府，后改、蔚州卫、永甯卫、怀来卫、兴和千户所、美峪千户所、广昌千户所旧属山西都司，后改、四海冶千户所、长安千户所、云川千户所、龙门千户所。

山西都司

        旧有太原三护卫，后革。蒲州千户所，改属直隶，广昌千户所，改属万全都司。

        太原左卫、太原右卫、太原前卫、振武卫、平阳卫、镇西卫、潞州卫、沈阳中护卫后设、汾州卫后设、沁州千户所、宁化千户所、雁门千户所、保德州千户所，已下添设偏头关千户所、磁州千户所、甯武千户所、八角千户所、老营堡千户所嘉靖十七年添设、晋府仪卫司、沈府仪卫司、代府仪卫司、晋府群牧所、沈府群牧所、代府群牧所。

山西行都司所辖范围

        旧有蔚州卫，后改属万全都司。大同左卫、大同右卫、大同前卫、大同后卫、朔州卫，由山西大同等处卫所调改及添设：镇虏卫、安东中屯卫、阳和卫、玉林卫、高山卫、云川卫、天城卫。正统三年三月，置威远卫。成化十七年三月置平虏卫。另领山阴千户所、马邑千户所、成化二十一年置井坪守御千户所。至此，山西行都司所属卫所基本固定，领有十四卫和三个守御千户所，即十七卫所。

        阳和卫城，高山卫附，洪武三十一年筑，周围九里三十步，高三丈五尺，壕深三丈。门三：东曰成安，西曰成武，南曰迎宣。上各连楼，窝铺十四座。外各连月城，东半属阳和卫，西半属高山卫。

        建筑卫城的同时，需要建设屯兵堡。为方便屯守，一些离卫城较远的地方，还需建设军屯，供军士屯住，以一百名军士建立一屯，即一个百户所建一屯。明制，军士入伍，妻子等家属随同，此外，要求每位军士带一名随伺，称作余丁或军余。这样一名军士实际就是一户，至少有三口人，一个百户屯，至少有三百余人。在大同北部，今天的右玉、左云、新荣区、阳高、天镇及河北省阳原等地，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屯群落。

        东井堡就是阳和卫卫城以南一处扼守通往京城官道上的重要军屯地。

        据《大同府志》载，到正德年间，大同镇所属各卫军堡共三十一堡（名称略），其中阳和卫三堡，即白登堡、关头堡、猫儿庄堡，其中猫儿庄堡为本卫哨马营。

        除军堡外，正统以后，民堡也在大同地区兴起，由于蒙古骑兵不断侵入抢掠，许多村庄或一村建一堡，或者几村合建一堡，一旦边关有警，村民等全部进入堡内，关闭堡门，设民丁自御。据明正德《大同府志》载，除三十一座明确记载为军堡外，在大同府统御地区，尚有土堡七百九十二座。

都指挥使司、卫指挥使司、千户所、百户所官员称谓及其品级

        都指挥使司有都指挥使（正二品）、都指挥同知（从二品），都指挥佥事（正三品），其下属有经历司经历（正六品）、都事（正七品），断事司断事（正六品）、副断事（正七品）、吏目等。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等高级军官都不世袭，由朝廷从世袭军官中升任或从武举人中任命。卫有指挥使（正三品）、指挥同知（从三品）、指挥佥事（正四品）、卫镇抚（从五品），其下属有经历（从七品）、知事（正八品）、吏目（从九品）、仓大使、副使等。千户所有正千户（正五品）、副千户（从五品）、所镇抚（从六品），其下属为吏目；百户所有百户（正六品）、总旗、小旗。自卫指挥使以下军官则都是世袭的。

        明末大同镇阳和卫军屯李鹏、李宁二公遣离子嗣尚升、尚贤及族人历史背景：

        明末，姜瓖任镇朔将军印大同总兵官，1644年李自成攻克太原 ，降大顺政权。

        1644年三月大同、宣府、居席降，李自成迫至京师城下。

        1644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外城，直逼皇宫。十九日破城，崇祯帝朱由检自缢。

        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军由明将吴三桂开关迎入山海关，击败李自成。

        同年四月清将恭顺侯吴顺华率兵攻大同，六月初六日姜瓖杀大顺守将张天琳，降清英亲王阿济格。

        1644年九月清顺治帝福临从盛京入关到北京。十月初一颁登基诏书，正式定都北京。

        顺治五年姜瓖得知多铎病故，多尔衮染病，十二月初三（1649年1月）于大同起义归南明，割辫为标志，遵用永历正朔。耿焞逃往阳和，家眷被姜瓖处死。多尔衮得知消息，派阿济格载红衣大炮急赴大同，沿途扫清大同府周边州县姜瓖所部，直逼大同城，阳和卫东井堡扼守清军进军要道，兵锋所向，鹏、宁所在军屯地首当其冲，战争结局清军胜。

        姜瓖反清复明前夕，鉴于时局动荡，军情多变，朝代更替的严峻复杂环境，为保全后人，接续香火，据怀仁神嘴窝村《李氏家谱》记载，顺治五年（1648）初秋，时任明山西行都司阳和卫东井堡（集）军屯地千户总李宁（李尚贤之父）与其兄（叔伯或堂兄）李鹏（李尚升之父）在明末清初朝代更迭生死存亡战争险恶环境中前路未卜，生死难料，于是秘密计议，做出一个大胆且冒险的决定，并立即果断实施，这个决定就是由军屯地秘密遣散二公之子李尚升、李尚贤等族人，尚升、尚贤兄弟即由鹏、宁二公派军中族亲隐秘护送，沿途机警疾行，辗转跋涉，风尘仆仆，连日赶路，几日后（东井堡——神嘴窝村约100余公里，）最终落脚大同府桑干河畔神嘴窝村定居下来。尚贤娶同村大户杨氏为妻，尚升（阳和卫有妻室）、尚贤就此成为怀仁神嘴窝村一世祖，居此繁衍生息。

        顺治五年十二月初四日阿济格率清军到大同城下，进行围剿。

        顺治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姜瓖部下总兵杨振威带六百官兵发动兵变，杀姜瓖与其兄姜琳，弟姜有光，持首级出城受降。次日，清军入城，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多尔衮“谕大同城内官吏兵民等曰：姜瓖自造叛逆大罪，摇惑众人，诱陷无辜，尔等被围城中，筑城掘濠，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衣大炮攻破，尽行诛戮。”城墙高度拆除五尺。

        鹏、宁二公结局如何？已无实据可靠，若战败被俘仍活在人世，时过境迁，斗转星移，总会传出一些口信，结论是二人音讯全无，不知所终。同样，二公当时在明军中军职官阶亦无实据佐证，后人记录这段历史留下一些未解谜团，引发诸多遐想。同时，也促使族人继续探究二公在明清风云际会中的足迹，本真记录这段家族史进行不懈探索。

        从清顺治帝入关，多尔衮屠大同城至公元21世纪16年代，三百六十余年间，怀仁神嘴窝村《李氏家谱》谱录自一世尚升、尚贤二公始，至今神嘴窝村李门已繁衍十五代，计约1100余口，勤劳继世，耕读传家，人丁兴旺。

        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一场改朝换代的战争，催生了鹏、宁二公做出果断决定，以睿智舍己的担当，结束了作为明帝国军户的宿命，保全了生命的种子，开启了后人新的农耕生活，时至今日仍在这片黄土地生根开花，开枝散叶。

        鹏、宁二公被后人尊为阳和卫先祖，“保招魂”至神嘴窝村奉祀。

      十世精华公宗脉承祧示图

                        明代

                      阳和卫

                          宁 

                            |

                        清代

                  神嘴窝一世

                        尚贤

                  （配杨氏）

                            |

                        二世

                        复旺

                            |

                        三世

                        培初

                            |

                        四世

                        廷勷

                            |

                        五世

                        畅清

                            |

                        六世

                        生瑞

                            |

                        七世

                        郁成

                            |

                        八世

                        登科

                            |

                        九世

                        恒阳

                            |

                        十世

                        精华

          （1885年前后生人）

                            |

                      十一世

              毓芳 毓兰 毓芝

              三女 次女 长女

大槐树移民：世界移民之最

在人类迁徙史上，洪洞大槐树下的迁徙无疑是范围最广、规模最大也最为惨烈的一次。这次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引起连年不断的战乱。元顺帝时，元丞相伯颜因农民起义首领朱光卿、棒胡是汉人，竟奏请朝廷，杀尽天下张、王、刘、李、赵五姓(当时汉人中以这五姓最多)人。这一血腥恐怖政策终于激起了元末大规棋的农民起义。

战乱之外，水灾、瘟疫也接连不断。黄河、大清河、小清河等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道路皆棒塞，人烟断绝”，是当时中原地区的真实写照。

除水灾之外危害较大的是蝗灾。从至正元年到25年：大蝗灾计有18次，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正末的13年中，就有15次大饥荒。至正19年，山东出现了“民食蝗、人相食（人吃人）”的惨状。

此外，明朝洪武年间发生的“靖难之役”，对山东的影响也非常大，四年的战争加剧了齐鲁大地的荒凉局面，出现“千里无鸡鸣”、“人烟绝迹”的悲惨境况。

山东省临清市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关于“靖难之役”说，为争夺皇位，燕王朱棣向南京政权发动战争，持续四年，杀掠无数。想当时，或杀，或剐，或逃，以至“道路蓁塞．田畴草莽，干村辟荔，魂哭鬼狂”，“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当元末明初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东有太行为屏藩，西有吕梁做遮挡，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

为了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永乐帝朱棣，相继实行了大移民政策。当中华大地人口的天平严重失衡时，素有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和继承者朱棣，必然把目光瞄定山西，投向晋南，大移民不可避免地要在这里发生了。从山西未遭战乱、人丁昌盛、经济富庶的地区，强行迁徙出大批百姓，迁往人烟稀少的河南、河北、山东等18个省份。“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朱棣永乐十四年（1416年），近50年间，这样大规模的移民，前后竟有18次！涉及800余姓氏，上万个家族，包括汉、蒙、回三大民族。

于是，这广济寺旁、汾河岸畔的那棵并不超群出众的汉槐，便以无与伦比的身姿，走进了历史的风雨，走进了岁月的沧桑，走进了一个民族的记忆。

古老传说铭记移民之痛

关于当年明官府组织大规模移民，在民间流传着许多传说。尽管都无从考证，但却铭记了人们对大移民的难以言说之痛。

“洪洞大槐树迁民并非只迁洪洞人。洪洞大槐树是山西迁民的聚集地，迁出的居民是以太原、平阳（今临汾）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为主。据粗略估计，至少有数百万。”刘中平对记者说，“当时，曾有移民的记录，具体记载着所有移民来自哪里、迁徙到哪里，可惜在文革时期被毁了。”

“关于明初洪洞大移民的原由，在河南和山东民间，传播面最广的是胡大海复仇的传说。”刘中平说。

据说，元末时期，河南一带流浪着一个乞丐，其人五大三粗，相貌丑陋，带片披襟，蓬头垢面，体壮如牛却游手好闲，为乡亲们所不齿，人们避之如恶煞厉鬼，即使有残羹剩饭也不施舍。他一出现，家家便关门闭户。一日，他猝然闯而进一土财主家，伸出毛茸茸的黑手讨要，老妪为羞辱他，将一张大油饼为孙儿揩腚后，扔狗吞食，并喝狗将其咬出门外。这乞丐就是胡大海。胡大海深感中原人心太坏，遂暗暗立誓，有朝一日发迹后，定来此雪恨复仇。后来，胡大海弃讨投伍至朱元璋麾下。胡膂力过人，嗜杀成性。疆场上，呵佛骂祖，虎口拔牙，因战功卓著，一介乞丐白日升天，成了朱明王朝的开国元勋。

朱洪武于南京君临天下，大赏功臣。胡大海拒金银财宝田宅奴仆而不受，当朝奏明复仇事。朱洪武知胡乃杀人魔王，踌躇再三，只恩准胡“杀一箭之地”。胡率兵至河南境内，恰有一雁当空飞来，胡心中暗喜，弯弓发箭，箭着雁尾，雁带箭南飞，飞过河南，又掉头飞向山东，胡统兵随雁杀去，直杀得豫鲁两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所以，只好移民。

另一个说法是，朱元璋曾因为屡屡打不下山西，便迁怒于山西人，发誓将来得了天下，非把山西人迁到异地他乡不可。

“其实，这些传说都无从考证，但却被民间百姓津津乐道。”刘中平如是说。

洪洞县志办主任张青认为，“明代大移民是一段写满血泪的悲壮历史，背井离乡，诀别故土，先祖们怎能不寸心如割，于是大槐树就成了古槐后裔任祖归宗的根。但也不能否认移民政策带来的积极作用。大量移民垦田，使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逐渐恢复，手工业、商业得到了繁荣，人口增长迅速，对于当时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比较合理地布局了人口生存的空间。”

“山东人祖先多数可追溯到山西大槐树”

向山东移民的明朝官方记载只有两次。据《明太祖实录》记载，第一次向山东移民是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迁往临清”；第二次是明洪武二十二年，“迁往东昌（今聊城）”。那么，为什么后来移民后裔遍布山东呢？

根据《明史)、《明实录》、《日知录之余》等正史及笔记史料的记载，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在30个省市，2217个县市。当时，向山东移民最多的是东昌府（今聊城）、济南府、兖州府、莱州府、青州府，分布在如今的一百余个县市。

但是，向山东移民的官方记载只有两次。据《明太祖实录》记载，第一次向山东移民是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迁往临清”；第二次是明洪武二十二年，“迁往东昌（今聊城）”。那么，为什么后来移民后裔遍布山东呢？

“山东人祖先多数可追溯到山西大槐树！这是因为，当年除了直接迁民外，还有很多次间接移民。”刘中平说，“此外，因最初迁往山东的移民主要分布在鲁西、鲁西北和鲁西南一带，而这些地方多为黄河泛滥区，土贫地瘠，饱受水患之苦，成为移民自发的再次迁徙的一个固有原因。山东当地的原住民对外来人口的排斥，也成为移民再次迁徙的一个因素。而明朝初期朝廷在迁民时曾规定‘同姓同宗者不能同迁一地’，致使许多同姓同宗的家族分居异地，为日后寻亲归祖埋下了伏笔。同时，明朝官府还曾根据现实情况，组织了多次省内的迁徙。如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将登州、莱州二府无地居民5635户迁至东昌府；洪武二十八年，又将青州、兖州、登州、莱州、济南五府家有五丁以上以及无田的农民1051户、4666口迁至地广人稀的地区等。”

山东省嘉祥县地名办公室在地名普查中发现，全县70%的自然村是洪武、永乐年间为山西移民设置的。

滕州市地名办公室也在地名考查中发现，该县共有自然村1200余个，其中明代建立的有687个。现存425部族谱和碑文中，有225个部族明确记载是洪武以及永乐年间自洪洞县迁来。

而冠县近3000个村庄中，有近1700个是明代建立的；郓城县1300余个村庄中亦有535个是明朝建立的；定陶县1000余个村庄中有386个村的祖先来自洪洞县。

民间家谱记载先祖渊源

山东许多地区的民间族谱、家谱中，都对先祖的渊源有所记载。有的移民与家人约定以某种物品为记号，作为后人寻亲的物证，但更多的人以槐树来纪念这次移民。

山东省曹县的《王氏家谱·序》中，记载了“一枪王”的故事。谈到王氏始祖王良于洪武二十五年，举家由洪洞迁居这里。由于王良一路上总带着一支长矛，于是就为庄子起名为“一枪王”。以后繁衍到20余世，仍然是衣冠争荣，宗族旺盛，由“一枪王”变成了“千家王”。

山东定陶县“弯子张”庄的《张氏谱序》记载说，始祖张三老，本住山西泽州阳城县，自明时洪武年间，迁居于定陶县。当时一家人从官府领了席片耕具，顺东南而来，千里迢迢，跋山涉水。终于来到沙山寺北约1公里的地方。当时这里完全是一片荒地，只好用席子搭棚，挖土坑当炉灶，勉强建成一个家。而窝棚四周则是荒草茫茫，渺无人烟，只有几只狐兔，间或出没草丛间。刚来的那天晚上，一家人望着天上的星星，回想千里之外的故乡，心里别提多难受了。没想到五更天的时候，忽听到东南方向有公鸡打鸣。张三老想：“有鸡就有人家。”天刚放亮，就到鸡鸣的地方去找，果然有人家，乃是李氏始祖李庆，而且是张三老的表兄。于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表兄弟抱头痛哭一场，又搬到一处居住。

山东曹县刘庄的《魏刘氏合谱·

序》也记载道：予族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士,大明洪武二年(1369年)迁民诏下，条款具备，律历森严，凡同姓者不准居住一村。始祖兄弟二人，不忍暂离手足之情，无奈改为两姓，铜佛为记，传流至今500余岁依然存在。据后人回忆，始祖兄弟二人，名为光祖、亮祖，铜佛则可能是一个模样的两尊佛像。但更多的人以槐树来纪念这次移民。至今，在很多移民后裔生活的地区都种有槐树就是最好的例证。

为何都从洪洞大槐树出发？

“当年，明朝官府选定洪洞县作为大移民的集结地，是考虑了众多因素的，如人口稠密程度、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等。”刘中平对记者说。

临汾历史悠久，东倚太行，西临吕梁，尧帝曾在此地活动并建都，因此后人称临汾为“尧都”。如今，在临汾的东南西北入口处，均可看见一个气势宏伟的大牌坊：天下第一都。因其“南通秦蜀，北达幽并，东临太岳，西控汾河”，因地理位置重要，自古为河内重地，其北部30公里处即为洪洞。闻名海内外的明代大移民的出发地就在这里。

当时之洪洞，凭借古驿道，北通幽燕，东连齐鲁，南达秦蜀，西抵河陇，加之广济寺院落宽展，寺旁还设有较大规模的驿站，易于政府设局驻员，集结移民，发放川资凭照。于是，汉槐旁的驿站，便成了大移民的派遣站和出发地

据史载，明初从山西迁民，不管老百姓家在何府何州何县，都要先集中到洪洞县去。洪洞县城北，当时有一古刹名叫广济寺，为唐朝贞观二年所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寺旁有一棵大槐树，“树身数围，荫蔽数亩”。当时山西省惟一的一条官道经过从寺旁经过，唐宋时期官府在此设立了驿馆，办理四方来往的公差事务。

“当年，明朝官府选定洪洞县作为大移民的集结地，是考虑了众多因素的。”刘中平对记者说。

“首先是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洪洞县位处晋南临汾盆地，是当时全国的中心地带，是向各地区移民的最佳位置，成本比较低；其次，当时洪洞县地区人口稠密，户均10口人以上，具有先天的人口优势；第三是交通优势，当时山西省惟一的一条官道经过从洪洞县的广济寺旁经过；此外，这里还是晋南的行政中心，设有规模较大的驿馆，具备组织大规模移民的组织基础。”

当时，明朝廷采取的移民办法主要是军屯（将军队迁至某处后就地转民）、商屯、民屯等，还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发放衣物、路费、农具以及承诺免赋役三年等，但更多的是采取招诱、征派的强迫办法。

而大槐树寻根祭祖园的导游张**还向记者介绍了一种传说。“因大家不愿意离乡背土，官府就散布谣言说，‘除了洪洞县广济寺一带的不迁，其他地区的居民都必须限期迁离。’于是，人们纷纷拖家带口赶到洪洞县广济寺一带，结果当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大槐树下的时候，官府调动大批官兵将人们围住，登记在册，全部强制迁徙。”尽管这个无从考证，但却在民间流传甚广。

据说，民间广为流传的“解手”的说法和“背手”的习惯也是源于这次大移民。“为了防止移民逃跑，官兵用绳子将人们的手反绑起来，一串一串相互连结。由于路途遥远，走的时间长了，人们就习惯了背着手走路。在押送过程中，人们需要大小便时，便央求官兵将手解开，如此次数多了，就简化为‘解手’。”导游张**如是说。

山东曾有民谣云：“谁的小脚趾甲两瓣瓣，谁就是大槐树底下的孩。”在大槐树公园的祭祖堂里，有两副楹联，一为“举目鹳窝今何在，坐叙桑梓骈甲情”，二是“谁是古槐底下人，双足小趾验甲形”，楹联与民谣，一雅一俗，说的都是足小趾两瓣的事。传说官兵包围百姓后，怕人逃跑，将每人的小脚趾砍上一刀，以做标记。后来，移民的后代脚小趾甲便成了复形。

“这个传说亦不可信，但却饱含了人们对强制移民的痛恨。”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根祖文化部副部长罗红玲说。

山东曹县一刘姓的族谱里，记载着他们的先祖是“独耳爷爷”，独耳爷爷就是因为在迁徙途中多次逃跑，被官兵割掉一只耳朵的。

洪洞大槐树

古大槐树，又称洪洞大槐树，位于洪洞县城西北二公里的贾村西侧的大槐树公园内，这里洪洞虽然没有什么宏伟的建筑，但是不论严寒的冬天，还是酷热的炎夏，游客络绎不绝，有的赋诗题词，抒发“饮水思源”之幽情，有的仰望古槐，盘桓眷恋，久久不肯离去。

元朝末年，元政府连年对外用兵，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加之黄淮流域水灾不断，饥荒频仍，终于激起连绵十余年的红巾军起义。元政府予以残暴的镇压，争域夺地的殊死之战时有发生，两淮、山东、河北、河南百姓十亡七八。元末战乱的创伤未及医治，明初“靖难之役”又接踵而至。冀、鲁、豫、皖诸地深受其害，几成无人之地。在元末战乱时，蒙古地主武装察罕贴木儿父子统治的“表里山河”——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相对显得安定，风调雨顺，连年丰收，较之于相邻诸省，山西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再者，外省也有大量难民流入山西，致使山西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明朝灭亡元朝后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晋南是山西人口稠密之处，而洪洞又是当时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很多，香客不绝。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汾河滩上的老鹞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明朝政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

晚秋时节，槐叶凋落，老鸦窝显得十分醒目。移民们临行之时，凝眸高大的古槐，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鹞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令别离故土的移民潸然泪下，频频回首，不忍离去，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鹤窝。为此，大槐树和老鹤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首民谣数百年来在我国许多地区广为流传。（据我老家的村民说，我们村就是那个时候从大槐树迁移出来，以充实北部边防的，村里的家谱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记起的。）

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的移民，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如此长时间大范围有组织的大规模迁徙，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将一方之民散移各地，仅此一例而已。明政府推行移民垦荒振兴农业的政策，虽然其目的是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客观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边防巩固，社会安定。

民国二年，宦游山东的贾村人景大启告老还乡后，集资修建了碑亭、茶室等。碑亭建在原来的古大槐树处，亭虽不大，但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亭中竖立青石碑一座，刻有“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碑亭背面，刻有碑文，简述移民事略。亭前靠西一侧，建有茶室三间，以备寻根游人歇憩品茗，茶室楣匾题字为“饮水思源”。碑南二十余米处建有牌坊一座，横额雕刻着“誉延嘉树”，另一面刻有“荫庇群生”。八十年代初，洪洞县政府重修并扩建了大槐树公园。

在这里还流传着一些有关迁徙的故事。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命山西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第三镇兵进攻山西革命军，所到之处肆意抢掠。到洪洞后，士兵来到古大槐树处，纷纷下马罗拜，互相传言：“回到大槐树老家了。”不但没抢掠，而且将财物供施于大槐树下。大槐树“御灾抗患”之功为人们所称道。

传说当年移民时，官兵用刀在每人小趾甲上切一刀为记。至今凡大槐树移民后裔的小趾甲都是复形（两瓣）。“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你若有兴趣，不妨自我查看。

当时，为防止移民逃跑，官兵把他们反绑，然后用一根长绳联结起来，押解着移民上路。人们一步一回头，大人们看着大槐树告诉小孩：“这里就是我们的老家，这就是我们的故乡。”至今移民后裔不论家住在何方何地，都说古大槐树处是自己的故乡。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不久也就习惯了，以后迁民们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

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单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此后“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词。

迁民到了新的居住地点，一片荒野，只好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建屋造房，开荒种地，不论干什么，都会联想起故乡的山山水水。为了寄托对故乡的思念，大多在自己新居的院子里，大门口栽种槐树，以表对故乡的留恋和怀念之情。有些移民到迁徙地后，以原籍命名村名，如北京郊区有赵城营、红铜（洪洞）营、蒲州营、长子营等，表明这些居民是当年从赵城、洪洞等地迁去的。

祭祖小屋里贴着一张“古槐后裔姓氏表”，该表上共有四百五十姓，供奉着他们的牌位，这大大超过了百家姓。他们都是六百年前移民到全国各地的，经过搜集整理，公诸于墙，以便寻根查询。近年来，大陆民众竞修家谱，海外同胞寻根祭祖，纷纷查询自己同大槐树的血缘关系。

悠悠六百年多年过去了，汉代古槐已不复存在，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而同根孳生其旁的第三代槐树，则枝叶繁茂，充满活力。槐乡的后裔已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四百多个县，有的还远在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

遥想当年祖辈们扶老携幼，离乡背井，在频频回首遥望大槐树和老鸽窝时，洒下了多少伤心泪，愿大槐树与海内外同胞永远根连根，心连心。

大槐树楹联

香挹行襟留快饮；

荫清古道倚斜阳。

茶可解饮，碧乳澄香通世味；

亭堪楼迹，绿槐夹道识乡情。

柳往槐来，到此应生离国感；

水源木本，于今犹动故乡恩。

举传嘉树；荫庇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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