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湖北兵工学堂、安庆内军械所。

左宗棠：福州船政局、兰州织呢局。

李鸿章：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织布局等。

张之洞：汉阳铁厂、湖北兵工厂、马鞍山煤矿、湖北织布局、湖北缫丝局、芦汉铁路等。

李经述去世后，归葬合肥东乡的茅冈，时人感其孝行，在其墓旁建牌坊以表纪念，人称“孝子坊”。

2012年6月26日下午，合肥市李鸿章享堂管理处从合肥市二十埠河堤坝上发掘出一块精美的汉白玉石碑断片，断片长80厘米，宽40厘米，厚11厘米，刻有“已故承袭一等侯候补四品京堂李经述生有至性操履端严前居母丧哀痛毁瘠伊故父大学士李鸿章前年奉命来京……”等字样。根据残碑上的文字可以判断：已经过世的李经述承袭其父李鸿章一等侯爵，生前官至候补四品京堂，具有很高的操守，居母丧及在其父李鸿章过世前后都极尽孝道；由于李经述母亲赵小莲早于其父李鸿章去世，故此在文字排列顺序上母在前父在后；李经述死于1902年2月，文字上的“前年”，指的是1900年。经文物部门初步断定为李鸿章次子李经述孝子坊上的构件。除石碑外，如今发现的构件还有石鼓、石楹联、石台阶等，这些构件上的文字厚重端庄有力，图案考究精美流畅。

谈起此次发掘，享堂管理处的夏秀涛说，其实早在2009年就听二十埠河附近的村民陈家斌介绍，他孩提时候在二十埠河游泳时，就发现了河坝上有一些特别的石头，其中一块刻有“李鸿章”字样。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意识到这些石头可能属于文物，便向李鸿章享堂报告。但是当时这些石料被筑在二十埠河堤坝上，发掘难度较大。近些年，李鸿章享堂一直关注这些构件，直至二十埠河改道完工，在瑶海区及大兴镇年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发掘工作才正式启动。经过仔细寻觅，夏秀涛终于找到了已从堤坝脱落，遗落在尘土中的构件，并迅速带领工人进行抢救性发掘。这批构件的发掘，对于研究李鸿章家庭历史，丰富李鸿章享堂的文物具有积极意义。

根据李氏家谱记载，李经述去世后，就埋葬在今合肥市长江批发市场以东的二十埠河附近，与其父李鸿章之墓成南北相望之势，这批构件应是在筑二十埠河堤坝时，从李经述墓前孝子坊处运输约2000米，被安放到了下游如今的位置。

 揭秘1880年民间专家组会诊慈禧太后前后

　光绪六年（1880）春，中俄两国因交涉收回新疆伊犁，双方剑拔弩张，局势危急。而慈禧太后却患病不理朝政，太医连续治疗，病情始终未见好转。

　最早记录慈禧太后生病的，是军机大臣王文韶。他在二月初二日（3月12日）的日记中说：

　入对一刻许，慈禧太后圣躬欠安，召见时慈安太后在座。交看药方并谕知病状，意甚焦急。盖缘思虑伤脾，眠食俱损，近日益不能支。

　在翁同和此后的日记中，也出现了慈禧“夜不成寐，饮食少，面色萎黄口干”；“多步履则气怯心空”，“郁闷太息，肩重腰酸，饮食少味，心脾久虚”；“多言则倦，多食则滞，多步则涩”；“痰带血丝”，“便溏气弱”等内容。二月初八日，翁同和更在日记中特别写道：

　自初二起召见办事，皆慈安太后御帘内，十余年来此为创建也。

　朝廷大臣中的好事者，开始酝酿要请外面的民间医生来为慈禧治病。时任左庶子的张之洞，在一封写给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密信中首先提出：

　西圣病体未愈，尚医万不可恃，可否商之诸邸，驰召良医数人来都，以备参酌，轮舶迅疾，旬余可到，及今调理，尚易为力，秋深更费手矣。重臣切近，此举似亦常措意也。

　费伯熊、马佩芝，均常州人，江南人人知名，翁叔平稔知。

　程春藻，安徽人，现官湖北候补道，署湖北盐道，医素有名，去冬李相太夫人病重，服其药而愈，此外奏效蔼多。姑举数人，此外如有知名者，无妨多召数人，干隆间徐灵胎两次 入京，诊宫闱之疾，洄溪医案载之甚详。此故事也。

　清朝外廷很少介入宫闱事务，慈禧太后的病况和医案虽然在极小范围内向上层官员公布，但实情究竟如何，其实谁也说不清楚。张之洞敢于向李鸿藻进言，正是清流无所畏惧的脾气和异想天开的谋画，所表达的，是对朝廷的赤胆忠诚和对慈禧太后健康的关切。此事如何在清流和顶层官场中运作，今人知之不详，但最后上疏的，是另一位清流宝廷，他“请召中外大臣博访名医以闻，令随同太医诊视”。很多人都为宝廷的建言捏一把汗。宝廷表示，“国事日棘，不暇顾也。”奏上，得到太后本人的同意。旋发布上谕：

　军机大臣字寄上谕：

　顺天府 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 两江总督刘 湖广总督李 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吴 安徽巡抚裕 江西巡抚李 浙江巡抚谭 山东巡抚周 山西巡抚一等威毅伯曾 湖南巡抚涂 湖北巡抚彭 湖南巡抚李 传谕护理江苏巡抚布政司谭钧培：

　光绪六年六月初七日（7月13日）奉上谕，现在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圣躬欠安，已逾数月，叠经太医院进方调理，尚未大安。外省讲求岐黄脉理精细者，谅不乏人，著该府尹督抚等详细延访，如有真知其人医理可靠者，无论官绅士民，即派员伴送来京，由内务府大臣率同太医院堂官详加察看，奏明请旨。其江苏等省咨送之人，即乘坐轮船来京，以期迅速。将此谕知顺天府并由五百里谕令李鸿章、刘坤一、李瀚章、吴元炳、裕禄、李文敏、谭钟麟、周恒祺、曾国荃、涂宗瀛、彭祖贤、李明墀传谕谭钧培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从上谕中提及江苏咨送之人请乘轮船来京等内容，明显可以看到张之洞密信的痕迹，证明李鸿藻按此建言，在军机大臣中进行了沟通，也反映出慈禧太后对太医的治疗产生厌倦，愿意听取民间医生的看法。于是，直隶总督李鸿章推荐的山东候补道薛福辰、山西巡抚曾国荃推荐的山西阳曲县知县汪守正、江苏巡抚吴元炳推荐的江苏武进县孟和镇地方职员马文植、江西巡抚李文敏推荐的江西县丞赵天向、浙江巡抚谭钟麟推荐的浙江鹾尹薛宝田、浙江淳安县教谕仲学辂、湖南巡抚李明墀推荐的新宁知县连自华、湖北巡抚荐彭祖贤推荐的湖北盐法道程春藻等八位医生相继来到了北京。此外，丁忧在籍的前湖北巡抚潘霨也被举荐诊视，但他到京后就称病回避了。

　薛福辰，字振美，号抚屏，江苏无锡人，生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清末外交官薛福成之长兄。幼年聪慧过人，七岁能试作文章。年稍长，博览经史。道光三十年考取秀才，咸丰五年（1855）参加顺天乡试，中第二名举人。后在北京任工部员外郎。咸丰八年，因父病故，扶柩归里。咸丰十年，太平军攻克无锡，他去李鸿章幕府供职。后提任为候补知府，到山东补用。时黄河缺口，泛滥成灾，山东巡抚丁宝桢知其对水利素有研究，请他去助治。他亲驻侯家林，综理全局，组织民工，经过四十五天的日夜抢险，堵塞各处缺口，节省帑银一百数十万两。因治河有功，调任候补道员，补山东济东泰武临道。薛福辰自习医书，历时五六载，竟精通诸家医书。

　汪守正，字子常，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生于道光九年（1829）。祖籍安徽，由附贡生报捐知县，指分河南补用，同治十年补授山西虞乡知县，十二年调平遥知县。光绪三、四年，华北大旱，三晋赤地千里，汪守正因赈灾有名，为曾国荃所赏识，自后“晋省凡有大灾及一切兴作救灾之事，靡不借重”，以致“山西之民，士农工商，靡不知之”。光绪五年调补阳曲知县。

　马文植，名培之，以字行，清代江苏武进孟河人，生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其祖父马省三，本姓蒋，学医于马氏，就从师姓，以医闻名于当时。马文植少时攻诸生，就学习家传医学。随其祖父治医，达十六年之久，尽得其学，后又旁收王九峰、费伯雄之学术经验，融会贯通，成为马家造诣最深、操技最精、影响最大的一代医家。世人称其“外科见长而以内科成名”。在张之洞给李鸿藻的密信中，就推荐了他，并写成“马佩芝”。

　赵天向，字德与，安徽太平县仙源人。历任江西高安、安仁等县县丞、布政司经历、按察司司狱、南昌府经历，精医术。

　薛宝田，字心农，江苏如皋丁堰镇人，生于嘉庆二十年（1815）。他的曾祖父薛梅苑是清初名医，干隆年间，以八十多岁高龄驰赴易州，治愈了干隆帝十额驸的病。父亲薛银槎也是国手。出生在这样一个岐黄世家的薛宝田，自然“能世其家，于岐黄诸书，无不得其奥秘”。道光年间，他以明经身份“任上元县教谕”，四十六岁时改任鹾尹（盐场小吏），分发浙江候补。在浙江期间，由于上层人物知道他精于医术，都请他治病，由此医名大著，求他医治的人“踵相接”。由此名满杭州，大府寅寮咸器重之。

　仲学辂，字昴庭，浙江钱塘长命乡仲家村人。少年时研习经史，兼修医学。光绪元年（1875）中举人，后授宁波教谕，在公务之余，仲学辂为人诊疗疾病，多有疗效，因而颇有医名。生平博览群书，好宋代二程之学；尤精医，善用古方，稀用峻药，常药到病除。

　连自华，字书樵，浙江钱塘人，名医连宝善子。以优贡生官湖南知县，累官武冈知州，为官多惠政。得家传，亦精于医道。

　程春藻，字丽芬，时任湖北盐道。早在光绪元年六月，李鸿章母亲感染暑疾，“颇剧”，即由程春藻“妙剂回春”。年底，李鸿章致福建巡抚丁日昌函中就提及“家慈服程丽芬补剂，大效，业经复原”。在另一信中又谓老母“近服程丽芬丸方，咳痰不作，据丽芬来信，可冀断根，实深庆幸”。二年春，再向两江总督沈葆桢推荐，“尊患咳逆，宜请湖北候补道程丽芬诊治，必可全愈”。不久，沈葆桢复函李鸿章，告知“丽芬到此，曾乞一诊，明说疾不可为，真良医也”。后来，沈葆桢在致友人的函中几次提到：“程丽芬名春藻，浙人，天分甚高，方颇奇险。”“丽芬观察天分极高，血性男子，弟与之向未一面，竟承其枉道来视两次，心极感之。”显然，他在官场中也是成名已久的医士。

　从上述名单还可以看到，当年被公认医术高明的大夫，其实多是有学识的官员，并非专业的悬壶郎中。中国传统医学在最高境界上是一种哲学，同入仕做官的读书人倒是相通的。

　 看病的医生，薛福辰最早到京，六月廿四日请脉。汪守正第二个到达，六月三十日请脉。他们和太医李德立、庄守和、李德昌组成一个团队，每天集体为慈禧太后看病。赵天向是第三个到京的。尔后，马文植七月廿日抵京，廿五日首次入宫诊断，比薛福辰整整晚了一个月。其余的医生则在八月份陆续抵达，加入专家组。

　医生多了，七嘴八舌，各有主见。慈禧太后将医生分开，每天只宣三四个医生上班，集体会诊，次日又换一拨。薛宝田后来记载：内务府大臣师曾“传懿旨，各省医生俱已到齐，人多，分班听传，并不因医道各有优劣稍示区别。传者进宫，不传者在内务府侍候”。这样的结果，是每天医生的看法都大相径庭。某日开出三方：“一薛、汪，仍温补；一马，甘润；一太医，苦寒。”慈禧太后咽喉（颃嗓）痰中时有血沫，她询问原因，医生各自发表不同看法，太后要他们写出文字意见。这天翁同和日记说：“发下太医李德立及薛福辰、汪守正、马文植三论，交王大臣等看。李等专言此颃嗓粘涎证已经数年，一时难脱体。辛热似不宜用。薛福辰、汪守正言肺气结，时受秽气致然（皆未立方）。马文植则主疡科中一则立论，药不用苦寒而用甘凉，亦无成说确见。”内臣询问翁同和意见如何，翁对以不谙药性。

　此时朝廷因崇厚擅签《中俄伊犁条约》，受到“清流”的严厉抨击，李鸿藻、张之洞等一干人力主杀崇厚、废《条约》。俄国恫吓说，中国如果杀使臣，废条约，他们就派军舰来华开战。左宗棠主战，而办理洋务的李鸿章，则讥讽“左帅主战，倡率一班书生腐官，大言高论，不顾国家之安危。即其西路调度，不过尔尔，把握何在？”“兰枢（李鸿藻）于洋务懵未有知，……领袖清流，顾为借城背一之举，朝局水火已成。”还说“与不知兵者谈兵，无怪是非颠倒耳”，“持国计者平日不于此等著力，而空言浪战，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

　主张用外交手段予以折冲。朝中讨论，莫衷一是。

　张佩纶将这种争论和慈禧太后看病相类比，他私下评论说：

　目下朝中甚为惊恐，而主和主战仍无定局，可叹也。李相（鸿章）处无音问至，不知海防如何？群医集阙下，亦复议论不一，薛直隶荐、汪山西荐，主温补，太医用凉剂，江南马医主滋补。此数人之治病，正如时贤之治国矣。

　如此争论，如此各自表述，如何能够治病？

　张佩纶与李鸿章曾就哪个医生的医术更高明更靠谱展开过争论。

　光绪七年四月初七日（1881年5月4日），张佩纶致函李鸿章称：

　长春宫（慈禧太后）近日圣体见愈否？闻以骨蒸易方，不知奏效否？丽芬（程春藻）有言，此疾不宜凉剂，应属尚医加意也。

　李鸿章当日回复：

　长春以退热为要义，暂加甘凉，尚自无碍。究其热可减而不可退，医者已时消息，亦尽人事而已。丽芬所言，岂宜泥视。汪令（守正）更懵无知觉也。

　初八日，张佩纶复函李鸿章：

　昨陈医理，意主慎重。薛（福辰）汪（守正）同异，无所袒也。久热不能退而泄之，仅以取快一时，实非十全上诀。际此万难措手之证，公究良相，而非良医，似不必扬薛之说，以重其过耳。夙容狂直，故敢申论。

　李鸿章再回复：

　久热服地黄、地骨皮二剂乃渐减，汪令又以臆说阻之，实系懵不知医。不知外界何以笃信此若此。抚屏（薛福辰）本不欲出所学以挠众论，只是随人合方。尊论非十全上诀，何者为上全耶？此事非熟精岐黄者恐不可妄谈也。

　李鸿章在医生中有自己的眼线和情报来源。文史作家郑逸梅记载他曾看到过薛福辰光绪六年八月初写给轮船招商局会办沈能虎的信，其中提到：

　马文植、赵天向，均经随同请脉数次。目下奉旨无庸再诊，但须于方剂头上备列衔名。浙省所荐之薛宝田、仲学辂，今日始到，而圣躬已九分之九大安，想亦方剂头上列衔之局。惟沅公所荐汪令，颇为小兄得力之帮手耳。其它如湖南所荐连士（自）华，岘帅所荐程春藻，计日内先后可到。总之，鄙人此次之事，系勉竭驽钝，幸免大戾，然竟将太医及天下诸名医得罪矣。

　依薛福辰此说，在他入京之初，薛宝田、仲学辂、连自华、程春藻到京之前，慈禧太后已经内定他和汪守正为主治大夫，其他人不过是虚设名头，在方剂上列衔而已。此说系郑逸梅转述他从朋友彭长卿处见到的亲笔书札，正确与否，我无从评论。从流传下来慈禧每天的医方看，医生是允许各抒己见的，并非在一个一以贯之的方子上各自署名。而按照翁同和观察，太后其实并不服用医生的处方（“闻久停药，因温闻杂投无验也”），后人不清楚这些治病开方背后的复杂运作，但他们不同的观点，却给慈禧太后增添了许多新鲜建议。使这个精明的女人得以兼听则明。经过观察，慈禧在九月三十日（11月2日）下旨：

　诸医各回原省，留马文植及薛福辰、汪守正照常请脉，嗣后分为两班，太医院一班，马文植、薛福辰、汪守正一班，进诊二日，下班一日。钦遵！

　最后治好慈禧病的，主要还就是这三位医生，尤其是薛福辰、汪守正。由此可见，薛福辰的说法，是有一定依据的。

　光绪六年末，李鸿章在给刘瑞芬的信中，也提到了程春藻和薛福辰：

　丽芬此番入都，因议论与院医不合，因得早归。薛辅屏观察内直数月，进剂事宜业已多方调护，而禧圣以忧劳过甚，甫经痊可，未敢遽庆复元，闻须俟过冬至、春分两节，卫摄得宜，臣子之心庶可少纾。

　中国民间历来传说，古时因为宫廷尊卑有序、男女有别，御医为娘娘、公主看病，不能直接望、闻、问、切，只能用丝线一端固定在病人的脉搏上，御医通过丝线另一端的脉象诊治病情，俗称“悬丝诊脉”。我手头有篇十几年前《新民晚报》刊载的文摘《悬丝诊脉确有其事吗》，作者说，有人采访过旧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称施曾给清廷皇室内眷看过病，施说确有其事。对于这种说法，我历来是不相信的。大约问诊尚可请太监传话，望、闻、切，都需要医生亲身的感受。病人的脉象，若能够通过一根丝线当成USB数据连接线来传递，那么中国古代信息传递的技术真是独步天下了。如果今天有人敢说他掌握着这门秘技，大家一定说他是骗子。于是，写报 的稗史作者便只能托言古人或死人，反正谁也无法查证。但施今墨的简历还是可以查考的，他1881年出生，1906年毕业于山西法政学堂，曾追随黄兴，并参加辛亥革命。据说施今墨十三岁时从其舅父，河南安阳的李可亭先生学医，但成名显然在民国年间。他成名之后，或许曾为逊清的遗老遗少看过病，但以他“四大名医”的牌头来求证内宫的悬丝诊脉，其实还不够份儿，其结果，只能是以讹传讹，或者故弄玄虚。

　给皇太后看病，完全可以看到本人，并且也是可以对病人搭脉。医生马文植在《纪恩录》中，描写他给慈禧太后第一次看病的情形，留下来清晰的记载：

　慈禧皇太后面东坐，前设小几，垂黄纱帘幔。行一跪三叩首礼。问何处人及年纪。……命文植进诊，膝行至几前，几上置两小枕，太监侍立两旁。启帘请脉，左右如法。……对云：“两寸脉虚细，左关沉弦，右关小滑，两尺濡细，缘积郁积劳，心脾有亏，肝气亦旺，脾经又有湿痰，荣脉不调，当见谷少，头眩内热，腰酸肢倦，胸闷不舒肋痛诸证。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训示。”太后复详谕毕，随命下去，详细立方。余退出，仍立阶下，薛、汪二君进，请脉毕，同随至东配殿，各立一方。余以面奏之意，先叙原委，决定药剂，稿成呈内大臣请侍医看过，嘱医士用黄签恭楷进呈皇太后御览。太医院将所用之药，在《本草从新》书上用黄笺标记，由李总管递进。顷间，李太监传旨，“马文植所拟药方甚佳，着大臣议奏，应服何方？”大臣面奏：“臣等不明医药，未敢擅定，恭请圣裁。”少顷内监传旨：“今日仍用太医院方，明日同议，着马文植主稿。”

　薛宝田在日记中的描述，与马文植相较，也是一致的：

　皇太后命余先请脉。余起，行至榻前。榻上施黄纱帐，皇太后坐榻中，榻外设小几，几安小枕。皇太后出手放枕上，手盖素帕，惟露诊脉之三部。余屏息跪，两旁太监侍立。余先请右部，次请左部。约两刻许，奏：“圣躬脉息，左寸数，左关弦；右寸平，右关弱，两尺不旺。由于郁怒伤肝，思虑伤脾，五志化火，不能荣养冲任，以致胸中嘈杂，少寐，乏食，短精神，间或痰中带血，更衣或溏或结。”

　慈禧太后如此，慈安太后及其他一干宫中内眷，都无必要悬丝诊脉吧。

　然而，伴君如伴虎。

　给慈禧太后看病，所有的医生都既感到荣幸，又极为害怕，只求太后早日康复，自己可以解脱回家，内中机密，外人难以知悉。

　薛福辰在给沈能虎的信中透露过一个细节：

　西圣自廿四日泻止熟眠，曰有起色，至七月廿六日，眠食居然复原。太医李德立，以为到此地位，渠虽不敏，总可操券，以报大安。因千方百计营求，至廿七日清晨，渠单衔进方一个，竟蒙圣上试服。谁知通宵不寐，并见肝风大动，举朝震恐。鄙人万不得已，乃钦遵圣训，代制一达木培土之方，一服而新症悉平，眠食康复。圣上经此比较，便知高下判然。立将李德立交刑部治罪，经内务大臣碰头四次，奏称李德立不过医术荒谬，其急欲求好之心，盖与薛某无异，乞暂宽免，乃蒙俞允。从此处方论药，便少掣肘。自廿八日至今初六日，调理将九日，圣上居然食量加增，仍在内办理紧要公事，了无困乏。大约从此竟无阻碍，则早在中秋，晚在寒露节令，当可告成矣。

　医事中之千回百折，惟伯相得知其详，而求其不必告人。

　这个李德立，是太医院署右院判（代理副院长），亦是太医院多年的御医，曾在同治末年皇帝的天花医治案中参与治疗和抢救。从民间召集医生，明显是慈禧太后对李德立们不以为然，但他还是要显示自己的技术实力，有时不惜孤注一掷，这次诊疗医方，就碰了大钉子。更奇妙的，是在为慈禧太后治病的过程中，李德立本人忽然死了，改换佟文斌为太医。李德立的死，也是了无声息的。

　治病中，有个有趣的细节必须提及。光绪六年八月初十日（1880年9月14日），为马文植、汪守正、薛宝田值班，他们看到吉林将军进献人参二枝，“连根须长尺许，其色金黄，其纹多横，其质坚硬。尝其须，味微苦，渐回甘，噙之津液满口，须臾融化，真上品也”。次日，换薛福辰、仲学辂、马文植请脉时，决定给太后服吉林人参。十二日，又换薛宝田、薛福辰、汪守正、马文植值班。薛宝田在记录他参与为太后诊病的《北行日记》中写道：

　昨用人参一钱，精神顿健。皇太后甚喜，云：“吉林人参颇有效，仍照用。”出，照原方进御。皇太后命内监擎出苹婆果八十枚，并传皇太后懿旨云：“系长春宫院内树上结的，因食之甘，特命分给众人。”乃各谢赏，携归。

　三天值班，马文植都参加了，他本来就是“滋补派”，显然是服用人参的主要决定者。

　一直疾病缠身的慈禧太后，因服用人参而“精神顿健”，这天，她派太监李三顺给其妹妹，醇亲王福晋赠送中秋食物，太监未按规定报告敬事房知照门卫放行，与午门的护军发生冲突，李三顺遂以被殴和遗失食物向太后告状。慈禧大怒，一定要严厉惩办护军。这一事件，在晚清历史上颇为著名，称作“庚辰午门案”，最后因左庶子张之洞、右庶子陈宝琛连上二折，方才得以化解，但以往从未有人注意，慈禧太后的亢奋和发飙，竟与她服用了上品野山人参有直接关联。

　马文植进京之后，还遇到为慈禧太后“胞妹”治病一事。光绪六年八月十六日（1880年9月20日），马文植在日记中记录：

　微雨，黎明进内，仲昴亭（仲学辂）、薛抚屏（薛福辰）、赵德舆（赵天向）请脉，公议立方，去益智仁，加霍石斛一味进呈。赐饭毕，太后旨下，命马文植至宝公府为福晋诊脉。福晋为慈禧皇太后同胞姊妹，故又命佟医士及内务府司员翁同往，着李总管先行知道。遵旨退出，前往宝公府，门卫森严，规模壮丽，文植进诊，审是颠病，已十年卧床不起，但食生米，不省人事。诊毕，辞不可治。公爷坚命立方，因拟泻心汤加琥珀、龙齿、麦冬、竹茹。辞出。

　次日，马文植入宫为慈禧太后诊病时，面奏宝公爷福晋病情不可治。收藏马文植《纪恩录》的高伯雨先生考证说：“这个宝公爷福晋，据马文植说是慈禧的胞姊妹，当然不会有错的，但不知是姊还是妹。我们只知道慈禧有一胞妹，嫁醇亲王为福晋，不曾听说又有一姊妹嫁宝公爷为‘福晋’。这个宝公爷是什么人，在清廷当什么差，据浅陋所知，都未见有文字记载。《清史稿》皇子世系表中，也没有宝亲王的封号。”

　我也一直未搞清这个宝公爷福晋是不是慈禧太后的妹妹，但却查到同时代官员记载此事的两条史料。一条是翁同和在八月初六日日记中写道：“巴公夫人，慈禧太后之妹也，患风疾，马文植治之，然竟不起。”另一条是张佩纶九月二十一日给函张寿曾、张人骏的信中提及：“马培之医运不佳，宝公夫人景枢爱女及堂郎中亲厚者二人，一月内均不效而死，名稍损，眷亦衰，幸保之者多，尚未遣去。浙江、湖北、湖南、江西所荐则已先后遣归矣。”这里，宝公、巴公名称上略有不同，马文植、翁同和记录时间的日期也有不相对应之处，但是，马文植为慈禧太后之妹治病的事情却显然是有的，治死了皇亲国戚也没有问责治罪，慈禧对待来自各地的医生是宽厚和感谢的。

　马文植却心中害怕，想尽早离去。十月初五日，他在朝房待诊时忽然晕跌在地，此后不断请假，太后派人前去探望，回报均说马文植委实病重，延至次年三月二十六日，太后准其回籍。

　薛福辰在北京待了一年光景，一方面以高超的技术为慈禧太后治病，另一方面，自己的妻儿老小却无法照顾。其间，全家曾染上时疫，一个女儿不幸夭折。他的弟弟薛福祁私下抱怨说：“抚兄以回天妙手，而眷属却皆不见于病，所谓木匠缺床足而不能自理者，非耶？”

　光绪七年夏天姗姗地来到了。在薛福辰、汪守正等人的精心治疗和调理下，病恹恹的慈禧圣体终于痊愈。六月二十五日，清廷颁布上谕：

　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自上年春间圣体违和，多方调摄，现已大安，朕心实深庆幸。惟念慈躬甫就绥和，仍宜随时静摄，昕宵训政，未可过涉焦劳。朕惟有于定省之余，吁恳圣慈遇事节劳宽怀，颐养日益强康，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上年宝廷奏请饬各省保荐医士，当经寄谕各省督抚，详细延访，保送来京。旋据李鸿章、李瀚章、彭祖贤保送道员薛福辰，曾国荃保送知县汪守正，吴元炳、谭钧培保送职员马文植等到京，由总管内务府大臣带领各该员，同太医院院判等，每日进内请脉。所拟方剂，均能敬慎商榷，悉臻妥协允宜，特沛恩施。前山东济东泰武临道薛福辰，着记名以道员遇缺题奏，并赏加布政使衔。知府用候补直隶州知州，山西阳曲县知县汪守正，着记名以知府遇缺题奏，并赏加盐运使衔。署右院判庄守和，着补授左院判，赏给三品顶戴，并赏还花翎。四品衔御医李德昌，着补授右院判，赏给三品顶戴，并赏戴花翎。医士栾富庆、佟文斌，均着以御医遇缺即补，并赏加五品顶戴。前署右院判李德立之子、兵部主事李廷瑞，着以本部郎中遇缺即补。并钦奉懿旨，薛福辰、汪守正、庄守和、李德昌、马文植，各赏给匾额一方，以示优异。钦此。总管内务府大臣恩承、广寿、志和、师曾、广顺，内阁学士宝廷，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李瀚章，陕甘总督曾国荃，湖北巡抚彭祖贤，前江苏巡抚吴元炳，护理江苏巡抚、布政使谭钧培，均着交部从优议叙。钦此！

　从这道上谕看到，民间进京医生得到褒奖的，仅薛福辰、汪守中、马文植三位。除了马文植外，所有受到褒奖的医生（包括太医）都在京师，故军机处另有一道咨文发给江苏巡抚黎培敬：

　办理军机处为咨行事，本日钦奉懿旨，赏给马文植扁额一方，贵抚于接奉后，即发交该职员袛领，相应知照贵抚钦尊办理可也。须至咨者。

　薛福辰不久调补直隶通永道，后来担任顺天府尹（相当于北京市长）、宗人府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诸位医生中晋升官位最高者。汪守正以后担任过扬州知府、天津知府和候补道员。两人的任职均在京津，是否为了地迩宫禁，今后太后有需，诊治方便呢？马文植未得官职，继续在家乡行医，成为“孟城医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慈禧太后为了感谢为她治病的大夫，还向他们赐赠了亲书的匾额和“福”字。薛福辰获得的匾额题“职业修明”，汪守正获得的匾额题“业奏桐雷”（桐君、雷公，都是传说中的古代医家），马文植获得的匾额题“务存精要”。

 

　这场清代历史上罕见的征召民间医生入宫治病活动，终于圆满落幕了。

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光绪二十三年，李鸿章刚迈过七十三的坎，已经霜染白发的他不知从哪里听说，自己会同大学士瞿鸿禨外放为顺天府乡试的正副考官。过于高兴的他竟然唐唐突突的来到瞿鸿禨家中畅谈两人出任考官事宜。这一谈就是大半天，从科举说到留洋，又从留洋说到洋务。结果呢，却是一场梦幻，两人同当年考官无缘，只落得空欢喜一场。

短短四年之后，李鸿章就在心力交瘁中郁郁而亡。

在李鸿章七十七年的一生中，除了北洋水师甲午折戟之外，最遗憾的就是未曾出任过一次学政和主考。

李鸿章一生波澜壮阔，年轻时组建团练扫荡敌寇，晚年兴办实业、组建水师，身份显赫时人称宰相，系大清荣辱于一身。为何到了晚年反而格外在乎学政、主考这样的小官呢？

上图_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

古人讲“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意思是学问做大了才可以做官，官做好了还要继续学习深造。

对古代士大夫来说，做学问和做官是合二为一，不能分开的。

明清时，读书人高中进士后，仕途生涯的第一步总是落在翰林这个脚印上，连起来叫做：中进士、点翰林。翰林是统称，翰林院中的编修、庶吉士、修撰、点簿都称翰林，当了翰林，就算过了学而优则仕这关。

李鸿章二十四岁中进士，点了翰林，三年翰林院实习之后通过散馆考试，转为翰林院编修。三年翰林院编修之后就回乡建团练，开始跟太平天国练把式了。回首往事，李鸿章特别遗憾这六年里没有好好努力一下，争取一任乡试考官。

虽然找不到李鸿章六年翰林生涯的详细记载，但是可以肯定，这六年一定是不好过的，一定是非常清苦的。因为整个大清朝，就没有一个翰林日子是好过的。

上图_ 清末《御制翰林院箴》小楷跋文

翰林院实际就是朝廷的人才储备库。

翰林院里翰林的工作类似于现在的研究院研究员，虽然满肚子经天纬地，但手里没权，说的话还不如军机大臣一个眼神好使。手里没权，兜里就没钱。按照清例，七品翰林的年工资为九十两白银和四十五斛大米。年收入九十两白银，对一般人家来说足够过上小康生活了。

但是翰林不一样，来自各省各市的翰林住在北京，要租房子，要雇佣人，要养活一家老小，加上应酬往来，九十两白银的年收入连聊以度日都不够。想要维持体面生活往往需要四处举债。李鸿章恩师曾国藩任翰林时候差一点过不去年，最后借了五十两银子，好歹算办了年货。

上图_ 《春明梦录》，近人何德刚撰。该书作者署名“平斋”，福建闽县人

手上没权，兜里没钱，翰林们的盼头在哪呢？除了指望未来出将入相，外放学差才是真实可行的目标。何德刚《春明梦录》中说：

从前京官，以翰林最为清苦，…… 所盼者，三年一放差耳。差有三等，最优者为学差。学差三年满，大省分可余三四万金，小亦不过万余金而已。次则主考，主考一次可得数千金。

何德刚说的学差就是学政（提督学政）。学政也叫学台，同藩台、臬台共称三台，藩台管税收行政，臬台管刑名诉讼，学台管文化教育，三台在一起就是古代的党委班子。学政属于地方要员，没经验和人脉当不了。翰林想直接提学政不现实，而考官就不一样了。明清二朝，乡试须设正副考官各一名，不出意外只从翰林里选。

上图_ 清代科举乡试的准考证

当上考官对翰林来说意味着一夜暴富。

翰林在京城浪荡一年，俸银不过百两，最终还要举债度日。而考官一出却能获利千两，胜过十年辛苦。国家对科举十分重视，爱屋及乌，对于考官待遇也十分优渥。

翰林当了考官之后首先会有一笔路费盘缠的收入，偏远的云贵地区七八百两，近一点的四川也有六百两。

到任之后，考官还会获得地方官场送的程仪（就是路费），在应酬交往中地方官还会送出私人礼金。考试结束后，中举者也会送给考官拜师费。

翁同龢是同李鸿章同时代的人物，是同治、光绪两位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晚年曾出任山西主考，他在日记中记载此次主考共获各种资费一千一百二十五两白银。曾国藩在穷困潦倒之时也曾出任四川主考，经人统计他此次外放收入高达六千两。

上图_ 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号松禅

当主考，除了里子好过之外，面子也是大大的增光。

科举制是维系古代中国大一统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历代帝王视作江山稳固的基石，也是古代知识分子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乡试主考官作为一省秀才的命运仲裁者，自然走到哪里都能收到敬仰的目光。

李鸿章当了六年京官，其中三年是翰林院实习，实习结束后是三年翰林院编修。梁启超评价李鸿章不学无术、不畏谤言，早年师从曾国藩时还曾因睡懒觉耽误大家吃早饭，被曾国藩好生教育。可见初入仕途的李鸿章并不刻苦努力。学习不好，还不在乎风评，想要从翰林出任考官可就太难了。

回乡办团练之后，李鸿章一番摸爬滚打，竟成了同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齐名的中兴名臣，这时候再让他出任小小学政自然是不可能了。但是抽空当个主考，品评一下学子的试卷说得过去。于是就有了七十四岁那年同瞿鸿禨的一番畅谈。

上图_ 曾国藩（1811年－1872年）

如果说中进士、点翰林是古代读书人士大夫生涯的第一阶段，借以完成“学而优则仕”的职业目标，那当学政、放考官就“仕而优则学”的理想终点。

余秋雨说：文官之显赫，在官而不在文，当峨冠博带零落成泥之后，被人铭记的还是竹笔的涂画。

以唐宋八大家为例，能说出八个人名字、背诵出几句名言的人不在少数，但是要说出其官职和施政纲领就不太容易了。中华民族以文化立国，能被后世铭记的多半是文人和师者。可是想“成一家之言”毕竟不易，身在官场的士大夫无论从精力还是从天赋上来说，都难于成就名扬千古的人生伟业。退而求其次，当学政主抓一省教化，当主考拔擢一省才子，就成了相对容易完成的人生目标。

雍正曾在上谕中说：“朕御极以来，屡次开科取士，凡属考官，皆择人品端方、素行谨恪者为之。”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我大清朝的主考官各个品行端庄，恪守君臣之道，没有道德污点，是楷模中的楷模。有了雍正的御评，乡试之后还能被举子尊做老师，到时候桃李满天下，真到了扬名立万的时候还好找人拉帮结伙，这人生多圆满？

上图_ 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字孝达，号香涛

其实以李鸿章的成就，早已不用在乎当没当过学政和考官。

但是同为中兴名臣的张之洞，却曾历任过过浙江乡试副主考、湖北学政、四川学政，还创办了尊经书院，成就了影响近代文风的巴蜀之学。李鸿章洋务做的再好又怎样？有再多的钢铁和舰船又怎样？巴蜀之学可是有人家张之洞一笔，他能不羡慕么？

就像成就事业的中年大叔总是回首青葱岁月中的暗恋时光一样，李鸿章一生都对未曾出任过学官一事耿耿于怀。毕竟，对每一个恪守“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士大夫来说，高台教化传习学养都是十分宏伟的人生目标。

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是洋务派最早的现代军事工业。 李鸿章：早期创办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最大的军事工业，后来又创办开平矿物局和上海轮船招商局接管天津机器制造局，是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 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船舶修造厂。 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和湖北织布局，是中国重工业的先驱。 洋务派还建立了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北洋海军实力最强,归李鸿章管辖；其次是福建海军，归左宗棠管辖，南洋海军形同虚设实力非常弱，无法与北洋和福建相提并论。 奕忻：洋务派中央代表人物，总理衙门大臣，是洋务运动的中央领导核心。

李鸿章是晚请时期开明地主阶级的代表,也是洋务运动在地方的代表在他的支持下,洋务运动无论是在军事工业还是在民用工业上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成绩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开平矿务局、天津机器局、上海机器织布等等都是直接或是间接的由他创办的。这些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增强了清王朝的基础。创建了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虽然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失败，但也是中国近代具有先进军事装备的海军。

任何人的活动都是体现了自己的立场和自己的阶级地位是相符的。李鸿章组织淮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代表请政府和列强去斡旋然后签定不平等的条约，从他个人的立场来说是无可厚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