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孟德尔的遗传定律被重新发现以后，人们又提出了一个问题：遗传因子是不是一种物质实体？为了解决基因是什么的问题，人们开始了对核酸和蛋白质的研究。

早在1868年，人们就已经发现了核酸。在德国化学家霍佩·赛勒的实验室里，有一个瑞士籍的研究生名叫米歇尔（1844~1895），他对实验室附近的一家医院扔出的带脓血的绷带很感兴趣，因为他知道脓血是那些为了保卫人体健康，与病菌“作战”而战死的白细胞和被杀死的人体细胞的“遗体”。于是他细心地把绷带上的脓血收集起来，并用胃蛋白酶进行分解，结果发现细胞遗体的大部分被分解了，但对细胞核不起作用。他进一步对细胞核内物质进行分析，发现细胞核中含有一种富含磷和氮的物质。霍佩·赛勒用酵母做实验，证明米歇尔对细胞核内物质的发现是正确的。于是他便给这种从细胞核中分离出来的物质取名为“核素”，后来人们发现它呈酸性，因此改叫“核酸”。从此人们对核酸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

20世纪初，德国科赛尔（1853~1927）和他的两个学生琼斯（1865~1935）和列文（1869~1940）的研究，弄清了核酸的基本化学结构，认为它是由许多核苷酸组成的大分子。核苷酸是由碱基、核糖和磷酸构成的。其中碱基有4种（腺嘌呤、鸟嘌呤、胸腺嘧啶和胞嘧啶），核糖有两种（核糖、脱氧核糖），因此把核酸分为核糖核酸（RNA）和脱氧核糖核酸（DNA）。

列文急于发表他的研究成果，错误地认为4种碱基在核酸中的量是相等的，从而推导出核酸的基本结构是由4个含不同碱基的核苷酸连接成的四核苷酸，以此为基础聚合成核酸，提出了“四核苷酸假说”。这个错误的假说，对认识复杂的核酸结构起了相当大的阻碍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核酸功能的认识。人们认为，虽然核酸存在于重要的结构——细胞核中，但它的结构太简单，很难设想它能在遗传过程中起什么作用。

蛋白质的发现比核酸早30年，发展迅速。进入20世纪时，组成蛋白质的20种氨基酸中已有12种被发现，到1940年则全部被发现。

1902年，德国化学家费歇尔提出氨基酸之间以肽链相连接而形成蛋白质的理论，1917年他合成了由15个甘氨酸和3个亮氨酸组成的18个肽的长链。于是，有的科学家设想，很可能是蛋白质在遗传中起主要作用。如果核酸参与遗传作用，也必然是与蛋白质连在一起的核蛋白在起作用。因此，那时生物界普遍倾向于认为蛋白质是遗传信息的载体。

1928年，美国科学家格里菲斯（1877~1941）用一种有荚膜、毒性强的和一种无荚膜、毒性弱的肺炎双球菌对老鼠做实验。他把有荚病菌用高温杀死后与无荚的活病菌一起注入老鼠体内，结果他发现老鼠很快发病死亡，同时他从老鼠的血液中分离出了活的有荚病菌。这说明无荚菌竟从死的有荚菌中获得了什么物质，使无荚菌转化为有荚菌。这种是假设是否正确呢？格里菲斯又在试管中做实验，发现把死了的有荚菌与活的无荚菌同时放在试管中培养，无荚菌全部变成了有荚菌，并发现使无荚菌长出蛋白质荚的就是已死的有荚菌壳中遗留的核酸（因为在加热中，荚中的核酸并没有被破坏）。格里菲斯称该核酸为“转化因子”。

1944年，美国细菌学家艾弗里（1877~1955）从有荚菌中分离得到活性的“转化因子”，并对这种物质做了检验蛋白质是否存在的试验，结果为阴性，并证明“转化因子”是DNA。但这个发现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人们怀疑当时的技术不能除净蛋白质，残留的蛋白质起到转化的作用。

美籍德国科学家德尔布吕克（1906~1981）的噬菌体小组对艾弗里的发现坚信不移。因为他们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了噬菌体的形态和进入大肠杆菌的生长过程。噬菌体是以细菌细胞为寄主的一种病毒，个体微小，只有用电子显微镜才能看到它。它像一个小蝌蚪，外部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头膜和尾鞘，头的内部含有DNA，尾鞘上有尾丝、基片和小钩。当噬菌体侵染大肠杆菌时，先把尾部末端扎在细菌的细胞膜上，然后将它体内的DNA全部注入到细菌细胞中去，蛋白质空壳仍留在细菌细胞外面，再没有起什么作用了。进入细菌细胞后的噬菌体DNA，就利用细菌内的物质迅速合成噬菌体的DNA和蛋白质，从而复制出许多与原噬菌体大小形状一模一样的新噬菌体，直到细菌被彻底解体，这些噬菌体才离开死了的细菌，再去侵染其他的细菌。

1952年，噬菌体小组主要成员赫尔希和他的学生蔡斯用先进的同位素标记技术，做噬菌体侵染大肠杆菌的实验。他把大肠杆菌T2噬菌体的核酸标记上32P，蛋白质外壳标记上35S。先用标记了的T2噬菌体感染大肠杆菌，然后加以分离，结果噬菌体将带35S标记的空壳留在大肠杆菌外面，只有噬菌体内部带有32P标记的核酸全部注入大肠杆菌，并在大肠杆菌内成功地进行噬菌体的繁殖。这个实验证明DNA有传递遗传信息的功能，而蛋白质则是由DNA的指令合成的。这一结果立即为学术界所接受。

几乎与此同时，奥地利生物化学家查加夫对核酸中的4种碱基的含量的重新测定取得了成果。在艾弗里工作的影响下，他认为如果不同的生物种是由于DNA的不同，则DNA的结构必定十分复杂，否则难以适应生物界的多样性。因此，他对列文的“四核苷酸假说”产生了怀疑。在1948～1952年4年时间内，他利用了比列文时代更精确的纸层析法分离4种碱基，用紫外线吸收光谱做定量分析，经过多次反复实验，终于得出了不同于列文的结果。实验结果表明，在DNA大分子中嘌呤和嘧啶的总分子数量相等，其中腺嘌呤A与胸腺嘧啶T数量相等，鸟嘌呤G与胞嘧啶C数量相等。说明DNA分子中的碱基A与T、G与C是配对存在的，从而否定了“四核苷酸假说”，并为探索DNA分子结构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

1953年4月25日，英国的《自然》杂志刊登了美国的沃森和英国的克里克在英国剑桥大学合作的研究成果：DNA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这一成果后来被誉为20世纪以来生物学方面最伟大的发现，标志着分子生物学的诞生。

沃森在中学时代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孩子，15岁时便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当时，由于一个允许较早入学的实验性教育计划，使沃森有机会从各个方面完整地攻读生物科学课程。在大学期间，沃森在遗传学方面虽然很少有正规的训练，但自从阅读了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活细胞的物理面貌》一书，促使他去“发现基因的秘密”。他善于集思广益，博取众长，善于用他人的思想来充实自己。只要有便利的条件，不必强迫自己学习整个新领域，也能得到所需要的知识。沃森22岁取得博士学位，然后被送往欧洲攻读博士后研究员。为了完全搞清楚一个病毒基因的化学结构，他到丹麦哥本哈根实验室学习化学。有一次他与导师一起到意大利那不勒斯参加一次生物大分子会议，有机会听英国物理生物学家威尔金斯（1916~？）的演讲，看到了威尔金斯的DNA X射线衍射照片。从此，寻找解开DNA结构的钥匙的念头在沃森的头脑中萦回。什么地方可以学习分析X射线衍射图呢？于是他又到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学习，在此期间沃森认识了克里克。

克里克上中学时对科学充满热情，1937年毕业于伦敦大学。1946年，他阅读了《生命是什么？——活细胞的物理面貌》一书，决心把物理学知识用于生物学的研究，从此对生物学产生了兴趣。1947年他重新开始了研究生的学习，1949年他同佩鲁兹一起使用X射线技术研究蛋白质分子结构，于是在此与沃森相遇了。当时克里克比沃森大12岁，还没有取得博士学位。但他们谈得很投机，沃森感到在这里居然能找到一位懂得DNA比蛋白质更重要的人，真是三生有幸。同时沃森感到在他所接触的人当中，克里克是最聪明的一个。他们每天交谈至少几个小时，讨论学术问题。两个人互相补充，互相批评以及相互激发出对方的灵感。他们认为解决DNA分子结构是打开遗传之谜的关键。只有借助于精确的X射线衍射资料，才能更快地弄清DNA的结构。为了搞到DNA X射线衍射资料，克里克请威尔金斯到剑桥来度周末。在交谈中威尔金斯接受了DNA结构是螺旋型的观点，还谈到他的合作者富兰克林（1920~1958，女）以及实验室的科学家们，也在苦苦思索着DNA结构模型的问题。从1951年11月～1953年4月的18个月中，沃森、克里克同威尔金斯、富兰克林之间有过几次重要的学术交往。

1951年11月，沃森听了富兰克林关于DNA结构的较详细的报告后，深受启发，具有一定晶体结构分析知识的沃森和克里克认识到，要想很快建立DNA结构模型，只能利用别人的分析数据。他们很快就提出了一个三股螺旋的DNA结构的设想。1951年底，他们请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来讨论这个模型时，富兰克林指出他们把DNA的含水量少算了一半，于是第一次设立的模型宣告失败。

有一天，沃森又到国王学院威尔金斯实验室，威尔金斯拿出一张富兰克林最近拍制的“B型”DNA的X射线衍射的照片。沃森一看照片，立刻兴奋起来，心跳也加快了，因为这种图像比以前得到的“A型”简单得多，只要稍稍看一下“B型”的X射线衍射照片，再经简单计算，就能确定DNA分子内多核苷酸链的数目了。

克里克请数学家帮助计算，结果表明嘌呤有吸引嘧啶的趋势。他们根据这一结果和从查加夫处得到的核酸的两个嘌呤和两个嘧啶两两相等的结果，形成了碱基配对的概念。

他们苦苦地思索4种碱基的排列顺序，一次又一次地在纸上画碱基结构式，摆弄模型，一次次地提出假设，又一次次地推翻自己的假设。

有一次，沃森又在按着自己的设想摆弄模型，他把碱基移来移去寻找各种配对的可能性。突然，他发现由两个氢键连接的腺嘌呤—胸腺嘧啶对竟然和由3个氢键连接的鸟嘌呤—胞嘧啶对有着相同的形状，于是精神为之大振。因为嘌呤的数目为什么和嘧啶数目完全相同这个谜就要被解开了。查加夫规律也就一下子成了DNA双螺旋结构的必然结果。因此，一条链如何作为模板合成另一条互补碱基顺序的链也就不难想象了。那么，两条链的骨架一定是方向相反的。

经过沃森和克里克紧张连续的工作，很快就完成了DNA金属模型的组装。从这模型中看到，DNA由两条核苷酸链组成，它们沿着中心轴以相反方向相互缠绕在一起，很像一座螺旋形的楼梯，两侧扶手是两条多核苷酸链的糖—磷基团交替结合的骨架，而踏板就是碱基对。由于缺乏准确的X射线资料，他们还不敢断定模型是完全正确的。

下一步的科学方法就是把根据这个模型预测出的衍射图与X射线的实验数据作一番认真的比较。他们又一次打电话请来了威尔金斯。不到两天工夫，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就用X射线数据分析证实了双螺旋结构模型是正确的，并写了两篇实验报告同时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1962年，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而富兰克林因患癌症于1958年病逝而未被授予该奖。

DNA双螺旋结构被发现后，极大地震动了学术界，启发了人们的思想。从此，人们立即以遗传学为中心开展了大量的分子生物学的研究。首先是围绕着4种碱基怎样排列组合进行编码才能表达出20种氨基酸为中心开展实验研究。1967年，遗传密码全部被破解，基因从而在DNA分子水平上得到新的概念。它表明：基因实际上就是DNA大分子中的一个片段，是控制生物性状的遗传物质的功能单位和结构单位。在这个单位片段上的许多核苷酸不是任意排列的，而是以有含意的密码顺序排列的。一定结构的DNA，可以控制合成相应结构的蛋白质。蛋白质是组成生物体的重要成分，生物体的性状主要是通过蛋白质来体现的。因此，基因对性状的控制是通过DNA控制蛋白质的合成来实现的。在此基础上相继产生了基因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蛋白质工程等，这些生物技术的发展必将使人们利用生物规律造福于人类。现代生物学的发展，愈来愈显示出它将要上升为带头学科的趋势。

我不是做这类工作的

但以我所知单靠DNA (即脱氧核糖核酸) 是无法验出种族的

因为天生像外国人的特征只是一种显性等位基因

在没有其他资料辅助下

就只能靠特征判断。但若是有其家谱

使得知那人的上一代或上几代是否曾与异族人通婚

再把天生像外国人但父母也不像的人与异族人及他的父母对比一下其基因顺序就可以知道那人是甚么种族。 父母不像外国人但子代像外国人

这可以是隔代

也可以是隔了几代的

会出现这个情况多数是父系的家族与母系的家族的上几代里的某一代都曾经各自与异族人通婚(或好几代都有)

刚好各自的异族人等位基因都是隐性而又一直被几代人携带着

在某一代两个隐性等位基因相偶

形成纯合子

异族人的特征便会呈现出来。(这当中涉及细胞减数分裂与染色单体的基因交换)

no because it is impossible

参考: me

唔可以，系人类DNA会相同，如有不同，佢一定唔系人。

cant because all people are different

参考: me

为什么选择曹操家族来做“亲子鉴定”

李辉解释说，一方面，曹操家系是帝王家系，家谱记载较全，不像普通老百姓的家系那样容易散佚。另一方面，由于对曹操这个人的评价一直存在历史争议，愿意假冒其后代的人不多，可以保证曹操家族的可靠性。此外，曹操宗族墓的墓葬集中，保存条件也非常好，材料丰富。

据悉，这一研究在世界上第一次把遗传基因研究精确到家族、历史人物层面，通过现代人的基因精确反推历史著名人物的基因，对历史研究是一个新的突破。

在韩升看来，生命科学和历史学的跨学科合作，将有助于更多历史谜团的揭开。在该研究课题的基础上，一门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共同参与的历史人类学新学科有望产生。

“只要有生物遗骸保存下来，保存状况比较好，我们都能取样研究。”李辉说。

据介绍，课题组还在着手研究孔子家族、隋唐盛世中的李氏家族等更多中国著名历史家族。光是根据目前取得的一些成果，“中国的政治史恐怕要大大往前推。”李辉透露。

韩升表示，他们希望用这种遗传生物学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手段，通过分析重要历史人物基因、重要家族基因混入情况等，破解传统研究无法解答的历史谜案，逐渐呈现整个中华民族衍变融合的历史。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孔子身后，四代单传，自第八代起逐渐繁衍，迄今已历2500多年，子孙遍布全球。根据最近续修孔子世家谱的统计数据显示，孔子的后裔以山东曲阜为中心，遍及中国及海外，将近300万人。中国内地的孔子后裔约250万到260万人，以曲阜为居住中心。海外的孔子后裔以韩国的8万人最多，其次是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居住在中国台湾的孔子后裔也有2000人左右。

记者从中科院遗传研究所的专家处得知，人体细胞当中的DNA不单单能决定眼珠和皮肤的颜色，而且还留下了我们祖先的信息。一个孩子的基因当中包含着父亲和母亲双方的遗传信息，但是其中只有两个部分保存着相对纯粹的父系或者母系遗传信息：Y染色体穴由父亲传给儿子雪，线粒体DNA穴由母亲传给儿女雪，Y染色体是男性特有的，拥有相同Y染色体的男性必定源自同一祖先。在进化中，Y染色体上发生的突变会保留下来，而且会传递到男性后代。这些信息是该家族的一个宗族标记，找到这些遗传标记，不仅可以得到自己父系或母系的相关资料，而且还可以知道自己的“老祖宗”是谁。

受英国一则报道的启发，有中国专家近日表示，可以借助DNA鉴定的方法，为孔子后裔验明正身。同时，这也使得山东曲阜孔氏族谱修订工作得以加快进行。

本报讯大陆孔子“准后人”如今正希望借助DNA鉴定技术来确认自己的血缘。

孔氏族谱金光缭绕

北京《京华时报》13日报道，按照孔府家规，孔氏族谱有“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的定约。山东曲阜孔府上一次修订孔氏家谱是在20世纪30年代，为此，1996年5月，经孔子第77代嫡孙孔德成同意，开始进行孔子家谱续修筹备工作。

历史上，孔子的家谱一共进行过四次大规模的修订，这次是第五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山东曲阜孔子家谱修谱协会编辑孔德威说，由于孔子的后人散落于全国各地及海外，他们只负责国内部分家谱的修订，海外的孔子后裔由设在香港的“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负责收集。

孔德威说，家谱是记载同宗共祖的血缘集团世系人物的历史图籍，它与方志、正史构成了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是中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同时对海内外华人寻根认祖，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着重要意义。

后代子孙拟鉴血统

《北京晨报》13日报道，在修谱的过程中，调查核实用去了大部分的时间。上世纪30年代修订的《孔子世家谱》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有些孔氏后人能够拿出支脉家谱来，而这些家谱又能和《孔子世家谱》对上，那么，这一脉孔子后人就能比较全地收入新修的家谱。而有些孔氏后人想入谱，却说不出他属于哪个谱支，甚至连辈分都不知道，这就给入谱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英国《泰晤士报》此前曾报道，英国“牛津祖先”公司通过DNA对比测试发现，现年48岁的英国移民后裔、美国会计学教授汤姆·鲁宾逊的Y染色体与成吉思汗的“精确匹配”。鲁宾逊被确认为成吉思汗迄今为止第一位在欧美发现的男性后人。正是这一消息给孔子“准后人”们提供了灵感。

对此，中科院遗传研究所的专家支招儿，那些既没有支谱又没有辈分、却想入谱的孔子后人，只要提取体内DNA进行检测就能确定正身。根据对一些孔姓人士的采访，他们表示，如果经济允许，会考虑通过DNA检测来验证自己是否为孔子后人。

那么，如何获得孔子的DNA样本呢？有关专家表示，只要取得孔子一个嫡系后人的DNA即可。技术上已经不存在问题，关键是做这种检测花费较高，很多人想通过DNA检测来证明自己确是孔子后人，却承担不起每例检测人民币千元以上的费用。

根据最近续修孔子世家谱的统计数据显示，孔子的后裔以山东曲阜为中心，遍及中国及海外，将近300万人。中国内地的孔子后裔约250万到260万人，以曲阜为居住中心。海外的孔子后裔以韩国的8万人最多，其次是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居住在台湾的孔子后裔也有2000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