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洪洞。根据查询相关信息显示，明朝初年，山西洪洞钱姓奉旨迁往密县，在千年古寺超化寺西北、洧水西岸繁衍生息，后名河西村。2014年12月11日，新密市超化镇河西村村委会大楼内，70多岁的钱金财老人拿出一套《钱氏家谱》，向记者讲述钱氏家族在河西村数百年的岁月沧桑。“诗书传家，不乐仕途”是河西钱家家风。据钱氏族谱记载，从明朝末年到清朝中期，钱氏家族考取生员（秀才）90名、贡生8名、监生74名、太学生及处士134名、举人3名，整个家族346人有学位，其中7人任过教授、教谕、训导职位。这对于一个人口至今不过1000多人的小山村来说，已经是举国罕见的奇迹。而钱氏家族不求功名仕途，一心读书为文的传承，更是被后人津津乐道。

辈分都是始迁祖自己后续的，比照这个无意义，如国字辈，几乎每支都有，但相差很大。目前严格按照百字派辈分的只有安庆流光派一支。其他都各自为政，所以确定是钱王第几世才有实际意义。

桐乡钱氏基本为吴越钱氏，始祖钱镠。其支派有：一是乍溪支思贞公别驾派，二是石门钱林思福公孝廉派，三是崇德合仰桥君彩公派，还有洲泉钱元弼的后裔。但桐乡目前家谱相对完整的只有君彩公派，九里松山九公家谱也在美犹图书馆被发现，其他支派待修。

关键是你们分支还有没有家谱？目前重视家族谱牒建设的人少之又少，老谱丢失，新谱就无法修成。

以下资料只有交代这麼几句:

钱体仁的三子钱顺治传染上“天花”殇，有后嗣家居椐树弄含辉阁，有嗣孙钱谦孝等；钱体仁的四子钱顺礼也染上“天花”夭折，有后嗣，家居大步道巷，有嗣孙钱谦时等；

钱谦服是不是钱谦时的误写

不过钱家是藏书大家,子孙有些个印章实属正常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文坛上才华卓荦，兼众长而掩前哲的重要人物。他的一生是是非非，跌宕起伏。他在常熟的住宅有位于坊桥的“荣木楼”、含辉阁的“半野堂”、“绛云楼”，以及虞山西麓的“拂水山庄”和白茆“红豆山庄”等处。虽经历史变迁，但不少地名依然保留到至今，人们还能寻踪探迹。但位于“临顿里”的老宅基房屋，却是鲜为人知，清以后的各种县志邑乘中也没有记载，就连“临顿里”这个地名也是知者廖廖。祖居系钱谦益的太祖钱泰在明弘治七年（1494）建造的。

钱泰生活在明永乐、成化科举考试初盛时期，先童试中秀才，后“乡试经魁”，官承事郎，包揽乡里诉讼和漕米事务。钱泰“为人兴利恤愚”，且“诗文清丽”，著有《益斋稿》和《名家唱和诗》。钱泰为了鼓励、刺激儿辈们埋头苦读，争取功名“荣宗跃祖”，宣称：“凡吾子中获得秀才者奖赏家僮奴仆和祖田及住宅房屋一座，办入学、成亲喜事一桩；中举人、进士、翰林，奖赏递增。”钱泰生有五个儿子：元禄、元祮、元祯、元祥、元祾，都在童试前，就在常熟城里，选择好不同地段，连续建造规模基本相似的五座房屋。此时的钱氏家族在常熟可谓势焰熏天，当时常熟有“常熟知县印，不如钱五大人”之说。钱元祯是钱泰的第三个儿子，是钱谦益的高祖，明正德元年（1506）童试中式“恩广生员”，在地处城里东南隅，自小东门（迎春门）到跨塘桥之间，当时是一片荒芜芦苇丛生的低洼、潮湿、无人问津之地，是唐代钟楼古寺遗址，称“钟楼湾”，获得了五开间七丈二尺开阔宽，四厅三场院十丈进深，占地一亩二分的住宅院房。钱元祯住进新居后，奋发读书，次年乡试中式举人，又喜得贵子钱体仁，钱谦益的曾祖；钱元祯却于明正德九年（1521）病逝于此宅院里，年仅42岁，遗孀寡居在这座宅院里，精心抚养、亲自教诲12岁的孤儿，初教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后通经史、习书法，稍长，由其祖父钱泰延请名师宿儒为座师，专门授以八股举子业，其后中了秀才，中了举人，27岁官任河南清吏司郎中。钱体仁死于万历二年（1574），终年66岁。

钱顺时，字道隆，出生于“钟楼湾”这座宅院房屋里，为钱谦益祖父。明嘉靖三十年（1553）在常熟应“童试”的县、府两试时，适逢倭寇入侵，攻打常熟，是任常熟知县的王鈇，率领全城军民英勇抗击倭寇。当时聚集在常熟城里准备应试的童生巡城目睹了这场恶战。倭寇溃退后，王鈇于六月十九日盛夏季节兴工重新加固了常熟城墙，一直到腊月初八隆冬收工。同时钱顺时赴苏州院试及格中了秀才。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又赴南京（应天）乡试中式举人，中秋时节回归常熟途中，尽见倭寇入侵骚扰之后，受害的灾民，逃亡之悲惨景象铭刻于心。到家又惊悉常熟县令王鈇追击来犯的倭寇，壮烈牺牲的噩耗，悲痛万分，痛哭欲绝，举家遑恐。放弃了次年春赴北京的会试，书写下了许多纪念王鈇的英雄事迹，后集入《资世文钥》百卷中。时隔五年，钱顺时28岁，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才赴北京赶考得会元，中了进士，后任职刑部。嘉靖三十九年（1560）秋冬，奉诏奔赴关外劳军。顺时以江南一介书生冲冰冒雪，驰驱于隆冬绝塞，受尽风寒，不幸感染天花，返命抵家，只五日，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隆冬去世，享年30岁。钱顺时是生于这座宅院，死于这座宅院的钱氏家族第一人。钱谦益叔祖顺德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中进士，官至山东按察副使。从钱顺时、顺德开始，钱氏家族终于由素封之家变为簪缨之家。

在修筑城墙过程中，由于在城墙脚跟内就近取土，等到城墙修好，形成了一条紧靠城墙的一条河，称“临顿河”，南岸既没有人居住，也没有人迹行走，又没有桥通往；北岸沿河，人走出了一条路，称“临顿里”。临顿河一直到解放以后，拆城墙时填没。此时的钱氏故居的门厅已经紧靠河沿，钱体仁为了行人走路方便，拆了门厅，移进两丈，将门厅移到前厅的院子里，使两厅房檐廊，仅留一条空隙，并将后厅向北伸出二丈建成一个后花园。使临顿里更加宽敞，可通车和抬轿。这样钱氏宅园的规模是南从临顿里开始，北面一直到仓巷。

钱顺时逝世后，钱体仁携带次子钱顺德偕家搬迁到坊桥新购房屋居住，与临顿里两家衡宇相望；钱体仁的三子钱顺治传染上“天花”殇，有后嗣家居椐树弄含辉阁，有嗣孙钱谦孝等；钱体仁的四子钱顺礼也染上“天花”夭折，有后嗣，家居大步道巷，有嗣孙钱谦时等；钱体仁五子钱顺化也染上“天花”，病愈后皈依佛门当了和尚。钱顺时的31岁遗孀卞氏独自抚养7岁孤儿钱世扬，支撑临顿里门户，深得钱体仁器重和家人的尊重，在明嘉靖年间封诰命夫人，立三门石牌楼“贞节坊”于临顿里故居东侧。

钱世扬是钱顺时的独生儿子，是钱谦益父亲，常熟县增广生员，娶同邑白茆红豆山庄顾玉柱之女。钱世扬爱读书、写作，工书法，与无锡顾宪成、松陵张益之、同里瞿汝稷、陈禹谟诸人读书尚志，师友千古。编著有《古史谈苑》三十四卷。逝世于临顿里故居，临终前对其子留下遗训：“汝当以三不朽自立，勿以三不狃。”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后自称牧翁，又称蒙叟、绛云老人、敬他老人，生于万历十年（1582）。钱谦益不负重望，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探花及第，官礼部右侍郎。福王时，官礼部尚书。入清官礼部右侍郎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任职仅六个月，即告病回到常熟，与抗清斗士暗中来往，主要居住在红豆山庄、拂水山庄和荣木楼别业，唯独不流露临顿里故居，钱谦益预料到自己百年以后，必有一场扑到墓碑，废宅灭族，劈椠焚书，改写毕生历史的大灾难。为了确保这座故居，嘱咐从子钱孙保，在其死后，焚毁荣木楼、拂水山庄，迁移祖坟。钱谦益于康熙三年（1664）正寝于别业“荣木楼”，享年83岁。

雍正四年（1726）常熟一分为二，东称昭文县，西谓常熟县，临顿里正好被截成东西两段，东段属昭文县，西段属常熟，钱氏宅院划入常熟县境。那时钱谦益故居只有帐房和看门人居住，一直到嘉庆年间，钱氏后人开始居住此处老宅。咸丰十年（1860）九月，太平军攻占常熟，钱氏祖宅成为忠王府专司制造钱币的场所称为“圣库”，直到三年后太平军退出常熟。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成立民国，常熟与昭文合并，原昭文县地段的临顿里改称小东门大街，原常熟县境内的临顿里改为阔墩里，钱氏宅院为阔墩里5号，东临圣公会基督教堂和清节堂、育婴堂。此时的钱氏宅院门厅一排七间，西五间是临顿河浚通时的老房子，对称式建筑，逢年过节遇典庆祭祀，各厅堂正门屏风都开时，站立街上，可以看见寝厅后屏墙宗案上祖宗的牌位。轿子可以抬到寝厅的场院。民国时不用轿子，场院里盖起了东、西两厢房子，仅廊檐前两棵金桂没有砍掉，每到中秋，飘香袭人。厅房中间是正堂，用方砖铺地，布置得庄严雅致。中厅（书厅）最为雄伟，三马头硬山墙，正中三间正堂，正中悬挂由翁同和亲笔手书“晚翠堂”匾额，两间侧房全是青砖铺地，厅前封闭式的廊檐房通道，有二十二扇落地门窗。书厅场院西侧有牧斋与族兄钱谦贞一起读书时建造的西厢房两间，有一道月圆门隔墙，上书“晚翠”两字，院内植有枇杷树两棵，取《千字文》中“梧桐早凋，枇杷晚翠”之句，成为牧斋老人居室的标记和象征。寝厅后有两丈深的后花园，后花园有间小书房，最初是钱世扬的书房，清初钱谦益的从子钱孙保躲在里面读书，称“书巢”、“蜗庐”，其所写著作后由自己埋在后花园水井旁。后花园经钱世扬的一番精心经营，布置得娴雅有致，引人入胜，后逐渐衰败。绛云楼失火后，钱谦益将余存的书籍搬到此处。

1937年8月23日中午，日寇飞机首次轰炸常熟，其中一枚投中阔墩里5号的书厅场院前侧。常熟沦陷后，钱氏祖宅被日军占领，作为警备营，日军曾对钱氏老宅进行秘密的挖掘。此后钱氏祖宅逐渐被亲属拆除变卖，一直到八十年代，钱氏宅院全部拆掉，起而代之的是一幢现代化的供电大厦拨地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