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姓出自鲜卑茂眷氏，进入中原后改为貌氏，或冒氏。

貌姓分布

今广东阳山多此姓。由北到南，河南，江苏均有此姓。

有关姓氏的文献中没有记载“貌”姓的来源,但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皃”同“貌”,貌是个姓氏,来源春秋时齐国貌辨之后。现分布在广东新丰、江苏六合等地。河南濮阳市胡村乡皃家庄,以前村子里有个大祠堂,里面记载着皃姓家谱,后来被烧毁，具体来源不清。

冒姓受姓于元末明初，泰州蒙古贵族德新，避兵乱，其子受姓“冒”，长子冒致中，张士诚劫持到苏州，封妥督丞相，拒不受，从孟渎渡江至如皋东陈河西“家焉”，是为如皋河西派始祖。次子冒启之居泰州，是为泰州始祖。三子冒桧从泰州到天长，经常熟至如皋东陈河东“家焉”，是为如皋河东派始祖。从此在江苏如皋、泰州形成冒氏三位始祖三大支派《冒氏宗谱》规定自始祖以下按世计，至今有三十多世子孙。德新是种蒙古族始祖，他在冒氏家庙只能接受兼祭；他不上冒氏宗谱，《冒氏宗谱》世系图表没有德新名字。冒姓只有六百多年历史，如皋及周边如东、南通、上海等地，仅有冒姓数万人。上古棼冒早己衍变为己包姓，包姓人口超过百万。宋代如皋冒姓改为茂姓，所以宋末编的百家姓没有冒姓。河西派的《冒氏宗谱》即将翻印出版。

人物生平

余复，字子叔。南宋乾道四年（1168）生于古田县一都三阳（今杉洋镇杉洋村）教育世家。余复祖父余丕，应宁德县城何姓人家之聘为塾师时，携年少儿子余孔惠前往。在塾馆里，孔惠与何家女仁娟同桌共读。仁娟见余家贫寒，常赠银接济，并爱上孔惠。后来，何家认为孔惠虽贫而有大志，将仁娟嫁予余孔惠。

何氏身怀六甲时，其兄至杉洋探望，见胞妹家中拮据，便携返宁德。何氏在娘家生下男婴，这就是余复。因此余复祖籍虽是杉洋，却生长于宁德。

余复七岁就学，十四岁师事宁德名士张翰（乾道二年进士），得其指授，闭门苦读，常至“笔枯手成胝，眼稀目生晕”。逐渐淹贯古今之学，尤精于《周礼》。余复舅舅以甥儿才华出众，怜爱有加，极力资助。

淳熙十六年（1189），舅父为余复筹资赴京应试。余复启程往临安（今杭州）时，余孔惠到宁德码头送行，为儿子吟七律一首：“父子相随只学儒，常将笔砚代犁锄。汝今捧剑趋丹阙，我且安贫守旧庐。酒酌十分休酩酊，路行千里莫踌躇。来年二月花期候（一作‘朝后’），早寄平安及第书。”

绍熙元年（1190），余复中庚戌科进士。策试大廷时，光宗赵览其所对，议论国事见解精辟，称其“直而不讦”，擢为第一。传胪唱名时，进士及第、出身者共587人（从《宋史》载，《文献通考》作557人）。余复进士及第，光宗皇帝召见，对策大廷，见其言谈直率，且不攻击别人之短，甚为满意，擢为第—，并当场赐诗一首：“临轩策士岂徒然，嗣守不基务得贤。尔吐忠言摅素蕴，我縻好爵副详延。爱民忧国毋终怠，厚泽深仁赖广宣。赐宴琼林修故事，朕心期待见诗篇。”余复感激之余，即就《和御赐登第诗》：“风虎云龙岂偶然，信知盛世士多贤。虞庠教育蒙深泽，汉殿咨询愧首延。释褐遽沾琼宴宠，赐诗齐听玉音宣。爱君忧国平生志，敢负周王宴乐篇。”

余复上殿时，将赴试前父亲的殷殷寄语，赠诗勖勉向皇帝一一禀奏，光宗命其回古田谒祖后赴任，授予洪州（治今南昌）军节度佥判官职。余复带着御赐“状元及第”匾及一道圣旨还乡。圣旨中载述余复所授官及对父母的诰封。杉洋宗亲为其撰贺辞：“乔木世家，厚德自百年之积；飞龙上第，高名宣四海之传。”“鹏翼风高，壮万里扶摇之便；鳌头浪暖，居五百人变化之前。”

北宋时期，进士一般都只授九品以下的官职，到宋仁宗时，才有所重用，但前三名者也只不过授予监丞、通判（知州副职）之类的小官。而余复先是被授为洪州（今江西南昌）佥判，不久改官，授为宣义郎佥书镇南军节度判。八年后，宁宗召余复入国史馆任实录兼检讨，官至秘书省著作郎。余复在朝为官十五年，在任时体恤民情，兴修农田水利，修复名胜古迹，政绩优异，但官位不高，到庆元二年（1196）十一月，才特授秘书省著作佐郎（正八品）兼实录院检讨官。终于厌倦官场，于开禧元年（1205）退隐还乡。

途经宁德十八都仙霞岭时，余复题诗（后人镌于石壁）云：“二十年前过此间，旅囊羞涩笔头悭。时来山色与人好，我亦诗肠似海宽。旧事消除身后梦，新声惭愧路旁官。乘车衣锦浑闲事，留取功名竹帛看。”余复在杉洋余氏宗祠左侧建“科名阁”，将书写列祖列宗名讳、科第与仕宦之木主摆置阁中。后又在宁德县城南辟园构轩，觞咏其间。约七八年后，他病逝于宁德县城南门小轩楼，旋葬于宁德九都贵村金嶂山（明坑余家山），入祀于乡贤祠。县城原有状元里，今已废。

先后著有《礼经类说》、《左氏纂类》及《祭礼》十四卷;《风集渚》、《余状元集》等诗集。

余复在初任洪州佥判时在蓝田诸族人为其饯行席上说的一通话犹掷地有声：“虽云鹤岭之奇，实种蓝田之玉，银河派别，岂非无源？”余复曾祖父邦宪的坟墓即在杉洋村东头的庵墩，杉洋人俗称“状元墓”。余复授官后曾回古田祭祖，辟楼三间名为“时思楼”，撰写《西庵时思楼记》。

余复从小跟随游学授馆为生的父亲，沿着朱熹曾经留下过墨香的道路，来到长溪即今宁德一带。南宋朝廷以重文轻武为国策，“学校之设遍天下”，贫民学子也有就学的机会，在校的学童“日给官食”，可安心钻研学业。余复成年后，师从闽中名儒、理学家、宁德濂坑的张翰，学业有成。当时南宋朝廷偏安一隅，政治中心南移杭州，福建学子赴杭州参加科举考试比较方便。故福建“有宋一代人才辈出”得中进士人数达到7144人（录《科举史话》），而杉洋的余复正是沾了天时地利这个光。

过去还有一种古田宁德两县的胰令为了这个状元而争执不休的说法，其实也经不起推敲,古田县志找不出有关状元的记载。

古田杉洋古称“蓝田”，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村落。蓝田溪从村边缓缓流过，为敖江之源。据史料记载，欧阳修、王安石等唐宋大家与蓝田名士有过深交，朱熹曾流寓这里并设书院讲学。距杉洋镇西北3公里的狮岩山麓有座气势恢宏，巍峨壮观的余氏蝉林祠，始建于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该祠坐北向南，木构建筑，占地13218平方米。中轴线上依次为大门，华表门亭、下游廊、前天井、中在厅、后天井、祖祠厅。正殿面阔5间，进深3间，穿斗抬梁混合式木构架，双坡顶，风火墙。祠门两旁对联为：“狮嶂钟灵持厚，蝉林流泽孔长”。大门内有华表门亭，门上有如意斗拱，层层出挑以承托屋檐，中间挂一竖匾“状元及第”，坊亭匾额为“蝉林祠文物馆”，文物馆共有馆藏文物300多件。祠堂的主祠厅正殿内有楷书：“檀樾主尚书堂”六字大匾牌。宗祠内的横梁上悬挂有状元及第、文魁、武魁、进士等古牌匾20多块。厅内柱上分别保留有古代楹联趣对24副，整体建筑保存完好。祠前百余平方米的旗杆左右竖立着数十副历代科名旗杆石碣，是蝉林祠世代簪缨，人才蔚起的见证。走进朱红色大门，二进的科名阁上高悬“状元及第”的华带牌，是宋淳熙元年的闽东第一位，也是当朝全国第一状元及第的蝉林祠第九世孙余复的荣誉匾。祠内收藏的余氏家谱，记载着这位状元郎的事迹。余复在《西庵时思楼记》中就说道“吾家自尚书而上，凡累代之祖，下而逮令凡十二世之孙，族属各有封识，其百世之泽也欤”。除了状元余复外,余氏蝉林祠后裔子孙中曾经荣耀地诞生过工部尚书宰相余靖、丞相余深、礼部尚书余象等一批决策朝廷大事的人物，还诞生过五十多名进士。

为什么一个家族仅生活在一个小小的村落里，历史上会如此人才辈出呢。这就必需从杉洋余氏族人对于子孙后代的培养以及历史对杉洋眷顾上进行一番探究了

公元968年,杉洋余氏的第六代余仁椿，从永贞(现罗源)县令的位子上告老还乡后，虽然口吟“喜遂还乡志，家贫身自安，有田三五亩，种竹作渔竿”，但行动上却是倾尽一生积蓄，殚精竭虑，在村北“相地宜，创学馆……萃山川之秀，额以蓝田”。余仁椿创建的蓝田书院开头为家族学塾，后经多次重建，成为杉洋最高学府，罗集全村子弟入泮读书。余仁椿建成蓝田书院后，意犹未尽，觉得有了学校，还要为学生提供上得起学的物质条件。 “仁椿公留田七十余亩，岁入谷八十石”专供子孙读书及岁时A尝之用。这些田产都是平畴沃野里最好的水田，家族中为其起名曰“油灯田”，意思是为读书的子孙添灯加油，只准轮流耕种，绝不变卖，只许增加，不许减少。每年收成后，除了耕种者必需的抽成外，余下的除了每年祭祀祖先的部分用度外，全部作为家族中子孙读书的奖励。这种奖励，有时数量是很可观的：如果当年家族中只有一人读书，那么此收入就全部归这一人所有，如果第二年有两人读书，就二人平分。如此类推。因此到了后来，读书子孙多了，所分就渐渐减少，于是各分支房又合资购买田产作为本房系的“油灯田”。这样，家族中不管贫富，能发奋读书的子弟都一视同仁地得到全家族的扶植，有不少的学子还能幸运地拿到祖房与支房的双重”油灯奖”。此举为余氏家族子孙后代的读书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种习俗沿袭几百年，直到民国后期方才式微。

蓝田书院不但占尽风水地利，且两次天赐“先贤过化”。南宋淳熙十一年，名噪闽省的理学大师朱熹到此讲学，周边各地学子慕名云集，蓝田书院成为闽东的理学根据地，杉洋的读书人也因此寄志青云，文风鼎盛。十三年后，因“党祸”之灾，朱熹又再次来到这个偏僻的避风港。他的高弟古田的林用中、杉洋的余隅、余亮，以及跟随他左右的女婿黄干悉心保护与照顾，使他能安心养病讲学，潜心授徒著述。朱熹在此期间为蓝田书院写下《东斋志》，其中有言：“时庆元间避学禁，云集高弟十有八者于蓝田书院曰‘东斋’为础，分赴诸院施教，门人遍闽，邑东有余、李，邑西有黄、魏。诗礼传家，义方有素”（录《福建杉洋村落碑铭·记叙碑》）。

“地经过化便是名山”，蓝田杉洋“自宋至今，守朱 遗训”， “人文崇孝弟，家贫亦业儒”（录民国《古田县志》）。在朱熹莅临的前后十年间，除了余复高中状元外，杉洋就有余隅余亮叔侄，余仁椿六世孙余飞，仕瑜公六世孙余日严，以及余及、余昭攀、余宋兴等高中进士。

自信“胸中造化饱星斗，笔下文字盘蛟螭”的余复当看到自己真的名列榜首之时，难抑心中喜悦，据说曾信口吟哦出：

“银瓶供砚照袍新,笔下千军自有神第一唱名知是我,从来头上不容人”这首诗。

有人说余复因了这首诗受人告发而得罪了天子，最后官职受到贬抑。仔细分析也不尽然，南宋科举是二月发榜，三月殿试，方才选中状元榜眼探花。余复名列榜首，诗也是当时吟的，如果受到告发，就不会在一个月后被点为状元了。实际的情况可以从《余氏总谱志》中找到答案：“余复，少从张翰，学精《周官》，绍熙元年对策大廷，光宗称其直而不讦，拔置第一”。是光宗皇帝看中他的刚正无私的品格才选拔为魁首的。至于说官职受到贬抑更是不了解宋朝的擢官之道,北宋时期，高中进士的一般都只授九品以下的官职，到了宋仁宗时，才有所优渥，但前三名者也只不过授予监丞、通判之类的小官（引自《中国历代选官制度》）。而余复即被授为宣议郎镇南节度佥判，六品官职，算是待遇不错了。八年后，宁宗召余复入国史馆任实录兼检讨，官至秘书省著作郎,著有《礼经类说》、《左氏纂类》等。至老“官归觅佳胜辟园构轩，以觞门生，咏终天年”（录民国《古田县志·人物传》）。从诗句来看，文句浅俗，不像出自状元手笔，因此余复因诗惹祸实乃空穴来风，属于“民间故事”范畴，不大可信。

纵观中国历史上，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产生状元880多名，但真正能够名垂青史的屈指可数。唐有王维的诗，柳公权的字，宋有张孝祥的词，清有翁同的胆，既有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也有秦桧的卖国求荣遗臭万年。真正让人耳熟能详的就没有多少了，可见状元也不是神，只不过是读书人的一种奋斗榜样，精神淬励罢了。杉洋三姓三大祠堂的正厅，有设置独特的“功名石”。当族人中有高中状元回到祠堂祭拜祖先时，这“功名石”方才打开，而蝉林祠能够享此殊荣的仅余复一人。当年老祖宗预设此石饱含对自己家族子孙期盼与鞭策，用心良苦。

翻开杉洋《余氏总谱志》，我们还可以查阅到余复其他情况，他的墓在宁德九都贵村金璋山下奥坪，但至今尚无法找到，而宁德旧街当年也曾建树的状元街牌坊也早已了无痕迹了。只有余复在初任洪州佥判时他在蓝田诸族人为其饯行席上说的一通话犹掷地有声：“虽云鹤岭之奇，实种蓝田之玉，银河派别，岂非无源？”

关于余复生平的记载为数不多，然而在有限的史料中，清晰地证实了这位状元郎书法造诣颇高，尤其在隶书方面，堪称独领一席之地。在蝉林祠现存的还有余复的一幅隶书《题燕文贵秋山萧寺图》。宋代书法以行草书的成就最高，楷书次之，篆、隶几成绝响。在南宋、北宋的320年间，几乎找不到可举之人、可举之碑。至于墨迹就更为罕见，故此，余复隶书墨迹就更显珍贵。宋代隶书在整个书法史与隶书的发展变迁史中，地位不高，然则不可或缺。因而余复的隶书尚能为宋代隶书争得一席之地。

余复的父亲余孔惠，娶妻何氏，一家人寄籍宁德．余孔惠在余复赴考前曾作诗一首勉励余复："父子相传力学儒，常将笔砚代犁锄．汝今捧剑趋丹阙，我且安贫守旧庐．酒酌十分休酩酊，路行千里莫踌躇．来年二月花朝后，早寄平安及第书"（《杉洋余氏总谱志》）。

从中可以看出余家当时的确是以笔代锄安贫乐道。所以过去有人故意诋毁余复，说他的父亲早殁，余复是母亲改嫁何家后生的遗腹子等等。甚而把“余家状元何家甥”故意歪曲成“余家状元何家生”，也的确曾骗过了一些不明底细的人．

余复著有《礼经类说》、《左氏纂类》及《祭礼》十四卷，《风集渚》、《余状元集》等诗集(失传)，多不传世。

现存清乾隆李拔纂修的《福宁府志》载有余复中状元之时的两篇谢表。

清乾隆版《宁德县志》刊载的一些诗，大多颂咏宁德风光秀色及本邑寺观等。

1995出版的《宁德市志》记载，当余复名列榜首，听传胪唱名时，当众口占一绝：“银瓶笔砚照袍新，笔下千军自有神。第一唱名知是我，从来头上不容人。”并将此诗作为家书送回家中，答其父勉励养育之恩。不幸此诗惹出是非，当朝枢密院权臣韩腚谐鲇诩晌废蚧实劢谗言：“余复一跃龙门，野心勃勃，君前奉承，背后目无皇上，敢吟反诗‘从来头上不容人’。”光宗问明原委后，并不办其罪。此说虽见诸县志，但我以为这是民间传说，宋代读书人受理学影响很深，从余复与皇帝的唱酬诗及现存的《谢状元及第表》中“臣学未闻道，才非过非过人，进山林狂瞽之言，无海岳涓尘之补”的表述可看出，余复是个十分谦恭、内敛的人，不像是“口占绝句”所表现的那种口出狂言的张狂之徒，而那绝句也写得过于直白、粗显，不见文采与功力，不像出于状元之手笔，属于“民间文艺”的档次。

陂下古村四座大门之一的朝天门，气势凛然。组图/记者常立军

说起江西，很多湖南人的话语里会带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然而，这种亲切感似乎只停留在话语体系中，对于江西的历史与现状，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禅宗曾把湖南与江西合称作“江湖”。江西与湖南，这对地理形态上“对称”的“邻居”，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时而竞争，时而合作，关系暧昧而微妙，而历史上的数次移民，也在不断改变着两省的对比平衡，并进一步影响着它们在历史上的命运。

大洋洲的考古发掘，让江西一跃成为青铜器重地。

文天祥墓前的文翁仲。

[时间轴上的移民]

唐宋到明清，江西向湖南的移民就没停过

从江西到湖南的移民潮，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轴，并非只在明朝。

大宋年间，祖上从山东迁到江西庐陵（吉安）的曾氏家族，面临着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生计。山东曾氏后人曾辉四传孙曾孟鲁（武城曾氏42派），出外谋生流浪到湖南茶陵州，将全家从江西睦陂（江西吉安永丰）迁湖南茶陵西阳乡（綦溪）。类似曾氏的这种因为生计问题的自主迁徙，在历史上很常见。

南宋时期，因为战乱，大量北人南迁，本来土地就十分有限的南方开始变得拥挤起来，移民因此达到了一个高潮，历史学家曹树基对湘北的岳阳、平江、南县三县的238个氏族的原籍地进行统计，在南宋时迁入的氏族有31个，多于洪武年间的26个。而在湘南，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所以北宋、南宋迁入的江西人，远比洪武年间迁入的多。不过长沙、常德、益阳和浏阳、醴陵等地，却是在洪武年间迁入的人最多，醴陵在洪武年间，从江西迁入的氏族达到146个，而南宋时只有9个。南宋到明初，江西移民成了湖南的最主要的汉族群体。

与曾氏不同，据罗氏族谱记载，罗氏家族迁入湖南的主要时间集中在元末明初，这是第二次两省间迁徙高潮。

元末明初移民的起因，与战后湖南江西两省的经济情况密切相关，并非是江西人对湖南有什么特别的感情，非要跑到湖南去住，而是江西实在已经待不下去了。按照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的说法，江西往湖南的移民，“几纯为经济”。是江西人口与地矛盾加剧，向湖南的自然转移。

根据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观点，人类的繁殖呈几何级数，而人类的生产仅呈算术级数增长，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必定超过生产的算术级数增长。也就是说，粮食的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人口的增速。当然，马尔萨斯的观点在现代社会显得有点过时，当今的技术进步也已经进入几何级数增长，但在传统的农耕社会，这条论断几乎可以成为铁律。历史上，人口快速增长导致的粮食不足问题，屡屡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危及乃至倾覆王朝统治。

“马太效应”是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越是人多的地方，就会有更多的人往那里聚集，最后的结局，多半是土地不堪重负，粮食供应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官府主导移民，是有先见之明的举措。

今天的江西，常住人口超过4600万，而湖南已有6800万人，数量远超当初的移民地江西，人口的天平经历了一次反转。江西如今的人口比起元末明初的两千多万已经翻番，当时的江西为什么只能容纳这么点人口？其实正是粮食产量决定了人口的极限值，几千年来，中国的农耕技术一直徘徊不前，作物种类增加缓慢，而最终能够助推人口闯关的番薯、土豆、玉米等高产作物都还没有进入普及，两千万人，已经超过江西有限的土地资源能够养活人口的极限了。

没有足够的粮食，再说什么“存天理，灭人欲”都没意义了。

江西的开发，始于东晋南渡，晚于江浙地区，却远远早于湖南。北宋时，江西人口曾经居于各省之首，到了明朝，江西人口在全国十三布政司中居第二位，财富户口殷盛。那时，湖南之于江西，是一片地广人稀的荒芜之地。

明朝的移民，与历朝历代有所区别，它是非战争时期政府主导的移民，历史上的移民，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以及元末农民起义，多是在北方发生战乱情况下，民众被迫南迁。洪武大移民，始于政府主动调控，是一场基于资源与人口严重不协调背景下的战略规划，然而，移民带来的离乡之痛，成为几代人无法忘却的记忆。

牌匾往往反映了一个家族的美好期待。

曾氏祠堂后面的巷子极窄，稍微胖点就有点腾挪不开。

[空间里的移民]

江西与湖南的地理对称性

江西与湖南，地理上同属于“江南丘陵地区”。两者之间，有一种地理上奇特的“对称性”。

两省北部都有大湖，在湖南是洞庭湖，在江西是鄱阳湖，它们包揽了中国淡水湖面积的前两名。从地貌上看，湖南是三面环山,朝北敞口的凹形盆地，江西为东西南部三面环山,中部丘陵起伏，一个整体向鄱阳湖倾斜而往北开口的巨大盆地，两省不仅纬度相同，地貌也出奇地类似。不太相同的地方是，江西北部临近长江与鄱阳湖的位置有庐山，一峰突起，而湖南同样位置的岳阳则没有这样的高山。

湖南简称“湘”，江西简称“赣”，都是以省内主要河流命名。河流及其形成的流域，是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的生命线。在湖南，洞庭湖水系汇集了湘资沅澧四水及汨罗江，在江西，鄱阳湖水系收纳了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大河流，且两省大湖都在北部，主要河流赣江与湘江都是由南向北流淌，两省的经济中心都在水系最大的河流流域之中，两省地理格局何其相似。

盆地和河谷是人类繁衍生息的主要选择地，江西有著名的吉泰盆地、赣州盆地。从赣江流域迁徙而来的江西移民，主要迁徙方向依然是河谷和盆地，只不过这次河流换成了湘江及其支流，湘江所经过的盆地，有衡阳盆地、长沙盆地、湘潭盆地，支流有浏阳盆地，这些盆地，成为江西移民的主要落脚点。而规模庞大、土地丰富的大湖平原更是农耕民族向往的理想国，历史上的鄱阳湖平原向湖南的移民，多移向洞庭湖平原区域，这也是一种对于过去生产生活习惯的延续吧。

地理上的相似性为移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适应性。纬度相同则气候相近，种植的农作物也基本相同，不需要刻意去适应新的环境，这几乎是一场完美的“生活复刻”。

两个空间之间，是横亘于湘赣边境的幕阜山脉与罗霄山脉，湘东和赣西之间虽然有幕阜山、连云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等高山阻隔，山间谷地却有四条天然孔道，南昌—平江，瑞州（高安）—浏阳，庐陵（吉安）—攸县，袁州（宜春）—醴陵，从南宋到清朝，大量江西人和取道江西的苏、浙、皖、闽人沿着孔道进入湖南。或停留在湘东，或者一路向西，进入湘北、湘中、湘西、湘南地区。这些迁入迁出地之间，在地理也呈现出一种“对称性”

尽管有如此多的对称性，江西与湖南在地理上依然存着明显差异感，最明显的应为气候，虽然是同一纬度，因为地貌上的细节差异，气候因此也变得不同。江西北部在湖北有大别山脉，可以阻挡寒潮，江西南部靠近广东的南岭山脉，地势相对较低，暖湿气流更易进入，湖南则恰好相反，北部无高山，寒流侵袭可直入，南部南岭山脉群峰高耸，寒流阻滞不前，暖湿气流难以进入，因此，江西气候整体要比湖南温和，赣南地区甚至可以种植热带水果，而湖南南部，则很难见到热带作物。寒流来时，湖南遭受灾害则更为严重。

从江西到湖南，从一个流域到另一个流域，也许不变的是传统中国人对人居地理的理性选择。

白鹭洲书院，文天祥的雕像默立于前。

科举，是古代江西人引以为荣的家族大事。

书院的景贤祠里挤满了理学大师的雕像。

[标本化的移民]

吉安为湖南人的重要迁入地

很多湖南人都说自己从庐陵来，庐陵是哪里？其实就是现在的吉安，西汉时属豫章郡。

湘东一带乃至湘中，有大量的族谱记载本氏族迁自江西庐陵，即使排除掉少量伪造附会的，吉安也足以成为一个可以确信的移民迁出地。吉安也是山东曾氏王莽之乱后落脚的地方，这里有数座曾氏宗祠。我们驱车来到吉安县一个叫三山岗村的地方，这里不仅有曾氏、罗氏两家的宗祠，还有两家的合祠“萃合堂”，曾罗两姓在此繁衍、联姻，已成世代之好。祠堂前的空地上，树立着两块碑，记载着族人引以为傲的科举荣耀。曾罗两氏，历来重视文化传承，祠堂旁的啸岗书院即为族人所建。

据住在祠堂旁老宅里的曾氏后人曾宪中所述，他们自山东迁来后，最早的落脚地在永丰，然后开枝散叶才到了这里，其间迁往湖南的分支，也不在少数，曾国藩的那一支，就是从永丰迁出。这一点，也在《大界曾氏五修族谱》中得到证实。

作为曾经的名门望族，曾氏族谱的可靠度要高于其他普通姓氏，吉安可以确定为部分湖南人的重要迁入地。江西浓厚的宗族文化在移民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迁徙的过程中，正是因为宗族凝聚的作用，没有造成整体的离散，族人的文化传统因此得以保留延续，这一点，于曾氏一族尤为明显。

湖南罗氏家中多供奉豫章堂堂号，豫章罗氏发源于南昌，吉安的罗姓也基本来自于南昌一带。吉安地区罗氏追溯源流时仅断自唐吉安刺史罗崱，并明确其先祖来自浙江钱塘。后罗崱后裔严遵祖训，亦断自罗崱。但宋代举人罗绋的女婿、著名诗人杨万里在《四库全书》中留下《诚斋文集》，并断言：“罗氏，皆豫章别也。其在于晋，君章（注：罗含字君章）以文鸣降；及五季，则有江东公（罗隐号“江东生”），今庐陵之罗，其后也。”明确庐陵（吉安）罗氏是豫章罗氏的一个分支。

如今的吉安，湖南人曾经的故乡，又是怎样的一个地方？

其实吉安离湖南很近，与株洲市南部接壤，中间仅罗霄山脉相隔，一山分水，各自流向不同的江河，由此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流域，分省时按山川形便原则，罗霄山脉就成了天然的省界。

山那边的吉安，很多湖南人曾经的故乡，是一座怎样的城？

我们在吉安，感受到最多的是这座城市的“清新”，这里的绿化实在是美得让人感到“治愈”，浓密的森林几乎将城市包围，而探访中发现吉安深厚的历史文化，从青铜器时代的辉煌到儒学的昌盛、禅宗广布，吉安名人辈出，文化积淀丰厚且景色宜人，无愧于历史上“江南望郡”的称号，故乡如此之美好，让我们深感宽慰。

陂下古村少有人住，蕨类植物生长茂盛。

古樟树是陂下古村的风水树，在村中备受尊崇。作为古村落中必不可少的组成元素，古树有着荫蔽保佑的象征意义。

[古村落里见“江湖”] 江西更纯粹，湖南更多元

如果有人问，江西与湖南在气质上有什么不同，我会这样回答：江西比湖南更有“古意”。

这种“古意”，以古村、古城、古树、古楼、古墓诸多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在某些场景中，我们甚至会有一种“身在古代”的奇妙体验。

此次，我们选择了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的陂下古村作为探访地。青原区以青原山命名，同样以青原命名的还有著名的禅宗一代宗师青原行思，南宗青原系的开山鼻祖，吉安因此也是禅宗祖庭之地。

进入陂下古村，富水河边路边有成排的古樟树，作为江西常见的风水树种，这些樟树的树龄多在800~900年间，成片的风水树组成了风水林，这体现了古代江西人对人居的理想追求，人们之所以栽种风水林，主要目的就是追求理想的居住或安息场所。理想的地方必须符合“藏风”、“得水”、“乘生气”几个要求，除了形局佳、气场好，还要山清水秀、环境宜人，而栽种树木就是改善环境的一个极好的办法。江西是森林大省，古树名木随处可见，虽然它们不能用语言为我们讲述历史，却可以通过它们得知近千年来的区域气象变迁。

湖南也有不少古村落，但相比于江西，不仅数量上要少，格局上也有所改变，不再是最初的模样。江西的古村，则近乎完美地保留下了明清时的格局，我们所到的陂下古村，祠堂原有36座，现存25座，古井有18口，牌坊四座，古建数量极为庞大，村子入口处就是著名的敦仁堂，为胡姓宗祠，是江西迄今发现的最大祠堂，祠堂门口是“朝天门”牌坊，气势凛然，它由江西特产红砂岩修筑而成，这种石头有着天然的赭红色，色彩鲜艳却不会显得俗气。

牌坊宝顶上站了一个小人，为“魁星点斗”，也是基于对科举的一种崇拜。

受历史上理学氛围浓厚的熏陶，江西人极重名节，这在古村落中也被充分体现出来，几乎每家每户门头上都有一个字匾，这很像是我们如今在互联网社交软件上的个性签名，它彰显出每户人家对于理想的不同追求。陂下古村的字匾内容非常有趣，胡氏宗祠星聚堂的字匾是“柱国名宗”，想说的是胡氏景星公一脉精英辈出，已成国之栋梁。“南极星辉”是为男人祝寿之意，还有比较生活化的“万紫千红”、“焕然一新”、“庭园秀色”、“春暖”、“芝兰其室”，吉祥语类的“常青”、“旭日东升”、“前程似锦”、“彩凤呈祥”，玄幻仙境风格的“紫气东来”、“华光普照”、“光射斗牛之墟”；充满理想主义道德追求的有“光前裕后”、“运启文明”、“维新标贤”、“德令昭光”，有点自我吹嘘感的是“风华正茂”，还有一处大户人家，字匾上写的是“率真”，可见是一家性情中人。还有人家的字匾上用板报体写着“曙光”，大概和“旭日东升”的意思差不多吧。最有趣的大概是一处写着“敦伦”的民居，如果不经意，很容易就看成了英国首都“伦敦”，其实敦伦在古代是敦促人伦的意思。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曾说“中国建筑是内向的”。陂下古村即是如此，村中古建筑众多，巷道皆为封闭式，只留四门进出，无数个内向的院落建筑组成了一个“整体内向”的建筑群，这也正是我们民族性格在建筑上的体现。

村中水系依然保留并沿用古代形制，这种体系集聚积、沉淀、净化、排泄四大功能于一体，被称作“五水朝东”，每几户人家共有一个水池，不同的水池有着不同的功用，数座水池之间有明渠连接，形成一个完整的给排水体系，古代村落规划之完善令人惊叹。

村中尚有古墓，就在民居之间的两棵巨大的连理古樟树之下，墓建筑得古朴精致，与自然、民居融为一体，一点都不显得突兀，江西古代堪舆名家辈出，江西人对于风水的重视，随着移民的大潮，被带到了各地，湖南的古村落，则在建筑和文化上既受到了江西的影响，又融入了更多的外来因素，因此显得更为多元化。

富田镇也是一处人文繁盛之地，南宋名臣文天祥的故乡就在距离陂下古村不远的山野间。

我们特地驱车前往拜谒，此处山水极美，墓道前有小溪及石桥，石兽石马石翁仲隐没在草丛中，千古名臣，长眠于故乡的山水间，时光流转，唯有浩气长存。读书，出仕，成就理想人格，江西人崇拜文天祥这样的生命历程，传统知识分子在此曾经历过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

位于鄱阳湖边的瓦屑坝，是一个被符号化的移民圣地，站在遗址前，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移民场景。

“移民圣地”瓦屑坝：南方版的大槐树

北人南迁，曾是湖南移民的主要来源。

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有一块王趯（yuè）墓志，清晰记载了两宋之交太原大族王氏从北方迁徙而来的历程。五代以前，湖南移民多来自北方，五代以后，则多来自江西。那些记载着迁徙的文字，看似平淡，背后却是一段筚路蓝缕，翻山越岭，历尽艰辛的历程。然而族谱并不能成为真正的“信史”，太多主观或客观的因素让它变得并不是那么可信，除了迁徙本身可以确定，其他的各种细节，都早已迷失在历史的烟云里，或成为一种记忆符号，在世间流传。

被符号化的移民出发地

江西的地图上已经没有瓦屑坝村这个地名，当地人带我们来到一个叫“瓦燮坽村”的地方，如今这里属于莲湖乡，村里处处都是瓦屑坝的痕迹，小学也叫瓦屑坝小学。“瓦屑坝移民先祖遗址碑”就在湖边孤零零地立着，还有一座后人修的牌坊，正中写着“移民圣地瓦屑坝”。

瓦屑坝的名字来源很直观，这是历史上一处重要的窑址，破碎的瓦屑堆积在这里，因而得名瓦屑坝。其实江西移民的出发地远不止瓦屑坝一个地方，吉安、宜春（袁州），都是重要的移民出发点。瓦屑坝的意义在于它位于江西的中部，这里曾聚集了大量的移民，在此可通过水路经鄱阳湖进入长江水系，前往湖广地区，移民数量的庞大造成了一种类似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符号记忆效应，以至于提及江西移民，很多人都会说自己来自于江西的瓦屑坝。

瓦屑坝并不在鄱阳县城里，它在湖边。

开始的路很好走，湖区的杉树笔直挺拔，一路美景。快到瓦屑坝时，村里正在修路，遍地的泥水和坑洼，我们艰难行进，路边的村民友善地为我们指路，这里的民风依然淳朴。到达瓦屑坝遗址时，我们的车已成泥车。遗址在湖边一处空阔处，之所以叫瓦屑坝，源于这里曾经有一道河坝，眼前是交错的河汊，先民们曾在此上船，去往未知的远方。

岸边草丛中有“庭璜公庙”，经询问附近村民得知，是村中胡姓先祖。如今，胡姓已是村中主要姓氏，有祠堂一座，经常有外地的胡姓前来访祖，一位胡姓村民告诉我们，来的大多是湖北和安徽人，湖南的也有，但比较少。

瓦屑坝移民走水路流向湖北与安徽

乡关何处？也许一代人清晰记得，后世的人的记忆则会日渐模糊，尤其是在经历了数次的迁徙之后，最初的故乡早已成为一种符号化的记忆。正如传说中的山西大槐树，人云亦云的附会现象屡见不鲜。

山西大槐树移民的虚构性已经被证实。

历史学家赵世瑜在基本肯定移民史实的前提下，从墓碑与族谱中找到若干条证据，证明与山西洪洞“大槐树”相关联的移民传说，“和移民本身是两个完全可以不相干的独立部分”，并且，“传说的文本并不是在一个时间里形成的，它们经历了一个丰富、添加、黏附的过程”，也就是说，遍布华北大地的“大槐树”移民传说，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虚构的成分。

那号称“南方版大槐树”的瓦屑坝又如何？它真的是江西移民的聚集地吗？

既是历史学家，又是鄱阳县本地人的曹树基曾对此有过细致的考据。他通过大量族谱与《明实录》的比较，证实江西北部的情况表明由大量族谱构建而成的地名志，其内容可与《明实录》相对应。这就意味着，根据族谱记载重建明代初年的移民史，是基本可靠的。至少在统计的意义上，利用族谱构建的移民史基本可靠。

据曹树基考证，瓦屑坝的移民主要流向为湖北与安徽，流向湖南的并不算多，迁徙方式主要为官方组织，走鄱阳湖与长江的水路，然后再登陆分散。

瓦屑坝移民是史实，并不等于所有从江西迁出的人都来自瓦屑坝，其真实移民规模远远没有传说中那样宏大。当人们已经无法准确考据到自己来自何方时，那些被传播最多的地理信息就会成为一种“共识”和“集体记忆”，记忆在口口相传的时间长河里被不断加强，时至今日，已成为一种符号化的存在。

这种对迁出地的共识，其实更多来源于移民的一种“自我身份认同”，谁也不想说自己来自一个别人从未听过的地方吧。而从具象到抽象，完整的真相早已无存，故乡就是这样日渐模糊起来。

我们在通往瓦屑坝移民先祖纪念遗址的路上，遇到开车经过的村民朱秀傲，他在村里当过六年的支书。说起湖南移民，他摇头说那真的不太多，大部分人都去了湖北和安徽吧。那时候江西人太多了，粮食不够，容易造反啊。每个家族五抽三，三个抽两个，必须走。据说那时候家里兄弟五个，家族势力也大了，难以管理。当时的目的就是一是把政治搞稳，二是把经济搞上去。

对于移民，他的解释并不是很“学术”，却更加朴素易懂。

潇湘晨报记者 常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