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族所建立的辽朝于公元1125年亡国后，一部分契丹人跟随耶律大石西迁，在中亚地区建立了西辽王朝（穆斯林和西方史籍称之为“哈剌契丹”）。西辽最终灭亡于公元1211年，此后中亚地区遂纳入蒙古帝国的统治范围。一般认为，在西辽亡国之后，中亚地区的契丹人可能就逐渐融合于回鹘和蒙古族之中了。

　　西迁中亚的契丹人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契丹遗民在辽朝亡国后成为金朝的臣民。在女真人建国之初陆续归附金朝的契丹人，被编为契丹猛安谋克，他们中的一部分后来南迁中原，到了金代中后期逐渐汉化，及至元代已被视为汉人。[1]这些契丹人虽然早已融入汉族，但今天也不是没有留下一丝痕迹。陈述先生指出，天津宝坻县有耶律各庄，至今村人多刘姓，而契丹耶律氏自辽金以来译汉姓为刘，故耶律各庄刘姓人家的先世当为契丹人。又宝坻县有达子庄、达子屯、哈喇庄，蓟县有黑家庄、科科庄、野王庄、律家庄，滦县有野里庄；从地名来看，这些村庄的居民都有可能是契丹人的后裔。[2]

　　金朝治下的契丹人多数仍旧生活在长城以北地区，他们大致分为两个部分：（1）没有南迁的契丹猛安谋克，主要分布在西京路和北京路境内；（2）没有编为猛安谋克的那部分契丹人，主要分布在金朝北境和西北边境，他们仍保持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当时被称为“乣人”或“乣户”。本世纪以来民族史学界对契丹遗裔的探索主要包括两个方向，一是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一是云南契丹后裔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际上主要就涉及到金代长城以北的契丹人。

　　（一）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

　　达斡尔旧作达呼尔。1952年8月，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应达呼尔人的要求成立了龙江县达呼尔族自治区，而当时达呼尔人还未被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为一个单一民族。为了确定达呼尔人的民族成份，1953年8月，中央民族学院派遣由傅乐焕、林耀华等人组成的一个调查组赴黑龙江和内蒙古的达呼尔人居住区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由此引起了关于达呼尔族族源问题的讨论。

　　有关达呼尔人族源问题的分歧由来已久。达呼尔人追述本族历史只能上溯到清朝初年，对于更早的历史是不清楚的。所以自清朝以来对达呼尔人的族属就有契丹、蒙古、室韦、索伦等各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契丹后裔说和蒙古分支说。

　　契丹后裔说始于乾隆时期，在乾隆钦定的《八旗姓氏通谱》和《辽史语解》中，最早提出“达呼尔”是契丹古八部部落联盟大贺氏的译音，此后的清代官书多因袭此说。据说清政府还曾经两次派员去达呼尔地区调查其族源问题，第一次是在同治十年（1871年），被调查的达呼尔人自称是女真后裔，但清廷不肯轻信。于是又在光绪六年（1880年）第二次派人调查，调查结果为契丹后裔。[3]另外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也主张达呼尔即契丹大贺氏、达呼尔族即契丹人的后裔，但他除了因循清人发明的对音之外，并没有举出什么新的证据。[4]

　　蒙古分支说盛行于民国时期。此说的主要依据是达斡尔语与蒙古语具有很多的相近成分，尤其是《蒙古秘史》中的某些古蒙古语词汇，虽然在现代蒙古语中业已消失，但却在达斡尔语中保留了下来。1930年，达呼尔人阿勒坦噶塔在他所著的《达斡尔蒙古考》一书中，提出达呼尔是塔塔尔部的后裔。此书问世后在达呼尔人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达斡尔蒙古”说盛行一时，直到五十年代仍有许多达呼尔人自认是蒙古族。应当说明，“达斡尔蒙古”说的产生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满清时期，达呼尔人被编入八旗，称为“新满洲”，享有优越的政治社会地位。辛亥革命后，他们失去了政治上的依托，在当时“五族共和”的口号下，一些达呼尔知识分子为了依附于一个大族，遂竭力主张蒙古分支说。

　　由五十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而引起的有关达呼尔族源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以傅乐焕先生为代表，他在为此次民族识别工作撰写的调查报告《关于达呼尔的民族成份识别问题》一文中，对于达呼尔的族源问题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他认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还不能对达呼尔的族源问题下一定论，契丹后裔说和蒙古分支说都缺乏足够的证据。另一种意见以陈述先生为代表，他先后发表《关于达呼尔的来源》、[5]《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6]《试论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7]三文，力主达斡尔族为契丹人后裔。

　　综合陈述先生的意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理由：

　　（1）达斡尔人关于本族北迁的传说与契丹人北迁的史实相吻合。有关记载表明，达斡尔人在十七世纪以前居住在黑龙江和精奇里江河谷地带，清朝初年才南迁到嫩江流域。在达斡尔人中有一种传说，谓其先人是辽末金初从西剌木伦（潢河）、哈剌木伦（黑河）北迁到黑龙江、精奇里江流域的。而根据元许谦《总管黑军石抹公行状》[8]和黄 《沿海上副万户石抹公神道碑》[9]的记载，在辽亡以后，曾有一部以迪烈乣人库烈儿为首的契丹遗民向北迁徙，至今在黑龙江根河以北仍有库烈儿温都儿（库烈儿山）这样的地名。

　　（2）达斡尔人名与契丹人名相同。1953年，中央民院调查组在达斡尔地区听到这样一种传说：过去曾有人见过“辽时帐本”，其中记载的契丹字人名用语与达斡尔人名用语相同；同年呼纳盟统战部提供的材料也有类似说法。[10]另外辽代契丹人名如脱罗华察儿、明里帖木儿等，就正与达斡尔人名相同。

　　（3）达斡尔语言和歌谣反映了金代契丹人的史实。金代的部分契丹人分布在北境和西北边境，为金人驻守界壕和边堡。而达斡尔语中的“乌尔库”即指边堡，在区别氏族地望的时候，往往称某某“斡尔阔”（乌尔库），这是因为契丹人为金廷守边的时候，习惯于用各段边堡的名称来区分彼此的地域和氏族。又达斡尔人叙说本族史事的歌谣云：“边壕古迹兮，吾汗所遗留；泰州原野兮，吾之牧养场。”[11] 歌中所唱的边壕，就是指金朝的界壕。

　　（4）达斡尔的族称可能源自契丹世居之地的塔兀儿河。陈述先生认为，清人提出的达呼尔即契丹大贺氏的对音的说法并没有什么根据；辽金时的泰州是契丹人的聚居之地，辽代泰州境内有达鲁河，元朝称讨浯儿河（塔兀儿河），达斡尔的族称可能即源于此。

　　（5）达斡尔族的风俗习惯与契丹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如达斡尔人的服色、烧饭、骨卜、求雨仪式、打毬、角抵、吹布楞、穿冰钩鱼等等习俗，都可以从契丹人的习俗中找到根据。

　　近几十年来，陈述先生的上述观点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响应，七十年代以后，一些中外学者试图以达斡尔语对契丹语言文字的因袭成分来进一步证实这两个民族之间的渊源关系。匈牙利蒙古学家卡拉·捷尔吉指出，契丹人称铁为“曷术”，在今天中国北方各民族的语言中，只有达斡尔语的“铁”字才保留了这个读音。[12]沈汇先生认为，达斡尔语与契丹语之间可能有比蒙古语更为接近的亲缘关系。他举出一个例子说：辽代契丹人耶律白，字习捻，“习捻”一词仍保留在今天的达斡尔语中，意为孝服；“这个例子使我们感觉兴趣的，不是侥幸发现一个被遗忘的契丹语词，而是这个词能使我们从语言、风俗文化的历史中将达斡尔族与其先民契丹人联系起来”。[13]刘凤翥教授在将11个契丹小字的音义与达斡尔语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指出，达斡尔语对于契丹语肯定存在因袭关系，并称“语言的因袭必包含着民族成分的继承”。[14]

　　不过，直到今天为止，还不能说达斡尔族为契丹苗裔的观点已经成为一种学术定论，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版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就依然是两种观点并存：《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不主一说，认为这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15]而《达斡尔族简史》则持契丹遗裔说。[16]近年仍有人撰文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但论战双方提供的论据均没有超出傅乐焕和陈述先生所论述的范围。[17]

　　由于历史记载的缺乏，目前对达斡尔族族源的推测只能主要依赖于历史传说，自然很难得出一个确信无疑的结论。持契丹遗裔说者虽然指出达斡尔人在语言、民俗等方面与契丹人有不少相同之处，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东胡系的各个民族之间都可以找到一些彼此间的共同点。要想彻底弄清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应该寄希望于新的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发现对达斡尔人十七世纪以前的历史空白的填补。

　　（二）云南契丹后裔问题

　　云南契丹后裔虽已不是什么新的发现，但直到近年才有人对此进行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并由此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50年，云南潞西县勐板土司蒋家杰曾向云南民委反映滇西契丹后裔的情况，但未受到重视。1956年，陈述先生根据中央民院研究部蒋家骅（蒋家杰胞弟）提供的线索，在《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一文中指出：“现在云南龙陵有一部分蒋姓，根据他们的家谱记载，先世耶律氏，显然是从军著籍云南的。”可惜这个信息也未能引起史学界的注意。三十多年后，由内蒙古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达斡尔族学者孟志东（莫日根迪）和云南民族学研究者杨毓骧等人组成的一个联合调查组，于1990至1992年先后两次深入滇西地区，对云南契丹后裔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取得数十万字包括族谱、碑刻在内的各种资料，孟志东的《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18]就是上述调查工作的一个总结性报告。另外，在此期间，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陈乃雄教授曾专程赴云南施甸对契丹后裔的语言及有关契丹小字的石刻材料进行考察，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和云南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几位学者检验了施甸县契丹后裔的遗传基因，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干志耿、叶启晓也曾前往滇西进行契丹后裔的民族历史调查。我们今天能够对云南契丹后裔的情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首先应该感谢他们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孟志东等人的调查结果表明，目前云南契丹后裔约有15万人，主要分布在保山、临沧地区和德宏、大理、西双版纳等州，其中保山地区施甸县是契丹后裔最集中的聚居地。他们今天自报的民族很不一致，计有汉、布朗、彝、佤、德昂、基诺、傣、景颇等八个民族，同时他们一般又自称为“本人”或“本族”（意即本地土著民族）。

　　关于云南契丹后裔的来源，是首先需要做出解释的一个问题。根据《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秃花传》、卷一五○《耶律阿海传》和《矩庵集》卷九《耶律濮国威愍公墓志铭》的记载，元世祖至元间，管军万户耶律忙古带率领一支契丹军队远征云南，后迁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长期驻守于云南。目前人们一致认为，今天滇西的契丹后裔便是这支契丹军队落籍云南的结果。

　　近年来对云南契丹后裔从各个角度进行的综合考察，基本上证实了其族源的真实性。调查者们主要提供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证据。

　　（1）族谱资料等

　　云南契丹后裔保存着丰富的族谱资料，其中如《勐板蒋氏家谱》即明确记载他们的先世是契丹耶律氏。明代所修《施甸长官司族谱》，卷首有一幅青牛白马图，[19]并附诗一首，诗曰：“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土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云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即施甸）世袭长官司。……”这首诗明确叙述了施甸土司的族源以及他们与耶律忙古带的关系。

　　据族谱记载，大概在元明之际，云南契丹后裔改耶律为阿氏，据说是取自辽太祖阿保机名字的第一个字；后又先后改为莽氏、蒋氏。今天的滇西契丹后裔主要冠以阿、莽、蒋、杨、李、赵、郭、何、茶等姓氏。为了与其他民族相区别，他们以“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等等相称。座落在施甸县由旺镇木瓜榔村的蒋家宗祠，建于光绪年间，祠堂正门刻有一副楹联，上联为“耶律庭前千株树”，下联为“莽蒋祠内一堂春”。在一些蒋姓契丹后裔家中供设的祖宗牌位，均贴有“耶律庭前千株茂、阿莽蒋氏一堂春”的对联。这表明他们对契丹具有较强的民族认同感。

　　清末以迄民国，滇西地区存在契丹遗裔至少在当地似乎已是公认的事实。抗战期间，第11集团军某师长为龙陵蒋氏祠堂题写过一副楹联，上联是“溯族源出自古代契丹”，下联是“考姓氏却为耶律后裔”。又当时在云南省府供职的蒋宗旦，在视察龙陵时应邀题联，上联为“契丹古族汉化久”，下联为“岂知遗裔此间多”。[20]

　　（2）语言

　　孟志东、陈乃雄两位学者试图将云南契丹后裔的语言（本语）与被认为源出契丹的达斡尔族的语言以及蒙古语进行比较研究，以证实其中的契丹语遗存。孟志东在这方面独具优势，因为他是达斡尔族人，同时又懂蒙语。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生活在坝区的本人语言汉化程度较高，但生活在山区的本人，其基本词汇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有某些相近成分。陈乃雄教授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根据他对1326个山区本语语词的分析结果，发现其中有一百多个词似乎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21]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孟志东自己也承认，本语中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相似的那些词，一般也与布朗语相似，而布朗族是与云南契丹后裔长期杂居的一个主要民族，所以对这个问题的结论不可造次。与陈乃雄教授同赴施甸进行契丹后裔语言文字调查的蒙古族学者那顺乌日图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意见，他认为对本语的比较研究还需要更加广泛和深入，所谓广泛，是指不仅把它同蒙古语族语言进行比较，还应同阿尔泰语系的其它语言进行比较，同当地各民族语言如布朗语、佤语、德昂语甚至当地汉语土语进行比较；所谓深入，就是不仅要对词汇进行比较，还应对有关各语言的语音、语法系统进行比较。[22]

　　（3）文字

　　1990至1992年，云南契丹后裔调查组从施甸等地明清时代的碑刻中发现了21个契丹小字，其中时间最晚的一方墓石立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孟志东和杨毓骧分别对这些契丹小字做了考释。[23]闻讯前往考察的契丹小字研究专家陈乃雄教授认定这一发现是完全可靠的，并将施甸县长官司发现的阿苏鲁墓石上的两个契丹小字“穴”释读为“太守”或“有司”，正与阿苏鲁曾任长官司正长官的经历相吻合。[24]其后另一位契丹小字研究专家刘凤翥教授在为《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所作的序中也对这些契丹小字予以充分的肯定。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契丹小字的使用下限是在西辽，而出土的契丹小字碑刻时间最晚者为金代中期，出土地点则仅限于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北方省区，所以此次在云南发现晚至十九世纪中叶的契丹小字，确实令研究者们兴奋不已，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用人类遗传学的手段探索本人的族源，1994年1月，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郝露萍等三位学者会同云南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调查了施甸县木老元乡哈寨村104名本人的四个红细胞血型系统分布，并将其基因频率与九个南方少数民族及包括达斡尔族在内的八个北方人群进行遗传距离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本人”与几个南方少数民族遗传距离较近，并最先聚合，而与几个北方少数民族及黑龙江汉族的遗传距离较远。但郝露萍等人认为，这个结果并不能否定本人源出于契丹，因为本人之间历来互不通婚，而只与当地其他民族婚媾，所以他们的契丹血统势必已经变得十分微弱。[25]这个解释是合乎情理的。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今天的云南契丹后裔从血统上来说早已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早已被南方民族所同化，有人说他们的体形还保留着北方民族的特征，与当地民族有显著区别等等，[26]大概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吧。

　　综观上述调查研究结果，我觉得有两个问题需要指出。

　　第一，施甸等地发现的契丹小字，被认为是确定云南契丹后裔族属的最有力证据，但实际上它却是最成问题的。据我初步研究的结果，这所谓的21个契丹小字，恐怕没有一个能够成立。

　　这些“契丹小字”最初是这样被发现的：调查者们将他们取得的碑铭拓片上凡是不认识或不理解的字都拿去与《契丹小字研究》[27]所列出的原字相对照，只要能够找到相似的字形，即被认定为契丹小字，然后对其字义加以附会解说。在已认定的21个“契丹小字”之外，还有3个不认识的字，因为在《契丹小字研究》一书中找不到相似的字形，才未作结论，但怀疑它们也是契丹小字。[28]

　　这21个“契丹小字”之所以被误认，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属于堪舆家言，因今人不理解而误认为契丹小字。如孟志东编号为①、②的“穴”，见于阿苏鲁墓石，石上共刻有以下三行文字：[29]

　　甲山庚向穴

　　皇清待赠 孝友和平 阿苏鲁千秋之 墓基

　　一世祖讳

　　道光癸卯年十二月初四 日蒋姓子孙重修

　　左侧第一行小字“甲山庚向穴”是用于标记此墓的形势格局的，龙（即山）、向、穴、砂、水是堪舆家所谓的地理五要素，穴指土中气脉凝聚处，“”是一个符号，用以表示此穴的形态。如果说“穴”是代表阿苏鲁官衔的契丹小字，怎么会附在“甲山庚向”之后呢？又如编号为③、④的“丙—”，见于施甸县长官司的一段残碑，左侧第一行为“卯龙入首甲山庚向丙— ”（以下残缺），这也是一句典型的堪舆家言，全句当为“卯龙入首甲山庚向丙□分金”（“丙”字后面应该是十二地支中的某一个字，而“—”则显然是一个残字），山、向只能表明大的方位，墓穴的具体朝向要用堪舆家的罗盘来确定，罗盘上的准确定位称为“分金”。《云南契丹后裔研究》附录的《蒋德昌墓志》中就有“用丁山癸向丙午分金名焉”这样的话。据我看来，在21个“契丹小字”中，大部分都与堪舆有关。

　　另外一种情况是因为不认识碑刻中的异体字而误认为契丹小字。如编号为⑧的“凢”，见于《保阿墓志》：“今合族公议，凢在族党嫡孙，悉皆后裔。”文中的“凢”即“凡”字的异体，梅膺祚《字汇》几部：“凡，俗作凢。”又如编号为⑥的“ ”，见于《蒋德昌墓志》：“苍龙入海，金羊 癸甲之灵。”“ ”即“收”字，此乃碑版中常见的异体字。这句话也是堪舆家言，清尹有本注《催官篇》卷四云：“右旋龙必自艮丑癸子壬亥逆行，俱属癸水，生卯旺亥库未，此金羊收癸甲之灵也。”[30]

　　总之，云南发现的所谓契丹小字均属误解。试想，在契丹文字已经消亡六七百年之后的十九世纪，在通篇用汉字写成的碑文中，怎么会夹杂一两个契丹字呢？这实在可以说是异想天开了。我准备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在此只举例说明如上。

　　第二，孟志东在《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中对云南契丹后裔的世系做了详细考证，将阿莽蒋一支的世系追溯至东丹王耶律倍和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这里面存在着不少纰漏。

　　根据现存的族谱和碑刻资料来看，阿莽蒋的谱系只能上溯到元末明初的阿苏鲁，而《元史》记载的忙古带后裔又只到其子火你赤为止，作者将阿苏鲁推定为火你赤之孙，即缺乏可信的依据。又据《元史》记载，忙古带曾祖耶律秃花金末降于蒙古，秃花父脱迭儿仕金为尚书奏事官，祖撒八儿为金桓州尹，而《辽史》、《金史》中有一位辽末曾使金议和的契丹人突迭，于是作者便毫无根据地认为秃花父脱迭儿就是突迭。试想，辽末金初的突迭怎么可能会是金末元初的秃花之父？更使人不解的是，辽金文献中对突迭的身世本无任何记载，而作者却无端地认定他是阿撒之子。让我们看看作者的推理过程：《金史·太宗纪》有这样一条记载：“天会九年，……和州回鹘执耶律大石之党撒八、迪里、突迭来献。”作者据此推论说，这里提到的撒八就是脱迭儿之父撒八儿，因为撒八、突迭既然同随耶律大石北走，必是父子；其次，撒八亦即耶律淳之子阿撒（奇怪的是，撒八和阿撒这两个人名怎么能划等号？），理由是耶律淳擅立遭到天祚帝斥责，故其子、孙随大石北走顺理成章。这段考证煞费周章，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和阿撒之父、辽宗室耶律淳拉上关系。这样的考证不禁令人感到惊讶。

　　尽管从本人的血统中找不到与北方民族之间的亲缘关系，尽管可以肯定在云南发现的契丹小字纯属误解，尽管对阿莽蒋的世系考证不可信据，但我并不否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今天的云南确实生活着一部分契丹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是元朝南征的一支契丹军队。

孛[孛，读音作bèi(ㄅㄟˋ)，亦可读作bó(ㄅㄛˊ)]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子姓，出自南北朝时期南朝梁国豫章王萧综之子萧直，属于以帝王赐姓改姓为氏。

据史料记载，南朝梁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农历3月，梁王萧衍(公元464～549年，南兰陵中都里人，今江苏武进)以宣德太后令，逼齐和帝萧宝融禅位。三十九岁的萧衍继任皇位，是为南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公元502～549年)后出家为僧，八十六岁逝世。

萧衍称帝后，平息了东昏侯萧宝卷的残余作乱，讨平反叛；放遣后宫、乐府、西解、暴室被幽逼者，“分遣内侍、周省四方”，招集流民、发展生产，并亲耕劝农，推行屯田。与此同时，他大力兴办学校，实行以文治国，并大力提倡朝廷节俭。

不过，南梁武帝的节俭主要是对他本人和功臣们，但其皇室族人却又大方到了徇私护短的地步。后来，由于宗室成员所做的两件事，使他倍受 ，这也是他后来要出家当和尚的主要原因。一个是他的六弟临川郡王萧宏，一个是他的次子豫章王萧综。

豫章王萧综是萧衍的次子，他的母亲吴淑媛原来是东昏侯的妃子，跟了萧衍后，仅七个月就生下了萧综，虽然当时有人怀疑萧综是东昏侯萧宝卷的儿子，但南梁武帝并没有歧视萧综，仍封他为豫章王，并将古豫章郡封为豫章国，还让他做大将军。到吴淑媛失宠之后，出于对南梁武帝的怨恨，就把七个月便生萧综的事告诉了儿子。从此，萧综就觉得自己是东昏侯的儿子，和逐渐南梁武帝疏远了。

后来，豫章王萧综投靠了北魏政权，但后来一直不得志，以致最后客死于北魏国异乡。

由于豫章王萧综背叛了南朝梁国，南梁武帝因而将其子萧直改姓为“悖”，以志其父糊涂反叛，其后裔子孙皆称悖氏。古代，“悖”也通作“孛”，因此亦称为孛氏，读音作bèi(ㄅㄟˋ)。

第二个渊源：源于鄂温克族，出自唐朝末期靺鞨族“通用三十姓”之粟末部孛术律氏，属于以氏族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皇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鄂温克族博都哩氏，源于唐朝末期女真“通用三十姓”之一的孛术律氏，在金国时期称孛术鲁氏，以姓为氏，满语为Bodori Hala，汉义“疣”，世居索伦地区(今黑龙江嫩江)。

满族、鄂温克族博都哩氏，在清朝中叶以后有冠汉姓为孛氏者，读音作bó(ㄅㄛˊ)。

二郡望：

辽东郡：在中国历史上，“辽东”这个称谓有四重意思：①郡、国名，战国时期燕国置郡，洽所在襄平(今辽宁辽阳)，其时辖地在今辽宁省大凌河以东一带地区；西晋时期改为国；十六国时期的后燕末地入东海郡；北燕时期又复置辽东郡于今辽宁省西部一带地区；北齐时期废黜；到东汉安帝时分辽东、辽西两郡地置辽东属国都尉，治所在昌黎(今义县)，其时辖地在今辽宁省西部大凌河中下游一带；三国时期的曹魏改为昌黎郡。②都司名，明朝洪武四年辛亥(公元1371年)置定辽都卫，明朝洪武八年乙卯(公元1375年)改为辽东都司，治所在定辽中卫(今辽宁辽阳)，其时辖地为今辽宁省大部地区；自明正统后期因兀良哈诸族南移，渐失辽河套(今辽河中游两岸地)；从明朝天启元年辛酉(公元1621年)至明朝崇祯十五年壬午(公元1642年)期间，全境为后金(清)所并。③军镇名，明朝“九边”之一，相当于辽东都司的辖境，主要是镇守总兵官驻广宁(今辽宁北镇)，明朝隆庆元年丁卯(公元1567年)后冬季则移驻辽阳(今辽宁辽阳)；明朝末期废黜。④地区名，泛指辽河以东地区。

兰陵郡：兰陵郡始建于西晋朝元康元年辛亥(公元291年)，是从原东海郡中分出来的，治所在丞县(今山东枣庄峄城镇)，下领五县，其时辖地包括今山东枣庄、滕县一带地区。隋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废黜。兰陵郡又称济宁、氶县、枣庄。夏朝时期，今枣庄地区南属鄫国，北和西部属滕国和薛国。商朝时期，今枣庄地区西北部为滕国、郳国和薛国，东北属鄫国，中部为蔇国，南部为逼阳。西周时期，今枣庄地区东部属鄫国，南部属逼阳，西属薛国，北属滕、郳二国。春秋时期，今枣庄地区东属鄫国、南属逼阳国，西部属薛国，北部属滕国和小邾国。战国时期，今枣庄地区东部为兰陵、南部为傅阳，西为齐之舒州，北部为齐之滕国。秦昭襄王赢则五十二年丁未(公元前254年)，今枣庄地区全境属于楚国。秦朝时期，今枣庄地区东部为郯郡的兰陵县、鄫县，南部为傅阳县，西部为薛郡的薛县、戚县，北部为滕县。西汉时期，今枣庄地区北部属鲁国、南部为楚国。东汉时期，今枣庄地区属东海郡。三国时期，今枣庄地区全境属魏。两晋时期，今枣庄地区北部初属鲁郡，先后置蕃县、薛县、公邱县、戚县，南部属兰陵郡，先后置氶县、鄫县、阴平县、昌虑县、合乡县。南北朝时期，今枣庄地区北部属鲁郡，辖蕃、永兴、昌虑，南属兰陵郡，辖氶、鄫、傅阳。南朝梁简文帝萧纲大宝元年庚午(公元550年)以 后，今枣庄境内只有氶、蕃两县建置。隋朝时期，今枣庄境内北为蕃县，后改为滕县，南为兰陵县，后改为氶县。唐朝时期，今枣庄地区属河南道，北置滕县，南置兰陵县，后改为氶县。宋朝时期，今枣庄地区北部为滕县，南部为氶县。金国时期，今枣庄地区北部为滕县，南部置峄州。到了元朝，今枣庄地区北部置滕县，南部 置峄州。明朝时期，今枣庄地区属济宁府，后属兖州府，北部置滕县，南部置峄州，后降为峄县。清朝时期，今枣庄境内属兖州府，北部置滕县，南部置峄县。民国时期，沿袭清代区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今枣庄地区仍为滕、峄两县，属济宁专署领导。1960年庚子，峄县改为县级枣庄市。1961年辛丑枣庄升格为山东省省辖市。

三历史名人：

孛定方：(公元1118～1162年)，女真族，亦称孛术鲁·定方，本名阿海；内吉河人。著名金国将领。

据史籍《金史》记载：孛定方材勇绝伦，海陵王完颜亮素闻其名。

金天德初年(公元1149年)，海陵王完颜亮召授孛定方为武义将军，充护卫。数月后转十人长，迁宿直将军，赐予甚厚。寻为殿前右卫将军，又三月，擢殿前右副点检，世袭猛安，改左副点检。出为河南尹，改彰德军节度使。海陵南伐，定方为神勇军都总管。

金大定二年(公元1162年)，宋军攻陷汝州，河南统军使宗尹遣孛定方将兵四千往取之。汝州东南及北面皆山林险阻，不可以骑军战。是时，宋兵由鸦路出没，孛定方至襄城，得敌虚实，遂牒谕汝州属县曰：“我率许州戍兵十二万径取汝州，尔等可备粮草二十万，使人扬言欲据要路绝宋兵往来。”既而孛定方引兵趋鸦路，宋人闻之，果弃城遁去。

孛定方进至鲁山境，知宋兵已去，遂遣轻骑二百追至布裤叉，击败之，遂复汝州。授凤翔尹。

宋人阻边，以本职行河南道军马副统，孛定方率步骑六万，将由寿州进军，次亳州。宋军将领李世辅攻陷宿州，孛定方从左副元帅志宁战于城下。时天大暑，孛定方督战，驰突敌阵中，出入数四，渴甚，因出阵下马取水，为宋军乘机毙之，终年四十四岁。

上闻而悯之，诏有司致祭，赙银五百两、重彩二十端，赠金紫光禄大夫。

孛德裕：(公元？～1217年待考)，女真族，亦称孛术鲁·德裕，本名蒲剌都；隆安路猛安人(今辽宁开原)。著名金国参知政事兼签书密院事等。

孛德裕，官补枢密院尚书省令史，右三部检法、监察御史，迁少府监丞。

金明昌末年，孛德裕受命修北边壕堑，立堡塞，以劳进官三阶，授大理正。

孛德裕后丁母忧，起复广宁治中，历顺州、滨州刺史。不久孛德裕坐前在顺州市物亏直，遇赦，改刺沈州，累官北京路按察使、太子詹事、元帅左都监，迁左监军兼监潢府路兵马都总管。

坐士马物故多，及都统按带私率官兵救护家属，孛德裕蔽之，御史劾奏逮狱。遇赦，谪宁海州刺史，稍迁泗州防御使、武胜军节度使。

金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改知临洮府事，兼陕西路副统军。召为御史中丞，拜参知政事兼签枢密院事，行省大名。诏发河北兵救中都。凡真定、中山、保、涿等兵，元帅左监军永锡将之，大名、河间、清、沧、观、霸、河南等兵，孛德裕将之，并护清、沧粮运。孛德裕不时发。及李英至霸州兵败，粮尽亡失，坐弛慢兵期，责授沂州防御使，寻知益都府事。

金兴定元年(公元1217年)农历2月，孛德裕病逝。

孛鲁罕：(生卒年待考)，女真族，亦称孛术鲁·阿鲁罕；隆州琶离葛山人(今山西祁县)。著名金国参知政事。

孛鲁罕在八岁时，选习契丹字，再选习女真字。及壮年，晋为黄龙府路万户令史。

金贞元二年(公元1154年)，试外路胥吏三百人补随朝，孛鲁罕在第一，补宗正府令史。累擢尚书省令史。仆散完颜·忠义讨窝斡，辟置幕府，掌边关文字，甚见信任。

窝斡既平，孛鲁罕招集散亡，复业者数万人。复从完颜·忠义伐宋，屡入奏事，论列可否。上谓宰相曰：“阿鲁罕所言，可行者即行之。”宋人请和，完颜·忠义使孛鲁罕往。和议定，孛鲁罕入奏，赐银百两、重彩十端。

完颜·忠义推荐孛鲁罕有才干，可任尚书省都事，诏以为大理司直。未几，授尚书省都事，除同知顺天军节度事。

纥石烈志宁北巡，孛鲁罕摄左右司郎中。还朝，除刑部员外郎，再迁侍御史。上问纥石烈良弼曰：“阿鲁罕何如人也？”对曰：“有干材，持心忠正，出言不阿顺。”数日，迁劝农副使，兼同修国史，侍御史如故。改右司郎中。奏请徙河南戍军屯营城中者于十里外，从之。迁吏部侍郎，附山东统军都监，徙置河南八猛安。迁武胜军节度使。入为吏部尚书，改西南路招讨使。

有司督本路猛安人户所贷官粟，孛鲁罕乞俟丰年，从之。军人有以甲叶贸易诸物，天德榷场及界外岁采铜矿，或因私挟兵铁与之市易，皆一切禁绝之。上番军不许用亲戚、奴婢及佣雇者，营堑损圮以时葺治，不与所部猛安谋克会宴，故兵民皆畏爱之。

上谓太尉守道曰：“阿鲁罕及上京留守完颜乌里也皆起身胥吏，阿鲁罕为人沉厚，其贤过之。”改陕西路统军使兼京兆尹。

陕西军籍有阙，旧例用子弟补充，而材多不堪用，孛鲁罕于阿里喜旗鼓手内选补。军人以春牧马，经夏不收饲，瘠弱多死，孛鲁罕命以时收秣之，故死损者少。仍春秋督阅军士骑射，以严武备。终南采漆者，节其期限，检其出入，以防奸细。上谓宰相曰：“阿鲁罕所至称治，陕西政绩尤著，用之虽迟，亦可得数年力也。”召为参知政事，命条上天德、陕西行事，上称善。以疾乞致仕，除北京留守，卒。

史籍《金史》中称赞他：“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备其不虞。”

孛　翀：(公元1279～1338年)，女真族，亦称孛术鲁·翀，原名思温，字伯和，后字子翚，号菊潭；其先隆安人，生于邓州顺阳(今河南邓县）。

孛翀稍长即勤学，后拜江西新喻萧克翁为师，《元史》载：翀原名思温，字伯和，萧克翁因前夜梦有大鸟冲天而去，故为之易其名字为“翀”。

元大德末年(公元1307年)，孛翀以荐授襄阳县儒学教谕，升汴梁路儒学正。擢翰林修撰，又改左司都事。累迁监察御史、集贤直学士，兼国子祭酒，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等职务。著有《菊潭集》。

孛翀记问宏博，文章简奥典雅，深合古法。书法为时所重。在上都时“尝奉敕撰碑文”，传世墨迹可见于黄庭坚《松风阁诗卷》后的行书题跋诗一首。

孛和伦：(生卒年待考)，女真族，亦称孛术鲁·和伦；满洲正蓝旗人。著名清朝将领。

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孛和伦以参将从征白莲教，累官至巴里坤总兵。

部分存在，部分汉化 满族姓氏 汉族姓氏 爱新觉罗 肇、金、依 佟佳氏 佟、董 瓜尔佳氏 关、白 马佳氏 马 绰罗氏 曹、索 富察氏 富、付 叶赫那拉氏 叶、那、南 钮祜禄氏 郎、卜、钮 宁古塔 宁、刘 舒穆禄氏 徐、舒、正 赫舍里氏 高、赫、张、康 依尔根觉罗 赵 乌雅氏 吴、穆、仓、黄、邵 喜塔拉氏 图、祝 复杂: A [阿尔布氏] Arbun Hala 见于《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满语“光景、形象、形势”，世居乌喇（今吉林省永吉县境），后改汉字姓阿、巴。 [阿尔丹氏] Ardan Hala 本达斡尔姓氏，见于《黑龙江志稿·氏族志》，世居黑龙江，后改汉字姓安、阿。 [阿尔拉氏] Arla Hala 见于《皇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元代旧部“阿儿剌”，以部为氏，世居黑龙江沿岸。著名人物有：头等侍卫和济图。索伦亦有此姓。著名人物有：云骑尉贝多尔。 [阿尔塔斯氏] Artasi Hala本蒙古姓氏，见于《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世居敖汉，著名人物有：云骑尉沙雅。 [阿哈觉罗氏] Ahagolo Hala 见于《皇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阿哈，满语“家奴（包衣）”，属于家奴被赐姓，一般情况，各家族没有血缘关系。世居叶赫（今吉林省梨树）、辉发（今吉林省辉南）、佛阿拉（今辽宁省新宾）、松花江沿岸、长白山、瓦尔喀等地。所冠汉字姓赵、阿。 [阿克占氏]Akjan Hala 见于《皇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女真最古老的姓氏，金旧姓“阿典”，以部为氏。世居哈达（今辽宁省开原东）、叶赫（今吉林省梨树县境）。阿克占，满语：雷，故后改汉字姓雷。 [阿喇氏] Aia Hala 见于《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满语“山岗、大阜”，世居乌喇（今吉林省永吉县境），后改汉字姓阿。 [阿拉边前氏] Alabinkin Hala 本鄂温克姓氏，见于《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世居索伦（今黑龙江省嫩江以西）。 [阿拉尔氏] Aiar Hala 本鄂温克姓氏，见于《黑龙江志稿·人物志》，满语“平矮山”，世居索伦（今黑龙江省嫩江以西）。著名人物有：平藏后五十功臣墨尔根保。 [阿拉克塔氏] Alakta Hala 本蒙古姓氏，见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世居哈喇乌苏齐巴汉台。 [阿拉克球氏] Aiakcou Hala 本蒙古姓氏，见于《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又作阿拉克奇特。世居察哈尔，著名人物有：副都统、骑都尉阿必达。 [阿赉氏] Alan Hala见于《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满语“桦皮”，世居翁郭罗城（今地待考），后改汉字姓阿、华等。 [阿勒巴齐氏] Albaki Hala见于《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又作阿尔巴齐，世居扎满和罗（今地待考），后改汉字姓巴。 [阿勒班氏] Alban Hala 满语“官差”，满族最古老的姓氏，金旧姓“阿里班”，世居和通吉郭思屯（今吉林省敦化南）、瓦尔喀（今俄罗斯东滨海省南部）等地。 [阿勒坦鄂谟克氏] Altanemoke Hala 本蒙古姓氏，见于《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又作阿尔谈鄂谟克，世居喀喇沁。著名人物有：一等轻车都尉兼一云骑尉阿督赖。 [阿勒特氏] Alte Hala 本蒙古姓氏，见于《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世居塔巴克努图克哈喇，著名人物有：骑都尉叟色。 [阿礼哈氏] Alha Hala 见于《皇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满语“花颜色”，满族最古老的姓氏，金旧姓“阿不罕”，又作“阿里侃”。世居和通吉郭思屯（今吉林省敦化南）、瓦尔喀（今俄罗斯东滨海省南部）等地。后改汉字姓何。 [阿噜氏] Alu Hala 本鄂温克姓氏，见于《皇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世居索伦，后改汉字姓鄂、郭。 [阿鲁特氏] Alute Hala 本蒙古姓氏，见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世居察哈尔。 [阿鲁络特氏] Alulote Hala 本蒙古姓氏，见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世居察哈尔。 [阿穆哈尔努氏] Amharnu Hala 本蒙古姓氏，见于《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世居巴林。著名人物有：骑都尉昂阿。 [阿穆尼普塔斯氏] Amuniputasi Hala 本蒙古姓氏，见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世居荪尼喀扎哩。著名人物有：骑都尉阿海。 [阿穆拉氏] Amila Hala 见于《八旗通志》，满语“雄禽”，世居长白山渥集村，著名人物有：骑都尉阿尔泰，二等轻车都尉艾木布。 [阿穆噜氏] Amlu Hala 见于《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世居黑龙江沿岸、伊兰费尔塔哈村（今地待考）。著名人物有：云骑尉费扬苏。 [阿其格查依尔氏] Acigecayie Hala 本鄂伦春姓氏，还有两个分支——伊格吉依尔、嘎格达伊尔，后改汉字姓阿。 [阿苏氏] Asu Hala见于《八旗通志》，又作阿苏里，满语“网”。满族最古老的姓氏，金旧姓“阿速”，世居黑龙江沿岸。著名人物有：云骑尉默尔库勒。 [阿苏克氏] Asuke Hala 本蒙古姓氏，见于《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世居喀喇沁，以地为氏，著名人物有：云骑尉博尔济。 [阿塔穆氏] Atamu Hala 见于《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世居叶赫（今吉林省梨树县境），后改汉字姓阿。 [阿图拉墨氏] Atulmu Hala 见于《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世居雅尔湖（今地待考）。 [阿颜觉罗氏] Ayangoro Hala见于《皇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阿颜，满语“蜡烛”。世居叶赫（今吉林省梨树）、佛阿拉（今辽宁省新宾）、雅尔湖等地。所冠汉字姓赵。著名人物有：刑部尚书绰克托，骑都尉辉兰，云骑尉巴什，云骑尉博济。 [阿颜塔塔尔氏] Ayantatan Hala 见于《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阿颜，满语“蜡烛”。原籍无考，似为鞑靼后裔，著名人物有：一等轻车都尉喜佛。 [爱满氏] Aiman Hala 满语“外藩、番主”，满族最古老的姓氏，金旧姓“谙蛮”，世居不详。 [爱新觉罗氏] Aisingoro Hala 见于《皇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爱新，满语“金”，为清朝第一尊贵国姓。详见《满族第一著姓：觉罗氏》。 [爱义氏] aiyi Hala 见于《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世居爱湖，后改汉字姓爱、张。 [瑷珲氏] Aihun Hala 见于《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又作爱浑，世居瑷珲（黑龙江省黑河市境内），以地为姓，后改汉字姓爱。著名人物有骑都尉布郎阿。 [艾耀施氏] Aiyaosi Hala 本蒙古姓氏，见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世居科尔沁。 [安达拉氏] Andala Hala 见于《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地名，满语“半路”，以地为姓，后改汉字姓路。世居黑龙江沿岸，著名人物有云骑尉叶都赫。 [安佳氏] Angiya Hala 本锡伯族姓氏，见于《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世居普塞屯村（今地待考）。后改汉字姓安。 [敖辰氏] Aocen Hala 见于《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世居黑龙江。 [敖佳氏]：Aogiya Hala 见于《皇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世居马察（吉林省浑江市西南），后改汉字姓敖。 [敖拉氏] Ela Hala 本达斡尔、鄂温克姓氏，见于《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又作鄂拉，世居乌拉、黑龙江等地。后改汉字姓单、敖、山、阎、苏、鄂等。 [敖拉托欣氏] Elatokin Hala 本达斡尔姓氏，见于《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世居黑龙江沿岸。为敖拉姓氏下五谋昆之一——托欣（多金）谋昆。汉字姓山。 [敖勒多尔氏] Elador Hala 本达斡尔姓氏，北京市满族有此姓，敖拉哈拉（姓氏）下的一个谋昆。汉字姓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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