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姓“舒”，但单音“舒”字是汉姓，而老舍是满族，怎么会是单音字的汉姓“舒”呢？老舍先生的子女舒乙、舒济均认为：“舒家曾经是个大家族，在一次内讧后，舒永寿这一支分出单过，而且亲戚之间不再来往。”“家谱不可考，只知道是舒穆禄部的后裔。”因此，老舍的满姓全称的读音，用汉字翻译出来应当是“舒穆禄”。老舍的先辈在“舒穆禄”中取“舒”为姓，乍看起来就像汉族的姓氏了。如果按照他严格意义上的满族姓名来称呼，老舍的原姓名应该叫“舒穆禄·庆春”，如同“爱新觉罗·溥仪”一样。然而，在满姓“舒穆禄”中，老舍的先辈没有取汉字“穆”或“禄”的形、音为姓，而单单取了“舒”字。这就给了日后老舍取字为“舍予”，取笔名为“老舍”，留下了充分施展其幽默艺术才华的广阔空间。如果老舍的先辈，当年不取“舒”姓，那我们现在见到的就不是“老舍”了。

　　老舍《我的母亲》好词

　　假若

　　残破的

　　勤俭诚实

　　马马虎虎

　　老舍《我的母亲》好句

　　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老舍《我的母亲》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老舍《我的母亲》

　　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去了根的花草。——老舍《我的母亲》

　　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多少还有点孩子气——老舍《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老舍回忆他母亲所写的一篇记叙文。全文通过对母亲一生经历往事的回忆，塑造了母亲的形象，突出表现了母亲勤劳刻苦、善良宽容、乐于助人、意志坚强等性格与伟大无私的'母爱，以及母亲的人格力量对作者思想性格形成的深刻影响。而文章的最后一句：“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更是以简朴的语句，表现出作者欲言又止，又难以尽述的追悔内疚之情和无从说起，又没齿难忘的养育教诲之恩。

　　作者在文章中叙述了母亲生活中的一些片段，如“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这些都说明了母亲软而硬的个性，而母亲的这种个性又深深的影响到了作者，使得作者拥有了“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与下文的“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相照应。

她是一位出身农家的普通妇女。

她一生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在自己并不广阔的天里默默而顽强地承受着生活的重压。她的家乡很穷，由于养不起牲口，农忙时节，妇女也要下田劳作。这样的农家生活，给了她一副能经受生活磨难的结实的体格。她一共生育了七个孩子，长大成人的却只有一女二男。丈夫早逝，她独自挑起生活的重担，肩负起养育儿女的责任。她用自己的辛劳，给女儿换得稍好些的生活和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力；她更用自己的言行，给儿女们以生命的教育，成为他们真正的老师，使他们与她一样，勤俭、诚实、坚毅，不怕吃苦、乐于助人。

她，就是著名作家老舍的母亲马氏，一位慈爱、坚韧、勤劳能干的满族妇女。

独自挑起生活的重担

这是一座狭长的小院，坐落于北平（今北京）小羊圈（今小杨家）胡同。院中，有两株枣树、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每至夏季，便杂花满树，给破旧的小院落增添了无限生机。

已以40多岁的马氏，整日在这座小院子里操劳。她的丈夫是清朝一名保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在与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作战中负伤阵亡。当时，老舍才一岁半。丈夫死后，马氏靠替人家缝洗衣物和做杂工的收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拉扯着三个未成的孩子，还要照顾一位性格古怪的大姑子。

白天，是两大绿瓦盆的衣服；晚上，是油灯下没完没了的缝补。为了一家人的衣食，为了让儿女们有稍好些的生活。她总是夜半方睡，黎明即起，终年没有休息。在老舍幼年朦胧的记忆里，母亲的双手总是鲜红微肿的。就是这双手，把最大的十二三岁、最小的才一岁半的一女二男三个孩子抚养成人；就是这双手，把一个因丈夫早逝而愈加困顿的家，操持得井然有序。贫穷破旧，却清清爽爽，永远弥漫着“家”所特有的安定与温馨。

在马氏的影响下，孩子们很早就学会了劳动、谋生，养成了勤劳、爱清洁的生活习惯，也继承了母亲热情好客、宽以待人的高尚品德。

十来岁的大男孩，已经开始学徒、做小买卖；稍大些的女孩，更早已成了妈妈的得力帮手，洗衣、缝补、裁剪，母女俩一起操劳；就连刚刚学会走路的最小的孩子老舍，也很早就知道跟在大人们后帮忙。大人们浇花木，他忙着取水；大人们扫地，他帮着撮土……儿时的艰辛生活，母亲的言传身教，给老舍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成年以后直到晚年，老舍始终保持着儿时的生活习惯，他总是自己动手收拾屋子，自己取水浇花，像母亲在时一样，房间里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他穿衣不讲究，却很整洁，就连他的手稿，也总是那么清楚、规规矩矩。马氏是一位宽怀大度、倾已所有帮助别人的热心人。家庭生活的窘困，并不能改变她淳朴好客的天性。

有客人来，无论手头多么困难，马氏总要设法弄一点东西来款待客人；遇上亲原邻居家中有红白喜事，马氏一定前去贺吊。家中清苦，一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但她却一定要换上洗得干干净净的大褂，诚心诚意地前去表达贺吊之情。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家中有呈，马氏听说，总是第一个前去帮忙。她会给婴儿洗澡，会刮痧，会给孩子们剃头，会给**们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

母亲好客、热诚、乐于助人的品德，使老舍从小耳濡目染，深受影响。与老舍接触过的人，无不为他那对待朋友的热情、诚恳所感动。以诚待友，为朋友不惜倾已所有，这在老舍是天性使然。这种天性，正来自幼时母亲的身教。老舍曾说：“到如今，我的好客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马氏乐于助人，爽直大方，她给予别人的很多，却不知道计较，她从不与人斗气，宁可自己吃亏。

当时与马氏母子同住的，还有一位脾气很坏的大姑子。她嗜好吸鸦片，喜欢摸纸牌，还常常无理取闹发脾发，鸡蛋里挑骨头。但是，无论在丈夫生前还是丈夫过世后，马氏总是尽心竭力地照顾这位大姑子，即使有时她闹得很凶，马氏也总是默默地承受着，把委屈深埋在心底。

人要活得硬朗

马氏吃苦耐劳，以德报怨，但她的性格中却并不缺乏坚强。

丈夫死在八国联军的炮火下，联军进入京城，挨家挨户搜刮新丧，儿女幼小，一家人生活无着。这接踵而至的打击没有把马氏压倒，她不慌乱，不哭洋，不怨天尤人，她横下一条心，泪水往肚子里流。她要把儿女养育成人，她要在绝境中坚强地活下去。她终于做到了：给大儿子娶了媳妇，把第三个女儿嫁了出去，送小儿子去念书。为了儿女们的前途，她自己咬着牙去给有钱人家当女仆，又到第四女子小学当工友。

年关到了，马氏和女儿更加紧干活，穷人也想在年节里吃上一顿有肉的饺子，虽然是菜多肉少。

每当不太懂事的小儿子老舍向母亲报告某家宰了两口大肥猪，某家请了两座供佛的“蜜供”，像小塔那么高时，马氏总会摸着幼子的头说：“咱们家的饺肉少菜多，但最好吃！”是啊，这饺子是他们自己劳动挣来的，是自己亲手煮的，怎能不好吃呢？

到了年底，把手里的活计交了出去，家里也该收拾过年了。扫房子，给灶王龛上面换副新的对联，每至此时，马氏总要把平时不知藏在哪儿的一张“王羲之爱鹅”图找来挂上，还要把破桌子、破柜门上的早已不齐全的铜佛件再擦上几遍。马氏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女儿：咱们穷，可要活得硬郎！她更要女儿知道：只要手脚不闲着，人就不会走绝路，而且会走得“噔噔”响。

老舍毕生实践着母亲的人生教诲。他几十年如一日，勤奋写作，从不投机取巧。为了专心写作，他甚至不惜辞去报酬甚丰的大学教职，靠稿酬维持很不宽裕的生活，他坚持认为作家应该靠社会养活而不是由大学养活。晚年，为了维护自己心中的净土，为了保持人格的尊严，他更是宁折不弯，用最决然的方式，向丑恶宣战，向愚昧抗争！他铭记着母亲的话：人要活得硬朗。

在亲友的帮助下，老舍终于读完了小学。

根据当时的家庭状况，他能够读完小学，已经是十分难得了，小学毕业，孩子应该去学手艺、谋生了。

老舍心里十分明白，他知道母亲的难处，但强烈的求知欲使他坐卧不安。终于，他偷偷地报考了师范学校。因为在那里，制服、饮食、书籍、住宿都由学校供给。但当他被学校录取后，他还是踌躇了，因为，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

十元的保证金，对于这个为贫穷所困扰的家庭，简直是一笔巨款！但母亲知道孩子的心愿，面对儿子这唯一的请求，她又怎能拒绝呢？不能因为家里穷，耽误了孩子的前程啊！马氏答应了孩子，开始筹措这笔“巨款”。

半个月以后，费尽心思筹到的十元钱交到爱子手中，母亲含泪把儿子送去学校，没有更多的言语。但老舍何尝不知道这十元钱对母亲意味着什么。母亲是宁可自己一人多操劳，只要儿子有出息。

五年过去，老舍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被任命为京师公立么十七高等小学校校长。那一夜，母子二人一夜不曾合眼。儿子望着因操劳而显得疲惫、苍老的母亲，千言万语只汇成一句：“以后，您可以歇歇了！”母亲的回答，只有一串串无声的眼泪。

母亲的寂寞

长大的儿女陆续离开了母亲独立生活。终于，家中只剩下马氏一人。她理解儿女，仍然每日劳作、忙碌，默默地承受着寂寞。

有一年快过年了，儿女们还没回来，马氏仍在为过年而准备着。除夕，在读师范的小儿子老舍回来了。马氏露出欣慰的笑容。

当时，国民政府提倡用公历，不准过旧历春节，老舍是为了安慰母亲特地请了两小时假回来的。看到母亲满是皱纹的脸上泛着幸福交彩，老舍实在不忍心立即告诉母亲真相。

但是，学校有规定，时间到了，老舍不得不告诉母亲自己还要回学校去，马氏愣住了，笑容僵在脸上，半晌，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她默默地把儿子送到街上，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花生——那是她专为儿子准备的年夜吃的杂拌儿，装进儿子的衣袋：“去吧，小子1”街上，正是热闹的除夕之夜，马氏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站在院门前，目送着爱子走出街巷，消失在黑暗里。寒冷的夜风吹来，她只是呆呆地立着，似乎什么也没有觉到。

这一场景，后来屡次在老舍的回忆中出现。这只是马氏度过的无数孤寂的夜晚中的一个。清炉冷灶，苍颜孤灯，马氏永远没有抱怨，她只是在默默地思念着不能回到自己身边的儿女，默默地咀嚼着孤独。

马氏也有伤心的时候。儿女的生活轨迹并不全是按照母亲的意愿前进的，尽管母亲能够理解，却总免不了失望、流泪。

老舍23岁时，马氏希望儿子能够成家。老人钟爱自己的幼子，希望他就此安顿下来，好好地过日子。但儿子有自己的主见，没有答应，请来姐姐为自己说情。马氏十分失望，难过了很久，终于含着眼泪，点作罢。

后来，老舍离开了母亲，远涉重洋，去英国留学，这在马氏，也是难以理解的，但她仍然没有怪罪，只是日夜思念身边在他乡的游子，不能释怀。在老人70大寿的那一天，身边的儿女都来祝寿，但老只喝了两口酒，便早早地独自睡了，因为还有一个孩子不能来，她牵挂着他。

抗战期间，为免遭沦陷之辱，老舍撤退到重庆，远离家人，远离母亲。1942年，马氏去世，流亡在外的老舍一年后才得到这一消息，悲痛之情，难以抑，几乎无法工儿。怀念之余，老舍决意写自己的母亲，写出母亲的音容笑貌，写出她的慈悲爱、坚毅，但只写了二三千字，泪水就遮住了双眼，几乎无法往下写。这篇文章就是感人至深的《我的母亲》。老舍在文中满怀深情地写道：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我的。”“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几十位老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老舍先生出生在清代末年京师（也就是北京）一户贫苦的旗人家庭。

　　所谓旗人，在有清一代，是对被编入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这类兵民一体化组织中的人们的总称。清朝的奠基人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在当初筹划进取中原的时候，将满洲民族的全体青壮年男性，都收进了军队之中，把他们分别划入以 8种旗帜为标识的 8个方面军。这 8个方面军，即被称为镶黄旗、正黄旗、镶白旗、正白旗、镶红旗、正红旗、镶蓝旗、正蓝旗（先有四面“整”旗，后来分别将“黄”、“白”、“蓝”旗镶上了红边，将“红”旗镶上了白边）。后来，又仿照满洲八旗的编制，建起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 3个八旗的军事组织，自建立起的二三百年间，曾在创立清朝、巩固政权、维护祖国统一、保卫人民安定生活等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八旗的设置，随后成了清代始终贯彻的制度。它把世代的旗人，严格圈定在当兵吃粮饷的惟一人生轨道里，禁止他们从事除当兵之外的一切职业，不许他们做工、务农、经商以及从事其他职业，这虽然有助于政治基石的牢靠，也防止了旗人与民争利，但是，也造成了创建这种制度的人预料不到的社会难题。从乾隆年间起，“八旗生计”问题愈演愈烈，叫所有的清代统治者伤透了脑筋：旗人“人口大量增加，而兵有定额，饷有定数，既不能无限制地增饷，又不能放松正身旗人参加生产劳动的限制”，于是，补不上兵缺的旗籍子弟越来越多，只好眼睁睁地失业赋闲，成为“闲散旗人（满语叫作‘苏拉’）”，这不仅导致许多下层旗人日益明显地走向贫困化，还使入关之初异常精锐剽悍的八旗劲旅，失去农商技能，滋生了惰于劳作、荒于嬉戏的积习。到了清末，由京师八旗贵族、军官、士兵、苏拉、家眷等等所组成的人们共同体，总人数已多达60万左右，社会上习惯以“旗族”来称呼他们。在京城“旗族”人丁日趋繁盛的情况下，“八旗生计”的问题对于走投无路的穷旗人们来说，已经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老舍的祖上，不知从那一辈开始，也跌进了这个可怕的圈子。

　　在满洲八旗中，老舍先人隶属于正红旗。因为没有资料说明这个家族在清朝入关后有过调动迁徙，所以只能假定他们是从17世纪中期开始，始终归属在京城里的正红旗麾下。

　　1644年清政权入关，把燕京确定为首都，在京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大致相当于现在东城、西城的内城，只许八旗的将士及家眷居住，原来住在内城的汉、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也就是当时所谓的“民人”)，被迁移到京师外城——大致相当于今天崇文、宣武两区。在内城，中心是皇城，围绕皇城，八旗严格地被分置于相关地段。两黄旗居北：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黄旗驻德胜门内；两白旗居东：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两红旗居西：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两蓝旗居南：镶蓝旗驻宣武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于是，内城的确像历史学家后来常说起的那样——“就像一个大兵营”。这种严整的格局，到清中期开始稍稍地模糊起来，因为旗人们没法不吃不喝、不去跟商人们打交道，旗人贵族更不能戒除看戏娱乐等需求，他们得随时跟外民族交往，渐渐地，原来住在外城的“民人”，也有少量搬进了内城，内城的王公贵族也有破例到外城去辟地设府的了；再后来，受“八旗生计”的逼迫，一部分城里的贫苦旗人，典出了自己的居舍，离开最初的本旗指定居住地，向着附近的——尤其是各城门之外的关厢地区搬迁。虽说有了这样的变化，八旗在内城的基本居住区划，却直到清朝灭亡以前，没有大的变更。在京城八旗区划内设立着八旗都统衙门， 8个衙门既掌管京城旗人的一切事务，还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驻防旗人也统辖起来。从道理上讲，遍布各地的八旗驻防旗兵，都是从京城这个“老家”派出去的，如果战死在外地，尸骨都应当送回京师“奉安”。这种方式，是与清初统治者把本民族中心由东北地区移到北京的部署一致的。就像雍正皇帝说过的：“驻防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其乡土。”

　　清代末年，老舍父亲永寿家，就住在京师内城西北部的小羊圈胡同。这个胡同，就是从西四北大街往北走，过了护国寺街口，再往前的东边头一条胡同。这里距离西直门只有三五里地。看来，进关之后老舍的历代先人就没有离开他们的这片“热土”太远。那些世居京师二百多年的旗人们，对东北白山黑水的“发祥地”，记忆已变得模糊了，只有在老人们为了满足忆旧情感需要时，才提提祖籍“长白”的说法。一代一代的旗族人们，把北京作为乡土来亲近，“京师即故乡”观念根深蒂固。他们已经成了北京城地道的“土著”。

　　可是，如果查一查清代京城的八旗区划地图，我们又会多少有点儿意外：小羊圈胡同偏偏已经游离于正红旗的居住区域之外，它属于正黄旗的范围。可见，老舍的父亲永寿，或者是他的前辈，也有过短距离搬迁的经历。好在他家并没走远，小羊圈胡同南面的护国寺街以南，以及出了这条胡同西口的西四北大街以西，都是正红旗的地盘。也就是说，从他家向南、向西，都只差着几十米，便能进入正红旗原先的驻地。我们在了解到这一点之后，想到的另一点，就是：正黄旗，正是永寿的妻子、老舍的母亲——舒马氏娘家所隶属的那个旗。

　　我想，对这个坐标点的捕捉，也许能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点，是象征性的：日后的老舍，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主要是姓氏与血脉，还有他那为国尽忠的高尚精神，这很重要。而老舍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却不仅有血脉，更包括一生受用的性情和品质，以及绝不轻易改变的做人方式，这想必更重要；第二点，则应当说是在老舍人生道路中分明得到印证的，他的呼吸、他的经历、他的气质、他的感情……都是从这里开始生成与升华的，这里深扎下了他的人生之根、人文之本。舒乙先生曾经发现：“从分布上看，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地名大多集中于北京的西北角。西北角对老城来说是指阜成门——西四——西安门大街——景山——后门——鼓楼——北城根——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这么个范围。约占老北京的六分之一。城外则应包括阜成门以北，德胜门以西的西北郊外。老舍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这里。”（舒乙：《谈老舍著作与北京城》，载《散记老舍》第87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由这个发现所支持着的，我想，应当是这样的判断：这片作家一生写也写不够的老城西北角，刚好相当于是清末（也就是老舍儿时）的正红旗驻地和正黄旗驻地，在这片浸润着父精母血的旗族“热土”中，萌发出来的文化心理意识，对老舍的一生，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清代初年八旗制度曾明文规定，“京旗”将士未经许可，断不可私自离开本旗范围太远，违者以逃旗治罪，并将家眷、财物充公。也许，就是这样的跟老舍本人并不相干的早年间的旗族制度，一直对清朝解体后若干年才问世的老舍作品，产生了某种潜在的精神拉动？

　　老舍生在京城“旗族”之家。——这是一个有着重要底蕴的事实。老舍是满族人，是北京人，再加上他出身于下层穷苦市民阶层，这 3个基本属性，正是营造起他那辉煌艺术殿堂的 3个最初的社会人文支撑点。

　　老舍父亲永寿在八旗军队中的身份，用满语讲叫作“巴亚喇”，用汉语说就是“护军”。清代的护军，任务是负责捍卫整个京师的安宁。许多年来，社会上曾经人云亦云地传布着八旗子弟全都是些堕落人物的说法，其实并不确切。有清一代，满民族为我们祖国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付出的牺牲也是巨大的。虽然到了清代中晚期，官场上的腐败风气日盛，但它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某个民族。直至清代末年，在八旗下层官兵的心里，早年形成的为爱国护民不惜奉献一切的精神，“不得捐躯国事死于窗下为耻”的观念，还是相当牢固的。直到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以及后来几十年间，八旗将士前仆后继、浴血抗敌的事迹，仍然在各类史书上记载很多。远在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也曾亲笔写文章，高度赞扬八旗官兵保卫国家的壮烈之举。在当时的京师八旗营房中，贫穷尚武的八旗士兵们，既便家徒四壁，还是要按照八旗制度的规定，省吃俭用，自费购置兵器战马，不忘国家重托，他们嘴上常常挂着的口头语儿，还是那么一句响当当的硬话：“旗兵的全部家当，就是打仗用的家伙和浑身的疙瘩肉！”他们忠勇可敬，饥寒困苦并没有磨损了他们世代相传的爱国报国之心。1900年也就是庚子年，为反抗八国联军的疯狂入侵，八旗军人们为护卫祖国的首都而喋血苦战，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悲壮场景。而老舍的父亲永寿，也就是在这一场战斗中尽忠殉国的。

　　幼年的老舍，缺吃少喝，发育很晚，可是论懂事，却比小康人家的孩子要早。幼年有些事情，对他来说留有终身不能磨灭的记忆：比如，每年都要有几趟，跟随母亲去城外的舒氏茔地，为死去的父亲上坟。母亲告诉他：咱们是旗人，庚子年间，你父亲阵亡了，他原本是正红旗下的一名“巴亚剌”！再比如，他见到过家里保存的一块小木牌，那上面有父亲的名字，还有证明父亲长相特点的“面黄无须”四个字，那是阵亡了的父亲当京师“巴亚喇”时候的一只腰牌，是他上下岗使用的通行证。还比如，母亲多次讲过他怎样失去了父亲。“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吐了一口气》），是直接与他们一家命运攸关的事实。随着父亲的故事在心中扎下根，幼年的老舍渐渐体会到了父辈八旗将士们的爱国情感，明白了：作为战死于抗击外寇战场上的旗兵永寿的儿子，“爱咱们的国”，是人生的头一宗大事情。今天，重新提起老舍先生的这段童年往事，不难想到的是，日后成为大作家的老舍，对于父辈以及世代八旗将士以血汗和性命来开拓、捍卫的祖国，会持有什么样的情感！老舍一生极具爱国情操，从青年时代起就异常地忧国忧民，早期作品篇篇都是这种情感的自然表达。1937年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爆发以后，他毅然抛弃舒适宽裕的大学教授生活，舍下妻子儿女，以一位著名作家的身份投身艰难困苦的抗敌文化工作，为社会各界做出了令人感叹的表率。他在给友人的信里，提到自己与妻子的分手，说：“国难期间，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儿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为了国家，文化人老舍是用兵一般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也用同样的标准要求妻子。在他和同样是旗人出身的妻子胡絜青心目中，显然都有八旗先人们慷慨赴战卫国殉国的榜样。

　　在老舍母亲的身上，也有着许多为当时旗人们所推崇的品德和所标榜的习性。老舍是母亲带大的，母亲待人处事的方方面面，在他看来，都是应当做为生活规范的：

　　母亲像许多八旗妇女一样，干练、勤快、手巧，而且还继承了满人急公好义的传统品行，她特别乐于助人，能伸手帮别人一把的时候，从不推脱，总是有求必应，实心实意地去做；

　　母亲最肯吃亏，不仅从不跟旁人为点儿小事斗气，甚至心甘情愿地伺候了守寡的大姑子好多年，到这位一向脾气不济的大姑子寿终正寝，还把她的所有遗物，爽快地交给了突然冒出来的大姑子的“侄儿”（在满人的传统习俗中，一向有女性终生在娘家享有较高位置的习俗，据说，这种习俗的形成，既和早期满族妇女未受过“三从四德”观念灌输有关，同时，也因为旗人女儿在出阁前均保留有被选为“秀女”的机会，所以从小都受到另眼看待。老舍母亲长年以礼奉养大姑子，在这样的民俗中，是十分典型的例子）；

　　母亲坚忍、要强，把尊严看得很重，在一切大悲大难底下，她都“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我的母亲》），平时她一想起见官就紧张，可到了非找衙门里办交涉不可的地步，她又能毫不示弱地挺身而往，这和满族妇女的自我角色认定有关系，她们时时记挂着：我可是旗人的妻子，是兵的妻子；

　　母亲爱清洁与整齐，老是把小院扫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叫旧桌面上不存一星儿尘土，连破柜门上的铜活儿也叫它永远闪着光，既是旗人，什么时候也得活得硬硬朗朗的——这也是一种必有的生活信条；

　　母亲爱树木花草，家里人都快断了吃食的时候，她也不让亡夫留下的石榴树和夹竹桃短了水。夏天，枝头开出好多的花，那是她最快活的时刻。这类亲近自然景物的习性，追其本源，是和满族先民长期生活在白山黑水自然怀抱、信奉崇尚自然的萨满教相关的，进入中原城市后，他们世代没有放弃这点儿情趣；

　　母亲好客，顾面子，“有客人来，无论手里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遇上亲友家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我的母亲》）老派的满人们特别“讲礼儿”，时刻把“体面”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上，这种“穷讲究”在他们的观念里，也是人生在世的一样原则、一种享受，老舍的母亲也不例外；

　　母亲在贫困之中一向乐观，家里夏天佐餐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过年了，包顿饺子也搁不起肉，她总是自信地告诉儿女们：咱们的饺子肉少菜多，但是最好吃！苦中寻乐，是下层旗人们非常普遍的特点，他们不这样做，就很难饱聚生气地渡过一道道生活难关。

　　老舍后来在谈到母亲时，这样说：“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百位教师吧……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母亲的娘家是在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土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之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里，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如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为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时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们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肉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性格，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当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说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都是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早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投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到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像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详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去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像得到，没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老舍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炮火中。母亲也是旗人．靠替人洗衣裳做活计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北京的舒家原本是个大家庭，可惜家庭内哄，导致老舍父亲舒永寿这一支分出来单过。亲人彼此绝了情，从此不再来往，连坟地都是分开的。分裂的顶峰是发生在一次出殡仪式上。一个很有派场的临时殡葬大棚被一把莫名的大火烧得一光二尽。显然是内哄到了反目成仇的不可调和的地步。从此，舒永寿一个人老老实实地当他的“护军”，自己在小羊圈胡同买了一所不成规格的小院，养了九个孩子，活下来五个，老舍是他的幺儿子。

　　舒永寿一九00年八月战死在与八国联军巷战的炮火中。他失踪于西华门外南恒裕粮店附近。后来，家人把他的“生辰八字牌”和一付他的裤脚带和一双布袜子埋葬在“蓟门烟树”南边明光村的新买的一小块私人坟地里，没有归到“蓟门烟树”黄亭子附近舒氏家族的老坟地里。后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还能找到标有“舒”字的坟地界桩。

　　老舍先生在他著名小说《月牙儿》里描写的母亲拉着年幼的“我”去西直门外去给父亲上坟的场景，实际取材于自己早年和母亲去明光村给自己亡父上坟的记忆。1942年老舍母亲病逝于沦陷的北平，也埋葬于此地。1949年老舍先生由美国回到故乡后，曾来到这里给自己的父亲、母亲上坟。他找到姓侯的看坟人，拜托他们多多照应，给了钱，还到看坟人的小院里坐了坐，谈话时难过地落了泪。看坟人侯长山的父亲曾被老舍先生当作模特儿写进《四世同堂》，是一位笔墨不多但很重要的乡下人，在书里叫“常二爷”。三十年前，老舍父母的坟头已被平掉，改了菜地。这块坟地紧挨着去八达岭的铁路，在食品冷冻库附近，如今已成了堆货的场地和居民区。

　　因为舒永寿牺牲时，老舍刚一岁，母亲在老舍的人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老舍先生在悼念母亲的文章《我的母亲》中是这么写的：“我的真正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这位母亲也是穷人，自然也是没有家谱的。如今，给她续一个粗线条家谱，或许，并非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