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贯和出生地无关，其实就是祖籍，孩子是跟父亲的，法律没有禁止更改籍贯，但是一旦确定就很难改了，你最好找你所在城市的户籍机关商量解决。

常要在一些表格上填写籍贯。词典上说：籍贯就是祖籍居住地或个人出生地。这是一个潦草的解释。遥远的乡音，菁草萋萋的祖坟，板壁微斜的吊脚楼，日益渺茫的童年歌谣，自成一体的乡风习俗。这些都成了籍贯最有力的佐证，它暗示了一个人身份背后的种种空间纵深和文化积习。我曾见过一册陈氏家谱，一本泛黄的线装书。书上说，陈氏祖籍江西，明朝初年迁入湖北江陵一个叫白马寺的地方，三百年前又有部分先人为躲避战乱，辗转散居于长阳境内。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大龙坪又从长阳划归五峰管辖。异乡慢慢成了故乡，这是一个漫长的无法控制的过程。我现在只能在自己的籍贯一栏里填写“五峰”，而不能是长阳或者江陵甚或更远的江西某地。籍贯作为一种符号蒙蔽了太多的可供考据的史迹。

籍贯作为一个人出生的空间背景形式轻而易举地进入了档案，开始成为一种标识。无论从故纸堆里拾遗，还是从现实生活中寻漏，却都能查证出它的丰厚内涵。历史上的政客们就常以籍贯为派，自然而形成各类政治派系，如长安派。军事史上更有骁勇善战的“湘军”和一手拿烟枪一手握步枪的“川军”之分。在这一点上，就连文化人也不能免俗，譬如赫赫有名的扬州八怪和桐城散文派，它们的艺术风格都被烙上了地域的标识，连同里面流漾的神采血脉，都保持了惊人的默契。

籍贯的划分与其对照的空间背景有着微妙的关联。一般的情况是，到了市里，同县便自成老乡；到了省府，同市也成老乡；出了省，便称我们湖北人了。湖北人用自己的聪明赢来了“九头鸟”的称谓。但回到省内又会划出个三六九等来，第一次听说“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我便对汉川人的聪明劲佩服得不得了。后来才知道还有下文，说“三个汉川佬，赶不上天（门）沔（阳）一个苕”。原来天沔人才是真正的人精。就是那些打着三棒鼓，能从人嘴里挑出米粒大小牙虫的人。这些类似于人间笑料的谈资，假若不细细思量，人们往往会忽略地域或者籍贯与它们之间发生的联系。

籍贯的商标功能，往往更令人感怀。假若现在在商人面前添加了温州两字，就有了一个动人心魄的词组：温州籍商人。而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那些走乡串巷卖“三步倒”老鼠药的温州商人很让内地人瞧不上眼，嫌他们文化浅，字写得烂，像鸡爪扒的；说话含混不清，像口里含着个连皮洋芋。就是这群永远也折腾不够的温州人却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商界奇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不过成了温州商人们小试身手的一个码头而已。近年异军突起的“温州购房团”更是成了令中国的房地产业趋之若鹜的团队。现在就连权威媒介在对土耳其的“烧鞋事件”进行评述时，也不得不引用“温州鞋商”一词。再往前看，当年“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难留”的山西平遥商人不也创造了素有近代商业银行的“乡下祖父”之称的“日升昌”吗？遍布全国的山西票号不得不让国人惊叹“实属海内最富”。余秋雨曾在《抱愧山西》一文中多有详述。在商业帝国里，籍贯成了牵涉商业兴勃的亲密元素。其中的道道又怎能一言以蔽之呢？

哈尔滨律师网页链接

报上说，中国将在未来几年里进一步推进城市化建设，这意味着大批的乡下人会成为城里人，将有更多的类似于深圳的新移民城市崛起。数代之后，他们的籍贯将发生改变。普通话的盛行也会将乡音逐步撵出我们的语言交流体系。若干年后，蜇伏乡间的那些方言俚语也许会像唐诗宋词一样，成为必须学习才能明晓的对象。随着人员流动速度的不断加快，籍贯一栏将从各类表格里彻底消失，而与籍贯相关的乡愁就只能成为祖先们躲在乡下坟墓里的一声叹息了。

江西人迁移贵州，大部分源于明朝时候。分析如下：

贵州江西人的移民最早发生在汉代，那属于官方移民；而大规模的军事移民则是由明代朱元璋发起的。当时明王朝建立不久，多地方还存在反叛和抵抗，其中以东北的那哈出和云南的梁王；公元1381年，也就是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直取云贵，第二年就将云南平定史称“太祖平滇。”

当时朱元璋的干儿子沐英奉命率万余官兵留守，其余的部队就在此地屯田养兵，大都分散于黔中的大部分地区。其中以现在著名的屯堡文化最为出名，这也是屯兵最多的地方。

在《明太祖实录》中有这样一条记录：“公元1386年（洪武十九年）二月太祖以白金锭赐予江西等处军士戍守者千八百人，通年又赏赐江西袁州等卫队从征云南军官钞四万九千锭。”有历史记载，贵州各府衙中江西籍占大多数，并且大都是洪武年间的军官。

扩展资料：

《贵州通志》记载

据《贵州通志》记载，当时贵州军户七万两千两百户，二十六万一千八百人，民户六万六千六百户，二十五万人。这些人口中，大量均来自江浙地区。

明朝初的“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自汉朝开始后的大量汉族移民，此后的各朝代也均有少量的汉族移民到贵州，但这些先期而来的汉族移民与当地各土著民族杂居在一起，“居夏而夏、居楚而楚、居越而越”。

在脱离汉民族的文化环境之下，也开始“夷化”了，所以有人将此现象称为“汉人也称蛮”，例如唐代的“东谢蛮”、“西赵蛮”等等。到了明朝初，朱元璋为了解决盘踞在西南地区的元朝遗将匝剌瓦尔密带来的军事隐患，派遣付友德、蓝玉、沐英率领三十万大军远征西南平定。

后来担心大军撤回后，云南孤悬边陲，于是便在西南各驿道沿线设立卫所，将几十万大军就地屯守，军食自赡，史称“调北征南”。

后来为了缓解内地人多地少的矛盾，开始实行“移民就宽乡”的政策，将江浙一带的大量老百姓迁入贵州“民屯”，史称“调北填南”。

-贵州通志

杨姓谱牒修撰的历史相当悠久。 汉代刘歆在《七略》中提到与他同时的杨雄有《家牒》，而一些古代地方志中摘引的《家牒》片断涉及杨雄身后世。《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提到数十种南朝士族家谱，其中有《杨氏谱》。《隋书经籍志·谱系类》录有：《杨氏血脉谱》2卷，《杨氏家谱状并墓记》1卷，《杨氏支分谱》1卷，《杨氏谱》1卷。此外，古籍中还提到北齐有佚名的《杨愔家传》。以杨姓和王姓等为多，南北朝时的杨姓大族，已有编撰家谱之风。宋至元明时期，私修的杨姓家谱为数不少。元末战乱，杨氏衰落，谱也残缺。明初，分别任司仓、通判的杨氏兄弟罢官家居，商量采撷文献重修家乘，但不久即相继去世。为继承先辈遗志，杨士奇与从兄杨思贻遍访博求，虽为片纸也谨慎过录，积十多年努力，编成《杨氏家乘》。《杨氏家乘》第一部分为族谱，以示尊重本始；第二部分为家谱，以示尊重亲人；以后依次为杨氏人物事实、哀鞔文字、杨氏人物遗文、赠答之作；末附有助于旁考杨氏行事的名贤文字，总共20卷。清代为私修家谱的大发展的时代，雍正皇帝撰写了《圣谕广训》，下令在各地方宣讲，敦促各宗族“修族谱以联疏远”，各级官僚及地方士绅起而应之，各宗族闻风仿效，家谱之盛，遂为空前。民国时期，笃宗族、勤谱事之风未曾稍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修谱之风稍歇，20世纪80年代后，因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推动，许多族姓又兴起续修、重修之风，如重庆万州、湖北荆门等地的杨姓组织了不少修谱委员会或理事会，分别致书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请同乡同姓寄去生平业绩，以便辑入族谱。这时的家谱，传统的功能已相当淡化，联络感情、光大族姓、多途径发展乡里经济，成为新修家谱族谱的主要目的。久离乡里的杨姓成员，则通过参与修谱来寄托慎终迫远的寻根情怀，当然也不排斥衣锦还乡的骄傲之情。家谱修好后，要定期续修，一则续上后出子孙，二则根据家族内部调节和整合族人的需要，适当修改族规。续修家谱，并不单是循例而行，也是调整族内关系的需要。家谱保存族谱印好后，谱版安置在小宗祠内，各版片之间用纸搪隔，以免损伤，外用木箱封装，搁置在高架上，以免受潮。族中如有需要加印族谱的，要经管理小宗祠者问清来历，如果确是嫡派子孙，备办好纸张后即到祠中印刷，不得搬到别处，以防版片散失。各房领出家谱多少本，管理小宗祠者要作登记，注明领取时间及领谱人，以便稽查。各家领回的家谱要用木匣装载，置放在香火之上，或密藏于书房之中，每逢伏天取出晒晾，不能让其稍有蛀烂之迹。凡逢岁时祭祀，各家带上原本，到小宗祠集中验看一次，如发现有鼠啮、油污、墨浸及磨坏字迹等现象，族中长辈，要在祖宗牌位前对持谱人严厉申饬，并当众罚银三两，归人祠内，以充日后修谱之资。拒不从命的，不得参与祭祀。家谱不得誊抄，不能传与外人，更不能出售，如有不肖子孙瞒众觅利，族众共同驱逐他，从此不许人祠。这类规定，在不少杨姓家谱中，都有或详或略的交代。 家谱的内容体例根据现存的杨氏家谱来看，主要包括：1．谱序，主要记述族姓的来源，先世德行、宗族的迁徙和本家谱的编修、续修情况。谱序一般由本族名人或请当时的社会名人执笔，详细叙述族姓的起源、发展和迁徙的全过程。以使后代子孙知道祖先源流和他们辗转迁徙的艰辛。2．谱例，也称凡例，说明家谱编修的基本原则，家谱的作用和编修家谱的必要睦。3世家，记述本族的名人事迹。4．诰敕，记录当朝政府对本族人的旌奖文书。5．像赞，收集本族先祖、名人的画像，在其后写上赞语，歌颂其功德。6．世系，这是家谱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自本家族的一世祖以下，每代每人的女名都按辈分写清楚，一看便知自己的继承关系。7．传志，记述先祖名人仕宦的传记，以教育后代子孙。8．家训，对子孙的教育准则。9．祠规，记述本族祭祀的规矩。10．祠堂，记载坟墓、义庄等财产情况。 有的杨氏是别的姓氏改的，比如江西省九江县岷山乡中岭村的杨家大屋，以及从杨家大屋迁移出去的子孙，他们虽然户口本、身份证以及村子的名字都是姓“杨”，但他们的祠堂、家谱、墓碑等等全是姓“王”的！像这种王氏杨支的现象很多，他们名义上姓杨，宗族上是姓王的，他们不与杨姓有宗族上的往来，他们的家谱叫“王氏宗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