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商朝始于“简狄生契”。商朝应该是个与玄鸟图腾有关的民族，“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　几乎在所有的时期，《圣经》中的祭祀皆以牛羊为多，独独在雅各带领以色列家族迁往埃及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出现了：“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若以鸟为燔祭，就要献斑鸠或是雏鸽为供物。”

以色列人鸟的燔祭出现在中国的商朝建立前夕。中国的商朝先祖和以色列人有一种共同崇拜的圣物――鸟。中国商朝的创始人简狄因玄鸟而孕。

中国人所谓的玄鸟是什么鸟呢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那竟然是个人面鸟!这正是埃及文化。《圣经》中大量出现的“基路伯”实际上就是一种人面鸟!玄鸟后来演变为玄女，并且她还是西王母的爱女，贵为黄帝的师傅，她是位女战神。

《大荒东经》云：“东海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日禺豸虎。黄帝生禺豸虎，禺豸虎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豸虎处东海，是惟海神。”

《大荒北经》：“有儋耳之国，任姓，禺号子，食谷，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日禺。”

看来黄帝与人面鸟颇有缘分。玄女据说受了西王母之命，才来授符法于黄帝。故后来称为九天玄女娘娘。后世一直认为九天玄女是战神。

以色列民族中也一直不缺乏有勇猛女将的传统，其中的一个甚至还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另外，妇好墓也证明了这一女将传统在中国的延续，所以玄女是位战神不应该出乎我们意料。

尽管我们已经知道“商从西来”，但是我没有理由断定他们具体属于哪个支系。种种迹象表明，《圣经》家谱史官一直都很清楚从中东分家出去的人们后来发生的曲折故事，包括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但是限于当时的地理划分概念以及一些对非正统家族的忌讳，还要顾虑宗教的表达方式，故而其表达异常隐晦，但也非常巧妙地有许多暗示。

在寻找夏、商、周三代起源中最让我头疼的是商朝，最开始时一点头绪都没有。我试探改变阅读方式，并且改变观念，我开始在以前没有留意过的环节探索答案。

我注意到“预言”。

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我原本是一直排斥“预言”或“祝福”文字的，后来我才觉得这部分应该是被我关注的重点，由此我的视野豁然开朗。排斥《圣经》中的预言(或祝福)是不明智的。

《圣经》的通盘整理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所以这之前的所有预言都可能是后来的人们在完全掌握事实资料后的加工处理，其历史价值不容怀疑。所谓预言，实际为史实总结。既然要打破常规那就彻底打破，这样的思维才是一种全新的开放思维，才能适用破解千古之谜的万难任务。

围绕犹大

犹大与简狄的发音非常接近，两者声母是一致的。有没有可能她是犹大的妾或者女儿，所以就继承了这个犹大的姓氏而被翻译为简狄了呢古埃及犹大与简狄不是同一人，那么这两个人名字的相近也成为我们怀疑以色列人与中国商朝起源关系的重大证据，西方人的名字通常在一个词根下做稍许变化就分别给男女共用。

简狄的后代契与夏的后人启有相似的名字，则说明夏、商之间同宗的可能性极大，同一族群的人才有可能有同样的取名习惯。

相同的图腾崇拜

狮子是中国古代非常敬畏的一种图腾。这里狮子成为犹大家族的象征或图腾。

有一个事实请大家注意：迄今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中国本土有狮子。汉代才有西域的人给中国带来狮子以供王室娱乐，所以中国先秦之前的狮子图腾肯定是外来的。至于来自哪里、具体什么时候进入中国，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并且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而世界上狮子的主要产地就在中东地区。

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统治象征都是狮子，假如不是商周时期的图腾崇拜，何以狮子从娱乐目的直接进入威严的王权序列所以，无论是否发现有先秦的狮子造型，我都不认为汉代的活狮引入是中国人狮子崇拜的开端。传统中国和古代中东人都有用狮子看门的习俗，但这个习俗最早使用者应该是苏美尔人，我认为这是明显的“有约而同”。

狮子图腾不仅在中国昌盛，而且在印度也是如此。从1950年起，狮子成为印度的国徽。可以说，狮子图腾有一条明显的东进路线：中东一印度一中国。

有必要指出的是，后来但支系在预言中也作为狮子出现，但它是小狮子。

综合起来，我认为以扫家族、犹大家族、约瑟家族以及但家族都与中国的商、周两代构成有一定关联。

狮子在中国古代是身份的象征，连狮子头上的卷毛多少都是有分别的，级别越高卷毛越多，最多可达十三撮，俗称十三太保。七品之下官员不能使用狮子装饰，可谓等级森严。这里同时请大家注意“十三”与“七”的特殊数目。

“你像狮子一样曲下前身，然后隐伏下来”，这句预言说明犹大家族并非最初即为王。这正是历史事实：在中东约瑟家族一直为王；在中国，商朝曾经对夏称臣，并且商汤被夏桀囚禁。汤伐桀成功后，在伊尹的帮助下建立了商朝。由于简狄是位女性始祖，是个著名战将，所以“作为一个母狮，谁敢惹你”

在西方流行的十二宫中，狮子座就暗示着犹大。由狮子我联想到中国湖南境内有一条浏阳河，它是不是一条“狮子河”呢当然了。这要看最初他们使用哪一种语言，并且这种语言与英语的狮子发音有多接近了。

还有一种可能，在中东势力极大的犹大家族有一位公主和亲到了中国。商也有可能在犹大之前就存在，但由于后来犹大家族的加入更为发达昌盛。之所以把犹大与商联系起来实在是因为他们还有一个更大的嫌疑在后面，轻易放弃很可能使我们走更多的弯路。

君权节杖会一直掌握在犹大家族的手中不分离，同时还有尺规在手里。这个尺规是个特别的东西，为什么在这里提出我想它代表着“建筑技术”或“天文历法”含义，这是个知识与文化的象征，今天看来非常普通的丁字尺等在古代一定是犹大家族的独特标记。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钟林先生在奇文《(圣经)中的伊甸园，百分之百位于新疆和田地区的论证》中说，1960年，在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古墓群中的唐代古墓中，出土了二三十幅古老的伏羲女娲图：画面上伏羲在左，女娲在右，伏羲的右手抱住女娲，女娲以左手抱住伏羲，两人斜着瞳仁深情相望，下身均为蛇形且相缠相交。伏羲左手举着“矩”，女娲右手举着“规”，背景为可用尺规画出的日月及星座图。

不要忘记，开创商朝的九天玄女简狄也被看作是女娲。而这幅画中的女娲竟然手执尺规。犹大家族又与尺规有关。并且这个商朝的简狄名字和犹大如此接近。犹大的家族又是古代中国人信仰的狮子家族。这一切加在一起难道不是太巧了!

由此看来，伏羲应该是犹大家族的人了伏羲通常被认为是中国人的始祖，年代甚至早于黄帝。所以这个伏羲与女娲的名称给这两位先祖我认为是不恰当的，他们只是对于祖先或者一个王朝建立者的指谓而已。这幅画表现一个王朝(商朝)的建立者并且加以神话夸大为伏羲、女娲是可以理解的。假如伏羲为商，黄帝为周，倒也可以说得通。

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这幅画是在新疆发现的。它具有几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是西域的陆路在商朝就可能已开通，另外是中原与西域民族的血缘联系比我们原先想象得要紧密得多。

古代祖先不拿权杖而拿尺规是个新鲜事。这幅画确实应该看作是一个族群的祖先，此画可说有王家气派，两者的高贵可以由蛇与太阳的烘托而得以证明，同时蛇与太阳的造型也再次证明了他们与中东古老文化的渊源。

这样的图画看来绝非偶然，而是相当普遍。在现今北京市三年制初中使用的《中国历史》课本中的《汉代的神怪画像》有相同的造型，其中还有大量的中东装饰物人面鸟，中间一男一女蛇身而手持尺规。

中国古代有一种所谓“LTV”装饰纹，多出现在一些铜镜上面，实际上就是丁字尺的各种演绎，但我认为它们最初应该出现在一些与天文有关的日晷上。金字塔的建设历来被认为与天文有对应关系，所以在上古时代掌握了天文历法与金字塔建筑的人们一定是等级很高的族群。这样的族群一旦走出文明核心地带(中东)，他们理应是殖民地的统治者。

让我们回到《辞海》，看看最常见的“商量”由来。原来“商”是量器。我们把画中的女娲以及与尺规有关的犹大家族和商联系在一起，根本不是牵强附会，而是个绝妙的推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犹大家族以尺规为贵，但是他们家族以商为族徽却是事实，因为有雅各的预言为证。另外，不仅妇好墓中的玉器证明了中原之商曾经与遥远西域有密切联系，而且这幅新疆出土的画更强化了这个结论：商来自西域。另外补充一句，中国的度量衡单位最早的使用时间也多是商代，并且只是度，至周朝方多有“衡”、“量”的使用。作为一种先进的技术，长度单位的引进，当然是一份光荣，他们自然会到处炫耀这个光辉事迹。这些手拿尺规的先人建立了中国的商代是比较可信的。而在《圣经》中有这个图腾的人在雅各的预言中也只有犹大一家。(待续)

建文帝下落之谜

今天我们讲建文皇帝的谜踪，建文皇帝的下落是几百年来众说纷纭的一个疑案。靖难之役打了四年之久，谷王朱橞、曹国公李景隆打开金川门迎接燕军进入南京，这时候，皇宫里大火烧起，燕军派人在宫里到处搜寻，宦官、宫女死的死逃的逃。燕军搜寻的人是谁？就是要找建文帝在哪儿。结果什么人没找着，在瓦砾当中拖出两个尸体来，有人说这个就是建文帝的尸体。建文帝到哪儿去了呢？这个是不是建文帝的尸体呢？

＊ 大火中拖出的究竟是不是建文帝的尸体呢？明朝的百姓似乎并不相信深受他们爱戴的建文帝就这样被大火烧死了，从此关于建文帝的下落，民间流传起各种各样的传说。同时我们也发现，明朝的史书中对于这段历史记载也是模模糊糊。那么，建文帝是否逃过了那场大火？他又去了哪里？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建文帝的下落说法之一 焚死说

那么现在我们考察一下各种书的记载，关于建文帝的下落都有哪些说法呢？一个说法就是焚死说，就是烧死了，确实烧死了。《明史》，也就是两百年以后(写)的明史关于建文帝的下落是这么记载的：

“谷王橞及李景隆叛，纳燕兵，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

说这个燕王派宦官在火里把皇帝、皇后的尸体找出来，过了八天以后安葬了。这是两百年以后的《明史》这样说，明朝人怎么说呢？明朝记载燕王时期的实录《明太宗实录》有这么一段话：

“上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助。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呆耶。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竟不谅，而遽至此乎！备礼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辍朝三日。”

看烟冒起来了，派宦官去救火，到那儿赶不急了。“上”指谁啊，“上”指的是朱棣，后来的皇帝明成祖朱棣，他哭了，说你真是这么傻啊！我来就是帮助你做好事的，你怎么就不理解我的心呢？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壬申，也就是过了八天以后，说安排了很像样的礼节安葬了建文皇帝，明成祖还为此辍朝三日，放假三天不办公以示哀悼。《明实录》是明朝人说的，很多学者研究，实录不实，实录的记载是不可靠的。为什么？他要给官府和皇帝打掩护，他们做的一些事情不愿意让大家知道的，不写进历史。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你说葬了建文君，备礼葬之，坟墓在哪？什么礼？有的记载说是“天子之礼”，什么是天子之礼，天子之礼很隆重啊，大家看现在十三陵、南京的明孝陵，那个皇陵都是非常雄伟的，规模很大，那是天子之礼。建文君如果用天子之礼安葬，怎么没有坟呢？显然这个焚死说是不可靠的。有人为了把这个焚死说要说得合理，就说确实烧死了，但是在安葬的时候叫做“不封不树”，什么叫不封不树就是没有封土也没树立石碑，这可能吗？又想自圆其说，又无法自圆其说。所以焚死说是一个无法解释、无法令人相信的说法。

＊ 既然可以断定建文帝没有被大火烧死，那么新的答案又是什么呢？历史的记载中有新的蛛丝马迹吗？我们发现，就在建文帝被推翻的一百多年以后，明朝的第十三任皇帝万历和他的老师张居正探讨过建文帝的下落。真相会不会由此揭开呢？

《实录》的话、《明史》的话说不通，不仅说不通，而且刚才我们念的《明史》的话里面还有矛盾：说“使出帝后尸于火中”，找出来皇帝和皇后的尸体，在火里找出来，还接着写一句话，“或云，帝由地道出亡”，还有人说，皇帝从地道逃跑了。这是清朝人在雍正年间所写的《明史》的一段话，前面说是着找皇帝和皇后的尸体，后面说也有人说皇帝从地道逃跑了。当时修《明史》的这些人都是饱学之士，天下有学问的人集中起来把内府藏书天下藏书都找出来，闹了半天没闹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实际上这个疑案在明朝就已经不清楚了。也就是在建文帝被推翻的一百多年以后，万历皇帝，大家知道万历皇帝是现在十三陵定陵所埋的皇帝，万历皇帝跟他的老师，也是内阁首辅大臣张居正有一次谈话，这个万历皇帝就问张居正说，听说建文帝有出亡这么件事。张居正也是一个读书人，饱学之士，张居正回答说“此事国史无考”，他所说的国史就是实录，说实录记载不可考。这是关于建文帝下落的一次对话，也就是在建文帝死了以后一百多年，明朝人也弄不清楚，清朝人更弄不清楚。

＊ 既然连明朝人都对建文帝的下落不清不楚，也难怪直到今天，后人对于建文帝的死因仍是众说纷纭，于是就有人认为建文帝不仅没有死，而且在外漂泊了几十年后又再次回到皇宫。那么，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事呢？

建文帝的下落说法之二 归来说

第二个说法叫“归来说”，说建文帝回来了，什么时候呢？是在正统五年的时候。明英宗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有一个和尚年90岁，从云南来到广西到了思恩府，到了大堂上说我就是建文帝，我就是建文君。这个知府一听很害怕，这个知府叫做岑瑛，说建文君从建文四年就失踪到现在一直没找着，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这是真是假呀？赶快报告宫里，就把这个自称建文君的和尚送到北京的皇宫里，当时的首都就已经从南京迁到北京了。结果要派大臣去审问，一审问这个人说了实话了，他说他自己90岁了，建文君活着的时候，如果建文君活到现在也不过是五六十岁，你怎么90岁了，没有这么大岁数。再一问，这个人是河南钧州人，叫做杨应祥。这一审问都是假的，于是就把杨应祥这个人处罚了，杨应祥为首的处死，关到锦衣卫处死，其他人发去当兵了，戍边，这事就算了结了。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杨应祥假冒的建文君，所以民间的传说又根据这个生出叉了。

＊ 一个假冒建文帝的故事我们今天听起来似乎觉得有些荒唐，就是这些民间的演绎使得建文帝的下落更加扑朔迷离。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我们继续寻找新的答案。民间对于建文帝的下落一直盛传着另外一个传说，建文帝是不是主动让出了王位，远走他乡了呢？而这个说法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有根有据。那么，这会是历史真实的答案吗？

建文帝的下落说法之三 出亡说

那就是第三种说法，叫做出亡说。燕军进入南京宫中火起的时候，建文君没有死，而是从地道逃跑了，那么民间传说，说建文帝的逃跑是让国，是逊国。为什么要让？为什么要逊？他们不愿意说朱棣是篡位，说朱棣当了皇帝是人家让出来的，人家不当了，那么朱棣自然当了。我想这种说辞显然都是后来编出来的，朱棣明明是要打到南京，篡夺皇位，怎么出来让国、逊国？是很多人对于建文帝抱有同情心，又不敢直接指责朱棣的夺权，因此就出了让国逊位说。

传说非常复杂，是怎么情况呢？燕军进入南京以后建文帝非常紧张，一时不知所措，到处走。这时候一个叫做王钺的太监向他汇报说太祖死的时候留下一样东西，说这个东西就收藏在奉先殿，他嘱咐我们不到危急的时候不能打开。周围的一些大臣就说赶快打开把东西拿出来，什么呢？一个铁匣子，铁匣子的油漆是红颜色，两个锁也都灌上铁。马上砸开，一砸开，里头有度牒三张，什么是度牒，就是宗教职业者的身份证，你有这个度牒就证明你是和尚，写上名字，从事宗教职业。度牒有三张，“应文、应能、应贤”写了三个人的名字，里头有袈裟，有剃刀，还有白金十锭。里头有一句话，说你们要是不想跑你们就自杀，要不然的话你们就拿着度牒跑，这是里面写的话，还说应文要从鬼门出去，其他人要从御沟水门走，到薄暮的时候，就是天傍黑的时候在神乐观会齐。那么应文是谁呢？朱允炆是带个文字，肯定是他。还有应能，还有应贤，那这个大臣里正好有叫应贤有叫应能的，这三个人于是就全剃了头，朱允炆带着一些人就从鬼门出了宫。什么是鬼门，实际上按现在的故宫来说，就是故宫北门，前门正门，上朝都走正门，那人要死了的话要从后门抬出去，从鬼门走。还有一批人就从御沟水关跑了。建文帝带着一批人走到神乐观，看见一个船就在岸边上停放，这个岸边是神乐观道士叫王升他一看见建文帝来了，说皇帝万岁，我在这等候您了。怎么回事呢？说我头天做了个梦，太祖就托梦给我让我今天预备好船在这等您。这时候天正是傍晚时分，于是从水关逃出的人也在这会合了，从此建文帝就带着这批人湖南、湖北、云南、四川、广西、福建到处云游了。

云游到各地，而且说的是有鼻子有眼有影有模样的，有诗，有他的遗迹留下。比如在四川的永庆寺，就有这样的诗，说是：

杖锡来游岁月深，山云水月傍闲吟。尘心消尽无些子，不受人间物色侵。

比如说在广西就写了这样的诗：

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汉江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新浦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都是在怀念一些宫廷生活，怀念当时宫廷生活，几十年在外面云游这些情景。因为有在外面云游的传说，所以朱允炆的一行人就在他所云游的各地留下了很多遗迹。他们云游在外，到了正统五年，就是公元1440年的时候，建文帝说我们也非常疲倦了，他们就在一个寺庙里休息。有一个僧人就偷了建文帝的诗拿到思恩府的大堂上去献给当地州官，说我就是建文帝。于是这个人就被送到北京，一审问说不是，说是杨英祥，刚才不是讲了把杨应祥处死了。真的建文帝还在广西这儿呢，建文帝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说这个时候我也想回家，我是真的建文帝。于是又把真建文帝送回去，这就是出亡，出亡说，到后来又回到宫里。回到宫里头，因为他“牢落西南四十秋”，如果当时的小宦官十岁、二十岁、三十岁的话现在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还活着呢，有些大臣也能够认识建文帝呢，所以皇宫里头就派当年服侍过建文帝的宦官就去辨认。有一个叫吴亮的宦官，让他去辨认，建文帝一见到他就说你不认识我了吗？说当年我吃子鹅，我把肉扔在地上，你是不是像狗一样舔着吃了！这个吴亮不敢抬头，趴上前去看看建文帝的脚，建文帝的脚上有一个黑痣，他一看有黑痣，于是大哭，确实是建文帝。建文帝当年受难，他没有辅佐建文帝逃跑自己还跟着在宫中，很惭愧，回去就自杀了。后来据说建文帝就养在宫中，死在宫中，人称老佛，死以后埋在西山。当时所谓西山实际上就是京西阜成门外海淀区这一带，在哪儿呢，三环路里中国画研究院里的白塔庵，这个白塔据说就是建文帝的衣冠塔。

那么上面我们说了这么多，建文帝的下落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说到现在也还没有确切的根据，特别是出亡说，是不可相信的。

＊ 关于建文帝下落，一个又一个的说法也被我们一一否定，正当我们被深陷在历史的层层迷雾中，而感到困惑的时候，在《明史·姚广孝传》中又找到了关于建文帝下落的记载。那么，这段记载中究竟说了什么呢？真相是否就此打开？

建文帝的下落说法之四 穹隆山为僧说

第四种说法是在穹隆山为僧说，在穹隆山为僧说的相关记载记载在《明史·姚广孝传》中，这个穹隆山在哪？就在江苏吴县，实际上就是(今天的)苏州市。建文帝逃出去为僧，曾经得到一个僧人的帮助，这个僧人叫做宗泐，宗泐是谁，是建文帝的主录僧。当时不论亲王还是皇帝都有一个给他做法事的一个最重要的带头的僧人，(建文帝)的僧人就是宗泐。《明史》上怎么记载呢？说姚广孝到永乐十六年的时候已经84岁了，姚广孝是当年帮助朱棣夺取天下的和尚，最早朱棣打天下，是姚广孝给他出的注意。姚广孝在84岁的时候已经老了，他在见到朱棣的时候说我有一件心事你要帮助我，说什么心事啊，说当年都怀疑建文帝逃跑是宗泐和尚帮的忙，这个宗泐和尚被关起来一直关到现在，希望你把他放了。那么这件事确实吗？是不是宗泐帮忙，然后建文帝最后藏到江苏吴县就是现在苏州的穹隆山上呢？据说穹隆山上有佛塔，是建文皇帝的墓，这个确切吗？明史没有肯定，说“或云”，也有人说。

这些传说非常神奇，与此相连，建文帝在各地的遗迹也都有记载。比如说建文帝曾经藏在四川的平倡佛罗寺，后来死了以后就葬在寺后的山上，因为建文帝经常在寺里头面向京城哭泣，后人就把这个寺改称叫望京寺。比如还说建文帝从云南大理逃到四川到宜宾越溪河隐居在隆兴寺，死后就葬在隆兴的山下的塔林里，甚至说康熙帝也曾经到这里寻访过建文帝的遗迹。

＊ 面对各地留下的众多有关建文帝的遗迹，我们实在是难辨真伪。说起建文帝的下落，还不得不提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明成祖朱棣。当年身为燕王的他发动了靖难之役，攻入皇宫，使得建文帝生死不明，他对于建文帝的下落岂能袖手旁观？那么建文帝究竟是生是死？明成祖朱棣是不是最为清楚呢？

建文帝的下落说法之五 寻访张三丰说

我们来介绍建文帝的下落的时候，还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胡濙。胡濙是户科给事中，这个给事中这个官是干什么的呢？是专门管提意见、监督百官的，可以向皇帝反映民间官员的任何事。据说建文帝下落不明，明成祖朱棣心里放不下，就派胡濙巡行天下找建文帝的下落。这个胡濙就走遍了天下各地，找没找着呢？没说，但是有一个细节，从永乐当皇帝以后就开始找，一直到永乐十七年再派他还去找，一直到了永乐二十一年朱棣北征回到宣府，现在河北省的宣化，有一天晚上天都黑了，天很晚了，朱棣已经睡了觉了，这时候报告说胡濙来了，朱棣说赶快请他进来。他们两个就彻夜长谈，到四鼓时分，早上天都快亮了胡濙才离开。胡濙向朱棣报告的什么呢？据说有一件消息，就是说找到建文帝的下落了，建文帝现在没有谋反之心，踏踏实实在外面当和尚，你放心吧！是这样吗？也说不清楚。

胡濙当年出去以什么名义出去？不能公开说找建文帝，说以访张三丰张邋遢为名，张三封是谁啊，是元末明初的一个著名的道人，一个神人，一个怪人。朱元璋当年就想找这个张三丰就没找着，到了永乐时期又派人去找，那么派胡濙就是以访张邋遢张三丰为名去找建文帝。既然是以他为名，那么就没有公开的说找建文帝，是不是找建文帝？是不是得到建文帝的消息呢？无从证实。

＊ 明成祖朱棣派胡濙出访寻找建文帝既然并不可信，那么，他为何要派郑和组建一支强大的舰队浩浩荡荡出使西洋？有人说出使西洋是为了掩人耳目，真正的目的则是因为民间一直盛传着建文帝出亡海外的消息，郑和一行是要寻找建文帝的下落。那么，事实是这样吗？最后的真相是否就此揭开？

建文帝的下落说法之六 郑和下西洋说

当然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派郑和下西洋去找建文帝，我们说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是一件很了不起的，按照他自己的理想去建立天下秩序的一件壮举，绝不会派两万多人、几百艘船到非洲的东海岸去找建文帝。如果说郑和下西洋，说你顺便打听打听建文帝是不是跑到海外，可能。说郑和下西洋就是为了找建文帝，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

明末清初有一本很著名的历史书叫做《罪惟录》，这个作者叫查继佐，他在他的书里面开列了有关建文帝谜踪的23种说法。他说了一句话，他说23种难道就没有一个是对的吗？他说没有，如果有的话只有一个是对的，正是因为有23种所以都不对。我们按照逻辑推理也确实是这种情况。他当时提出来很多，说当时人心惶惶，五十六个人都一块走了怎么一个人败露都没有？不可能一个人败露都没有。说第二个说鬼门可以出，为什么还要出水门？既然说皇宫的后门可以走，大家一块儿走后门，干吗一批走北门一批还走水门？他提出问题，说当时金川门打开皇宫一片大乱，大臣进皇宫都已经很难，为什么跟随的一批小臣都能够到皇宫里去？都是疑问。当时天下大乱，兵荒马乱，人心惶惶，怎么还有神乐观的道士在那儿做梦，舟船还在那儿等着？这个事情可能吗？也是不可能的。总而言之他举了很多疑点，所以我们到现在无法证实这些传说。

现在我们有一个问题，是建文帝有后人吗？说建文帝不是还生了好几个孩子吗？有传说建文帝晚年隐居在武昌，死后就葬在武昌的洪山，建文帝在武昌的时候就改名叫让銮，出让金銮殿，让銮，而且他后来的子孙就以让字为姓。最近，就是前两年的事情，就有人拿出让氏家谱，说我们家来龙去脉就是建文帝的后代，就姓让。这些传说到现在也没有能够得到证实，那么建文帝的后人究竟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所知，按照历史记载是这样的情况：建文帝还有两个儿子，大的叫朱文奎，建文元年立为太子，燕军攻入南京的时候太子已经7岁了，下落不明；老二叫朱文圭，燕军攻入南京的时候两岁，后来朱棣进入南京以后就把这个朱文圭囚禁在中都的广安宫，就是把他安排到凤阳老家关起来了，这个人一般俗称叫建庶人，建文帝的建，庶人就是平民百姓。英宗复辟，就是他侄孙子这一辈复辟的时候，就是(重新)当皇帝的时候可怜这个建庶人，就把建庶人放了。英宗下了指示，说允许他在凤阳自由居住，给他妻妾，让他娶，给他女子十个人。建文帝的这个小儿子从囚禁到现在已经是57岁了，从2岁开始关到57岁，放出来以后牛马都不认识，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不久这个人也死了。所以按照史书的说法，他的孩子没有后人。

为什么建文帝的传说会这么复杂呢？首先就是本来就没弄清楚。再有一点，就是大家对于建文帝抱有同情态度，希望他不死！特别是朱棣当了皇帝以后，采取了非常残暴的对于政治反对派的镇压，人们更怀念建文帝当政的时候实行的宽仁政策，所以就造出了他的种种传说。我们说建文帝是生是死，他的下落一定会有一个正确答案，但是历史学家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信的答案。希望大家继续寻找，帮助解答建文帝下落之谜。

建文帝南逃入黔有可能是真的。千古之谜有可能破解。

2008年，贵州安顺发现一枚被怀疑与建文帝有关的九叠文篆书体大印。一时间，建文帝客死安顺说风传。日前，安顺相关部门带领大印持有人一行，专程赶到北京。相关文博专家将汇集一堂，一辨大印的真伪。

　　图为大印外形

　　两个家族的“君臣情结”

　朱永斌今年64岁，家住安顺西秀区岩腊乡。据朱永斌称，他家里传承一枚大印，父辈们告诉他，他们祖上有一个人当过皇帝，这枚印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而他

们这一支家族中，不知从何时传下一条祖训：不与谢姓人开亲，不与谢姓人结仇。这些奇怪的事一直是朱永斌心中难以破解的谜。

　　而生活在数十

公里外的幺铺镇的谢伟臣，受父亲临终前的托付，曾几次来到岩腊乡，寻找入黔始姐谢秀二的二儿子谢锐的坟墓。谢伟臣称，谢秀二600多年前是随傅友德征南大

军的先锋顾成来到安顺的。他说，家族里一直口口相传着一个有关建文帝的秘密：即当年朱棣大破金川门，建文帝成功出逃后，带走了他7岁的大儿子朱文奎。在任

锦衣卫的谢锐的护送下，约八年后，这支逃亡队伍最终来到安顺西秀区、镇宁、紫云三县交界处，躲藏在苗族聚居的深山老林中。后来，朱文奎在当地与苗族姑娘结

了婚。谢秀二在一次平叛战斗中牺牲后，谢家人再也没有与建文帝有往来。后来，建文帝和谢锐也先后死在了苗区。

　　直到2006年4月份的一天，在别人的引荐下，朱永斌与谢伟臣相见，也找到了一座一直被当地人称为“谢将军坟”的坟墓，谢、朱两家重新续起了这段跨越了数百年的“君臣情结”。

　　大印为建文帝所铸？

　　2008年上半年，朱永斌与谢伟臣带着这枚大印，找到贵州民族考古学者林明璋先生，希望林先生能破解这枚大印之谜。

　　这枚印的质地有些像黄铜，分印纽、印台、印面三部分，中空外实，是造型制模后分铸铆焊而成，重12市斤，印高225寸，上铸辟邪神兽，卧镇印台之上。印台厚065寸，印面为长方形，长27寸，宽21寸。

　经过研究，林明璋先生认为，这枚大印用辟邪为纽，按春秋秦汉以来的惯例，当属王侯国君专用以猒胜之印。该印印文为九叠文篆书体，大印上的9个字为：大仃

国王都行省之印。何为“大仃国”？林先生说，查古史，中国历来并无此邦属。“仃”字，《辞海》、《现代汉语词典》均指伶仃、孤独，没有依靠；孤苦零丁。因

此林先生认为，究其意，印文中“大仃国”三字于此并非指国名，而是说国家发生了大难，孤苦零丁的君王流离失所，不得已而用“王都行省”为随王护驾的外从官

员冠之的署事名位了。

　　在明代，国家出现大难时期，一为朱棣兴兵，建文帝出逃流亡；二是清兵入关，南明小王朝流亡。林先生说，护驾从行皆可用“大仃国王都行省”字号，这是事逢非常之时，以非常之语入印，也是情顺理通的事。

　　联系起朱、谢两个家族长达600多年的“君臣情结”后，林明璋先生认为，这枚印章应该是建文帝流亡期间所铸。

　　大印进京接受专家鉴定

　　不久前，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致函安顺市委宣传部，称相关专家根据初步认定大印上的字体系元明时期的“九叠文篆字”，印章的材质带有些“老气”。基金会建议对印章实物及《谢氏家谱》原件进行鉴定，希望能以此破解明朝第一迷案。

答案

燕王靖难，破南京城，朱允文下令纵火焚毁皇宫，朱棣杀入宫中，搜寻了三天，始终没有找到朱允炆。追问内侍，他们也不知朱允炆是死是活，只知他下令纵火后就不见了踪影。马皇后和大多数妃子、内侍都被烧死，内侍们怕朱棣不信，找了一具残骸说成是建文帝的尸骨。朱棣命人从灰烬拨出残骸，已是满身焦烂，四肢不全，分不清男女，只得下令以天子礼殓葬。

关于建文帝的生死，有一种说法是；建文帝下令纵火后，自己与少数随从从地道中逃出，乘船潜往云南，削去头发，改换僧装，自号应文，浪迹天涯。朱棣闻讯后，一直怀疑建文帝仍活在世上，可能存亡海外，将成后患，便命太监郑和率庞大的船队下西洋寻找，同时借以宣扬国威，交通各国，结果仍然未找到他的踪迹

在中国历史上，明代初年的“靖难之变”中，建文帝朱允文的下落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在被自己的叔父、后来的永乐帝朱隶夺取了皇位之后，建文帝去了哪里于是自 焚而死还是削发为僧；甚或流落海外，各种说法众说纷线，历史学家们各抒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从而使这一悬案成为中国历史的“四大谜案”之一。

据金陵晚报报道，日前，84岁的南京有线电厂退休工程师让庆光老先生带着一本自家保藏多年的《让氏家谱》找到记者，翻开家谱，让先生告诉记者，建文帝当年并没有自 焚死，而是逃出南京，改名让銮，在湖南湖北一带定居。世代繁衍生息，让庆光先生本人就是明建文帝的十五世孙。

建文帝逃出南京改姓“让”

让庆光先生指着家谱为记者讲述了建文帝朱允文开创“让”姓的历史源流。让庆光说，让氏先祖朱允文是明朝的第二代皇帝，其父朱标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长子，早年立为太子，不幸中年早逝。朱元璋按封建礼法传统，立朱允文为皇太孙。1399年，朱元璋去世，皇太孙朱允文即位，史称：“建文帝”，但在位仅仅四年，建文帝的四叔燕王朱棣就发动“靖难之变”用武力推翻了朱允文。

朱允文被朱棣赶下台后，并没有像许多史家所说，在宫中自 焚身死。而是从地道逃亡出宫，离开南京，隐居于民间改名为“让銮”，假扮僧道，云游于滇、黔、蜀、粤、桂、湘、鄂各省，在游历名山大川期间，让銮还题写过许多诗词和符号，向世人暗喻自己就是建文皇帝。晚年，让銮隐居于武昌，死后就葬在武昌洪山。以上的事情，在《让氏家谱》中有明确记载。

至于为什么建文帝出宫隐居民间后，改姓为“让”，更名为“銮”，让庆光解释说，建文帝认为自己是逊位退国让出江山的，所以改名“让銮”，是让出了皇位的意思。

建文墓地隐匿山林

为了让记者相信自己确是建文帝后人，让庆光还举出了一些例证。让庆光说，他出生在武昌，而先祖建文皇帝朱允文就葬在洪山宝通寺的宝塔旁。让庆光还记得，小时候宝通寺的和尚都知道建文皇帝的墓地具体方位，和尚们还曾经指引让庆光的祖辈前去祭扫。不过，经过这么多年的动荡，这座隐匿在民间的帝王陵寝已经找寻不到了。

1945年，让氏后代让廉修根据历代先祖口授心传的描述和家藏中元烧包单(上有历代祖先名讳)，修成《让氏家谱》一书，得到了著名学者张其昀、昌彼得的认同，张其昀为家谱题写书名，昌彼得则作《<让氏家谱>叙录》，肯定让氏为建文帝后人。而让庆光的舅舅、台湾的陈万鼐教授曾作有《明惠帝出亡考证》，1950年由台北百成书店出版，该书持让氏为建文后裔说，只是可惜没有引起明史学界充分关注。

另据记者了解，贵州黄果树大瀑布附近的神秘石刻碑文“红崖天书”的破译也为证实建文帝未自 焚死提供了佐证。上海工程师林国恩考证出“红崖天书”其实是退位后，建文帝颁下的一道讨伐燕王朱棣的檄诏，说明建文帝逃出南京后，流落西南一带，并有可能繁衍后代。

尘封7600年的秘密

对于自己家族的这段历史，让庆光老先生从小就听父亲讲过，但一直深埋在心里，当作一个秘密。让庆光说：“我们的先祖被夺去了皇位后，朱棣还多方寻找，想斩草除根，明朝的时候，祖先们自然是不敢暴露身份。而到了清代，更不能讲自己是明朝皇族后裔。这600年来，让氏只好一直隐瞒先祖身份，家族的历史也只能口耳相传，这本《让氏家谱》也是到上世纪40年代才敢公开编纂的。”

到今年，“靖难之变”已经过去了602年，让庆光说，是到了该建文帝的后人站出来解开这个千古之谜的时候了。据让庆光介绍，目前全国有两支让氏，一在湖北湖南一带，一在山东巨野，山东的让氏是不是建文帝后裔目前还不得而知。让氏人数虽然不多，却多为高级知识分子，很多定居在海外。

社科院专家力证《让氏家谱》

在这两天举行的第十届明史学术讨论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商传研究员向大会递交的论文就是名为《<让氏家谱>与建文帝出亡考》的论文。

论文中，商传研究员介绍了《让氏家谱》这一有助于解开建文帝下落谜团的重要资料，商传研究员充分肯定了《让氏家谱》的价值，他对记者说：“《让氏家谱》在明史学界还几乎没人知道，因此，我的论文公布后，肯定会引起不小的轰动!”

不过，商传也指出，要彻底弄清建文帝下落，还要进一步做考证工作，“让氏家谱”虽明确说自己是建文后人，但目前还没有发现当年的实物证据证明这一点。《让氏家谱》中说：“公(指建文帝)生前书法甚佳，武昌候补衙范衷愚家有祖遗一联，是其墨宝。殁后葬于武昌洪山之阳，生殁不详，惟知其享寿一百岁整。”由此可知，让氏先祖建文帝有一副对联传世，并有墓地在武昌，如果能够找到这副对联或者墓葬，将有助于彻底解开这个谜团。

最近,又有一位学者指出,建文帝出逃之后曾藏匿于贵州的山谷之间,并在这里写了一份讨伐朱棣的檄文,让随从刻于山崖之上,号召臣民支持他推翻朱棣,重登帝位。这份檄文就是几百年来,元人破解、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红崖天书"。"红崖天书"写在贵州省安顺地区晒甲山的一面山崖上,字形似文似图,若篆若隶,因字条红色,又无人能破译,故被称为"红崖天书"。

这一惊人的观点是对中国古文字深有研究的学者林国恩提出来的。他经过九年的精心研究,认为"红崖天书",实际上是建文帝的随从以金文的变体加上篆体、隶体、象形文字、草书及图画的形义综合而成的一种"杂体"写成的。其内容可译为:燕反之心,迫联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残酷杀害,致尸横、死亡、白骨累累,罄竹难书。使大明日月元光,变成囚杀地狱。须降伏燕魔做阶下囚。丙午(年)甲天下之凤凰一一允炊(御制)。林国恩的这一观点已得到有关专家的认可。

宋濂，字景濂，其先金华之潜溪人，至濂乃迁浦江。幼英敏强记，就学于闻人梦吉，通《五经》，复往从吴莱学。已，游柳贯、黄溍之门，两人皆亟逊濂，自谓弗如。元至正中，荐授翰林编修，以亲老辞不行，入龙门山著书。 逾十余年，太祖取婺州，召见濂。时已改宁越府，命知府王显宗开郡学，因以濂及叶仪为《五经》师。明年三月，以李善长荐，与刘基、章、溢、叶琛并征至应天，除江南儒学提举，命授太子经，寻改起居注。濂长基一岁，皆起东南，负重名。基雄迈有奇气，而濂自命儒者。基佐军中谋议，濂亦首用文学受知，恒侍左右，备顾问。尝召讲《春秋左氏传》，濂进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太祖御端门，口释黄石公《三略》。濂曰：“《尚书》二《典》、三《谟》，帝王大经大法毕具，愿留意讲明之。”已，论赏赉，复曰：“得天下以人心为本。人心不固，虽金帛充牣，将焉用之。”太祖悉称善。乙巳三月，乞归省。太祖与太子并加劳赐。濂上笺谢，并奉书太子，勉以孝友敬恭、进德修业。太祖览书大悦，召太子，为语书意，赐札褒答，并令太子致书报焉。寻丁父忧。服除，召还。 洪武二年诏修元史，命充总裁官。是年八月史成，除翰林院学士。明年二月，儒士欧阳佑等采故元元统以后事迹还朝，仍命濂等续修，六越月再成，赐金帛。是月，以失朝参，降编修。四年迁国子司业，坐考祀孔子礼不以时奏，谪安远知县，旋召为礼部主事。明年迁赞善大夫。是时，帝留意文治，征召四方儒士张唯等数十人，择其年少俊异者，皆擢编修，令入禁中文华堂肄业，命濂为之师。濂傅太子先后十余年，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至有关政教及前代兴亡事，必拱手曰：“当如是，不当如彼。”皇太子每敛容嘉纳，言必称师父云。 帝剖符封功臣，召濂议五等封爵。宿大本堂，讨论达旦，历据汉、唐故实，量其中而奏之。甘露屡降，帝问灾祥之故。对曰：“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春秋》书异不书祥，为是故也。”皇从子文正得罪，濂曰：“文正固当死，陛下体亲亲之谊，置诸远地则善矣。”车驾祀方丘，患心不宁，濂从容言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审能行之，则心清而身泰矣。”帝称善者良久。尝问以帝王之学，何书为要。濂举《大学衍义》。乃命大书揭之殿两庑壁。顷之御西庑，诸大臣皆在，帝指《衍义》中司马迁论黄、老事，命濂讲析。讲毕，因曰：“汉武溺方技谬悠之学，改文、景恭俭之风，民力既敝，然后严刑督之。人主诚以礼义治心，则邪说不入，以学校治民，则祸乱不兴，刑罚非所先也。”问三代历数及封疆广狭，既备陈之，复曰：“三代治天下以仁义，故多历年所。”又问：“三代以上，所读何书？”对曰：“上古载籍未立，人不专讲诵。君人者兼治教之责，率以躬行，则众自化。”尝奉制咏鹰，令七举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帝忻然曰：“卿可谓善陈矣。”濂之随事纳忠，皆此类也。 六年七月迁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赞善大夫。命与詹同、乐韶凤修日历，又与吴伯宗等修宝训。九月定散官资阶，给濂中顺大夫，欲任以政事。辞曰：“臣无他长，待罪禁近足矣。”帝益重之。八年九月，从太子及秦、晋、楚、靖江四王讲武中都。帝得舆图《濠梁古迹》一卷，遣使赐太子，题其外，令濂询访，随处言之。太子以示濂，因历历举陈，随事进说，甚有规益。 濂性诚谨，官内庭久，未尝讦人过。所居室，署“温树”。客问禁中语，即指示之。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翼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间召问群臣臧否，濂惟举其善者曰：“善者与臣友，臣知之；其不善者，不能知也。”主事茹太素上书万余言。帝怒，问廷臣，或指其书曰：“此不敬，此诽谤非法。”问濂，对曰：“彼尽忠于陛下耳。陛下方开言路，恶可深罪。”既而帝览其书，有足采者。悉召廷臣诘责，因呼濂字曰：“微景濂几误罪言者。”于是帝廷誉之曰：“朕闻太上为圣，其次为贤，其次为君子。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始终无二，非止君子，抑可谓贤矣。”每燕见，必设坐命茶，每旦必令侍膳，往复咨询，常夜分乃罢。濂不能饮，帝尝强之至三觞，行不成步。帝大欢乐。御制《楚辞》一章，命词臣赋《醉学士诗》。又尝调甘露于汤，手酌以饮濂曰：“此能愈疾延年，愿与卿共之。”又诏太子赐濂良马，复为制《白马歌》一章，亦命侍臣和焉。其宠待如此。九年进学士承旨知制诰，兼赞善如故。其明年致仕，赐《御制文集》及绮帛，问濂年几何，曰：“六十有八。”帝乃曰：“藏此绮三十二年，作百岁衣可也。”濂顿首谢。又明年，来朝。十三年，长孙慎坐胡惟庸党，帝欲置濂死。皇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 濂状貌丰伟，美须髯，视近而明，一黍上能作数字。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四方学者悉称为“太史公”，不以姓氏。虽白首侍从，其勋业爵位不逮基，而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 其明年，卒于夔，年七十二。知事叶以从葬之莲花山下。蜀献王慕濂名，复移茔华阳城东。弘治九年，四川巡抚马俊奏：“濂真儒翊运，述作可师，黼黻多功，辅导著绩。久死远戍，幽壤沉沦，乞加恤录。”下礼部议，复其官，春秋祭葬所。正德中，追谥文宪。 仲子璲最知名，字仲珩，善诗，尤工书法。洪武九年，以濂故，召为中书舍人。其兄子慎亦为仪礼序班。帝数试璲与慎，并教诫之。笑语濂曰：“卿为朕教太子诸王，朕亦教卿子孙矣。”濂行步艰，帝必命璲、慎扶掖之。祖孙父子，共官内庭，众以为荣。慎坐罪，璲亦连坐，并死，家属悉徙茂州。建文帝即位，追念濂兴宗旧学，召璲子怿官翰林。永乐十年，濂孙坐奸党郑公智外亲，诏特宥之。(摘自明史)

（宋濂）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翌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间召问郡臣臧否，濂惟举其善者，曰：“善者与臣友，臣知之；其不善者，不能知也。”主事茹太素上书万余言。帝怒，问廷臣。或指其书曰“此不敬，此诽谤非法。”问濂，对曰：“彼尽忠于陛下耳，陛下方开言路，恶可深罪。”既而帝览其书，有足采者。悉召廷臣诘责，因呼濂字曰：“微景濂，几误罪言者。《明史-宋濂传》） 译文宋濂曾经与客人饮酒，皇帝暗中（秘密）派人去侦探察看。第二天，皇帝问宋濂昨天饮酒没有？座中的来客是谁？饭菜是什么东西？宋濂全部拿事实回答。皇帝笑着说：“确实如此，你不欺骗我。”皇帝秘密地召见（宋濂）询问。起大臣们的好坏，宋濂只举岀那些好的大臣说说。皇帝问他原因，宋濂回答道：“好的大臣和我交朋友，所以我了解他们；那些不好的，（我不和他们交往，所以）不能了解他们。”主事茹太素上奏章一万多字。皇帝大怒，询问朝中的臣子。有人指着茹太素的奏章说：“这里不敬，这里的批评不合法制。”（皇帝）问宋濂，回答说：“他只是对陛下尽忠罢了，陛下正广开言路，怎么能够重责（他）呢？”不久皇帝看茹太素的奏章，有值得采纳的内容。把朝臣都招来斥责，于是口呼宋濂的字说：“（如果）没有景濂，（我）几乎错误地怪罪进谏的人。”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浦江（今浙江浦江）人，明初文学家。他家境贫寒，但自幼好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等。他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 至正二十年（1360），与刘基、章溢、叶琛同受朱元璋礼聘，尊为“五经”师。洪武初主修《元史》，官至学士承旨知制造。后因牵涉胡惟庸案，谪茂州，中途病死。著作有《宋学士文集》、《孝经新说》、《东阳马生序》 等。 明初朱元璋称帝，宋濂就任江南儒学 提举，为太子（朱标）讲经。洪武二年（1369），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其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全家流放茂州（现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途中病死于夔州（现在重庆奉节县）。 宋濂其人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宋濂与刘基、高启并列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他以继承儒家封建道统为己任，为文主张“宗经”“师古”，取法唐宋，著作甚丰。他的著作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为代表，散文或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国，朝廷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著有《宋学士文集》。 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 有明一代，开私家藏书风气者，首推宋濂。 宋濂藏书始於青年时代。当时，他因元末战乱迁居浦江，於青萝山中筑室读书，因名其楼为“青萝山房”。兵祸之后，官私藏书毁损严重，而宋濂因隐居山中，仍能坐拥书城。明祁承汉《澹生堂藏书红》说：“胜国兵火之后，宋文宪公读书青萝山中，便已藏书万卷。”清载殿泗《风希堂文集》卷二《宋文宪公全集序》则说宋濂“始自潜溪徒浦江，得卷氏藏书之富，首推宋濂 ”。 宋濂藏书之精华，有少数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长庆集》，先后为钱曾、黄丕烈、潘祖荫所藏。《百宋一廛赋》：“庐山《长庆》，见取六丁；金华太史，独著精灵。”注：“《长庆集》北宋时镂版，所谓‘庐山本’者。庚寅一炬，种子断绝，唯此金华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图记宛然，古香可爱，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经传集解》、《史记》、《文选》等流入清宫内府，《天禄琳琅续编》有记。宋濂还曾藏有宋刊《事林广记》，后归广东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著录。 道统文学观由来已久，但这里也有区别：以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论上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轻视“文”；宋代理学家看到他们的不彻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论点，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诱惑。宋濂的文学思想便是沿着理学家的极端观点。在《文原》一文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经之文”。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着美化、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他的“道统”文学的集中表现。但历史已经获得的进展，即使用强力去扭转，也还是有困难。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还是存在两面性。 宋濂在元末与杨维桢交谊甚笃，明初杨氏去世后，他为之作墓志铭，对杨的文学才能和成就推崇备至，甚至以相当宽容的语气描绘其晚年“旷达”和“玩世”的生活情态，这和他的严厉的理论颇不谐调。他另外还有一些散文，对生活实际比较尊重，因而在宣扬某种道德观念的同时，比较接近真实的人性。如《王冕传》，写出一个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开头描写王冕少年读书情形的一节，颇有情趣：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又如《鹿皮子墓志铭》详细介绍陈樵“屏去传注，独取遗经”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传》写出一个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对不同的人物个性能取一种同情的态度，都写得较出色。《送东阳马生序》自述早年在贫寒中求学的艰苦，也很真实动人。 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秀美。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可以看出变化，不是那么僵板。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风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所以能够成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 对于宋濂来说，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大儒”，而带有侮辱性地称之为“文人”（见《明史·桂彦良传》）。因为在朱元璋的政治体制中，已不能够允许有“大儒”——社会的思想指导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导者。宋濂最后其实是死于无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严酷[编辑本段]宋濂经典 宋濂为文强调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力主义理、事功、文辞三者统一。尤长散文，纪传如《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均能抓住细节，突出性格，渲染无多，感染却深；写景如《桃花涧修契诗序》、《环翠亭记》，简洁清秀，迈似欧阳修。著作计有《孝经新说》、《周礼集说》、《龙门子》、《潜溪集》、《萝山集》、《浦阳人物记》、《翰苑集》、《芝园集》等。后合刻为《宋学士全集》七十五卷。 朱元璋奉天讨元北伐檄文 －－宋濂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夷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鸠兄，至于弟收兄妻，子征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仪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 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抱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乃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闵。 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已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式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丐，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人未知，反为我仇，絜家北走，陷溺犹深，故先逾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等其体之。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宋濂后裔 宋濂，字景濂。出生于金华潜溪（今金东区 傅村镇），后举家迁居浦江青萝山。少时就学于金华闻人梦吉。后慕名至浦江东明精舍从吴莱学，又游学于柳贯、黄溍之门。至元二年（1336），应浦江义门郑氏之聘，讲学于浦江青萝山下东明精舍。前后主讲席20多年。曾任浦江月泉书院山长。元至正九年（1349），被荐为翰林院编修，以亲老辞谢，隐居龙门山著书讲学。 至正十八年，朱元璋攻取婺州，开郡学，聘为五经师。次年，应征至应天（南京），任江南儒学提举，授太子经，修起居注。常侍朱元璋左右，以备顾问，明洪武二年（1369），任《元史》总裁官，书成，升翰林学士。四年，调任国子司业，次年升赞善大夫。太祖征召四方儒士，择少年俊异者入宫中文华堂肄业，命濂为师。六年升侍讲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十年，致仕归里。 宋濂勤奋好学，著作甚丰。系明代“开国文臣之首”。著有《孝经新说》、《周礼集说》、《潜溪集》、《萝山集》、《浦阳人物记》等。后人将其诗文合辑成《宋学士全集》75卷。文章不仅风行国内，当时在高丽、安南、日本等国亦广为流传。 如今有两部宋濂后裔宗谱《长陵宋氏宗谱》（今兰溪市横溪镇宋宅、大斯等村宋濂孙宋怿、曾孙宋信后裔）和《潜溪宋氏宗谱》（横溪镇下溪前村宋濂孙宋恺后裔），写成《宋濂后裔祖籍考》在《浙江日报》、《古今谈》和《兰溪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0年5月出版的《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中又发现了一部宋濂孙宋愠后裔宗谱《京兆宋氏宗谱》（兰溪），这破解了宋濂孙宋愠的下落不明的千古之谜，此对于研究宋濂生平以及浙东学派等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据介绍，该宗谱为清宋永坛等纂修，清道光19年（1839）木活字本，1册，存卷1-5。 宋濂后裔祖籍考 宋濂始祖为宋宪，唐时自京兆迁吴兴，继迁婺州乌伤（义乌），而金华，而浦阳。始迁祖愠，明洪武间自浦阳避居兰溪，家于城南15里横山乡聚凤岩。明名臣宋濂出于是祖。卷一凡例、家规等，录有明方孝儒撰《潜溪先生祭文》，卷二像赞，余卷载世系、世谱等。该宗谱现藏于上海图书馆。从宋濂后裔故乡兰溪宋宅传来消息，他们将联合所有的宋濂后裔和有关部门修葺“宋氏家庙”，筹建宋濂纪念馆，相信这一部宋濂孙宋愠后裔宗谱《京兆宋氏宗谱》的发现，对此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最近出版的《浙江家谱总目》共收五部宋濂后裔的家谱。 其提要分别如下： 一、[兰溪]浦阳长陵宋氏宗谱：十六卷/宋安成编纂—1945年三近堂木活字本—16册—书名据书名页题—12修本 始祖：伯成，宋代自严州府城（今建德市梅城镇）公村村迁居浦江县邑城（今浦阳镇）。始迁祖：信，明建文年间（1369～1402）自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