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风俗－－家族文化

发布日期：2007-08-08

一、构成　　山东的家族，在从前是典型的“九族”制。“九族”制的重要标记是丧服制的“五服”，按“五服”制，丧服分“斩”、“齐”、“大功”、“小功”、“缌麻”，以此确立由本人高祖至本人玄孙之间九代血亲系统，以出不出“五服”来论亲族远近，“五服”之内，称为“本家”，又称之为“本家本当”，然后才推而及之于同宗同姓。　　一姓或一族，往往在家谱中事先标定字号，名为“排辈”。男子起“大名”时，必须取预定的某字为名字的一部分，此字放全名三字的中间或最末，各辈并不尽同，也有俗传定规。某辈人该用某字，称为“犯”某字，问人辈分是“你犯什么的”同辈人称为“×”字辈。山东省孔、孟、颜、曾4个古代有影响的大家族，全国一姓同谱，4姓排辈字号相同。　　山东一些大户人家还有起“堂号”的习俗。此风到三四十年代仍很流行。“堂号”的命名多取吉语与雅语，如荫福堂、浮吉堂、安书堂、三槐堂、积善堂、福德堂、庆余堂之类。富家或镌匾额悬“客屋”内，一般人家不过将“堂号”写在口袋上、板凳上、帐本上、褡裢上。唯有过年过元宵节时，富家与一般人家都用朱笔书“堂号”于灯笼之上，擎以上街，以为体面。“堂号”之外，在乡间家族外号也很盛行。有以其先人事迹为外号的，如四进士家、三先生家、官儿家、乡约家、地方家等；有以其家族中某一代家长相貌为外号的，如刘大个子家、牟二黑子家、三疤子家、花脸家等；有以其某一代人职业为外号的，如铁匠家、花线刘家、二木匠家、馆子家等；也有以其某一代家长性格为外号的，如大猴子家、山鸦鹊家、二虎家、三小鬼家等，对于此种外号，家族内的人常常讳莫如深，但在村中往往传布甚广。　　山东的家庭有夫妇一代家庭、双亲子女两代家庭、祖孙三代家庭、四世同堂家庭、五世同堂家庭等类型。传统观念崇尚“五世其昌”、“五代同堂”、“家大业大，人多财多”，所以旧时数世同堂的复合式家庭较多。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年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适应男女平等、家庭成员平等的要求，数世同堂的复合式大家庭愈来愈少，家庭逐渐向小型化发展。在一些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单一家庭占的比例更大。城市中“从妻居”的习俗渐渐成风。　　二、称谓　　家庭成员之间的称谓，各地不尽相同，且书面、口语、对人、当面又有许多不同，举要如下：　　子女称父母曰双亲、二老、老人家等。　　子女称父亲，书面或对人称家父、父亲、老爹、老爷子，当面叫爹、大、大大、爷，近年通行叫爸爸。　　子女称母亲，书面或对人称家母、母亲、老太太、老妈，当面叫娘娘、娘。　　称祖父为爷爷，称曾祖父为老爷爷，称高祖为老老爷爷、太老爷爷。　　称祖母为奶奶、婆、嬷嬷，称曾祖母为老奶奶，称高祖母为老老奶奶、太老奶奶。　　父之兄，书面称伯父，当面称大爷、大大、×爹(大爹、二爹等)，或称伯伯。荣成地方称“伯”前冠以小名甚至绰号，如六儿(小名)伯、和尚(绰号)伯。　　父之弟，书面称叔父，当面称×叔(二叔、三叔、小叔等)、叔叔，或称×爹(三爹、四爹等)。莱阳地方称叔为爹，但若父辈兄弟甚多，则最小的叔叔称“×达”(如五达)。　　伯父之妻，书面称伯母，当面称大娘、大妈或×娘(如三娘、四娘等)。荣成有的地方称母，又在母前冠以名或绰号，如六儿母、和尚母。　　叔父之妻，书面称婶、称×娘(如三娘、四娘等)。莱阳地方称最小的婶为小娘。　　姐妹，统称为姊妹，当面称姐姐，妹妹、妹儿。　　兄弟，统称为兄弟、哥们，当面称兄为哥哥、称弟为兄弟、×弟、老×(如老三、老四等)。　　夫称妻，书面曰贤内，对人曰贱荆、贱内、内人、老婆、屋里的、家里的、做饭的、对象、爱人，年老时则称老伴。当面则叫孩他妈或呼其名。　　妻称夫，对人称男人、外头的、俺外头、汉们、当家的、那一口子、丈夫、爱人、孩他爹，当面则称孩他爹、他爹或呼其名。　　妻对夫之父，对人称公公、公爹，当面随夫称爹、大大、爸爸。　　妻对夫之母，对人称婆母、婆婆、婆妈，当面随夫称妈妈、称娘。　　妻对夫之兄，对人称大伯子、大伯头子，当面称哥哥。　　妻对夫之弟，对人称小叔子，当面称兄弟、弟弟。　　妻对夫之姐，对人称大姑子、大姑子姐，当面称姐姐。　　妻对夫之妹，对人称小姑、小姑子，当面称妹妹、妹儿。　　妻对夫兄弟之配偶，互相对人称妯娌，当面幼称长为嫂嫂，长称幼为弟妹。　　兄对弟之妻，对人称兄弟媳妇、弟媳、兄媳子。当面称弟妹或老二家、老三家等。弟对兄之妻，对人当面均称嫂子。　　祖父母称孙辈为孙子、孙女、孙子媳妇。　　父母称子女为孩子、小的们。称子曰小子、小厮、儿、儿郎，称最小儿子为“老生儿子”；称女为闺女、　儿、丫头，称最小的女儿叫“老生闺女”。称儿媳妇，对人叫媳妇子，当面叫他嫂、老×家的(如老二家的)、老×屋里的，生孩子后有时则叫“小××他妈”、“小××他娘”等。　　兄弟之子女，兄弟姐妹妯娌都称之为侄儿、侄女，出嫁之姐妹对人称娘家侄、娘家侄女。　　另外，对人称继母为后妈妈、后娘，当面一样叫妈或娘；对人称前妻所生子女前窝子儿、前窝子闺女，随娘改嫁的孩子，外人称为“带犊”、“跟脚子”。　　三、家务　　家务，又称家事、家政，是指一个家族日常生活事务的习俗，山东通常称之为“过日子”，内容非常繁复，俗语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极言其复杂异常。　　家务的主要决策者是家长。家长又名家主、户主、当家人、当家的、掌柜的，在旧时一般是男性壮年，在大家族中，往往是长房长支的壮年男子。在旧时代的家长制家族中，家长具有绝对权威，对内维持家族秩序，对外代表家族全权处理事务，是旧制度下家庭的支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的俗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将家长以外的家庭成员统称为“家属”。　　家务琐事的具体管理者、家务习俗的主要传播者是家庭主妇。主妇又称内当家、内掌柜的、管家婆，一般是家长的妻子，是由“多年的媳妇”熬成的“婆婆”。这个角色对于一个家庭起很大的作用，因又有“表壮不如里壮”之说。这些人世代理家积有许多经验，传为谚语，很有可咀嚼的地方。比如，她们着重于“过日子”的统盘筹算，有语曰：“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一世穷。”她们注意节约用粮，从粮食尚充足的时候开始，叫作“省囤子尖，不省囤子底”。她们总结处理儿媳之间矛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结论为“会当婆婆两头瞒，不会当婆两头传”。　　旧时的家务劳动，主要都由妇女承担。从前山东地方概括家庭妇女的生活，常常说“整年围着锅台转”，或者说“磨台(抱着磨棍推磨)-锅台(刷锅做饭)-炕台(缝缝补补，抚养孩子)”。因为对妇女的家务劳动格外看重，各地都有考验新媳妇的习俗。文登、荣成一带，新媳妇进门，婆母先看其糊“粑粑”(玉米饼子)、擀“面汤”(面条)，此两般精，则媳妇可称“不拙”，第一印象不坏。鲁西南一带媳妇入门先看织土布的手艺，再看摊煎饼的本事。潍坊一带新媳妇又必亲做布饰件送公婆、小姑，也是为的显示针线活计不赖。　　在当代生活中，随着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妇女主要承担家务劳动的旧俗在逐步改变，专制的家长制也渐被民主家政所代替。　　四、家产　　家产，俗称家财、家私、家业、家计、家当。兄弟数人结婚后仍合族而居的，称为“在伙”。“在伙”时，家产掌握在家长手中，其情形是“凡同居，财产归公，子弟无私蓄，惟妇人奁资及新妇所收拜钱则为私有。若父母伯叔或耗损家产，子弟可婉谏，不得强阻，不得私以财产授人，即窃立契约，亦不生效。夫在妻亦如之。”(民国《莱阳县志》)　　在旧时的父系大家族中，关于家产的种种风俗，主要表现在财产继承方面，而财产的继承，又集中表现于分家的风俗。　　分家，又称析产、析炊、分居。旧时分家的习俗是“凡析炊，父母在则父母主之，或邀戚族参加，殁则遵遗嘱，并请戚族尊长主之，大率除养老、祭田、公物外，皆兄弟均分，并祭告祖先，以拈阄为定。女子无论已嫁未嫁，皆不得参与。拈阄后则立分书或分单。若长子特除，则谓之‘长子份’”。“至析炊各立门户……寡妇子幼，或以房产授人，须得伯叔同意。”(民国《莱阳县志》)稍后，各地通行的分家习俗是，请来“中人”(又称知见人)，当面将土地、房屋、财产、老人赡养，都要在“分单”(又称分书)上写清楚。“分单”用红纸，几个人分家备几份，新分各户和“中人”都要在“分单”上签字画押。许多地方，分家又有请娘舅到场的习俗。娘舅到场主要替其姐妹说话，争养老土地、争养老财产、争分家后受赡养的较好条件等。从前分家，多是在几个儿子都结婚后进行，近年则多半结了婚就分出去，独子婚后一般也与父母分家。分家的手续较从前简单，除娘舅参加之外，不再请“中人”，改请村干部参加，将粮食、财产在“分单”上写清，家庭承包土地，由村干部主持分开，讲清从几月几日另立炉灶吃饭就可以了。　　从前的家产继承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长子长孙为主要继承人。这是从前财产分配的主要形式。分家的时候，长子多分了财产，他的儿子还要再分“长孙地”。这样，辈辈长子都占着这样的优势，就使得长支一般都较末支为富，所以一村一族当中，一般是辈分小的家族富户多，辈分大的家族穷人多。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大量的“哥俩分家”、“哥仨分家”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的情节总是说，大哥分了许多好东西，小弟弟分的东西少得可怜。故事总是把大哥塑造成一个贪财、狠心的角色，而对温顺的小弟弟充满了同情。　　第二种，是以幼子为主要继承人。往往是在长子、次子结婚之后，依次使其带走一部分财产分居出去，主要财产留给幼子继承，而由幼子负责最后赡养老人和负责殡葬。这是与长子继承制对立的一种形式，常常引起长子的不满，甚至与父母兄弟反目，将“活不养，死不葬”等条文写入“分单”。　　第三种，是老人与几个儿子平均分配财产，或者谁最后赡养老人谁继承老人财产，或者共同赡养老人，老人去世后再分配遗产。近年来这种形式日渐增多。　　山东地方从前女子婚后是不能再到娘家继承父母财产的，在农村，这条陈规至今根深蒂固。　　分家之后对丧失劳动力的老人的赡养，从来有多种形式，现今流行的大体有这样几种：一是老人单独起灶，诸子分摊粮草钱，按月交给老人；二是老人固定一家吃饭，其他几个儿子按月或按季拿粮、拿款；三是老人的口粮田交一个儿子耕种，这个儿子管粮，其它几个儿子只摊钱不摊粮；四是老人轮流到几个儿子家里吃饭，俗称“轮饭吃”，每家或五日，或十日，或半月，或数月，由兄弟几人议定。　　与家产继承有很大关系的一项习俗是“出嗣”与“过嗣”(也叫“出继”与“过继”)。这是指家族中没有儿子的户，可以从近支侄辈中“过继”一人为子，“过继”之后，一切称呼、礼仪、财产继承，甚至死后上宗谱，都要与出继后的父母相一致。“过嗣”、“出嗣”，族中人视为大事，举行仪式必由立嗣人请族中长者与出嗣人生父等到场，且必郑重立下“过嗣单”与“出嗣单”。

契丹族所建立的辽朝于公元1125年亡国后，一部分契丹人跟随耶律大石西迁，在中亚地区建立了西辽王朝（穆斯林和西方史籍称之为“哈剌契丹”）。西辽最终灭亡于公元1211年，此后中亚地区遂纳入蒙古帝国的统治范围。一般认为，在西辽亡国之后，中亚地区的契丹人可能就逐渐融合于回鹘和蒙古族之中了。

西迁中亚的契丹人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契丹遗民在辽朝亡国后成为金朝的臣民。在女真人建国之初陆续归附金朝的契丹人，被编为契丹猛安谋克，他们中的一部分后来南迁中原，到了金代中后期逐渐汉化，及至元代已被视为汉人。[1]这些契丹人虽然早已融入汉族，但今天也不是没有留下一丝痕迹。陈述先生指出，天津宝坻县有耶律各庄，至今村人多刘姓，而契丹耶律氏自辽金以来译汉姓为刘，故耶律各庄刘姓人家的先世当为契丹人。又宝坻县有达子庄、达子屯、哈喇庄，蓟县有黑家庄、科科庄、野王庄、律家庄，滦县有野里庄；从地名来看，这些村庄的居民都有可能是契丹人的后裔。[2]

金朝治下的契丹人多数仍旧生活在长城以北地区，他们大致分为两个部分：（1）没有南迁的契丹猛安谋克，主要分布在西京路和北京路境内；（2）没有编为猛安谋克的那部分契丹人，主要分布在金朝北境和西北边境，他们仍保持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当时被称为“乣人”或“乣户”。本世纪以来民族史学界对契丹遗裔的探索主要包括两个方向，一是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一是云南契丹后裔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际上主要就涉及到金代长城以北的契丹人。

（一）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

达斡尔旧作达呼尔。1952年8月，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应达呼尔人的要求成立了龙江县达呼尔族自治区，而当时达呼尔人还未被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为一个单一民族。为了确定达呼尔人的民族成份，1953年8月，中央民族学院派遣由傅乐焕、林耀华等人组成的一个调查组赴黑龙江和内蒙古的达呼尔人居住区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由此引起了关于达呼尔族族源问题的讨论。

有关达呼尔人族源问题的分歧由来已久。达呼尔人追述本族历史只能上溯到清朝初年，对于更早的历史是不清楚的。所以自清朝以来对达呼尔人的族属就有契丹、蒙古、室韦、索伦等各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契丹后裔说和蒙古分支说。

契丹后裔说始于乾隆时期，在乾隆钦定的《八旗姓氏通谱》和《辽史语解》中，最早提出“达呼尔”是契丹古八部部落联盟大贺氏的译音，此后的清代官书多因袭此说。据说清政府还曾经两次派员去达呼尔地区调查其族源问题，第一次是在同治十年（1871年），被调查的达呼尔人自称是女真后裔，但清廷不肯轻信。于是又在光绪六年（1880年）第二次派人调查，调查结果为契丹后裔。[3]另外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也主张达呼尔即契丹大贺氏、达呼尔族即契丹人的后裔，但他除了因循清人发明的对音之外，并没有举出什么新的证据。[4]

蒙古分支说盛行于民国时期。此说的主要依据是达斡尔语与蒙古语具有很多的相近成分，尤其是《蒙古秘史》中的某些古蒙古语词汇，虽然在现代蒙古语中业已消失，但却在达斡尔语中保留了下来。1930年，达呼尔人阿勒坦噶塔在他所著的《达斡尔蒙古考》一书中，提出达呼尔是塔塔尔部的后裔。此书问世后在达呼尔人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达斡尔蒙古”说盛行一时，直到五十年代仍有许多达呼尔人自认是蒙古族。应当说明，“达斡尔蒙古”说的产生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满清时期，达呼尔人被编入八旗，称为“新满洲”，享有优越的政治社会地位。辛亥革命后，他们失去了政治上的依托，在当时“五族共和”的口号下，一些达呼尔知识分子为了依附于一个大族，遂竭力主张蒙古分支说。

由五十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而引起的有关达呼尔族源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以傅乐焕先生为代表，他在为此次民族识别工作撰写的调查报告《关于达呼尔的民族成份识别问题》一文中，对于达呼尔的族源问题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他认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还不能对达呼尔的族源问题下一定论，契丹后裔说和蒙古分支说都缺乏足够的证据。另一种意见以陈述先生为代表，他先后发表《关于达呼尔的来源》、[5]《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6]《试论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7]三文，力主达斡尔族为契丹人后裔。

综合陈述先生的意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理由：

（1）达斡尔人关于本族北迁的传说与契丹人北迁的史实相吻合。有关记载表明，达斡尔人在十七世纪以前居住在黑龙江和精奇里江河谷地带，清朝初年才南迁到嫩江流域。在达斡尔人中有一种传说，谓其先人是辽末金初从西剌木伦（潢河）、哈剌木伦（黑河）北迁到黑龙江、精奇里江流域的。而根据元许谦《总管黑军石抹公行状》[8]和黄 《沿海上副万户石抹公神道碑》[9]的记载，在辽亡以后，曾有一部以迪烈乣人库烈儿为首的契丹遗民向北迁徙，至今在黑龙江根河以北仍有库烈儿温都儿（库烈儿山）这样的地名。

（2）达斡尔人名与契丹人名相同。1953年，中央民院调查组在达斡尔地区听到这样一种传说：过去曾有人见过“辽时帐本”，其中记载的契丹字人名用语与达斡尔人名用语相同；同年呼纳盟统战部提供的材料也有类似说法。[10]另外辽代契丹人名如脱罗华察儿、明里帖木儿等，就正与达斡尔人名相同。

（3）达斡尔语言和歌谣反映了金代契丹人的史实。金代的部分契丹人分布在北境和西北边境，为金人驻守界壕和边堡。而达斡尔语中的“乌尔库”即指边堡，在区别氏族地望的时候，往往称某某“斡尔阔”（乌尔库），这是因为契丹人为金廷守边的时候，习惯于用各段边堡的名称来区分彼此的地域和氏族。又达斡尔人叙说本族史事的歌谣云：“边壕古迹兮，吾汗所遗留；泰州原野兮，吾之牧养场。”[11] 歌中所唱的边壕，就是指金朝的界壕。

（4）达斡尔的族称可能源自契丹世居之地的塔兀儿河。陈述先生认为，清人提出的达呼尔即契丹大贺氏的对音的说法并没有什么根据；辽金时的泰州是契丹人的聚居之地，辽代泰州境内有达鲁河，元朝称讨浯儿河（塔兀儿河），达斡尔的族称可能即源于此。

（5）达斡尔族的风俗习惯与契丹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如达斡尔人的服色、烧饭、骨卜、求雨仪式、打毬、角抵、吹布楞、穿冰钩鱼等等习俗，都可以从契丹人的习俗中找到根据。

近几十年来，陈述先生的上述观点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响应，七十年代以后，一些中外学者试图以达斡尔语对契丹语言文字的因袭成分来进一步证实这两个民族之间的渊源关系。匈牙利蒙古学家卡拉·捷尔吉指出，契丹人称铁为“曷术”，在今天中国北方各民族的语言中，只有达斡尔语的“铁”字才保留了这个读音。[12]沈汇先生认为，达斡尔语与契丹语之间可能有比蒙古语更为接近的亲缘关系。他举出一个例子说：辽代契丹人耶律白，字习捻，“习捻”一词仍保留在今天的达斡尔语中，意为孝服；“这个例子使我们感觉兴趣的，不是侥幸发现一个被遗忘的契丹语词，而是这个词能使我们从语言、风俗文化的历史中将达斡尔族与其先民契丹人联系起来”。[13]刘凤翥教授在将11个契丹小字的音义与达斡尔语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指出，达斡尔语对于契丹语肯定存在因袭关系，并称“语言的因袭必包含着民族成分的继承”。[14]

不过，直到今天为止，还不能说达斡尔族为契丹苗裔的观点已经成为一种学术定论，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版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就依然是两种观点并存：《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不主一说，认为这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15]而《达斡尔族简史》则持契丹遗裔说。[16]近年仍有人撰文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但论战双方提供的论据均没有超出傅乐焕和陈述先生所论述的范围。[17]

由于历史记载的缺乏，目前对达斡尔族族源的推测只能主要依赖于历史传说，自然很难得出一个确信无疑的结论。持契丹遗裔说者虽然指出达斡尔人在语言、民俗等方面与契丹人有不少相同之处，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东胡系的各个民族之间都可以找到一些彼此间的共同点。要想彻底弄清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应该寄希望于新的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发现对达斡尔人十七世纪以前的历史空白的填补。

（二）云南契丹后裔问题

云南契丹后裔虽已不是什么新的发现，但直到近年才有人对此进行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并由此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50年，云南潞西县勐板土司蒋家杰曾向云南民委反映滇西契丹后裔的情况，但未受到重视。1956年，陈述先生根据中央民院研究部蒋家骅（蒋家杰胞弟）提供的线索，在《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一文中指出：“现在云南龙陵有一部分蒋姓，根据他们的家谱记载，先世耶律氏，显然是从军著籍云南的。”可惜这个信息也未能引起史学界的注意。三十多年后，由内蒙古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达斡尔族学者孟志东（莫日根迪）和云南民族学研究者杨毓骧等人组成的一个联合调查组，于1990至1992年先后两次深入滇西地区，对云南契丹后裔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取得数十万字包括族谱、碑刻在内的各种资料，孟志东的《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18]就是上述调查工作的一个总结性报告。另外，在此期间，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陈乃雄教授曾专程赴云南施甸对契丹后裔的语言及有关契丹小字的石刻材料进行考察，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和云南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几位学者检验了施甸县契丹后裔的遗传基因，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干志耿、叶启晓也曾前往滇西进行契丹后裔的民族历史调查。我们今天能够对云南契丹后裔的情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首先应该感谢他们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孟志东等人的调查结果表明，目前云南契丹后裔约有15万人，主要分布在保山、临沧地区和德宏、大理、西双版纳等州，其中保山地区施甸县是契丹后裔最集中的聚居地。他们今天自报的民族很不一致，计有汉、布朗、彝、佤、德昂、基诺、傣、景颇等八个民族，同时他们一般又自称为“本人”或“本族”（意即本地土著民族）。

关于云南契丹后裔的来源，是首先需要做出解释的一个问题。根据《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秃花传》、卷一五○《耶律阿海传》和《矩庵集》卷九《耶律濮国威愍公墓志铭》的记载，元世祖至元间，管军万户耶律忙古带率领一支契丹军队远征云南，后迁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长期驻守于云南。目前人们一致认为，今天滇西的契丹后裔便是这支契丹军队落籍云南的结果。

近年来对云南契丹后裔从各个角度进行的综合考察，基本上证实了其族源的真实性。调查者们主要提供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证据。

（1）族谱资料等

云南契丹后裔保存着丰富的族谱资料，其中如《勐板蒋氏家谱》即明确记载他们的先世是契丹耶律氏。明代所修《施甸长官司族谱》，卷首有一幅青牛白马图，[19]并附诗一首，诗曰：“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土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云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即施甸）世袭长官司。……”这首诗明确叙述了施甸土司的族源以及他们与耶律忙古带的关系。

据族谱记载，大概在元明之际，云南契丹后裔改耶律为阿氏，据说是取自辽太祖阿保机名字的第一个字；后又先后改为莽氏、蒋氏。今天的滇西契丹后裔主要冠以阿、莽、蒋、杨、李、赵、郭、何、茶等姓氏。为了与其他民族相区别，他们以“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等等相称。座落在施甸县由旺镇木瓜榔村的蒋家宗祠，建于光绪年间，祠堂正门刻有一副楹联，上联为“耶律庭前千株树”，下联为“莽蒋祠内一堂春”。在一些蒋姓契丹后裔家中供设的祖宗牌位，均贴有“耶律庭前千株茂、阿莽蒋氏一堂春”的对联。这表明他们对契丹具有较强的民族认同感。

清末以迄民国，滇西地区存在契丹遗裔至少在当地似乎已是公认的事实。抗战期间，第11集团军某师长为龙陵蒋氏祠堂题写过一副楹联，上联是“溯族源出自古代契丹”，下联是“考姓氏却为耶律后裔”。又当时在云南省府供职的蒋宗旦，在视察龙陵时应邀题联，上联为“契丹古族汉化久”，下联为“岂知遗裔此间多”。[20]

（2）语言

孟志东、陈乃雄两位学者试图将云南契丹后裔的语言（本语）与被认为源出契丹的达斡尔族的语言以及蒙古语进行比较研究，以证实其中的契丹语遗存。孟志东在这方面独具优势，因为他是达斡尔族人，同时又懂蒙语。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生活在坝区的本人语言汉化程度较高，但生活在山区的本人，其基本词汇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有某些相近成分。陈乃雄教授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根据他对1326个山区本语语词的分析结果，发现其中有一百多个词似乎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21]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孟志东自己也承认，本语中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相似的那些词，一般也与布朗语相似，而布朗族是与云南契丹后裔长期杂居的一个主要民族，所以对这个问题的结论不可造次。与陈乃雄教授同赴施甸进行契丹后裔语言文字调查的蒙古族学者那顺乌日图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意见，他认为对本语的比较研究还需要更加广泛和深入，所谓广泛，是指不仅把它同蒙古语族语言进行比较，还应同阿尔泰语系的其它语言进行比较，同当地各民族语言如布朗语、佤语、德昂语甚至当地汉语土语进行比较；所谓深入，就是不仅要对词汇进行比较，还应对有关各语言的语音、语法系统进行比较。[22]

（3）文字

1990至1992年，云南契丹后裔调查组从施甸等地明清时代的碑刻中发现了21个契丹小字，其中时间最晚的一方墓石立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孟志东和杨毓骧分别对这些契丹小字做了考释。[23]闻讯前往考察的契丹小字研究专家陈乃雄教授认定这一发现是完全可靠的，并将施甸县长官司发现的阿苏鲁墓石上的两个契丹小字“穴”释读为“太守”或“有司”，正与阿苏鲁曾任长官司正长官的经历相吻合。[24]其后另一位契丹小字研究专家刘凤翥教授在为《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所作的序中也对这些契丹小字予以充分的肯定。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契丹小字的使用下限是在西辽，而出土的契丹小字碑刻时间最晚者为金代中期，出土地点则仅限于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北方省区，所以此次在云南发现晚至十九世纪中叶的契丹小字，确实令研究者们兴奋不已，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用人类遗传学的手段探索本人的族源，1994年1月，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郝露萍等三位学者会同云南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调查了施甸县木老元乡哈寨村104名本人的四个红细胞血型系统分布，并将其基因频率与九个南方少数民族及包括达斡尔族在内的八个北方人群进行遗传距离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本人”与几个南方少数民族遗传距离较近，并最先聚合，而与几个北方少数民族及黑龙江汉族的遗传距离较远。但郝露萍等人认为，这个结果并不能否定本人源出于契丹，因为本人之间历来互不通婚，而只与当地其他民族婚媾，所以他们的契丹血统势必已经变得十分微弱。[25]这个解释是合乎情理的。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今天的云南契丹后裔从血统上来说早已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早已被南方民族所同化，有人说他们的体形还保留着北方民族的特征，与当地民族有显著区别等等，[26]大概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吧。

综观上述调查研究结果，我觉得有两个问题需要指出。

第一，施甸等地发现的契丹小字，被认为是确定云南契丹后裔族属的最有力证据，但实际上它却是最成问题的。据我初步研究的结果，这所谓的21个契丹小字，恐怕没有一个能够成立。

这些“契丹小字”最初是这样被发现的：调查者们将他们取得的碑铭拓片上凡是不认识或不理解的字都拿去与《契丹小字研究》[27]所列出的原字相对照，只要能够找到相似的字形，即被认定为契丹小字，然后对其字义加以附会解说。在已认定的21个“契丹小字”之外，还有3个不认识的字，因为在《契丹小字研究》一书中找不到相似的字形，才未作结论，但怀疑它们也是契丹小字。[28]

这21个“契丹小字”之所以被误认，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属于堪舆家言，因今人不理解而误认为契丹小字。如孟志东编号为①、②的“穴”，见于阿苏鲁墓石，石上共刻有以下三行文字：[29]

甲山庚向穴

皇清待赠 孝友和平 阿苏鲁千秋之 墓基

一世祖讳

道光癸卯年十二月初四 日蒋姓子孙重修

左侧第一行小字“甲山庚向穴”是用于标记此墓的形势格局的，龙（即山）、向、穴、砂、水是堪舆家所谓的地理五要素，穴指土中气脉凝聚处，“”是一个符号，用以表示此穴的形态。如果说“穴”是代表阿苏鲁官衔的契丹小字，怎么会附在“甲山庚向”之后呢？又如编号为③、④的“丙—”，见于施甸县长官司的一段残碑，左侧第一行为“卯龙入首甲山庚向丙— ”（以下残缺），这也是一句典型的堪舆家言，全句当为“卯龙入首甲山庚向丙□分金”（“丙”字后面应该是十二地支中的某一个字，而“—”则显然是一个残字），山、向只能表明大的方位，墓穴的具体朝向要用堪舆家的罗盘来确定，罗盘上的准确定位称为“分金”。《云南契丹后裔研究》附录的《蒋德昌墓志》中就有“用丁山癸向丙午分金名焉”这样的话。据我看来，在21个“契丹小字”中，大部分都与堪舆有关。

另外一种情况是因为不认识碑刻中的异体字而误认为契丹小字。如编号为⑧的“凢”，见于《保阿墓志》：“今合族公议，凢在族党嫡孙，悉皆后裔。”文中的“凢”即“凡”字的异体，梅膺祚《字汇》几部：“凡，俗作凢。”又如编号为⑥的“ ”，见于《蒋德昌墓志》：“苍龙入海，金羊 癸甲之灵。”“ ”即“收”字，此乃碑版中常见的异体字。这句话也是堪舆家言，清尹有本注《催官篇》卷四云：“右旋龙必自艮丑癸子壬亥逆行，俱属癸水，生卯旺亥库未，此金羊收癸甲之灵也。”[30]

总之，云南发现的所谓契丹小字均属误解。试想，在契丹文字已经消亡六七百年之后的十九世纪，在通篇用汉字写成的碑文中，怎么会夹杂一两个契丹字呢？这实在可以说是异想天开了。我准备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在此只举例说明如上。

第二，孟志东在《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中对云南契丹后裔的世系做了详细考证，将阿莽蒋一支的世系追溯至东丹王耶律倍和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这里面存在着不少纰漏。

根据现存的族谱和碑刻资料来看，阿莽蒋的谱系只能上溯到元末明初的阿苏鲁，而《元史》记载的忙古带后裔又只到其子火你赤为止，作者将阿苏鲁推定为火你赤之孙，即缺乏可信的依据。又据《元史》记载，忙古带曾祖耶律秃花金末降于蒙古，秃花父脱迭儿仕金为尚书奏事官，祖撒八儿为金桓州尹，而《辽史》、《金史》中有一位辽末曾使金议和的契丹人突迭，于是作者便毫无根据地认为秃花父脱迭儿就是突迭。试想，辽末金初的突迭怎么可能会是金末元初的秃花之父？更使人不解的是，辽金文献中对突迭的身世本无任何记载，而作者却无端地认定他是阿撒之子。让我们看看作者的推理过程：《金史·太宗纪》有这样一条记载：“天会九年，……和州回鹘执耶律大石之党撒八、迪里、突迭来献。”作者据此推论说，这里提到的撒八就是脱迭儿之父撒八儿，因为撒八、突迭既然同随耶律大石北走，必是父子；其次，撒八亦即耶律淳之子阿撒（奇怪的是，撒八和阿撒这两个人名怎么能划等号？），理由是耶律淳擅立遭到天祚帝斥责，故其子、孙随大石北走顺理成章。这段考证煞费周章，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和阿撒之父、辽宗室耶律淳拉上关系。这样的考证不禁令人感到惊讶。

尽管从本人的血统中找不到与北方民族之间的亲缘关系，尽管可以肯定在云南发现的契丹小字纯属误解，尽管对阿莽蒋的世系考证不可信据，但我并不否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今天的云南确实生活着一部分契丹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是元朝南征的一支契丹军队。

达斡尔的传说

茫茫大兴安岭，清澈的嫩江。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达斡尔人就繁衍生息在这三道风景交汇的地方。

达斡尔的意思是“原来的地方”，也就是故乡。几百年来，达斡尔人就在这里游牧，但究竟哪里才是他们的故乡？达斡尔人自己不知道，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文字，只能靠口述来传承历史，清朝以前的事就没有人知道了。

当地的一个传说引起了民族史学家们的兴趣：几百年前，一支契丹军队来到这里修边堡(边堡是达斡尔特有的词汇，是指一种类似长城的建筑。)，从此便在此定居下来。这支军队的首领叫萨吉尔迪汉，就是达斡尔的祖先。

这个传说把达斡尔与契丹联系在一起，但传说中的故事会是历史的真相吗？

早在清代就有人提出达斡尔源于契丹，也有现代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契丹族和达斡尔族的生产、生活、习俗、宗教、语言、历史，找到了大量证据表明，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

但他们找到的都是间接证据，在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之前，是不能给出定论的。

云南“本人”是契丹后裔吗？

就在达斡尔人的寻根工作山穷水尽的时候，寻找契丹后裔的另一条战线在云南拉开。

施甸，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山区小县，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吸引了民族学家的注意。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仍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使用契丹小字的特殊族群，统称“本人”。

在施甸县由旺乡的一座“本人”宗祠里，人们发现了一块牌匾，上面篆刻着“耶律”二字。“本人”说，这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先祖阿苏鲁，并表明他们的契丹后裔身份。

历史上确有记载，阿苏鲁是投靠蒙古的契丹后裔，他的先祖曾参加西南平叛战争。但如何证明这些“本人”就是阿苏鲁的后代呢？毕竟漠北云南相隔万里，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学术界始终未能给这个自称契丹后裔的族群“正名”。

齐鲁风俗－－家族文化

发布日期：2007-08-08

一、构成　　山东的家族，在从前是典型的“九族”制。“九族”制的重要标记是丧服制的“五服”，按“五服”制，丧服分“斩”、“齐”、“大功”、“小功”、“缌麻”，以此确立由本人高祖至本人玄孙之间九代血亲系统，以出不出“五服”来论亲族远近，“五服”之内，称为“本家”，又称之为“本家本当”，然后才推而及之于同宗同姓。　　一姓或一族，往往在家谱中事先标定字号，名为“排辈”。男子起“大名”时，必须取预定的某字为名字的一部分，此字放全名三字的中间或最末，各辈并不尽同，也有俗传定规。某辈人该用某字，称为“犯”某字，问人辈分是“你犯什么的”同辈人称为“×”字辈。山东省孔、孟、颜、曾4个古代有影响的大家族，全国一姓同谱，4姓排辈字号相同。　　山东一些大户人家还有起“堂号”的习俗。此风到三四十年代仍很流行。“堂号”的命名多取吉语与雅语，如荫福堂、浮吉堂、安书堂、三槐堂、积善堂、福德堂、庆余堂之类。富家或镌匾额悬“客屋”内，一般人家不过将“堂号”写在口袋上、板凳上、帐本上、褡裢上。唯有过年过元宵节时，富家与一般人家都用朱笔书“堂号”于灯笼之上，擎以上街，以为体面。“堂号”之外，在乡间家族外号也很盛行。有以其先人事迹为外号的，如四进士家、三先生家、官儿家、乡约家、地方家等；有以其家族中某一代家长相貌为外号的，如刘大个子家、牟二黑子家、三疤子家、花脸家等；有以其某一代人职业为外号的，如铁匠家、花线刘家、二木匠家、馆子家等；也有以其某一代家长性格为外号的，如大猴子家、山鸦鹊家、二虎家、三小鬼家等，对于此种外号，家族内的人常常讳莫如深，但在村中往往传布甚广。　　山东的家庭有夫妇一代家庭、双亲子女两代家庭、祖孙三代家庭、四世同堂家庭、五世同堂家庭等类型。传统观念崇尚“五世其昌”、“五代同堂”、“家大业大，人多财多”，所以旧时数世同堂的复合式家庭较多。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年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适应男女平等、家庭成员平等的要求，数世同堂的复合式大家庭愈来愈少，家庭逐渐向小型化发展。在一些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单一家庭占的比例更大。城市中“从妻居”的习俗渐渐成风。　　二、称谓　　家庭成员之间的称谓，各地不尽相同，且书面、口语、对人、当面又有许多不同，举要如下：　　子女称父母曰双亲、二老、老人家等。　　子女称父亲，书面或对人称家父、父亲、老爹、老爷子，当面叫爹、大、大大、爷，近年通行叫爸爸。　　子女称母亲，书面或对人称家母、母亲、老太太、老妈，当面叫娘娘、娘。　　称祖父为爷爷，称曾祖父为老爷爷，称高祖为老老爷爷、太老爷爷。　　称祖母为奶奶、婆、嬷嬷，称曾祖母为老奶奶，称高祖母为老老奶奶、太老奶奶。　　父之兄，书面称伯父，当面称大爷、大大、×爹(大爹、二爹等)，或称伯伯。荣成地方称“伯”前冠以小名甚至绰号，如六儿(小名)伯、和尚(绰号)伯。　　父之弟，书面称叔父，当面称×叔(二叔、三叔、小叔等)、叔叔，或称×爹(三爹、四爹等)。莱阳地方称叔为爹，但若父辈兄弟甚多，则最小的叔叔称“×达”(如五达)。　　伯父之妻，书面称伯母，当面称大娘、大妈或×娘(如三娘、四娘等)。荣成有的地方称母，又在母前冠以名或绰号，如六儿母、和尚母。　　叔父之妻，书面称婶、称×娘(如三娘、四娘等)。莱阳地方称最小的婶为小娘。　　姐妹，统称为姊妹，当面称姐姐，妹妹、妹儿。　　兄弟，统称为兄弟、哥们，当面称兄为哥哥、称弟为兄弟、×弟、老×(如老三、老四等)。　　夫称妻，书面曰贤内，对人曰贱荆、贱内、内人、老婆、屋里的、家里的、做饭的、对象、爱人，年老时则称老伴。当面则叫孩他妈或呼其名。　　妻称夫，对人称男人、外头的、俺外头、汉们、当家的、那一口子、丈夫、爱人、孩他爹，当面则称孩他爹、他爹或呼其名。　　妻对夫之父，对人称公公、公爹，当面随夫称爹、大大、爸爸。　　妻对夫之母，对人称婆母、婆婆、婆妈，当面随夫称妈妈、称娘。　　妻对夫之兄，对人称大伯子、大伯头子，当面称哥哥。　　妻对夫之弟，对人称小叔子，当面称兄弟、弟弟。　　妻对夫之姐，对人称大姑子、大姑子姐，当面称姐姐。　　妻对夫之妹，对人称小姑、小姑子，当面称妹妹、妹儿。　　妻对夫兄弟之配偶，互相对人称妯娌，当面幼称长为嫂嫂，长称幼为弟妹。　　兄对弟之妻，对人称兄弟媳妇、弟媳、兄媳子。当面称弟妹或老二家、老三家等。弟对兄之妻，对人当面均称嫂子。　　祖父母称孙辈为孙子、孙女、孙子媳妇。　　父母称子女为孩子、小的们。称子曰小子、小厮、儿、儿郎，称最小儿子为“老生儿子”；称女为闺女、　儿、丫头，称最小的女儿叫“老生闺女”。称儿媳妇，对人叫媳妇子，当面叫他嫂、老×家的(如老二家的)、老×屋里的，生孩子后有时则叫“小××他妈”、“小××他娘”等。　　兄弟之子女，兄弟姐妹妯娌都称之为侄儿、侄女，出嫁之姐妹对人称娘家侄、娘家侄女。　　另外，对人称继母为后妈妈、后娘，当面一样叫妈或娘；对人称前妻所生子女前窝子儿、前窝子闺女，随娘改嫁的孩子，外人称为“带犊”、“跟脚子”。　　三、家务　　家务，又称家事、家政，是指一个家族日常生活事务的习俗，山东通常称之为“过日子”，内容非常繁复，俗语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极言其复杂异常。　　家务的主要决策者是家长。家长又名家主、户主、当家人、当家的、掌柜的，在旧时一般是男性壮年，在大家族中，往往是长房长支的壮年男子。在旧时代的家长制家族中，家长具有绝对权威，对内维持家族秩序，对外代表家族全权处理事务，是旧制度下家庭的支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的俗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将家长以外的家庭成员统称为“家属”。　　家务琐事的具体管理者、家务习俗的主要传播者是家庭主妇。主妇又称内当家、内掌柜的、管家婆，一般是家长的妻子，是由“多年的媳妇”熬成的“婆婆”。这个角色对于一个家庭起很大的作用，因又有“表壮不如里壮”之说。这些人世代理家积有许多经验，传为谚语，很有可咀嚼的地方。比如，她们着重于“过日子”的统盘筹算，有语曰：“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一世穷。”她们注意节约用粮，从粮食尚充足的时候开始，叫作“省囤子尖，不省囤子底”。她们总结处理儿媳之间矛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结论为“会当婆婆两头瞒，不会当婆两头传”。　　旧时的家务劳动，主要都由妇女承担。从前山东地方概括家庭妇女的生活，常常说“整年围着锅台转”，或者说“磨台(抱着磨棍推磨)-锅台(刷锅做饭)-炕台(缝缝补补，抚养孩子)”。因为对妇女的家务劳动格外看重，各地都有考验新媳妇的习俗。文登、荣成一带，新媳妇进门，婆母先看其糊“粑粑”(玉米饼子)、擀“面汤”(面条)，此两般精，则媳妇可称“不拙”，第一印象不坏。鲁西南一带媳妇入门先看织土布的手艺，再看摊煎饼的本事。潍坊一带新媳妇又必亲做布饰件送公婆、小姑，也是为的显示针线活计不赖。　　在当代生活中，随着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妇女主要承担家务劳动的旧俗在逐步改变，专制的家长制也渐被民主家政所代替。　　四、家产　　家产，俗称家财、家私、家业、家计、家当。兄弟数人结婚后仍合族而居的，称为“在伙”。“在伙”时，家产掌握在家长手中，其情形是“凡同居，财产归公，子弟无私蓄，惟妇人奁资及新妇所收拜钱则为私有。若父母伯叔或耗损家产，子弟可婉谏，不得强阻，不得私以财产授人，即窃立契约，亦不生效。夫在妻亦如之。”(民国《莱阳县志》)　　在旧时的父系大家族中，关于家产的种种风俗，主要表现在财产继承方面，而财产的继承，又集中表现于分家的风俗。　　分家，又称析产、析炊、分居。旧时分家的习俗是“凡析炊，父母在则父母主之，或邀戚族参加，殁则遵遗嘱，并请戚族尊长主之，大率除养老、祭田、公物外，皆兄弟均分，并祭告祖先，以拈阄为定。女子无论已嫁未嫁，皆不得参与。拈阄后则立分书或分单。若长子特除，则谓之‘长子份’”。“至析炊各立门户……寡妇子幼，或以房产授人，须得伯叔同意。”(民国《莱阳县志》)稍后，各地通行的分家习俗是，请来“中人”(又称知见人)，当面将土地、房屋、财产、老人赡养，都要在“分单”(又称分书)上写清楚。“分单”用红纸，几个人分家备几份，新分各户和“中人”都要在“分单”上签字画押。许多地方，分家又有请娘舅到场的习俗。娘舅到场主要替其姐妹说话，争养老土地、争养老财产、争分家后受赡养的较好条件等。从前分家，多是在几个儿子都结婚后进行，近年则多半结了婚就分出去，独子婚后一般也与父母分家。分家的手续较从前简单，除娘舅参加之外，不再请“中人”，改请村干部参加，将粮食、财产在“分单”上写清，家庭承包土地，由村干部主持分开，讲清从几月几日另立炉灶吃饭就可以了。　　从前的家产继承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长子长孙为主要继承人。这是从前财产分配的主要形式。分家的时候，长子多分了财产，他的儿子还要再分“长孙地”。这样，辈辈长子都占着这样的优势，就使得长支一般都较末支为富，所以一村一族当中，一般是辈分小的家族富户多，辈分大的家族穷人多。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大量的“哥俩分家”、“哥仨分家”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的情节总是说，大哥分了许多好东西，小弟弟分的东西少得可怜。故事总是把大哥塑造成一个贪财、狠心的角色，而对温顺的小弟弟充满了同情。　　第二种，是以幼子为主要继承人。往往是在长子、次子结婚之后，依次使其带走一部分财产分居出去，主要财产留给幼子继承，而由幼子负责最后赡养老人和负责殡葬。这是与长子继承制对立的一种形式，常常引起长子的不满，甚至与父母兄弟反目，将“活不养，死不葬”等条文写入“分单”。　　第三种，是老人与几个儿子平均分配财产，或者谁最后赡养老人谁继承老人财产，或者共同赡养老人，老人去世后再分配遗产。近年来这种形式日渐增多。　　山东地方从前女子婚后是不能再到娘家继承父母财产的，在农村，这条陈规至今根深蒂固。　　分家之后对丧失劳动力的老人的赡养，从来有多种形式，现今流行的大体有这样几种：一是老人单独起灶，诸子分摊粮草钱，按月交给老人；二是老人固定一家吃饭，其他几个儿子按月或按季拿粮、拿款；三是老人的口粮田交一个儿子耕种，这个儿子管粮，其它几个儿子只摊钱不摊粮；四是老人轮流到几个儿子家里吃饭，俗称“轮饭吃”，每家或五日，或十日，或半月，或数月，由兄弟几人议定。　　与家产继承有很大关系的一项习俗是“出嗣”与“过嗣”(也叫“出继”与“过继”)。这是指家族中没有儿子的户，可以从近支侄辈中“过继”一人为子，“过继”之后，一切称呼、礼仪、财产继承，甚至死后上宗谱，都要与出继后的父母相一致。“过嗣”、“出嗣”，族中人视为大事，举行仪式必由立嗣人请族中长者与出嗣人生父等到场，且必郑重立下“过嗣单”与“出嗣单”。

故居保持清代传统三进五间式古建筑风格，一进有一厅五室，每进之间各有天开，每进一堂便递高一级，俗称步步高升。每进连有防火用的直式火巷。故居显露一种豪华、古朴、幽深的遗风。封火墙高于屋顶，坡面屋顶覆盖龙鳞般的小青瓦，屋檐口加盖即利排水，又能防风的滴水瓦。室内栋如鳞次，宛如宫殿；雕刻十分精湛，以戏文、民俗图案为主，崇尚一种古朴，自然美，可谓南浔一绝。值得一提是前后两道大门背后都有构思别致，雕刻精细的砖雕，有一写有“有容乃大”四字。出自林则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于仞，无欲则刚”的诗句。另一写道：“世守西铭”四字。源于宋朝张载弃官后授徒有“东铭西铭”的典故。上述八字均有里人周梦坡（又名周庆云，南浔“八牛之一”，近代实业家兼收藏家）所书。张静江故居大门上方悬挂“张静江故居”的横额，正厅上悬挂南通张謇题写的黑漆金字“尊德堂”堂匾。两侧是孙中山题写的一副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抱柱对联为同治、光绪二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所写：“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二厅、三厅陈列着张静江手书赠陈立夫的“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对联，以及有关张静江生平的家谱、家族发展史和张静江一生的大事记略，各种照片、书札、任命状等文物。其中有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的张静江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民国初期的珍贵历史照片、资料，有孙中山、宋庆龄、冯玉祥等名人照片，有孙中山、宋庆龄、何香凝、于右任、陈布雷、蒋介石等名人手札；有“尊德堂”家庭合影和张静江夫人朱逸民与好友陈洁如的许多生活照；还有陈友仁提亲致张静江的手札、张静江子女的照片、张家帐本、寿礼薄、全福贴等。边厅的两边墙上是张静江临摹“八大山人”所作的一些字画，其间有一张琴桌。正厅还有一张桌子系明代家具，现存之物（紫檀木所做）。另有红木“太子床”主要是供午休、喝茶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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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江故居位于湖州市南浔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静江故居，又名尊德堂。系张静江祖父张颂贤，又名竹斋，南浔“四象”之一，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所建。

张静江（1877-1950），名增澄，又名人杰，字静江，佛号饮光，别号卧禅，是孙中山密友。出身于南浔四大富豪之一的张家。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曾代理浙江省国民政府主席。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

张静江故居保持清代传统三进五间式古建筑风格，一进有一厅五室，每进之间各有天开，每进一堂便递高一级，俗称步步高升。每进连有防火用的直式火巷。故居显露一种豪华、古朴、幽深的遗风。封火墙高于屋顶，坡面屋顶覆盖龙鳞般的小青瓦，屋檐口加盖即利排水，又能防风的滴水瓦。室内栋如鳞次，宛如宫殿；雕刻十分精湛，以戏文、民俗图案为主，崇尚一种古朴，自然美，可谓南浔一绝。值得一提是前后两道大门背后都有构思别致，雕刻精细的砖雕，有一写有“有容乃大”四字。出自林则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于仞，无欲则刚”的诗句。另一写道：“世守西铭”四字。源于宋朝张载弃官后授徒有“东铭西铭”的典故。上述八字均有里人周梦坡（又名周庆云，南浔“八牛之一”，近代实业家兼收藏家）所书。张静江故居大门上方悬挂“张静江故居”的横额，正厅上悬挂南通张謇题写的黑漆金字“尊德堂”堂匾。两侧是孙中山题写的一副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抱柱对联为同治、光绪二皇帝的老师翁同龠禾所写：“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二厅、三厅陈列着张静江手书赠陈立夫的“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对联，以及有关张静江生平的家谱、家族发展史和张静江一生的大事记略，各种照片、书札、任命状等文物。其中有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的张静江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民国初期的珍贵历史照片、资料，有孙中山、宋庆龄、冯玉祥等名人照片，有孙中山、宋庆龄、何香凝、于右任、陈布雷、蒋介石等名人手札；有“尊德堂”家庭合影和张静江夫人朱逸民与好友陈洁如的许多-照；还有陈友仁提亲致张静江的手札、张静江子女的照片、张家帐本、寿礼薄、全福贴等。边厅的两边墙上是张静江临摹“八大山人”所作的一些字画，其间有一张琴桌。正厅还有一张桌子系明代家具，现存之物（紫檀木所做）。另有红木“太子床”主要是供午休、喝茶用的。还陈列着著名书法家董其昌手书的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酒德颂》板屏六块（原有八块），系用银杏木镌刻，乃国内罕见的珍贵历史的文物。

2013年5月，国务院（国发[2013]13号）公布张静江故居（尊德堂）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静江（1877—1950），浙江湖州南浔镇人。出身江南丝商巨贾之家。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在结识孙中山先生后便开始对孙中山先生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孙中山先生称他为“革命圣人”。后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其主持建设委员会工作，蒋介石称他为“革命导师”。在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为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中央执行张静江详细信息++

南浔镇：南浔是一个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江南古镇，地理座标位于东径120°25’-120°26’，北纬30°52’-30°53’20”，地处太湖之滨，与苏州接壤，是湖州接轨上海浦东的东大门。长湖申航线和318国道横贯其中，地理环境优越，水陆交通便利。全镇区域总面积1413平方公里，辖51个行政村，10个居民社区，总人口116万人，耕地面积1225万亩。2000

有的。武大郎矮小、憨厚而可笑，潘金莲美艳、*荡而可恨，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当代作家俊然同志经过实地考证，证实武潘二人之事都是受《水浒》影响而成的冤案，他们在历史上的本来面目并非如此。

实有其人

据考证，北宋末年确有武大郎、潘金莲其人。他俩分别是河北省清河县相邻的孔宋庄和黄金庄人。武大郎实名武植，世人尊称“武大郎”，乃人品才貌俱佳的寒门秀士，曾中进士，被宋徽宗钦定为阳谷县令，在任期间为官清正，平反冤狱，治理河患，做了不少好事。相传当地人曾给他立过功德碑。

潘金莲原是贤妻

潘金莲则是当时贝州(清河县属其治)州官潘知州的千金**，非“潘裁缝”之女。她择嫁于武大郎，成了贤内助，使武植越发勤奋而终于进士及第。夫妻俩恩爱得很，生有四子，白头偕老。阳谷清河一带，至今流传潘金莲这位贤妻良母的懿行佳话。据武大郎的后代讲，他们家祖祖辈辈相传说，武松还是潘金莲拉扯大的。潘的身世，有潘家传世家谱为证。

武大郎并不矮

武大郎的身世，有县志和武氏家谱为证。今健在的武家人，可以证实武植并不矮。有三位老人回忆，1946年宋庄的人穷得揭不开锅，有人为救燃眉之急，挖掘田、武两大姓的祖坟，想弄点金银财宝。武大郎的坟头高大，用铁锤钢钎才凿开青砖壁垒，但里面只有一只楠木悬棺和两具骨殖。从武大郎的遗骨看，至少1米70以上。他是清官，所以无值钱随葬物；他不是穷卖炊饼的，否则棺木不会这么好。一切的一切，全由《水浒》作者生花之笔成了历史冤案。

为老祖宗打抱不平

现已离休的哈尔滨某研究所保卫科长任某曾处理过一起案子：抗日战争期间，孔宋庄近百名武大郎的后代在油坊镇参加筑河堤，说书卖唱艺人董协先路过，冀南边区抗日政府的河工委员招呼他为民工演唱。董刚唱几句，武家后代就蜂拥而上、将董打得鼻青脸肿，原来唱的是《风流冤孽记》，内容有污武大郎。当晚，河工委们组成临时“法庭”审理此案。武家后代拿出县志和家谱为证。董则称说书是抗日政府指派，内容是师傅所传，他无责任。河工委员裁决说，武家人打人不对，但事出有因，为老祖宗打抱不平是人之常情。最后由武家拿出两斗小米作为董养伤口之用完事。

潘姓人家更感屈辱

武、潘两家历经800余年，至1987年，已繁衍到300多户、上千人口。武植后代集居地孔宋庄，已成了制作绿豆淀粉的专业村，但一想到老祖宗老祖奶奶名誉被损，仍感到屈辱愤慨。而黄金庄的潘姓人家在心灵上承受的压力更大。他们不单忌讳“潘金莲”三字，就连听到别人提起武大郎，也赶紧躲避。自明清以来，黄金庄潘姓闺女，再无一人嫁到邻村孔宋庄武家去。

1987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会上有个书目，叫《孙二娘开店》，当武大郎的形象一出现，孔宋庄姓武和黄金庄姓潘的人家，都急忙把电视机关掉，跑到院里放鞭炮，说是“驱瘟神，消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