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徐国，首先要说到大禹。大禹奉舜帝之命治理洪水，立下大功，得以继承舜的帝位。在他治水的过程中，东夷族领袖伯益的支持是功不可没的。正因为如此，大禹晚年也许是出于公心，也许是迫于舆论，准备禅位给伯益。可伯益淡于权位，主动让位给禹的儿子启，自己隐居于箕山之北。根据《史记夏本纪》的记载，禹一开始准备禅位给皋陶，但是皋陶早早就去世了，而后禹就准备禅位给伯益，但启依靠武力夺位，建立了夏朝。

启子承父业，带来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改革，禅让制变成了世袭制，“天下为公”的原始社会进入“父传子，家天下”的奴隶社会。这不但改变了历史，而且改变了伯益所代表的东夷族诸多部落的命运。

大在公元前2170年（夏启六年），为了永绝后患，夏启将伯益杀掉了。为笼络人心，夏启一面以重礼安葬伯益，一面将伯益的次子若木封于徐（山东中部、南部，郯城一带），这就是徐国的创始。

夏朝期间，徐国国君大多贤明有为，徐国不断发展。夏朝对徐国不敢大意，经常进行征伐，掠夺财富和人丁，以削弱徐国的实力。这就引起后来徐国国君后羿、寒浞与夏的斗争。到了商代，徐国受征伐的情况大大减少了，徐国人在这种相对比较安定的环境中刀耕火种，在黄海地区创造出了灿烂文化。

到了商末，特别是周朝前期，徐国力量强盛起来，甚至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期。从周公旦开始，周成王、周康王几代中，西周和徐的战争是最频繁的。徐国参与了以武庚为首的商殷残余贵族的叛乱，抵制周公的东征。徐国的驹王起兵直接攻周一直打到黄河边上，徐的后人为“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而自豪。鲁侯伯禽（周公旦的儿子）经常不断地与徐国磨擦，《尚书费誓》载：鲁与徐戎、淮夷有过激烈的战争，鲁国受到威胁很大，以至一度不敢打开国都的东门。周朝统治者一直认为强盛的徐国是周朝统治的严重威胁，所以对徐国不放心，频频征伐。对此，《诗经》中多有记载。面对倾天下之力而来的周朝，徐国屡屡败退，南迁到泗洪一带。此时，徐国国君曾以诸侯国首领身份率兵西征，与周对峙。周穆王不敢与挟庞大军队而来的徐国交战，承认徐君为诸侯的盟主。可以说，徐国是周王朝第一个名正言顺的霸主，比春秋五霸的兴起要早得多。 西周的中后期，王位子传到徐偃王手上，徐国在淮泗地区再度复兴，正如史料记载：“徐偃王处江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徐国的复兴引起西周担心，于是命楚国举兵讨伐。徐偃王生性仁义，不忍心因为战争而让徐、楚量规百姓受难，于公元前963年（周穆王十三年至十七年间）便弃国而走，定居到彭城武原县东山（今邳州西北徐山）下，随迁的百姓有数万之多。徐偃王还曾经率领部分徐国人经海路南下，到达浙江宁波一带。最终，徐偃王还是在追兵的压迫下，怀抱美玉投海而死。 由于徐偃王的仁义备受称赞，周在击败徐偃王后，又被迫封徐偃王的次子宝宗为爵，置都彭城，继续治理徐国，这便是今天的梁王城的由来。此时是在周共王（前922～前900）时期。

春秋时，齐国等诸侯国割据称霸，徐国再度南迁到淮南、江北苏皖接壤的淮泗地区。那时，徐国已经国力弱小，民心比较松散，没有多强的抵御力量，夹在大国之间，小心翼翼生存。

公元前512年（周敬王八年）夏，吴国派出使臣，责令徐国（今安徽泗县）和钟吾国交出领兵在外的公子掩余和烛庸。二国依仗有强楚撑腰，拒不从命，并私自放走二公子，让他们去投奔楚国。楚昭王十分得意，立即派出大员隆重迎接二公子，并让二公子在养地（今河南沈丘县）暂时住。接着，又命令莠尹然、左司马沈尹戍重修养城，把养城东北边的城父、东南边的胡田两块地方封给二公子，企图利用二公子危害吴国。这正好给了吴王出兵的口实。同年冬，吴王夫差派孙武、伍子胥兴师北渡淮河伐徐，放泗水水淹徐国。徐王章羽披散着发头，脸上刺青，将自己捆绑起来，领着妻子跪在夫差面前，请求保留国土，夫差不准。章羽无奈之下带着王室族人逃奔了楚国，徐国自此失去国号。

夏启6年封若木于徐之后，徐国经历了夏、商、周三个朝代，共有44代君王，存世1500余年。

徐在西周为东夷集团中最大的国家，《韩非子》说他地域五百里。《诗经大雅常武》篇说“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目前，在浩浩茫茫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很少见到徐国的具体经营状态，如经济、生产方面的文字。但是我们从出土文物，特别是青铜器铭文考古中，可以获得一些间接的东西。

古代青铜器出土文物，主要从商朝中、后期开始，到西周达鼎盛期。青铜器的制作标志着古代社会的生产和经济的发展。现已出土的西周青铜器有大量的铭文，极其丰富的证实和弥补了传统历史文献资料确切性及不足之处。西周金文中几次提到伐淮夷“孚吉金”的记录。“孚”相当于获取和掠夺的意思，“ 吉金”是优良的青铜器，徐戎是淮夷部族中最大的、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曾伯粟簋铭文载：“克逖淮夷，印燮繁汤（阳），金道锡行”，表明当时安徽繁阳以南的淮夷地区盛产铜和锡。《兮甲盘》铭记载西周关市之征，对南淮夷和诸侯百姓的相应规定，铭文中说：“淮夷旧我帛晦（贿）人，毋敢不出帛、其积、其进人。”“敢不用令，则即刑戴伐”，就是说淮夷必须向周王朝交纳吉金和财物，以及提供劳动力，否则就要讨伐。仅在周穆王时代，就发现十五器和淮夷有关的战争记录的铭文。《诗经鲁颂泮水》写鲁僖公征服淮夷，建造泮宫宴庆群僚的情况，以“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为尾结之句。

徐国的经济非常发达，是西周王朝赋税的主要提供地区，所以“征东夷”、“征东国”成为西周立国之后的主要战事，这在西周早期的许多青铜器铭文上也都有历史性的文字记载。徐国的经济发展还可以从徐器铭文和徐姓家谱及杂史中得到一些印象。例如：绍兴出土的“徐肴尹汤鼎”，“肴尹”是商朝、徐国、楚国设有管理祭祀的官员。《逸周书王会解》中有：“祝淮氏、荣氏”：“淮、荣二祝之氏也。”其中淮氏当系淮夷，居然当上了周王朝的巫祝，可见淮夷经济的发达带来文化的进步，不然，周王朝不可能把祭祀这一神圣的职务轻易地授给一个夷人。徐国是淮夷中代表性的国家，已经有十分明确的分工管理这方面的官员。

《诗经鲁颂炯》是歌颂鲁国养马众多的篇章，相对来说淮夷地处江淮河网交错，航运事业占着优势。《英山徐氏宗谱》载：第三十八世祖先徐畅，“畅仕梦为司楫，主航运之事。周昭王南征，使畅操舟事之，行之汉泽，舟失其底，昭王死之，逸于南昌，报父仇也。”“司辑”是管理航运和船舶的官员，联系早先出版的《中文大辞典》“徐偃王”条下注：“穆王时徐子治国，仁义着闻，欲舟行上国，乃导沟陈蔡之间……”徐国居然想以航运的优势开凿运河，其国力可想而知。

周文王的后代子孙基本上都是天子或诸侯，天下一大半大诸侯国是姬姓，比如鲁国，是周公旦的后人，周公旦是文王第四子。卫国，是文王第九子之国。晋国，是周武王之子、文王之孙，姬唐叔虞的封国，其他后来的姬姓诸侯国基本上都是文王的子孙。

①摄城=聂城。

春秋“聂北”在聊摄地，“摄城”即“聂城”，摄城与聊城合为春秋之“聊摄地”。《后汉书郡国志》第二十一：“聊城，有夷仪聚，有聂城。”另，《姓氏急就篇注》：春秋齐丁公封其支庶子于聂。则聂必在春秋齐国界内。

②聂城=岩邑。

“聂”为傅说北海之“岩”本位。“聂”与“喦”是通假字，而“喦”即是“岩”，也就是史前，这一带曾是有岩石的山，岩石被河冲走（抑或“赤色殒石”被河冲走，故“茌平”从“赤”，又赤县神州。有史料记载，兖州为殒石所砸，并定名为“五星之地”，其后才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之语），此后，“聂地”才成为“土丘文化山”。

③岩邑=制地=虢国=北陵=西隃=雁门（相对位置）。

《尔雅》：“北陵，西隃雁门是也。”雁门即北陵即“制岩”之地——《通志》卷91：“（郑）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太叔。”可见，“制地岩邑”即虢国（郭国）所在地，而制等于聂。

《左传·隐元年》：“制，巖邑也。又叶音哲。”《崔駰·达旨》：“阴阳始分，天地初制。皇纲云叙，帝纪乃设。” 

④“制”是“刑（井刂）”。

岩在“刑地”，聊本有邢国夷仪聚。执刑必“严”，“岩”又为“严”音。文王居刑地。《诗经·周颂·我将》曰：“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仪刑文王，万邦作孚”。

⑤现实中，摄城与郭国就在一个位置上。《寰宇记》云：摄城在博平西南二十五里。《山东通志》：“聊摄二国，今博平县西南有摄城，故垒颓然，不可复识。”

位置在郭摄庄，原名郭庄。

⑥说出虢国即制之岩邑的“郑国”事实在“星次”定位中，居兖州地盘内，而不在陕西，见《晋书·天文志》。

⑦摄城=微子城，北关即北陵即雁门关。

《续山东考古录》：“摄邑古城，在博平西南三十里，亦名微子城，又名郭城。”

《太平寰宇记》：“聊城县微子城，纣之庶兄封于此，有城存焉。”

《名胜志城冢志》：“微子城在县东北十八里，世传商受时微子所封。”

可知，商微子启居住的位置就是大周朝原始之地——北陵西隃雁门、古郭氏所居，其附近有“博陵”“北关（博关）”，它自占一个“北”字，还确确是个“关”。

⑧“西隃”雁门的“隃”字与德州境平原、夏津二县之间的鄃县之“鄃”，长得像亲兄弟一样，把“隃”“鄃”它俩放一起，简直是“哥俩好”。显然是同位之人所造的汉字。同一“俞”，耳朵偏旁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罢了。这说明，俞的东、西各有一个“雁门山”，又分出西隃、东鄃。

探察《山海经》果然是有两个“雁门”的：

北次三经太行之山：归山 龙侯山 马成山 咸山 天池山 阳山 贲闻山 教山 景山 孟门山 平山 京山 虫尾山 彭囟比山 小侯山 泰头山 轩辕山 谒戾山 沮洳山 神？山  发鸠山 少山 锡山 景山 题首山 绣山 松山 敦与山 柘山 维龙山 白马山 空桑山 泰戏山 石山 童戎山 高是山 陆山 沂山 燕山 饶山 乾山 伦山 碣石山 雁门山 錞于毋逢山（北鸡号，西幽都）

这个雁门已临于“北海”，所以，是最北位的东鄃雁门，位在德州鄃县。

北山经雁门：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梁渠之山，无草木，多金玉。修水出焉，而东流注于雁门，其兽多居暨，其状如囗而赤毛，其音如豚。有鸟焉，其状如“夸父”，四翼、一目、犬尾，名曰嚣，其音如鹊，食之已腹痛，可以止彳同亍。

可见，《北山经》“雁门”出现“夸父”，夸父巨人族居住于《海外北经》的博父国、聂耳国一带，即郭摄庄、博陵博关区域了。——《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博父国在聂耳东，其为人大，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黄蛇。邓林在其东，二树木。一曰博父。”

⑨周之薄之虞国，必须在大河之北。

周武王时，加封虞仲虞国，又称“中国之虞”，位在“中国”本位，春秋为晋大阳邑，以在“大河之阳”——聊城之北“东西向黄河故道”横穿而过，河的北边就是“大河之阳”，河的南边就是“大河之阴”。

在“河之阳”虞国北边是“安邑”，《史记·索隐》：“夏都安邑，虞仲都大阳之虞城（薄），在安邑南，故曰夏虚。”《左传》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大阳即大范围的夏虚之地。可见，从冠县博陵再到茌平博陵，都曾是“西安之位”，即邶地“静女”之安。

说到本人的名字“静”，不得不说“井”，“凿过井的***”就是有“权威”，可以“杀人执刑”，故，“井”又通“刑”。可想而知，东方人抵达西方边界，斩杀越界之人，听话的留下为罪仆，执行的是一伙从东方过来的，或即阳谷阿城“井”地过来的人。“井”与“静”搭上了关联。静即清，即执刑的人。

少昊清的长族们，确实爱守边疆，有弓有箭就是不得了，守了疆土再斩杀来犯之敌，忙着杀掉有战斗力的男人，割掉他们的头颅，取下他们的耳朵记录“军功”，然后把听话的女人们“刺目”上刑，才肯放犯人罪奴在边界上生存，并赐名为“盲民”，盲民中也分化出一类人群，是“盲卜”，曾经有一伙人就是往南漂流的“吉卜赛人”。

长通张，张又通疆，然后，“长”就是一个“长发飘飘的老人”形象，显然张家祖母是“长族”“人方”“夷方”“尸方”。僵，我们一般会想到“僵尸”，“人方”就是要让自已变成僵尸，让人跪拜并大哭祖宗，张是“尸方”“人方”。在人与民的定义中，张就是大写的人，管理者。张家之长族手持弓箭在大“陆”上俘“虏”战败者，俘获一众“仆从”。

所以，长族的张家自称是“玉皇大帝”之后，是“天”，是“上帝”。《尸子》：“观”作“见”，“祖”作“视”，可以看到“天界”的目光清澈可视之人才是“祖”。“睛-清”为天，故有“三清”“三清天”。

（注：由于此篇已扯得太长，我决定，再分文叙述大周朝该在的位置）

（4）古阿邑阿城之“阿胶井”的传说中，炎、黄、伯益们都曾经到来——

①阿胶产自齐之阿井记载众多，摘录一二：

《水经注》：“大城西侧皋上有大井，其巨若轮，深六七丈，岁常煮胶，以贡天府。本草所谓阿胶也，故世俗有阿井之名。”

《神农本草经》：“真胶产于古齐国之阿地，又以阿井水煮之最佳……取井水煮胶，谓之阿胶。”

《岱南阁集》：“阿井辟自上古。”

由于阿城属于大汶口文化时期对应的古城，古书记载也正好对应了它的古老。

②黄帝与伯益作井记载：

《世本》《淮南子》：伯夷作井。

《太平御览》：黄帝作井。

可见，黄帝不仅居住于“阳谷古阿城曲阜都城”，还在阿城内开掘过“古井”。清代著名考古学家孙星衍感其年代久远，叹曰:“海内古迹，莫先于此”。

二泽均是河之所注，河之柯泽、阿泽实又是河大泽。正如《豳风》里“伐柯（柯即斧河柄）方”与“破斧方”同在豳地。

7亲、清、新、莘、辛、侁、西、践、静有着密切的通假关系，直指聊城至莘县区域的西部古清地。　

清通亲：《书·吕刑》：“皇帝清问下民鳏寡。”《三国志·魏书·钟繇传》引清作亲。

亲通新：《释文》：“新，马本作亲。”

“新（上）女（下）”通“莘”：“《史记·周本纪》：“乃求有莘氏姜女。”《正义·括地志》：莘作新女。

莘通辛：《墨子·所染》：“干辛”。《汉书·古今人表》作“干莘”。高辛帝喾在莘地。

莘通侁：《孟子》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吕氏春秋》：莘作侁。

先通西：《诗·大雅·緜》：“率西水浒。”《水经注》引西作先。《正义》：“西先声相近。”

跣通践：《汉书·文帝纪》：“临者皆无践。”颜注：“践，汉语作跣。”

践通静：《诗·郑风·东门之墠》：“有践家室。”《艺文类聚》《白孔六贴》：引践作静。这正是：水声急，静流深，洗足溅水在水滨。

瀞通清：《楚辞·九辨》：“穴寥兮天高而气清。《补注》：清古本作瀞。”

静通清：《礼记·乐记》：“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史记乐书》：静作清。

清代学者王相所著《百家姓考略》：夏启封帝挚之后于有莘，后以国为氏。帝挚其母是常仪，聊城正有邢夷仪聚。

    莘、侁、西、静、清的文字间的相互作用说明，西方位莘地是清帝挚之所在，其位正在清县。

8辛：高辛帝喾的父亲大人在有莘。清代学者王相所著《百家姓考略》：夏启封帝挚之后于有莘，后以国为氏。

9上古瘟疫：见北大张弛的“上古瘟疫”论述，摘录部分如下：

对于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衰落的解释有禹征三苗说、消耗说、洪水说、气候变化说等。这些说法都还只是对局部地区或短期事件的解释，800 年之久大范围长期持续的社会文化衰落应该有更为复杂的原因。历史上造成人口的大量下降和社会文化衰落往往是出于气候变化、移民、疾病、饥荒和国家灭亡等多种原因的集合。历史时期社会人口大量减少和文化衰落均与疾疫流行和社会动乱相叠加有关，特别是在所谓全球化最初形成或加强的时期尤为突出，极端的例子如地理大发现时期美洲原住民人口的急剧减少以及中世纪游牧民族加速流动带来的黑死病爆发。原来相互隔离的区域间，因农业人群病毒交换所造成的疾疫消灭过彼此大量的人口。在青铜时代全球化形成的时候，农业区的各种病毒如鼠疫就携带在从黑海向东扩张的彦那亚文化人群中，同时也发现在萨彦—阿尔泰地区的阿凡纳切沃文化人群中，这支文化正是目前所知迁徙至新疆北部地区最早的欧罗巴人，随后来到新疆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人群也同样携带有这类病毒。相关研究在中国考古中尚未开展，还没有更多的证据，但从庙底沟二期开始到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江淮之间出现的大量的灰坑葬是公认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大量增加的结果，显然与动乱和疾疫有关，而非零星的冲突所造成。实际上，这个时期也是旧大陆西部古代文明的衰落时期，如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和两河流域的阿卡德帝国的消亡，其原因至今尚无确切的解释。

我在群里说过，判断是“殒石所砸”或是“战争所伤”很简单，看看古人的头骨或身体骨架是否受损即知，而战争多半个个是“断头尸”，杀人方决不会好心到把骨头衔接起来，除非自已的族人才会把砍断的一块块骨头拼接好并下葬。殒石所砸之伤与战争伤应是不一样的，要细心察看……如果这些都不是，那就只有一种可能——瘟疫。

10海与洋：《山海经》西海、渤海、昆仑与洋水在一起，故知古中国古山东九州岛西方位曾是海、洋侵灌之地。

11“薪”是什么：用斧头“柯”以砍柴，劈柴上山，与“柯”“烂柯”之地相关。背柴示下，以请罪。罪奴不得戴帽，只能顶着树枝。“薪”位，是受过“刑罚”的罪犯常在位置。秋天是伐薪的节气，指秋天的位置。《礼·月令》：“季秋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又采薪亦曰薪，罪犯负鬼新。《汉书·刑法志》：“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薪又作“新”，此前，我已用文字关系将“清”“辛”“新”“莘”锁定在一起。“清”一古字是“冫”+“刵（割耳之刑）”——可知，“执刑的人”与“负罪的人”都在一个位置。

12上古的“罪仆”：有邢国执刑之地，就会有人受到过刑罚。比如《山海经》“一目民”就是刺瞎一只眼睛的“半盲”之人，又是“纵目”。“臣”的原生态就是刺瞎一目的“臣伏”的人，并更为可怕的是，“姬”字中一个“异体字”是“亻臣”，简言之就是“臣服的人”，黄帝其中一个“姬”姓后裔，就是“罪臣”之后。从“姬”与“妾”相联看，本系“从属”。“帝”与“臣”的关系，也是“主人”与“从属”的关系。在上古，人是主人，民是“下人”或曰“仆人”。而其中一群罪奴抑或仆人中，有人为搏得主上的“重用”，从罪奴翻身，修习“巫”道，故由“仆”而“卜”，并造下最原始的文字，最后，在关键之际，逆袭上位，夺得大位。为了掩盖自已祖辈曾经悲惨的过往历史，他们误导说：刺瞎眼睛反而能够更为接近“天神”，开了“天眼”，故常有盲人算命、占卜。“民”可作“盲”，又是“氓”。圣人是通天彻底之才，而民却是无觉无识。但是，这又有阴阳转换之道暗含其中。参见李海燕《由“臣、民”等字浅谈上古社会奴隶之状况》：对“臣”“民”“臧”“童”的分析，摘录原文如下：“臣”“民”“臧”“童”分别以竖目之形、以刃以戈以辛（古字去下面小“十”字的“横”）刺目来表示奴隶，可见在上古社会奴隶的生存情况，不仅地位低微，而且还要受到残酷的人身摧残。自然之横目在奴隶主面前竟然变成竖目之“臣”，奴隶主对待奴隶甚至以手抠眼，以物刺眼，足见手段之残忍。

有些“荒无人烟”的位置就自然成为罪奴发配之所，比如遥远的边疆、高原、广漠……

13“春日不得伐木”的习俗倒着折射“西柯”之本：

参见《中国全史》“树神崇拜”。古人要拜“树神”，自然植树节气不能动伐木之念，设下“禁伐令”。《礼记月令》：孟春之月，禁伐一切树木，季春之月，“毋伐桑柘”，孟夏之月，“毋伐大树”，合着从春到夏，一概不要动“伐木”的念头，想也别想。

那么，柯泽呢，柯本义是“斧柄”，柯地即是斧子之地，当然是要伐树的念头很强大了！所以，阳谷莘县交界的“柯泽”之地“西湖”之所，本身就是指的“西秋”之位，它在大声宣告——秋天来了，可以拿着斧子砍树啦!

14庚辛西方：

参见高亨文字形义学概论。

本女士分析如下：

聊古字“耳”+“丣”。卯，一作“戼（春天开门）”，一作“丣（秋天关门）”可知是秋位关门之所。又按《诗经邶风》：聊兮栗兮，可知，聊即北方“祝栗”之“栗”，栗本在西，西方之木。堂邑又有古溧水。聊正东，就是济南至德州的祝阿之地，有一个“祝”字在。东北祝，西北栗，合为“北方祝栗”。栗位本当有高辛之“辛”字在，即“庚辛”的“辛”字在。聊城古有邢国夷仪，杀人割耳执刑之所，故有负薪的罪犯仆人在侧。

    与辛地相关的两个著名帝王：

高辛帝喾的相对位置：帝喾陵在下游就出现了两处，一处在安阳内黄梁庄村，一处在商丘。这个区域还真不算太远，属于文化递传的可控性范围。帝喾也非一代，多代传继，或后代继承都会造成多墓形制。统领于西部。

喾，另一字是“俈”，而此字本义“暴”，暴露，告示示众。

与“俈”相近的“告”，又是另一字，牛角加“古”字，此字又是“岵”，释为多草木的山。又见《诗经·魏风》云：“陟彼岵兮。”

我们这一带吧，还真真是魏国范围。包括莘县，曾属魏，又属卫，冠县属晋又属魏、赵。大名是标准魏地。魏本身是“鬼”，“一目民”是“鬼国”，鬼就是失，或尸，装鬼一族的“坐尸”原系。故知“鬼国”是“西尸”“西夷”之人，而“东尸”是“东夷”之人。

莘县“甘泉”处即“云阳”，帝挚之后在“有莘”——帝喾高辛之地。《路史》：“元为纪姓，配干类氏（发干），曰娥，居河之微（微子城），逆星流槎，奏便媚（湄河）之乐，乐而忘归，震（有鬲氏位，按原字）而生质，白帝子也。既生，其渚为陵，秀外龙庭，月县通袭青阳以处云阳，故谡号以青阳亦曰云阳氏，以金宝历色，尚白，故又曰金天氏。”

《路史·小昊纪》：“既处甘泉，甘泉古之云阳，为少昊之都。（又）载，少昊邑于穷桑，日五色，互照穷桑。（又）载，爰书鸾凤。（又）载，五凤适至，而乙遗书。引田俅子云：少昊时，赤燕集户，遗其丹书。”（清末诗人史梦兰《全史宫词》）《莘县志》记载有“甘泉云阳”即西王母青鸟氏所居之地。

商纣王的相对位置：

商纣王，作受，又称辛、受辛、商辛、商纣、商王纣、商王帝辛。商朝最后一个王上，帝乙之子，帝辛是庙号。纣王曾讨伐东夷（人方、尸方），显然是鲁西及周边人群向山东中部及东部讨伐。“辛”在东夷近侧之西。

大周朝周文王住在商纣王商都的西边。周文王献有“莘氏女”给商王，我们又知，辛通莘，位置相似，也就是说，莘地近邻“商纣”之“辛”，并与西夷的周文王交好，也同时在西夷的周文王近侧，故知，“莘”在周、商之间。

《史记·封禅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武王克殷大业未完全终结，加封之前已有北虞国存在。由于虞国在周王封建之前已有，原是个自然存在的商之附属国。虞即虞舜后裔位，应于虞舜本位相去不远。

舜的位置与周文王的位置分析：

《史记·五帝本纪》：“舜，冀州之人。”虞国总不会超出古冀州的宏观范围。“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黄河）滨，其地宜皆在冀方也。”舜生于东夷，但在中国工作。尧让位后，舜事实继承的尧之旧所，尧舜地域同，在一起。孟子说舜东夷之人，周文王西夷之人，却都在“中国”行仁政。华夏也为冀州之旧壤。故知，冀州东可抵东夷西端，西可达冀州（分出去的并州）华夏中国与西夷的边界。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东夷与西夷间“千有余里”即1千余里，战国的千里真不算什么，齐国、赵国疆土按战国所载各“方2千里”，齐赵疆土各砍一半，东夷不过山东偏东，西夷就在聊城西部。

济南有舜耕处，舜偏东夷的位置上的点，济南之东再无记载，它东边是淄潍一带，1千里若按潍淄一带起算就几乎等于齐国全境了，故只能在山东东西之中部起算东夷基本位，从山东中部起算，“西夷”不过在聊城市西的经度线上。沿着这条线刚好可以找到“弇州之山”，况莘县地方志原有记载，有西王母之所。

故知，帝喾及商王帝辛极有可能就是西尸西夷人。

15雒棠：《淮南子》卷四坠形训：“雒棠、武人在西北陬，龙鱼在其南，有神二人连臂为帝候夜，在其西南方，三珠树在其东北方，有玉树在赤水之上。昆仑、华丘在其东南方，爰有遗玉，青马、视肉、杨桃、甘，甘华，百果所生。和丘在其东北陬，三桑、无枝在其西，夸父、耽耳在其北方。夸父弃其策，是为邓林。昆吾丘在南方，轩辕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方，立登保之山，桑在东方，有在不周之北，长女简翟，少女建疵。西王母在流沙之濒，”《淮南鸿烈解》：“雒棠，武人在西北陬，皆日所入之山名也。”《广博物志》：“雒棠武人在西北陬皆日所入山之名□鱼在其南有神二人连臂为帝候夜……其北方立登保之山，暘谷搏桑在东方，有娀在不周之北，长女简翟，少女建疵，西王母在流沙之濒，乐民拏闾在昆仑弱水之洲，三危在乐民西，宵明烛光在河洲，所照方千里，龙门在河渊湍池……”武阳、武水（漯水）、武城，这一带全是“武武武”，要不就是清邑乐平南乐“乐乐乐”……简称“舞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