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姓氏源流

戚（Qī）姓源流单纯，源出有一：

出自姬姓，为春秋时卫国大夫孙林父之后，以封邑名为氏。据《姓谱》、《万姓统谱》、《世本·氏姓篇》、《古今姓氏书辨证》、《通志·氏族略》等资料所载，戚姓源于姬姓孙氏，起源于春秋时期，戚姓的始祖是卫国大夫孙林父。春秋时卫武公有个儿子叫公子惠孙，惠孙的子孙称为孙氏。惠孙的七世孙孙林父在卫献公时任上卿。孙林父因在国内失宠，先后出奔晋国和齐国，卫殇公时归国，受封于戚邑（今河南省濮阳市戚城）。当时，戚邑是晋、郑、吴、楚各国交通要塞 ，濒临黄河，有险可据，平原沃野，堪称乐土。孙林父的支庶子孙恋居戚城，遂以封邑名命姓，形成戚氏。因此，戚姓的姓源只有一个，即孙氏的戚邑。后卫国灭亡，戚姓族人逃往东海，形成望族。

得姓始祖：孙林父。追溯起来，戚姓应该是一个具有3000年历史的古老姓氏。在中国人口当中，当今姓“戚”的人口不多。但是，这个少数姓氏却在明朝出现了一个鼎鼎大名的抗倭大将戚继光。 戚姓是发源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姓氏，关于戚姓的来源，据《万姓统谱》上有这样的记载：“卫大夫孙林父食采于戚，其支庶以为氏，望出东海。”由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戚姓是源自春秋时代的卫国，以封地为姓，后来，成为山东、江苏两省交界处东海的望族。另有一说是卫大夫孙林父当初被封的采邑“戚”地并不在山东境内，而是在河南省。在《春秋》一书上有这样的记载：“公孙敖会晋侯于戚。”书中并附注说：“戚，卫邑。”这个地方是后来中国戚姓的发源地。现在河南省濮阳县还保存着古戚城的遗址。故戚氏后人奉孙林父为戚姓的得姓始祖。

二、迁徙分布

（缺）戚姓在大陆和台湾均未进入前一百大姓。公元前205年，楚汉相争，彭城（徐州）一战，刘邦战败，西逃至定陶，夜宿戚家寨（在戚姬庙东，今无）戚员外家。戚员外见刘邦相貌堂堂，将来必富贵，就把其女儿戚姬许配给他。戚姬姿容艳丽，袅袅婷婷，刘邦一见倾心，遂当晚拜堂成亲。戚姬后来生有一子名如意。公元前202年2月，刘邦在定陶称帝，建都洛阳，后迁长安，接戚姬及其子入宫。如意聪明伶俐，刘邦说他酷肖自己，甚为宠爱。如意10岁时，封为赵王。刘邦晚年，疏吕后而宠戚姬，当时，戚夫人常随刘邦外出打仗，而令吕后守候宫中。刘邦以太子刘盈性软弱，欲废之而改立赵王，因大臣固争，而未能如愿，由是吕后嫉恨戚姬及赵王。刘邦死后，刘盈即位，吕后为皇太后，大权独揽。她下令将戚姬囚禁。剪去她的头发，颈上再给她戴上铁锁，穿上罪人衣服，罚她舂米。戚姬儿子虽封为赵王，但远在河北不得相见。她常常一边舂米，一边悲歌：“子为王兮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使谁告汝。”吕后为绝后患，遣使召回赵王，欲杀之。惠帝知母后意，乃亲自迎赵王入宫，同起居共饮食吕后未得其便。一日惠帝晨起出射，赵王年幼，不能早起。吕后闻其独居，使人携毒酒强迫赵王饮下而毒杀之。接着以酷刑加戚姬，断其手足，挖其双眼，又熏聋双耳，药哑喉咙，扔到猪圈里，称之为“人彘”。惠帝知是戚姬，悲痛欲绝，病年余不能起，使人对母后说：“这不是人做得出来的事。我为太后之子太后所为如此，我将何以治天下。”从此纵情酒色，不问政事。戚姬被害,戚家被剿，为避族灭之祸，戚姓人曾改姓齐，迁徙别居。汉文帝刘恒即位，为戚姬昭雪，并在戚家寨修庙宇，超度亡魂，戚家人才复原姓。当今戚姓的人口不多，在大陆和台湾均未进入前一百大姓。春秋时候，卫国大夫孙林父受封于戚城（今天的河南省濮阳），其支系子孙就世代以封地名“戚”为姓。戚亡国以后，其子孙后代逃到山东省东海郡，并且逐步在当地发展成为望族，因此，戚姓世称东海郡（秦时置郡，治所在郯。今山东省郯城北）。

三、历史名人

戚 勰：汉代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被封为表临侯，显赫多年，他的爵位一连传了七代。

戚 衮：字公文，南北朝时吴郡（今江苏省）盐官人。祖显，齐给事中。父霸，梁临贺王府中兵参军。戚衮少聪慧，游学京都，受《三礼》于国子助教刘文绍，一二年中，大义略备。年十九，梁武帝敕策《孔子正言》并《周礼》、《礼记》义，衮对高第。仍除扬州祭酒从事史。就国子博士宋怀方质《仪礼》义，怀方北人，自魏携《仪礼》、《礼记》疏，秘惜不传，及将亡，谓家人曰：“吾死后，戚生若赴，便以《仪礼》、《礼记义本》付之，若其不来，即宜随尸而殡。”其为儒者推许如此。寻兼太学博士。梁简文在东宫，召戚衮讲论。又尝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学互相质难，次令中庶子徐摛驰骋大义，间以剧谈。摛辞辩纵横，难以答抗，诸人慑气，皆失次序。戚衮时骋义，摛与往复，衮精彩自若，对答如流，简文深加叹赏。寻除员外散骑侍郎，又迁员外散骑常侍。敬帝承制，出为江州长史，仍随沈泰镇南豫州。泰之奔齐，逼戚衮俱行，后自邺下遁还。又随程文季北伐，吕梁军败，戚衮没于周，久之得归。仍兼国子助教，除中卫始兴王府录事参军。太建十三年卒，时年六十三岁。戚衮于梁代撰《三礼义记》，值乱亡失，著有《礼记义》四十卷行于世。

戚 仲：宋代画家，画院祗候。画山水平远颇工，常于画上反手题其名字。

戚夫人：汉高祖的宠姬，故又称戚姬，生赵王如意。高祖屡欲立为储君，不果。高祖崩，吕后酖赵王；杀戚夫人，去其耳目手足，置於厕所中，称为“人彘”。

戚逍遥：唐代冀州南宫（女子）人。传说幼好道，父以女诫授逍遥，逍遥曰：“此常人之事耳。”遂取老子仙经诵之。年二十馀，适同邑蒯浔。不为尘俗事，惟独居一室，绝食静想，作歌云云。人悉以为妖。一夜，闻室内有人语声。又三日，忽闻屋裂声如雷，仰视天半，逍遥与仙众俱在云中，历历闻分别语。观望无不惊叹。

戚同文：北宋初与范仲淹所创高平学派。戚同文幼年父母双亡，由祖母带着投奔外祖父之家。当时，邑人杨恶教授生徒，戚同文非常羡慕，来到学舍，见到《礼记》，过目成诵，杨葱十分惊异，即收留为徒，不到一年，毕诵五经，很快即远近闻名。当时正值晋末丧乱，他绝意仕进，思见天下统一，因取名为同文。后来依将军赵直，筑室聚徒，讲学于眼阳（今河南省商丘），求学之人，不远千里而来，络绎不绝。高平范仲淹亦闻名而至，依之为学，继而授徒传业，其学更为繁盛，遂形成高平学派。

戚文秀：宋代画家，善画水，史称画水名家。尝画《清济灌河图》，一笔长五丈，自边际起，通贯于波浪之间，与众毫不失次序。

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明朝山东省蓬莱人。抗倭名将，编建新军，加强训练，纪律严明，将士无不用命，所率之军闻名当时，人称“戚家军”。著有《纪效新书》、《练兵纪实》、《茫戎要略》、《武备新书》等书。

戚延龄：明万历年间考中岁贡后，任顺天府蓟州平谷县知县。在任多年，为人正直，体恤民情，后升任蓟州知州。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7月间，蓟州有个壮男名张差，拿着大木棒闯入太子常洛的慈庆宫内，打伤看门者多人，被捕归案。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以张差“有疯癫”奏于皇帝，遂有“挺击之案”。朝廷遂下文到蓟州，命令戚延龄查清案情。戚延龄知案情重大，若不设法排解，势必兴起大逮捕，不仅张差有灭族之祸，还要株连很多无辜的百姓。于是，他便奏报张差得“疯癫”前后的经过情况。朝廷根据他的奏报结案，只判处张差一人死刑。戚延龄因此颇得蓟州百姓的敬重和称颂。

戚叔含：幼名毓芳。浙江省上虞人。曾赴美国留学，人加利福尼亚斯但福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毕业回国后自民国16年（1927年）起，先后在上海大厦大学、安徽大学任教，兼外文系主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系主任。抗战胜利后，赴浙江大学任教，兼代理外文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3年起，任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著有《莎士比亚与（哈姆雷特》。译有菲尔丁：《汤姆·琼斯冲》（合译稿本），稿本有《论汤显祖与（牡丹亭》、《读（红楼梦）笔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试译》等。

戚庆隆：当代著名书法家。曾任淮安市书协主席，今移居南京，其魏碑楷书相当精彩。耿立军，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书法名家，现任安徽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其书得力于王铎、傅山大气、拙重。

四、郡望堂号

1、郡望

据《姓谱》记载：“卫大夫孙林父食采于戚，其支庶以为氏”。望出东海。

东海郡：秦代设置，汉代沿用。秦汉东海郡治郯（今山东省郯城北一带），秦汉之际曾称郯郡（汉现今山东省郑城县）。东晋侨置于海虞县（今江苏省常熟）北境，旋移京口（今镇江）。隋唐以海州为东海郡，治朐山（今江苏省连云港西南海州镇）。

2、堂号

戚姓的主要堂号有：“享伦堂”、“三礼堂”、“景文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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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姓宗祠通用对联

〖戚姓宗祠四言通用联〗

望出东海；

源自周姬。

——佚名撰戚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戚姓的源流和郡望（见上题头《一、姓氏源流》和《四、郡望堂号》介绍）。

东海世泽；

武毅家声。

——佚名撰戚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戚氏望居东海郡。下联典指明·戚继光，抗倭英雄，卒谥武毅。

系承林父；

源始濮阳。

——佚名撰戚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春秋卫大夫孙林父食邑于戚，为戚氏的得姓始祖。

名扬坚素；

惠及困穷。

——佚名撰戚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北宋初楚丘人戚同文，字同文幼年丧父，以孝闻名。因五代战乱，他无意做官。好施舍，尚信义，喜读书，能作诗，著有《孟诸集》。死后，他的弟子私谥为“坚素先生”。下联典指宋代楚丘人戚舜臣，字世佐，任抚州知州时，惠及穷苦百姓，又毁坏*祠（滥建的祠庙）。后官虞郎中。

练兵纪效；

妙舞折腰。

——佚名撰戚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明代抗倭名将、军事家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山东省登州人。出身武将家庭，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嘉靖年间调浙江，任参将，抵抗倭寇，招募义乌的农民、矿工，编练新军，人称“戚家军”，经严格训练，能征善战，成为抗倭主力，首先在台州大胜，继而援闽，捣破倭寇在横屿的老巢，后再援福建，升任总兵。经多年奋战，终于解除了东南的倭寇。隆庆年间，以都督同知调镇蓟州，加强战备，因功进左都督。对练兵、治械、阵图等方面都有创见，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记》、《止止堂集》。下联典指西汉高祖的宠姬戚夫人，生子如意，封赵王，曾与吕后争立太子。祖死后，吕后专权，她被囚禁在永巷，受命舂米，因处境困苦，唱《永巷歌》（又名《戚夫人歌》、《舂歌》。吕后听说大怒，将她斩去四肢，剜去双眼，熏聋耳朵，用哑药灌她，最后扔进厕所，呼为人“人彘”。她善于鼓瑟击筑，喜欢跳折腰舞。

家藏三礼；

国裨一心。

——佚名撰戚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南朝梁·戚衮。

荣封七代；

礼义十篇。

——佚名撰戚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汉·戚勰，封侯传七代。下联典指晋·戚寿，著《杂礼义问》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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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姓宗祠五言通用联〗

抗倭盛名远；

防海功德高。

——佚名撰戚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1528-1578），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定远（今安徽定远）人。嘉靖中，任参将，召募金华、义乌兵，数败倭寇，号“戚家军”。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在福建大破倭军，破其巢穴。翌年，又会兵大败倭寇于平海卫。边备修饬，为九边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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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姓宗祠七言通用联〗

笔长五丈宜画水；

室有千册好描图。

——佚名撰戚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代画家戚文秀，善画水，尝画《清济灌河图》，一笔长五丈，自边际起，通贯于波浪之间，与众毫不失次序。下联典指元代道学家戚崇僧，字仲咸，永康人。从许谦讲道，同门推为高弟。清苦自处。常默坐一室，环书数百卷，匾其室曰：“朝阳”，有《历代指掌图》等。

孟诸诗集尚信义；

婺贤文轨扶忠良。

——佚名撰戚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代诗人戚同文，楚丘人。幼孤，以孝闻。性好施与，尚信义。好为诗，有《孟主集》。下联典指明代监察御史戚雄，字世英，金华人。正德进士。知建阳县，平易近民，锄恶扶善。有《婺贤文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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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姓宗祠七言以上通用联〗

侯拜临辕，荣传七叶；

官知抚境，善政三条。

——佚名撰戚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汉代都尉戚鳃，初从高祖为郎，以都尉守靳城，后以中尉侯封临辕侯，卒谥坚。下联典指宋代虞部郎中戚舜吕，字世佐，楚丘人。知抚州，惠穷困、扶善类、毁*祠，被誉为“善政三条”。

讨虏备倭，功勋屡建；

好施睦里，教谕咸遵。

——佚名撰戚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下联典指宋代诗人戚同文，楚丘人。

奕叶七侯，簪组临辕之盛；

雄风百胜，韬钤定远之精。

——佚名撰戚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汉·戚勰，下联典指明·戚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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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戚姓典故、趣事

〖人彘戚夫人〗

戚夫人是刘邦在战争中认识的。她能歌善舞，又年轻貌美。因此深受刘邦宠爱，也让吕后嫉恨在心。戚夫人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如意。刘邦常说：“这个孩子像我，甚和我心意。”因此，萌生了废吕后所生的太子刘盈，改立如意为太子的想法。

不过，吕后毕竟心计颇深。她求张良帮忙，为太子刘盈请来了四位号称“商山四皓”的老人。刘邦见了，十分惊讶，问他们：“朕曾经请你们出山，你们不肯，现在怎么肯帮助太子了？”四位老人回答：“太子仁厚，礼贤下士。我们甘愿为他效命。”刘邦回去后，无奈地对戚夫人说：“太子羽翼已丰，请来了商山四皓帮忙。废不掉了。”

后来，刘邦去世后，吕后干政。她罚戚夫人作奴隶，剃去她的头发，让她穿上粗布衣服，去舂米。戚夫人便歌道：“子为王，母为奴。相隔三千里……”吕后干脆连她的儿子赵王如意也一并毒死了。

戚夫人的下场更惨，被吕后灌了哑药，熏聋耳朵，挖去眼珠，割去四肢，割去舌头，然后扔到茅坑里，叫她“人彘”。连吕后的亲儿子刘盈见了，都不忍心，吓得脸色大变，大叫：“这不是人做出来的事！我是你的儿子，我没脸再掌管天下了！”于是，此后，刘盈果然不理朝政，吕后就名正言顺地开始处理朝政。

戚夫人在茅坑里爬了三天，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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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抗倭〗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很早以来，两国人民就友好交往，但在明朝的时候，由于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酿成了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地区的倭患，和以戚继光为首的中国军民抗击倭寇的斗争。

戚继光（1528-1587年），字元敬，山东牟平人。嘉靖中，任都指挥佥事，在山东备倭。他曾用“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表达自己消除倭患的决心和志向。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从山东调到浙江抗倭，他看到卫所官军毫无作战能力，而人民却英勇抗战，于是召募义乌等地的农民和矿工3000人加以训练，组成戚家军。戚家军纪律严明，战斗力旺盛。戚继光注意到倭寇的倭刀、长枪、重矢等武器的特点，创造了新的阵法鸳鸯阵，使长短兵器相互配合，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在抗倭战斗中，屡建奇功，戚家军名闻天下。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几千人袭击浙江台州、桃渚、圻头等地，戚继光率部队在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持下，先后九战九捷，歼灭大量倭寇，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卢镗、牛天锡也在宁波、温州大败倭寇。浙东的倭寇被全部扫除。

第二年，倭寇大举进犯福建，从温州来的倭寇与福宁、连江的倭寇一起攻陷寿宁、政和、宁德，自广东南澳来的倭寇与福清、长乐等地的倭寇攻陷玄钟所，并延及龙延、松溪、大田、古田、莆田。倭寇在距宁德5公里的横屿，凭险固守，官军与倭寇相持一年多。新来的倭寇又在牛田，兴化筑营固守，互为声援，使福建频频告急。戚继光又率军进入福建剿寇。戚继光攻下横屿，斩首2600。又乘胜攻下牛田，捣毁倭寇巢穴。

倭寇逃向兴化，戚继光乘胜追击，连夜作战，连克60营，斩首无数。戚家军进入兴化城，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戚继光回师福清，又歼灭登陆的倭寇200人。同时明朝将领刘灦也屡败倭寇，盘踞在福建境内的倭寇几乎被全部消灭。

戚继光返回浙江后，大量倭寇又进扰福建，并包围兴化城。明朝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戚继光为副。倭寇攻占了兴化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戚家军再次进入福建。明朝军队在平海与倭寇战斗，戚继光率军队率先登城，俞大猷、刘灦相继，杀敌2200人，并救出被掠人口3000人。戚继光因战功而升为总兵官。

第二年，倭寇又纠集余党万余，围攻仙游，戚继光先败之于城下，继而又追击余寇，歼灭大量倭寇。其后戚继光又在福宁大败倭寇，并与俞大猷一起最后扫清了福建境内的倭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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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 戚姓开国将军生平简介

戚先初少将

戚先初（1918-1991），河南省商城县人。1931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 。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参加安徽独立团，后编入红25军73师，任223团副排长。先后参加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第二至五次反“围剿”和长征。1936年任红15军团保卫局科员，第73师直属队特派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4旅677团营特派员、团政治处保卫股长。1940年任18集团军巡视团团员。1942年任冀鲁豫军区第8军分区政治部保卫科科长，1945年任7团政治委员。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

解放战争时期，所部改编为冀鲁豫野战军1纵1旅1团，任团政治委员。1946年参加张家口战斗后，改属晋冀鲁豫军区，南下濮阳阻击 新5军，1947年参加豫北战役和运城、六营集、羊山战斗。挺进大别山后，在桐柏山与敌周旋。1948年参加郑州、开封、淮海战役。1949年任第16军48师副政治委员、军随营学校副政治委员，参加渡江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后任中国人民 第16军干部部部长，第186师政治委员，高炮101师政治委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任中国人民 高炮101师政治委员，1959年后任空2军政治部主任， 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后勤部政治委员。1966年任空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兼修建部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 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1年3月9日因病逝世，终年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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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氏

柳永

晚秋天，一霎微雨洒庭轩。 槛菊萧疏，井梧零乱，惹残烟。

凄然，望江关，飞云黯淡夕阳闲。 当时宋玉悲感，向此临水与登山。

远道迢递，行人凄楚，倦听陇水潺湲。

正蝉吟败叶，蛩响衰草，相应喧喧。

孤馆热杖缒辏风露渐变，悄悄至更阑。

长天净，绛河清浅，皓月婵娟。

思绵绵，夜永对景，那堪屈指暗想从前。

未名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

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

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留连。

别来迅景如梭，旧游似梦，烟水程何限？

念利名、憔悴长萦绊，追往事、空惨愁颜。

漏箭移，稍觉轻寒，渐呜咽、画角数声残。

对闲窗畔，停灯向晓，抱影无眠。

戚姓的名 字数

通常为 两字 一辈，下辈 则 三字 一辈。同辈 的字数相同。用字上通常 上下 五代 内 不用 重字。

　　契丹族所建立的辽朝于公元1125年亡国后，一部分契丹人跟随耶律大石西迁，在中亚地区建立了西辽王朝（穆斯林和西方史籍称之为“哈剌契丹”）。西辽最终灭亡于公元1211年，此后中亚地区遂纳入蒙古帝国的统治范围。一般认为，在西辽亡国之后，中亚地区的契丹人可能就逐渐融合于回鹘和蒙古族之中了。

　　西迁中亚的契丹人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契丹遗民在辽朝亡国后成为金朝的臣民。在女真人建国之初陆续归附金朝的契丹人，被编为契丹猛安谋克，他们中的一部分后来南迁中原，到了金代中后期逐渐汉化，及至元代已被视为汉人。[1]这些契丹人虽然早已融入汉族，但今天也不是没有留下一丝痕迹。陈述先生指出，天津宝坻县有耶律各庄，至今村人多刘姓，而契丹耶律氏自辽金以来译汉姓为刘，故耶律各庄刘姓人家的先世当为契丹人。又宝坻县有达子庄、达子屯、哈喇庄，蓟县有黑家庄、科科庄、野王庄、律家庄，滦县有野里庄；从地名来看，这些村庄的居民都有可能是契丹人的后裔。[2]

　　金朝治下的契丹人多数仍旧生活在长城以北地区，他们大致分为两个部分：（1）没有南迁的契丹猛安谋克，主要分布在西京路和北京路境内；（2）没有编为猛安谋克的那部分契丹人，主要分布在金朝北境和西北边境，他们仍保持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当时被称为“乣人”或“乣户”。本世纪以来民族史学界对契丹遗裔的探索主要包括两个方向，一是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一是云南契丹后裔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际上主要就涉及到金代长城以北的契丹人。

　　（一）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

　　达斡尔旧作达呼尔。1952年8月，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应达呼尔人的要求成立了龙江县达呼尔族自治区，而当时达呼尔人还未被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为一个单一民族。为了确定达呼尔人的民族成份，1953年8月，中央民族学院派遣由傅乐焕、林耀华等人组成的一个调查组赴黑龙江和内蒙古的达呼尔人居住区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由此引起了关于达呼尔族族源问题的讨论。

　　有关达呼尔人族源问题的分歧由来已久。达呼尔人追述本族历史只能上溯到清朝初年，对于更早的历史是不清楚的。所以自清朝以来对达呼尔人的族属就有契丹、蒙古、室韦、索伦等各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契丹后裔说和蒙古分支说。

　　契丹后裔说始于乾隆时期，在乾隆钦定的《八旗姓氏通谱》和《辽史语解》中，最早提出“达呼尔”是契丹古八部部落联盟大贺氏的译音，此后的清代官书多因袭此说。据说清政府还曾经两次派员去达呼尔地区调查其族源问题，第一次是在同治十年（1871年），被调查的达呼尔人自称是女真后裔，但清廷不肯轻信。于是又在光绪六年（1880年）第二次派人调查，调查结果为契丹后裔。[3]另外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也主张达呼尔即契丹大贺氏、达呼尔族即契丹人的后裔，但他除了因循清人发明的对音之外，并没有举出什么新的证据。[4]

　　蒙古分支说盛行于民国时期。此说的主要依据是达斡尔语与蒙古语具有很多的相近成分，尤其是《蒙古秘史》中的某些古蒙古语词汇，虽然在现代蒙古语中业已消失，但却在达斡尔语中保留了下来。1930年，达呼尔人阿勒坦噶塔在他所著的《达斡尔蒙古考》一书中，提出达呼尔是塔塔尔部的后裔。此书问世后在达呼尔人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达斡尔蒙古”说盛行一时，直到五十年代仍有许多达呼尔人自认是蒙古族。应当说明，“达斡尔蒙古”说的产生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满清时期，达呼尔人被编入八旗，称为“新满洲”，享有优越的政治社会地位。辛亥革命后，他们失去了政治上的依托，在当时“五族共和”的口号下，一些达呼尔知识分子为了依附于一个大族，遂竭力主张蒙古分支说。

　　由五十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而引起的有关达呼尔族源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以傅乐焕先生为代表，他在为此次民族识别工作撰写的调查报告《关于达呼尔的民族成份识别问题》一文中，对于达呼尔的族源问题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他认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还不能对达呼尔的族源问题下一定论，契丹后裔说和蒙古分支说都缺乏足够的证据。另一种意见以陈述先生为代表，他先后发表《关于达呼尔的来源》、[5]《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6]《试论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7]三文，力主达斡尔族为契丹人后裔。

　　综合陈述先生的意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理由：

　　（1）达斡尔人关于本族北迁的传说与契丹人北迁的史实相吻合。有关记载表明，达斡尔人在十七世纪以前居住在黑龙江和精奇里江河谷地带，清朝初年才南迁到嫩江流域。在达斡尔人中有一种传说，谓其先人是辽末金初从西剌木伦（潢河）、哈剌木伦（黑河）北迁到黑龙江、精奇里江流域的。而根据元许谦《总管黑军石抹公行状》[8]和黄 《沿海上副万户石抹公神道碑》[9]的记载，在辽亡以后，曾有一部以迪烈乣人库烈儿为首的契丹遗民向北迁徙，至今在黑龙江根河以北仍有库烈儿温都儿（库烈儿山）这样的地名。

　　（2）达斡尔人名与契丹人名相同。1953年，中央民院调查组在达斡尔地区听到这样一种传说：过去曾有人见过“辽时帐本”，其中记载的契丹字人名用语与达斡尔人名用语相同；同年呼纳盟统战部提供的材料也有类似说法。[10]另外辽代契丹人名如脱罗华察儿、明里帖木儿等，就正与达斡尔人名相同。

　　（3）达斡尔语言和歌谣反映了金代契丹人的史实。金代的部分契丹人分布在北境和西北边境，为金人驻守界壕和边堡。而达斡尔语中的“乌尔库”即指边堡，在区别氏族地望的时候，往往称某某“斡尔阔”（乌尔库），这是因为契丹人为金廷守边的时候，习惯于用各段边堡的名称来区分彼此的地域和氏族。又达斡尔人叙说本族史事的歌谣云：“边壕古迹兮，吾汗所遗留；泰州原野兮，吾之牧养场。”[11] 歌中所唱的边壕，就是指金朝的界壕。

　　（4）达斡尔的族称可能源自契丹世居之地的塔兀儿河。陈述先生认为，清人提出的达呼尔即契丹大贺氏的对音的说法并没有什么根据；辽金时的泰州是契丹人的聚居之地，辽代泰州境内有达鲁河，元朝称讨浯儿河（塔兀儿河），达斡尔的族称可能即源于此。

　　（5）达斡尔族的风俗习惯与契丹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如达斡尔人的服色、烧饭、骨卜、求雨仪式、打毬、角抵、吹布楞、穿冰钩鱼等等习俗，都可以从契丹人的习俗中找到根据。

　　近几十年来，陈述先生的上述观点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响应，七十年代以后，一些中外学者试图以达斡尔语对契丹语言文字的因袭成分来进一步证实这两个民族之间的渊源关系。匈牙利蒙古学家卡拉·捷尔吉指出，契丹人称铁为“曷术”，在今天中国北方各民族的语言中，只有达斡尔语的“铁”字才保留了这个读音。[12]沈汇先生认为，达斡尔语与契丹语之间可能有比蒙古语更为接近的亲缘关系。他举出一个例子说：辽代契丹人耶律白，字习捻，“习捻”一词仍保留在今天的达斡尔语中，意为孝服；“这个例子使我们感觉兴趣的，不是侥幸发现一个被遗忘的契丹语词，而是这个词能使我们从语言、风俗文化的历史中将达斡尔族与其先民契丹人联系起来”。[13]刘凤翥教授在将11个契丹小字的音义与达斡尔语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指出，达斡尔语对于契丹语肯定存在因袭关系，并称“语言的因袭必包含着民族成分的继承”。[14]

　　不过，直到今天为止，还不能说达斡尔族为契丹苗裔的观点已经成为一种学术定论，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版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就依然是两种观点并存：《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不主一说，认为这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15]而《达斡尔族简史》则持契丹遗裔说。[16]近年仍有人撰文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但论战双方提供的论据均没有超出傅乐焕和陈述先生所论述的范围。[17]

　　由于历史记载的缺乏，目前对达斡尔族族源的推测只能主要依赖于历史传说，自然很难得出一个确信无疑的结论。持契丹遗裔说者虽然指出达斡尔人在语言、民俗等方面与契丹人有不少相同之处，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东胡系的各个民族之间都可以找到一些彼此间的共同点。要想彻底弄清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应该寄希望于新的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发现对达斡尔人十七世纪以前的历史空白的填补。

　　（二）云南契丹后裔问题

　　云南契丹后裔虽已不是什么新的发现，但直到近年才有人对此进行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并由此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50年，云南潞西县勐板土司蒋家杰曾向云南民委反映滇西契丹后裔的情况，但未受到重视。1956年，陈述先生根据中央民院研究部蒋家骅（蒋家杰胞弟）提供的线索，在《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一文中指出：“现在云南龙陵有一部分蒋姓，根据他们的家谱记载，先世耶律氏，显然是从军著籍云南的。”可惜这个信息也未能引起史学界的注意。三十多年后，由内蒙古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达斡尔族学者孟志东（莫日根迪）和云南民族学研究者杨毓骧等人组成的一个联合调查组，于1990至1992年先后两次深入滇西地区，对云南契丹后裔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取得数十万字包括族谱、碑刻在内的各种资料，孟志东的《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18]就是上述调查工作的一个总结性报告。另外，在此期间，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陈乃雄教授曾专程赴云南施甸对契丹后裔的语言及有关契丹小字的石刻材料进行考察，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和云南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几位学者检验了施甸县契丹后裔的遗传基因，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干志耿、叶启晓也曾前往滇西进行契丹后裔的民族历史调查。我们今天能够对云南契丹后裔的情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首先应该感谢他们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孟志东等人的调查结果表明，目前云南契丹后裔约有15万人，主要分布在保山、临沧地区和德宏、大理、西双版纳等州，其中保山地区施甸县是契丹后裔最集中的聚居地。他们今天自报的民族很不一致，计有汉、布朗、彝、佤、德昂、基诺、傣、景颇等八个民族，同时他们一般又自称为“本人”或“本族”（意即本地土著民族）。

　　关于云南契丹后裔的来源，是首先需要做出解释的一个问题。根据《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秃花传》、卷一五○《耶律阿海传》和《矩庵集》卷九《耶律濮国威愍公墓志铭》的记载，元世祖至元间，管军万户耶律忙古带率领一支契丹军队远征云南，后迁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长期驻守于云南。目前人们一致认为，今天滇西的契丹后裔便是这支契丹军队落籍云南的结果。

　　近年来对云南契丹后裔从各个角度进行的综合考察，基本上证实了其族源的真实性。调查者们主要提供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证据。

　　（1）族谱资料等

　　云南契丹后裔保存着丰富的族谱资料，其中如《勐板蒋氏家谱》即明确记载他们的先世是契丹耶律氏。明代所修《施甸长官司族谱》，卷首有一幅青牛白马图，[19]并附诗一首，诗曰：“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土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云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即施甸）世袭长官司。……”这首诗明确叙述了施甸土司的族源以及他们与耶律忙古带的关系。

　　据族谱记载，大概在元明之际，云南契丹后裔改耶律为阿氏，据说是取自辽太祖阿保机名字的第一个字；后又先后改为莽氏、蒋氏。今天的滇西契丹后裔主要冠以阿、莽、蒋、杨、李、赵、郭、何、茶等姓氏。为了与其他民族相区别，他们以“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等等相称。座落在施甸县由旺镇木瓜榔村的蒋家宗祠，建于光绪年间，祠堂正门刻有一副楹联，上联为“耶律庭前千株树”，下联为“莽蒋祠内一堂春”。在一些蒋姓契丹后裔家中供设的祖宗牌位，均贴有“耶律庭前千株茂、阿莽蒋氏一堂春”的对联。这表明他们对契丹具有较强的民族认同感。

　　清末以迄民国，滇西地区存在契丹遗裔至少在当地似乎已是公认的事实。抗战期间，第11集团军某师长为龙陵蒋氏祠堂题写过一副楹联，上联是“溯族源出自古代契丹”，下联是“考姓氏却为耶律后裔”。又当时在云南省府供职的蒋宗旦，在视察龙陵时应邀题联，上联为“契丹古族汉化久”，下联为“岂知遗裔此间多”。[20]

　　（2）语言

　　孟志东、陈乃雄两位学者试图将云南契丹后裔的语言（本语）与被认为源出契丹的达斡尔族的语言以及蒙古语进行比较研究，以证实其中的契丹语遗存。孟志东在这方面独具优势，因为他是达斡尔族人，同时又懂蒙语。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生活在坝区的本人语言汉化程度较高，但生活在山区的本人，其基本词汇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有某些相近成分。陈乃雄教授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根据他对1326个山区本语语词的分析结果，发现其中有一百多个词似乎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21]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孟志东自己也承认，本语中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相似的那些词，一般也与布朗语相似，而布朗族是与云南契丹后裔长期杂居的一个主要民族，所以对这个问题的结论不可造次。与陈乃雄教授同赴施甸进行契丹后裔语言文字调查的蒙古族学者那顺乌日图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意见，他认为对本语的比较研究还需要更加广泛和深入，所谓广泛，是指不仅把它同蒙古语族语言进行比较，还应同阿尔泰语系的其它语言进行比较，同当地各民族语言如布朗语、佤语、德昂语甚至当地汉语土语进行比较；所谓深入，就是不仅要对词汇进行比较，还应对有关各语言的语音、语法系统进行比较。[22]

　　（3）文字

　　1990至1992年，云南契丹后裔调查组从施甸等地明清时代的碑刻中发现了21个契丹小字，其中时间最晚的一方墓石立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孟志东和杨毓骧分别对这些契丹小字做了考释。[23]闻讯前往考察的契丹小字研究专家陈乃雄教授认定这一发现是完全可靠的，并将施甸县长官司发现的阿苏鲁墓石上的两个契丹小字“穴”释读为“太守”或“有司”，正与阿苏鲁曾任长官司正长官的经历相吻合。[24]其后另一位契丹小字研究专家刘凤翥教授在为《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所作的序中也对这些契丹小字予以充分的肯定。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契丹小字的使用下限是在西辽，而出土的契丹小字碑刻时间最晚者为金代中期，出土地点则仅限于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北方省区，所以此次在云南发现晚至十九世纪中叶的契丹小字，确实令研究者们兴奋不已，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用人类遗传学的手段探索本人的族源，1994年1月，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郝露萍等三位学者会同云南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调查了施甸县木老元乡哈寨村104名本人的四个红细胞血型系统分布，并将其基因频率与九个南方少数民族及包括达斡尔族在内的八个北方人群进行遗传距离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本人”与几个南方少数民族遗传距离较近，并最先聚合，而与几个北方少数民族及黑龙江汉族的遗传距离较远。但郝露萍等人认为，这个结果并不能否定本人源出于契丹，因为本人之间历来互不通婚，而只与当地其他民族婚媾，所以他们的契丹血统势必已经变得十分微弱。[25]这个解释是合乎情理的。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今天的云南契丹后裔从血统上来说早已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早已被南方民族所同化，有人说他们的体形还保留着北方民族的特征，与当地民族有显著区别等等，[26]大概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吧。

　　综观上述调查研究结果，我觉得有两个问题需要指出。

　　第一，施甸等地发现的契丹小字，被认为是确定云南契丹后裔族属的最有力证据，但实际上它却是最成问题的。据我初步研究的结果，这所谓的21个契丹小字，恐怕没有一个能够成立。

　　这些“契丹小字”最初是这样被发现的：调查者们将他们取得的碑铭拓片上凡是不认识或不理解的字都拿去与《契丹小字研究》[27]所列出的原字相对照，只要能够找到相似的字形，即被认定为契丹小字，然后对其字义加以附会解说。在已认定的21个“契丹小字”之外，还有3个不认识的字，因为在《契丹小字研究》一书中找不到相似的字形，才未作结论，但怀疑它们也是契丹小字。[28]

　　这21个“契丹小字”之所以被误认，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属于堪舆家言，因今人不理解而误认为契丹小字。如孟志东编号为①、②的“穴”，见于阿苏鲁墓石，石上共刻有以下三行文字：[29]

　　甲山庚向穴

　　皇清待赠 孝友和平 阿苏鲁千秋之 墓基

　　一世祖讳

　　道光癸卯年十二月初四 日蒋姓子孙重修

　　左侧第一行小字“甲山庚向穴”是用于标记此墓的形势格局的，龙（即山）、向、穴、砂、水是堪舆家所谓的地理五要素，穴指土中气脉凝聚处，“”是一个符号，用以表示此穴的形态。如果说“穴”是代表阿苏鲁官衔的契丹小字，怎么会附在“甲山庚向”之后呢？又如编号为③、④的“丙—”，见于施甸县长官司的一段残碑，左侧第一行为“卯龙入首甲山庚向丙— ”（以下残缺），这也是一句典型的堪舆家言，全句当为“卯龙入首甲山庚向丙□分金”（“丙”字后面应该是十二地支中的某一个字，而“—”则显然是一个残字），山、向只能表明大的方位，墓穴的具体朝向要用堪舆家的罗盘来确定，罗盘上的准确定位称为“分金”。《云南契丹后裔研究》附录的《蒋德昌墓志》中就有“用丁山癸向丙午分金名焉”这样的话。据我看来，在21个“契丹小字”中，大部分都与堪舆有关。

　　另外一种情况是因为不认识碑刻中的异体字而误认为契丹小字。如编号为⑧的“凢”，见于《保阿墓志》：“今合族公议，凢在族党嫡孙，悉皆后裔。”文中的“凢”即“凡”字的异体，梅膺祚《字汇》几部：“凡，俗作凢。”又如编号为⑥的“ ”，见于《蒋德昌墓志》：“苍龙入海，金羊 癸甲之灵。”“ ”即“收”字，此乃碑版中常见的异体字。这句话也是堪舆家言，清尹有本注《催官篇》卷四云：“右旋龙必自艮丑癸子壬亥逆行，俱属癸水，生卯旺亥库未，此金羊收癸甲之灵也。”[30]

　　总之，云南发现的所谓契丹小字均属误解。试想，在契丹文字已经消亡六七百年之后的十九世纪，在通篇用汉字写成的碑文中，怎么会夹杂一两个契丹字呢？这实在可以说是异想天开了。我准备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在此只举例说明如上。

　　第二，孟志东在《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中对云南契丹后裔的世系做了详细考证，将阿莽蒋一支的世系追溯至东丹王耶律倍和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这里面存在着不少纰漏。

　　根据现存的族谱和碑刻资料来看，阿莽蒋的谱系只能上溯到元末明初的阿苏鲁，而《元史》记载的忙古带后裔又只到其子火你赤为止，作者将阿苏鲁推定为火你赤之孙，即缺乏可信的依据。又据《元史》记载，忙古带曾祖耶律秃花金末降于蒙古，秃花父脱迭儿仕金为尚书奏事官，祖撒八儿为金桓州尹，而《辽史》、《金史》中有一位辽末曾使金议和的契丹人突迭，于是作者便毫无根据地认为秃花父脱迭儿就是突迭。试想，辽末金初的突迭怎么可能会是金末元初的秃花之父？更使人不解的是，辽金文献中对突迭的身世本无任何记载，而作者却无端地认定他是阿撒之子。让我们看看作者的推理过程：《金史·太宗纪》有这样一条记载：“天会九年，……和州回鹘执耶律大石之党撒八、迪里、突迭来献。”作者据此推论说，这里提到的撒八就是脱迭儿之父撒八儿，因为撒八、突迭既然同随耶律大石北走，必是父子；其次，撒八亦即耶律淳之子阿撒（奇怪的是，撒八和阿撒这两个人名怎么能划等号？），理由是耶律淳擅立遭到天祚帝斥责，故其子、孙随大石北走顺理成章。这段考证煞费周章，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和阿撒之父、辽宗室耶律淳拉上关系。这样的考证不禁令人感到惊讶。

　　尽管从本人的血统中找不到与北方民族之间的亲缘关系，尽管可以肯定在云南发现的契丹小字纯属误解，尽管对阿莽蒋的世系考证不可信据，但我并不否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今天的云南确实生活着一部分契丹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是元朝南征的一支契丹军队。

契丹族所建立的辽朝于公元1125年亡国后，一部分契丹人跟随耶律大石西迁，在中亚地区建立了西辽王朝（穆斯林和西方史籍称之为“哈剌契丹”）。西辽最终灭亡于公元1211年，此后中亚地区遂纳入蒙古帝国的统治范围。一般认为，在西辽亡国之后，中亚地区的契丹人可能就逐渐融合于回鹘和蒙古族之中了。

西迁中亚的契丹人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契丹遗民在辽朝亡国后成为金朝的臣民。在女真人建国之初陆续归附金朝的契丹人，被编为契丹猛安谋克，他们中的一部分后来南迁中原，到了金代中后期逐渐汉化，及至元代已被视为汉人。[1]这些契丹人虽然早已融入汉族，但今天也不是没有留下一丝痕迹。陈述先生指出，天津宝坻县有耶律各庄，至今村人多刘姓，而契丹耶律氏自辽金以来译汉姓为刘，故耶律各庄刘姓人家的先世当为契丹人。又宝坻县有达子庄、达子屯、哈喇庄，蓟县有黑家庄、科科庄、野王庄、律家庄，滦县有野里庄；从地名来看，这些村庄的居民都有可能是契丹人的后裔。[2]

金朝治下的契丹人多数仍旧生活在长城以北地区，他们大致分为两个部分：（1）没有南迁的契丹猛安谋克，主要分布在西京路和北京路境内；（2）没有编为猛安谋克的那部分契丹人，主要分布在金朝北境和西北边境，他们仍保持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当时被称为“乣人”或“乣户”。本世纪以来民族史学界对契丹遗裔的探索主要包括两个方向，一是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一是云南契丹后裔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际上主要就涉及到金代长城以北的契丹人。

（一）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

达斡尔旧作达呼尔。1952年8月，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应达呼尔人的要求成立了龙江县达呼尔族自治区，而当时达呼尔人还未被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为一个单一民族。为了确定达呼尔人的民族成份，1953年8月，中央民族学院派遣由傅乐焕、林耀华等人组成的一个调查组赴黑龙江和内蒙古的达呼尔人居住区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由此引起了关于达呼尔族族源问题的讨论。

有关达呼尔人族源问题的分歧由来已久。达呼尔人追述本族历史只能上溯到清朝初年，对于更早的历史是不清楚的。所以自清朝以来对达呼尔人的族属就有契丹、蒙古、室韦、索伦等各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契丹后裔说和蒙古分支说。

契丹后裔说始于乾隆时期，在乾隆钦定的《八旗姓氏通谱》和《辽史语解》中，最早提出“达呼尔”是契丹古八部部落联盟大贺氏的译音，此后的清代官书多因袭此说。据说清政府还曾经两次派员去达呼尔地区调查其族源问题，第一次是在同治十年（1871年），被调查的达呼尔人自称是女真后裔，但清廷不肯轻信。于是又在光绪六年（1880年）第二次派人调查，调查结果为契丹后裔。[3]另外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也主张达呼尔即契丹大贺氏、达呼尔族即契丹人的后裔，但他除了因循清人发明的对音之外，并没有举出什么新的证据。[4]

蒙古分支说盛行于民国时期。此说的主要依据是达斡尔语与蒙古语具有很多的相近成分，尤其是《蒙古秘史》中的某些古蒙古语词汇，虽然在现代蒙古语中业已消失，但却在达斡尔语中保留了下来。1930年，达呼尔人阿勒坦噶塔在他所著的《达斡尔蒙古考》一书中，提出达呼尔是塔塔尔部的后裔。此书问世后在达呼尔人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达斡尔蒙古”说盛行一时，直到五十年代仍有许多达呼尔人自认是蒙古族。应当说明，“达斡尔蒙古”说的产生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满清时期，达呼尔人被编入八旗，称为“新满洲”，享有优越的政治社会地位。辛亥革命后，他们失去了政治上的依托，在当时“五族共和”的口号下，一些达呼尔知识分子为了依附于一个大族，遂竭力主张蒙古分支说。

由五十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而引起的有关达呼尔族源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以傅乐焕先生为代表，他在为此次民族识别工作撰写的调查报告《关于达呼尔的民族成份识别问题》一文中，对于达呼尔的族源问题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他认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还不能对达呼尔的族源问题下一定论，契丹后裔说和蒙古分支说都缺乏足够的证据。另一种意见以陈述先生为代表，他先后发表《关于达呼尔的来源》、[5]《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6]《试论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7]三文，力主达斡尔族为契丹人后裔。

综合陈述先生的意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理由：

（1）达斡尔人关于本族北迁的传说与契丹人北迁的史实相吻合。有关记载表明，达斡尔人在十七世纪以前居住在黑龙江和精奇里江河谷地带，清朝初年才南迁到嫩江流域。在达斡尔人中有一种传说，谓其先人是辽末金初从西剌木伦（潢河）、哈剌木伦（黑河）北迁到黑龙江、精奇里江流域的。而根据元许谦《总管黑军石抹公行状》[8]和黄 《沿海上副万户石抹公神道碑》[9]的记载，在辽亡以后，曾有一部以迪烈乣人库烈儿为首的契丹遗民向北迁徙，至今在黑龙江根河以北仍有库烈儿温都儿（库烈儿山）这样的地名。

（2）达斡尔人名与契丹人名相同。1953年，中央民院调查组在达斡尔地区听到这样一种传说：过去曾有人见过“辽时帐本”，其中记载的契丹字人名用语与达斡尔人名用语相同；同年呼纳盟统战部提供的材料也有类似说法。[10]另外辽代契丹人名如脱罗华察儿、明里帖木儿等，就正与达斡尔人名相同。

（3）达斡尔语言和歌谣反映了金代契丹人的史实。金代的部分契丹人分布在北境和西北边境，为金人驻守界壕和边堡。而达斡尔语中的“乌尔库”即指边堡，在区别氏族地望的时候，往往称某某“斡尔阔”（乌尔库），这是因为契丹人为金廷守边的时候，习惯于用各段边堡的名称来区分彼此的地域和氏族。又达斡尔人叙说本族史事的歌谣云：“边壕古迹兮，吾汗所遗留；泰州原野兮，吾之牧养场。”[11] 歌中所唱的边壕，就是指金朝的界壕。

（4）达斡尔的族称可能源自契丹世居之地的塔兀儿河。陈述先生认为，清人提出的达呼尔即契丹大贺氏的对音的说法并没有什么根据；辽金时的泰州是契丹人的聚居之地，辽代泰州境内有达鲁河，元朝称讨浯儿河（塔兀儿河），达斡尔的族称可能即源于此。

（5）达斡尔族的风俗习惯与契丹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如达斡尔人的服色、烧饭、骨卜、求雨仪式、打毬、角抵、吹布楞、穿冰钩鱼等等习俗，都可以从契丹人的习俗中找到根据。

近几十年来，陈述先生的上述观点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响应，七十年代以后，一些中外学者试图以达斡尔语对契丹语言文字的因袭成分来进一步证实这两个民族之间的渊源关系。匈牙利蒙古学家卡拉·捷尔吉指出，契丹人称铁为“曷术”，在今天中国北方各民族的语言中，只有达斡尔语的“铁”字才保留了这个读音。[12]沈汇先生认为，达斡尔语与契丹语之间可能有比蒙古语更为接近的亲缘关系。他举出一个例子说：辽代契丹人耶律白，字习捻，“习捻”一词仍保留在今天的达斡尔语中，意为孝服；“这个例子使我们感觉兴趣的，不是侥幸发现一个被遗忘的契丹语词，而是这个词能使我们从语言、风俗文化的历史中将达斡尔族与其先民契丹人联系起来”。[13]刘凤翥教授在将11个契丹小字的音义与达斡尔语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指出，达斡尔语对于契丹语肯定存在因袭关系，并称“语言的因袭必包含着民族成分的继承”。[14]

不过，直到今天为止，还不能说达斡尔族为契丹苗裔的观点已经成为一种学术定论，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版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就依然是两种观点并存：《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不主一说，认为这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15]而《达斡尔族简史》则持契丹遗裔说。[16]近年仍有人撰文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但论战双方提供的论据均没有超出傅乐焕和陈述先生所论述的范围。[17]

由于历史记载的缺乏，目前对达斡尔族族源的推测只能主要依赖于历史传说，自然很难得出一个确信无疑的结论。持契丹遗裔说者虽然指出达斡尔人在语言、民俗等方面与契丹人有不少相同之处，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东胡系的各个民族之间都可以找到一些彼此间的共同点。要想彻底弄清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应该寄希望于新的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发现对达斡尔人十七世纪以前的历史空白的填补。

（二）云南契丹后裔问题

云南契丹后裔虽已不是什么新的发现，但直到近年才有人对此进行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并由此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50年，云南潞西县勐板土司蒋家杰曾向云南民委反映滇西契丹后裔的情况，但未受到重视。1956年，陈述先生根据中央民院研究部蒋家骅（蒋家杰胞弟）提供的线索，在《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一文中指出：“现在云南龙陵有一部分蒋姓，根据他们的家谱记载，先世耶律氏，显然是从军著籍云南的。”可惜这个信息也未能引起史学界的注意。三十多年后，由内蒙古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达斡尔族学者孟志东（莫日根迪）和云南民族学研究者杨毓骧等人组成的一个联合调查组，于1990至1992年先后两次深入滇西地区，对云南契丹后裔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取得数十万字包括族谱、碑刻在内的各种资料，孟志东的《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18]就是上述调查工作的一个总结性报告。另外，在此期间，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陈乃雄教授曾专程赴云南施甸对契丹后裔的语言及有关契丹小字的石刻材料进行考察，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和云南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几位学者检验了施甸县契丹后裔的遗传基因，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干志耿、叶启晓也曾前往滇西进行契丹后裔的民族历史调查。我们今天能够对云南契丹后裔的情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首先应该感谢他们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孟志东等人的调查结果表明，目前云南契丹后裔约有15万人，主要分布在保山、临沧地区和德宏、大理、西双版纳等州，其中保山地区施甸县是契丹后裔最集中的聚居地。他们今天自报的民族很不一致，计有汉、布朗、彝、佤、德昂、基诺、傣、景颇等八个民族，同时他们一般又自称为“本人”或“本族”（意即本地土著民族）。

关于云南契丹后裔的来源，是首先需要做出解释的一个问题。根据《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秃花传》、卷一五○《耶律阿海传》和《矩庵集》卷九《耶律濮国威愍公墓志铭》的记载，元世祖至元间，管军万户耶律忙古带率领一支契丹军队远征云南，后迁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长期驻守于云南。目前人们一致认为，今天滇西的契丹后裔便是这支契丹军队落籍云南的结果。

近年来对云南契丹后裔从各个角度进行的综合考察，基本上证实了其族源的真实性。调查者们主要提供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证据。

（1）族谱资料等

云南契丹后裔保存着丰富的族谱资料，其中如《勐板蒋氏家谱》即明确记载他们的先世是契丹耶律氏。明代所修《施甸长官司族谱》，卷首有一幅青牛白马图，[19]并附诗一首，诗曰：“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土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云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即施甸）世袭长官司。……”这首诗明确叙述了施甸土司的族源以及他们与耶律忙古带的关系。

据族谱记载，大概在元明之际，云南契丹后裔改耶律为阿氏，据说是取自辽太祖阿保机名字的第一个字；后又先后改为莽氏、蒋氏。今天的滇西契丹后裔主要冠以阿、莽、蒋、杨、李、赵、郭、何、茶等姓氏。为了与其他民族相区别，他们以“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等等相称。座落在施甸县由旺镇木瓜榔村的蒋家宗祠，建于光绪年间，祠堂正门刻有一副楹联，上联为“耶律庭前千株树”，下联为“莽蒋祠内一堂春”。在一些蒋姓契丹后裔家中供设的祖宗牌位，均贴有“耶律庭前千株茂、阿莽蒋氏一堂春”的对联。这表明他们对契丹具有较强的民族认同感。

清末以迄民国，滇西地区存在契丹遗裔至少在当地似乎已是公认的事实。抗战期间，第11集团军某师长为龙陵蒋氏祠堂题写过一副楹联，上联是“溯族源出自古代契丹”，下联是“考姓氏却为耶律后裔”。又当时在云南省府供职的蒋宗旦，在视察龙陵时应邀题联，上联为“契丹古族汉化久”，下联为“岂知遗裔此间多”。[20]

（2）语言

孟志东、陈乃雄两位学者试图将云南契丹后裔的语言（本语）与被认为源出契丹的达斡尔族的语言以及蒙古语进行比较研究，以证实其中的契丹语遗存。孟志东在这方面独具优势，因为他是达斡尔族人，同时又懂蒙语。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生活在坝区的本人语言汉化程度较高，但生活在山区的本人，其基本词汇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有某些相近成分。陈乃雄教授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根据他对1326个山区本语语词的分析结果，发现其中有一百多个词似乎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21]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孟志东自己也承认，本语中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相似的那些词，一般也与布朗语相似，而布朗族是与云南契丹后裔长期杂居的一个主要民族，所以对这个问题的结论不可造次。与陈乃雄教授同赴施甸进行契丹后裔语言文字调查的蒙古族学者那顺乌日图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意见，他认为对本语的比较研究还需要更加广泛和深入，所谓广泛，是指不仅把它同蒙古语族语言进行比较，还应同阿尔泰语系的其它语言进行比较，同当地各民族语言如布朗语、佤语、德昂语甚至当地汉语土语进行比较；所谓深入，就是不仅要对词汇进行比较，还应对有关各语言的语音、语法系统进行比较。[22]

（3）文字

1990至1992年，云南契丹后裔调查组从施甸等地明清时代的碑刻中发现了21个契丹小字，其中时间最晚的一方墓石立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孟志东和杨毓骧分别对这些契丹小字做了考释。[23]闻讯前往考察的契丹小字研究专家陈乃雄教授认定这一发现是完全可靠的，并将施甸县长官司发现的阿苏鲁墓石上的两个契丹小字“穴”释读为“太守”或“有司”，正与阿苏鲁曾任长官司正长官的经历相吻合。[24]其后另一位契丹小字研究专家刘凤翥教授在为《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所作的序中也对这些契丹小字予以充分的肯定。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契丹小字的使用下限是在西辽，而出土的契丹小字碑刻时间最晚者为金代中期，出土地点则仅限于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北方省区，所以此次在云南发现晚至十九世纪中叶的契丹小字，确实令研究者们兴奋不已，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用人类遗传学的手段探索本人的族源，1994年1月，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郝露萍等三位学者会同云南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调查了施甸县木老元乡哈寨村104名本人的四个红细胞血型系统分布，并将其基因频率与九个南方少数民族及包括达斡尔族在内的八个北方人群进行遗传距离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本人”与几个南方少数民族遗传距离较近，并最先聚合，而与几个北方少数民族及黑龙江汉族的遗传距离较远。但郝露萍等人认为，这个结果并不能否定本人源出于契丹，因为本人之间历来互不通婚，而只与当地其他民族婚媾，所以他们的契丹血统势必已经变得十分微弱。[25]这个解释是合乎情理的。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今天的云南契丹后裔从血统上来说早已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早已被南方民族所同化，有人说他们的体形还保留着北方民族的特征，与当地民族有显著区别等等，[26]大概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吧。

综观上述调查研究结果，我觉得有两个问题需要指出。

第一，施甸等地发现的契丹小字，被认为是确定云南契丹后裔族属的最有力证据，但实际上它却是最成问题的。据我初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