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萧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中都里人。南梁政权的建立者,庙号高祖。萧衍是南齐宗室,亦是兰陵萧氏的世家子弟,出生在秣陵,父亲萧顺之是齐高帝的族弟,封临湘县侯,官至丹阳尹。母张尚柔。南齐中兴二年,齐和帝被迫禅位于萧衍,南梁建立。萧衍在位时间达四十八年,在南朝的皇帝中列第一位。

他是一个多才多艺学识广博的学者。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在南朝诸多皇帝中可以说是堪称翘楚,不在另三位开国皇帝之下。他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则更为突出。史书称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

萧衍博学能文,长于音乐诗赋,并擅书法。齐时,为竟陵八友之一。曾任雍州刺史,镇守襄阳。后乘齐内乱,起兵夺取帝位,建立梁朝,是为梁武帝。在位其间,改定百家谱,重用士族,制九流常选,又立国学,招五馆生,不限门第立集雅馆、士林馆等。梁武帝深通佛学,常大兴寺庙,曾三次舍身同泰寺,并常在那里讲经。大同二年接受东魏大将侯景归降。次年,侯景叛乱,引兵渡江,攻破京都,萧衍被拘禁而卒。死后诸子争立,梁朝瓦解。

中国历史上的帝王,有纵情声色犬马的,有一心励精图治的,有驰骋疆场、喜好武功的,而以佛化治国以至到佛寺里舍身为奴的,却只有一个,这就是南朝梁武帝萧衍

萧衍早年以武功起家,信奉道家学说,后皈依了佛门,成为了虔诚的佛门弟子。他曾下诏令全民奉佛。在梁一代佛教成为时尚。汤用彤先生总结说；南朝佛教至梁武帝而全盛。以至于梁朝的半壁江山内,佛寺达2846座,僧尼有82万余人。更为难得的是身为天子的梁武帝身体力行。据载,梁武帝到了晚年,一天只吃一顿饮,肉食一丝不沾,只吃豆类的汤菜和糙米饭。50岁时,他又断绝房事,远离嫔妃。平时,他穿的是极朴素的便服,不喝酒。不听音乐。除非是祭祀宗庙,不举行任何大会、餐宴。梁武帝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个守持佛教戒律的信徒。

萧衍佛学造诣很深,广交当时的著名有道高僧,这开了帝王的先例。他还主持并亲手编辑并注释佛经,多次亲自登堂讲授佛经,举行法会等等。佛教传入日本、朝鲜,也在这个时期。梁武帝还四次入寺舍身,在寺内只穿法服,除此以外的一切物件,一概摒除。最短的一次是四天,第四次最长,有51天,四月庚午,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这在史料上有记载。

梁武帝多才多艺,擅长诗词歌赋,早年就以名士和才子着称,是个典型的文人皇帝。这种文人性格可能是他如此笃信佛教的一个主要原因,也导致了急功近利,贸然北伐,最终亡国身死。如同后人对南唐后主李煜的叹息之语：作个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梁武帝的悲哀,大概也相似。梁武帝着有坐右方十卷。与著名医家陶弘景交往颇密,甚加依赖,故时人称陶为山中宰相。

在公元527年,萧衍亲自到了同泰寺,做了三天的住持和尚。还下令改年号为大通。信佛之后,他不近女色,不吃荤,不仅他这样做,还要求全国效仿：以后祭祀宗庙,不准再用猪牛羊,要用蔬菜代替。他吃素,要神灵也吃素。老人皇帝做事总是和年轻时、壮年时不一样。这个命令下达之后,大臣议论纷纷,都反对。最后,萧衍允许用面捏成牛羊的形状祭祀

后来,萧衍又几次入寺做和尚,还精心研究佛教理论,这使得他没有精力再理朝政,重用的人也出现了奸臣,造成朝政昏暗。老年的萧衍也是刚愎自用,乱建佛寺,不听劝谏,导致后期的政绩下降。

萧衍做皇帝之后,初期的政绩是非常显着的。他吸取了齐灭亡的教训,自己很勤于政务,而且不分冬夏春秋,总是五更天起床,批改公文奏章,在冬天把手都冻裂了。他为了广泛地纳谏,听取众人意见,最大限度地用好人才,下令在门前设立两个盒子,一个是谤木函,一个是肺石函。如果功臣和有才之人,没有因功未能受到赏赐和提拔,或者没有良才使用,都可以往肺石函里投书信。如果是一般的百姓,想要给国家提什么批评或建议,可以往谤木函里投书

萧衍的节俭也是出了名的,史书上说他;一冠三年,一被二年;,他不讲究吃穿,衣服可以是洗过好几次的,吃饭也是蔬菜和豆类,而且每天只吃一顿饭,太忙的时候,就喝点粥充饥。在这方面,萧衍在中国古代所以皇帝中也算是出类拔萃的了。萧衍很重视对官吏的选拔任用,他要求地方的长官一定要清廉,经常亲自召见他们,训导他们遵守为国为民之道,清正廉明。为了推行他的思想,萧衍还下诏书到全国,如果有小的县令政绩突出,可以升迁到大县里做县令。大县令有政绩就提拔到郡做太守。政令执行起来后,梁的官治状况得到显着改善。

东晋朝的开始——正当八王混战、匈奴、羯起兵反西晋、黄河流域陷入大混乱的时候，长江流域算是较为安静的地方，中原一部分士族和民众开始渡江来避乱。三○七年，晋怀帝任命琅邪王（邪音牙yá）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邺（晋愍帝时改称建康）。司马睿有了这个职位和地盘，来投靠的士族也就多起来，成为长江流域的中心势力。三一六年，晋愍帝被俘，西晋灭亡。三一七年，司马睿被推戴为晋皇帝（先称晋王，三一八年称帝），建立起东晋朝。晋元帝（司马睿）向来缺少才能和声望，在晋宗室中又是疏属，他能够取得帝位，主要依靠王导的支持。王导出身中原著名的高级士族，是老练的政治家，是东晋朝的实际创造者。长江流域建立起汉族政权以后，有利于抵抗北方少数族的侵入，经济和文化也逐渐发展。自东晋至陈亡约三百年间，南方经济上升，文化更是远远超过北方。这是东晋和南朝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首先创立东晋政权的晋元帝和王导是有功的。

王导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就是收揽一批北方来的士族作骨干，联络南方士族作辅助，自己作为南北士族的首领，在自己的上面，安置一个姓司马的皇帝。这个措施说来很简单，可是做起来却完全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北方来的士族间、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间、王氏势力与司马氏势力间都存在着矛盾。不能调剂这些矛盾使之处于相对的平衡状态，便不可能建立东晋朝。王导的事业就在于调剂这些矛盾，造成苟安江左的局面。

王导劝晋元帝选取北方名士百余人做属官。这些名士避乱南来，得到官职，算是有了安身地。其中有不少人怀疑晋元帝能有什么作为，例如桓彝，初到时见晋元帝势力单薄，对人说，我到这里避乱，原想得个安全，不料如此不济，看来难有前途。和王导谈话以后，知道他有些办法，才安心任职。大部分名士更是失望悲观。例如，有一次诸名士在江边一个亭上宴会，周�（音蚁yǐ）叹气说，风景一样好，只是黄河边（洛阳名士多在黄河边宴会）换了长江边！名士们都哭起来。王导正色道，大家正应该出力辅助王室、恢复中原，何至于穷困丧气到相对哭泣！名士们听了都停哭认错。事实上王导并无恢复中原的意图，不过他能说这样的话来改变情绪，比起诸名士显得有见识。这批流亡士族在王导率领下逐渐趋于稳定。

西晋灭吴国后，南方士族被排斥，仕进很困难。陆机荐贺循表里说，扬州士人现在还没有人做到郎官，荆州和江南士人做京朝官的一个也没有。南方士族对中原士族的独霸仕途，当然不能满意。王导想在吴国旧境内建立以中原士族为骨干的东晋朝，联络南方士族便成为极其重要的事务。晋元帝初到建康，南方士族都不理他，过了大半年还没有人来求见。王导很担心，和从兄王敦商议，替晋元帝制造威望。一个节日，王导请晋元帝坐肩舆出巡，王敦王导和北方名士都骑马随从，显出晋元帝的尊严。南方士族顾荣等在门隙窥看，大惊，相率到路旁拜见。王导对晋元帝说，顾荣贺循是南方士族的首领，招这两人来任职，其余士人自然都来了。晋元帝使王导亲自去招顾、贺，二人应命来见晋元帝。从此，南方士族归附，成为东晋政权的一个构成部分。

士族间必须说洛阳话，通婚姻必须严格衡量门第的高低。王导为联络南方士族，常常说吴语。北方士族骄傲自大，说王导没有什么特长，只会说些吴语罢了。王导曾向南方士族陆玩请婚。陆玩辞谢说，小山上长不了大树，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我不能开**的例。北方士族轻视吴语，实际就是轻视南方士族，南方士族拒绝和北方士族通婚，表面上是谦逊，实际也是轻视北方士族。陆玩曾在王导家食酪（北方食品）得病，写信给王导说，我虽是吴人，却几乎做了伧（音仓cāng南人轻视北人的称呼）鬼。这都说明南北士族的界限很分明，北方士族的政治地位比南方士族高，南方士族并不心服。义兴郡（江苏宜兴县）强族周 ，因被北士轻侮，准备起兵杀诸执政，以南士代北士。阴谋败露后，忧愤发病，死时嘱咐儿子周勰说，我是被那伙伧子气死的，你能报仇，才是我的儿子。周勰集合一些怨恨北士的豪强，谋起兵攻王导、刁协等。事败后，王导因周氏强盛，不敢追究。在晋元帝即帝位以前，王导的政治措施，主要是在争取南北士族间相对的平衡，由于王导的忍让，基本上是成功了。

王导在政治上取得这些成功，关键在于给士族安排了经济上的利益。南方各级士族自然就是各级地主，其中强宗大族，如吴郡顾氏、陆氏，义兴郡周氏，都是拥有部曲的大地主，不允许北方士族侵犯他们的利益。王导定侨寄法，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安置北方逃来的士族和民众。侨州多至司、豫、兖、徐、青、并等六州，侨郡侨县为数更是繁多。这种侨州郡县大都在丹阳、晋陵、广陵等郡境内，形势上可以保卫建康，同时流亡士族保持原来的籍贯，凭借势力在寄居地依然奴役从北方流亡来的民众，逼迫他们当奴隶或佃客，为自己创立新产业。侨州郡县有大量的各级文武官职，当然又是流亡士族的出路。所以，侨寄法虽然是紊乱行政系统、加深人民穷困的恶劣制度，但对东晋政权说来，却是安置流亡士族，缓和南北士族间矛盾的重要措施。

流亡士族的权利以渡江先后为标准。北朝颜之推作《观我生赋》，自注说，中原士族随晋元帝渡江的有百家，因此江东有《百谱》（《百家谱》）。晋孝武帝时，贾弼之广集百家谱记，朝廷派人帮助贾弼之撰定《十八州士族谱》，共一百帙，七百余卷。贾弼之、贾匪之、贾希镜祖孙三代传谱学。贾氏《百家谱》抄本藏在官府中，有专人掌管，并且有专长谱学的人来辨别真伪，防止冒滥（如贾希镜受伧人王泰宝的贿赂，冒入琅琊谱，经王晏揭发，贾希镜几乎被齐明帝杀死）。这一百家人才是享受政治权利的士族，后来渡江的北方士族，被这百家人呼为伧，不得享受同等的权利。东晋政权主要是这一百家的政权，西晋士族的全部腐朽性，也主要由这百家移植到长江流域。

就在晋元帝登位以前，也不曾显出有什么开国的新气象。陈頵给王导信里说，西晋朝所以颠覆的原因，正在于用人不当。重虚名不重实用，看门第不看真才，政事败坏，不可挽救。现在应该改变旧习，分明赏罚，选拔贤能，共谋中兴。王导不听他的劝告。陈頵看到王府官属，贪图安逸，不管职事，写信给晋元帝说，现在官员都继承洛都积弊，看来前车覆了，后车还不知警戒。晋元帝也不听他的劝告。陈頵屡发正论，被名士们逐出王府去做郡太守。陈頵的劝告和被逐，正好说明东晋政权是一个怎样腐朽的政权。

三一八年，晋元帝改称晋王为晋皇帝。登帝位受百官朝贺时，晋元帝三四次请王导同坐御床受贺，王导辞让不敢当。原来晋元帝除了因为姓司马有权被推为皇帝，其他实力是没有的。他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完全依靠王敦，重要官职多被王家人占有，他想选用自己亲信人也不能无顾忌。当时人们说“王与马，共天下”，实际是司马氏势力远不敌王氏势力。作为一个开国的皇帝，要请一个大臣同坐受贺，可以想见司马氏的微弱。此后东晋政权的存在，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力量，而是因为几个大姓间常常保持势力的平衡，共同推戴司马氏作皇帝来维持这种平衡。

晋元帝只想做个偏安皇帝，王导也只想建立一个王氏当权的小朝廷，他们的目光专注在江东内部的权利分配上，从来不作北伐的准备，而且还反对有人主张北伐。晋元帝将要称帝，周嵩上书劝他整军讲武，收复失地，那时候称皇帝不算迟。周嵩说忠直话，几乎被杀死。熊远要求朝廷改正过失，说不能遣军北伐是一失，朝官们忘记国耻，以游戏酒食为正务是二失。熊远说忠直话，掉了京官出去做地方官。谁主张北伐，谁就被排斥，至于实行北伐的祖逖，当然要遭到冷酷的对待。祖逖是当时最识大体最有才能的杰出人物。中原大乱，祖逖率亲友数百家来投晋元帝，要求率兵北伐。三一三年，晋元帝给他豫州刺史名义，又给一千人的食粮和三千匹布，叫他自己去募兵、造兵器。祖逖率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上，在淮阴铸造兵器，募兵得二千余人。祖逖军纪律严明，得广大民众的爱护，屡次击败石勒军，收复黄河以南全部土地。晋元帝给祖逖镇西将军的称号。三二一年，祖逖准备渡黄河击石勒，收复河北。晋元帝却派仅有虚名的戴渊做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真正出征的祖逖官职是镇守；根本不出征的戴渊官职是出征，而且祖逖已收复的和未收复的州，都归戴渊统辖，这显然是不信任祖逖的表示。当时王敦和晋元帝对抗，东晋内乱势必爆发，祖逖感到前途无望，忧愤成病，就在这一年死去了。晋元帝深怕臣下在北伐中立功，建立起崇高的威望，对自己的帝位不利，却不想想专和臣下在内部计较权利，自己原来就很有限的一些威望将愈益缩小，对帝位的保持更加不利。格言说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晋元帝正是这样的一个庸人。

晋元帝登帝位后，不满意王氏的骄横，想削弱王氏势力。他引用善于奉迎的刘隗、酗酒放肆的刁协作心腹，暗中作军事布置。王导被疏远，仍能保持常态，士族一般都同情他，刘隗、刁协反陷于孤立。王敦本来是个野心家，乘机以反对刘隗、刁协，替王导诉冤为借口，阴谋篡夺。祖逖死后，王敦更无忌惮。三二二年，王敦在武昌起兵反晋，刘隗等人战败，王敦攻入建康。王导和朝官们消极抵抗，王敦无法实现他的篡夺野心，只好退回武昌。三二三年，晋元帝忧愤病死，晋明帝继位，王导辅政。王敦以为有机可乘，加紧谋篡夺。三二四年，晋明帝乘王敦病重，发兵谋讨王敦。王敦派兵来攻建康，被晋军击败。王敦病死，篡夺帝位的战争告一结束。

东晋统治集团内部最主要的矛盾是帝室和几个强大士族之间的矛盾。帝室如果安分享受尊荣，不干涉强大族的权利，那末，各种势力相对平衡，政治上呈现正常的局面。反之，帝室企图增强自己的权力，因而引起强大族的不满，野心家便乘机而起，要篡夺司马氏的帝位。归根还是那些强大族保护帝室，推翻野心家，使势力又趋于平衡。晋元帝信任刘隗、刁协，并且用南方士族戴渊作将军，这是和王氏势力不相容的。王导认为佞臣扰乱朝纲，同意王敦来杀逐这些人。这些人被杀逐以后，帝室势力退缩回去，王敦还想篡夺，王导便宣称“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表示坚决的反对态度来维持帝室。

东晋朝在三九九年农民起义以前，重大政治事件的演变，本质上无非是这个主要矛盾在反复表现。

东晋统治集团和广大民众间的矛盾，当然是严重的。东晋政治是西晋政治的继续。首先是用人，“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和西晋完全相同。大族人可以做大官，做大官可以横行不法，人民的痛苦，从这两句话里也就可见一般了。王导作扬州刺史，派属官到本州各郡考察政治。考察官回来向王导报告郡太守得失，只有顾和不说话。王导问他听到些什么事。顾和说，你是国家的首辅，应该让吞舟大鱼也能漏出网去，何必计较地方官的好坏。王导连声称赞他说得对，其他考察官都追悔自己不该说话。这说明有势力的人做了任何不法事，王导连听也是不愿意听的。扬州设立侨郡县，收容北方逃来的民众。他们不愿意屈服在非汉族的统治之下，背离乡土，流亡到南方，可是他们的遭遇是什么呢？三二一年，晋元帝下诏：中原良民遭难在扬州诸郡当奴隶或佃客的人，免除他们的身分，奴隶改充兵士，佃客改充运输兵。戴渊作征西将军，部下有奴隶改充的兵一万人。可以当兵的奴隶多至一万，当然还有老弱不能当兵和被主人隐藏的人，人数可能比当兵的人更多些，当佃客的人数也不会比奴隶少。这个数以万计的奴和客，都是有血气的中原民众，因为他们有血气，流亡到南方，却被士族强迫作奴客。这自然也是王导连听也不愿听的一件小事，但东晋人民所受压迫的严重，从这件小事里可以推知了。东晋民众对统治集团是不可能有好意的，不过它终究是汉族政权，民众希望它抵御北方非汉族统治者的来侵，更希望它能北伐。因此，后来想打破大族间势力的平衡，从而夺取东晋帝位的人，总是借北伐来提高自己的威望。

东晋朝的持续——晋元帝晋明帝在位共九年（三一七年——三二五年），在上述情况下，东晋朝算是确立起来了。自晋成帝至晋安帝隆安三年农民起义，共七十四年（三二六年——三九九年），情况同开始的九年区别不大，东晋朝也就象开始的九年那样安而复危，危而复安地持续着。

王导保持安的方法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就是让有势力的大族在相互牵制下，以民众为牺牲，各自满足他们的要求，朝廷不加干涉也不加抑扬。他晚年常说，人家说我糊涂，将来会有人想念我这糊涂。的确，东晋是靠糊涂来求安静的。晋成帝时，外戚庾亮当权。庾亮想振作帝室，排斥王导，疑忌上游重镇荆州刺史陶侃，任意杀逐大臣，引起各势力间的不安。三二七年，野心家历阳（安徽和县）镇将苏峻、寿春（后改称寿阳，安徽寿县）镇将祖约以杀庾亮为名，率叛军攻入建康。幸得陶侃、温峤起兵救援，三二九年，击破苏峻祖约军。王导又执政，东晋朝又算危而复安。庾氏势力不得专擅朝政，转移到上游，宣称以北伐中原为己任，企图建立起自己的根基。庾亮庾翼兄弟相继镇守武昌，占有了东晋朝重要领土的一半。三四五年，庾翼临死，让他的儿子继任，开藩镇世袭的恶例。东晋朝廷不允许他的要求，是合理的，但用桓温去驱逐庾氏势力，东晋朝又出现篡夺事件。

桓温是当时最有才干的野心家。他做了荆州刺史以后，积极对外发展。三四七年，桓温灭成汉国，收复蜀地，威名大振。东晋朝廷疑惧，引用虚名甚大的清谈家殷浩参与朝政，专和桓温作对。桓温伐前秦伐前燕，都遭致失败，损害了他的实力和威望，在王谢两大族抵制下，桓温篡夺的野心未能实现。三七三年，桓温死，东晋朝又算危而复安。

桓温死后，谢安执朝政。桓温弟桓冲做荆州刺史，与谢安同心保护帝室。东晋朝内部出现前所未有的和睦气象，是和谢安完全继承王导力求大族间势力平衡的作法分不开的。谢安的作法是“镇之以和静”。三八三年，晋兵大破苻坚的南侵军。谢安乘前秦国崩溃，使谢玄等率诸将北伐。三八四年，收复徐、兖、青、司、豫、梁六州。三八五年，猛将刘牢之进入河北名都邺。东晋朝建立以来，这是最大的一次战胜扩地。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内部和睦，有些力量可以对外。

谢安立了大功，内部和睦状态又开始破坏。当时的皇帝是整天酒醉昏迷的晋孝武帝。他重用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也是一个整天昏醉的酒徒，引用一批奸人作爪牙，合力排斥谢安。三八五年，谢安病死，朝政全归司马道子。司马道子委任儿子司马元显当政。帝室间晋孝武帝和司马道子兄弟争夺权力，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争夺权力，同时帝室与大族间也展开权力的争夺。三九八年，京口（江苏丹徒县）镇将王恭联络藩镇殷仲堪、桓玄、庾楷等起兵反帝室。王恭被杀，藩镇推桓温的儿子江州（治武昌）刺史桓玄为盟主，形成大族推翻帝室的中心力量。

司马道子父子当权，贪污奢侈，政治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早在司马道子当权的初期，儒生范宁就说现在边境上没有战事，国家仓库却空匮无物，现在民众服徭役，一年里几乎没有三天的休息，生下儿子不能抚养，鳏夫寡妇不敢嫁娶。好比在着了火的柴草上睡觉，国家危亡就在眼前了。司马道子父子一伙人当权十多年，受尽苦难的东晋民众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恶政。

依靠大族支持和民众容忍而存在的东晋朝，在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和民众起义反抗的情况下，不得不归于崩溃。

东晋朝的崩溃——桓玄为盟主的诸藩镇，占据建康以西的州郡，朝廷政令只能施行在东方的会稽（治山阴，浙江绍兴县）、临海（治章安，浙江临海县）、永嘉（治永宁，浙江永嘉县）、东阳（治长山，浙江金华县）、新安（治始新，浙江淳安县）、吴（治吴，江苏吴县）、吴兴（治乌程，浙江吴兴县）、义兴（治阳羡，江苏宜兴县）八郡，一切残酷的剥削自然也集中在八郡民众的身上。司马元显为防御王恭等人的进攻，调东方诸郡“免奴为客”人集合建康充当兵役，号称“乐属”。这又引起地主（乐属的主人）和佃客（乐属）的怨恨。五斗米道徒士族孙恩乘民心骚动，三九九年，从海岛率徒党百余人攻破上虞县（浙江上虞县），又攻破会稽郡，部众骤增至数万人。其余七郡同时起事，攻杀晋官吏、响应孙恩，不到十天，孙恩有众数十万人。孙恩的徒党号称“长生人”，是一群奉五斗米道的亡命无赖。孙恩和这群人专事屠杀掳掠，破坏不遗余力。会稽是王羲之谢安等北方士族聚居的名郡，吴郡、吴兴（包括义兴）是南方士族的中心居地，这三郡号称三吴，是东晋朝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当然，士族所在地的民众，受士族的压迫是说不尽的，对士族的仇恨自然也是难以抑制的，愚蠢而疯狂的野心家孙恩等人利用民众的积怒，纵徒党杀人，甚至婴儿也不能免死。晋将谢琰刘牢之率兵来攻，孙恩徒党在诸郡烧仓库，毁房屋，塞水井，砍林木，掳掠妇女财物，都逃到会稽郡来。谢琰收复义兴吴兴两郡，刘牢之收复吴郡，进军到浙江边。孙恩起初听说诸郡响应，对徒党们说，天下没事了，我带你们到建康享福去。后来听说刘牢之到了浙江边，对徒众们说，我割据浙江东部，还可以做个越王勾践。等到刘牢之军渡过浙江，孙恩对徒众们说，我是不以逃走为羞耻的。孙恩掳男女二十余万人逃往海岛。此后孙恩连年从海路入寇。四○一年，孙恩率舟师十余万人自海路突袭京口，逼近建康，司马道子惊骇，不知所措，赖刘牢之部将刘裕奋勇进击，大破孙恩军。刘牢之等援军赶到建康，孙恩屡次战败，又逃入海岛。四○二年，孙恩入寇临海郡，被晋兵击败。孙恩穷困投海自杀，徒党和妓（奏音乐的妇女）妾说他成了水仙，跟着投水的多至百余人。被孙恩掳去的二十余万人，三四年间，不是战死溺死，便是被贩卖作奴隶，到孙恩死时只剩下数千人。孙恩连年从海岛入寇，前后数十战，又杀死民众数万人。

孙恩死后，余众推卢循为首领，被刘裕追击，泛海逃走。四○四年，卢循攻陷广州，以后连年入寇，四一○年，率兵十余万逼近建康，被刘裕击败，卢循逃到交州。四一一年，交州刺史杜慧度击杀卢循。孙恩在败逃入海以前，多少还算是率领农民起义，卢循则完全是五斗米道作乱。

正当东晋朝全力攻击孙恩的时候，桓玄乘机吞并上游诸藩镇，占有东晋三分之二的土地。三吴破败，东晋朝失去了依靠，成为仅有空名的朝廷。桓玄认为灭晋称帝的机会到了，与孙恩军逼近建康同时，桓玄在江陵聚众，谋夺取建康。四○二年，司马元显发兵要进攻桓玄，桓玄军却顺流而下，攻入建康，杀司马道子司马元显，政权全归桓玄。四○四年，桓玄废晋安帝，自立为皇帝，国号楚。

东晋朝是王谢庾桓四大族势力平衡下的产物，王谢庾三族相继衰落，桓氏成为唯一的大族，骄奢*昏毫无才能的桓玄便轻而易举地消灭了东晋朝。

孙恩乱后，东方诸郡大饥，一向腐朽的士族中人，这时候披着精制的罗衣，抱着心爱的金玉，关着大门整家整家地饿死。他们连掘些草根充饥的本领也没有，当然不会有人起来和桓玄争夺帝位。但是，桓玄也是腐朽已极的一人，他不可能维持既得的地位。当时存在着一个能够消灭桓族势力的人物——刘裕。桓玄刚登上帝位，刘裕便在京口纠集力量，率众一千七百人攻入建康，桓玄逃回江陵。晋兵杀桓玄，灭桓氏一族。刘裕恢复晋安帝的皇帝名义，自己在政治上武功上积极准备威望。四二○年，刘裕废晋帝，建立起宋朝。

东晋朝十一帝，首尾凡一百零四年。宋朝 四二○年至四七九年刘裕出身破落的低级士族。东晋初，刘家避难，从彭城迁居京口。刘裕幼年贫穷，不得读书，以耕地为业，兼做樵夫、渔夫及卖履小贩。他又是个酷爱赌博的无赖，曾因赌输，被京口大族刁逵缚在马桩上索赌债。这种经历使得刘裕懂得劳动民众的疾苦并具有冒险求利的性格。

京口是从北方各地流亡来的士族和民众聚居的地方，号称北府，与历阳同为扬州重镇。居民风俗强悍，敢于从军。谢安辅政，举谢玄为将。谢玄在京口募兵，得勇士刘牢之等人。刘牢之常领精锐当前锋，战无不胜，号称北府兵。淝水大战，苻坚军崩溃，晋军前锋五千人，就是刘牢之统率的北府兵。三九九年，刘牢之击孙恩，刘裕在刘牢之部下当小军官，勇悍善战，屡立大功。刘牢之部下诸将，抢掠财物，比盗贼更凶，独刘裕约束部属，纪律严明，大得民心。从此，刘裕成为北府兵的著名将领，击灭孙恩卢循，主要是刘裕的功绩。

四○四年，桓玄篡晋，刘裕在京口约集失意士人密谋攻桓玄，被众推为盟主。刘裕击败桓玄，掌握东晋朝政权。后来积累战功，打下帝业基础，和晋元帝依靠大族推戴的情形完全不同。刘裕所创的宋朝，皇帝独掌大权，主要辅佐，多选用寒门，原来的高门大族，只能做名大权小的官员，难得皇帝的信任。削弱士族的政治势力，实行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宋朝国内的统一程度远非强藩割据的东晋朝所能比拟，政权大大增强了。当时鲜卑拓跋部统一黄河流域，出现强大的魏国，如果没有统一的汉族政权，鲜卑人几次大举南侵，很有可能并吞长江流域，摧残发展中的经济和文化。所以，刘裕消灭纪纲不立、豪强横行的东晋朝，建立起比较有力的宋朝，对汉族历史是一个大的贡献。

刘裕灭桓氏后，要取消司马氏皇帝的名号，还必须自己先取得更高的威望。因此，刘裕为灭晋而进行北伐。同时也为消灭国内割据势力而进行统一战争。

四○九年，刘裕攻南燕。四一○年，破南燕都城广固（山东益都县），灭南燕，收复青州。卢循乘刘裕北伐，率军向建康进攻，刘裕亲率精兵回建康，击败卢循。四一一年，收复广州。四一二年，攻破江陵城，杀割据者刘毅。四一三年，刘裕遣将军朱龄石收复成都，杀割据者谯纵。四一五年，刘裕遣将军王镇恶攻克襄阳，驱逐割据者司马休之。东晋境内在刘裕势力下全部统一了。四一六年，刘裕率将军王镇恶、檀道济、沈田子等分五路，水陆并进，攻后秦国，沿途收复滑台（河南滑县）、许昌、洛阳等重镇。四一七年，刘裕军攻破长安，灭后秦国。刘裕出关回彭城，留守军内乱，四一八年，关中被赫连勃勃夺去。这次北伐，胜利是巨大的，关中虽失去，自潼关东至青州，却成为宋朝的疆土。后来宋魏间战争，多在这些土地上进行，使长江流域得到较为长期的安静。

东晋初，设立侨郡县，凭空增添官职，用以安置流亡士族。四一三年，刘裕实行土断法，令北方流亡来的士民，就所居地作为土著，与南方土著同等待遇。许多侨郡县从此省去，有利于行政统一和节省开支。

东晋朝重要地区用大族作镇将，因而形成割据的局面。刘裕改用皇子作镇将，特别是荆州江州两镇，所统兵甲占全国兵甲的半数，更非选皇子不可，从此建康朝廷不再受大族重镇的威胁。

刘裕完成了上述军事上政治上的措施，东晋朝显然再没有存在的余地了。四二○年，刘裕很自然地建立起宋朝。四二二年，宋武帝（刘裕）死。四二三年，北魏攻夺宋地，司州（治洛阳）全部，青州、兖州、豫州大部，被北魏夺去。

四二四年，宋文帝即位。长江流域在宋文帝统治的三十年中，呈现东晋以来未曾有的繁荣气象。南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到元嘉（宋文帝年号）时期才真正开始。

宋文帝凭借富强的国力，经常出兵击魏，想收复黄河以南土地。魏太武帝勇武善战，统一黄河流域后，有吞并江南的奢望。四五○年，南北两个全盛的国家，爆发了决存亡的大战争。

仕齐为太学博士，尚书仆射王晏深相赏好。晏为丹阳尹，召补功曹，使撰东宫新记。司徒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僧孺与太学生虞羲、丘国宾、萧文琰、丘令楷、江洪、刘孝孙并以善辞藻游焉。而僧孺与高平徐夤俱为学林。文惠太子欲以为宫僚，乃召入直崇明殿。会薨，出为晋安郡丞，仍除候官令。建武初举士，为始安王遥光所荐，除仪曹郎，迁书侍御史，出为钱唐令。初僧孺与乐安任昉遇于竟陵王西邸，以文学会友，及将之县，昉赠诗曰：「唯子见知，唯馀知子，观行视言，要终犹始。敬之重之，如兰如芷，形应影随，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着，子之有之，谁毁谁誉。修名既立，老至何遽，谁其执鞭，吾为子御。刘略班艺，虞志荀录，伊昔有怀，交相欣勖。下帷无倦，升高有属，嘉尔晨登，惜馀夜烛。」其为士友推重如此。

梁天监初，除临川王后军记室，待诏文德省。出为南海太守。南海俗杀牛，曾无限忌，僧孺至便禁断。又外国舶物、高凉生口岁数至，皆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就市，回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僧孺叹曰：「昔人为蜀部长史，终身无蜀物，吾欲遗子孙者，不在越装。」并无所取。视事二岁，声绩有闻。诏征将还，郡中道俗六百人诣阙请留，不许。至，拜中书侍郎，领着作，复直文德省。撰起居注、中表簿，迁尚书左丞，俄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贫，其母鬻纱布以自业，尝携僧孺至市，道遇中丞卤簿，驱迫坠沟中。及是拜日，引驺清道，悲感不自胜。顷之即真。

时武帝制春景明志诗五百字，敕沈约以下辞人同作，帝以僧孺为工。历少府卿，尚书吏部郎，参大选，请谒不行。出为仁威南康王长史、兰陵太守，行府、州、国事。初，帝问僧孺妾媵之数，对曰：「臣室无倾视。」及在南徐州，友人以妾寓之，行还，妾遂怀孕。为王典签汤道湣所纠，逮诣南司，坐免官，久之不调。友人庐江何炯犹为王府记室，僧孺乃与炯书以见其意。后为安成王参军事，镇右中记室参军。

僧孺工属文，善楷隶，多识古事。侍郎全元起欲注素问，访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当以石为针，必不用铁。说文有此砭字，许慎云：'以石刺病也。'东山经：'高氏之山多针石。'郭璞云：'可以为砭针。'春秋：'美疢不如恶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无复佳石，故以铁代之尔。」

转北中郎谘议参军，入直西省，知撰谱事。先是，尚书令沈约以为「晋咸和初，苏峻作乱，文籍无遗。后起咸和二年以至于宋，所书并皆详实，并在下省左户曹前厢，谓之晋籍，有东西二库。此籍既并精详，实可宝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徵发，既立此科，人奸互起，伪状巧籍，岁月滋广。以至于齐，患其不实，于是东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竞行奸货，以新换故，昨日卑细，今日便成士流。凡此奸巧，并出愚下，不辨年号，不识官阶。或注隆安在元兴之后，或以义熙在甯康之前。此时无此府，此时无此国。元兴唯有三年，而猥称四、五，诏书甲子，不与长历相应。校籍诸郎亦所不觉，不才令史固自忘言。臣谓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于此。窃以晋籍所馀，宜加宝爱」。武帝以是留意谱籍，州郡多离其罪，因诏僧孺改定百家谱。始晋太元中，员外散骑侍郎平阳贾弼笃好簿状，乃广集众家，大搜群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诸大品，略无遗阙，藏在秘阁，副在左户。及弼子太宰参军匪之、匪之子长水校尉深世传其业。太保王弘、领军将军刘湛并好其书。弘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湛为选曹，始撰百家以助铨序，而伤于寡略。齐卫将军王俭复加去取，得繁省之衷。僧孺之撰，通范阳张等九族以代雁门解等九姓。其东南诸族别为一部，不在百家之数焉。普通二年卒。

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馀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埒。少笃志精力，于书无所不睹，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时重其富博。集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两台弹事不入集，别为五卷;及东宫新记并行于世。

虞羲字士光，会稽余姚人，盛有才藻，卒于晋安王侍郎。丘国宾，吴兴人，以才志不遇，着书以讥扬雄。萧文琰，兰陵人。丘令楷，吴兴人。江洪，济阳人。竟陵王子良尝夜集学士，刻烛为诗，四韵者则刻一寸，以此为率。文琰曰：「顿烧一寸烛，而成四韵诗，何难之有。」乃与令楷、江洪等共打铜钵立韵，响灭则诗成，皆可观览。刘孝孙，彭城人，博学通敏，而仕多不遂，常叹曰：「古人或开一说而致卿相，立谈间而降白璧，书籍妄耳。」徐夤，高平人，有学行。父荣祖位秘书监，尝有罪系狱，旦日原之，而发皓白。齐武问其故，曰：「臣思愆于内，而发变于外。」当时称之。

论曰：二汉求士，率先经术，近代取人，多由文史。观江、任之所以效用，盖亦会其时焉。而淹实先觉，加之以沈静;昉乃旧恩，持之以内行。其所以名位自毕，各其宜乎。僧孺硕学，而中年遭踬，非为不遇，斯乃穷通之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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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

刘绘字士章，愃弟也。豫章王嶷镇江陵，绘为镇西外兵参军，以文义见礼。时琅邪王诩为功曹，以吏能自进，嶷谓僚佐曰：“吾虽不能得应嗣陈蕃，然阁下自有二骥也。”

性通悟出为南康相郡人有姓赖所居名秽里刺谒绘绘戏嘲之曰君有何秽而居秽里此人应声曰：“未审孔丘何阙，而居阙里。”绘默然不答，亦无忤意，叹其辩速。

后历位中书郎，掌诏诰。敕助国子祭酒何胤撰修礼仪。永明末，都下人士盛为文章谈义，皆凑竟陵西邸，绘为后进领袖。时张融以言辞辩捷，周颙弥为清绮，而绘音采赡丽，雅有风则。时人为之语曰：“三人共宅夹清漳，张南周北刘中央。”言其处二人间也。

鱼复侯子响诛后，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绘为表言其事，绘须臾便成。嶷叹曰：“祢衡何以过此。”后魏使至，绘以辞辩被敕接使。事毕，当撰语辞。绘谓人曰：“无论润色未易，但得我语亦难矣。”

隆昌中，兄悛坐事将见诛，绘伏阙请代兄死，明帝辅政，救之，乃免死。明帝即位，为太子中庶子。安陆王宝晊为湘州，以绘为冠军长史、长沙内史，行湘州事。宝晊妃，悛女也。宝晊爱其侍婢，绘夺取，具以启闻，宝晊以为恨，与绘不协。遭母丧去官，有至性。服阕，为晋安王征北长史、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

及梁武起兵，朝廷以绘为雍州刺史，固让不就。众以朝廷昏乱，为之寒心。绘终不受，乃改用张欣泰。转绘建安王车骑长史，行府国事。

及东昏见杀，城内遣绘及国子博士范云等赍其首诣梁武帝于石头。转大司马从事中郎，卒。

译文 ：

刘绘字士章，刘愃的弟弟，豫章王萧嶷镇守江陵，刘绘任镇西外兵参军，因善解文章义理受到礼遇。当时琅邪人王诩任功曹参军，因有办理公务的`才能而受到重视，萧嶷曾对幕僚们说：“我虽不能得到陈蕃的后嗣，但是我的幕府中自由两位能人。”

刘绘性情通达聪悟，出朝任南康相，郡里有一人姓赖，住在秽里，拿着名片来拜见刘绘，刘绘同他开玩笑说：“您有什么污秽，因而住在秽里？”这人应声答道：“不明白孔丘有什么缺陷，因而居住在阙里。”刘绘听后哑口无言，但也不认为他顶撞冒犯，而是叹服他的辩才敏捷。

后来历任中书郎，负责起草诏诰。后又受黄命协助国子祭酒何胤撰写礼仪。永明末年，京都人士热衷谈文章义理，都聚集在竟陵王西邸，刘绘成为少壮派中最杰出者。当时张融因言辞善辩敏捷，周颙更加清丽，而刘绘的言谈富丽华赡，素有风范。当时人们为此这样说：“三个人共宅而居，中间夹着清漳水，张融在南，周颙在北，刘绘在中央。”意思是刘绘处在张、周二人中间。

鱼复侯萧子响被杀后，豫章王萧嶷想请求朝廷批准安葬他，召刘绘起草奏章，刘绘一会儿就写成了。萧嶷叹息说：“祢衡凭借什么超过这（刘绘的才能）。”后来北魏使者来朝，刘绘因言辞善辩受命接待使者。接待完毕，应当摆写答辞。刘绘对人说：“不要说润色不容易，仅仅只是听懂我的话就很难了。”

隆昌年间，刘绘的兄长刘悛因犯事获罪将要被诛杀，刘绘拜伏在殿前请求代替兄长受死，当时是明帝辅佐政事，出面营救，才得以免死。明帝即位后，（刘绘）任太子中庶子。安陆王萧宝晊任湘州太守，任命刘绘为冠军长史、长沙内史，主管湘州事务。萧宝晊的妃子，是刘悛的女儿。萧宝晊很疼爱他的一个侍女，刘绘想夺为己有，侍女将此事禀告萧宝晊，宝晊很恼怒，从此与刘绘不和。刘绘逢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服丧期间很是纯孝。服丧完毕，任晋安王征北长史、南东海太守，管理南徐州事务。

等到梁武帝起兵，朝廷派刘绘担任雍州刺史，刘绘坚决辞让不接受任命。当时众人都因为朝政昏乱，感到心寒意冷。刘绘最终不接受任命，朝廷于是改派张欣泰。调刘绘担任建安王车骑长史，管理府国事务。

等到东昏侯被杀，城内众臣派刘绘和国子博士范云等人带着东昏侯的首级到石头城迎接梁武帝。刘绘转任大司马从事中郎，死于任上。

拓展阅读： 《南史萧颖胄传》原文及翻译

原文 ：

萧颖胄，字云长，弘厚有父风。起家秘书郎。高帝谓萧赤斧曰:“颖胄轻朱被身，觉其趋进转在美，足慰人意。”迁太子舍人。遭父丧，感脚疾。数年然后能行，武帝有诏慰勉之，赐以医药。

颖胄好文义，弟颖基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楼，诏群臣赋诗。颖宵诗合旨。上谓颖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上以颖胄勋戚子弟，自中书郎除左军将军，知殿内文武事，得入便殿。出为新安太守，吏人怀之。后除黄门郎，领四厢直。迁卫尉。

明帝废立，颖胄从容不为同异，乃引颖胄预功。建武二年，进爵为候，赐以常所乘白瑜牛。明帝每存俭约，欲铸坏太官元日上寿银酒枪，尚书令王晏等咸称盛德，颖胄日:“朝廷盛礼，莫过三元，此一器既是旧物，不足为侈。”帝不悦。后预曲宴银器满席，颖胄日:“陛下前欲坏酒枪，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惭。

后为庐陵王后军长史、广陵太守，行衮州府事。是年魏扬声当饮马长江帝惧敕颖胄移居人入城百姓惊恐席卷欲向南度颖胄以魏军尚远不即施行魏军亦寻退。和帝为荆州。以颖胄为西中郎长史、南郡太守，行荆州府州事。时江祏专执朝权。此行由祏，颖胄不平，曰:江公荡我辈出。”

初、梁武之起也，巴东太守萧惠训子瓒、巴西太守鲁休烈弗从，举兵侵荆州，败辅国将军任漾之于峡口，颖胄遣军拒之,而梁武已平江、郢，国建康。时颖胄辅帝王，有安重之势。自以职居上将，不能拒制瓒等，忧愧发疾而卒。州中秘之，使似其书者假为赦命。及建康平，萧瓒亦众惧而溃，和帝乃始发丧，诏赠颖胄丞相。丧还，武帝车驾临哭渚次，葬依晋王导、齐豫章王故事。谥日献武。

译文 ：

萧颖胄，字云长。弘仁宽厚，有父亲遗风，自家中征召，授秘书郎。齐高帝曾对萧赤斧说:“颖胄淡红色的官服穿在身上，走动起来更觉俊美，足可称慰人意。”颖胄升迁太子舍人。遣父丧事，因伤感患上脚病。数年后才能行走。武帝下诏安慰劝勉他，并赏赐他医药。

萧颖胄喜好文学，弟弟萧颖基喜好武勇。一次，齐武帝登烽火楼，下诏群臣赋诗。颖胄所作诗深合武帝意旨。皇上对颖胄说：“你能文。弟能武。宗室中便不乏人才。”皇上由于萧颖胄是有功皇亲的于弟，以中书郎任左军将军，知殿内文武事，能够进入皇上便殿。出任新安太宁。官受百姓都怀念他。后来，又任黄门郎，领四厢值，迁任卫尉。

齐明帝图谋废旧君立新君，颖胄举止行动之间安然不迫不表异议。于是认为颖胄有参与之功。建武二年，颖胄进爵为候。明旁将平常所用拉车的白瑜牛赏赐给他。明帝常存节俭之念有一次想把太官元日上寿同的银酒枪毁掉，重铸银两，尚书令王晏等人也称颂明帝的盛德。颖胄说：“朝廷的大礼，莫过于正月初一这三元之礼，这种器物已是旧物，算不上奢侈。”明帝很不高兴，后来萧颖胄参加宫内私宴。见银器满桌，就说。“陛下先前想要毁坏酒枪，这种节俭之念感怕应该移在这些银器上吧。”明帝听了很惭愧。后来，萧颖胄又任庐陵王后军长史、广陵太守，行南兖州府事。这一年，北魏扬言要攻打南齐。明帝害怕，赦令萧颖胄将城外居民移入城内。百姓大为惊恐。不少人准备举家南渡，萧颖胄认为魏军离得很远，没有立即施行移民计划，北魏军队不久也退了回去。齐和帝镇守荆州时。萧颖胄任西中郎长定、南郡太守，行荆州府事。当时江祏把持朝中大权，这些安排都由江柘祏操纵，萧颖胄心中不平，说:“江公是要排挤我辈出京“。

自初，梁武帝萧衍起兵，巴东太守萧惠训之子萧瓒,巴西太守鲁休烈都不服从。他们举兵侵犯荆州。在峡口打败辅国将军任漾之。萧颖胄赶忙派兵抵抗。而梁武帝萧衍已平定江州、郢城,包围建康。此时，萧颖胄辅佐和帝，有安邦定国,举足轻重之势。他认为自己位居上将,竟不能击败萧瓒等人。忧愧交加，发病而死，荆州秘不发丧，派与他字体相似者继续伪造他的教俞命令，等到建康平定,萧瓒也因士兵畏惧而溃败，和帝这才发丧。下诏追赠萧颖胄为丞相。萧颖胄灵柩回到建康，武帝车驾临幸哭迎到江边。安葬仪式依照晋代王等、齐代禄章王旧例，谥号为献武。

　　“俭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它的主要功绩在于积有限之社稷资财，以兴家业，繁吾中华。故此，我国历史上众多有识之士在生活土都十分注意自身的俭朴，也十分重视对后代的“俭朴”教育。这种身教言传之精神， 成为后人正身教子的楷模。 北宋杰出史学家司马光，进士出身，屡官天章阁侍兼侍讲、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后追封为温国公。他著述宏丰，其名著《资 治通鉴》是我国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他的生活十分俭朴，工作作风稳重踏实，更把俭朴作为教子成才的主要内容。 在司马光的一生中， 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 据有关史料记载，司马光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十分注意教育孩子力戒奢侈，谨身节用。他在《答刘蒙书》中说自己“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 为了完成《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他不但找来范祖禹、刘恕、刘敛当助手，还要自己的儿子司马康参加这项工作。当他看到儿子 读书用指甲抓书页时，非常生气，认真地传授了他爱护书籍的经验 与方法：读书前，先要把书桌擦干净，垫上桌布；读书时，要坐得端端正正；翻书页时，要先用右手拇指的侧面把书页的边缘托起， 再用食指轻轻盖住以揭开一页。他教诫儿子说：做生意的人要多积蓄一些本钱，读书人就应该好好爱护书籍。”为了实现著书立说治国鉴戒的理想，他15年始终不懈，经常抱病工作。他的亲朋好友劝他“宜少节烦劳”，他回答说：“先王曰，死生命也。”这种置生死于不顾的工作、生活作风，使儿子同僚们深受启迪。 在生活方面，司马光节俭纯朴,“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 但却“不敢服垢弊以矫俗于名”。他常常教育儿子说,食丰而生奢, 阔盛而生侈。为了使儿子认识祟尚俭朴的重要，他以家书的体裁写 了一篇论俭约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强烈反对生活奢痱，极力提倡节俭朴实。 在文中他明确指出：其一，不满于奢痱陋习。他说，古人以俭约为美德，今人以俭约而遭讥笑，实在是要不得的。他又说，近几年来，风俗颓弊，讲排场，摆阔气，当差的走卒穿的衣服和士人差不多,下地的农夫也脚上穿着丝鞋。为了酬宾会友“常数月营聚”, 大操大办。他非常痛恶这种糜烂陋习，为此，他慨叹道：“居位者虽不能禁，忍助之乎！”其二，提倡节俭美德。司马光赞扬了宋真宗、仁宗时李亢、鲁宗道和张文节等官员的俭约作风，并为儿子援 引张文节的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告诫儿子这句至理名言是“大贤之深谋远虑，岂庸人所及哉。”接着，他又援引春秋时鲁国大夫御孙说的话：“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接着，他对道德和俭约的关系作了辩证而详尽的解释。他说：“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 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反之，“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 其三,教子力戒奢侈以齐家。司马光为了教育儿子警惕奢侈的祸害, 常常详细列举史事以为鉴戒。他曾对儿子说过：西晋时何曾“日食万钱，至孙以骄溢倾家”。石祟“以奢痱夸人，卒以此死东市。” 近世寇准生活豪侈冠于一时，“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 。 司马光还不断告诫孩子说：读书要认真，工作要踏实，生活要俭朴，表面上看来皆不是经国大事，然而，实质上是兴家繁国之基业。正是这些道德品质，才能修身、齐家，乃至治国、平天下。司马光关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警句，已成为世人传诵的名言。在他的教育下，儿子司马康从小就懂得俭朴的重要性，并以俭朴自律。他历任校书郎、著作郎兼任侍讲，也以博古通今，为人廉洁和生活俭朴而称誊于后世。 今天，我们的生活比我们过去的任何时代都富裕多了。但我们才刚刚摆脱贫困，刚刚踏上富裕的台阶，并没有真正的富裕起来。 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年轻家长摆阔气、讲排场，挥霍无度，这种无节制的浪费风气正像传染病那样在社会上扩散，已深深影响着下一代。“俭朴”是我们兴家繁国的法宝，挥霍无度必将祸害家业， 殃及国家。所以，为了家业兴旺，国家强盛，我们必须努力培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树立勤劳、俭朴的高尚情操。只有这样，我们才 能拥有明天，我们的民族才能兴旺发达。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北宋陕州（今山西夏县）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经过19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元丰7年（1084年）完成了《资治通鉴》的通史巨著，内容以总结历史统治者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为主。在政治上，司马光守旧，竭力反对神宗支持的王安石变法，长期辞官退居。宋神宗死后，他被召入京，主持国政，废除了王安石变法的新政。司马光死后被追封为温国公，葬于家乡夏县。入朝为官

　　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一月，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据史书记载，司马光幼年聪颖好学，尤喜《左氏春秋》，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他不仅能够熟练地背诵《左传》，而且可以把二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他好读书，求甚解，又有选择，他不喜佛、老，对历史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

　　宋仁宗宝元初年（1038年），司马光二十岁的时候，中进士甲科，初任奉礼郎、大理评事一类小官，后经枢密副使庞籍的推荐，入京为馆阁校勘，知同礼院，改并州通判。嘉佑六年（1061年）升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神宗即位后拜翰林学士。

　　在政治上，司马光是保守派领袖，他顽固地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教条，竭力反对、阻挠王安石变法。当神宗准备任命他为枢密副使时，他坚持不受，并以废除新法为条件相要挟。他还以故交旧友的面目三番五次给王安石写信，攻击其变法是“侵官、生事、征事、拒谏”，致使“天下怨谤”，遭到王安石的严厉批驳。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看到新法已势在必行，便自请离京，出知永兴军，第二年至洛阳，任两京御史台。清廉简朴

　　司马光政治保守，无可讳言；但他襟怀坦白，居官清廉，恭谦正直，不喜华靡的品格却也是公认的。史书上记载着他这方面的许多小故事，一直传为美谈。就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很钦佩他的品德，愿意以他为邻。

　　司马光敢于直谏，不阿谀奉承；他举忠斥奸，不为身谋。在一篇《谏院题名记》上，他要求做谏官的“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吁名者，犹汲吁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他曾经说自己平生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对人讲的。他廉洁奉公、以节俭为乐的品德更是一直被众传颂。仁宗皇帝临终前曾留下遗诏，要赏赐司马光等大臣一批金银财宝，司马光领衔上书，陈述国家穷困，不愿受赏。但几次都未被批准，最后他将赏赐自己的一份交给谏院，充作公费。他在洛阳任职时，曾买地修筑了一所居住、读书、游览的“独乐园”，幽雅简朴，他非常满意。但当皇上的使臣到这所宅院来向他问政时，却为这低矮的瓦房、间隔的陈设暗暗发笑，他不能相信名扬天下的“司马相公”会这样寒碜！司马光的妻子死后，没有钱办理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们主张借些钱，也该把丧事办得排场一点，司马光不同意，并且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可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最后还是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草草办了丧事。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所谓司马光“典地葬妻”的故事。呕心沥血著《通鉴》

　　司马光在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贡献，是他主持编写了不朽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他的名字将和这部著作一起永远留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

　　司马光从小勤奋好学，博通经史，出仕后也一直坚持读书，尤其留心研讨历代史书。他在馆阁校书以及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时，看到满架满架的都是史书，几间屋子都放不下，如此浩翰的朝野史籍，一个人穷毕生之精力也是看不过来的。于是他逐渐产生了一个编写一本既系统又间明扼要的通史，使人读了之后能了解几千年历史的兴衰得失。他的想法得到了他的好友、历史学家刘恕的赞同和支持，于是在嘉佑年间，司马光便在公事之余开始了《通志》的编写和工作。

　　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他写好的《通志》进献给英宗皇帝。《通志》共八卷，记述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共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主要写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的盛衰兴亡，供皇帝参考。英宗看后，非常满意，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供奉费用，增补人员，专事编写工作。司马光深受感动，很快便在右掖门处的秘阁内设立了书局，并请来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刘班，刘恕、范祖禹等人，共同讨论了书的宗旨、提纲，并分工由刘班撰写两汉部分，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最后由司马光总其成，由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担任文字的校对工作。

　　第二年，英宗病逝，神宗即位，开经筵，在迩英阁进读《通志》，他认为《通志》比其他的史书更便于阅读，也易于借鉴，就召见司马光，大加赞赏，并赐名《资治通鉴》，说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还要亲自为《资治通鉴》作序。这就更加促进了这部史书的编修工作。到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最后脱稿修成，前后共成时十九年。

　　《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述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丰富的历史事实。全书计二百九十四卷，另附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这部书，取材甚广，网罗极富，除依据正史处，还采用了野史杂志三百二十余种，而且对史料的取舍极严，考辨异同，尽力求真，所以记述内容，比较翔实可信，为历代史学家所推崇。《通鉴》文字以荀悦的《汉纪》为宗，力求简明扼要，文笔生动流畅，朴质精炼，富有文学意味。不仅可以作为历史著作阅读，有些篇章也可当作文学作品欣赏。

　　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的十九年中，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特别是在洛阳的十五年里，几乎付出了他全部的精力和心血。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编书，常常废寝忘食，有时家里实在等不上他回来吃饭，便将饭送至书局，还要几次催他才吃。他每天修改的稿子有一丈多长，而且上边没有一个草字。他的房子低矮窄小，夏天闷热难堪，洒下的汗珠把书稿都浸湿了。后来，他请匠人在书房里挖了一个大深坑，砌上砖，修成一间“地下室”，他就在这个冬暖夏凉的地方，专心致志地埋头编书。他对史料考核极其认真，追根寻源，反复推敲，不断修改。《通鉴》编成后，洛阳存放的未用残稿就堆满了两间屋子，可见他为这本书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啊！重执政废新法

　　元丰八年，神宗病逝，不满十岁的哲宗即位，由宣仁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被起用为陈州知州，路过京城时，被留作门下侍郎，次年又升尚书左仆射，与吕公著（尚书右仆射）同执朝政。司马光执政后，便开始排斥打击变法派人士，接连上表，彻底废止新法。

　　元佑元年（1086年）九月，司马光病逝，终年六十八岁，朝廷赠以“太师”、“温国公”等称号，派专员扶灵柩返夏县安葬，谥“文正”。

南宋学者王明清经考证指出，《百家姓》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前几个姓氏的排列是有讲究的：赵是指赵宋，既然是国君的姓氏理应为首；其次是钱姓，钱是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王的姓氏；孙为当时国王钱的正妃之姓；李则为南唐国王的姓氏。

《百家姓》本来收集了411个姓，后增补至504个，其中单姓444个，复姓60个。其前100位的排序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孔曹严华、金魏陶姜、戚谢邹喻、柏水窦章、云苏潘葛、奚范彭郎、鲁韦昌马、苗凤花方、俞任袁柳、丰鲍史唐、费廉岑薛、雷贺倪汤、滕殷罗毕、郝邬安常、乐于时傅、皮卞齐康、伍余元卜、顾孟平黄、和穆萧尹。

百家姓的来历

姓，是标志家族系统的称号，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先决条件，涉及千家万户，关系到每一个社会成员。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姓，与原始的姓并非同一概念，而是包含了古代的姓与氏两方面的内容。 中华民族的姓，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公社初期的人，以为每个氏族都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有血缘关系，往往以此作为本氏族的名称，即氏族的微号，这就是图腾。“图腾”系印第安语，意为“他的亲族”；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摘要》中明确指出：“图腾一辞表示氏族的标志和符号”。有些图腾，后来转化为人的姓。由于那时的子女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氏族称号，即一个氏族名下的成员都出自一个母系祖先。“姓”的造字属于会意，古形体是由“人”和“生”组成，意为人所生，因生而为姓。用“女”与“生”组合成姓字，最早见于秦国该石《诅楚文》，意思是女子所生为姓，生而有姓。因此，中国早期的许多姓，如姬、姒、姜、赢等，都带有“女”字。 氏是姓衍生的分支，出现较晚，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为古代贵族标志宗族系统的称号。“氏”的造字方法是象形，早在甲骨文中就有，解释为木本，即植物之根；后来转注为姓氏的氏，就是取水之源头、木之根本的意思。 《左传·隐公八年》记有：“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这是说，帝王立有德之人为诸侯，根据他的出生血统赐给姓，分封给他土地并且根据封地命名氏。由此可见，先秦时的姓与氏，既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社会职能上说，二者的不同点在于：姓是决定是否能够通婚的依据，氏则是用来区别贵贱的，正如南宋史学家郑樵《通志·氏族略序》所说：“氏所以别贵贱的，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回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能”。

战国时期，奴隶制宗法制度的崩溃，姓与氏已无什么区别，姓氏成为表明个人及所生家庭的符号，亦即郑樵所云：“三代（即夏、商、周三个朝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见于文字记载正式将姓氏混用的，是西汉时的司马迁，他在《史书》中写秦始皇曰“姓刘氏”。此后，或言姓，或言氏，或兼言姓氏，都是一个意思，即实际是专指姓。尽管如此，生活在封建社会的人，仍然有贵与贱之分，其区分依据就是看有无“地望”，即“以地望明贵贱”。地望，就是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魏晋至隋唐时每郡显贵的家庭，意思是世居某郡，以当地所仰望。 随着姓氏的产生，姓氏之学逐渐兴起。《汉书·艺文志》所裁《世本》15篇，据说系战国时史官所撰，是中国最早系统记裁姓氏来源的典籍。 此后，姓我著作层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