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叶以来的社会经济关系变迁，使世家大族受到的最大冲击，就是经济地位的不稳固。宋代官僚阶层要想长保富贵，就不能不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采取诸多新手段、新举措，以稳定经济地位，收合族属。范仲淹创建的义庄，作为一种前无古人的新举措，在家族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向为研究者们所重视，论述已多。已有的研究成果，诸如陈荣照《范仲淹的义庄》[ ](pp186-212)、邢铁《宋代的义庄》[2]以及廖志豪、李茂高《略论范仲淹与范氏义庄》[3]等等，多是就义庄本身立论，对范氏家族进行个案剖析则很不够。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家族建设新举措，如果能将义庄与范氏家族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说明宋代社会条件下的经济手段与世家大族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无意是很有帮助的。笔者不惴谫陋，拟从这一角度加以探讨，以补前贤研究之缺。不妥之处，肯望教正。

一、义庄之创立与发展

皇佑元年（1049年），范仲淹知杭州。由于杭州与其家乡苏州相去不远，因而得以与族人有较多的接触。据范仲淹于皇佑三年正月八日所撰的《续家谱序》记载：“皇佑中（应为‘初’），来守钱塘，遂过姑苏，与亲族会。追思祖宗既失前谱未获，复惧后来昭穆不明，乃于族中索所藏诰书、家集考之，自丽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孙，支派尽在。乃创义田，计族人口数而月给之；又理祖第，使复其居，以永依庇。故作《续家谱》而次序之。”[4]（pp731-732）

在《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志铭》一文中，范仲淹又说：“皇佑初，某来守钱塘，与府君（范仲温）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5](P370)购买义田在是年十月，可知一年之内范仲淹在苏州为宗族做了两件事：一是续修家谱，一是创置义庄。 这一年，范仲淹61岁。

关于范仲淹创置义庄的动机，以往学者多认为出于范仲淹的公心和慈爱之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具体体现，同时又是宋代“收族”观念的实践手段。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但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没有被揭示出来。我们不妨先看看范仲淹曾对子弟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亦何以入家庙乎？[6]（P863）、[7]（P1174）

对于一个60余岁、为官数十年的老年高级官僚来说，与祖宗子孙同享富贵自然是一种颇令时人敬仰的思想境界。但不宜言表却更有吸引力的理想，则是如何使子孙后代长保富贵。在为乃兄范仲温所撰写的墓志铭中，范仲淹以“积善不诬，厥后其昌”[5]（371） 作尾语，即已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而其贤子贤孙们，也是完全能够领会得出其良苦用心的。范纯仁曾说：“先文正公置义田，非谓以斗米疋缣使能饱暖族人，盖有深意存焉。”[8]（1170） 范仲淹五世孙范之柔亦曾明确提出，创置义庄是乃祖“欲为传远之计”[9]（P1164） 的结果。南宋刘宰在为希墟张氏义庄作记时，曾引用了范仲淹的上述一段话，并分析义庄创建的动机说：“夫乐富贵而羞贫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爱其子孙而不欲其贫且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10]（P579） 可见，无论是范仲淹自己的言论，还是其后裔或其他士大夫的理解，都是将创办义庄与子孙长保富贵绾连在一起的。

由于一些研究者只注意了义庄对贫乏族人的赡助，所以很容易将其视作慈善机构。但从范仲淹初定的十三条规矩中，我们即可以发现以下这样几条内容：

女使有儿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岁以上听给米。

每房许给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子弟出官人，每还家待阙守选丁忧或任川广福建官，留家乡里者，并依诸房例，给米绢并吉凶钱数。虽近官，实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给。

对于家中使唤着女使、奴婢的族人来说，显然原本就是没有“寒馁之忧”的。至于“出官人”，即使不在官任或暂不领取俸禄，也不应有太大的生活问题。范仲淹对他们的支助，自然已超出慈善的范围。何况对其他族众的支助力度，也基本上达到了衣食无忧的程度。明显具有慈善性质的条款，仅见一条：

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诒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

可以看出，义庄的慈善性质并非主流。范仲淹的主要动机是为家族长保富贵提供稳固的物质基础。这一点，从范仲淹后人的行为中还可以得到明显的印证。在陆续形成的续定规矩中，增加了对应举士人的资助及义学方面的内容，以便“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9]（P1168）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为了长保富贵，收合族众，加强宗族势力，范仲淹可谓殚精竭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范仲淹为宗族建设不吝钱财，但他本人生活却十分俭朴。据说在他创置义庄的前夕，子弟曾劝他“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12] ，被他断然拒绝。《宋史》说他“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13]（10276） ，想必不误。

义庄创建之初，范仲淹就已十分注重它对维持提高宗族势力的长久作用。建义宅，设义学，续修家谱，制订义庄规矩，草创之初便注意各种配套措施，考虑可谓较为周全。但范仲淹在义庄建成后的两三年内，便去世了。义庄的巩固和初期发展，主要是在范仲淹儿辈们手中完成的。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清楚地反映这一点。

首先，义田规模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义庄的主体经济势力是义田，初创规模为1000亩，范纯仁将其增加为3000亩。纯仁“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14]（10293） 。其做法颇似乃父，但官位却过之，因而能够获得更多的俸赐，从而也就更有条件为范氏义庄多做贡献。

其次，义庄规矩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日趋严密。范纯仁兄弟先后十次续订规矩，分别为熙宁六年（1073年）、元丰六年（1083年）、绍圣二年（1095年）二月、绍圣二年四月、元符元年（1098年）、元符二年（1099年）、崇宁五年（1106年）、大观元年（1107年）、政和三年（1113年）、政和五年（1115年），平均4年左右续订一次。由于是“随事立规”，所以续订的内容，多是根据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如果说范仲淹的初定十三条“止具给予之目，仅设预先支请之禁”，基本上是赋予族人获得资助权力的内容；那么范纯仁兄弟续订的二十八条，则“关防益密”[15]（P1172） ，主要是对族人相关责任的规定。权力和义务的相互结合，必然使得义庄在管理上日趋严密。

再次，义庄规矩得到了宋朝官府的支持，从而具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治平元年（1064年），范纯仁上书朝廷，述说在义庄的管理中，“今诸房子弟有不尊规矩之人，州县既无敕条，本家难为伸理，五七年间渐至废坏，遂使子孙饥寒无依”，并因此而要求“朝廷特降指挥下苏州，应系诸房子弟，有违犯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这一要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从此，义庄规矩以朝廷指挥作尚方宝剑，获得了政治上的保障。范氏子孙将其刻石于天平山白云寺范仲淹祠堂之侧，“子子孙孙遵承勿替”[16](P1160) 。

在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中，范氏义庄受到了战乱的冲击。政局稳定以后，义庄已经是“虽田亩仅存，而庄宅焚毁，寄廪坟寺，迁寓民舍，蠹弊百出，尽失初意”[17](P1165) 。战乱不仅破坏了义庄的一些基础设施，而且也使义庄规矩受到了冲击，制度不能得到较好地执行，从而使义庄日益向着崩溃的方向发展。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对这一情况做了如下叙述：

中更兵毁，族党星散。故基榛芜，编民豪据为居宇，为场圃。僦直无几，甚失遗意。粟无所储，寓于天平山坟寺，倍有往来给散之劳。寻复圮废，改置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15](P1171)

看来范氏义庄的庄宅不仅受到破坏，而且为他人所占，仅能收取微乎其微的一点租金。尽管田亩尚存，但已失去了各种配套设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针对这种情况，范氏子孙尤其是文正位有官职的子孙，力图加以重建。官至奉议郎的范公武，“念此有年，赍志而殁”。其子范良器、范之柔兄弟“慨然自任，思图其新”。庆元二年（1196年），他们正式开始了义庄的恢复重建工作。他们所做的第一步，首先是“历告居民，尽除僦直，约期而遣之”。但这一步并不容易，因为有许多“不服者”不愿迁出，范氏兄弟不得不“诉于郡、于监司，以至上达台省”。由于提刑何异、太守郑若容“咸义此举，力为主张”，才使得范氏能够悉得故地。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二步，就是“首捐私帑，缭以垣墙；创建一堂，仍扁‘岁寒’，以祠文正；结屋十楹，以处贫族；就立新仓，寖复旧观”[15](P1171) 。这样一来，义庄的硬件建设便得以重新恢复。接下来便是制度建设问题，所以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三步，便是“参定约束，加备于前”[17](1165) ，范良器还“亲掌出纳一年，以为后式”[15](1171) 。他们还“经本州镂给板牍，揭示义宅”。尽管如此，时任左司谏的范之柔还不放心，又学范纯仁的做法，上奏朝廷，要求“特颂睿旨札下平江府”，保证新规旧约的执行。这一要求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庆元二年（1196年）以来范良器、范之柔兄弟对义庄的重建，在范氏义庄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它表明义庄经受住了社会动荡的考验，也表明范氏家族的核心势力仍出自范仲淹一系（即文正位，范良器兄弟为范纯佑后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范氏义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的不断提高。除了范之柔上奏获准，义庄规矩的执行重新获得政治保障以外，南宋朝野人士还对范氏义庄给予了各种各样的特殊关照。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官府对义庄赋役的与免。在嘉定三年（1210年）范之柔主持的《续定规矩》中，曾提到“义庄及白云功德寺差役并应干非泛科敷并蒙官司蠲免”问题。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认为“范文正公义庄乃风化之所关”，理应“与免科籴”，因此免除吴县、长洲县范氏义庄劝米共计九百七十三石六斗二升。[18](PP1086-1087) 可见，义庄在经济上享有赋役与免的特权，逐渐成为宋朝政府统治下的经济特区。

二是地方官对范氏的优崇。南宋时期，范仲淹作为家乡的先贤，成为地方官员进行社会教化的楷模。因此，历任地方官无不对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另眼相觑，多加优崇。咸淳十年（1274年），平江府知府潜说友有感于本府未有范文正公专祠，乃“事关风化”的要事，因此不顾财力“窘乏”，于范氏义庄之东建筑范仲淹祠堂。在建成了“为屋六十楹”的大祠堂之后，又“拨没官田土，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费”。在范氏义庄附近建立的官方范仲淹祠堂，对提高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无疑是有极大帮助的。祠堂“春秋二祀，太守率其属亲莅”[19](pp1087-1088) ，可见，祠堂祭祀的仪式、规格，是很不一般的。

三是名人的宣传。由于范氏义庄的收族作用明显，逐渐受到了理学家们重视。许多知名人士纷纷撰文，对义庄加以宣传和褒奖。如刘清之“尝序范仲淹《义庄规矩》，劝大家族众者随力行之”[20](p12957) 。流传至今的此类文章，北宋时仅有钱公辅《义田记》一文，南宋时则有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孙应时《范氏义庄题名》、刘榘《范氏义庄申严规式记》等文。此类文章的逐渐增多，无疑促进了范氏义庄知名度的不断扩大，许多宗族纷纷效法范仲淹的做法，创建义庄，并借鉴范氏义庄的管理经验。范氏义庄逐渐成为宗族义庄建设的楷模。

通过南宋朝野人士对义庄的各种特殊关照，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得以不断提高。这既是义庄发展的表现，又反过来对义庄的稳定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范氏义庄在两宋200余年的发展，尽管曲曲折折，并非一帆风顺，但毕竟逐渐稳定下来，在宋代的社会土壤中扎住了根。就这一点而言，已可说是社会奇观。要知道，宋代普遍的社会现象已是“田宅无定主”[21]（P162） ，其土地所有权转移之频繁，时人甚至用“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换家”[ ]（P494）之类的语言来加以形容。范氏义庄的发展，不但表现在制度的完善、地位的提高、声望的扩大等方面，而且其田产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初创时为1000亩左右，至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与免科籴时，其规模为吴县897亩、长洲县2271亩3角，合计3168亩3角。

二、义庄对范氏家族的作用

义庄的创立作为范氏家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一座里程碑，对宋代范氏家族的发展无疑起过多方面的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义庄赡养、团聚了大批家族成员。苏州的范氏族人，均为范隋后裔，至北宋中期已经过四五代人的繁衍。人口已具有一定数量规模，贫富分化也已非常严重。范仲淹虽出身于仕宦支系，但由于家世衰替，甚至“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而不得不声称“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6]（863） 。义庄初建时登记在册的族人数量为90口。当时的千亩义田“岁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给其所聚，霈然有余而无穷”[23]（P1169） 。此后，范氏家族人口不断增多，义田虽经过一些波折，但规模也在扩大，且逐渐稳定下来。至南宋时期，3000余亩的义田已赡养了数百口范氏族人。在范良器兄弟使义庄“岿然复兴”之时，养活族人约四百五十口，与初创时相比，已是“五倍之矣”[24](P1173) 。

在义庄的庇护下，的确有大批贫穷的范氏族人避免了流离失所、迁徙他乡的命运，因为有着稳定的生活来源，自然就可以安土而居。同时，由于义田对“仕而家居”者同样予以支助，所以又对许多仕宦者回归故乡产生了吸引力，从而团聚了更多的家族中的精英成员。而两宋时期仕宦不归故乡是较为普遍的情况。就范仲淹一系来说，出于仕宦的需要，子孙曾落户于京师附近的许昌，尽管仍与苏州的范氏族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受到两宋之际的战乱冲击之后，不得不南迁。但与其他世家大族南迁后星散各地有所不同，南迁的范氏族人受义庄团聚力的吸引，基本上均落籍于苏州地区。南宋家铉翁以十分羡慕的口气说：“（范仲淹）立义庄，聚族而居之，至今二百余年，范氏裔孙列居文正坊中。”[25](P293) 可见，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具有稳定而长久的团聚作用。

其次，义庄为族人的教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范仲淹是以科举起家的士大夫，他在为政过程中十分注重教育，所至各地，兴学倡教，不遗余力。义庄创置的动机，就包含有他教育族人的思想在内。虽然在其初创时手定的规矩中尚无有关教育的条目，但在范纯仁首次续定的三条规矩中，便已有了详细的有关义学教师选拔和待遇的规定：

诸位子弟内选曾得解或预贡有士行者二人充诸位教授，月给糙米五石（若遇米价每石及一贯以上即每石即支钱一贯文），虽不曾得解预贡，而文行为众所知者，亦听选，仍诸位共议（本位无子弟入学者不得与议）。若生徒不及六人，止给三石，及八人给四石，及十人全给（诸房量助出钱以助束修者听）。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必定是有一定根据的。在家族内部，有教师，又有学校，自然使家族成员受教育有了方便条件。更重要的是，稳定的经济来源，足以使族众衣食无忧，这就为他们安心读书提供了基本保障，更何况家族内的教育又是全部免费的。

再次，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的仕宦具有一定的作用。范氏家族成员在教育中的有利条件，即已为他们从事科举考试奠定了基础。同时，范氏义庄还为实际赴考的子弟提供经费资助和奖励，鼓励子弟赴考。熙宁六年（1073年）的续定规矩中这样一条：

诸位子弟得大比试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七十七陌下皆准此），再贡者减半，并须实赴大比试乃给。即已给而无故不试者追纳。

嘉定三年（1210年）的续定规矩，又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如下调整：

旧规诸房子弟得贡大比者，义庄支裹足钱十千金。物价翔贵，难拘此数。如有子弟得解赴省，义庄支官会一百千，其钱于诸房月米内依时值均克。其免举人及补入大学者支官会五十千，度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

更重要的是，义庄为家族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家族成员在日益加剧的社会竞争中有了一个避风港。这就使家族的发展不至于骤起骤落，即使有波折，也不会使家族整体上衰败到一蹶不振的程度，而是总有重新兴起的条件和机会。在历史的短时段内，这种作用可能不甚明显，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中。但在长时段内，潜在的作用就会得到充分的体现。透过范氏家族在宋代的发展历史，时人即已看出了这种作用。南宋刘宰甚至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何近时名门,鲜克永世；而范公之后,独余二百年，绵十余世而泽不斩也”[10](P580)

不过，就两宋时期而言，义庄对范氏家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作用，毕竟是次要的，不能估计过高。北宋时期的范仲淹支系，对义庄的贡献是主要方面。由于定居于中原地区的许昌，成员从义庄中得到的实际助益并不多。这一时期范仲淹支系仕宦的昌盛，主要得利于其他各种因素，如荫补、婚姻关系、社交关系以及范仲淹声望的影响等。经济上由于有两代高官仕宦所得的丰厚俸赐为主要来源，再加上范氏俭朴家风的作用，至北宋末期尚没有衰败的迹象。南宋时期义庄的作用的确较为明显，但范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仍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应当加以注意的是，在宗族内部，义庄使范仲淹直系后裔基本上确立了族长的地位。元朝初年的范士贵，曾“充平江路学职，兼管本族义庄、义学勾当”，据云“系先贤范文正公嫡孙”[26](P1089) 。方回在其诗注中提到的范氏族长范邦瑞[27](P994) ，亦被称为范仲淹之八世孙。这说明，从增广义庄的范纯仁，到恢复义庄的范良器、之柔兄弟，再到异代鼎革后的范士贵、范邦瑞，范氏家族的***基本上是产生于范仲淹直系后裔之中的。由于在管理规矩中逐渐增加了各种对族人的惩戒内容，这些内容不但与族人的经济利益相联系，而且重要处罚还要“诸房具申文正位”[17](P1167) 。因此，义庄又为范仲淹直系后裔中的领导层实施家法族规提供了基础。明人方苞曾说：“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于庙，则祖父行俯首而听命。过愆辩讼，皆于家庙治之。故范氏之子孙，越数百年，无受罚于公庭者。盖以文正置义田，贫者皆赖以养，故教法可得而行也。”[28] 可见，义庄在教养、团聚族人的同时，也束缚、控制住了族人。

三、结语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关系的变迁，使官僚家族长期维持已有的社会地位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依靠荫补、科举竞争、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大官僚家族的社会地位一般可以维持两三代人的时间，但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其衰败也是较为迅速的。义庄的创置，为家族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经济保障，对家族地位的维持起着潜在的和持久的作用。

范仲淹家族以科举而兴，又靠荫补、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家族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创置和经营义庄使这一家族在两宋时期没有彻底衰败，维持了较为长久的世家大族地位，成为宋代世家大族学习的楷模。

范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六十一位的大姓，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三六。范姓的始祖，可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圣君唐尧。应该还有很多朋友不知道范姓起源,范姓的来源吧 ，我为大家搜集整理后发布的内容，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分布地区

山东高平郡。

历史来源

「范」源出

1、出自祁姓，为帝尧陶唐氏裔孙刘累之后，以封邑名为氏。范氏比许多其他姓氏更特殊的地方，就是对于自己姓氏的来龙去脉，十分清楚。据《姓纂》的记载：“帝尧裔孙刘累之后，在周为唐杜氏，周宣王灭杜，杜伯之子温叔奔晋为士师，曾孙士会，食采于范，遂为范氏。”据《古今姓氏书辨证》和《元和姓纂》所载，帝尧裔孙刘累事夏王孔甲，赐氏御龙。后迁鲁县，至商为豕韦氏。商末国于唐，周成王灭 范姓始祖唐，迁之杜，为杜伯。杜伯无罪见杀，其子杜隰叔奔晋，其孙杜蒍在晋国担任士师，遂为士氏，称士蒍，其玄孙士会因功封于范（今河南省范县），子孙遂以封邑范为姓，称为范氏。

2、出自楚国，以地为姓：楚国有范地，左传文公九年，有范山。

3、少数民族范姓。

得姓始祖

士会（约公元前660年—公元前583年）即范武子（随武子），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士蒍之孙。祁姓，士氏，名会，字季，因封于随，称随会；封于范，又称范会；以大宗本家氏号，又为士会。因迎公子雍之事流亡秦国，河曲之战中为秦国献计，成功抵御晋军。后被赵盾用计迎回晋国。邲之战中看到晋军内部不和，主张班师。荀林父死，升任执政，专务教化，使晋国之盗皆逃于秦。郤克使齐受辱，请求伐齐不得，士会担心晋国发生内乱，告老让郤克为执政。二十年后，晋悼公犹修“范武子之法”，百年之后，赵武、叔向等犹追思士会，欲从之游。范姓尊士会为范姓的得姓始祖。

迁徙分布

先秦时期，范姓活动的地区主要在山西、河南和湖北地区。秦汉时，范姓已经分布到、河北、山东、江苏等长江以北地区，随后进入江南地区。宋朝时期，范姓大约有69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09%，为宋朝第二十一大姓。分布主要集中于四川、河北、河南、江苏，这四省范姓大约占范姓总人口的57%，其次分布于山东、山西、湖北、江西、陕西，这五省的范姓又集中了31%。四川为范姓第一大省，居住了范姓总人口的20%。全国形成了四川、冀豫、苏鲁三大块范姓人口聚集中心。明朝时期，范姓大约有43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047%，为明朝第五十二大姓。宋元明600年全国人口纯增长率是20%，范姓人口增长是负值，600年中范姓人口净减少了26万。面对战乱和屠杀，受害群体首先应是主体在北方的人群，范姓是北方地区的姓氏，自然遭到严重的冲击。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浙江、江苏、福建，这三省范姓大约占范姓总人口的50%，其次分布于山西、江西、山东，这三省的范姓又集中了25%。浙江省的范姓人口约占范姓总人口的20%，为范姓第一大省。全国范姓中心由北、由西向东南漂移，形成了浙苏闽赣的范姓人口聚集中心。

当代范姓的人口已近460万，为全国第五十一位姓氏，大约占全国人口的037%。在全国的分布目前主要集中于河南、安徽、山东三省，大约占范姓总人口的33%，其次分布于河北、江苏、四川、辽宁、黑龙江、山西，这六省的范姓又集中了29%。河南省是范姓第一大省，约占范姓总人口的17%。全国形成了以河南为中心的四川、辽宁三大块范姓人口聚集地区。范姓在人群中分布频率示意图表明：在晋豫鲁、冀京津、皖苏沪浙、辽吉黑、陕宁蒙大部、鄂赣闽大部、台湾北部，范姓一般占当地人口的比例在04%以上，中心地区可达09%以上，以上地区覆盖面积约占了总国土面积的303%，居住了大约725%的范姓人口。在四川东部、重庆、云南北端和西南、贵州西北、甘肃大部、宁夏南部、陕西西南、湖北西南、湖南东北部、赣闽台南部、广东大部、广西东部，范姓一般占当地人口的比例在03%一04%之间，其覆盖面积约占了总国土面积的178%，居住了大约184%的范姓人口。

堂号

范姓的主要堂号有：“高平堂”、“后乐堂”、“芝本堂”、“鸡黍堂”、“永思堂”、“崇本堂”、“敦本堂”、“积善堂”、“忠恕堂”、“经义堂”、“经义堂”、“逵道堂”等。

家族名人

范蠡：(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48年)，字少伯，又称范伯、邸夷子皮、陶朱公。楚国宛三户人(今河南南阳)。著名春秋后期越国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精通韬略，足智多谋，拜为大夫，封上将军。

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人(今江苏苏州)，现在考察出来，范公出生在(河北正定)，著名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和军事家。曾任参知政事。逝世后封楚国公，谥号“文正”。著有《范文正公集》。子范纯仁哲宗时为宰相，范纯礼为尚书右丞，范纯粹为龙图阁直学士。

范成大：(公元1126～1193年)，号石湖居士，吴郡人(今江苏苏州)，著名南宋大臣，“田园诗派”的集大成者。初为徽州司户参军，累迁礼部员外郎。淳熙五年以中大夫为参知政事，是著名“中兴四大诗人”之一。封崇国公，谥文穆。

当然他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考取功名，而是通过读书提高见识或待考取功名后为国分忧。另外他遵从传统的宗法制度，超越家，重视族，坚持将光宗耀祖、赡宗睦族视为己任。其子范纯仁曰:“臣父仲淹，先任资政殿学士日，于苏州吴、长两县置田十余顷。其所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宗族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谓之‘义庄’。一直以来范仲淹致力于修家谱,创义田,兴义庄,通过多种手段为范氏家族建立了一个多重架构的宗族福利保障体系。

其次，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若没有范氏子孙们的自觉认同，也很难造就这般荣耀。明末范凤翼在《复宗侄孙石夫孝廉书》中曰:“质老同宗同道,生平知己,何异同胞。”范景文亦有赠诗:“水木自吴天衍派,玺书专尚月为卿。同人应语偕忧乐,独往宁堪滞钓耕。”他们都是范仲淹的后世，从他们的字里行间能很明显地看出他们强烈的精神归属感。他们往往是通过家谱了解家族的历史渊源、迁徙轨迹和世系脉络，并以史为鉴——择其善者发扬光大，其不善者摒弃修正。

除此，不忘出身，重教守业也是一个家族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范仲淹生于贫寒之家，即使通过自身努力成为朝廷贵族，但人们常说“攻城容易，守城难”，家道中落的戏码时常发生，就连朝代都会更替，更何况是家族？范氏家族历代子孙严于律己，时刻保持危机意识并对前人的事情铭记于心。

范文正公家训不过百字：孝道当竭力，忠勇表丹诚；兄弟互相助，慈悲无过境。勤读圣贤书，尊师如重亲；礼义勿疏狂，逊让敦睦邻。敬长舆怀幼，怜恤孤寡贫；谦恭尚廉洁，绝戒骄傲情。字纸莫乱废，须报五毂恩；作事循天理，博爱惜生灵。处世行八德，修身率祖神；儿孙坚心守，成家种义根。

虽然只有区区百字，其中蕴含的真谛是无穷的，总的来说，它是在告诫后世要不断学习，不忘出身，完善自我，积善行德。

范仲淹是北宋杰出的改革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和思想家。

他幼年丧父，母亲改嫁，在别人家委屈求生，在他懂事后就发誓要自立，他去长白山醴liˊ泉寺僧舍发奋读书， 考取了功名，后来做了宰相。

也许有人不太熟悉范仲淹这个名字， 但是“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名句大家都耳熟能详。这句好表达了范仲淹忧国忧民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无私情怀。范仲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姑苏志》中记载着范仲淹捐地办学的故事。

1035年，范仲淹担任苏州知州，在卧龙街买了一块地，准备建住宅。当时一位很有名的风水先生得知后对范仲淹说：“卧龙街是块风水宝地，在这里建筑宅院，必定子孙兴旺，卿相不断，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范仲淹听后却说：“与其让我范家一个家族荣华富贵，不如让这里多出人才，让大家一起荣华富贵。”

随后，他就把这块地捐了出去，修建了苏州文庙，还请来当时的大教育家胡瑗来这里教学，为当地培养人才。当时庙学合一，苏州文庙就成了书声琅琅的“公立学校”了。明清时期，苏州文庙被誉为“江南学府之冠”。

范仲淹捐地办学后，苏州文脉流转，崇文尚德，先后出了38名文状元，是以前的5倍多，成为名符其实的“状元之府”。后来，苏州又出了100多名院士，是著名的“院士之乡”。

苏州文庙历经了近千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依然保存完好，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庙明伦堂正中的范仲淹雕像，就是为了纪念他捐地办学，开启宋代兴办地方学校先河的不朽功绩。

前面我们讲了范仲淹把宝地捐出来办公立学校的故事，民间还有一个风水先生看范仲淹母亲墓地的传说。

范仲淹找风水先生看看他母亲墓地的风水，风水先生看后说：“此墓地是绝地，家族会有断子绝孙的灾祸，必须尽快迁坟。”

范仲淹听了风水先生的话，若有所思地说：“既然是绝地，与其让别人承受灾祸，不如我自己来承受。如果我命该绝后，迁坟又能有什么用呢？”结果，范仲淹硬是把那块“绝地”留给了自己。

俗话说邪不压正。历史已经证明：这块风水绝地并没有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带来灾祸。他的4个儿子长大之后，个个德才兼备，官至宰相、尚书和侍郎。范家的后世子孙，也多贤达富贵之人。苏州一带的范氏后人绵延不绝，至今已近千年历史，依然兴旺不衰。

上面两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如果世间真有风水，那么世间最大的风水就是人心，世间最好的风水就是善良。就像《周易》中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1、早年经历

范仲淹先祖是唐朝宰相范履冰，世居邠州。范仲淹高祖范隋，唐懿宗时渡江南下，任丽水县丞，时逢中原兵乱，遂定居吴县（今苏州市）。 五代时，曾祖和祖父均仕吴越，父亲范墉早年亦在吴越为官。宋朝建国后，范墉追随吴越王钱俶归降大宋，任徐州节度掌书记。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己丑秋八月丁丑，范仲淹生于徐州节度掌书记官舍。 淳化元年（990年），范墉因病卒于任所后，母亲谢氏贫困无依，只得抱着两岁的范仲淹，改嫁淄州长山县人朱文翰，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yuè）。

2、苦读及第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仲淹得知家世后，伤感不已，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南都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投师戚同文门下。数年寒窗生涯后，范仲淹已博通儒家经典的要义，有慷慨兼济天下的抱负。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以“朱说”之名，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由“寒儒”成为进士，被任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案件事宜，官居九品。鉴于已有朝廷俸禄，范仲淹便把母亲接来奉养。

3、泰州治堰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盐仓监，负责监督淮盐贮运及转销。西溪濒临黄海之滨，唐时李承修筑的旧海堤因年久失修，多处溃决。于是范仲淹上书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沿海筑堤，重修捍海堰。

4、执教兴学

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为母守丧，居南京应天府（今商丘）。时晏殊为南京留守、知应天府，闻范仲淹有才名，就邀请他到府学任职，执掌应天书院教席。范仲淹主持教务期间，勤勉督学、以身示教、创导时事政论。

5、秉公直言

天圣七年（1029年），宋仁宗十九岁，章献太后（宋真宗章献皇后）依然主持朝政。冬至，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范仲淹认为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就上疏仁宗说：“皇帝有事奉亲长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

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大惊失色，批评他过于轻率，不仅有碍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之人。范仲淹据理力争，详述自己做法的缘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6、伏阁请对

明道二年（1033年）冬，郭皇后误伤仁宗，宰相吕夷简因与皇后有隙，遂协同内侍阎文应、范讽等人，力主废后。消息传出，群臣议论纷纷，都认为废后不合适，范仲淹也向皇帝进言。因吕夷简事先令有司不得接受台谏章疏，疏入内廷，不得奏。

范仲淹遂率中丞孔道辅、侍御史蒋堂、段少连等十余人跪伏垂拱殿外，请求召见，仁宗不见，派吕夷简出来解释。范仲淹等与之当庭辩论，吕夷简理屈词穷，无以为对。

7、景祐党争

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调任苏州知州，辟所居南园之地，兴建郡学。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劝说皇帝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诬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

8、戍边西北

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人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定都兴庆（今宁夏银川），与宋朝的外交关系正式破裂。次年，为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进犯北宋边境，于三川口大败宋兵（三川口之战），集兵于延州城下，准备攻城。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

康定二年（1041年）正月，仁宗诏命陕西各路讨伐西夏，范仲淹上疏，建议加强边防守备，固守郦延，以军威恩信招纳西羌归附（时羌族为元昊向导，为其所用），徐图西夏，仁宗采纳。范仲淹又奏请修筑承平、永平等要塞，把十二座旧要塞改建为城，以使流亡百姓和羌族回归。

9、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  ，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俗称“四谏”） ，锐意进取。

仁宗调整辅臣结构后，多次召见富弼、范仲淹等人，征询天下大事。范仲淹虽感谢皇恩，却认为事有先后，朝廷陈弊积久，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仁宗遂亲笔诏书，开天章阁、陈设笔砚、赐坐以待。

10、与世长辞

皇祐四年（1052年），调任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行至徐州，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 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县尹樊里万安山下  ，仁宗亲书“褒贤之碑”，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追封楚国公。 

-范仲淹-人物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