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其实比你想象的要更残酷！因为这里面都是辛酸泪！

我一直在农村生活，对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

1，先说一个事实:

我村地处冀中平原，典型的农耕村落。

村里85%以上的人为张姓，同一个祖先。

据传，明朝洪武年间，祖先弟兄二人，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移民而来，另一个祖先落户在十里外的正公村。

经过六百多年的辛苦耕耘，繁衍生息，至今家族人口有三千多人。

虽然人口多，但是辈分清楚，长幼有序。

以前村里有“家谱堂”，老辈人的取名，也大多遵循家谱字辈取名。

当然也有个别人不安规矩的另类。

几十年前，在破四旧运动中，我村家谱堂被拆，家谱据说被烧毁了。

没有家谱的依据，后来孩子的取名就随心而欲，很混乱。

有的人家，重孙子的名字，竟然和自己老爷爷某个字重合。

幸亏被街坊老人指出，才不至于闹笑话。

2，按辈分取名，是中国的传统风俗。为什么不流行了？

是我们不想了吗？

不是！

是我们没有能力去实现这个办法！

因为我们已经无法找到按辈分取名的参考依据了！

3，我们的祖先为什么发明了按辈分取名的办法？

就是怕随着家族的开枝散叶，多年后，自家人天各一方，相见不相识，相识不相亲！

中国 历史 上多次的朝代更换，战争瘟疫，虽然都给按辈分取名这个风俗造成冲击，但他还是顽强保留下来，最终消失在破四旧运动。

4，长幼有序，辈分清晰，才能让人和人交往时，礼节有依可循。

有礼节才会令熟悉或者陌生的人们交往起来更加从容得体。

如果你在异乡，遇一个陌生的同姓人，攀谈起来，发现从彼此的名字就能知道，你和他有共同的一个祖先，无论谁是长辈，都会感到亲近。

这难道不是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情吗？

因为最后一批在意辈分的八零后已经老了，在单位或城里的，后代基本上都不回老家了。在老家的，除了八零后这代人，下代人已经没有宗亲这个概念了。最主要的是城市化过程中，宗亲观念单薄了。

按辈分取名挺好的，把辈分那些字串起来，你会发现，祖辈对后世子嗣那种期望。我父亲没有按辈分给我取名，名字就两个字，姓加单字，后来我自己有了儿子后，果断用辈分取名，我觉得挺好的，无论走到哪里，日后见到同一个辈分的同姓，肯定会多问一句老家哪里的。

不存在流行不流行，辈分排名也不是红级一时，都是一辈辈传承下来的，只是现在人很多向西方学习，数典忘祖，觉得祖宗无用，亲情冷漠了。多年后，当孩子问级爷爷奶奶的兄弟姐妹是谁时？恐怕他爸爸都不知道了，不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我90后玉字辈，我身边的堂哥堂姐，玉顺，玉剑，玉章，玉芬，玉珍，玉丽，玉香。听名字，就知道是兄弟姐妹。哈哈。

以前的人很重视家族，起名字都是按辈分叫的，姓是固定的，哪一辈用哪个字是排好的，大多数情况下，你只要自己添一个字就成你名字了，别人一听名字就知道这个人是哪一族哪一辈，明明白白。但是这样起名三个字中有两个字有很多人相同，选择面较窄，人的名字也很难组成理想的含义，大多都生拉硬套，名字别扭，重名重音更多。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给孩子按辈分取名了，不再拘泥于过去的老规矩，再说父母们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了，大多都会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愿望给孩子起名字，这样可以按自己的爱好选择喜欢的字或音，不受辈分安排的约束，也有更宽的选择面，让孩子的名字有较完整的含义，更能发挥姓名文化的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 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人口的定居再也不是一族一村，家族式的村落逐渐消失，根植于农耕 社会 的辈分起名的传统，也就慢慢的不受重视了。人们都不甘心让伴随孩子一生的名字寄托于别人的按排，按照自己的心意取名，更能体现自己的愿望，也能让名字避开一些不喜欢的字音，避免同名同音的误会，这也是 社会 发展的进步吧。

看你是否在乎而已，我家就一直坚持辈分起名字，女儿不用，科甲连登，经诗大学，现在已经排到我儿子经字辈，孙子辈我还能管得着，我负责把字传给儿子，至于后面排不排我也管不着了

按辈分起名也可理解为尊重传承族谱、家谱，这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宗族观念。宗族信仰、祖先崇拜和宗教信仰具有非常高的相似性。不按辈分起名恰恰说明其信仰的缺失。

这个原因有很多，主要由以下几点造成：

1、原来是家族式关系，一家子都在一起，不到万不得已不分家。分长房二房三房，人口也多。现在结婚就是单独生活，不存在家族一说了。

2、以前是金字塔模式，一个祖父生三个儿子，三个儿子每人又生三个，到第三代就是九个了！

3、现代人，越来越不重视亲情，家族式亲情正在逐渐地淡化。

4、四五十年前，破四旧，族谱遗失，后人不知道了。

最重要的是，现在计划生育了，形成了倒三角 ，兄弟三人，两个女孩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再生个女孩，用古话说：三兄弟这一支就绝了，也就没必要排了。

这样就没法排了！

不是不流行了，这就是经济增长速度过快的弊端之一，人口流动太大，城市化，被上楼以后，亲情观念越来越淡薄，有点能力的都在外面扎根了，脱离了家族族群了，辈分排名也就自然淡了。

读音： tóng，是一个姓氏。

汉字：仝

笔划：

意思：

1、同“同”，相同，一样。

2、姓。

引用：

1、《卜算子·芍药打团红》宋代：洪咨夔

芍药打团红，萱草成窝绿。帘卷疏风燕子归，依旧卢仝屋。

翻译：红色的芍药聚成团，绿色的萱草长成一窝一窝的。帘子卷着细风，燕子也从外面归来，我住的还是卢仝那样的破屋子。

2、《醉落魄·辛未九月望和答庆符》宋代：胡铨

酒欲醒时，兴在卢仝碗。

翻译：卢仝碗，唐代诗人卢仝饮茶的碗；意为酒醒后希望能够排解胸中的不平之事，表现了一种看透世事旷达不羁的精神。

姓氏起源：

源流一：以国为姓。起源于商朝：本出自子姓，契之嫡裔，商王封本姓支庶族人于(今陕西省大荔县 境内)建立同国，为商朝附庸，商亡后，同国亦随之灭国，其后人以国去邑为同姓。后来，同 姓为分别支庶，

源流二：避祸改姓。起源于汉朝：为司马迁之后，同样因谐音故，源于“同”。80年代中央电视台曾作过介绍， 2003年2月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十频道《百家姓》节目也作了介绍。

源流三：避祸改姓。起源于元末：为金人姓氏夹古的汉姓。因女真入关踏上中土，金灭后入于元，元灭后 留居中原，为避乱则以“仝”姓传承。

源流四：回族中的仝氏，避祸改姓。源自童姓。据安徽和县《童氏家谱》载，始祖童小桥，祖籍陕西西安金占山，为清皇太子武术御师。一次 传授武功，不慎伤皇子，遂举家隐姓埋名逃至和州（今安徽和县）定居，改为姓。

参考资料：

陂下古村四座大门之一的朝天门，气势凛然。组图/记者常立军

说起江西，很多湖南人的话语里会带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然而，这种亲切感似乎只停留在话语体系中，对于江西的历史与现状，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禅宗曾把湖南与江西合称作“江湖”。江西与湖南，这对地理形态上“对称”的“邻居”，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时而竞争，时而合作，关系暧昧而微妙，而历史上的数次移民，也在不断改变着两省的对比平衡，并进一步影响着它们在历史上的命运。

大洋洲的考古发掘，让江西一跃成为青铜器重地。

文天祥墓前的文翁仲。

[时间轴上的移民]

唐宋到明清，江西向湖南的移民就没停过

从江西到湖南的移民潮，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轴，并非只在明朝。

大宋年间，祖上从山东迁到江西庐陵（吉安）的曾氏家族，面临着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生计。山东曾氏后人曾辉四传孙曾孟鲁（武城曾氏42派），出外谋生流浪到湖南茶陵州，将全家从江西睦陂（江西吉安永丰）迁湖南茶陵西阳乡（綦溪）。类似曾氏的这种因为生计问题的自主迁徙，在历史上很常见。

南宋时期，因为战乱，大量北人南迁，本来土地就十分有限的南方开始变得拥挤起来，移民因此达到了一个高潮，历史学家曹树基对湘北的岳阳、平江、南县三县的238个氏族的原籍地进行统计，在南宋时迁入的氏族有31个，多于洪武年间的26个。而在湘南，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所以北宋、南宋迁入的江西人，远比洪武年间迁入的多。不过长沙、常德、益阳和浏阳、醴陵等地，却是在洪武年间迁入的人最多，醴陵在洪武年间，从江西迁入的氏族达到146个，而南宋时只有9个。南宋到明初，江西移民成了湖南的最主要的汉族群体。

与曾氏不同，据罗氏族谱记载，罗氏家族迁入湖南的主要时间集中在元末明初，这是第二次两省间迁徙高潮。

元末明初移民的起因，与战后湖南江西两省的经济情况密切相关，并非是江西人对湖南有什么特别的感情，非要跑到湖南去住，而是江西实在已经待不下去了。按照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的说法，江西往湖南的移民，“几纯为经济”。是江西人口与地矛盾加剧，向湖南的自然转移。

根据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观点，人类的繁殖呈几何级数，而人类的生产仅呈算术级数增长，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必定超过生产的算术级数增长。也就是说，粮食的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人口的增速。当然，马尔萨斯的观点在现代社会显得有点过时，当今的技术进步也已经进入几何级数增长，但在传统的农耕社会，这条论断几乎可以成为铁律。历史上，人口快速增长导致的粮食不足问题，屡屡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危及乃至倾覆王朝统治。

“马太效应”是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越是人多的地方，就会有更多的人往那里聚集，最后的结局，多半是土地不堪重负，粮食供应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官府主导移民，是有先见之明的举措。

今天的江西，常住人口超过4600万，而湖南已有6800万人，数量远超当初的移民地江西，人口的天平经历了一次反转。江西如今的人口比起元末明初的两千多万已经翻番，当时的江西为什么只能容纳这么点人口？其实正是粮食产量决定了人口的极限值，几千年来，中国的农耕技术一直徘徊不前，作物种类增加缓慢，而最终能够助推人口闯关的番薯、土豆、玉米等高产作物都还没有进入普及，两千万人，已经超过江西有限的土地资源能够养活人口的极限了。

没有足够的粮食，再说什么“存天理，灭人欲”都没意义了。

江西的开发，始于东晋南渡，晚于江浙地区，却远远早于湖南。北宋时，江西人口曾经居于各省之首，到了明朝，江西人口在全国十三布政司中居第二位，财富户口殷盛。那时，湖南之于江西，是一片地广人稀的荒芜之地。

明朝的移民，与历朝历代有所区别，它是非战争时期政府主导的移民，历史上的移民，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以及元末农民起义，多是在北方发生战乱情况下，民众被迫南迁。洪武大移民，始于政府主动调控，是一场基于资源与人口严重不协调背景下的战略规划，然而，移民带来的离乡之痛，成为几代人无法忘却的记忆。

牌匾往往反映了一个家族的美好期待。

曾氏祠堂后面的巷子极窄，稍微胖点就有点腾挪不开。

[空间里的移民]

江西与湖南的地理对称性

江西与湖南，地理上同属于“江南丘陵地区”。两者之间，有一种地理上奇特的“对称性”。

两省北部都有大湖，在湖南是洞庭湖，在江西是鄱阳湖，它们包揽了中国淡水湖面积的前两名。从地貌上看，湖南是三面环山,朝北敞口的凹形盆地，江西为东西南部三面环山,中部丘陵起伏，一个整体向鄱阳湖倾斜而往北开口的巨大盆地，两省不仅纬度相同，地貌也出奇地类似。不太相同的地方是，江西北部临近长江与鄱阳湖的位置有庐山，一峰突起，而湖南同样位置的岳阳则没有这样的高山。

湖南简称“湘”，江西简称“赣”，都是以省内主要河流命名。河流及其形成的流域，是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的生命线。在湖南，洞庭湖水系汇集了湘资沅澧四水及汨罗江，在江西，鄱阳湖水系收纳了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大河流，且两省大湖都在北部，主要河流赣江与湘江都是由南向北流淌，两省的经济中心都在水系最大的河流流域之中，两省地理格局何其相似。

盆地和河谷是人类繁衍生息的主要选择地，江西有著名的吉泰盆地、赣州盆地。从赣江流域迁徙而来的江西移民，主要迁徙方向依然是河谷和盆地，只不过这次河流换成了湘江及其支流，湘江所经过的盆地，有衡阳盆地、长沙盆地、湘潭盆地，支流有浏阳盆地，这些盆地，成为江西移民的主要落脚点。而规模庞大、土地丰富的大湖平原更是农耕民族向往的理想国，历史上的鄱阳湖平原向湖南的移民，多移向洞庭湖平原区域，这也是一种对于过去生产生活习惯的延续吧。

地理上的相似性为移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适应性。纬度相同则气候相近，种植的农作物也基本相同，不需要刻意去适应新的环境，这几乎是一场完美的“生活复刻”。

两个空间之间，是横亘于湘赣边境的幕阜山脉与罗霄山脉，湘东和赣西之间虽然有幕阜山、连云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等高山阻隔，山间谷地却有四条天然孔道，南昌—平江，瑞州（高安）—浏阳，庐陵（吉安）—攸县，袁州（宜春）—醴陵，从南宋到清朝，大量江西人和取道江西的苏、浙、皖、闽人沿着孔道进入湖南。或停留在湘东，或者一路向西，进入湘北、湘中、湘西、湘南地区。这些迁入迁出地之间，在地理也呈现出一种“对称性”

尽管有如此多的对称性，江西与湖南在地理上依然存着明显差异感，最明显的应为气候，虽然是同一纬度，因为地貌上的细节差异，气候因此也变得不同。江西北部在湖北有大别山脉，可以阻挡寒潮，江西南部靠近广东的南岭山脉，地势相对较低，暖湿气流更易进入，湖南则恰好相反，北部无高山，寒流侵袭可直入，南部南岭山脉群峰高耸，寒流阻滞不前，暖湿气流难以进入，因此，江西气候整体要比湖南温和，赣南地区甚至可以种植热带水果，而湖南南部，则很难见到热带作物。寒流来时，湖南遭受灾害则更为严重。

从江西到湖南，从一个流域到另一个流域，也许不变的是传统中国人对人居地理的理性选择。

白鹭洲书院，文天祥的雕像默立于前。

科举，是古代江西人引以为荣的家族大事。

书院的景贤祠里挤满了理学大师的雕像。

[标本化的移民]

吉安为湖南人的重要迁入地

很多湖南人都说自己从庐陵来，庐陵是哪里？其实就是现在的吉安，西汉时属豫章郡。

湘东一带乃至湘中，有大量的族谱记载本氏族迁自江西庐陵，即使排除掉少量伪造附会的，吉安也足以成为一个可以确信的移民迁出地。吉安也是山东曾氏王莽之乱后落脚的地方，这里有数座曾氏宗祠。我们驱车来到吉安县一个叫三山岗村的地方，这里不仅有曾氏、罗氏两家的宗祠，还有两家的合祠“萃合堂”，曾罗两姓在此繁衍、联姻，已成世代之好。祠堂前的空地上，树立着两块碑，记载着族人引以为傲的科举荣耀。曾罗两氏，历来重视文化传承，祠堂旁的啸岗书院即为族人所建。

据住在祠堂旁老宅里的曾氏后人曾宪中所述，他们自山东迁来后，最早的落脚地在永丰，然后开枝散叶才到了这里，其间迁往湖南的分支，也不在少数，曾国藩的那一支，就是从永丰迁出。这一点，也在《大界曾氏五修族谱》中得到证实。

作为曾经的名门望族，曾氏族谱的可靠度要高于其他普通姓氏，吉安可以确定为部分湖南人的重要迁入地。江西浓厚的宗族文化在移民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迁徙的过程中，正是因为宗族凝聚的作用，没有造成整体的离散，族人的文化传统因此得以保留延续，这一点，于曾氏一族尤为明显。

湖南罗氏家中多供奉豫章堂堂号，豫章罗氏发源于南昌，吉安的罗姓也基本来自于南昌一带。吉安地区罗氏追溯源流时仅断自唐吉安刺史罗崱，并明确其先祖来自浙江钱塘。后罗崱后裔严遵祖训，亦断自罗崱。但宋代举人罗绋的女婿、著名诗人杨万里在《四库全书》中留下《诚斋文集》，并断言：“罗氏，皆豫章别也。其在于晋，君章（注：罗含字君章）以文鸣降；及五季，则有江东公（罗隐号“江东生”），今庐陵之罗，其后也。”明确庐陵（吉安）罗氏是豫章罗氏的一个分支。

如今的吉安，湖南人曾经的故乡，又是怎样的一个地方？

其实吉安离湖南很近，与株洲市南部接壤，中间仅罗霄山脉相隔，一山分水，各自流向不同的江河，由此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流域，分省时按山川形便原则，罗霄山脉就成了天然的省界。

山那边的吉安，很多湖南人曾经的故乡，是一座怎样的城？

我们在吉安，感受到最多的是这座城市的“清新”，这里的绿化实在是美得让人感到“治愈”，浓密的森林几乎将城市包围，而探访中发现吉安深厚的历史文化，从青铜器时代的辉煌到儒学的昌盛、禅宗广布，吉安名人辈出，文化积淀丰厚且景色宜人，无愧于历史上“江南望郡”的称号，故乡如此之美好，让我们深感宽慰。

陂下古村少有人住，蕨类植物生长茂盛。

古樟树是陂下古村的风水树，在村中备受尊崇。作为古村落中必不可少的组成元素，古树有着荫蔽保佑的象征意义。

[古村落里见“江湖”] 江西更纯粹，湖南更多元

如果有人问，江西与湖南在气质上有什么不同，我会这样回答：江西比湖南更有“古意”。

这种“古意”，以古村、古城、古树、古楼、古墓诸多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在某些场景中，我们甚至会有一种“身在古代”的奇妙体验。

此次，我们选择了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的陂下古村作为探访地。青原区以青原山命名，同样以青原命名的还有著名的禅宗一代宗师青原行思，南宗青原系的开山鼻祖，吉安因此也是禅宗祖庭之地。

进入陂下古村，富水河边路边有成排的古樟树，作为江西常见的风水树种，这些樟树的树龄多在800~900年间，成片的风水树组成了风水林，这体现了古代江西人对人居的理想追求，人们之所以栽种风水林，主要目的就是追求理想的居住或安息场所。理想的地方必须符合“藏风”、“得水”、“乘生气”几个要求，除了形局佳、气场好，还要山清水秀、环境宜人，而栽种树木就是改善环境的一个极好的办法。江西是森林大省，古树名木随处可见，虽然它们不能用语言为我们讲述历史，却可以通过它们得知近千年来的区域气象变迁。

湖南也有不少古村落，但相比于江西，不仅数量上要少，格局上也有所改变，不再是最初的模样。江西的古村，则近乎完美地保留下了明清时的格局，我们所到的陂下古村，祠堂原有36座，现存25座，古井有18口，牌坊四座，古建数量极为庞大，村子入口处就是著名的敦仁堂，为胡姓宗祠，是江西迄今发现的最大祠堂，祠堂门口是“朝天门”牌坊，气势凛然，它由江西特产红砂岩修筑而成，这种石头有着天然的赭红色，色彩鲜艳却不会显得俗气。

牌坊宝顶上站了一个小人，为“魁星点斗”，也是基于对科举的一种崇拜。

受历史上理学氛围浓厚的熏陶，江西人极重名节，这在古村落中也被充分体现出来，几乎每家每户门头上都有一个字匾，这很像是我们如今在互联网社交软件上的个性签名，它彰显出每户人家对于理想的不同追求。陂下古村的字匾内容非常有趣，胡氏宗祠星聚堂的字匾是“柱国名宗”，想说的是胡氏景星公一脉精英辈出，已成国之栋梁。“南极星辉”是为男人祝寿之意，还有比较生活化的“万紫千红”、“焕然一新”、“庭园秀色”、“春暖”、“芝兰其室”，吉祥语类的“常青”、“旭日东升”、“前程似锦”、“彩凤呈祥”，玄幻仙境风格的“紫气东来”、“华光普照”、“光射斗牛之墟”；充满理想主义道德追求的有“光前裕后”、“运启文明”、“维新标贤”、“德令昭光”，有点自我吹嘘感的是“风华正茂”，还有一处大户人家，字匾上写的是“率真”，可见是一家性情中人。还有人家的字匾上用板报体写着“曙光”，大概和“旭日东升”的意思差不多吧。最有趣的大概是一处写着“敦伦”的民居，如果不经意，很容易就看成了英国首都“伦敦”，其实敦伦在古代是敦促人伦的意思。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曾说“中国建筑是内向的”。陂下古村即是如此，村中古建筑众多，巷道皆为封闭式，只留四门进出，无数个内向的院落建筑组成了一个“整体内向”的建筑群，这也正是我们民族性格在建筑上的体现。

村中水系依然保留并沿用古代形制，这种体系集聚积、沉淀、净化、排泄四大功能于一体，被称作“五水朝东”，每几户人家共有一个水池，不同的水池有着不同的功用，数座水池之间有明渠连接，形成一个完整的给排水体系，古代村落规划之完善令人惊叹。

村中尚有古墓，就在民居之间的两棵巨大的连理古樟树之下，墓建筑得古朴精致，与自然、民居融为一体，一点都不显得突兀，江西古代堪舆名家辈出，江西人对于风水的重视，随着移民的大潮，被带到了各地，湖南的古村落，则在建筑和文化上既受到了江西的影响，又融入了更多的外来因素，因此显得更为多元化。

富田镇也是一处人文繁盛之地，南宋名臣文天祥的故乡就在距离陂下古村不远的山野间。

我们特地驱车前往拜谒，此处山水极美，墓道前有小溪及石桥，石兽石马石翁仲隐没在草丛中，千古名臣，长眠于故乡的山水间，时光流转，唯有浩气长存。读书，出仕，成就理想人格，江西人崇拜文天祥这样的生命历程，传统知识分子在此曾经历过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

位于鄱阳湖边的瓦屑坝，是一个被符号化的移民圣地，站在遗址前，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移民场景。

“移民圣地”瓦屑坝：南方版的大槐树

北人南迁，曾是湖南移民的主要来源。

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有一块王趯（yuè）墓志，清晰记载了两宋之交太原大族王氏从北方迁徙而来的历程。五代以前，湖南移民多来自北方，五代以后，则多来自江西。那些记载着迁徙的文字，看似平淡，背后却是一段筚路蓝缕，翻山越岭，历尽艰辛的历程。然而族谱并不能成为真正的“信史”，太多主观或客观的因素让它变得并不是那么可信，除了迁徙本身可以确定，其他的各种细节，都早已迷失在历史的烟云里，或成为一种记忆符号，在世间流传。

被符号化的移民出发地

江西的地图上已经没有瓦屑坝村这个地名，当地人带我们来到一个叫“瓦燮坽村”的地方，如今这里属于莲湖乡，村里处处都是瓦屑坝的痕迹，小学也叫瓦屑坝小学。“瓦屑坝移民先祖遗址碑”就在湖边孤零零地立着，还有一座后人修的牌坊，正中写着“移民圣地瓦屑坝”。

瓦屑坝的名字来源很直观，这是历史上一处重要的窑址，破碎的瓦屑堆积在这里，因而得名瓦屑坝。其实江西移民的出发地远不止瓦屑坝一个地方，吉安、宜春（袁州），都是重要的移民出发点。瓦屑坝的意义在于它位于江西的中部，这里曾聚集了大量的移民，在此可通过水路经鄱阳湖进入长江水系，前往湖广地区，移民数量的庞大造成了一种类似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符号记忆效应，以至于提及江西移民，很多人都会说自己来自于江西的瓦屑坝。

瓦屑坝并不在鄱阳县城里，它在湖边。

开始的路很好走，湖区的杉树笔直挺拔，一路美景。快到瓦屑坝时，村里正在修路，遍地的泥水和坑洼，我们艰难行进，路边的村民友善地为我们指路，这里的民风依然淳朴。到达瓦屑坝遗址时，我们的车已成泥车。遗址在湖边一处空阔处，之所以叫瓦屑坝，源于这里曾经有一道河坝，眼前是交错的河汊，先民们曾在此上船，去往未知的远方。

岸边草丛中有“庭璜公庙”，经询问附近村民得知，是村中胡姓先祖。如今，胡姓已是村中主要姓氏，有祠堂一座，经常有外地的胡姓前来访祖，一位胡姓村民告诉我们，来的大多是湖北和安徽人，湖南的也有，但比较少。

瓦屑坝移民走水路流向湖北与安徽

乡关何处？也许一代人清晰记得，后世的人的记忆则会日渐模糊，尤其是在经历了数次的迁徙之后，最初的故乡早已成为一种符号化的记忆。正如传说中的山西大槐树，人云亦云的附会现象屡见不鲜。

山西大槐树移民的虚构性已经被证实。

历史学家赵世瑜在基本肯定移民史实的前提下，从墓碑与族谱中找到若干条证据，证明与山西洪洞“大槐树”相关联的移民传说，“和移民本身是两个完全可以不相干的独立部分”，并且，“传说的文本并不是在一个时间里形成的，它们经历了一个丰富、添加、黏附的过程”，也就是说，遍布华北大地的“大槐树”移民传说，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虚构的成分。

那号称“南方版大槐树”的瓦屑坝又如何？它真的是江西移民的聚集地吗？

既是历史学家，又是鄱阳县本地人的曹树基曾对此有过细致的考据。他通过大量族谱与《明实录》的比较，证实江西北部的情况表明由大量族谱构建而成的地名志，其内容可与《明实录》相对应。这就意味着，根据族谱记载重建明代初年的移民史，是基本可靠的。至少在统计的意义上，利用族谱构建的移民史基本可靠。

据曹树基考证，瓦屑坝的移民主要流向为湖北与安徽，流向湖南的并不算多，迁徙方式主要为官方组织，走鄱阳湖与长江的水路，然后再登陆分散。

瓦屑坝移民是史实，并不等于所有从江西迁出的人都来自瓦屑坝，其真实移民规模远远没有传说中那样宏大。当人们已经无法准确考据到自己来自何方时，那些被传播最多的地理信息就会成为一种“共识”和“集体记忆”，记忆在口口相传的时间长河里被不断加强，时至今日，已成为一种符号化的存在。

这种对迁出地的共识，其实更多来源于移民的一种“自我身份认同”，谁也不想说自己来自一个别人从未听过的地方吧。而从具象到抽象，完整的真相早已无存，故乡就是这样日渐模糊起来。

我们在通往瓦屑坝移民先祖纪念遗址的路上，遇到开车经过的村民朱秀傲，他在村里当过六年的支书。说起湖南移民，他摇头说那真的不太多，大部分人都去了湖北和安徽吧。那时候江西人太多了，粮食不够，容易造反啊。每个家族五抽三，三个抽两个，必须走。据说那时候家里兄弟五个，家族势力也大了，难以管理。当时的目的就是一是把政治搞稳，二是把经济搞上去。

对于移民，他的解释并不是很“学术”，却更加朴素易懂。

潇湘晨报记者 常立军

派行引：诚生有道　发政多仁

匡王定国　辅世长民

流芳奕叶　庆泽云礽

维祖裕后　声振前汉

甘棠盛朝

辈谱引：忠友良木 ，尚德光火，

维秉国成，印心似水。

传至四十四世，道成公做了皇帝，此后人脉关系变得昌繁复杂，皇位传承轨迹亦变化多端。为了皇位，多少先祖惨遭同门毒手！齐梁时代是萧氏的盛朝，却也是一段血泪史。南北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之一，王侯将相尔驱我赶，致使百姓生活凌乱不堪。因此，多数史书都对南北朝的执政者极端批判。

主要人物吊式图：　　　　　　　　　　　　　　　　　　整公次子 诚馆　　　　　　　　　　　　整公长子 诚隽 四一世　　　　　　　　　　　　　　　　　　嗣子　　　　　　　　　　　　乐子 四二世　　　　　　　　　　　　　　　　　　次子 顺之　　　　　　　　　　　　承之 四三世　　　　　　　　　　　　　　　　　　道赐　　道成①　　　　道生 道度 四四世七子 发宏　　　　　　　　　　　　发衍① 发懿 嶷公赜公②　　发鸾⑤ 发凤四五世 次子 正德　　绎公③ 纲公② 纪公　　　　统公 渊明⑤　　长懋 八子 宝融⑦ 宝元 三子 宝卷⑥ 遥光四六世　　芳智④⑥ 元良　　　　詧公④ 誉公 欢公　　昭文④ 昭业③　　　　　　　　四七世　　　　　　　　　　　　岿公⑤　　　　　　　　　　　　　　　　　　　　四八世　　　　　　　　　　瑀公 琮公⑥　　　　　　　　　　　　　　　　　　　　四九世 注：红色——曾称帝者；黑体——直系先祖

齐梁国史谱料

479年 齐高帝道成 建元 （在位4年）

483年 齐武帝赜 永明（11）

“字宣达，初仕宋，为左卫将军。升明三年为宋仆射。齐建元元年，父王即位，为太子。四年，父崩，遂嗣帝位，立子长懋为太子，改元永明。在位刚毅有断，政总大体，史称有齐梁良主。在位十一年，寿五十四岁，生宋元嘉十七年庚辰，崩永曲十一年癸酉秋，葬景安陵庙，号世祖武皇帝。”

高帝与武帝都可谓是南北朝少有的明主，政治经济都有复兴的势头，可惜高帝在位不过四年，而武帝太子又逝于武帝之前，次子子良有誉于当时，武帝却立昭业为皇太孙，昭业生长深宫而无能，排挤叔父子良。此时，萧鸾早有野心。武帝死后，齐国实际上已不再安稳了。

昭业即位后，“政事悉委西昌侯”，后又“欲谋诛鸾，鸾虑变，乃以太后令废为爵林王”。鸾以太后令立昭文为帝之后不久，就又废昭文，自称帝。

494年 明帝发鸾 建武（5）

“字景楼，少孤，高帝抚之，爱如己子。建元元年，高帝即位，封西昌侯，次为郢州刺史。帝立太孙昭业，受遗诏为林王迎立为新安王。昭文即位，公为骠骑大将军，录尚书，封宣城，公寻为太傅，进爵王。昭文幼稚，难理朝政，又以太后令废为海陵王，即位，改元建武，又更永泰，立三子宝卷为太子。在位五年，生宋孝武帝大明三己亥，崩永泰元年秋，享年四十岁，葬西安陵庙，号高宗明皇帝。”

明帝先杀昭业，废昭文自立，然后大杀齐诸王，诛尽高帝、明帝子孙。

499年 东昏侯宝卷 永元（2）

宝卷，比其父残暴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致反王四起，尚书令懿公为其平乱之后却遭杀戮。懿公弟衍公起兵襄阳，奉南康王宝融为王，攻入建康，宣德太后废宝卷为涪陵王，立其弟宝融，追谥为东昏侯。

501年 和帝宝融 延兴（1）

“即位一年，禅位于梁，年十六而崩，追尊为齐和皇帝。”

502年 梁高祖武帝衍 天监（48）

衍公为南朝在位最久的皇帝，前三四十年为“魏晋以来未有之兴盛”（《梁书 》）。可惜晚年盲目崇佛，大修其表而未悟其中，以致毁于侯景之乱。梁国实际上已随着武帝的逝去而四分五裂了。

548年 侯景乱

549年 侯景攻下台城，立正德为帝，不久废之，杀之。

如前所述，现存的萧氏宗亲几乎全为衍公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