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白居易急！！！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02浏览：2收藏

关于白居易急！！！,第1张

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到了其曾祖父时，又迁居下邽（音guī）（今陕西渭南北）。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巩县[河南巩义]县令，与当时的新郑[属河南]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川秀美，民风淳朴，白湟十分喜爱，就举家迁移到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2月28日）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在东郭宅降生了。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属河南]，享年75岁。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还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做左赞善大夫陪太子读书，应驱逐出京。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谕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七十岁致仕。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父亲白季庚及外祖父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终成诗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也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

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宇航局、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

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又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

如此说来，与陶渊明的苦况，当然不同。

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个数字不算小。

他喝酒时，有时是独酌。如在苏州当刺史时，因公务繁忙，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如果没有九天的疲劳，怎么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没有一天的酒醉，怎么能娱乐的的身心。他是用酒来进行劳逸结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饮。他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在《赠元稹》一诗中说：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在《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一诗中说；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于石，立于墓侧。传说洛阳人和四方游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来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宽的土地上常是湿漉漉的，没有干燥的时候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己。

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自无常冥使吧）关盼盼原是徐州名妓，后被徐州守帅张愔纳为妾室。白居易远游徐州，张愔设宴款待他，席间，还让宠妾关盼盼歌舞助兴，白居易大为赞赏关盼盼才艺，写下了“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一诗。两年后张愔病逝，姬妾们作猢狲散，只有关盼盼难忘恩情，移居旧宅燕子楼，矢志守节，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一晃，十年过去了。白居易听闻了关盼盼守节一事，认为她既已坚持这么久，何不索性以死殉夫，留下贞节烈妇的名声，成就千古美谈呢。于是提笔作诗，托人转交关盼盼只见上书：

黄金不惜买娥眉，

拣得如花四五枚，

歌舞教成心力尽，

一朝身去不相随。

关盼盼看到这首诗，立刻大哭一场。她之所以不死，是唯恐别人误会张愔自私，让爱妾殉身，反辱没了张愔名声，所以苛延残喘，偷生了这些年，而白居易竟以诗作讽，逼她殉夫，怎不悲愤？性情贞烈的关盼盼在十天后绝食身亡。一个出身风尘的女子，本来就无法以忠诚贞洁来要求她，就算良家妇女为亡夫守节，也只是个人选择，或取决于夫妻感情。

像关盼盼这样痴情重义的，只能说是张愔的福分，遇上一个知恩图报情深意切的女子。注意，关盼盼守了十年，而不是一年半载地摆摆姿势，沽名钓誉。

惨淡哀戚地活十年，不是更难于一死了之吗？但是，向来都很悲天悯人的白居易不仅不同情她的境遇，还狠推一把，认为她应该自杀殉情，用粗暴的男权主义给她指出一条绝路，译成口语就是，你怎么不去死？

殉葬这种事有多么不人道，已不用再三论证，而殉情，完全要看个人意愿，你死了，我也无法独活，那我们就一起去。可白居易作为一个旁观者，有什么资格指手划脚呢？

吃人的礼教终于生吞了关盼盼，她临死前念了一句，儿童不识冲天物，漫把青泥汗雪毫———你白居易稚若幼童，怎识得我冰清玉洁。

她以自己高贵的死，回敬了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听闻死讯也大为后悔。若干年后，他归隐洛阳香山，心知时日不多，就遣散了侍姬樊素与小蛮（其实这是白又反下的第二个错误，两个小妾本就命苦，又已是“残花败柳”之身却被老白扫地出门，老白看来是没想过她们其实也是也自己一样的人），不想她们重蹈关盼盼的悲剧。

白居易逝世时，时年75岁。葬于龙门山。他去世后，唐宣宗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白居易

（772～846）

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原籍山西太原，祖上迁下陕西渭南。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

生平

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3000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

“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

“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

“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新乐府序》）。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文学创作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代表作有《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讽谕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解脱。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著名。《长恨歌》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寄讽，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和同情。《琵琶行》则有“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且语言成就突出。此二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白氏还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挚朴动人。但这类诗中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伤感色彩及度脱尘嚣的佛家思想。杂律诗在白诗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山水小诗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意盎然。另有一些铺陈故实、排比声律的长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艳情风月的小诗，也颇为时人效仿。白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诗的启示。

后代剧作家也多有据白诗故事进行再创作，如白朴、洪据《长恨歌》分别作《梧桐雨》、《长生殿》；马致远、蒋士铨据《琵琶行》分别作《青衫泪》、《四弦秋》。白诗词句，也多为宋、元、明话本所采用。白居易不属韩柳文学团体，但也是新体古文的倡导者和创作者。其《策林》75篇，识见卓著，议论风发，词畅意深，是追踪贾谊《治安策》的政论文；《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文，均文笔简洁，旨趣隽永。为唐代散文中的优秀之作。白居易还是词创作的有力推动者，《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发展开拓了道路。

本集和研究资料

白居易生前曾自编其集《白氏文集》（初名《白氏长庆集》），收诗文3800多篇，后散乱。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刻本，收诗文3600多篇（羼入几十篇他人作品）。明马元调重刻本和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本与绍兴本基本相同。清初汪立名《白香山诗集》仅收诗。今人顾学颉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而成《白居易集》及《外集》，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近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日本花房英树《白居易研究》等，都是较重要的研究参考书籍。

　　阳曲，乃郭氏根祖之地。在汾阳王郭子仪诞辰1310周年之际，阳曲县委、县政府推出了以“弘扬郭氏文化、构建和谐阳曲”为主题的系列文化活动。这是阳曲县继去年成功举办首届郭氏根祖文化暨寻根祭祖活动之后，进一步弘扬郭氏文化，打响文化品牌，推动传统文化旅游大县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为弘扬郭氏根祖文化，为纪念郭子仪诞辰1310周年，本报推出主题专版，愿读者朋友喜欢。

　　山西阳曲是郭氏家族的发祥地，是海内外郭氏家族公认的根之所在，是郭氏家族由虢姓改为郭姓繁衍生息、辗转迁徙的具有根祖意义的源头。

　　郭氏始祖为谁？郭氏在何处得姓？全世界1500余万郭姓后裔都十分关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郭氏始祖是郭公，天下郭氏源阳曲。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郭氏出自姬姓。周武王封文王之弟虢叔于西虢，封虢仲于东虢。西虢地在虞、郑之间。平王东迁，夺虢叔之地与郑武公，楚庄王起陆浑之师伐周，责王灭虢。于是平王求虢叔裔孙序，封于阳曲，号曰郭公。虢谓之郭，声之转也，因此为氏。后汉末，大司农郭全代居阳曲，生蕴。蕴生淮、配、镇。镇，谒者仆射、昌平侯。裔孙从颍川。”

　　这段关于郭氏起源的经典论述，说明“虢序”受封于阳曲，由“虢”转声为“郭”。这是关于郭氏始祖和郭姓起源的经典论述，不容质疑。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这段记载，讲清了五个问题：一是郭氏来源，郭氏来自姬姓，由虢叔之虢，按声转为郭；二是阳曲是郭姓开宗之地，因虢叔裔孙序封于阳曲，号曰郭公；三是阳曲是郭氏居住延续接代之地，因郭全“代居阳曲”，还生下了数代人；四是阳曲是郭氏祖籍地，因为“裔孙从颍川”，郭氏之后代离开祖籍地阳曲而迁往他地；五是虢叔为郭氏始祖，序是虢叔的裔孙，序做为虢叔后裔的代表者，是经周王朝正式承认的，从序开始号为郭公，成为虢转为郭的第一代人。

　　在台湾编印的《山西文献》，其社长兼总编郭荣生在《文献》第43期上发表了“太原郭氏源流”的文章，也同样认定：“郭氏是中华民族古老姓氏之一，其肇始于西周，自东周平王求虢叔后裔序，封于山西太原阳曲后，郭氏一族遂世居太原，繁衍生息，历世不衰、枝繁叶茂、族远宗大。”

　　1995年10月20日至23日，泰国郭氏宗亲总会举行该会成立30周年庆典活动，印制了“泰国郭氏宗亲总会成立30周年纪念特刊”，纪念特刊封二处还绘了“子仪公后裔南迁徙图”。从图上可看出，从阳曲迁出的郭氏分四支迁往我国的南方，第一支为冯翊和华阴郭氏，从阳曲迁到华州，从华州又分为两路，一路到河南、福建后又分三股到了广东、海南和台湾，从华州迁出的另一路到了湖南；从阳曲迁出的第二支先到介休，后又到江苏，从江苏分路，一路到江西，另一路到了湖南；从阳曲迁出的第三支，先到洪洞、沁县，后到安徽；从阳曲迁出的第四支到了沁水，从图中可看出郭氏发源地为太原阳曲。

　　郭氏在全国的迁徙分布

　　阳曲为郭氏得姓开宗之地，其后裔奔向各方，在各地发展壮大起来。

　　郭姓分布很广，是当今中国常见的第16大姓(在台湾排名第14)；按姓氏人口统计，现总数达1400余万人，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15%，为中国人口最多的超过1%的19个姓氏之一。内地以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四川等省多此姓。

　　从西虢东迁后的分布看，虢叔之后裔最初主要集中于今河南、山西和陕西一带，并以山西为主要聚集地。虢国于春秋战国时期灭亡后，除在上述三地留居者外，另有一部分东移、南迁、西徙或北上，陆续分布于整个中国大陆，接着又东渡台湾，延伸至南洋群岛以至世界各地。

　　至秦、汉时，郭氏有部分人徙居江南，并有一部分移居内蒙古、甘肃、四川、安徽。汉代及其以后的较长时期内，山西太原仍一直是郭氏的发展繁衍中心。

　　到了三国时期，吴国有富春人(今属浙江)郭成、晋代有武昌人(今属湖北)郭翻和闻喜人(今属山西)郭璞于西晋末避乱徙居建康(今江苏南京)。

　　唐初与唐末，河南郭氏曾两次向福建迁徙：一次是唐高宗总章年间至武则天垂拱年间，河南省固始县人郭淑翁随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开辟漳州，在龙溪郭埭乡安家落户，又有将佐郭益亦随陈氏父子入闽；另一次是唐懿宗咸通年间，郭子仪之孙郭嵩与其叔带着先祖郭子仪的香火，自光州固始随节度使王审知的弟弟王想避战乱入闽，定居长乐新宁(今称芝山)，地名郭坑(此即郭氏入闽始居之地)，子孙传衍于仙游、莆田及南安之蓬岛乡。

　　五代十国时期，郭子仪后裔大批南迁，福建、台湾、广东、香港的郭姓，多为郭子仪的后代。今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等国的郭姓，很多都是郭子仪的后裔。

　　到南宋时期，有一部分郭姓开始进入广东。其中，入琼始祖为郭氏始祖第七十六世孙郭元音、郭元吉两兄弟(原籍福建莆田。南宋末年，元吉任广东琼州评事，与兄元音渡琼，落籍文昌县)。

　　元末明初，一场大规模的、历时50余年的官方移民高潮开始，又有大批郭姓人从山西移向各地。

　　明末清初，福建郭嵩一支又从长乐分迁至闽东、闽中、闽南及闽西等地，后东渡台湾，散居彰化、嘉义、高雄等县，发展为台湾十大姓之一，并有部分人远徙欧美及东南亚。

　　汾阳王郭子仪认祖阳曲

　　早在唐朝，郭氏根祖在阳曲，就得到了汾阳王郭子仪的肯定。

　　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12月，郭子仪为其父郭敬之修建家庙，刑部尚书、书法家颜真卿(公元709年-785年)亲笔撰写了《郭公庙碑记》。《郭公庙碑记》讲：“溯其先，盖出周之虢叔，虢或为郭，因而氏焉。代为太原著姓。”碑记落款为：金紫光禄大夫刑部尚书上柱国鲁国郡开国公颜真卿撰并书，男从武及第授左卫长上封汾阳王太尉中书令子仪立。

　　刑部尚书颜真卿为当朝中书令(宰相)郭子仪之父撰写《郭公庙碑记》时，每一句话都是经过再三推敲的。其中关于追溯郭氏起源的记述，无疑是按郭子仪及其家族的意见书写的，无疑是经过郭子仪及其家族审阅并同意的。《郭公庙碑记》是当朝人记述的当朝事，属于第一手史料，是最可信、最权威的。

　　郭子仪被旧史臣誉为“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的“完人”。用史臣的话说，就是所谓“人臣之道无缺”。一出《打金枝》戏，使得汾阳王郭子仪的大名如雷贯耳、传遍海内外。郭子仪请颜真卿撰写的《郭公庙碑记》关于郭氏起源的记述，也就成了郭氏后人奉行的经典之作。

　　北宋时，欧阳修和宋祁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关于郭氏起源的记载，实际上就是按照唐代颜真卿撰写的《郭公庙碑记》的基本观点撰写的，只不过更加具体化而已。正因为如此，《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关于郭氏起源的记载，才能够在郭氏族人中世代相传，并得到郭氏后人特别是郭子仪后裔的普遍认可，以至成为历代编修郭氏族谱的基本依据。

　　阳曲的堂号和郡望

　　阳曲的堂号主要有“太原”“华阴”“冯翊”“汾阳”等。

　　“尊贤堂”是其最早的堂号。来由是：战国时燕昭王招贤，郭隗对他说：“你有招贤，先从我开始。你对我当贤人尊重，比我贤的人就会找你来了。”于是昭王给他建了宫室曰金台，并把他当老师来尊重。于是乐毅、邹衍、剧辛及其他有才能的人皆来归附燕国。燕国于是强大起来。

　　与堂号相适应，其郡望也主要有：太原郡、华阴县、冯翊郡、汾阳县、昌乐郡等。

　　太原郡，战国时置郡，此支郭氏，为汉郭全之族所在；华阴县，汉时置，此支郭氏为太原郭氏分支；冯翊郡，三国时置郡，此支郭氏为太原郭氏分支，其开基始祖为东汉冯翊太守郭孟儒；汾阳县，西汉时置。此支郭氏为华阴郭氏分支，其开基始祖为郭子仪；昌乐郡，汉时置郡，此支郭氏为太原郭氏分支，其开基始祖为东汉郭泰之后。

　　郭氏历史名人

　　再造大唐之臣郭子仪

　　郭子仪，出生在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祖籍太原阳曲，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兵部尚书、天下兵马副元帅、汾阳王，获唐代宗颁发“铁券”(免死牌)。郭子仪为世家子弟，武举出身，其人仪表堂堂，身高七尺三寸(按照唐尺就是180米以上的身材)，魁梧英俊，勇武不凡。病故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享年85岁，赐谥号“忠武”。他于唐玄宗开元时中武举高等，授左卫长史之职，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凭军功封汾阳郡王，累官至太尉、中书令，平定“安史之乱”功不可没。唐德宗时，因其曾任山陵使(皇陵使)，赐称“尚父”。

　　郭子仪历仕四朝，德宗即位二年后，郭子仪病故。其影响主要在肃代二朝。郭子仪“安史之乱”时任朔方(今宁夏灵武西南)节度使，在河北打败史思明。后联回纥收复洛阳、长安两京，功居平乱之首，晋为中书令，封汾阳郡王。代宗时，叛将仆固怀恩勾引吐蕃、回纥进犯关中地区，郭子仪正确地采取了结盟回纥，打击吐蕃的策略，保卫了国家的安宁。郭子仪戎马一生，屡建奇功，以84岁的高龄才告别沙场。天下因有他而获得安宁达30年。他“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举国上下，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声誉。因郭子仪功高位显，新、旧《唐书》均为其立传，对他推崇有加。

　　善于出谋划策的郭淮

　　郭淮，字伯济，太原阳曲人，三国时期魏国名将。郭淮以擅于谋划且行事精密而著称。他从小就喜好军事，勤学苦练，并立志长大后投身军营，为天下安定献计出力。早年曾任夏侯渊军的司马，后来一直留在魏国西方负责防守西部边境，并且多次平定少数民族叛乱。在诸葛亮北伐及姜维北伐初期，郭淮参加了几乎所有的对蜀抵御战争，他屡屡识破诸葛亮的计谋，有效地阻止了蜀军向关中的推进，立下了赫赫战功。并因立功不断被提升，最后受命总督雍、凉两州军事，官位升至车骑将军，仪同三司，持节、都督如故，并进封阳曲侯，食邑共2780户。死后被追封为大将军。

　　善政爱民、百姓拥戴的郭彦

　　郭彦，生年不详，卒于北周武帝天和四年(569年)。太原阳曲人。北魏时，其祖先曾在关中任职，因而迁居冯翊(今陕西省高陵县)。其父郭胤曾任冯翊郡功曹，又做过灵武县令。郭彦于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年)始知名。郭彦后远离都城去做澧州刺史(今湖南澧县)。澧州之民不善农业，多以捕猎为生，朝廷的赋税制无法施行。因为这里缺乏粮食，需要常从荆州调运粮食救济。自从郭彦任职后，他施行了一些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澧州之民学会了农业生产技术，粮食生产有了节余。从此不要朝廷调拨粮食补给，开始向国家交纳赋税，建立起善政爱民的威望。他一生主要在西魏、北周任官，兼备军政才能，勤政善兵，受到北魏统治者的重视，也受到老百姓的拥戴。旭武辑

　　郭氏海外名人——郭鹤年

　　马来西亚郭鹤年家谱记载：徙居马来西亚的郭氏家族，其得姓始祖就是受封于阳曲的郭序，他们都是汾阳王郭子仪的后裔。

　　1911年，郭鹤年的父亲从福州郭宅乡徙居马来西亚。鹤年生于1924年，他与大哥鹤举、二哥鹤麟就读于柔佛新山英文书院，毕业于新加坡莱佛士学院。1955年创建马来西亚制糖厂，1962年获马来糖王称誉，1968年成为亚洲糖王，1974年移师香港，1985年兴建北京国际贸易中心、香格里拉大酒店等，投资总额达10多亿港元。

　　1994年5月13日，郭鹤年回山西寻根谒祖，亲自出席了香港嘉里集团与西山矿务局合资经营的太原可口可乐饮料公司的签字仪式。从此，山西太原也有了他的公司。当记者问他为何要在山西投资时，他倾吐了肺腑之言：“我的祖先在山西，我的心在山西。”

　　郭氏海外名人——郭台铭

　　台湾科技首富、富士康总裁郭台铭的家谱记载，山西晋城南岭乡郭台铭家族的得姓始祖，是受封于阳曲的郭序，他们也是汾阳王郭子仪的后裔。

　　当郭台铭成为台湾大富豪排名第一后，2003年10月，回到故乡山西，在太原投资创办了富士康科技工业园暨鸿富精密工业有限公司；2005年5月又决定在故乡晋城投资，创建富士康晋城科技工业园。据晋城南岭乡郭台铭的家谱记载，郭台铭先辈中的“德”字辈，就能与阳曲县保存的《郭氏族谱》中的“德”字辈相互对应上。这种状况，极大地拉近了郭台铭与阳曲县的距离，增进了郭台铭与阳曲县的感情。2006年10月19日，郭台铭回阳曲考察后提出，在阳曲创建镁合金基地。

　　郭氏纪念馆

　　阳曲县郭氏纪念馆位于阳曲县城东北方向10公里处的大盂镇东南纞村。纪念馆内占地2亩，馆前广场占地3亩，广场上长有300多年树龄的古柳，象征着郭氏之根深深地扎在阳曲的大地上。

　　整个纪念馆为三进院。前院西房为接待房，展有各地郭氏名人赠送的字画条幅，东房为友谊室，展出有各省、市以及国内外郭氏研究会和宗亲会赠送的物品和往来书信，墙上绘有郭氏研究会和宗亲会在世界的分布图以及郭氏南迁分布图。前院正面是“百郭图”，100个不同写法的“郭”字象征着郭氏的繁荣，两侧各长有一株楸树，象征着郭氏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

　　中院正面为该馆最高建筑始祖祠，房屋的上方依次绘有人文初祖、全居阳曲、平叛归来、子仪封王、祝寿喜庆等9幅彩图，叙述了郭氏从黄帝开始到郭子仪祝寿几千年的主要变化。室内正面塑有远始祖虢叔、本始祖郭序、名始祖郭子仪坐像，西墙上绘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东墙上绘有从黄帝到郭子仪的郭氏世系表。中院西房为人物室，记载着二十五史立传的郭氏名人221位，展柜存有近代郭氏名人的资料。

　　东房为实物室，展出了郭氏用过的实物或有关照片。整个纪念馆展示的是历史的真实，郭氏的繁荣昌盛。

　　郭氏纪念馆于1998年开馆

2010年8月，德云社发生“八月风波”，起因是徒弟“彪子”怒打私闯郭宅的北京台记者，德云社遭到北京台等主流媒体封杀。年底，曹云金不看好德云社未来，退出德云社。与郭德纲有矛盾的北京台开始力捧曹云金抗衡郭德纲。

2016年，德云社重修家谱，郭德纲收回曹云金的“云”字。至此，曹云金名字也由3个字变为2字曹金。

2019年6月，曹云金与妻子唐菀离婚，被拍到在银行给前妻转账，分家产。至此，曹金的“金”字也被前妻分去一部分。

曹云金三个字，先被师父收回一个“云”字，又被前妻分去一部分“金”字。一个只剩下“曹”字和一点钱的人，不火也很正常了。

曹云金越混越差

曹云金在刚退出德云社的时候还红过一阵子，上了央视的春晚，成立了听云轩，可是很快便走了下坡路，越来越差了。

曹云金特别擅长炒作，不放弃每一个炒作的机会，而往往炒作都是与郭德纲、德云社捆绑在一起。也就是说，他一直都在蹭德云社的热度，但这样只会引起大众的反感。

曹云金离开德云社以后，说相声渐渐没有了市场，靠说相声是赚不到大钱的，而他又功利心十足，便开始转战影视圈，拍戏接综艺等等。

但由于演技不行，离婚、出轨等的负面新闻还不少，而导致他在演艺圈混的也不怎么样。尽管每次在有新节目之前，曹云金总会在微博上公开宣布，很好宣传自己，但却没有引起关注。

现在曹云金没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作品，而他年龄也大了，30多岁快40了，颜值上和年龄上已经少了很多优势，其他方面更跟不上，慢慢就会被淘汰掉。可以看到，现在他很少有消息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