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韩愈的了解。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字退之，世称韩昌黎，登进士第，官至吏部侍郎，是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文冠唐宋八家。唐代大文豪韩愈是哪里人？近些年关于韩愈故里，一直有“昌黎说”“孟州说”“南阳说”等说法，不过一部韩愈家谱的面世，又提供了一个新说法。

近日，大河报记者从修武县档案史志局获悉，其馆藏的1956年传抄孤本、修武县赵厂村《韩文公门谱》的影印版日前面世，方便海内外韩氏宗亲查询。据该门谱记载，韩愈是河南修武县人。

　　韩愈，字退之，世人称之为“韩昌黎”或者“昌黎先生”，是唐代时期著名的思想、文学和哲学家。下面是我搜集整理的韩愈生平介绍，希望对你有帮助。

　　韩愈生平介绍

　由于韩愈聪明好学，七岁便能言，十二岁就能成文，所以对于参加科考是有信心的。公元789年开始的几年中，韩愈先后参加了四次了科举，却没有一次中第。后来韩愈的嫂夫人去世，韩愈回到家乡守丧五个月。

　虽然韩愈几次参加科举考试均以失败结束，但是这并没有打击到韩愈的自信心。公元796年，韩愈受到董晋的举荐，从而有机会在宣武军出任观察推官一职。在这三年的任职期间，韩愈一边指导青年才俊的学习，一边极力推广自己对于散文改革上的看法和主张。后来董晋去世，韩愈扶着其灵柩离境，就在韩愈走后的四天，军中发生了变乱，韩愈因此躲过了一劫。

　公元801年，韩愈通过了考试，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后又晋升为监察御史。韩愈为人正直坦率，面对不平之事，他会毫无顾忌的直言说出事情的要害，加上他那铿锵有力的语言艺术，使得说理有深度，有力度，时常会让犯事之人心里不舒服。关中地区大汉，官员却封锁消息，韩愈著文说理，被犯事人污蔑，后被流放。

　韩愈最为著名的直谏就是谏迎佛骨了。宪宗满怀欣喜迎接佛骨，却被韩愈劈头说道，供奉佛骨是荒唐事，是祸害。这引得皇帝大为恼怒，韩愈因此被又一次被贬。后韩愈逢 天下 大赦，才被调往中原地区。后来韩愈还以一身凛然正气和忠义之胆，劝诫了镇州的叛乱。

　公元824年，韩愈请病在家，年底去世，享年五十七岁。

韩愈号什么

　一般在古时候的人，有些会在名字之外在取个“号”，或者叫“别号”。古时人的“名”，是自出生后就取的用以区别他人的符号象征，而“字”则是他们用意表现自己德行或者是被寄寓希望的意图，不过在名和字之外还有一个别号，这在《周礼》中被解释为美称，也就是说那些德行声望在外的人，才会取个别号让他人称呼。

　别号自周朝开始就已经有人开始取了，比如老子的别号就叫广成子。不过先秦之际，人们取号的行为并不多，见于史册的也就那几人(也许是因为年代久远很多未被记录)。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唐朝之前，知道的也就像陶渊明别号五柳先生寥寥数人，不过自唐朝开始，取别号的人却是大涨，这同唐朝处在封建社会顶峰 文化 发达有关。像李白别号青莲居士，卢照龄别号幽忧子，白居易别号香山居士。

　不过韩愈生前没有给自己取个别号，至少在现今的史料和文学作品中并没有看到关于韩愈的别号。像韩愈这么声望之大，贡献之深，门徒之广的人，要说被人尊称的别号没有被流传下去，那应该是不太可能的，能解释的就是他没有取。韩愈留给后人最大的财富就是他开先河，倡导了古文运动。在那个辞藻华丽却没用处的骈体文肆掠的年代，古文运动就像一股清新的春风，吹遍了大地，给原本沉寂的世间带来了新的生命。

　韩愈广招门徒，并将他对文学创作的理念一代一代传了下去。韩愈于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在家中病逝，死后的韩愈倒是被追了谥号“文”，因而世人皆尊称他为韩文公。

韩愈被明人称为什么呢

　韩愈在唐代极力倡导古文运动，反对辞藻华丽而对表达内容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骈体文。 在韩愈和柳宗元的主张下，古文运动盛起一时，并对后世的散文创作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宋朝的欧阳修和苏轼等人也是推崇韩愈等人的主张，遂成为宋时古文运动的核心。到了明代，这些人物 自然 会被联系到一起。明初的朱右第一次将以韩愈为首的八大家的散文编集在《六先生文集》中，“唐宋八大家”之名才渐渐形成。

　明朝初期的朱右所编撰的《六先生文集》实际上是“八先生文集”，是因为他将“三苏”合称为一家。这八位先生就是我们现在常称的，以韩愈为首的“唐宋八大家”中的八位。到后来的明朝中期，唐顺之所撰的《文编》也是只取这八人的文章，明末的茅坤根据前人的编撰，辑录了《唐宋八大家文抄》，“唐宋八大家”这一说法正式被人们接受并广为流传，其中韩愈被明人冠以“唐宋八大家”之首。

1、张籍是韩愈的弟子。

2、关系简析

韩愈爱护人才，是个真正的伯乐，也是世所罕有的良师益友。李贺、贾岛都得到过他的教益，但最让后世传颂的是他与张籍的师生之情。韩愈引荐张籍进士及第，后来又推荐他出任水部郎中、国子司业。韩愈并不以张籍的老师和恩人自居，而复是视张籍为信得过的朋友。“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就是出自韩愈写给张籍的诗《调张籍》。还有一首叫《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3、扩展资料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后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其后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1]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韩愈是唐朝著名文学家，很多人都熟悉他的《师说》，他被后人尊称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关于教学的很多思想，历经千百年，依然值得我们学习。

张籍（约766年 — 约830年），字文昌，唐代诗人，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人。汉族，先世移居和州，遂为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人。世称“张水部”、“张司业”。张籍为韩愈大弟子，其乐府诗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乐府”。代表作有《秋思》、《节妇吟》、《野老歌》等。

张籍（约766年 — 约830年），唐代中后期诗人。贞元初，与王建同在魏州学诗,后回和州。贞元十二年（796年），孟郊至和州，访张籍。贞元十四年，张籍北

张籍

游，经孟郊介绍，在汴州认识韩愈。韩愈为汴州进士考官，荐张籍，贞元十五年在长安进士及第。元和元年（806年）调补太常寺太祝，与白居易相识，互相切磋，对各自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张籍为太祝10年，因患目疾，几乎失明，明人称为“穷瞎张太祝”。元和十一年，转国子监助教，目疾初愈。15年后，迁秘书郎。长庆元年（821年），受韩愈荐为国子博士，迁水部员外郎，又迁主客郎中。大和二年（828年），迁国子司业。 [1]  《吴中先贤谱》 苏 文 编绘南唐末年张洎收集张籍诗400多首，钱公辅名为《木铎集》12卷。南宋末年汤中以家藏元丰八年写本为主，兼以各本校定，编为《张司业集》8卷，附录1卷，魏峻刊刻于平江。今传宋蜀刻本唐人集中的《张文昌文集》 4卷，共收诗317首。明嘉靖万历间刻本《唐张司业诗集》8卷，共收诗450多首，《四部丛刊》曾据以影印。

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它为底本，并参照现存各本进行校勘删补，编成《张籍诗集》8卷，共收诗480多首。另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张籍有《论语注辨》2卷。

张籍诗集

张籍诗歌创作大致有3个时期。40岁前为早期。40-50岁为中期，其优秀乐府歌行作品多作于此期。50岁后为晚期。这时生活逐渐安定，除仍写乐府歌行外，多作近体诗。他是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其乐府诗颇多反映当时社会现实之作，表现了对人民的同情。其诗作的特点是语言凝练而平易自然。和当时的王建齐名，世称“张王”。诗中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各种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如《塞下曲》《征妇怨》，另一类描绘农村风俗和生活画面， 如《采莲曲》《江南曲》。

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张籍诗集》。

轶事典故

编辑

据冯贽《云仙散录》中记载，晚唐诗人张籍曾因为迷恋杜甫诗歌，把杜甫的名诗一首一首地烧掉，烧完的纸灰拌上蜂蜜，一天早上吃三匙。一天，张籍的朋友来拜访他，看到张籍正在拌纸灰，很是不解，就问道：“张籍，你为什么把杜甫的诗烧掉，又拌上蜂蜜吃了呢？”张籍说：“吃了杜甫的诗，我便能写出和杜甫一样的好诗了！”好友听了哈哈大笑。

第一节 >，字退之。祖籍河南府河阳（今河南孟县南），韩愈自称“昌黎韩愈”，韩姓的郡望是河北昌黎，他经常说自己是昌黎（今辽宁义县）人。正由于此，所以人们又称韩愈为韩昌黎。还因为韩愈晚年曾担任过吏部侍郎一职，故又称他为韩吏部。韩愈去世后，朝廷追赠他为礼部尚书，溢号为“文”，人们又尊称他为韩文公。 >韩愈出生于宗大历三年（768年），一个世代士官的家庭里。其七世祖韩管，在后魏时期曾任龙骧将军、常山太守，受封为武安成侯。六世祖韩茂，曾任尚书令，加侍中、征南大将军，被封为安定桓王。高祖、曾祖先后唐代以后，担任过州刺史、州司马等职。祖父韩睿素，曾任朝散大夫，桂州都督府长史，其任内多有善举。韩睿素生有四个儿子：仲卿、少卿、云卿、绅卿。长子仲卿就是韩愈的父亲。韩仲卿以文章著名，曾与、等交游，担任过潞州铜尉、武昌县令等官职。他在武昌离任时，由于政绩卓著，民众专门为他树起一块《去思颂碑》。碑文由著名诗人李白撰写碑文称韩仲卿“未下车（到职），人惧之；既下车，人悦之。惠如春风，三月大化，奸吏束手，豪宗侧目”（《李太白集·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说明韩愈之父是一位深受境内百姓爱戴、奸吏豪绅不满的正直官员。韩愈的大叔少卿、三叔绅卿职位不高。其二叔云卿更以文冠世，历任监察御史、礼部郎中之职。 >韩愈有两个哥哥，二哥韩介去世较早只担任过太子属下的下级官吏，史籍中关于他的记载比较少。大哥韩会是一位名士，他有口辩，会写文章，还擅长音律，与古文运动的前驱李华、萧颖士、梁肃等人志同友好。更喜欢谈论治世安邦的大略。韩会人仕之前，以道德文章闻名于江、淮一带，时人将他与崔造、卢东美、张正则他的三位好友等称之为“四夔”。其中韩会名气最大。他们四人的才德均可以担当大臣的高位。韩愈虽然出自一个普通的官宦之家。韩愈出生时，其父韩仲卿正在京师任秘书郎。他出生不到两个月，生母就离他而去，韩愈只有靠乳母李氏鞠养。在韩愈3岁的时候，父亲又离开人世。后此，他只能跟随长兄韩会返回故里河阳，靠兄嫂抚养。 >韩愈的在老家河阳长到7岁。大历九年（744年），随在京师谋得官职的兄长韩会移居京师，开始了刻苦读书的生活。韩会在长安担任官品不高的起居舍人之职，在复杂的权力之争中，他投靠到当时的权相元载门下。元载是一个自恃恩宠、结党营私、排斥忠良、贪赃纳贿的佞臣。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年），查处元载，判其自尽。受元载一案株连的达数百人，韩会也因党附元载之嫌，被贬为韶州（今广东曲江）刺史。当时年仅10岁的韩愈只在京师过了3年的安定生活，又被迫随兄嫂踏上南徙的旅途。韶州是一个离长安有数千里之遥的荒凉去处，韩会虽然名为刺史，可是，作为贬官，其心情的抑郁苦闷是可以想见的。韩会自己没有亲生儿子，其弟韩介倒有两子，一个名叫老成，一个叫百川。于是，老成就过继给韩会为子，而百川却不幸夭折。年仅42岁的韩会在韶州仅仅生活了两年多，就于大历十四年（779年）因病去世。韩愈的大嫂郑氏是一位经历过磨难意志坚强的人。郑氏按当时的风俗，扶着丈夫的灵柩，带上韩愈和老成，又踏上了北归的艰难路程。他们“凌大江之惊波，过洞庭之漫漫”，又从韶州千里迢迢地回到了故里河阳。 >韩愈随嫂嫂回到故里安顿下以后，从建中二年（781年）开始，成德、魏博、山南、平卢等地节度使相继发动叛乱。藩镇的虎狼之军一度进入长安，连皇帝唐德宗也仓皇出逃奉天。历时5年这场战争，中原再次成为军阀角逐的战场。战祸也延及河阳，郑氏在兵荒马乱的背景下，再次带上韩愈、老成等家人加入了南逃的人流，于建中三年（782年）到达宣城（今安徽宣城）。原来在安史之乱时期，韩氏家族为了避乱，曾迁居江南宣城，并在当地购置了一些产业。郑氏夫人是一位有涵养、肯吃苦的女性，她除悉心照料全家人的生活外，还严格地教诲两位孩子刻苦读书。 >由于韩愈从3岁起就失去了父亲，所以抚养教育韩愈的责任就落于其长兄韩会肩上。在韩会的指导下，韩愈从7岁就开始读书，每天能记诵几千字的诗赋文章。他不仅天资聪明，博闻强记，很有悟性，而且刻苦自励，勤奋好学。他读书能抓住学习的要领，在学习过程中积累了提高读书效率的经验。韩愈最重要的成才时期，是随长兄韩会到达韶州以后。韶州虽然是个离京师有几千里之遥的边远去处，但那里山清水秀，民风朴实，是一个理想的读书环境。当时的韩会虽然名为刺史，但作为贬官，交际减少，公务不多，所以他利用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教育引导已初露锋芒的弟弟。韩会在辅导韩愈和老成的读书中，形成与流俗不同的特点。在韩会的指导和影响下，韩愈从开始读书，就有了明确的标准和选择性。在韶州3年，韩愈每日读书不辍，学业大有进益，13岁的时候就能信笔为文了。但是，韩愈的好景不长，长兄、恩师韩会不久就病逝。在回到河阳和转徙到宣城之后，韩愈又在郑氏夫人的鞠抚下继续读书生活。由于韩愈坎坷的不幸经历，与同龄人比显得更成熟一些。他不用寡嫂督促操心，全身心地投入到读书之中。凡是经典，比如《春秋》、《左传》、《公羊传》以及《史记》、诸子百家的学说，他都广泛阅读，悉心研究。他在读书中，不仅反复搞清词语章句，把握其本质精髓，还注意揣摩事业，联系实际，进行写作归纳，阐发其精神。在家庭的影响熏陶下，先后经过兄嫂的教诲，通过自己刻苦的学习和实践，韩愈逐渐成长为一位信奉儒家正统思想、志向远大的青年。 >19岁的韩愈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中原地区的战乱逐渐平息。按封建时代士人的惯例，打算通过科举之门进入仕途，以便效力社会，施展自己的宏伟蓝图。 >韩愈贞元二年秋，拜别嫂嫂郑氏，只带着简单的行装和书籍，充满自信和喜悦的心情，风尘仆仆地赶到京城长安。韩愈去长安，原来打算先投奔其族兄韩，韩当时担任殿中侍御史，曾做过北平王马燧的僚属。但他到长安以后才知道，韩已因国事去了河中，不久又以身殉职。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韩愈只得跑到大街之上，求见北平王马燧，自诉是韩的堂弟，因生活所迫，请马燧照料。幸好马隧有感于韩殁于国事，没忘老部下的旧情，就收留了韩愈，并让他教授自己的两个儿子。这样一来，韩愈在京城的生活总算有了着落。 >韩愈入长安之初，对自己的道德文章和才华非常自负，对科考也充满所试必得的十足信心。有人把以往应试者的诗赋文章及策问对答拿给他看，并让他揣摩熟悉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时，他很不以为然。认为此类诗文都是平庸之作，自己完全可以做到“无学而能”。韩愈在从贞元二年到贞元七年（791年）的四五年间，曾三次参加礼部的进士科考试，每次。 >韩愈三试三挫，内心充满不平，但他初衷不改，志气未消。事实既 了他，也教育了他。贞元八年（792年），他又参加了第四次科举考试。当时，唐德宗试图刷新政治，倚重力主改革的大臣陆蛰，政治气候比较有利。这次科举考试就由敢于直谏又擅长文章的陆蛰主持，并由提倡古文的梁肃担任助手。韩愈在少年求学时期就与梁肃有着师承关系，既然有了这层关系，韩愈就与好友李观、李维、崔群等去求见梁肃。为避嫌，开始梁肃拒而不见。后来由于他们4人多次求见，引起梁肃的重视，最后还是约见了他们。通过交谈，梁肃认为这批青年都是后起之俊秀，有人将来甚至可以“位极人臣”，登上相位。梁肃的褒奖，使韩愈等为之振奋。经梁肃的推荐，韩愈、欧阳詹、李观。李维、崔群、王涯、冯宿、庾承宣等八人均一举进士及第。由于此榜人才荟萃，所以时人将这一榜称之为“龙虎榜”。韩愈自拜别嫂嫂进入长安后的6年间，4次参加礼部之试，最终取得了入仕的资格。 >按唐制，礼部应试被录取为登进士第，而进士及第只不过是取得了入仕的资格。如要做官任职，还必须再经过吏部的严格考试。吏部择人有明确的标准和原则。其标准主要有“身”，取其体貌丰传；“言”，取其言词辨正；“书”，取其楷法遭美“判”，取其文理优长。如果考生达到这四条标准，在决定取舍时还要遵循“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通典》卷十五《选举典》），即先德行、再才能、再劳绩的原则和顺序。 >韩愈于贞元九年（793年），第一次参加了吏部博学宏辞科的考试。他接受了以往礼部考试的教训，在应试之前特向韦舍人上了《应科目时与人书》，请求韦舍人推荐自己，认为此事对韦舍人来说是一件极平常的“举手投足”之事，信中既流露出韩愈急于仕进的迫切心情，又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无可奈何的媚态。这一次他的好友李观被录取，而他却失败了。韩愈贞元十年（794年），第二次参加了吏部的考试，结果又遭到失败。 >韩愈抱着复杂的心境离开过长安，回到故里河阳。此时，鞠养他长大成人的嫂嫂郑氏在宣城病故，由老成护送郑氏的灵柩也运抵河阳。韩愈看见亡嫂的灵柩和久违的侄子老成，凄楚的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兄长临终前的嘱托和厚望，嫂嫂抚育教诲的恩德，以及送他进京时的“诲化谆谆”，企盼他“禄士而还，以为家荣”……这一切使他百感交集。再想想这坎坎坷坷的 ，自己抛家舍业，辛苦奔波，却终无所成。不惟嫂嫂的“劬劳闵闵”、“在死而生”的大恩大德未及报答，竟连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按照对长辈的礼节为郑氏服丧5个月。这时的韩愈已近而立之年，却连一个谋生的职业都没有，而嫂嫂的去世，又加重了韩愈照料家庭的担子。面对这一切，更增强了他紧迫感。他又从故里重返长安，并积极地谋取新的出路。 >韩愈贞元十一年（79年第三次参加吏部举行的考试，结果又不中。急切的求仕之情和屡试屡挫的现实，使韩愈愤嫁不平。他除了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大加宣泄之外，又在不到50天的时间内连续3次给当朝宰相贾耽上书。在这些上书中，他谈到自己的艰难生活，“逞逞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也讲到自己“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的坎坷经历。其实，韩愈所以低三下四，并不仅仅是为了求得一官半职以谋私利。他在《答崔立之书》中曾说：“仆始年十六七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书，以为圣人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于己也。”韩愈深受传统儒学的影响，信奉积极的入世哲学。他在上宰相的第三书中就明确表示，退隐山林之路只有那些独善其身、不忧天下的人才肯走的，“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韩愈的3次上书均未打动宰相，上书石沉大海。于是，他准备退出这种不公平的考试。韩愈贞元十一年五月，离开长安，回归故里。 >韩愈自19岁人长安。在长安的近10年间，他饱尝了“人情忌殊异，世路多权诈”的艰险，忍受了“蹉跎逐颜低，摧折气愈下”的屈辱。经受了磨炼，增长了阅历，为后来前途创造条件。 >中后期藩镇势力猖撅的时代，镇将发动叛乱的事件层出不穷。贞元十二年（796年），汴州（今河南开封）节度使李万荣病瘫，其子李乘机作乱。唐朝中央 遂命当时担任东都（今洛阳）留守的董晋，以宰相的身份任汴州刺史、宣武节度副使，主持节度使事，前往平乱。董晋受命以后，由于董晋与韩愈叔父韩绅卿同事于淮南节度使崔园的缘故，董晋便邀韩愈入幕府。当时正在老家河阳的韩愈，依然过着“朝食不盈肠，冬衣才掩骼”的难以为继的生活，于是便接受了董晋之邀。不久，董晋就委任韩愈担任宣武军节度推官，后来又奏请朝廷给韩愈加了一个正九品上的秘书省校书郎的官衔。这样，韩愈在29岁总算谋得了一个官职。当时的董晋已是一位70多岁的老翁，他明事体，有胆识。他未集结大队兵马，仅带领韩愈等幕官随从十几人，经郑州，径入汴州。由于董晋是以宰相的身份担任节度使，再加上他老谋深算，行动迅速，处置得直，因此，很快就稳定住宣武的形势。董晋以息事宁人，不思振奋的方式笼络官兵。 >韩愈汴州期间，由于幕府公务不多，比较清闲。但他的私人生活却比较充实。有几位朋友相继来到汴州，他们聚在一起讲文析道，交游唱和。当时与韩愈来往密切的几位主要朋友是、李翱、张籍等。 >韩愈在汴州的两三年间，虽然在政治上没有留下多少建树，但在交友授徒方面却做了许多事情。这期间韩愈获得了较为稳定的俸禄收入，但他娶妻、生女，又有堂兄韩界遗编孤女来归，再加上韩氏家族也有人投奔，所以其家庭人口骤增至30口，这就使韩愈的家庭生活不可能有较大的改善。 >董晋贞元十五年（799年）二月去世，韩愈由汴州去洛阳，为董晋送葬。他们刚离开汴州四天，那里又发生了兵变，乱军杀死了临时代理董晋职务的部分官员，韩愈的家小也被困在汴州，他心急如焚。不久，又传出消息说，他的家人幸免于难，已经赶到了较为安全的彭城（今江苏徐州），韩愈由此结束在汴州的幕府生涯。 >韩愈当年二月底，举家徙居徐州。他的家庭生活再次陷入困境。在韩愈衣食困难、借贷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得到徐州节度使张建封的资助，暂时被安置在睢上符离（今安徽符离集）居住。 >在张建封的照料下，韩愈的家庭生活总算有了着落，并且逐渐安定下来。他主要以闭门读书的方式，打发时光。当年秋天，张建封才任命韩愈担任了节度推官。 >张建封在任用韩愈的同时，又对韩愈的工作时间提出明确而严格的要求，规定从当年九月到来年二月，韩愈除身患疾病以外，都必须“晨入夜归”，在幕府办公。对这种影响甚至剥夺韩愈读书、著文的强制性时间表，韩愈深为不满。他给张建封上书表示：如果真的要他晨入夜归的话，就是每天赏赐千金，一岁之中加官几次，他也不愿从命。可见在徐州的日子里，从一开始两人就发生了争执，韩愈的心情就不舒畅。尽管韩愈不安心于这种生活，但一时又无他路可走，因此，也只得暂时过着这种俯仰随人的日子。张建封爱好击球，韩愈就陪着他去球场，并做些应景的诗文；张建封喜欢打猎，韩愈又陪着他下了围场，当韩愈兴致勃发时，也写出些不朽的篇章。 >张建封这年冬天，派韩愈赴京“朝正”，在京城长安，韩愈遇上同年好友欧阳詹。此时的欧阳詹任国子监四门助教，他看到韩愈到京，就带领国子监的生徒拜伏阙下，要求朝廷任命韩愈为国子监博士，结果未获成功。在由京城返回的途中，韩愈了解到，由于当年的水旱灾害和兵祸，使“生民为流尸”。于是，他心中产生一种上书皇帝，痛陈时弊，为民 的强烈愿望。但他当时仅为节度使的幕僚，根本就没有这种权利。 >韩愈回到徐州后，心情平静不下来，他在《海水》中，终于喊出了“我将辞海水”、“我将辞邓林”的呼声。4年的幕府生涯，韩愈虽然得以入仕，但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苦恼总是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贞元十六年（800年）五月，韩愈终于结束了徐州的幕府生活。 >韩愈离开徐州不久，张建封病故，徐州也发生叛乱，韩愈又一次幸免于战乱的惊扰。贞元十六年（800年）秋，他携30口之家暂时寓居于洛阳。在洛阳，韩愈他失去了在幕府时期的稳定俸禄收入，生活比较桔据。但那里环境幽静，是一个读书和著述的好去处。生活虽然恬淡、闲适，又似乎充满诗意，可是，韩愈却始终信奉着儒家的入世哲学。所以时间稍久，他就不甘于这种寂寞的生活，于当年冬天就西去长安，谋求调选，补授官职。当时官场弊端丛生，对韩愈的请求只是虚于应付，让他等候安排，并不给以明确的答复。正在韩愈郁闷无聊的时候，他又巧遇也来参加调选的老友、此时已年过50的孟郊。在韩愈看来，官场既然如此，实在不值得留恋。他告诉孟郊“如今便当去，咄咄无自疑”。韩愈就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于贞元十七年（801年）三月返回洛阳。在洛阳的日子里，韩愈将主要精力用于著书立说。除读书著文外，韩愈还不时地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学生倘徉山水，泛舟垂钓，交流思想，切磋学问。有一次，韩愈的门生朋友侯喜邀请他到洛水去钓鱼，韩愈和侯喜却手持钓竿，从清晨一直坐到黄昏，好歹总算钓到一条寸把长的小鱼。他借题发挥，赋诗一首赠侯喜。诗中说当钓上一条仅能分辨出何处为鳞何处为鬈的小鱼时，两人“良久叹息相看悲。我今行事尽如此，此事正好为吾规。半世逞逞就举选，一名始得红颜衰。人间事势岂不见，徒自辛苦终何为……君欲钓鱼须远去，大鱼岂肯居沮洳（泥潭）”。他告诉侯喜，在小河沟里是不会有大鱼的，要钓大鱼就须到远处的大江大海。此时的韩愈，已经有些心灰意冷之感，经世致用的理想并未混灭，一有时机他还会施展才华去干一番事业。 >韩愈当年秋末冬初，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从此，开始进入京师 机构任职。国子监是唐代的最高学府，长官称“祭酒”。国子监下设几个学馆，各学馆分设主讲教员“博士”、辅助教员“助教”、“直讲”等若干人。四门馆是国子监属下的学馆之一，它主要招收六品、七品官员及侯爵以下的子孙，以及庶民子弟的优秀学子。是一座中下层土子的高等学校。四门博士的品级不高，仅是七品。朝廷任命韩愈担任此职说明，在学术文化界已很有些名气。韩愈是一位恪守儒道，饱经忧患的文人，尽管有些失意，等到任职莅事以后，又能为振兴教育奔走呼号。他曾着眼于“公卿子孙，耻游太学”，导致生员不足的问题，上《请复国子监生徒状》，提出增加充实国子太学和四门学馆生员的建议。他也积极地利用学校这个育人场所，传道授业，奖掖后学，努力为韩门弟子和学馆生员寻找出路。韩愈在任博士的第二年（802年）春天，礼部又举行进士考试，中书舍人权德舆主考，陆惨辅佐评考。因韩愈曾因李翱的介绍与陆惨相识，所以，他一次就向陆惨推荐了侯喜。尉迟汾、沈粑等10人应试。其中多半是古文运动的后起之秀。这10人之中当年就有4人一举及第，还有5人后来也都先后被录取。由于韩愈的推荐能产生重要影响，后来不少举子都投奔到韩愈门下，称为“韩门子弟”。此时的韩愈年仅35岁，地位也不高，但在文坛上已有了相当的名望，这对于继续推动古文运动是十分有利的。在长安，韩愈以提携后进而闻名，登门求教的，请他品评指点文章的，使韩愈应接不暇。对这一切韩愈的态度是有求必应，来者不拒。杨子给韩愈写信请教，韩愈立即复信，表示“学问有暇，幸时见临”。韩愈有一次，热情地接待过一位身着破衣、足蹬麻鞋的素不相识的人。此人后来写信指责韩愈，说韩愈不能像信陵君那样为候生牵马驾车，对他怠慢失礼。对这种无理的责难，韩愈并不计较，他赶忙复信予以解释安慰。对那些将诗赋文章当作敲门砖，企图投机取巧的不实之徒，韩愈则给以严厉回绝和批评教育。有人向韩愈讨求“速化之术”，即不用刻苦学习就能迅速成功的诀窍。韩愈复信指出：古之贤人学者只问义，而你却问功名，所企盼的是入仕，向我讨速化之术，无异于向盲人问路。由于韩愈弟子日多，声望日增，而诽谤也随之而来，对这种指责韩愈十分愤慨。针对士大夫阶层“好为人师”的议论，他于贞元十九年（803年）写了著名的《师说》，赠给弟子李皤该文详尽地阐明了师道的重要性，并决心以此自任。文章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一时又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面对来自四方的强大压力，韩愈有些担心与后怕。既为了争得理解、同情，又为请求援引、支持，韩愈曾几次给权贵势要上书，对他们卑辞称颂，苦心求告。他给皇族宗室、工部尚书李实的信中说李实“赤心事上，忧国如家”；还馆媚说由于李实“条理镇服，宣布天子威德”，使大灾之后，“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连那些老奸宿赃也慑于李实的清正威严，“销缩摧沮，魂亡魄丧，影灭迹绝。”被韩愈捧上天的李实，事实上是一个欺上压下、聚敛无度的权臣。韩愈为了解谤，也为了自全，有时确实也表现出胆小动摇、忧谗畏讥的弱点。

科举之路

公元786年（贞元二年），韩愈怀着经世之志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均失败， 直至公元792年（贞元八年）第四次进士考试才考取。按照唐律，考取进士以后还必须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韩愈又三次参加吏选，但都失败；公元800年（贞元十六年）冬，韩愈第四次参吏部考试；三次给宰相上书，没有得到一次回复；三次到当权者家拜访，但都被拒之门外。

官场经历

公元796年（贞元十二年）七月，

韩愈因为受董晋推荐，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中，边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边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第二年（公元801年）通过铨选，这年秋末，韩愈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冬，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在任不过两个月，为了体恤民情，韩愈忠于职守，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因遭权臣谗害，贬官连州阳山令。

公元805年（贞元二十一年）年夏秋之间，韩愈离开阳山，八月任江陵法曹参军。

公元806年（元和元年）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

公元808年（元和三年），韩愈改真博士。

公元809年（元和四年），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这年冬被降职调为河南令，以后相继任职方员外郎、

韩愈交谈图

国子博士。

公元813年（元和八年），晋升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

公元814年（元和九年），韩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

公元815年（元和十年），晋升为中书舍人。

公元817年（元和十二年），任行军司马，后因军功晋授刑部侍郎。

公元819年（元和十四年），宪宗皇帝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书《论佛骨表》极力劝谏，说供奉佛骨实在是一件荒唐事，要求将佛骨烧毁，永远根除，不能让天下人被佛骨误导。宪宗看了韩愈的表，非常生气，要用极刑处死韩愈，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才让韩愈免去一死，但韩愈却因为这个贬为潮州刺史。

公元820年（元和十五年）正月，韩愈调任袁州刺史。

公元820年（元和十五年）九月，韩愈调任国子祭酒。

公元821年（长庆元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

公元822年（长庆二年）九月转任吏部侍郎。

公元823年（长庆三年）六月，韩愈晋升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后相继调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公元824年（长庆四年），韩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

韩愈祖籍郡望的“昌黎”究竟何在、以及其出生地、安葬地的争论都由来已久。《旧唐书》按韩愈自称“昌黎韩愈”记载韩愈是“昌黎人”。大诗人李白因韩愈父亲韩仲卿所居修武为周、秦南阳，在为韩仲卿从武昌令调任鄱阳令当地父老为之刻碑颂德所写的《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中称：“君名仲卿，南阳人也”。 宋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南阳在怀州修武”。明陈继如《偃曝余谈》：“修武县东北三十里曰南阳，韩文公之故里，故人呼其庄为韩庄，又曰韩村，愈自上世居此”。清韩连仲昌黎《韩氏家谱》注：“予祖文公系唐代宗大历三年戊申生于邓州南阳，即河南怀庆修武县，秦名南阳。今有南阳城在县东北三十里。韩氏世家于此孟县有别墅，俗呼韩庄（与修武韩庄异地而同名）。其自称昌黎者，以系出昌黎。此系宣统三年辛亥，予随方朴侄官游闽中，遇有韩阜晋者，伊亦有谱，予阅之，因志焉，以俟考”。民国年间《修武县志》：“韩愈墓在韩坡。其后裔在安（南）阳城东北十里的韩庄村”。按以上这些记载，韩愈出生于河南修武县韩庄村，并葬于其村旁“韩坡”。韩愈门生皇甫湜为韩愈所撰《韩文公神道碑》称韩愈“三月癸西葬河南河阳”。“河阳”为唐方镇名，于韩愈13岁时的唐建中二年置河阳节度使，简称河阳，又名怀卫。领有河阳三城和五县及怀、卫二州。相当今河南黄河故道以北，太行山以南，浚县以西及黄河南岸孟津、荥阳市的汜水、广武两镇等地。所以，唐代的“河阳”并非如目前孟县等一些人士所说的只是指的今河南孟县，而是指包括修武在内的广大地区。清康熙五十七年翰林院侍读吴士玉在昌黎《韩氏家谱》序中也称：“今怀庆之修武，在唐为河阳”。明代也在怀庆府建有韩文公祠。因此，皇甫湜《文公墓志并铭》中所说的“葬河南河阳”指的也应是葬于河南的修武县。而《新唐书》或者是以唐天宝、至德时邓州又为南阳郡的治所，韩愈的父亲韩仲卿任邓州刺史、或者是以韩愈出生地的修武县东北三十里为南阳而又记载韩愈为“邓州南阳人”。此应是按韩愈父亲为官时所居住的地方或者是按韩愈的出生地而记载的韩愈当时是哪里人，而并不是记载的是韩愈的祖籍郡望。

韩愈六世祖韩茂墓地在孟县，故韩愈父、兄、子辈等也有葬于韩茂墓的记载。民国《孟县志》：“孟县城西北二十里苏家庄有韩文公祖茔，自始祖后魏安定桓王韩茂以下，至父仲卿、叔云卿、伯兄会与嫂郑氏，俱衬葬此。清乾隆年间知县仇汝瑚在此竖有高五尺许的石碑一通，上书：‘后魏安定桓王韩氏之墓’”。在墓地明代还出土过韩愈之子韩昶的墓志，可见韩愈的儿子韩昶也葬于这里。但现在所说的孟县韩愈墓却在此韩茂墓东南近10里的韩庄村北，所称记载一见于《孟州志》：“唐末战乱，泽孟曾十年少见人烟。宋廷南渡，败于金，亡于元。元代未，又经连年战乱，到明代洪武年间，孟民稀少，又从山西迁来大量移民。所以明代大冢宰耿裕说：‘文公生此邑，豪杰古今推。道续千年统，言垂百世师。遗庄存故址，表墓有残碑’”。至清代乾隆三年经这里的韩氏三十代孙韩法祖向清朝地方政府请示，最后被乾隆皇帝封为“韩文公后裔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按孟县目前可见最早也最完整的家谱也即韩法祖于乾隆九年才“就所已知者著为一册，什袭而宝藏之”的《韩氏宗谱》中，也只往上记载到韩法祖的前六世祖韩氏第二十四代的韩玉珍，称：“乾隆三年设博士，以公为始绘宗图咨部”。至于韩玉珍以上是谁？又是谁的后代？就全无说法了。按照昌黎《韩氏家谱》和磁县《韩氏家谱》都记载着：韩愈子昶，昶子长曰绾，次曰衮。绾回昌黎，衮的后代在袁州。昌黎家谱还记载：“然自仲卿祖刺邓州，卒于官，还柩不果，而会祖等之支流因有家于邓州河阳者”。按此记载，河南孟县等地的韩氏后代应是韩愈大哥韩会等的后代。但按目前河南一些学者所说的《韩昶墓志》中又记载韩昶还有纬、绮、紞另外三子，但后代却无明确记载。孟县五经博士后裔三十九代台湾韩思道《韩氏家乘考》称韩昶：“生五子名绾、绲、纬、绮、紞”。而其子韩清涟近年又以韩纬为文公长孙，父、子前后所说矛盾不一。究竟都有什么根据，我们只有看到其原始的文献记载才好加以分析了。而孟县清代乾隆皇帝所封五经博士韩法祖的六世祖韩玉珍的祖先到底是谁？孟县目前所称的“韩愈墓”到底是不是“韩愈墓”？这在目前却只能见到乾隆五十四年户部主事翰林院编修冯敏昌《韩文公墓考碑》中的所谓：“明代成化年间，耿侍郎裕过孟，始访得公墓，发现表墓残碑。他又访之故老传闻而得其实。所谓残碑者，当即皇甫持正所撰之神道碑”。耿裕诗只是泛咏韩愈生于这一带并且还有韩氏村名墓地等景之作，如果是咏修武，倒应是实作；如果真的咏的是孟县，所谓“表墓残碑”是韩茂墓碑还是韩愈墓碑？如果真的是韩愈墓碑或韩愈墓，为何不做明确决断，又为什么没有韩愈后人祭祀，而还要去经“访之故老传闻”才能“而得其实”。并且按孟县西武章《韩氏家谱》记载：“嘉靖九年，从祀圣庙，更建怀庆府、孟县两祠”。此时不闻孟县有韩愈墓，而还要以其后万历年间耿裕的诗才开始作为孟县有韩愈墓的起始说法。而其中“所谓残碑者，当即皇甫持正所撰之神道碑”。“当即”只是猜想，猜想应该是皇甫持正所撰的神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