陂下古村四座大门之一的朝天门，气势凛然。组图/记者常立军

说起江西，很多湖南人的话语里会带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然而，这种亲切感似乎只停留在话语体系中，对于江西的历史与现状，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禅宗曾把湖南与江西合称作“江湖”。江西与湖南，这对地理形态上“对称”的“邻居”，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时而竞争，时而合作，关系暧昧而微妙，而历史上的数次移民，也在不断改变着两省的对比平衡，并进一步影响着它们在历史上的命运。

大洋洲的考古发掘，让江西一跃成为青铜器重地。

文天祥墓前的文翁仲。

[时间轴上的移民]

唐宋到明清，江西向湖南的移民就没停过

从江西到湖南的移民潮，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轴，并非只在明朝。

大宋年间，祖上从山东迁到江西庐陵（吉安）的曾氏家族，面临着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生计。山东曾氏后人曾辉四传孙曾孟鲁（武城曾氏42派），出外谋生流浪到湖南茶陵州，将全家从江西睦陂（江西吉安永丰）迁湖南茶陵西阳乡（綦溪）。类似曾氏的这种因为生计问题的自主迁徙，在历史上很常见。

南宋时期，因为战乱，大量北人南迁，本来土地就十分有限的南方开始变得拥挤起来，移民因此达到了一个高潮，历史学家曹树基对湘北的岳阳、平江、南县三县的238个氏族的原籍地进行统计，在南宋时迁入的氏族有31个，多于洪武年间的26个。而在湘南，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所以北宋、南宋迁入的江西人，远比洪武年间迁入的多。不过长沙、常德、益阳和浏阳、醴陵等地，却是在洪武年间迁入的人最多，醴陵在洪武年间，从江西迁入的氏族达到146个，而南宋时只有9个。南宋到明初，江西移民成了湖南的最主要的汉族群体。

与曾氏不同，据罗氏族谱记载，罗氏家族迁入湖南的主要时间集中在元末明初，这是第二次两省间迁徙高潮。

元末明初移民的起因，与战后湖南江西两省的经济情况密切相关，并非是江西人对湖南有什么特别的感情，非要跑到湖南去住，而是江西实在已经待不下去了。按照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的说法，江西往湖南的移民，“几纯为经济”。是江西人口与地矛盾加剧，向湖南的自然转移。

根据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观点，人类的繁殖呈几何级数，而人类的生产仅呈算术级数增长，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必定超过生产的算术级数增长。也就是说，粮食的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人口的增速。当然，马尔萨斯的观点在现代社会显得有点过时，当今的技术进步也已经进入几何级数增长，但在传统的农耕社会，这条论断几乎可以成为铁律。历史上，人口快速增长导致的粮食不足问题，屡屡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危及乃至倾覆王朝统治。

“马太效应”是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越是人多的地方，就会有更多的人往那里聚集，最后的结局，多半是土地不堪重负，粮食供应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官府主导移民，是有先见之明的举措。

今天的江西，常住人口超过4600万，而湖南已有6800万人，数量远超当初的移民地江西，人口的天平经历了一次反转。江西如今的人口比起元末明初的两千多万已经翻番，当时的江西为什么只能容纳这么点人口？其实正是粮食产量决定了人口的极限值，几千年来，中国的农耕技术一直徘徊不前，作物种类增加缓慢，而最终能够助推人口闯关的番薯、土豆、玉米等高产作物都还没有进入普及，两千万人，已经超过江西有限的土地资源能够养活人口的极限了。

没有足够的粮食，再说什么“存天理，灭人欲”都没意义了。

江西的开发，始于东晋南渡，晚于江浙地区，却远远早于湖南。北宋时，江西人口曾经居于各省之首，到了明朝，江西人口在全国十三布政司中居第二位，财富户口殷盛。那时，湖南之于江西，是一片地广人稀的荒芜之地。

明朝的移民，与历朝历代有所区别，它是非战争时期政府主导的移民，历史上的移民，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以及元末农民起义，多是在北方发生战乱情况下，民众被迫南迁。洪武大移民，始于政府主动调控，是一场基于资源与人口严重不协调背景下的战略规划，然而，移民带来的离乡之痛，成为几代人无法忘却的记忆。

牌匾往往反映了一个家族的美好期待。

曾氏祠堂后面的巷子极窄，稍微胖点就有点腾挪不开。

[空间里的移民]

江西与湖南的地理对称性

江西与湖南，地理上同属于“江南丘陵地区”。两者之间，有一种地理上奇特的“对称性”。

两省北部都有大湖，在湖南是洞庭湖，在江西是鄱阳湖，它们包揽了中国淡水湖面积的前两名。从地貌上看，湖南是三面环山,朝北敞口的凹形盆地，江西为东西南部三面环山,中部丘陵起伏，一个整体向鄱阳湖倾斜而往北开口的巨大盆地，两省不仅纬度相同，地貌也出奇地类似。不太相同的地方是，江西北部临近长江与鄱阳湖的位置有庐山，一峰突起，而湖南同样位置的岳阳则没有这样的高山。

湖南简称“湘”，江西简称“赣”，都是以省内主要河流命名。河流及其形成的流域，是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的生命线。在湖南，洞庭湖水系汇集了湘资沅澧四水及汨罗江，在江西，鄱阳湖水系收纳了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大河流，且两省大湖都在北部，主要河流赣江与湘江都是由南向北流淌，两省的经济中心都在水系最大的河流流域之中，两省地理格局何其相似。

盆地和河谷是人类繁衍生息的主要选择地，江西有著名的吉泰盆地、赣州盆地。从赣江流域迁徙而来的江西移民，主要迁徙方向依然是河谷和盆地，只不过这次河流换成了湘江及其支流，湘江所经过的盆地，有衡阳盆地、长沙盆地、湘潭盆地，支流有浏阳盆地，这些盆地，成为江西移民的主要落脚点。而规模庞大、土地丰富的大湖平原更是农耕民族向往的理想国，历史上的鄱阳湖平原向湖南的移民，多移向洞庭湖平原区域，这也是一种对于过去生产生活习惯的延续吧。

地理上的相似性为移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适应性。纬度相同则气候相近，种植的农作物也基本相同，不需要刻意去适应新的环境，这几乎是一场完美的“生活复刻”。

两个空间之间，是横亘于湘赣边境的幕阜山脉与罗霄山脉，湘东和赣西之间虽然有幕阜山、连云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等高山阻隔，山间谷地却有四条天然孔道，南昌—平江，瑞州（高安）—浏阳，庐陵（吉安）—攸县，袁州（宜春）—醴陵，从南宋到清朝，大量江西人和取道江西的苏、浙、皖、闽人沿着孔道进入湖南。或停留在湘东，或者一路向西，进入湘北、湘中、湘西、湘南地区。这些迁入迁出地之间，在地理也呈现出一种“对称性”

尽管有如此多的对称性，江西与湖南在地理上依然存着明显差异感，最明显的应为气候，虽然是同一纬度，因为地貌上的细节差异，气候因此也变得不同。江西北部在湖北有大别山脉，可以阻挡寒潮，江西南部靠近广东的南岭山脉，地势相对较低，暖湿气流更易进入，湖南则恰好相反，北部无高山，寒流侵袭可直入，南部南岭山脉群峰高耸，寒流阻滞不前，暖湿气流难以进入，因此，江西气候整体要比湖南温和，赣南地区甚至可以种植热带水果，而湖南南部，则很难见到热带作物。寒流来时，湖南遭受灾害则更为严重。

从江西到湖南，从一个流域到另一个流域，也许不变的是传统中国人对人居地理的理性选择。

白鹭洲书院，文天祥的雕像默立于前。

科举，是古代江西人引以为荣的家族大事。

书院的景贤祠里挤满了理学大师的雕像。

[标本化的移民]

吉安为湖南人的重要迁入地

很多湖南人都说自己从庐陵来，庐陵是哪里？其实就是现在的吉安，西汉时属豫章郡。

湘东一带乃至湘中，有大量的族谱记载本氏族迁自江西庐陵，即使排除掉少量伪造附会的，吉安也足以成为一个可以确信的移民迁出地。吉安也是山东曾氏王莽之乱后落脚的地方，这里有数座曾氏宗祠。我们驱车来到吉安县一个叫三山岗村的地方，这里不仅有曾氏、罗氏两家的宗祠，还有两家的合祠“萃合堂”，曾罗两姓在此繁衍、联姻，已成世代之好。祠堂前的空地上，树立着两块碑，记载着族人引以为傲的科举荣耀。曾罗两氏，历来重视文化传承，祠堂旁的啸岗书院即为族人所建。

据住在祠堂旁老宅里的曾氏后人曾宪中所述，他们自山东迁来后，最早的落脚地在永丰，然后开枝散叶才到了这里，其间迁往湖南的分支，也不在少数，曾国藩的那一支，就是从永丰迁出。这一点，也在《大界曾氏五修族谱》中得到证实。

作为曾经的名门望族，曾氏族谱的可靠度要高于其他普通姓氏，吉安可以确定为部分湖南人的重要迁入地。江西浓厚的宗族文化在移民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迁徙的过程中，正是因为宗族凝聚的作用，没有造成整体的离散，族人的文化传统因此得以保留延续，这一点，于曾氏一族尤为明显。

湖南罗氏家中多供奉豫章堂堂号，豫章罗氏发源于南昌，吉安的罗姓也基本来自于南昌一带。吉安地区罗氏追溯源流时仅断自唐吉安刺史罗崱，并明确其先祖来自浙江钱塘。后罗崱后裔严遵祖训，亦断自罗崱。但宋代举人罗绋的女婿、著名诗人杨万里在《四库全书》中留下《诚斋文集》，并断言：“罗氏，皆豫章别也。其在于晋，君章（注：罗含字君章）以文鸣降；及五季，则有江东公（罗隐号“江东生”），今庐陵之罗，其后也。”明确庐陵（吉安）罗氏是豫章罗氏的一个分支。

如今的吉安，湖南人曾经的故乡，又是怎样的一个地方？

其实吉安离湖南很近，与株洲市南部接壤，中间仅罗霄山脉相隔，一山分水，各自流向不同的江河，由此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流域，分省时按山川形便原则，罗霄山脉就成了天然的省界。

山那边的吉安，很多湖南人曾经的故乡，是一座怎样的城？

我们在吉安，感受到最多的是这座城市的“清新”，这里的绿化实在是美得让人感到“治愈”，浓密的森林几乎将城市包围，而探访中发现吉安深厚的历史文化，从青铜器时代的辉煌到儒学的昌盛、禅宗广布，吉安名人辈出，文化积淀丰厚且景色宜人，无愧于历史上“江南望郡”的称号，故乡如此之美好，让我们深感宽慰。

陂下古村少有人住，蕨类植物生长茂盛。

古樟树是陂下古村的风水树，在村中备受尊崇。作为古村落中必不可少的组成元素，古树有着荫蔽保佑的象征意义。

[古村落里见“江湖”] 江西更纯粹，湖南更多元

如果有人问，江西与湖南在气质上有什么不同，我会这样回答：江西比湖南更有“古意”。

这种“古意”，以古村、古城、古树、古楼、古墓诸多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在某些场景中，我们甚至会有一种“身在古代”的奇妙体验。

此次，我们选择了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的陂下古村作为探访地。青原区以青原山命名，同样以青原命名的还有著名的禅宗一代宗师青原行思，南宗青原系的开山鼻祖，吉安因此也是禅宗祖庭之地。

进入陂下古村，富水河边路边有成排的古樟树，作为江西常见的风水树种，这些樟树的树龄多在800~900年间，成片的风水树组成了风水林，这体现了古代江西人对人居的理想追求，人们之所以栽种风水林，主要目的就是追求理想的居住或安息场所。理想的地方必须符合“藏风”、“得水”、“乘生气”几个要求，除了形局佳、气场好，还要山清水秀、环境宜人，而栽种树木就是改善环境的一个极好的办法。江西是森林大省，古树名木随处可见，虽然它们不能用语言为我们讲述历史，却可以通过它们得知近千年来的区域气象变迁。

湖南也有不少古村落，但相比于江西，不仅数量上要少，格局上也有所改变，不再是最初的模样。江西的古村，则近乎完美地保留下了明清时的格局，我们所到的陂下古村，祠堂原有36座，现存25座，古井有18口，牌坊四座，古建数量极为庞大，村子入口处就是著名的敦仁堂，为胡姓宗祠，是江西迄今发现的最大祠堂，祠堂门口是“朝天门”牌坊，气势凛然，它由江西特产红砂岩修筑而成，这种石头有着天然的赭红色，色彩鲜艳却不会显得俗气。

牌坊宝顶上站了一个小人，为“魁星点斗”，也是基于对科举的一种崇拜。

受历史上理学氛围浓厚的熏陶，江西人极重名节，这在古村落中也被充分体现出来，几乎每家每户门头上都有一个字匾，这很像是我们如今在互联网社交软件上的个性签名，它彰显出每户人家对于理想的不同追求。陂下古村的字匾内容非常有趣，胡氏宗祠星聚堂的字匾是“柱国名宗”，想说的是胡氏景星公一脉精英辈出，已成国之栋梁。“南极星辉”是为男人祝寿之意，还有比较生活化的“万紫千红”、“焕然一新”、“庭园秀色”、“春暖”、“芝兰其室”，吉祥语类的“常青”、“旭日东升”、“前程似锦”、“彩凤呈祥”，玄幻仙境风格的“紫气东来”、“华光普照”、“光射斗牛之墟”；充满理想主义道德追求的有“光前裕后”、“运启文明”、“维新标贤”、“德令昭光”，有点自我吹嘘感的是“风华正茂”，还有一处大户人家，字匾上写的是“率真”，可见是一家性情中人。还有人家的字匾上用板报体写着“曙光”，大概和“旭日东升”的意思差不多吧。最有趣的大概是一处写着“敦伦”的民居，如果不经意，很容易就看成了英国首都“伦敦”，其实敦伦在古代是敦促人伦的意思。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曾说“中国建筑是内向的”。陂下古村即是如此，村中古建筑众多，巷道皆为封闭式，只留四门进出，无数个内向的院落建筑组成了一个“整体内向”的建筑群，这也正是我们民族性格在建筑上的体现。

村中水系依然保留并沿用古代形制，这种体系集聚积、沉淀、净化、排泄四大功能于一体，被称作“五水朝东”，每几户人家共有一个水池，不同的水池有着不同的功用，数座水池之间有明渠连接，形成一个完整的给排水体系，古代村落规划之完善令人惊叹。

村中尚有古墓，就在民居之间的两棵巨大的连理古樟树之下，墓建筑得古朴精致，与自然、民居融为一体，一点都不显得突兀，江西古代堪舆名家辈出，江西人对于风水的重视，随着移民的大潮，被带到了各地，湖南的古村落，则在建筑和文化上既受到了江西的影响，又融入了更多的外来因素，因此显得更为多元化。

富田镇也是一处人文繁盛之地，南宋名臣文天祥的故乡就在距离陂下古村不远的山野间。

我们特地驱车前往拜谒，此处山水极美，墓道前有小溪及石桥，石兽石马石翁仲隐没在草丛中，千古名臣，长眠于故乡的山水间，时光流转，唯有浩气长存。读书，出仕，成就理想人格，江西人崇拜文天祥这样的生命历程，传统知识分子在此曾经历过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

位于鄱阳湖边的瓦屑坝，是一个被符号化的移民圣地，站在遗址前，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移民场景。

“移民圣地”瓦屑坝：南方版的大槐树

北人南迁，曾是湖南移民的主要来源。

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有一块王趯（yuè）墓志，清晰记载了两宋之交太原大族王氏从北方迁徙而来的历程。五代以前，湖南移民多来自北方，五代以后，则多来自江西。那些记载着迁徙的文字，看似平淡，背后却是一段筚路蓝缕，翻山越岭，历尽艰辛的历程。然而族谱并不能成为真正的“信史”，太多主观或客观的因素让它变得并不是那么可信，除了迁徙本身可以确定，其他的各种细节，都早已迷失在历史的烟云里，或成为一种记忆符号，在世间流传。

被符号化的移民出发地

江西的地图上已经没有瓦屑坝村这个地名，当地人带我们来到一个叫“瓦燮坽村”的地方，如今这里属于莲湖乡，村里处处都是瓦屑坝的痕迹，小学也叫瓦屑坝小学。“瓦屑坝移民先祖遗址碑”就在湖边孤零零地立着，还有一座后人修的牌坊，正中写着“移民圣地瓦屑坝”。

瓦屑坝的名字来源很直观，这是历史上一处重要的窑址，破碎的瓦屑堆积在这里，因而得名瓦屑坝。其实江西移民的出发地远不止瓦屑坝一个地方，吉安、宜春（袁州），都是重要的移民出发点。瓦屑坝的意义在于它位于江西的中部，这里曾聚集了大量的移民，在此可通过水路经鄱阳湖进入长江水系，前往湖广地区，移民数量的庞大造成了一种类似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符号记忆效应，以至于提及江西移民，很多人都会说自己来自于江西的瓦屑坝。

瓦屑坝并不在鄱阳县城里，它在湖边。

开始的路很好走，湖区的杉树笔直挺拔，一路美景。快到瓦屑坝时，村里正在修路，遍地的泥水和坑洼，我们艰难行进，路边的村民友善地为我们指路，这里的民风依然淳朴。到达瓦屑坝遗址时，我们的车已成泥车。遗址在湖边一处空阔处，之所以叫瓦屑坝，源于这里曾经有一道河坝，眼前是交错的河汊，先民们曾在此上船，去往未知的远方。

岸边草丛中有“庭璜公庙”，经询问附近村民得知，是村中胡姓先祖。如今，胡姓已是村中主要姓氏，有祠堂一座，经常有外地的胡姓前来访祖，一位胡姓村民告诉我们，来的大多是湖北和安徽人，湖南的也有，但比较少。

瓦屑坝移民走水路流向湖北与安徽

乡关何处？也许一代人清晰记得，后世的人的记忆则会日渐模糊，尤其是在经历了数次的迁徙之后，最初的故乡早已成为一种符号化的记忆。正如传说中的山西大槐树，人云亦云的附会现象屡见不鲜。

山西大槐树移民的虚构性已经被证实。

历史学家赵世瑜在基本肯定移民史实的前提下，从墓碑与族谱中找到若干条证据，证明与山西洪洞“大槐树”相关联的移民传说，“和移民本身是两个完全可以不相干的独立部分”，并且，“传说的文本并不是在一个时间里形成的，它们经历了一个丰富、添加、黏附的过程”，也就是说，遍布华北大地的“大槐树”移民传说，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虚构的成分。

那号称“南方版大槐树”的瓦屑坝又如何？它真的是江西移民的聚集地吗？

既是历史学家，又是鄱阳县本地人的曹树基曾对此有过细致的考据。他通过大量族谱与《明实录》的比较，证实江西北部的情况表明由大量族谱构建而成的地名志，其内容可与《明实录》相对应。这就意味着，根据族谱记载重建明代初年的移民史，是基本可靠的。至少在统计的意义上，利用族谱构建的移民史基本可靠。

据曹树基考证，瓦屑坝的移民主要流向为湖北与安徽，流向湖南的并不算多，迁徙方式主要为官方组织，走鄱阳湖与长江的水路，然后再登陆分散。

瓦屑坝移民是史实，并不等于所有从江西迁出的人都来自瓦屑坝，其真实移民规模远远没有传说中那样宏大。当人们已经无法准确考据到自己来自何方时，那些被传播最多的地理信息就会成为一种“共识”和“集体记忆”，记忆在口口相传的时间长河里被不断加强，时至今日，已成为一种符号化的存在。

这种对迁出地的共识，其实更多来源于移民的一种“自我身份认同”，谁也不想说自己来自一个别人从未听过的地方吧。而从具象到抽象，完整的真相早已无存，故乡就是这样日渐模糊起来。

我们在通往瓦屑坝移民先祖纪念遗址的路上，遇到开车经过的村民朱秀傲，他在村里当过六年的支书。说起湖南移民，他摇头说那真的不太多，大部分人都去了湖北和安徽吧。那时候江西人太多了，粮食不够，容易造反啊。每个家族五抽三，三个抽两个，必须走。据说那时候家里兄弟五个，家族势力也大了，难以管理。当时的目的就是一是把政治搞稳，二是把经济搞上去。

对于移民，他的解释并不是很“学术”，却更加朴素易懂。

潇湘晨报记者 常立军

  喻家稻场喻氏宗谱德宗支六修宗谱序

 国史，县志，家谱，是一个名族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家谱，它详尽记载了家族的起源、迁徙、繁荣和发展的家族历史演变过程，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基础。古人曰：“谱牒身之本也。”意思是说谱能告诉你，你是谁？你从哪里来？有了谱书你就能够追根溯源。没有家谱，寻根问祖，无非是缘木求鱼；追根溯源，简直是无本之木。今国家昌盛，日渐强大，国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也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家谱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基础。没有优良的家风，就没有优良的国风，就没有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      

古语云：三世不修谱为不孝。家法坏，谱牒尚有遗风；谱牒坏，人家不知来处。故谱不可不修。

我族距离上次修谱，有七十余年，续修宗谱已迫在眉睫，但族人大多因时间，精力，经济等方面限制，心有余而力不足。今有幸得知我族家锋（字四海）叔利用退休时间，不辞辛劳，独自一人，跨越多省，走村串户，多方联络，上与中华喻氏重庆总部取得联系，对接上猛公支系图，让我始祖德宗公以上四十多代得以明确；下走访河南安徽等地找到众多因古代交通不便，通讯不畅而在前几次修谱时未编修进家谱的德宗祖后裔，让我支喻姓族人更加庞大，实现上次1947年修谱时我族多位有识之士想达而未能达成之心愿。凭此所见，家锋叔功德无量。我受家锋叔之邀，为我族本次六修宗谱稻场湾作序，其实这次修谱我未尽半份职责，何德何能为我湾作序？惭愧之余，积极研究家谱，并与家锋叔和六房湾堰兵叔以及我湾老人先辈，请教我湾喻家稻场族人的迁徙和来龙去脉，并找到从喻家稻场迁居出去的先祖后裔宗亲，研究他们与我湾的渊源，得出些个人见解，分享予族人。因本人水平有限，在撰写过程当中如有错误及疏忽，望族人海涵。此序也望能给后世提供参考，还原我族祖先传世过程及迁徙脉络。

我族喻氏乃西汉苍梧太守喻猛（字骄孙）之后，传至我支系始祖德宗公已传四十六世，具体世系图可参阅中华喻氏总谱，这里简略介绍直系图：喻猛--四子喻锦--次子发麟--次子季用--次子喻霖--次子喻佑--次子绍天秩--长子喻合--师州--长子尧咨--奕世--喻庆--喻载--次子兆民--喻绪--子耕--大伦--次子宗义--世信--三子显才--四子喻琮--长子喻哲--长子仁易--思文--中和--闳昌--长子喻骥--长子子颜--长子重华--迪冲--喻潜--居安--绍云--喻彻--喻顺--喻凫--正邦--慧观--二子希武--骄孙--次子滕暹--国兴--正朗--遗槐--徳宗      德宗是遗槐长子，据江南老谱记载，遗槐有三子，长子德宗，次子易言，三子易讳，德宗祖迁居湖北黄陂东土寨湾，也就是我们支系始祖，易言祖迁居湖北黄陂东北喻家冲，为喻家冲始祖，易讳生二子分别迁河南和武昌，后人无有记载，现在经近六百余年时光流逝，已无从考证了。在此重点探讨一下猛公四十一世娇生公至四十六世我支始祖德宗公之间的迁徙过程。

骄生公（也有记载骄孙，因与猛公字混淆，在此作骄生），北宋进士，住江西吉水县，隐居不仕，根据江南老谱和大悟老谱记载，骄生公迁居西陵，中华喻氏总部族史研究委员会由此得出结论，骄生公定居宜昌，其可能误把西陵当作宜昌。据我考，《汉书·地理志》记载，西陵县是汉高祖始置江夏郡的十四县之一。《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三》曰：“黄陂县，本汉西陵县地”。县治在今武汉市黄陂区西南。从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的两汉地图来看，古西陵县县域涉及今湖北省武汉市的黄陂区、新洲区、孝感市安陆市。孝南区、孝昌县、云梦县及黄冈市的黄州区、团风县、麻城市、红安县等。又据《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三》和《宋书·州郡志》记载，两汉时，今黄陂区境的东南和北部属西陵县，西南部属安陆县；而宜昌西陵，三国吴黄武元年（公元222年），孙权改夷陵为西陵，属宜都郡。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改西陵为夷陵县，也就是说在晋代太康元年以后，宜昌西陵就已经改为夷陵，故在骄生公所在的北宋年间，西陵城指的就是黄陂大悟一带，所以江南老谱记载的骄生公迁居西陵应与宜昌无关。另据逻辑分析，黄州黄陂一带均为丘陵，其西称西陵，古称黄陂县为西陵城在逻辑上是合理的，且黄陂一带比宜昌西陵峡居住条件要好得多，那里交通只能靠水路，当时百业待兴，而不是因战争灾荒往偏僻的地方逃难。所以迁居黄陂黄州这边的可能性更大更合逻辑。

我支喻氏宗谱老谱开篇记载“祖德宗公洪武初年自江西饶州府乐平县瓦屑墩筷子巷迁居楚北黄陂之东乡高邑里土门会祝家坳，今名土寨湾”，依前考，骄生公北宋年间迁居西陵（黄陂、大悟一带），其六世孙德宗又从江西瓦屑墩筷子巷迁居黄陂，不合逻辑。我分析，骄生公生活在北宋年间，迁居到西陵（黄陂。大悟一带），开枝散叶，宋末又遇战乱，蒙古大军扫荡北方，一举南下，骄生公子孙一部分又从西陵（黄陂、大悟一带）逃难返回到江西的可能性极大，这也与瓦屑墩是难民集中营的史料相吻合。

骄生次子滕暹，滕暹次子国兴，国兴次子正朗，正朗长子遗桂，遗桂子德茂，江南老谱记载，德茂定居西陵，德茂有六子，九孙，其孙分别迁往汉川，安陆，云梦，黄陂姚集，孝邑，广阳，大悟等，均在当地开枝散叶，正朗次子就是之前提到的遗槐，遗槐长子为我支始祖德宗。

德宗这一支，迁居土寨湾之后开枝散叶，发扬光大，因子孙繁盛，土寨塆的土地有限，后世逐渐搬迁，形成土寨湾，喻家稻场，六房湾，庙家田，丁王湾五个相邻村组成的庞大村落群。我湾喻家稻场位于北纬30°57´2304″，东经114°29´2688″，属武汉市黄陂区万寿寺村管辖，于土寨湾东北方向15公里处。村落整体南北长，东西窄，解放前房屋大多呈坐西朝东之势，东面有门前大塘。听老人云，塘水从未干过，清澈见底，一方塘水养育族湾十几代人。解放后，房屋渐呈坐北朝南之势。喻家稻场人杰地灵，地缘广阔，正北背靠王驾山，西北背靠柴山，南面地势平坦，王驾山与柴山二山蜿蜒而下，气势聚集于我湾正中，风水极佳。黄陂风水巨著《西陵龙章》记载：“万寿寺边一条龙，兔走鸟飞不见踪，前有文星并武库，后有权星列寺从，小山连迭台侯品，太阳高采状元峰。”如此风水宝地的确是我族先人的一处福地，从明朝七世祖迁居稻场湾至今400余年，稻场湾开枝散叶最为显著，人丁繁衍，兴旺发达。湾最鼎盛时期人口有200余户，湾人文才武略，勤俭持家，上有参军为国，浴血沙场，下有寒耕热耘，春种秋收，喻家稻场四字，方圆百里，远近闻名。听老人云，乱世时期，土匪强盗，听到我湾威名，都不敢来犯。据我统计，我始祖虽在土寨湾，但我稻场湾繁衍出的人口以及由我稻场湾迁居出去后续繁衍到全国各地的人口，占我德宗支总比例一半有余，由此可见，我湾的确是风水宝地，促进我支族人发旺，生生不息。遗憾的是，1974年，国家大力兴修水利设施，从黄陂北木兰湖水库引水，修渠道往东南灌溉，正好途经我湾，在我湾正北方由西向东修了一条渠道，切断了王驾山与柴山连接我湾的龙脉，气场破坏，至后世稻场湾日渐衰落，族人纷纷搬迁，现人口不足百户，很难恢复往日繁华。

我支字派演变及发展：老字派"朝添思伯，守一国臣，自文之式，会典必元"，始祖德宗为第一世，“朝”字辈为第二世，“添”字辈为第三世，“添”与“思”之间还有一代，祖先未按字派起名，为第四世，“思”为第五世，“伯”为第六世，“伯”与“守”之间还有一代，祖先未按字派起名，为第七世，“守”为第八世，后面均按字派起名，此字派至十二世“式”字辈止，于康熙二十三年续，从十三世改成“光明正大，洪定保家，崇礼重义，富贵荣华” 又于民国三十七年即公元一九四八年续新派"宝行庭训，培植心田，克昌其后，恢耀先贤”至四十四世，再于一九九三年，由十八世定琼（端甫）公续新派：“忠诚敦让，积善永康，怀才万载，治国安邦，世道精良，启迪芳香，千祥景庆，发达远扬”到七十六世止。

喻家稻场族人构成分为三大房，俗称北分，中分，南分，自德宗公起，截至公元2019年5月止，喻家稻场已传至二十四世“义”字辈。关于喻家稻场的来历，湾下老人口口相传：我湾北边有一稻场，占地巨大，土寨湾的先祖农忙时会到这个稻场打谷，晚上必须有人值守，久而久之，便渐渐在稻场附近建起了房屋，这样土寨湾一部分先祖纷纷搬迁至此，开枝散叶，形成村落。另据1947年谱《喻家稻场里居记》记载，此地原有王孔二姓，王姓占多数，称王家稻场，我十世祖自恂公及十四世祖开道公迁居于此后，子孙繁衍，蒸蒸日上，王孔二姓逐渐没落，喻家稻场之名便慢慢传开。十世祖自恂公，有二子之瑞和之琬，之琬未传，之瑞有二子学伦和学典，学伦为中分先祖，学典为南分先祖，即自恂公是中分和南分的共同先祖，十四世开道公为北分先祖，综上所述，喻家稻场形成过程以及是哪位先祖搬迁至此似乎都很明确，且合乎逻辑，但据我考，其实不然，此过程及年代还有待商榷。

我族谱有很多支谱，搬迁年代及搬迁始祖都记载详细，例如，官家河始祖，谱记载：十二世祖学智公，康熙四十年从喻家稻场迁居长岭岗下官家河；再如喻油坊始祖，谱记载：十六世太有公，雍正十年由湖北黄陂县土门会喻家稻场迁籍河南罗邑周堂畈喻家油坊。唯独我喻家稻场始祖没有明确年代及始祖名字记载，在此盲目推断自恂公和开道公是不严谨的。另外，学智公和太有公不属于自恂公的后代，更不属于同一支，由此得出自恂开道二公只是住于喻家稻场，并非第一批迁居于此。既然如此，最早从土寨湾搬迁到喻家稻场的是谁呢？只能从我们自己的族谱中寻找蛛丝马迹了。先说年代，十六世太有公雍正十年，十二世学智公康熙四十年都还在喻家稻场，说明喻家稻场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康熙年间，另据家锋（字四海）叔走访河南光山马畈喻冲得知，他们支谱自认我德宗十世自举公为他们先祖，且从喻家稻场搬迁过去的年代也研究确定为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这一下把喻家稻场历史又往前推了四十年，此年代为先祖从喻家稻场搬迁出去的最早年代，这个时期我湾之人员构成也初步明朗：十二世学智和十六世太有为十世自能公后代，自能与自举为亲兄弟，自举在这一年迁去光山马畈，自能的后代也搬去官家河和喻油坊，北分先祖十四世开道公和迁去光山罗管店的十二世学舜公为十世自竒公后代，自竒和中南分先祖自恂为亲兄弟，这样，自能，自举，自竒，自恂以及他们的堂叔伯宗亲为组成稻场湾的主要先祖。经过分析，大致可以确定自能自举的曾祖七世祖柬公和自竒自恂的曾祖七世祖朿公为最先搬迁到今喻家稻场所在区域的祖先，根据自举公搬迁至河南的年代（公元1660年）往前推3代（75年），大致可确定为明万历十三年前后（公元1584年），这也与始祖德宗洪武初年（公元1368年）迁土寨湾传七世（175年）正好是1543年前后相吻合（相差41年因古人搬迁时一般为青壮年）。至此，我湾喻家稻场先祖及年代均能大致明确，即七世祖柬公和朿公，年代为明朝万历年间。

喻家稻场至今400余年，先祖们在生产落后，条件恶虐的情况下，世代相传，繁衍生息，可谓历经艰辛。从七世到二十四世，虽无达官显贵，但也不乏众多有识之士，栋梁之才，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更不能不知我们的清晰来历。今恰逢太平盛世，国运昌隆，族人衣食无忧，交通便捷，网络信息发达，自我祖德宗开始六百余年，从未有如此天赐良机，让我们这次第六次修谱拥有前五次都未曾有过的得天独厚之优势；可惜本族宗亲全国分散，字派繁多，有的分支谱牒遗失，甚至迁居出去后未修族谱，始祖姓名生卒均无可考，墓碑无字，后人反复搬迁，曾经的村子喻姓族人全无，只留下喻姓之湾名，找其后人如大海捞针，故此次清谱过程艰苦繁琐，劳心劳力，在此要特别感谢本次修谱发起者家锋（字四海），他凭一己之力，东奔西走，校对核查，捐资筹款，印谱刊发，此次贡献与功德，后世不能忘记。

本序仅对喻家稻场的历史及先祖迁徙脉络作出探讨，也为后人续修宗谱留下承上启下的宝贵线索，因本人才薄智浅，力所不及，撰写过程中有疏漏之处，望族人海涵。并对本次修谱的所有参与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附上400余年从喻家稻场迁出的分支，年代为大概估算，如有遗漏望族人海涵。 七世祖柬公和朿公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从土寨湾迁到喻家稻场十世自举公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从喻家稻场迁光山牢山堡，马雷桥易凉亭，后人迁至马畈喻冲十二世学智公康熙四十年（公元1702年）从喻家稻场迁居长岭岗下官家河十二世学舜公康熙六十年（公元1722年）从稻场湾迁居至光山罗官店，后发展至火焼畈、铜钱洼（其后代十五世天凤公由罗官店喻新街迁回湖北何家湾；天绪公迁往江苏广徳。天隆公迁往梅家湾；天顺公由喻新街迁往火烧畈，十六世文敏公迁铜钱洼，十六世朝阳公由罗管店铜钱洼迁往信阳柳林庄，十七世永慎公由罗官店迂周家湾，十八世定体公、定琮公由罗官店迂黄家寨；定保公、定扬公迁往江苏广德；定亮公由罗管店迁往彭家湾，等等）十六世太有公雍正十年（公元1733年）从喻家稻场迁居罗山周党畈喻家油坊十六世太洪公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从喻家稻场迁甘家集十六世太选公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从喻家稻场迁孝感汪杨店（今孝感杨店）十四世明隆明茂明发三公乾隆三十年（公元1766年）从喻家稻场迁汉镇（今汉口）以后是否转迁迄今杳无音信十五世世清公乾隆五十年（公元1786年）从喻家稻场迁罗山县西乡九里店（今高店喻湾）十六世文周公嘉庆十年（公元1806年）从喻家稻场迁信阳彭家湾喻湾十六世太兴公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从喻家稻场迁光山罗陈百步村十四世开仕公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从喻家稻场迁陕西山阳县竹林关（今丹凤县竹林关镇）十六世文秀公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从喻家稻场迁光山罗官店复迁易店喻老湾十五世世亨世文二公道光二十年（公元1841年）从喻家稻场迁塔尔岗十五世世爵公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3年）从喻家稻场迁白菜园（今光山白雀园镇）十六世太斌公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从喻家稻场迁罗山潘兴店。              

                                                                                                  德宗二十一世孙崇聪（字聪）二零一九年八月于武汉

　　于（Yú）姓源出有四：

　　1、出自姬姓，为周武王姬发的后代，以国名为氏。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周武王克商后，大举分封诸侯，其第二个儿子邘叔被封在邘国。据《广韵》所载，西周初年，周武王封第二子（有说第三子）于邘（故城在今河南省沁阳西北于邘邰镇），称于邘叔。后来，于邘叔的子孙就以国名为氏，有的姓了邘；有的则去邑旁姓于，是为河南于氏，史称于姓正宗。

　　2、出自古复姓淳于氏，为唐代时避讳宪宗李纯所改单姓于氏。据《古今姓氏书辩证》等所载，淳于公子孙，以国名为姓，称为淳于氏。唐贞观年间所定皇族七姓，有淳于氏。至唐宪宗李纯时，为避讳（“纯”“淳”同音），复姓淳于氏改为单姓于氏。到了宋代，又有部分于姓恢复淳于姓，也有一部沿袭未改的，形成此支于氏。

　　3、出自北魏时的万忸于氏，为孝文帝汉化改革时，恢复本姓于。据《路史》所载，鲜卑族的万忸于氏原为山东于姓人，后随鲜卑改之，孝文帝汉化改革，又复于姓。这一支于氏虽然是从鲜卑族的万忸于氏所改，一向也被当作外来的姓氏看待，但在实际上，他们仍然是汉族于姓的后代，只是在汉代之时，有一位名为于公的后代，随着拓跋氏离开了中原，并且为了适存于鲜卑族而改姓为万忸于氏，等到后来鲜卑族的拓跋珪在我国北方建立了北魏，才又“重回娘家”，复姓为于而已。居住在北方的于姓之人，多为这一分支。

　　4、出自赐姓或少数民族改于姓而来：

　　① 明朝时赐元人巴延达哩姓于名忠，清朝时，南方的部分尼玛哈氏改于姓。

　　② 又有达斡尔、鄂伦春、土、回、高丽等小数民族有改于姓者。

　　得姓始祖

　　于邘叔。为周武王姬发之次子（一说第三子），武王灭商后，大举分封诸侯，他把于邘国分封给于叔，起初于叔为于邘叔，其名得于封地。后来于邘国的子孙就以国为氏，有的姓了于邘，后来干脆去掉邑旁姓于，称为于姓，史称于姓正宗，是为河南于氏，后世于姓尊于叔为于姓的得姓始祖。

　　迁徙分布

　　繁衍播迁河南泌阳县北部一带，是古于邘国所在地，当然也是于姓的发祥地。在于邘国灭亡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于姓基本上都生活在今河南省境，播迁基本是以河南境内为主，如方城、午汤、许昌、伏牛山等地。秦汉时期，于姓人开始以河南为中心缓慢向周边播迁，北迁山西、河北、东迁安徽、山东，西迁陕西、甘肃，此期于姓主要是以我国北方的中原地区为繁衍播迁的中心，并形成三大郡望，即河南、东海、河内，由此，东迁入山东的于姓也开始兴旺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的军阀纷争割据，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于姓人跟随着逃难大军，大举南迁于东南广大地区，五胡乱华，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而战争又使中原地区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为躲避战乱，处于河南南部的于姓则就近南下湖北，后辗转于四川、湖南。隋唐时期，由于国家统一，战乱减少，也由于国人根深蒂固的恋家思想，于姓迁徙有等于无，却繁衍昌盛起来，于姓相继在北方形成了几处大的望族。北宋末年，金兵攻陷东京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并掳走徽、钦二宗，有于姓人随往黑龙江。南宋后期，于姓开始由浙入闽，由闽入粤。元末农民起义军四起，社会动荡不安，江南人口锐减，由于山西表里山河的特殊优越位置，所受影响不大，朱明王朝建立，迁山西人于人口萧条处，则山西于姓也为明朝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其分别迁山东、河南、河北、陕西、江苏等地。此前有河南于姓迁顺天府（今北京市）（据《于氏宗谱》所载）。清代，河南、河北，尤以山东的于姓人为多，闯关东谋生并定居。至此于姓人已遍布天下。如今，于姓分布以山东省为多，约占全国汉族于姓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其次黑龙江、辽宁、吉林、湖南、陕西等省亦多此姓，上述六省于姓约占全国汉族于姓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七。于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二十八位的大姓，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六。

　　历史名人

　　于 公：汉代东海郯（今山东省炎城北）人，曾官廷尉，为县狱吏。执法公允，凡犯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恨。他所洗雪的“东海孝妇”一案，以善于决狱而成名，更是千古美谈。并且为我国民间代代相传的因果报应的道德规范，留下了为善为恶“万应不爽”的典型。

　　于 吉：一作干吉，琅琊（今山东省胶南县）人，东汉时方士，据称在曲阳泉水上得神书《太平清领书》（实为自著），多巫觋杂语。后至南方以符水为人疗病，人多事之，遂为吴·孙策所杀，著有《太平清领书》传世。

　　于 禁：字文则，泰山钜平（今山东省泰安南）人，三国时魏国名将，因征战有功，封益寿亭侯，后被水淹七军，为关羽所掳，释放后，羞愧而死。

　　于栗磾：南北朝时期的北魏黑槊将军，世间少有的猛将。请看魏书《魏书于栗磾传》

　　于 烈：北魏忠臣的楷模。深受拓跋宏等四代北魏皇帝的器重。

　　于 昕：北朝怀朔、武川镇将。在北魏击破柔然的过程中，立有大功。

　　于 濆：唐代晚期诗人，虽不为时人所重，但却具有显著现实主义创作特色，艺术上虽不够锤炼，但质朴无华，明快直切。《全唐诗》收其诗四十五首。

　　于 谦：字廷益（1398-1457），浙江省钱塘（今杭州）人，明朝大臣，成祖年间进士，曾历任监察御史、巡抚、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期间，平反冤案，赈济灾荒，颇得民心。英宗时，宦官王振专权，朝廷腐败。蒙古瓦剌贵族也先率军来犯，明军出兵阻击，全军覆没，英宗被俘，举国上下为之震动。一些朝臣主张南逃避敌，于谦力排众义，誓死保卫京师，并拥成王为帝（景帝）。后瓦剌军破紫荆关直逼京师，他亲自督战，击毙也先，大败瓦剌军。后官加少保，总督军务。英宗被释放后，于景泰八年发动“夺门之变”，夺回帝位。于谦被捕下狱，以“意欲谋逆”罪被叛处死刑，史称“行路嗟叹，天下冤之”。宪宗成化时，于谦被复官并赐祭，葬于西湖三台山麓。有《于忠肃集》。

　　于 准：清代山西省永宁（今属交口）人，清官于成龙的孙子，官至江苏、贵州巡抚。辑有《于清端公政书》等，于成龙的许多事迹都是他给整理的。

　　于 振：清代江苏金坛人。字鹤泉，号秋田。生卒年不详。清雍正元年（1723年）状元。此科为庆祝雍正帝登极大典特设恩科。雍正帝以于振为其登极首科状元，恩赐有加。除依例授职翰林院修撰外，还让他以修撰衔入值南书房。雍正二年，出任河南乡试主考官。雍正三年，赐居澄怀园。雍正五年，出任湖广学政。后因事遭贬，降为行人司司副。

　　于定国：字曼倩，系于公之子，西汉东海郯县人，汉初丞相，少学法于父，后为狱吏，宣帝时，任廷尉，决疑平法，后为丞相，被封为西平侯。

　　于志宁：唐代官吏。字仲谧（558-665），京兆高陵（今属陕西省）人，贞观中为太子右庶子，高宗时拜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封燕国公，以华州刺史致仕。

　　于休烈：唐代洛阳人，开元初举进士，累官至积贤殿学士。性恭俭仁爱，礼贤下士。本性真诚朴实，机警聪明。肃宗即位当了皇帝，于休烈从中都赶到京城被任命为给事中，后来又改任为太常少卿兼知礼仪使。中原遭到战乱破坏，文物书籍损失严重，于休烈将自己收藏的《五代论》献给国家，肃宗皇帝很满意，任命他为工部侍郎。于休烈在朝中任职三十多年，担任过许多重要显赫的官职，但家中却没有什么积蓄。一直保持正直俭朴，温文尔雅，从来也不将喜怒显示在脸上，他礼贤下士，鼓励提拔年轻人。虽然他官位高责任大，但工作勤奋，不知疲倦。他非常爱好读书，手中整天都拿着书本。

　　于慎行：明山东东阿人，字可远，更字无垢。隆庆进士。万历初历翰林院修撰，充日讲官。因劾张居正夺情，引疾归。后起官，历侍讲学士、礼部左右侍郎，累迁至礼部尚书。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起掌詹事府，后二年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寻病卒。在史馆以读书为事，明习典制，贯通百家，与冯琦并为文学名臣。其诗文弘丽，一时推为大手笔。著有《读史漫录》、《谷城山馆诗文集》等。

　　于成龙：字北溟（1617-1684），号于山，山西省永宁（今属交口）人，清代廉吏，其为官清廉，爱民如子，重视教育，兴修学校，康熙赞其“天下廉吏第一”，官至两江总督。

　　于敏中：字叔子（1714-1779），号耐圃，清江苏金坛人，于汉翔孙，清雍正癸卯年（1723年）状元于振之弟。少时资性过人，读书勤奋，雍正七年（1729年）考取举人。乾隆丁已年（1737年）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执掌山西试。不久担任山东、浙江学政，掌管所属各府、厅考试童生及生员。敏中担任浙江学政期间，考吏拔秀，罢庸补能，按期组织匀举，担任会试总裁，所拔多知名士。因其满腹经纶，文章冠绝一时，书法清秀洒脱，又通熟掌故，为乾隆皇帝所倚重。乾隆十八年（1753年）选任兵部侍郎，后改户部侍郎，加太子太保存，期间奉旨编纂《户部则例》126卷。乾隆二十五任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历时近20年；还就任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文渊阁领阁事先培植职，朝廷谕书多出其手。清廷 开设四库馆，他受命为正总裁，与大学士刘统勋力主搜辑《永乐大典》中古书。还担任国史馆、三通（《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馆总裁。平定四川金川时，敏中负责军书旁午，以书旨功赏戴双眼花翎，画像挂列紫光阁。乾隆四十二年敏中奏准，以纪事本末体撰写《钦定临清纪略》16卷。翌年，又奉旨编辑《西清`砚谱》24卷。还著有《素余堂集》、《日下旧闻考》159卷。卒后赠文襄，赐祭葬。

　　于式枚：清末官员，民初遗老。字晦若（1853-1916）。贺县（今贺州）人。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充李鸿章幕僚多年，奏牍多出其手。1896年参加康有为倡设的保国会。1906年任广东提学使，广西京官联名上奏荐其兼任广西铁路公司总理，规划建筑广西境内铁路。1907年充出使考察宪政大臣，上奏反对立宪和召开国会，维护专制皇权，立宪派请罢。因得皇族和顽固派支持，擢升邮传部侍郎、礼部侍郎、学部侍郎、修订法律大臣、国史馆副总裁。辛亥革命后悲愤憔悴，稳居青岛，谢绝袁世凯聘为参议。1916年移居上海病死。

　　于右任：原名伯循，字诱人，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号骚心、髯翁，晚号太平老人，陕西省三原人。光绪举人。早年投身民主革命，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历任审计院院长、政府委员、监察院院长、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又是著名书法家、诗人，善草书，1964年病逝于台湾，有《右任文存》、《右任诗存》行世。

　　于学忠：国民党爱国将领。字孝侯（1890-1964），山东省蓬莱市于家庄村人，早年为吴佩孚之干将，后离吴投张，转入奉系，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保卫战，是张学良被软禁后奉系的重要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