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大侠兰陵是一个美男子，久负盛名。他不仅是一个美男子，还是一个骁勇善战、战功卓著的名将。关于他有很多传说。据说他的母亲是女巫，所以他的名字不能列入家谱。据说他太美了，震慑不了敌人，所以经常戴着面具示人；据说他执着于单身，一生只娶一位公主；据说，为了避免皇帝的怀疑，他故意接受货物来玷污他的名声可惜最后没能逃过皇帝的怀疑，被他的堂弟北齐皇帝毒死。

第一，暧昧的人生经历

蓝翎的父亲是北齐皇帝神武的长子高成，但他的母亲连姓氏都没有，这让他的人生经历变得复杂起来。年：“勇士兰陵武长恭，孝宗，文祥第四子。”年也有六人：“文景园皇后生于河间，王小宛，宋生于河南，王小语，王生于广宁，武将兰陵长工不能随母姓，陈生于王延宗，严生于。六兄弟中，史书把五个儿子的母亲显示为“国王的妓女”，但她仍然知道自己的真实姓名。只有战士兰陵的母亲没有姓，所以不知道是谁。由此可以推断，武士兰陵的母亲身份和地位还不如官妓，很可能只是宫中一个卑微无名的侍女。就这样，在讲究血统的士绅时代，兰陵的勇士虽然是皇帝，也是孙子，但是却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他“莫名其妙”的身份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可能是他的童年生活。他忍受着别人的轻视，每天过着卑微的生活。

第二，柔和的外表和狰狞的面具。

《北齐书》《文乡》和《正武兰陵》说他“外表柔软，内心强大，音容并茂”；说他“风明光艳”；说他“又有才又帅”；说他是“白娘子”。由此可见，兰陵大侠的美是不可触摸的。他有着普通男人没有的帅气外表。后人推测他的美貌可能来自他卑微的母亲。要不是母亲惊艳的外表，怎么可能吸引父亲的快乐？地位相差甚远，尊为皇帝？

然而，兰陵大侠的美丽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当这个国家被政权瓜分，处于连年战争状态的时候，作为王子和他们的子女，总是要接受战争的考验。由于他的美丽和温柔，在战场上战斗时，他经常被对手嘲笑。为此，他每次出征都要命人做一些面目狰狞的“大面”戴在脸上，以震慑敌人。说：“从北齐代代相传。北齐大侠兰陵，一向谦恭有礼，但只尚武貌美，常戴面具树敌。品味石舟金庸城，勇冠三军，强民兴军。正因为如此，这种舞蹈在导演和刺的时候非常有效。《北舒淇》被称为“兰陵勇士”的鼓框上写着：“自北齐以来，已有数代。神武兄弟骁勇善战，每次出征都戴着面具，然后百战百胜。玩家，紫腰金鞭。”唐代崔氏《北史》说，“大面起源于北齐。战士兰陵总是恭敬，勇敢，看起来像个女人。他不足以恐吓敌人。他被刻成面具面对，因为戏也进了歌。“可见兰陵武士经常带着狰狞的面具出征，这既不是道听途说，也不是空话。后来京剧中“脸书”的出现，可能与兰陵武士的面具和舞曲《兰陵忠武王碑》的影响有关。

第三，勇猛善战，名声在外。

据史书记载，兰陵大侠是北朝文武双全，智勇双全的著名人物。有人说他“勇猛善战”，也有人说他“勇猛善战”。这说明他的勇敢不仅仅是因为他戴着狰狞的面具。光靠威胁吓不倒敌人。关键是他有过人的战斗能力。这个狰狞的面具，恰恰为他的勇猛无敌增添了一份传奇的光环。战士兰陵一生参加过大大小小无数次战斗。其中之一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莽山大战。公元564年，北方草原的突厥和黄土高原的北周攻打北齐。北齐重镇洛阳在北周被十万大军完全包围，北齐武成帝迅速调集军队将其清除。洛阳城外，北齐援军多次进攻，都被北周军队击溃，全军濒临崩溃。这时，被任命为将军的兰陵大侠，身着“大面”，手持铠甲和宝剑，率领500骑兵，勇敢地进入了周军的包围圈，一路杀到了洛阳城下。城内的北齐军队被困多日，不敢开门。勇士兰陵摘下面具，城内的北齐军队立刻欢呼起来，打开城门，与城外的军队会师，英勇杀敌，大败而归。云：“莽山战败后，长弓成为中国的军队，率领五百骑，然后回到，在金庸的指挥下，被围困得很急。城里人都知道，长弓没露脸，被下弓弩手救了，大获全胜。勇士们一起唱了一首歌，也是为了《兰陵勇士》。史书上也有记载：周军“弃营从庐山到”。三十里之内，所有的军事装备都是川泽的。“正是这一次大捷，让大侠兰陵名扬天下，北齐皇帝封他为大臣。

战士兰陵不仅勇敢善战，而且把自己奉献给了事物，等待着它们。他在当时的军人和社会中很有名。按照《旧唐书》的说法，他“勤奋工作，与士兵们分享每一个甜美的果实。”作为一个乱世王朝的皇族，很少会和没有架子的士兵同甘共苦。他甚至对他的“政敌”也很慷慨。史书记载，长工在颍州时，杨参军报失，长工免官。高长恭回来率军进攻的时候，杨正好在高长恭军营里接受了命令，所以非常害怕高长恭会趁机报复自杀。为此，高长恭安慰他说：“我不是故意的。”但石杨心里还是不踏实，还得乞求惩罚。高长恭只好找出一个小错误，打了杨20下，才算解决。也记录了他非常“平民”的感人细节。他说有一次上朝，跟着他的“仆人都散了，只剩下一个人。他总会还清的。”事后，高长恭也不以为意“没什么好罚的”。可以看出，他对仆人非常慷慨和仁慈。在“待人不恭”的疯狂时代，在北齐频繁斩首的时代，他宽厚善良的一面别具一格，闪耀着温暖的光芒，令人敬佩。

第四，最后的悲剧命运。

林中有林，风将吹灭，成功遮主，灾难降临。人生的巅峰往往是悲剧的起点。对于兰陵大侠来说，最大的悲哀就是出生在一个疯狂的皇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短短28年，北朝出现了6个皇帝。伯侄关系互相折磨，而兄弟们互相残杀，一个比一个矮，一个比一个疯狂。尽管外表温和，战功卓著，兰陵兵一生小心翼翼，想尽一切办法避灾自保，但还是改变不了自己悲惨的命运。

年：长弓“李斯周目，清营二州，物产颇丰。”行贿的人经常出入大门，让人说闲话。但是不清楚这些贪婪的人想要钱做什么。据他自己说，这是为了自我诋毁，出于对朝廷的嫉妒。邙山大捷后，吴承成赏赐他买了20个漂亮的妃子，但他“只收了一个”，因为怕太显眼，吃醋。其中还包含：长工“欠债一千块钱，死的那天烧掉了。”也就是说，他死前把别人欠他的欠条都烧了。从他待人和善公正的性格来看，他似乎不是一个贪婪好色的人。许多历史学家认为，高长恭是故意贪财，污己避祸。

年：在，属于袁，他说：“大王为什么那么贪残，是朝鲜派来的？”龙宫没有回答。香香说：“你为什么不在邙山取胜？你害怕看到嫉妒。你要为自己感到羞耻吗？”长工说：“当然。”香香说：“如果朝廷嫉妒国王，如果他在这里犯了罪，朝廷就会惩罚他，让他追求幸福，而不是速战速决。”哭久了，请稳住前膝。说道，“王维的名字太重了。最好在家休养，不要干预政治。”生活在这么可怕的王室里，你不可能紧张。从此，正式工只要遇到战争，就不会生病。故意“不治病”避灾。曾经，江淮动荡，军务繁忙。又怕拜将军，自言自语道：“去年肿了。我今天怎么没发？”我希望我有一张浮肿的脸，假装是一个病人。

北齐统治者高纬，势单力薄。与他的祖先相比，他更放荡，更不残忍，但当他杀死他的亲戚时，他是无情的。公元565年的一天，高伟在和战士兰陵谈论邙山之战的胜利时，很有人情味地说：“太深了，不能开战。我后悔了。”兰老爷一听皇上如此自怜，心中不免又是激动又是火热，深情地答道：“家世虽好，我却不以为然。”正是这种亲密和忠诚的声明导致了他的死亡。史书记载：“皇帝嫌这是家事，避而不谈。”因为在小心眼的高伟少爷眼里，家事是我的，不是你的，高苏。我开始怀疑拥有兵权的大侠兰陵是不是想取而代之，把“国事”变成“家事”。

兰大侠说错话后，整天烦恼焦虑。虽然他保持低调，刻意贬低自己，但也难逃“叫我死我就得死。”武平四年五月的一天，已故的高伟派使者去拜访他的弟弟高素。礼物实际上是一杯毒酒。凌大侠大怒，对爱妻郑说：“我是忠臣，何必让天公为难？”郑飞劝他说：“你为什么不去找田言？”天真的郑飞认为这可能只是兄弟间的误会。只要高素向皇上求情，就能要回自己的命。战士兰陵自己心里也清楚，对于落后的主高纬度，要个说法是没用的。一年前，与自己作对的大臣胡鲁光，也是无辜被诱入宫中，被人用弓弦残忍勒死。绝望的兰陵武士丢下一句话“为什么天空是可见的？”然后把酒一饮而尽，毅然离开了这个乱糟糟的世界。在你死之前烧掉所有的债券。当时，战士兰陵只有33岁。死后葬于都城邺西。吴兰陵的被杀标志着北齐王朝的终结。四年后，失去军事支柱的北齐被北周的宇文雍皇帝所灭，高的后代几乎全部被屠杀。

5流传至今的千年老歌。

同样在《莽山胜仗》中，北齐勇士以蒙面歌舞庆祝胜利，广为流传的《隋唐嘉华》由此诞生。之后这首歌被改编成独舞，由乔装指挥暗杀的人演唱。旋律悲壮、雄壮、古朴悠扬，描绘了壮烈的场面和激动人心的场面

这首歌诞生后，迅速在人群中传播开来。在隋代，它被正式列入宫廷舞蹈音乐。唐朝中期，唐玄宗李隆基称之为“异声”，并以圣旨禁止。此后，它逐渐淡出武曲，演变成一种“软舞”。南宋时演变为乐府曲牌，取名“兰陵慢武士”。用越调演唱时，分为三段二十四拍。毛凯在《乐记旧唐书》中说“到最后一段，声犹在兴头上”，还有一段“声待”有待发现。大石调唱的《乐府杂记》分为16拍。按照of的《焦芳记》，是“不是老歌”。后来这首歌在中国逐渐失传。好在唐朝传入日本的《兰陵武士入阵》保留了几个真实的特征。在古代日本，人们庆祝胜利，如5月5日的赛马节，7月7日的相扑节和射箭比赛。这首歌必须反复播放。时至今日，“春日会”1月15日在日本奈良举行日本古典音乐舞蹈年度演出时，《兰陵三月的勇士》仍是首次独奏演出。日本人视之为正统高雅的音乐，非常珍惜。他们对其保存和传承有着非常严格的“命名”和“秘密传承”制度，使得我们有幸在一千年后欣赏到了原汁原味、生机勃勃的兰陵舞曲。1986年，河北磁县文物所通过日本专家发现了这首曲子。1992年9月6日，也就是1428年，乐曲问世后，由日本奈良大学教授李志侃领衔，邯郸文化局局长马仲礼组织的高雅管弦乐队，在磁县勇士兰陵墓前演奏。从此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

兰陵勇士高素墓位于邯郸市磁县城南5公里处。坟很高，四周是满墙的鲜花，墓园里还有一个碑亭。1920年，当地村民在修路时，取土挖出了勇士兰陵的高素碑。碑文刻四行十六字：“齐，故假，右师，右慰，兰陵忠武王碑。”碑文真实记录了《北齐书》年高素的生平经历和立碑年份。虽然手写令人沮丧，但它仍然是强大和简单的。因其史料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被称为北碚第一品。1988年，勇士兰陵碑被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面对战士兰陵墓前的英雄雕像和身后高大的围墙，人们不仅会回忆往事，还会感叹和想象。传奇人生，乱世。

英雄的悲剧，也许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沐英(1344年—1392年)，字文英，汉族，濠州定远(今安徽省定远县)人，明朝开国功臣，军事将领，明太祖的朱元璋养子。

沐英出身贫苦，自幼颠沛流离，八岁时被农民义军将领朱元璋收为义子。自至正十六年(1356年)起，十二岁的沐英跟随朱元璋攻伐征战，开始军旅生涯。十八岁时，被授帐前都尉，参与守镇江，开始担当军事要任。洪武九年(1376年)以副帅之职随邓愈征讨吐蕃，因军功被封西平侯，赐丹书铁券。洪武十四年(1381年)，与傅友德、蓝玉率兵三十万征云南。云南平定后，沐英留滇镇守，其镇滇南十年间，大兴屯田，劝课农桑，礼贤兴学，传播中原文化，安定边疆。

洪武十五年(1382年)，沐英因义母马皇后病逝，悲伤过度而咳血。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又因太子朱标的去世，遭受打击而患病，两个月后病逝于云南任所，年仅四十八岁。朱元璋倍感痛惜，命归葬京师，追封黔宁王，赐谥“昭靖”，侑享太庙。此后，沐氏子孙世代镇守云南，直至明末。

人物生平

童年经历

元至正四年(1344年)，沐英出生在濠州(今安徽省凤阳县)定远县一户穷苦人家。父亲早逝，随母度日，家境贫寒。

至正十一年(1351年)农历五月，江淮地区爆发红巾军起义，元朝对于红巾军的起事随即展开镇压。由于战事不断，百姓流离失所。沐英跟随母亲躲避兵乱，可是不久母亲就死在逃难的路上。

至正十二年(1352年)，八岁的沐英流浪到濠州城，被当时的农民起义军将领朱元璋发现并收留，当时朱元璋与马氏夫妇膝下无子，就认沐英为义子，沐英改姓朱，在朱元璋夫妇身边生活。朱元璋夫妇待他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不仅教他识字读书，还教他如何带兵打仗。沐英在战乱、兵营、征途中度过童年。

年少从军

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亲自统率水陆大军，第三次进攻集庆(今江苏省南京市)，沐英随军出征，侍奉朱元璋，不辞辛劳。

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年仅十八岁的沐英开始担当军事要任。先是被朱元璋封为帐前都尉，参与镇守镇江(今江苏省镇江市);后提拔为指挥使，守江西重镇广信(今江西上饶)。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派水军和陆军取福建，沐英领兵自西进攻，攻破江西、福建交界处的分水关，占领崇安(属今福建省武夷山市)，又攻破闵溪十八寨，俘虏陈友定部将冯谷保。朱元璋命他恢复沐姓，并命他移师镇守建宁(今福建三明建宁县)，节制邵武、延平、汀州三卫(皆属福建)。

征战天下

洪武三年(1370年)，沐英被授镇国将军，任大都督府佥事;次年升大都督府同知。大都督府是明初军事中枢，掌天下兵马，当时府中积务繁积。沐英年纪虽轻，聪明敏悟，在府中七年，处事果断，解决问题明快，毫无遗漏，马皇后多次称赞他的才干，深得朱元璋器重。

洪武九年(1376年)，沐英被朱元璋给予全权派往关陕，体察民情，布施皇上恩惠。又命他练兵准备征战。同年十一月，沐英担任征西副将军，跟随卫国公邓愈出征吐蕃。

洪武十年(1377年)农历四月，邓愈、沐英领兵至甘肃、青藏，分三路前进，进攻川藏，一直打到昆仑山。得胜而回，没有久留。回师途中邓愈去世，沐英率领军队返回，因军功获封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西平侯，年禄二千五百石，并被授世袭凭证。

洪武十一年(1378年)农历八月，沐英为征西将军，与蓝玉等统兵征伐西番。开始的时候在土门峡取得胜利，再进攻到洮州(今甘肃省临潭县)，俘虏西番十八族头领阿昌失纳。又在东笼山筑城，擒获酋长三副使瘿嗉子等，平定朵甘纳儿七站，拓地数千里，俘获男女二万、各种牲畜二十余万。

洪武十三年(1380年)，沐英又奉命率兵进击屯兵和林的一支残留元朝势力。沐英由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渡过黄河，翻越贺兰山，经过流沙，用了七天到达距敌营五十里处。沐英分兵四路前进，一路从后面偷袭敌人，两路左右夹击沐英简介，沐英亲率精骑正面冲击，四面合围，一举战胜，俘虏元朝国公脱火赤、知院爱足及其全部。

洪武十四年(1381年)，沐英领兵出古北口，随大将军徐达北征。沐英独当一面，攻取公主山长寨，攻克全宁四部，然后渡过胪朐河，俘虏知院李宣及部众。

平定云南

洪武十四年(1381年)农历九月，朱元璋以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副将军，率军三十万征讨云南的元朝残部。朱元璋亲自安排进军路线，沐英随傅友德等率主力先进逼曲靖。元朝梁王闻讯，派平章达里麻率十万军队前去抵御。沐英等人率领士兵冒着雾前进，迅速到达曲靖。

明军突然出现，达里麻大惊。当时达里麻军列阵白石江一岸，明朝军队在另一岸。傅友德欲即刻渡江，沐英不同意，说敌方已兵陈对岸，扼制水面，这样渡江对自己不利。于是只摆出渡江的样子，临江而立，另派几十人从下流潜渡，到达对岸后鸣金吹角，大造声势，致使这里麻军阵势开始动乱，明朝军队趁机渡江。

沐英让勇猛会游泳的士兵在前面，登岸后与达里麻的军队展开大战。达里麻大败被俘，沐英将二万被俘士兵都放还故乡，明朝军队声威大振，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闻讯自杀。沐英、蓝玉率兵直逼昆明，昆明不攻自破。盘踞云南的残元势力被消灭。

云南西部大理一带，存在段氏割据势力。段氏世据大理已数百年。大理后面有点苍山，前面有洱海，号称天险。

洪武十五年(1382年)闰二月，沐英和蓝玉领兵西攻大理。段世聚众守在下关(点苍山有上、下二关，又称龙首、龙尾关)。沐英、蓝玉派遣王弼进攻上关，沐英、蓝玉亲自率兵进攻下关，形成犄角之势;另派一队人马攀援点苍山背后而上，居高临下作为策应。沐英身先士卒，策马渡河，将士在他的后面跟随。段世不知背后虚实，阵势溃乱，兵败被俘。攻占大理后，沐英、蓝玉或分兵其他地区，或下谕招降，云南西部大部归附明朝。沐英、蓝玉又取得平定云南西部的胜利。

洪武十五年(1382年)农历七月，沐英率师返回滇池，和傅友德合兵，分道平定乌撒、东川、建昌、芒部诸蛮，设立乌撒、毕节二卫。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农历八月，朱元璋的马皇后病逝，沐英闻讯悲伤过度而咳血。

洪武十五年(1382年)农历九月，当傅友德、沐英再次领兵征服一些地区时，土官杨苴散布明朝大军已经班师回朝，纠集了二十万叛军攻打昆明。当时守昆明的是冯诚(冯国用的儿子)，昆明城中缺粮，多数士兵生病，形势危急。沐英闻讯，率兵返回昆明，和冯诚合力，打败叛军，斩首六万，守住昆明，稳定了局势。

镇守云南

洪武十六年(1383年)，朱元璋下诏命傅友德及蓝玉班师回朝，而留下沐英镇守云南。洪武十七年(1384年)，曲靖酋长作乱，沐英将其征讨降服。并趁机平定普定、广南诸蛮，打通田州粮道。洪武十九年(1386年)农历九月，沐英上疏朱元璋，请求让军队屯田开耕。朱元璋同意了沐英建议。洪武二十年(1387年)，沐英平定浪穹蛮族，并奉诏自永宁至大理，每六十里设一堡垒，留下军队屯田。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麓川国主思伦发反叛，入侵摩沙勒寨，沐英派遣都督宁正率军将其击败。次年，思伦发再次侵犯定边，军队号称三十万。沐英挑选骑兵三万奔往援救，设置三行火炮劲弩。蛮军驱赶百象，身披甲衣，肩扛栏盾，左右挟着大竹筒，筒中装设标枪，锐气十足。沐英将军队分成三路，都督冯诚率领前军，宁正率领左军，都指挥同知汤昭率领右军。即将开战，沐英下令道：“今日之战，有进无退。”于是乘风大呼，炮弩齐发，象都掉头而跑。昔剌亦是蛮寇枭将，他殊死而战，左军稍有退却。沐英登高望见此情形，抽出佩刀，命令左右将左帅首级砍来。左帅见一人握刀奔下，心中恐惧，奋力大呼而突入阵中。大军乘机冲杀，斩首四万余人，生获三十七头象，其余的象全被射死。蛮贼将帅各遭百余箭，伏在象背死去。思伦发逃走，诸蛮深受震慑，麓川从此不再被阻塞。不久，沐英会合傅友德讨平东川蛮，又平息越州酋长阿资及广西阿赤部。

沐英命令军队边防守边种田，既解决吃粮又稳固驻守，一举兼得。沐英还招引外省百姓来云南屯田，朱元璋命外省军人到云南屯田，一时云南屯田大兴沐英简介，粮食收获大有增加。沐英还以屯田的增减考察官吏的政绩，赏罚官员。沐英治理云南期间，屯田总数百万余亩，促进了云南的农业发展。

沐英还组织民工疏浚河道，扩大滇池，兴修水利;招引商人来云南，运进米谷、布匹和盐，发展商业。开发盐井，增加财源。沐英还整修道路，保护粮运，使云南农商都有发展。

沐英增设府学、州学、县学达几十所，择选民间优秀及土官子弟入学，每个月赐给饮食，每年赐给衣服。他本人也经常读书，手不释卷，工作闲暇之余就找儒生讲说经史。

因病去世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冬季，沐英去京师朝见朱元璋，朱元璋在奉天殿(皇帝办公的正殿)赐宴沐英，赏赐黄金二百两、白金五千两、钞五百锭、彩帛百匹。朱元璋高兴地说：“自从沐英镇守在西南，朕就高枕无忧了。”沐英返回云南后，在景东再败麓川，思伦发乞降，进贡土产。阿资又反叛，沐英率军将其击败。云南全部平定，沐英又派遣使者以兵威谕降诸番，番部有通过翻译辗转前来进贡者。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农历六月，沐英获悉皇太子朱标去世，哭得十分伤心，不久病逝于云南任所，年仅48岁。

当沐英的灵柩运抵京城应天府时，朱元璋亲往迎接，并派遣宫中官员，负责安葬，追封沐英为黔宁王，谥昭靖，侑享太庙。此后沐氏子孙世代镇守云南，直到明朝末年。

　　老舍先生出生在清代末年京师（也就是北京）一户贫苦的旗人家庭。

　　所谓旗人，在有清一代，是对被编入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这类兵民一体化组织中的人们的总称。清朝的奠基人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在当初筹划进取中原的时候，将满洲民族的全体青壮年男性，都收进了军队之中，把他们分别划入以 8种旗帜为标识的 8个方面军。这 8个方面军，即被称为镶黄旗、正黄旗、镶白旗、正白旗、镶红旗、正红旗、镶蓝旗、正蓝旗（先有四面“整”旗，后来分别将“黄”、“白”、“蓝”旗镶上了红边，将“红”旗镶上了白边）。后来，又仿照满洲八旗的编制，建起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 3个八旗的军事组织，自建立起的二三百年间，曾在创立清朝、巩固政权、维护祖国统一、保卫人民安定生活等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八旗的设置，随后成了清代始终贯彻的制度。它把世代的旗人，严格圈定在当兵吃粮饷的惟一人生轨道里，禁止他们从事除当兵之外的一切职业，不许他们做工、务农、经商以及从事其他职业，这虽然有助于政治基石的牢靠，也防止了旗人与民争利，但是，也造成了创建这种制度的人预料不到的社会难题。从乾隆年间起，“八旗生计”问题愈演愈烈，叫所有的清代统治者伤透了脑筋：旗人“人口大量增加，而兵有定额，饷有定数，既不能无限制地增饷，又不能放松正身旗人参加生产劳动的限制”，于是，补不上兵缺的旗籍子弟越来越多，只好眼睁睁地失业赋闲，成为“闲散旗人（满语叫作‘苏拉’）”，这不仅导致许多下层旗人日益明显地走向贫困化，还使入关之初异常精锐剽悍的八旗劲旅，失去农商技能，滋生了惰于劳作、荒于嬉戏的积习。到了清末，由京师八旗贵族、军官、士兵、苏拉、家眷等等所组成的人们共同体，总人数已多达60万左右，社会上习惯以“旗族”来称呼他们。在京城“旗族”人丁日趋繁盛的情况下，“八旗生计”的问题对于走投无路的穷旗人们来说，已经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老舍的祖上，不知从那一辈开始，也跌进了这个可怕的圈子。

　　在满洲八旗中，老舍先人隶属于正红旗。因为没有资料说明这个家族在清朝入关后有过调动迁徙，所以只能假定他们是从17世纪中期开始，始终归属在京城里的正红旗麾下。

　　1644年清政权入关，把燕京确定为首都，在京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大致相当于现在东城、西城的内城，只许八旗的将士及家眷居住，原来住在内城的汉、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也就是当时所谓的“民人”)，被迁移到京师外城——大致相当于今天崇文、宣武两区。在内城，中心是皇城，围绕皇城，八旗严格地被分置于相关地段。两黄旗居北：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黄旗驻德胜门内；两白旗居东：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两红旗居西：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两蓝旗居南：镶蓝旗驻宣武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于是，内城的确像历史学家后来常说起的那样——“就像一个大兵营”。这种严整的格局，到清中期开始稍稍地模糊起来，因为旗人们没法不吃不喝、不去跟商人们打交道，旗人贵族更不能戒除看戏娱乐等需求，他们得随时跟外民族交往，渐渐地，原来住在外城的“民人”，也有少量搬进了内城，内城的王公贵族也有破例到外城去辟地设府的了；再后来，受“八旗生计”的逼迫，一部分城里的贫苦旗人，典出了自己的居舍，离开最初的本旗指定居住地，向着附近的——尤其是各城门之外的关厢地区搬迁。虽说有了这样的变化，八旗在内城的基本居住区划，却直到清朝灭亡以前，没有大的变更。在京城八旗区划内设立着八旗都统衙门， 8个衙门既掌管京城旗人的一切事务，还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驻防旗人也统辖起来。从道理上讲，遍布各地的八旗驻防旗兵，都是从京城这个“老家”派出去的，如果战死在外地，尸骨都应当送回京师“奉安”。这种方式，是与清初统治者把本民族中心由东北地区移到北京的部署一致的。就像雍正皇帝说过的：“驻防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其乡土。”

　　清代末年，老舍父亲永寿家，就住在京师内城西北部的小羊圈胡同。这个胡同，就是从西四北大街往北走，过了护国寺街口，再往前的东边头一条胡同。这里距离西直门只有三五里地。看来，进关之后老舍的历代先人就没有离开他们的这片“热土”太远。那些世居京师二百多年的旗人们，对东北白山黑水的“发祥地”，记忆已变得模糊了，只有在老人们为了满足忆旧情感需要时，才提提祖籍“长白”的说法。一代一代的旗族人们，把北京作为乡土来亲近，“京师即故乡”观念根深蒂固。他们已经成了北京城地道的“土著”。

　　可是，如果查一查清代京城的八旗区划地图，我们又会多少有点儿意外：小羊圈胡同偏偏已经游离于正红旗的居住区域之外，它属于正黄旗的范围。可见，老舍的父亲永寿，或者是他的前辈，也有过短距离搬迁的经历。好在他家并没走远，小羊圈胡同南面的护国寺街以南，以及出了这条胡同西口的西四北大街以西，都是正红旗的地盘。也就是说，从他家向南、向西，都只差着几十米，便能进入正红旗原先的驻地。我们在了解到这一点之后，想到的另一点，就是：正黄旗，正是永寿的妻子、老舍的母亲——舒马氏娘家所隶属的那个旗。

　　我想，对这个坐标点的捕捉，也许能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点，是象征性的：日后的老舍，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主要是姓氏与血脉，还有他那为国尽忠的高尚精神，这很重要。而老舍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却不仅有血脉，更包括一生受用的性情和品质，以及绝不轻易改变的做人方式，这想必更重要；第二点，则应当说是在老舍人生道路中分明得到印证的，他的呼吸、他的经历、他的气质、他的感情……都是从这里开始生成与升华的，这里深扎下了他的人生之根、人文之本。舒乙先生曾经发现：“从分布上看，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地名大多集中于北京的西北角。西北角对老城来说是指阜成门——西四——西安门大街——景山——后门——鼓楼——北城根——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这么个范围。约占老北京的六分之一。城外则应包括阜成门以北，德胜门以西的西北郊外。老舍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这里。”（舒乙：《谈老舍著作与北京城》，载《散记老舍》第87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由这个发现所支持着的，我想，应当是这样的判断：这片作家一生写也写不够的老城西北角，刚好相当于是清末（也就是老舍儿时）的正红旗驻地和正黄旗驻地，在这片浸润着父精母血的旗族“热土”中，萌发出来的文化心理意识，对老舍的一生，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清代初年八旗制度曾明文规定，“京旗”将士未经许可，断不可私自离开本旗范围太远，违者以逃旗治罪，并将家眷、财物充公。也许，就是这样的跟老舍本人并不相干的早年间的旗族制度，一直对清朝解体后若干年才问世的老舍作品，产生了某种潜在的精神拉动？

　　老舍生在京城“旗族”之家。——这是一个有着重要底蕴的事实。老舍是满族人，是北京人，再加上他出身于下层穷苦市民阶层，这 3个基本属性，正是营造起他那辉煌艺术殿堂的 3个最初的社会人文支撑点。

　　老舍父亲永寿在八旗军队中的身份，用满语讲叫作“巴亚喇”，用汉语说就是“护军”。清代的护军，任务是负责捍卫整个京师的安宁。许多年来，社会上曾经人云亦云地传布着八旗子弟全都是些堕落人物的说法，其实并不确切。有清一代，满民族为我们祖国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付出的牺牲也是巨大的。虽然到了清代中晚期，官场上的腐败风气日盛，但它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某个民族。直至清代末年，在八旗下层官兵的心里，早年形成的为爱国护民不惜奉献一切的精神，“不得捐躯国事死于窗下为耻”的观念，还是相当牢固的。直到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以及后来几十年间，八旗将士前仆后继、浴血抗敌的事迹，仍然在各类史书上记载很多。远在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也曾亲笔写文章，高度赞扬八旗官兵保卫国家的壮烈之举。在当时的京师八旗营房中，贫穷尚武的八旗士兵们，既便家徒四壁，还是要按照八旗制度的规定，省吃俭用，自费购置兵器战马，不忘国家重托，他们嘴上常常挂着的口头语儿，还是那么一句响当当的硬话：“旗兵的全部家当，就是打仗用的家伙和浑身的疙瘩肉！”他们忠勇可敬，饥寒困苦并没有磨损了他们世代相传的爱国报国之心。1900年也就是庚子年，为反抗八国联军的疯狂入侵，八旗军人们为护卫祖国的首都而喋血苦战，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悲壮场景。而老舍的父亲永寿，也就是在这一场战斗中尽忠殉国的。

　　幼年的老舍，缺吃少喝，发育很晚，可是论懂事，却比小康人家的孩子要早。幼年有些事情，对他来说留有终身不能磨灭的记忆：比如，每年都要有几趟，跟随母亲去城外的舒氏茔地，为死去的父亲上坟。母亲告诉他：咱们是旗人，庚子年间，你父亲阵亡了，他原本是正红旗下的一名“巴亚剌”！再比如，他见到过家里保存的一块小木牌，那上面有父亲的名字，还有证明父亲长相特点的“面黄无须”四个字，那是阵亡了的父亲当京师“巴亚喇”时候的一只腰牌，是他上下岗使用的通行证。还比如，母亲多次讲过他怎样失去了父亲。“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吐了一口气》），是直接与他们一家命运攸关的事实。随着父亲的故事在心中扎下根，幼年的老舍渐渐体会到了父辈八旗将士们的爱国情感，明白了：作为战死于抗击外寇战场上的旗兵永寿的儿子，“爱咱们的国”，是人生的头一宗大事情。今天，重新提起老舍先生的这段童年往事，不难想到的是，日后成为大作家的老舍，对于父辈以及世代八旗将士以血汗和性命来开拓、捍卫的祖国，会持有什么样的情感！老舍一生极具爱国情操，从青年时代起就异常地忧国忧民，早期作品篇篇都是这种情感的自然表达。1937年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爆发以后，他毅然抛弃舒适宽裕的大学教授生活，舍下妻子儿女，以一位著名作家的身份投身艰难困苦的抗敌文化工作，为社会各界做出了令人感叹的表率。他在给友人的信里，提到自己与妻子的分手，说：“国难期间，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儿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为了国家，文化人老舍是用兵一般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也用同样的标准要求妻子。在他和同样是旗人出身的妻子胡絜青心目中，显然都有八旗先人们慷慨赴战卫国殉国的榜样。

　　在老舍母亲的身上，也有着许多为当时旗人们所推崇的品德和所标榜的习性。老舍是母亲带大的，母亲待人处事的方方面面，在他看来，都是应当做为生活规范的：

　　母亲像许多八旗妇女一样，干练、勤快、手巧，而且还继承了满人急公好义的传统品行，她特别乐于助人，能伸手帮别人一把的时候，从不推脱，总是有求必应，实心实意地去做；

　　母亲最肯吃亏，不仅从不跟旁人为点儿小事斗气，甚至心甘情愿地伺候了守寡的大姑子好多年，到这位一向脾气不济的大姑子寿终正寝，还把她的所有遗物，爽快地交给了突然冒出来的大姑子的“侄儿”（在满人的传统习俗中，一向有女性终生在娘家享有较高位置的习俗，据说，这种习俗的形成，既和早期满族妇女未受过“三从四德”观念灌输有关，同时，也因为旗人女儿在出阁前均保留有被选为“秀女”的机会，所以从小都受到另眼看待。老舍母亲长年以礼奉养大姑子，在这样的民俗中，是十分典型的例子）；

　　母亲坚忍、要强，把尊严看得很重，在一切大悲大难底下，她都“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我的母亲》），平时她一想起见官就紧张，可到了非找衙门里办交涉不可的地步，她又能毫不示弱地挺身而往，这和满族妇女的自我角色认定有关系，她们时时记挂着：我可是旗人的妻子，是兵的妻子；

　　母亲爱清洁与整齐，老是把小院扫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叫旧桌面上不存一星儿尘土，连破柜门上的铜活儿也叫它永远闪着光，既是旗人，什么时候也得活得硬硬朗朗的——这也是一种必有的生活信条；

　　母亲爱树木花草，家里人都快断了吃食的时候，她也不让亡夫留下的石榴树和夹竹桃短了水。夏天，枝头开出好多的花，那是她最快活的时刻。这类亲近自然景物的习性，追其本源，是和满族先民长期生活在白山黑水自然怀抱、信奉崇尚自然的萨满教相关的，进入中原城市后，他们世代没有放弃这点儿情趣；

　　母亲好客，顾面子，“有客人来，无论手里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遇上亲友家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我的母亲》）老派的满人们特别“讲礼儿”，时刻把“体面”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上，这种“穷讲究”在他们的观念里，也是人生在世的一样原则、一种享受，老舍的母亲也不例外；

　　母亲在贫困之中一向乐观，家里夏天佐餐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过年了，包顿饺子也搁不起肉，她总是自信地告诉儿女们：咱们的饺子肉少菜多，但是最好吃！苦中寻乐，是下层旗人们非常普遍的特点，他们不这样做，就很难饱聚生气地渡过一道道生活难关。

　　老舍后来在谈到母亲时，这样说：“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百位教师吧……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母亲的娘家是在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土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之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里，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如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为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时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们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肉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性格，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当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说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都是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早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投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到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像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详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去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像得到，没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老舍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炮火中。母亲也是旗人．靠替人洗衣裳做活计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研究慈禧童年26载，认定慈禧出生于长治，为中国近代史填补了空白

　　刘奇老人在慈禧太后书房院西花厅正门

　　慈禧究竟是哪里人？童年经历如何？为什么诸多清史官方档案对此留下空白，致使其成为一段中国近代史上的不解之谜？

　　倔强执著的长治老人刘奇，面对各种艰难挫折，26年来经过不懈的探索和研究，并以其难以推倒的大量证据和众多权威专家的论述认定，给予了“慈禧生于山西长治”的历史回答，解决了这一悬而未决的历史性疑题，填补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空白。

　　日前，记者来到“慈禧太后书房院”见到了这位老者，听他讲述了破解慈禧童年之谜的艰辛历程。

　　A 曾被指责给长治人抹黑

　　4月12日，记者慕名来到长治市府后西街铺石路的慈禧太后书房院。开门的是一名八旬老太太。满头白发的87岁老人刘奇介绍说，这是她的老伴张六彩。她是慈禧太后书房院的忠实守护者。

　　慈禧太后书房院内古色古香，松柏苍翠。刘奇介绍说，这个地方曾经是潞安府署后院，当时的潞安知府惠征夫妇是慈禧的养父母，慈禧曾经在此读书，现在此处成为专门陈列他们研究慈禧童年成果的地方，他们取名“慈禧太后书房院”。

　　刘奇说，他是河南偃师人，离休前担任长治市志办专职副主任，专门挖掘、传承厚重的地方历史文化。关于研究慈禧童年之谜起源于1989年。当年6月20日，长治市郊区上秦村77岁的赵发旺老人，拄着拐杖找到刘奇，他自称是慈禧的五辈外甥，说慈禧是上秦村人，并详细讲述了慈禧是长治县上秦村人的依据。赵发旺老人当时表情凝重地说：“我们说自己是慈禧的后人，不是想沾她的光，她已经死了80多年了，何况名声又不好。我们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弄清这一事实真相。”

　　为尽到一位市志工作者的责任，刘奇牵头，多次骑自行车到长治县西坡村、下秦村寻访。所到之处，不论男女老少，大家都异口同声说：“慈禧太后是本村人”，并主动领路走访知情者。

　　在掌握了大量资料的情况下，刘奇撰文《慈禧太后是长治人》，并发表在1989年10月8日《长治日报》上，在上党古城引起了很大反响。

　　正当研究工作顺利开展的时候，赵发旺、宋双花等几个知情者因年龄过大，相继去世，这对研究工作来说无疑是很大的损失。要研究慈禧的童年，时间长、跨度大、涉及面广、牵涉人多，难度很大，单靠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力量很难完成。经长治市领导和有关部门同意，1992年7月“长治市慈禧童年研究会”正式成立，刘奇任会长。

　　就在此时，一些人站出来，攻击刘奇，“硬把卖国贼慈禧说成长治人是别有用心，是给长治人脸上抹黑”。更有甚者还侮辱刘奇是“慈禧太后的孝子贤孙”。面对方方面面的压力，刘奇先生的态度是，不同声音的出现，正是推进研究深入的动力。

　　B 诸多证据得到专家肯定

　　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慈禧童年研究会经过多年的考证认定慈禧是长治人，并有诸多方面的证据可以佐证。

　　首先，百余年来，长治县西坡、上秦两村村民及附近村庄的老人，世代相传都说慈禧是本地人，并有150多人写了书面证明材料。特别是小常村陈臭狗的爷爷陈四孩当过慈禧御厨，史家庄原玉喜的父亲原殿鳌当过慈禧侍卫。

　　其次，长治有慈禧的后裔，这是根据一些家谱得知的。像西坡村的王培英是慈禧五辈侄孙，上秦村的宋双花是慈禧五辈侄孙女，宋六则、宋德文、宋德武，均为慈禧五辈侄孙，上秦村的赵发旺是慈禧五辈外甥等等。

　　第三，长治县西坡村有慈禧的出生地遗址和慈禧生母坟墓。这事村民辈辈口传，均可作证。

　　第四，长治县上秦村有慈禧“娘娘院”，慈禧由西坡卖到上秦村后就住在这里，建筑物基本保存完好。

　　第五，长治市城内潞安府署后院有慈禧太后书房院。有长治市人民委员会1963年3月20日设置的《文物古迹保护标志》为证。

　　第六，长治县上秦村宋家保存有清光绪、宣统年间清朝廷特制的两个皮夹式清朝帝后宗祀谱，以及慈禧捎给家人的书信残片等等。

　　刘奇以大量有力的证据证明，1835年，慈禧出生在山西长治县西坡村一个贫穷的汉族农民家庭，取名“王小谦”。慈禧3岁时，母亲病故，4岁时因家穷被卖给上秦村宋四元为女，改名“宋龄娥”，后宋家破败。12岁时她又被宋四元卖给潞安府知府惠征做使女，后被惠征收为养女，改姓叶赫那拉，改名“玉兰”（兰儿）。咸丰二年（1852年），慈禧以叶赫那拉惠征之女的身份应选入宫，从此平步青云，直至当上皇太后。

　　1993年7月7日，慈禧童年座谈会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大楼会议室召开。同年10月16日，长治市慈禧童年研究会与北京史学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慈禧童年学术研讨会。2005年4月，太原举办了“慈禧太后长治说”研讨会，与会专家认为，社会上流传的慈禧生于内蒙古、安徽、浙江、甘肃等说法均可排除，而“生于山西长治说”得到了众多清史专家的权威认可。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启华称，慈禧是长治人的说法十分可信。国家清史编委会专家、原中国史学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汝丰称，慈禧是长治人的历史定位是可以成立的。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专家杨益茂称，这是慈禧人物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特别是2010年2月，慈禧养父惠征的五代孙叶赫那拉国宏先生慕名专程来慈禧书房院展览馆参观，并亲口对刘奇先生讲：“我是叶赫那拉惠征的五代孙。慈禧太后是长治人，惠征是慈禧的养父。”他还说“咱们满汉是一家”。这番话让刘奇对慈禧童年的研究工作更加充满了信心。

　　慈禧本是长治汉家女的学术观点已被众多权威人士、著名专家学者认可，受到海内外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并被《安德海》《恭亲王奕传》等著名作品采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20多年来，为了研究慈禧，刘奇的走访北京、上海、天津等28个大中城市，收集有关慈禧生平的资料，并利用旅游文化宣传阵地，展示慈禧童年身世。

　　刘奇收集了50项（件）相关实物和口碑文字资料，主要依据有38项，大致分为民间口传史料、历史实物和典籍文献3大类，组织撰写了200余篇文章，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和中国社会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慈禧童年》《慈禧生平》《慈禧童年考》《慈禧身世》《真实的慈禧》等八本著作。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山西电视台、黄河电视台等电视台播出“慈禧长治说”专题片50多次，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受到社会各界好评。其中，《慈禧原是山西长治人》一书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永久性收藏”。《慈禧故里在长治》全文入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一书。

　　刘奇还有4篇相关论文被国内外170余种大型论文集收录，他曾获得特别金奖、特等奖、金奖和一等奖80余次。

　　C 重修慈禧太后书房院

　　大量的研究成果和实物不能老放在办公室、锁在柜子里，刘奇觉得应建展览馆，举办慈禧童年成果展，让更多的人了解长治历史文化的来龙去脉，了解慈禧是汉满两个民族共同塑造的历史人物。刘奇四处筹集了几十万元资金，重修了慈禧太后书房院，办起“慈禧童年研究展”。从1997年开馆至今，先后接待全国各地参观者上万人次。

　　夫唱妇随，退休后的老伴张六彩一如既往追随丈夫，支持慈禧童年研究事业。慈禧太后书房院修复开展后，需要一个看门人，她既当守门人，又当讲解员，吃住都在书房院内。一开始，慈禧太后书房院连电都没有，夜晚蜡烛相伴，做饭、取暖都用煤球火。

　　张六彩老人说：“苦是苦了点，但我是情愿的！”

　　张六彩对记者讲，慈禧太后书房院四周先前是废墟一片，杂草丛生，水电不通。她找来镢头、铁锹、推车等工具把院内高低不平的碎砖烂瓦拉走，把地面平整，又找来松柏和丁香树苗挖坑栽下，找来海棠、月季等各类花籽培育，然后每天从远处提水浇灌树木花园，细心护理。现在的院子比以前好太多了。

　　刘奇说：“26年来，在研究慈禧这条漫漫长路上，有成功有喜悦，当然也有难以言表的艰难与辛酸。但是我的心血和精力，让我成了中华大地破解慈禧童年之谜第一人，有什么能比这更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呢！”

　　如今刘奇老人最大的心愿就是争取拍一部关于慈禧童年、少年经历的电视连续剧，同时想让更多的人去慈禧出生地、成长地和“慈禧太后书房院”参观。

分类: 文化/艺术 >> 文学 >> 小说

解析:

苏东坡八岁到十岁之间，他父亲晋京赶考。落第之后，到江淮一带游历，母亲在家管教孩子。这段期间内，家中发生一件事，宋史苏东坡的传记与苏辙为他母亲写的长篇碑文里，都有记载。母亲那时正教孩子后汉书。书上记载后汉时朝政不修，政权落入阉宦之手，当时书生儒士反抗不阴不阳的小人统治。贪婪，纳贿，勒索，滥捕无辜，是经常有的。因为地方官都是那些太监豢养的走狗小人，忠贞廉正之士和太学生，竟不惜冒生命之险，上书弹劾奸党。改革与 之声，此起彼落，调查与审讯之事，层出不穷。当时学者与太学生辈，在朝廷圣旨颁布之下，或遭皮肉之苦，或遭迫害折磨，或遭谋杀丧命。

在这群正人学者之中，有一个勇敢无畏的青年，名叫范滂，而苏询的妻子正教儿子读的就是《范滂传》。

建宁二年，送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闻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日：“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缓，弓怖俱亡，日：“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日：“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由母日：“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日：“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日：“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

小东坡抬头望了望母亲，问道：“妈，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人，您愿不愿意？”母亲回答道：“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东坡六岁入学。这个私塾不算小，有学童一百多人，只有一个老师，是个道士。苏东坡那副绝顶聪明的幼小头脑，很快就显露出来，在那么多的学童之中，苏东坡和另外一个学生是最受老师夸奖的。那个学生是陈太初，后来也考中科举，但是出家做了道士，一心想求道成仙去了。陈大初在晚年时，一直准备白昼飞升。一天，他去拜访一个朋友。朋友给他食物金钱。他出门之后，把那食物金钱全散与穷人，自己在门外盘膝打坐，在不食人间烟火之下，就准备脱离此红尘扰攘的人间世。几天之后，他呼吸了最后一口气就不动弹。那位朋友叫仆人把他的尸体移走。但是当时正是新年元旦，在一年如此吉祥的日子，仆人们不愿去搬运尸体。但是死人说了话：“没关系，我可以自己搬运。”他立起身来，自己走到野外，在一个更为舒适的地方死去。这就是一般所谓道家修炼之士的“白昼飞升”。

幼年时，苏东坡在读书之外，富有多方面的兴趣。下学之后，他就回家往鸟巢里窥探。他母亲已经严格告诫东坡与家中的使女，不得捕捉鸟雀。因此之故，数年之后，鸟雀知道在庭园里不会受害，有的就在庭园的树枝上做巢，低得孩子们都可以望得见。有一只羽毛极其美丽鲜艳的小鸟，一连数日到他家的庭园去，苏东坡对这只小鸟记得特别清楚。

有时，有官员经过眉山镇，到苏家拜访，因为东坡的叔叔已经做了官。家里于是忙乱一阵，使女就光着脚各处跑，到菜园去摘菜、宰鸡，好治筵席待客。这种情形在孩子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东坡和堂兄妹等常在母亲身边玩耍。他和弟弟辙也常到村中去赶集，或是在菜园中掘土。一天，孩子们掘出来一块美丽的石板，既晶莹光泽，又有精美的绿色条纹。他们敲击之下，发出清脆金属之声。他们想用做砚台，非常合用。砚台必须用一种有气孔的特别石头，要善于吸收潮湿，并且善于保存潮湿。这种好砚台对书法艺术十分重要。一个上品砚台往往为文人视为至宝。好砚台是文人书桌子上的重要物品，因为文人一天大半的生活都与之有密切关系。父亲给孩子一个砚台，他必须保存直到长大成人，他还要在砚台上刻上特别的词句，祝将来文名大噪。

据有些文字记载，苏东坡十岁时，已经能写出出奇的诗句。在他那篇《黠鼠赋》里，我们找到了两句。这篇短文字是描写一个狡猾的小老鼠，掉入一个瓦瓮里，假装已死，等把瓮倒在地上，便急速逃去，这样把人欺骗过。大约也正在此时，他的老师正读一篇长诗，诗里描写当时朝廷上一群著名的学者。苏东坡这个幼小的学童在老师肩膊后面往前窥探了一下，就开始问到与他们有关的问题。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因为在苏东坡的童年，中国是在宋朝最贤明的君主统治之下，他极力奖励文学艺术。国内太平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