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合川易裔支糸始祖是易良祥、尊易雄为易姓始祖，宗谱直承湘糸。祖上最早是明初由湖南上湘迁新化的易京林，属高峰派。易京林传七代至易良祥与李氏孺人，在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迁于合川，现已传约十四、五代，由原来入川时的一家九口，经约三百年的繁衍生息，已发展至上万人，成为合川西北几个乡镇中的一个大姓。 解放前，合川易姓族裔香火牌位上除了标明“太原”郡望，有条件的人家，厅堂还悬挂“其后必大”的匾额，幼时不明其义，解事后阅史籍，方知其出典与易姓出自毕万后裔之说有关。《左传·闵公元年》“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也。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剔除古人迷信成份，如果把“其后必大”的“大”，理解为发展壮大之“大”、发扬光大的“大”，那么，不论易姓出自毕万后裔易恺的说法是否准确[13]，它的积极意蕴，对易姓族裔都是重要的，曾发挥极大的鼓舞作用。 合川易氏修谱已有三次。第一次在嘉庆、道光年间，由易玉泽牵头，并亲赴湖南新化问祖寻根、实地调查，前后费时多年而撰成的“庚戌谱”；第二次在清末民初，由易光敏主编，费时数载而成于的民国二年的“癸丑谱”；第三次则是在上世纪抗日时期，由易家修主编成于民国33年[1944]的“甲申谱”。从第三次修谱以来，已半个多世纪，如果按30年为一代，已相隔二代，许多耆老已辞世，族裔人口的发展，也以倍数计，现在不进行这项工作，以后来搞，将更困难。宋人说，二十年不修谱，就是对祖宗的不敬。话虽未免过份，也不是没一点道理。

李白的身世可谓是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不过通过多方资料记载李白是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的身世应该是真实的。 

  于李白的身世，最原始、最权威的记载只有两个，一是李白后认的族叔（从叔）、宣州当涂县令李阳冰的《草堂集序》，另一个是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范传正为李白所作的墓志铭《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后世所有李白传记中凡涉及身世、籍贯等等问题，皆依据于此。 

《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文》中写到过李白单名一个白字，字太白，他的先祖是陇西成纪人因为战乱他的家谱已经找不到了。他是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隋朝末年因为天下大乱，他的家族中有一部分流落到了碎叶。自此李白家族人员散落，无法完全统计核实。 

  李白在晚年的时候投靠到一个族叔李阳冰，李阳冰受李白之托为他作了《草堂集序》。李阳冰《草堂集序》：“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圭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为名，然自穷蝉至舜，七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翻译过来就是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神龙初年逃归到蜀汉。 另外在诗文《长安裴长史书》中李白自己曾写到我本出身金陵，因常年战乱，先祖蒙难，一度流落咸阳附近。根据《新唐书》的记载显示，李白是梁武昭王的第九代世孙，如果按照这个说法的话，那么李白就和唐太宗李世民是同辈族弟。

奉（fèng）姓源出有： 源出嬴姓，出自秦献公第二子嬴季昌，属于避乱改姓为氏。春秋时期，秦献公嬴连(公元前384～前362年在位)的二儿子叫嬴季昌，因反对他的兄长秦孝公嬴渠梁(公元前361～前338年在位)重用商鞅，在变法运动中遭到秦孝公的迫害，因而而改姓“奉”，之后潜隐于奉家山附近。始修于元朝大德年间(公元1307年)的湖南新化奉家山《奉氏族谱》中记载：“吾族本姓嬴，自吉公而易姓，至弼公……递传献公生二子，长名渠梁，即秦孝公也，次名季昌，乃吾易姓之鼻祖也，因孝公用商鞅，坏古制，开阡陌，私智自矜，刑及公族，我祖睹权臣之乱政，痛旧典之沦亡，逆鳞累批，爰鞅犯禁，效采药遗踪，由桂林象郡徙江吉永丰，潜隐于濠，易姓为奉，更名吉。敛迹韬光，以避其难。为纪念祖宗，不忘根本，将嬴秦的秦字除掉下面两点为‘奉氏’。”嬴季昌在避秦乱隐姓埋名之后，不敢向社会公开。据其族谱记录，嬴季昌在奉家山居住了四十多年后，“才‘语其子’”，即将自家的身世告知儿子自己是秦国王公贵族的事实。

在嬴季昌的后裔子孙中，有回复嬴姓者，但多数仍沿袭先祖所更之姓，称奉氏，世代相传至今，史称奉氏正宗。嬴姓奉氏族人皆尊奉嬴季昌为得姓始祖。 源于姜姓，出自秦、汉之际齐国名士娄敬，属于以帝王赐号为氏。此支“奉”氏乃出自汉高祖刘邦属下重臣、著名的齐国奉春君刘敬之后。刘敬，原名娄敬，西汉谋臣，是齐国卢人(今山东济南长清区)。在刘敬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号为姓氏者，称奉氏，世代相传至今。据该支奉氏家谱文献《宁远奉氏氏族源流》的记载：“奉氏源于汉封奉春君，后以官为姓。始祖奉洞然，原籍江西泰和县鹅井塘，南宋时偕弟奉永济、奉永荣迁永郡北关外之司马塘。奉永济复迁桂阳州石马塘。奉洞然、奉永荣复迁宁远之南关外奉家山安塘，奉洞然三迁邑之东乡云塘。由奉洞然迁湘传二十八代。”

姜姓奉氏族人皆尊奉娄敬(刘敬)为得姓始祖。 源于古越族，出自战国末期西南地区民族大迁徙，属于以历史性状称谓汉化为氏。奉氏在史籍《千家姓》中记载为“桂林族。”发源于古代生活在灵川府一带(今广西灵川)的古越民族，时有分散式政权模式的古越国。古越国于周显王三十五年(楚威王熊商六年，公元前334年)被楚国征灭，破国后的越王诸子孙，为躲避战乱，分散逃亡，一支辗转至江南两广海滨一带，另有一支向岭南腹地、中南半岛迁移。在古越族语言中，“俸(奉)”字意为“分离、分散、分裂”之意，世代相传，至今在傣族、瑶族的语言中，“俸(奉)”仍保留有原义。为纪念此次族民的大迁徙，许多古越族支均以“俸(奉)”为族号，后演化成为姓氏，称俸氏，后有人在汉朝时期简化为奉氏，至唐、宋之际普遍出现“奉”姓氏。俸氏族人在广西地区的一支大部分随当地改为了瑶族；而在云南地区的一支大部分则随当地改为傣族；但在四川、江西、湖南地区的奉氏则大多被融合于汉族。奉氏如今是湘南、湘西南少数民族中操持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瑶族大姓。讲南亚语系·高棉语族·瑶语支的盘瑶，其《过山榜·十二姓》中即有奉氏；讲汉藏语系·汉语族·平语方言的“平地瑶”，其姓氏以盘、奉、包、沈、唐、黄、李、廖、邓、任、高(徐)、彭(翟)十二姓为主；而讲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花瑶、八洞瑶中也有奉氏。

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各民族的迁徙和不断融合，少数民族的姓氏成为汉族姓氏、或汉族的姓氏成为少数民族姓氏，都已是历史存在的事实。

1．周文王十五子毕高之后。1993年湖南、四川、江西、湖北等省近百万易姓子民在国内外易姓友人的资助下再次在湖南省隆回县举行易姓宗谱修缮，老族谱中明确记载易姓系周文王十五子毕高之后，由太原南迁而来，并规定后人不可外泄。

2．来自姜姓，以易为氏。武王伐纣时，姜尚担任统兵的军师，协助武王取得了胜利，赢得了武王的信任。封他于齐。后来又封他的子孙于易地，这一部分姜尚的后代于是以地名作为姓氏，为易姓。这就是河北易氏的由来。

3．出自齐大夫易牙之后，以先人的名字作为姓氏。春秋时有齐王的宠臣壅巫，字牙，因采食于易邑，也叫易牙。此人精于烹调技术，但性善逢迎，存有野心。管仲死时曾说易牙“杀子适君”，违反人情，不可重用，但齐王不听。管仲死后，易牙与竖刁、开方共同专权，齐王病了以后，他们趁机作乱，杀掉大批官吏，并将太子赶出皇宫，立公子无亏为国君。后来被其他的大臣所杀。易牙的子孙以易为姓称易氏。是为山东易氏。

4．出自姜太公后裔，以封邑名为氏。据《姓氏考略》所载，姜太公后裔有被封于易州（今河北省易县一带），且以封邑为氏，称为易姓。是为河北易姓。

5．出自以地名为氏。据《通志·氏族略》所载，古有易州（今河北省易县），州人以地为氏，称为易姓。

6．出自少数民族源流有易姓。彝、水、苗、土家、纳西等族均有易姓。

7．出自周武王后裔。衡阳易姓谱言易姓本姓姬，姬昌兄弟后代。居易水而姓，衡阳易姓系长沙易雄之后，并言及易牙本名狄牙，传易牙为易姓始祖当纠正。 易氏的发源地主要是河北和山东。易氏的早期情况，缺乏史料，直到三国时期才有了一些零星的记载：三国时期有雍州刺史，魏郡人；西晋有舂陵令易雄，浏阳人；前凉有将军易挺；唐代有大理评事易重，并在当地安家。由此可知，易氏三国至唐代分布于今河北、湖南、甘肃、江西的一些地方。从宋代开始，见于史册的易姓逐渐增多。北宋有画家易元吉，长沙人；宋太宗时有大理丞易延庆；元代时有易炳文，襄阳人。可见易姓在宋元时期还分布于今山西、广东、山东、湖北等地。明代有易节，万载人，永乐进士；学者易翼之，腾越人；易元贞，桂林人，官至崇阳令；易时中，晋江人。这说明易氏在明代已有迁如今贵州、云南、广西、福建者。

清朝至现代，易氏主要是在江南发展繁衍。新加坡有易姓华侨。 1．郡望

济阳郡：晋惠帝时分陈留置郡，治所在济阳。相当于今河南兰考东境、山东东明南境。

太原郡：战国时秦庄襄王四年置郡，治所在晋阳。秦时相当于今山西五台山、霍山以北等地区。北魏时相当于今阳曲，交城、和顺间的晋中地区。

2．堂号

主要有纯孝堂、植栗堂：宋朝时，易延庆为奉礼郎，出任临淮县县令。后因父丧守墓而辞官，服满又任大理丞。后又因母丧回家葬母，他母亲生前爱吃栗子，于是他守墓时在母亲墓旁种了两棵栗子树，后来这两棵树竟然长在一起，成了连理。墓前又生出两棵灵芝。人们都说这是他的孝行感动了上天，称他为“纯孝先生”。衡阳易姓为太原堂。 甲公列传（转自湘潭易氏家谱）

甲公楚人，黄帝之后。其先有食采於易水者，因以易为氏。公赋性劲爽，乡里有义士之目。白公胜闻而慕之，愿纳交焉。及胜将弑惠王（春秋时，前488---战国，前432年）及子西，欲得公助，陈士勒兵以示曰：”与我，无患不富贵；不吾与，则此是也。”公笑曰：”子常言吾义矣，今忘之乎？立得天下不义，吾不取也。今子将弑子之君，而使吾从子，非吾前义也。虽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忍为也。子行子之威，则吾亦得明吾义也。逆子以兵争也，应子以声鄙也。吾闻士立义不争，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颜色不变，遂遇害。（考：此传采自西汉刘向《新序》史籍和鄂谱误作申公）

远孙仁福，东汉章帝元和二年（85）自太原迁居会稽郡吴县，有名於时。其后有万年者，蜀汉章武二年壬寅（222）自吴县迁长沙之浏阳，三传而生雄公，自有传。

赞曰：猗与鼻祖，轩胄遥遥。国称义士，遂志危朝。利不为谄，威不能桡。世滋芳烈，奕叶用昭。

中国人的特点是人口繁殖比较快。不是说中国人的繁殖能力特别强，而是中国人有一种观念，就是“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人有个风俗，就是要写家谱。所以中国人特别是要生儿子，如果没有儿子，中国人的姓氏家谱就写不下去了。为了保证有儿子可以写家谱，中国人也要生个不停。当然要多生孩子的原因还有许多，比如养老，经济互助，家族势力比较大也会增加抵御灾难的力量等。

可是繁殖人口也一定要有一定的条件就是要天下太平。要是天下不太平，人口就没法发展起来，反而会因为战争杀戮而减少。黄巾起义后诗人写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就是动乱导致人口锐减的写照。如果我们因某个原因实现了天下太平。那么人口就会非常快的繁殖起来，然后因为人口的快速发展而耕地却不会增加。那么人均的耕地面积就会减少。正象马尔萨斯所描绘的那样，在同样的土地上增加劳动并不会成比例的增加粮食。那么人均的粮食就会减少。这样一来，一旦有点天灾，那么就会缺粮，然后缺粮的人民就会造反。使得太平天下变成动乱。动乱一起，战争和杀戮又会使人口剧烈减少。等人口减少了，粮食压力就变小了，这样一来，某个时候天下又会太平起来。可太平后的中国人口又开始快速增长。然后增长的人口又孕育着下一次的动乱。这就造成了天下从乱到治和从治到乱的循环历史。这是王朝循环的第一个原因。

其实每个新王朝从开始的时候都并不是腐败的。而是效率很高的新政府。因为从动乱中走出来并且能击败其他竞争者的组织必定有其效率方面的优势，这是残酷的竞争淘汰使然。低效率的组织一定不能成为竞争中的胜利者。那么这个高效率的新政府在执政和平时期以后会有什么变化呢，就是逐渐的腐败变多了，效率也变低了。那为什么和平时期政府就变腐败了，动乱时期就不会呢？因为动乱时期组织一定要保持效率和竞争力，任何腐败现象都必须及时铲除，否则恐怕组织就会面临竞争失败的局面。那么和平时期为什么会导致腐败呢？和平时期竞争者失了，政治局面从多家竞争变成组织的独家经营。问题是失去竞争也失去了保持效率的必要性，组织对腐败的容忍度也就逐渐增大。比如1950年代，天津市委书记腐败，贪污了一万元，（大约相当今天的十几万元）毛主席就特批将其枪毙。可50年一过。到了21世纪初期的今天。某贪官贪污腐败两千万，是五十年前贪污大案的100多倍。可法院判刑只不过是死缓。因为还有几亿，几十亿的更大的贪腐案件。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中，贪污一万就是大案，必须毛主席亲自来处理的话，五十年后的今天几千万的贪腐已经比比皆是，见惯不怪了。腐败会极大地腐蚀干部队伍。然后各级腐败干部就会压迫和盘剥人民，这种压迫和盘剥达到一定程度人民就就会承受不了，（官逼民反）于是造反就会把和平变成动乱。腐败不仅会把人民逼反，而且会降低了政权控制动乱的能力。这往往会导致旧王朝在动乱中垮了台。（民能载舟，亦能复舟）于是开始新一轮的军阀混战。军阀混战中又会有一个效率比较高的，腐败比较少的军阀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新王朝的统治者，和平以后，新王朝又开始新一轮的腐败过程。从而开始孕育了新一次的动乱。这是王朝循环的第二个原因。

在动乱中，军阀中会有比较有效率的军阀竞争成功，这时军阀组织中冗员会比较少。因而人民的负担也会比较轻。可是这种状况是不会一直下去的，问题的英国人发现的帕金森定律在中国一样有效。就是（和平时期的）行政组织会不断的自我扩张。并且是无法改变。现代中国人说精简机构工作的结果是：机构越精简越多。机构象一个砍不完的多头怪物，你砍了它一个头，它又长出十个头。比如49年中国初解放时期，财政负担的干部与人民群众的比例是1:400。五十年后的今天这个比例是1：26。仅从人数上看人民群众的干部负担就增加了十五倍，这里面还没有谈到今天干部的待遇的极大幅度的增加。为什么政府单位会如此扩张呢？因为在中国，政府官员的待遇是远远高于一般人民群众的。所以参加到政府里去就成了最好的改善自身利益的途径。在这样人人都想加入政府的洪流中，（现代公务员考试的录取比率是1:1000）每个干部也都想把自己的子女，亲属，朋友都拉进来。如果各级官员都想这么做，那么政府的膨胀和扩张就是必然的，任何精简活动都会遭到极大的阻力，并且只能有一时的效果。（朱镕基搞机构精简的时候，说不怕丢官，不怕丢命）。问题是不断扩张的官员人数和不断提高官员待遇的过程中极大地增加了人民群众的政府负担。到事情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人民就不堪重负。于是造反和动乱就开始了。动乱以后，竞争中有新的高效率的组织扫平其他低效率的组织重新上台。开始时新组织效率较高，人数较少，人民负担较轻，经济就有一定发展，新王朝的新和平时期也有一个国泰民安的新时期。可是以后政府官员又开始膨胀，人民负担又开始增加，到了某个临界点，动乱又会开始。这是王朝循环的第三个原因。

每个新王朝新建立的时期，贫富差距还不是特别的大，财富和土地的兼并也不是特别的严重，社会公平还有个起码的标准，这时候社会基本上就还是稳定的。可是在和平持续的过程中，在官员腐败越演越烈的过程中，权势和富人不断的兼并土地和财富。朱门酒肉臭的，路有冻死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不公平的感觉越来越深，穷苦人民的怒火越烧越旺。问题加重到了某个临界点，动乱也会发生。旧王朝也可能会灭亡，以后的军阀混战和竞争又会大浪掏沙地筛选出一个比较好的新政府。问题是新王朝在全国一统的和平时期又会开始新一轮的财富和土地的兼并过程从而孕育着人民新的怒火。孕育新一轮的王朝更替。这是王朝循环的第四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