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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全部内容：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一集：《前世今生》

走进徽州，走进徽州的村落。

像很多落户徽州的宗族一样，西递的胡氏，也是带着一个百转千回的故事来到这一片山水之间的。

《西递明经胡氏壬派宗谱》说，西递的胡氏本来姓李，他们的祖先出自帝王之家，他们是唐朝李世民的后代，落在徽州，便长成西递的平常人家了。

胡门一族从婺源迁到了西递，并在西递生根发芽，然后枝繁叶茂。

追慕堂是建在西递的胡家祠堂。

走马楼坐落在西递村头，这一幢修建于道光年间的建筑，是西递的胡家常说常新的话题。

我们从走马楼上下来，走了很远的路，还能听到落日的楼头，传过来的琅琅书声。

2000年的岁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西递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专家们说，这样的乡村是古老文明绵绵不绝的化石，是中国乡土建筑的典范。

一同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还有宏村。

前来宏村考察的专家说，青山绿水的自然风光蕴含着无限的优美。

在这样的背景下，是古老而朴素的民居和宁静又悠深的街巷，这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意大利的威尼斯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可是这两个地方都是大城市，像宏村这样的乡村，真是举世无双啊。

聚住在宏村的是汪氏宗族，宏村的故事，它的开始与西递并无二致。

“山为牛头，树为角，桥为牛腿，屋为身，凿湖作牛肚，引泉为牛肠，”宏村是牛形的村落。

在宏村的承志堂，我们见到了大堂之上，安然端坐在太师椅上的徽州。

承志堂是清末宏村盐商汪定贵的私宅，四处奔波经营有方然后腰缠万贯的汪定贵最明确的想法是，富贵不归故里光宗耀祖，就像是穿一身华丽衣服在黑夜里行走。

如果说流水使宏村添了隽秀和灵动，那么，坐落在宏村的南湖书院，使这一方水土，又多了几分书卷气。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二集：八千里路

徽州人不蹲家，经营走八方。

无徽不成镇，离开家园的徽商，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大的商帮集团。

山和山环抱之间的徽州，流水是进出的道路。

“深潭与浅滩，万转出新安”。

在徽州，因为新安江，这条徽州的母亲河，这流水两岸美丽的风景，才有了沧桑的意蕴。

“歙山多田少，况其地瘠，其土骍刚，其产薄，其种不宜稷粱，是以其粟不支，而转输于他郡，则是无常业而多商贾，亦其势然也。

”这是清朝洪玉图写在《歙问》中的一段话，因为地少人多，山上又收不了更多的庄稼，加之赋役繁重，社会动荡，灾荒迭作，为了生存，徽州人开辟出了一条经商之路。

在杭州胡雪岩旧居，粉墙高耸，仰望这一片天空，或许当年胡雪岩抬头时就已经想到了天有多高，心就有多高。

而最初的时候，胡雪岩只是杭州一家钱庄里的学徒。

自1860年开办钱庄起，仅仅四五年时间，胡雪岩就赢得了“红顶商人”的美誉。

在官场，胡雪岩更是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因为倾心囊助左宗棠，1878年，胡雪岩受朝廷嘉奖，封布政使衔，赐红顶戴，紫禁城骑马，赏穿黄马褂。

这样的荣耀在清朝是绝无仅有的。

胡庆馀堂是胡雪岩全盛时期创办的药店。

胡雪岩说“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

”这是胡雪岩的生意经。

在徽州，在胡雪岩故里，再一次体会红顶商人经过的历程，体会这位清代巨贾起起伏伏的人生，我们发现，有一些东西，是矢志不移的。

吴士东在苏州阊门外开了一家小铺子，有一点生意。

1860年，太平军攻陷苏州，商家也纷纷关上店门四处逃散。

就在这个时候，江西商人满载丝棉织品的货船驶进了苏州城。

可以前的老主顾不少都弃店而逃了，走投无路的江西商人一抬眼看到了吴士东的小铺子。

吴士东说：“我这间小铺子，屯不下这么多货啊！”江西商人说：“屯下多少是多少，余下来的扔掉也行，不然，要我自己扔，实在是太心痛了呀！”说完这句话，江西商人急急地离开了多事之秋的是非之地。

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吴士东东奔西走，把江西商人的货物散发给各地的商家。

世道太平了，吴士东碰到再次来苏州的江西商人，首先做的一件事情，便是将货款交到他手上。

所以我们说四海为家的徽商，创造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还有诚信，这是广大徽商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扬州，乾隆经过瘦西湖的时候，因为这一片隽秀的风景而心旷神怡，然后十分随意地说了句，要是有了白塔，几乎就是京城的北海了。

立在一边的徽州大盐商江春听了这话，微微一笑，胸有成竹，连夜用盐在瘦西湖上树起了一座白塔。

难怪有人说，徽商以自己的才智和勤奋，以自己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使一个在当时有点瘦骨伶仃的扬州，丰腴滋润起来了。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三集：书香门第

朱熹是婺源人。

出生在福建的朱熹，时常地想起婺源。

朱熹说：“此夕情无限，故园何时归。

”回到婺源的朱熹，经过县城北门的郊外，看到幽静而坦然的山边，一泓清水缓缓流过，朱熹说，我从前在梦里到过这里的呀，这是什么地方啊。

他的学生告诉他，这里就是朱绯塘。

再一次经过朱绯塘的时候，朱熹脱口吟咏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泉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康熙皇帝曾经这样评价朱熹的学术思想：“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

”为什么徽州人对于朱子理学的传承这样毅然决然？徽州人说，这是因为我们是朱熹的乡里乡亲，我们要保持煌煌千年的邹鲁之风，所以我们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

徽州人就这样唱响了新安理学。

朱熹说：“读书志在圣贤”，辽阔的徽州积极响应，这一唱一和成就了徽州“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千古佳话。

走南闯北的徽商，做各行各业的生意，他们相同的个性是左儒右商和亦商亦儒，他们相同的志向是使自己的后代业儒入仕，所以在徽州创办书院蔚然成风并且经久不衰。

坐落在歙县的 书院，是为祭祀朱子而建，是徽州境内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教育中心。

还有竹山书院，还有南湖书院。

正是这种风气的推动，使得徽州人在科举仕途上竞跑特别起劲。

自唐以来，徽州地区共出过2081名进士，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数字。

在程朱阙里，我们感受到的是，在这片土地上，古往今来，无论是历史事件还是故事传说，无论是达官贵人的显赫，还是贩夫走卒的坎坷，都折射着程朱理学的光芒。

戴震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另一位硕儒，也是徽州人。

朱熹说，存天理，灭人欲。

戴震却说，以理杀人，是违背原始儒说精神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戴震的思想无疑“启导了19世纪的一线曙光”。

然而，从戴震故居中走出来，立在“东原桥”头，竟意外地感到一丝迷惘，关于戴震，关于戴震坎坷的一生，我们久久难以平静。

顶商人经过的历程，体会这位清代巨贾起起伏伏的人生，我们发现，有一些东西，是矢志不移的。

吴士东在苏州阊门外开了一家小铺子，有一点生意。

1860年，太平军攻陷苏州，商家也纷纷关上店门四处逃散。

就在这个时候，江西商人满载丝棉织品的货船驶进了苏州城。

可以前的老主顾不少都弃店而逃了，走投无路的江西商人一抬眼看到了吴士东的小铺子。

吴士东说：“我这间小铺子，屯不下这么多货啊！”江西商人说：“屯下多少是多少，余下来的扔掉也行，不然，要我自己扔，实在是太心痛了呀！”说完这句话，江西商人急急地离开了多事之秋的是非之地。

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吴士东东奔西走，把江西商人的货物散发给各地的商家。

世道太平了，吴士东碰到再次来苏州的江西商人，首先做的一件事情，便是将货款交到他手上。

所以我们说四海为家的徽商，创造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还有诚信，这是广大徽商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扬州，乾隆经过瘦西湖的时候，因为这一片隽秀的风景而心旷神怡，然后十分随意地说了句，要是有了白塔，几乎就是京城的北海了。

立在一边的徽州大盐商江春听了这话，微微一笑，胸有成竹，连夜用盐在瘦西湖上树起了一座白塔。

难怪有人说，徽商以自己的才智和勤奋，以自己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使一个在当时有点瘦骨伶仃的扬州，丰腴滋润起来了。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四集 归去来兮

徽商经商的原始资本，大多与宗族有关，所用的伙计，也多为族人，所谓“携族人乡党与共事”。

而徽商宗族通过科举在朝中谋取的政治势力，也为他们的行业垄断，特别是盐业垄断，提供政治靠山和官僚庇护。

靠宗族势力发展起来的徽商，衣锦还乡，首先想到的就是建造祠堂与牌坊，兴办义学和义庄，他们觉得，这是荣宗耀祖，也是光耀门楣。

然而，这样的光荣消耗了徽商大量的资本，徽州也因此失去了再造辉煌的良机。

历史上的徽州 曾经有过6000余座大大小小的祠堂。

在徽州，过年最神圣的朝拜，就是祠堂里的祭祖。

从任何一座祠堂说起，都会有一个引人入胜的开始。

我们走过胡氏宗祠的时候，感慨万端。

胡氏宗祠建在“龙凤相对，天马奔腾”的风水宝地上，因为龙川是一艘船的形状。

有人说，胡氏宗祠是“木雕艺术的殿堂”，也是“中国古祠一绝。”

徽州的祠堂，大抵分成三井，第一井的“仪门”也叫“大门”或“大厅”，穿过仪门就是“享堂”，第三井是“寝”。

在古老的徽州，祠堂和宗谱是庄严神圣至高无上的。

聚族而居的徽州村庄里，祠堂是一种标志，标志一个宗族从前以来的荣耀和流光碎影中的源远流长；祠堂是一种象征，象征了一个宗族的一脉相承和众志成城。

如果说去北京，可以了解明清帝王的历史，到徽州就能了解明清的平民生活；如果说去故宫能够读懂封建专制制度，在祠堂就能够明了中国的宗法家族制度。

在徽州，最能体现故园这个意义的，是宗族；维系这层血缘关系的主要纽带，则是卷帙繁多的家谱。

和修祠一样，对一个宗族来说，修谱也是一件神圣的大事。

在古老的徽州，祠堂和宗谱是庄严神圣至高无上的。

作为宗族事务管理者和实施者的化身，祠堂有形、无形地维系着整个宗族的利益，徽州出状元，和宗族在教育上的投入，也有很大的关联……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五集 阳历阴历

大学士许国所建的八脚牌坊，在当时极其罕见，留到今天也是独一无二。

早许国坊6年建成的胡文光刺史坊树立在西递村口，牌坊上有32支镂空的花翅，大家说这32支花翅恰好与胡文光为官32年相吻合，看来是冥冥之中的天意。

从前的有钱人家，可以造个园子，也可以建一座亭子，但不能随心所欲地建造牌坊，牌坊是国家树立的典范，是皇帝亲自批准的最为隆重的表彰。

建造一座精雕细刻大气磅礴的牌坊，钱主要靠牌坊的主人和乡里乡亲来筹集。

贞白里坊建于元代，是徽州大地上惟一一座没有经过皇帝恩准的、最古老的牌坊，是郑村的老百姓自发捐资，为郑千龄建造的。

在槐塘，我们见到了记载着朱元璋与 书院山长唐仲实对话的“龙兴独对坊”。

在徽州，牌坊和民居、祠堂称为“三绝”，从元朝到清朝，徽州的山山水水之间，曾经树起过千余座牌坊，大家说徽州是“中国牌坊城”。

棠樾的鲍氏家族，是一个以封建“孝悌”为核心，奉行程朱理学、恪守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宗族群体。

因为忠君，鲍象贤为自己赢得了“尚书坊”；因为孝行，鲍氏家族树起了“慈孝里坊”、“鲍灿孝行坊”和“鲍逢昌孝子坊”；而“吴氏节孝坊”、“汪氏节孝坊”是鲍氏家族的女人用她们的贞洁换取的荣耀。

按照程朱理学的标准，忠、孝、节、义是四位一体、相得益彰的。

深受程朱理学熏陶的鲍氏家族下定决心，一定要建起一座“义”字坊，让家族的荣光流芳百世。

据《歙县志》记载，鲍漱芳“屡次捐输，叠奉恩旨，以优议叙，加十级”，就这样，嘉庆二十五年，填补棠樾村又一项空白的“义”坊建成了，上面赫然写着“圣旨”、“乐善好施”等大字。

品读这样的牌坊群，我们仿佛是在翻看一个家族辉煌而又沉重的家谱。

还有丞相状元坊，还有同胞翰林坊，还有徽州最小的双孝节坊。

一次又一次，我们还与贞节牌坊相遇，与程朱阙里的“三纲五常” 相遇，仿佛听到了滴落在岁月深处的一声叹息。

歙县新南街，建于1905年的贞烈砖坊，这是徽州大地上建造的最后一座牌坊，贞烈砖坊旌表的是65078个节妇和烈女。

徽州女人，就是凭着遥遥无期的贞节，和义无反顾的刚烈，换来了贞节牌坊上的“节劲三冬”和“一庭冰雪”的“旌表”。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六集 人间词话

“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

”这一句唐诗，是婺源彩虹桥这一座风雨廊桥桥名的由来。

蹲在阳光下的万安老街，有一点老态龙钟，唐朝以后，它便成为重要的商埠和码头。

到了明清，万安老街已经名列休宁街市之首，依照民间的说法是“小小休宁城，大大万安街”。

万安老街上的吴鲁衡没有背井离乡，他在方秀水罗经店里做一个小学徒，然而这位貌不惊人的孩子，竟是长成了名声赫赫的一代罗经大师。

罗经是风水先生对于罗盘的敬称。

吴鲁衡罗经在当时是受到欢迎的优质产品，二百年后，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了金奖。

少年的程大位已经是村子小有名声的算学天才了。

20岁的程大位离开家乡，踏上了“遨游吴楚访名师”的漫漫长路，20年过后，程大位回到家乡，开始了《算法统宗》的写作。

又过了20年，一部集各种算理算法之大成的著作，在徽州乡村编撰成功。

此时，程大位已经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对于运筹国计民生的仕宦之途望而却步时，就开始了弃儒业医悬壶济世的生涯。

创造了营卫学说的新安医药大家汪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在老桥上走过，我们想起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惟一提到的是中国徽州歙县人王茂荫，还有婺源人詹天佑，以及他们远去的背影。

与 桥毗邻的是渔梁坝。

“ 之麓，绝流为梁，潴为渊，”这是渔梁坝名字的由来。

专家还说，渔梁坝的设计、建设和功能，均可与横卧岷江的都江堰相媲美，这也是祖国水利史上的一个意外。

在徽州人的心目中，渔梁坝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一是因为渔梁坝可泄洪防旱，二是因为它能截流行船，三是因为它能美化环境。

所以他们心连石坝，魂绕渔梁，历朝历代都把坝之兴衰作为徽州兴衰的标志。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七集 月到风来

因为黄山，徽文化的韵味才更显得明净而淳厚。

因为徽文化，黄山的自然风光才更显得动人而灿烂。

徐霞客说：“薄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

”别的山是以形态取胜，而形态是能看得够的，黄山靠变化取胜，但变化是看不完的。

走过黄山的画家石涛，如鱼得水，石涛说自己是“搜尽奇峰打草稿”。

以黄山为题的画家，成百上千，石涛是应该是其中的佼佼者，但石涛说，“渐公游黄山最久，故得黄山之真性情也。

即一木一石，皆黄山本色。”

石涛说的渐公，就是渐江和尚。

渐江，俗名江韬，法名弘仁，别号梅花古衲，徽州歙县人，是明末的生员、新安画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

在黄山，猿鸟都不去的地方，渐江去了，猿鸟都没有看到的景色，渐江看到了，然后，久久地独坐在这样的景色之中的渐江，和黄山促膝谈心。

他们的谈话，渐江用书画的形式，记在纸上，《黄山画册》便是渐江以至灵之笔传写黄山真性情的精心杰作。

“不但惜墨，而且惜笔，看似枯寂，细玩之，神味耐人咀嚼，”这是渐江一贯荒寒冷逸的艺术风格。

新安画派源远流长，如果说渐江是超凡脱俗的峰回，那么黄宾虹就是标新立异的路转了。

黄宾虹一生九上黄山，于山于川，可以说是“身到，心至”。

黄宾虹大器晚成，“先生七十后，夺得造化之精英，图写自然，千笔万笔无一笔不是，年过八十，尤见精神。

”八十岁的老人，“取古人之长皆为己有，而自存面貌之真不与人同，”所谓“黑、密、厚、重”的风格，正是黄宾虹进入艺术巅峰时期最显著的特色。

最初的时候，国内著名的墨工因避乱来到徽州，手艺代代相传，制墨也生生不息。

而黄山上漫山遍野的黄山松，是制墨最好的原材料，这样的珠联璧合，使徽墨水到渠成地名扬天下。

徽墨的创始人是李廷珪，他使碌碌无名貌不惊人的徽墨，出落得“丰肌腻理，光泽如漆。

”一代代徽州墨工，使黄山上的松树，以一种人文的姿态，展示在一朝一代的册页之中了。

在徽州，和徽墨一样悠久且赫赫有名的是歙砚。

徽州的文人墨客，几乎都有一段与歙砚相关的故事，与笔墨比较，砚石仿佛更是终身的伙伴。

歙砚的好，好在质地，好在雕刻，好在铭文。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文房四宝，徽州的风花雪月才是如此的动人心弦。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八集 云外山河

沿新安江两岸山水尽得风流，一叶扁舟顺流而下。

船靠岸的地方，赤岭村和黄潭源的陶氏，就是桃花源了，就是陶渊明的后人。

镶嵌在民居、祠堂和牌坊之上的砖雕、石雕和木雕，称之为徽州“三雕”；三雕使三绝别开生面精妙绝伦，三绝使三雕天衣无缝容光焕发。

衣锦还乡的徽商，开始建祠造楼，但当时的政策规定：“庶民庐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

”灵机一动的徽商，将功夫放到精雕细琢上，三雕应运而生。

“三槐堂”精美绝伦的木雕，让我们怦然心动。

依旧是走在黄潭源的路上，我们的眼前闪过了清贫人家发愤苦读的少年陶行知。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和马牛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黍稷下功夫，”“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样的情怀，这样的教育理念，至今依旧焕发着经久不衰的魅力。

陶行知的好友，也是他的同乡、同学的胡适，一样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风云人物。

在胡适故居，我们想起了一个传统的小脚女人江冬秀。

对于母亲给他安排的这桩婚事，胡适不是没有意见，但作为新安理学熏陶下的徽州人，他最终却无法决绝，更无法与他心仪已久的新派女子曹诚英结为秦晋之好。

和鲁迅一样，胡适先生是反对旧道德、旧文化的急先锋，但同时又是旧道德、旧文化的牺牲品。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九集：花雨弥天

在徽州，傩戏就是贴在春天里的对联。

最初的时候，傩，是徽州乡村驱鬼逐疫的一种形式，后来，傩的表演中，有了人物和故事，傩也就成了一种特有的戏剧形式，徽州人说，这就是傩戏。

徽州的乡村，看戏的热情是高涨的，演戏的日子也肯定是不少的。

目连戏是徽州古戏台上，演出最多的剧种。

目连戏是一个剧种，又是一个剧目，说的是目连为救打入地狱的母亲历尽千难万险的故事。

徽州人说，目连戏“出在环沙，编在清溪，打在栗木”，指的是这一个故事发生在环沙，而编写《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的郑之珍是清溪人，“打”就是演出，要说目连戏的演出，栗木的戏班首屈一指。

“一年目连三年熟”，说的是村子里邀请目连戏班前来演出的费用，还是比较昂贵的。

与目连戏一样，在徽州生长的，还有徽剧。

和徽剧最有关的人物是曹文埴，回徽州之前，曹文埴去了一趟扬州招了一班童伶，他将他们带到徽州去，让自己在徽州说起曹文埴，更多的话题是“父子尚书”以及栽在竹山书院的桂花。

户部尚书曹文埴在京城官场上呆了28年后打了离职报告，并得到了乾隆的批准。

的老母亲在歌舞升平中颐享天年。

为了取悦老母亲，用心良苦的曹文埴开始了扩大和改进戏班的努力，首先是从附近的戏班中请来老艺人做教师，对童伶们加以辅导，丰富和改进了原来的唱腔，当徽州腔和昆腔不再是楚河汉界的时候，传统的弋阳腔一变之下，成了二黄平板，这也是后来徽班进京所采用的主要唱腔。

1790年8月13日，是乾隆80岁寿辰，曹文埴把自己私家的“廉家班”更名为“庆升班”，赴京晋庆。

曹文埴家班的这次演出，共演了《水淹七军》、《奇双会》等八出戏，皇亲国戚们于是称赞不已。

“庆升班”沐浴龙恩，给当时在京城献演的“三庆”徽班也壮了声威，更为后来的春台、和春、四喜等徽班晋京开辟了道路。

一时间，“徽戏”名声大噪，看“徽戏”成了京城一度流行的时尚。

“四大徽班”进京后，经常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演出。

在不断的同台演出中，逐步以徽调的“二簧”和汉调的“西皮”为基调，又吸收昆曲、秦腔以及梆子等戏曲的曲调、演技，揉和在一起，形成了日后成为国粹艺术的京剧。

就这样，徽剧从乡野走向了皇城，走向了中国戏曲艺术的最高殿堂。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十集：逝水流年

李白在洛阳游山玩水的时候，看到同华传舍的墙上题着一首诗。

诗是徽州的一位名叫许宣平的隐士题的，李白记住了许宣平的名字，并且有了去徽州的念头。

李白第一次泛舟新安时，与许宣平失之交臂，再一次来到新安江边，却是人去船空了。

同样是与李白有关，还有太平桥、桥头的“太白楼”。

和李白一样，唐伯虎去徽州不单单是游山玩水，还是因为一个名叫程敏政的徽州文人。

唐伯虎到南京参加乡试，名列榜首，成了名闻遐迩的“唐解元”，然后兴冲冲地往京城里赶，他是去一试身手的，也是想大展宏图的，不料却陷身科场舞弊案，以为要衣锦还乡的唐伯虎，锒铛入狱，甚至险一点丢了性命。

唐伯虎涉嫌科场舞弊，这一年的主考官就是程敏政，程敏政为此蒙冤经历了牢狱之灾。

程敏政去世后的第二年唐伯虎到了徽州，想起从前读过的程敏政的《游齐云山记》，唐伯虎就上了齐云山，一气呵成地写下了《紫霄宫玄帝碑铭》。

被古老的徽州深深感动的，还有谢灵运、苏辙，还有范成大、汤显祖，还有郁达夫……

感受徽州，徽州，就是村口的那株古老的樟树，就是竹山书院清旷轩里的满园桂树，就是黄山悬崖绝壁上的一棵松树，就是泡在青瓷杯中的一杯黄山毛峰……

就这样，我们和徽州心心相印——永远的徽州。

瀹坑派干曾孙述，述生三子景瑄、景珍、景珣。景瑄生三子彦超、彦安、彦成（又名承威）。宋景德元年（1004），彦成自浙江桐庐白云村避仇家徙居歙南瀹坑井坞开派，以姓名所居方巷。（瀹潭方毅中存手抄复印本《瀹潭方氏宗谱》则载彦安唐末避乱迁此）。彦成传4世怀绪，族始衍盛。只有这个线索，后面我也查不到了

我是浙江兰溪金湖的，民国以后取名都已不安辈份，所以不从考据用哪些辈份字，同村分为四大家，分别是东西前后头，据说是第二代人兄弟四个，小时候长房有明字辈老人，他们儿子又是文字辈。听老人讲我们是清朝由安徽迁入，应该以前算人丁兴旺，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大厅小厅，但是太平天国战乱人口损失严重，各房头几乎只剩下各一家两家人的样子，对了我们村原来叫上塘坞是一个超级大村，据说有王张周方吴曹何等很多个姓氏，长毛后就剩下一王2张，

清刻家谱一隅·康熙：休宁璜源吴氏族谱

分类：  清刻家谱一隅

清刻家谱一隅·康熙： ◎ 安徽 《 休宁璜源吴氏族谱 》

 励双杰

清康熙六十年刻本，吴铨主修，鉴台公下育德堂刊，三册全。

本谱卷首有吴铨于康熙五十七年秋月所撰的《续修谱启》，云：“……惟是延陵启望，古今不少变迁。即如石岭一支，溯分合已多世次，赖由先代，历有成编，顾自应其公修刊以来，历今百四十年矣；计从璜源祖启基至此，已承二十八传焉。所虞世远人遐，支分派紊，倘或欲亲仁杰，焉能即拒崇韬。匪直惊文献无徵，亦大惧圭璋有玷。昔先君子夙怀修辑，庭训常以为言，乃历岁年，未就编摩，晚节特深其虑。兹者铨幸，给归有暇，先志思酬，是用敬告宗贤，异秉椽笔，以各纪本牒，徧闻族哲，更按鳞图而愽访外支。撰述无取传疑，闻见务期徵信。共襄胜事，协效仝心。剞劂工资，窃原引为己任；缄縢藏本，还希出以共传。各勉仁孝之忱，自不虞乎后至；仝怀承启之原，宁不快夫速成也哉。谨启。”

之后即为同年秋月族众“再叔云龙、世勋、兄士贺、侄孙光裕”的《回启》：“容斋贤再侄先生道足经邦，才堪华国，曩者身膺民社，惠泽弘敷。今兹职列庙廊，经纶益展，固已人咸引领，允推克振乎箕裘；众共倾心，洵足流芳于奕叶矣。乃犹故园念切，一脉情慇，惟兹家谱之未修，恐致历传之失所，派来石岭，前此虽有成编，谱续南园，嗣后更无继志。幸公余之有暇，每忆庭训于昔年，思先志之是酬，爰兾功成于此日，咨询罔遗于近族，蒐罗且遍乎远支，审厥源流，务使有条不紊，严其支派，庶几开卷了然，是诚孝子之用心，抑亦仁人之盛举。龙等向亲光范，备悉悃诚，兹读诲言，更感情挚，自愧才拙，徒向往之有心；无如力绵，实赞襄之无术，惟兾百年旷典，一旦告成，表徃行于名流，金声掷地，裁新编于钜手，异彩开天，嫓美前贤，有光家乘，则桥梓济美，永著不朽之名，亦灵爽式凭，自邀无疆之福矣。谨此启复，无任颙恭。”

接下来又有康熙六十年八月吴铨《续修璜源族谱记略》：“……昔先大夫每阅旧谱，慨然虑是，而以有志未逮为憾。予小子志不敢忘用，是于告归之暇，启闻通族，商酌续修。幸宗贤皆有同心，遂于戊戍（‘戌’之误）秋设局于璜源之长庆堂，遵循旧谱，而推求之……举阅三载余始竣，遵旧谱例，编号分于各支，各房皆一本，更为自后绵绵瓜瓞之张本，而因记今此者之事略如此。”

是可推知吴铨为本谱之主修。

吴铨者，即苏州藏书世家“璜川吴氏”之发轫之始者。马杰《清代苏州的徽籍藏书世家》中说：“在这些居住于苏州的徽籍藏书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历经四代递藏，书香不绝的璜川吴氏。”郑伟章先生《文献家通考》载：“吴铨，字容斋，号璜川，生于徽州歙县之璜源，随其父侨居松江，老而自松江迁苏州渎川望信桥。生卒年未详，雍正时为江西吉安太守，归田后于木渎筑遂初园，因怀旧之思题题其藏书处曰璜川书屋。架上万卷，皆秘籍也。是时载酒问奇而来者，如惠栋辈，皆吴下知名士，遂以‘璜川吴氏’著名于时……当时璜川书屋有两书最为珍奇，一为北宋本《礼记》单疏足本，一为《前汉书》……卒后，《前汉书》以后归当道呈进，入《天禄琳琅书目》；《礼记》则归曲阜孔荭谷家，世遂不得复见。”

吴铨世系详“本编”卷六第“百三”叶：“诰封奉政大夫，讳铨，又名文祖，字绳其，号容斋，由国学生除授广西桂林府全州知州，调太平府养利州知州，覃恩诰封奉直大夫，内升顺天府治中，诰封奉政大夫，又升工部都水清吏司员外郎。生康熙壬子九月初六日，配山斗程云路公女，覃恩诰封宜人，生康熙甲寅八月二十八日，生子亿、仁、儒，女娇英，适苏州即用知县陈双南，闰英适金村候选州同知金声闻，止英字玉峰徐子桓，全英幼；侧室胡氏，生康熙壬戍（‘戌’之误）三月二十六日，生子仪、杰、份，女玉英；侧室程氏，生康熙壬申二月二十九日，生传、佐，女足英、定英。”

这里，不但可以补正《文献家通考》中吴铨的名、字等，连“生卒年未详”的生年，都可以补上，“生康熙壬子九月初六日”，即康熙十一年（1672年）重阳节前三天。

马杰在《清代苏州的徽籍藏书世家》中又说：“吴铨有子二。长子吴用仪，号拙庵。其与江浙诸名士交往甚厚，流连觞咏，座无俗客。用仪亦嗜典籍，藏书在其父基础上‘复购书数万卷于其中，多宋元善本’，是璜川吴氏藏书第二代中的代表人物。此外，吴铨次子吴成佐，号懒庵，同样亦有藏书名。其孙吴志忠云：‘我祖懒庵先生重自搜罗，书楼三楹，环列四周’。其中亦不乏宋元佳椠。成佐藏书处曰乐意轩，藏书印有‘乐意轩吴氏藏书’等，并有《乐意轩书目》四卷。”

从吴铨的世系中可以看出，吴铨共有八子：成亿、成仪、成仁、成杰、成儒、成份、成伟、成佐，其中，亿、仁、儒、份、伟五子早殇。《清代苏州的徽籍藏书世家》说“吴铨有子二”，自然是不对的。说“长子吴用仪”（即成仪），因成亿早殇，把成仪早为长子，也说得过去。但“吴铨次子吴成佐”就不对了，照成仪的推算，最多也只能称之为“三子吴成佐”，因为在他的前面，还有一个吴成杰（已聘副总兵官维扬卓尔坛女）。

另外，说吴铨“生于徽州歙县之璜源，始随父迁居松江”，也不太正确，他的父亲吴中毅，字远公，卷七《列传事略·二十三世》中说：“赠奉直大夫讳中毅字远公，少随父国琏公桥寓上海之周浦。”可知始迁上海者是他的祖父吴国琏（又名同九，字君质），他的父亲中毅公少年时就跟着祖父到了上海。

吴用仪、吴成佐兄弟，《文献家通考》中均有条目，只是都云“生卒年仕履均不详”，这部《休宁璜源吴氏族谱》也可略为补阙。吴用仪，谱中作“吴成仪”，他们兄弟都是以“成”字排行：“成仪，名金，字景华，太学生，生康熙辛巳九月二十四日。”

吴成佐“字赞王，生康熙戊戌十一月二十三日。”

他们的父亲是本谱的主修，他们的生年，正确性自不容怀疑。

谱《凡例》云：“本族自尧公发下，其迁本郡各乡者，固宜收之不遗，但图系尽与世居璜源者共为一编，则繁多，而不便于观阅。今自瑀公以上至于得姓之始为前编，自瑀公以下世居璜源者为本编，以迁出传衍不替者为后编，间有迁出而易世，则返子孙仍世居本乡者，当与本乡一例为本编为是，说者或以为当与世居外乡者一例为后编，恐有乖于义例，且不免见非于公义也。其从戌者比迁出例。”

因为吴铨是主修，这一《凡例》，很有可能就是出自他本人之手，可见他到这修谱的时候，还并没有想到要在苏州长居，当然更不会想到“璜川吴氏”藏书能传四世之久，名扬四海。

看吴铨家族的世系，发现他们这一家子，跟同邑的山斗程氏可谓世代姻亲，他自己“配山斗程云路公女”；他的祖父国琏，“配山斗程继魁公女，讳宜贞”；父中毅，“女淑鸾（不知是吴铨之姐还是妹子）适山斗候选州同知程祗佩，淑霞适山斗候选州同知程吉士”；他的大哥吴文礼，“女瑞英（吴铨侄女）适山斗岁贡士候选知县程学乾”；吴文礼的三子成佩，“配山斗程公辅女”。在其它族裔中，与山斗程氏你嫁我娶，比比较是，可谓礼尚往来矣。今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均有明天启六年旧钞本《新安休宁山斗程氏本枝续谱》收藏，曾编入于2002年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中。

从这里，另可发现一个问题，即女性名字入谱。现在一些专家、媒体，把新修谱中女性入谱，当作了不得的革旧创新的大事来炒作，其实，在徽州，女性名字入谱是很普通的事，我在明成化年间的徽州家谱中，也有发现，根本算不了什么。

谱中有明万历六年《明南园公修璜源吴氏族谱序》，云：“按，璜源吴氏谱，乾祐三年判丞公尧始迁自石岭，其谱凡三修，经今一百三十年余”；又万历七年《南园公谱序》：“吾璜源吴氏族谱，自始祖而下，至八世曰三友公，始编之，至十一世曰珏公，及正统间诸公各继修之，然皆止于家藏而未刊行于族也。”可知在万历本之前曾有三次纂修，但未梓行，均为草谱，到万历七年时始雕版印刷，今国家图书馆藏一部，为全一册。此康熙六十年本为五修，上海图书馆藏相同版本一部，亦为三册。

吴铨以一个学人、藏书家的眼光，亲自所修的家谱，质量肯定是极佳的，无论是用纸还是用墨，以及刻功、资料的取舍，无一不是上上之选，三百年后的今天，仍能闻到那股幽幽的徽墨清香，说一句心旷神怡，毫不过分。

徽州文化

谈徽州文化，我们必要先了解一下徽州。

徽州，作为一个地域的名称，有着悠久的历史。

其前身经历了从"三天子都" "蛮夷"之地属吴、越、楚秦置黟歙，新都郡，新安郡，歙州的漫长历程。

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

在此后的866年中，徽州的名称一直延用，直至1987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地级黄山市时止。

现在我们讲的徽州地域包括：黄山市的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屯溪区、徽州区和黄山风景区；宣城地区的绩溪县和江西婺源县等。

尽管千百年来，朝代的不断变更，名称的不断变化，但徽州的地域相对稳定，这就为徽州文化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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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的文化历史

徽商，即徽州商人，一般指徽州府所属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和婺源六县经商之人。

多数学者认为，徽商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清代乾隆达到鼎峰，至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

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

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

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

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

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

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

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

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

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

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

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

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

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

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

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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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

在漫长演进的中国封建社会，徽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的产生、崛起、兴盛和逐渐从顶峰消退，这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这样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的必然出现，这样一个动态发展过程的演进，既和古徽州地域特定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息息相关，又和中华文化大背景、和长三角历史地理条件紧密相关。

古徽州山多田少人众，许多人必须“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经营四方以就口食”。

这一义，无反顾的“丢”，置之死地而后生，是一条生存新路的开辟，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一步很了不起的迈进。

“徽民寄命于商”，是一种生存选择，是一种顺时应变。

而徽人之先世又大多为中原移民，顽强的生命力是构成徽人开拓性的重要基因。

徽人不仅在儒学原典中发掘到不少“士商异术而同道”的理论依据，而且在明清实学思潮特别是王学思想中汲取了不少新鲜的思想营养，“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商贾何鄙之有”的呐喊给徽人为商者“治生为先”信心的坚定以有力的精神鼓舞。

最重要的是，徽人一走出大山，展现在面前的首先是江浙等广阔的中国长三角大市场。

南宋以降，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临安(杭州)都城的繁荣，使长三角逐渐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这一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徽商凭便利的新安江水运手段输往杭城等地妁徽州土产竹、木、茶、石料、药材、纸张等有较大需求量。

在长三角大市场里，徽商进而得咀清朝廷政策之便，抢占先机经营盐业，获得了商业的空前发展。

典当等行业也在江浙两淮遍地开花。

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徽商，“贾而好儒”，将儒、官、商进行了灵动的．协调，交替为用，以儒饰贾，以仕护商，以商促仕，终于在长三角这一得天独厚的大市场上首先创出了一片天下，赢得了“无徽不成镇”的声望。

正如葛剑雄教授所言，商的兴衰，说到底一靠市场二靠商品，在某些时候，这些客观因素甚至是决定性的。

清道光以后，江浙两淮的地利之便，泛长三角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崛起。

受外国资本主义工商影响，这一带新型工商业快速发展，沿海浙商、广东粤商崛起，而传统工商业则逐渐衰竭，一落千丈。

徽商主要从事盐、典当、茶木等传统的商业，随着时间推移，清廷官盐经销制度的改变使徽商失去了盐业专利之优势，机器生产方式又占尽了徽商一类传统商人手工作坊生产之先机。

特别是咸同太平天国战乱，泛长三角兵荒马乱，徽商昔日快意驰骋的天地已成为商人的畏途，在徽州本土，战乱将平静的徽商故里变成了拉锯战场和荒野废墟，“十室九空”。

这场战乱对徽商的打击是致命的。

在变化了的时势面前，一些在大都市和沿海的徽商迅速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式和发展思路，顺应时代潮流，实现了自己的近代资本主义的转变，有的则定居经营之地，成了近现代的宁波商、浙商、广商。

所以梁小民教授认为，说徽商清末以后衰败并不确切，其实是分化了。

当然，也有些徽商像胡雪岩们则在外国列强挤压和自身的种种局限制约之下r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徽商这种从历史颠峰的消退，徽州各县的徽商并不是同步的，清道光以后，徽商盐业整体消退，而茶、漆、酱行业仍鼎行一时。

婺源、黟县的徽商则在道光以后的仍在各地浩浩荡荡开辟新的市场，直至民国时期，还出现了周仲友、吴荣寿，郑吉仁、周绥之、程霖生、曹廷声这样一大批名传内外的徽商。

至于有人提出，为何当代以来徽商已销声匿迹，风光不再众所周知，公私合营以后，社会主义工商改造，传统意义上的徽商已不再有生存的土壤和条件，长期的“灭资兴无”一直发展到“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哪个徽人还敢执意经商“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徽商后代湮灭了当年先辈们的开拓闯劲，思想太保守太陈1日，而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市场和商品的条件。

改革开放以后，深圳、广东，泛长三角商潮汹涌，在“南下”、“东进”打工经商热潮中， 当代徽商也正在崭露头角，上海码头的歙县徽商，把徽菜馆开到欧洲的槐塘农民，把茶叶叫响京城、亮牌大上海的徽州茶商，他们正在和继续承传徽商的优良传统，创造新时期的更大辉煌。

因此，我们只有把“徽商”首先看作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看作一个动态的历史演进过程，才能理解种种似乎矛盾的徽商现象，恰如其分地评析影响徽商兴衰的内外因素，准确把握历史背景，不至于以偏概全或一概而论。

徽商，是古徽州一府六县自宋以来先后走出大山，在本土和海内甚至海上所到之地经商做生意的所有“徽州朝奉”的统称。

历史妁徽商，时间涵盖宋以来直至民国；地域包括一府六县以及周边民众之为商者，也还包括在徽州本土之外的徽人经商者。

“徽商”是一个百业齐备、组成庞大而复杂，主要以血缘、地缘、人缘为纽带维系的地域商帮，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相对于晋商、粤商、龙游商等等而言的一个特定人物群体。

这样一个跨时宋、元、明、清、民国数百年的庞大特定人物群体，在各类史志、各种宗谱、族谱、家谱及有关文献记载上有名有姓有事迹可寻的不下数千上万，仅一部光绪《婺源县志》，就载有婺源徽商千余人，那些因种种原因不见记载的徽商，其数目也不在小。

要评析和把握这样一个庞大人物群体的整体特性，准确认知其“主体形象”，似乎有几点是需要充分注：意的：我们既要把握徽商的总体共性特征，又要同时关注其群体内部千差万别的个性表现，从这些丰富的个性内容中准确地归纳和揭示其能代表全貌的特性。

我们应该坚持从徽商客观实际，史料文本实际出发，认真对这一庞大人物群体作多种视角、多个层面、多种思维方式的量化统计和分析，将个案分析和整体把握相结合，而且这种量化统计和分析必须是比较科学的，比较全面的，比较系统的，而不是主观、随意和严重残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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