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人李祐：

生母阴嫔。据推测其封号原本应为淑妃或德妃，因其子谋反而被降为了嫔。其父阴世师因效忠隋朝而被唐高祖李渊处死，阴世师之子阴弘智等人由于年幼而免于一死，作为女眷的阴氏则被没入掖庭充为宫婢。也许是因为阴世师与李渊有着相当的仇怨，而阴氏又成了李世民的妃嫔，所以许多人喜欢臆想李世民与阴氏之间有着一段隔着国仇家恨的虐恋深情。然而就史实而言，这样的说法显然是毫无根据的，毕竟后宫中作为罪籍没入的女子不在少数，上官婉儿即因祖父上官仪之事被没入掖庭；而作为宫婢被主子临幸的更不在少数，章敬皇后吴氏便是在没入掖庭后得到了唐肃宗的临幸，从而生下了唐代宗。

而且若是对阴氏这个所谓的仇人之女心存芥蒂的话，李渊就不会在武德八年将阴氏之子李祐册封为宜阳郡王，李建成等人也会借此机会大肆抨击李世民。所以李世民与阴氏之间所谓的隔着国仇家恨的爱情，不过纯属后人的YY罢了。更不用说阴氏在史书中只得一句“阴妃生庶人祐”后，便再无只言片语的记载，甚至单就其子李祐谋反一事来看，阴氏在李世民心中能有几分分量也是可以掂量得很清楚。

同样是谋反，李祐的结局是被诛后废为庶人，生母连坐遭降；而李承乾虽被废为了庶人，却保全了一条性命。这样的差距很明显可以看出阴氏与李祐是否真的深得李世民的宠爱，若阴氏真的与李世民有过一段所谓的超越国仇家恨的轰轰烈烈的爱情，那么想必李祐绝不会落得个身死的下场。毕竟阴氏只有李祐这么一个儿子，处死了他就相当于毁掉了阴氏下半辈子的依靠，李世民若对其有情，再怎么对李祐处以重罚也好过将其处死。而阴氏一夜之间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即使还能够留得一条性命，也是从此生不如死。

李祐生平最爱和一群小人厮混，还经常狩猎无度。由于李祐的表现十分不好，唐太宗认为是齐王长史薛大鼎教导无方，于是将权万纪任命为新的齐王长史。

贞观10年李祐改封齐王，受到舅舅阴弘智（担任正七品下的尚乘直长 ）的挑拨，私下招募壮士意欲谋反。而唐太宗见李祐不能悔过，“数以书责让”，几次写信责备李祐，权万纪见状唯恐自己也会像当初的薛大鼎那样被牵连受罚，于是主动上京向唐太宗信誓旦旦地保证李祐一定会改过。结果李祐认为只有自己被斥责了，对权万纪极为不满。而权万纪“性又褊隘”，只知道一味地严防死守，不准李祐这个不准李祐那个，惹得李祐大怒甚至想杀了他。不过权万纪事先得了风声，将意图谋杀自己的几个人全部关进牢里，并将此事上报给了朝廷，最后唐太宗令人将李祐与权万纪带回京城，权万纪奉诏先行，却被李祐在半路中射杀而死。

李祐射杀了自己的长史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起兵谋反，但他治下的青州、淄州等地的士兵并不听他的命令，而兵曹杜行敏号召众人抓住李祐，士兵们却纷纷响应。于是杜行敏带兵包围了李祐等人，堆积柴草准备点燃，李祐不得不束手就擒，他的党羽全部被杀，李祐被带回京城赐死，并被废为了庶人，齐国国除。

随后，唐太宗又将敢于当面数落李佑罪行并试图杀了李佑的齐州百姓罗石头追赠为亳州刺史，而痛斥李佑的高君状被封为榆社县令，将李佑捉拿归案的杜行敏由兵曹一下子被提拔为了巴州刺史，其他协助杜行敏擒住李佑的众人也一并得到了丰厚的赏赐。而反观李承乾谋反后，唐太宗千方百计想保住他一命，为李承乾说话的来济因此得到了得到唐太宗的看重，官职不断得到升迁，不久就考功员外郎，次年便升迁中书舍人，与令狐德棻等人共同撰写《晋书》。

李唐王朝的家谱，据他们自己说，要从当年的老子开始算起。汉朝名将李广也是李家的祖先，再之后李家建立了南北朝时期的西凉。李渊这一支，从北魏时期就是高官显贵，北周时期开国八柱国之一，关陇集团核心，世袭唐国公。李渊七岁老爹去世，他就成了北周的唐国公。杨坚当上皇帝之后，李家继续受到重用，李渊的母亲是杨坚独孤皇后的亲姐姐，关系很近。少年时期的李渊和其他贵族功勋子弟一样，接受良好的教育，学文习武。先在禁卫军中历练几年，再外放当了州刺史。迎娶了同样出身名门的窦氏为妻，还留下了雀屏中选的典故。

李渊性格颇为豪放、宽容，加上他的出身，是一个社会上中下各个阶层都能接受的人物，四十年积累，李渊除了继承了家族的人脉，还建立了一个以他自己为核心的势力圈子。家世、为人、性格、才干无可挑剔，标准的人生赢家。要知道，集中一个家族的全部力量培养出的嫡系子弟，都接受了足够的教育，有丰富的经历，没有几个是白给的。反而胡作非为的二代是少数，是特例。如果没有杨广，李渊可能会当一辈子大隋的忠臣。

李渊早知建成、世民不和，但两个同样优秀的儿子让他无从选择。杨坚旧事也给了他极大的触动，太子地位不能轻易更改。那时，李渊虽已年过六十，但筋骨强健，至少还能做十年八年的皇帝，再观察观察吧。天下兵马都在李渊手中，他并不担心儿子之间的不和会产生多大的麻烦。但是，他没想到二儿子利用了唯一一个破绽，而且做的这么决绝。李建成的心腹，竟然投靠了李世民，而且是玄武门这个关键节点的守将。

于是，在玄武门李世民杀了建成和元吉；李世民的少数精锐通过玄武门进入皇宫，控制了李渊。这是李渊一生中犯的唯一一个大错，大事去矣。已经失去了两个儿子的李渊再也无法继续了，他未必无法摆脱李世民的控制，未必没有实力反击李世民。但至少天下还是李家的，与儿子拼个你死我活，百年之后可能连个上香扫墓的人都没有。李家的兴盛，比李渊个人的荣辱更加重要。如果拍**电视的话，可以设计这么一个桥段：李渊临死前，把手里一块令牌投入火中。而某个李世民亲信大将或者皇宫中的某个宦官侍卫，手中有同样的一块。

李渊简介

　李渊（566—635），字叔德，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一说狄道（今甘肃临挑），一说赵郡（治今河北赵县），唐朝的建立者，史称唐高祖，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统帅。

　李渊7岁时袭封唐国公，历任隋千牛备身，谯、陇、歧州刺史，荣阳、楼烦二郡太守，殿内少监，卫尉少卿，弘化留守兼知关右诸军事，有晓卫将军，太原留守等职。大业十三年（617年），起兵反隋。成功地指挥了攻取霍邑（今山西霍州）之战和长安（今陕西西安）之战。义宁二年（618年）五月称帝，立国号唐，建元武德。先后派兵击灭割据陇西的薛仁杲、南犯河东的刘武周、据洛阳称帝的王世充和前来援救王世充的河北起义军首领窦建德、据江陵（今属湖北）称梁帝的萧铣、据河北反唐的刘黑闼和丹阳（今江苏南京）的辅公祏等，从而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武德九年（626年）八月传位于太子李世民，为太上皇。卒于贞观九年，庙号高祖。

　李渊是唐朝开国创业的军事统帅，沈谋多算、善于决断、既富远见、又善施行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旧史书把大唐创业之功多归于李世民，将李渊描写成一位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从有关史料看，李渊的军事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因势借力、先取关中、后图天下的兴兵起事思想

　李渊早就有起兵代隋以取天下的思想。《大唐创业起居注》说他“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李靖和刘文静也早就察觉他有“四方之志”（《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卷五十七《刘文静传》），他自己也认为，他们家是“继膺符命”者。当隋炀帝要将其执送江都时，他曾单独对李世民说：“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末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律之师。”（《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他将自己比作周文王，要李世民等像周武王会盟诸侯伐殷一样推翻隋朝，夺取全国政权。他认为，刘武周等称帝是“陈涉狐呜，为沛公驱除”（《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又将自己比作刘邦。为准备起事，他派李建成、李世民等“潜结英俊”、“密招豪友”；以防御突服为名，招募士兵；用急而示之不急的策略廉价购买突胶的马匹。为隐蔽企图，他“纵酒纳赂以自晦”（《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等。这些都说明，他早有起兵之意，并极富政治和军事才能。晋阳起兵的决策也是他最后决定并付诸实施的。在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时机成熟之后，他以“通突厥”的罪名将反对起兵的副留守虎贸郎将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斩首，从而正式起兵反隋。从酝酿到起兵，体现了李渊周密计划、积极准备、韬光养晦、乘机起事的思想。

　李渊起兵的战略是：因势惜力，发展自己，先取关中，号令天下，进而统一全国。所谓“因势”，就是因天下大乱之势；“借力”，是借突厥、李密等外部势力为己所用。当时突跃的力量相当强大，“中国人归之者甚众”；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是当时实力最强的起义军。另外割据朔方（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的梁师都，马邑（今山西朔州）的刘武周，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武威（今属甘肃）的李轨等，均对李渊构成直接威胁，比较之下，李渊的势力还比较孤弱，他要兴兵起事，必须取得某些外部势力的支援。为了将成为后顾之忧的突厥转化为可以借用的力量，他卑辞厚礼以结交之，甚至许诺：“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战所得子女玉帛可汗有之”；给突厥可汗的信不署“书”，而署“启”，大有“心大能作小”之意。使始毕可汗转而积极主张李渊取隋而代之。他派刘文静去突照时说：“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又胡马行牧，不费当粟，聊欲借之以为声势耳。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六月）可知派刘文静去的任务名为借兵，实是联络突厥，防止其与刘武周联合南侵。对李密，他则“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于我，得入关，据蒲津而屯水丰，阻崤函而临伊洛，东看群贼鹬蚌之势，吾然后为秦人之渔夫矣”（《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于是他写信称李密为“当今司牧”，希望他“早膺图箓，以宁兆庶”，讲到自己，则称“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极尽谦恭吹捧之能事，使李密得意忘形，从而心甘情愿地为李渊充当“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厄”的角色，李渊得以乘虚入关，夺取长安。入长安后，他推戴代王杨侑为帝，倡言“废昏立明”，扛著拥隋的旗号，欲行挟天子令诸侯之故事，达代隋之目的，将“弑逆”的罪名留给他人，而把自己竭力塑造成“应天顺人”的新主形象。这些，均体现他因势借力、以屈求伸、发展壮大自己、成就大业的思想，较当时群雄过早地争相称帝高出一筹。

　李渊在取得长安后，不但占据了地理上的优势，而且在政治上更是得天独厚，他出身关陇集团贵族，在关中有很大影响，入长安后，可以取得当地人士的广泛支持；同时，占据京城，挟持隋帝，号令天下，有高屋建瓴之势，为统一天下建立了最为理想的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军政兼施、各个歼灭群雄、统一全国的战略指导思想

　夺取长安是李渊统一全国战略的第一步；歼灭群雄、消除割据则是其第二步。第二步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和好突厥，经略西北，巩固根本；第二阶段是消灭关东、江南等群雄，统一全国。基本方略是各个击灭，先北后南。

　李渊入据长安后，曾“以书谕诸郡县，于是东自商洛，南尽巴蜀，郡县长吏及盗贼渠帅，氏、羌酋长，争遣子弟入见请降”（《资治通监》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正月），用政治招抚手段达到了不战而胜、拓土徕民的目的。在此后征服群雄中，他也多采用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手段，如在派李世民征薛举父子之前，他用认亲和封官的手段相抚了李轨，从而对薛举形成战略牵制；后又派人深入李轨内部，得以不战而降其地。在平萧铣后，他命李靖为岭南道抚慰大使，招抚岭南96州等，都体现了军政并用以制胜的策略思想。

　当时关东李密与字文化及、王世充等杀得难解难分。因此，李渊对他们仍采取坐观虎斗、以敌制敌的策略，专力对付西北群雄。他采取各个歼灭、先急后缓的战略，派李世民先消灭对长安威胁较大的薛仁杲；在刘武周南犯时，又“悉发关中兵”，派李世民击灭之。在解除了这些后顾之忧后，才派李世民东出攻打王世充，夺占洛阳。为平定萧铣，他于武德二年（619年）就派李靖入蜀协助赵郡王李孝恭做水战准备，因准备充分，用人得当，指挥得法，此役亦迅速告捷。而后又平定了刘黑闼和辅公祏，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很明显，李渊在战略上运筹周密，决策正确，用得其人，是取得这些作战胜利、从而统一全国的首要条件。

　三、正确料敌、集智用长、先胜后战的作战指导思想

　李渊在作战指导上善于正确料敌，在此基础上作出决策。如大业十二年（616年），李渊以不足5000人迎击占优势的突厥南侵之兵。他分析说：“突厥所长，惟侍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以矢为爪牙，以甲育为长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无苔夜巡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今若同其所为，习其所好，被知无利，自然不来……若不决战，难以图存。”可见他对突厥情况了解甚深。李渊采取这一对策后，突厥兵果然不敢来战。“如此再三，众心乃安，咸思奋击”，李渊乘机“纵兵击而大破之”（《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他用“空城计”败突服兵，亦是建立在正确料敌基础上作出的决策。霍邑之战，根据他对末老生的了解，采取了诱敌出城、断其退路、前后夹击的打法，取得了胜利。南下攻长安时，他派王长谐等从梁山渡河，营于河西以待大军。他对王长谐说：“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余里，不敢来战，足明其众不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济河击卿等，则我进攻河东，必不能守；若全军守城，则卿等绝其河梁，前扼其喉，后柑其背，彼不走必为擒矣。”（《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八月）他根据屈突通“野战非其所长，婴城善为捍御”（《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的特点，采取了避攻坚城、野战歼敌的方略。这些都体现了他正确料敌、因势定策的作战指导思想。

　另外，李渊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集众人之智为智，合众人之长为长，从而作出正确决策。如在南下攻霍邑途中，传来突厥联合刘武周进犯太原的消息，他召集众将商议对策，然后择善而从，决定继续南下。大军受阻河东（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众将或言先克河东，然后西进；或言避开河东，直取长安。李渊吸取了两种意见的合理部分，留部分军队围河东，自引军西趋长安，亦是得策。汾阳人薛大鼎、河东县户曹任瑰提出早日渡河以取关中的建议，李渊都虚心听取。倾听各种意见并择善而从，做到多谋善断，先胜后战，正是优秀的军事统帅所必备的素质。

　四、因势定制、严明赏罚、用人所长的建军思想

　李渊重视军队制度建设，其基本做法是因势定制，有沿有革。起事初期，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他建立大将军府，下设左、中、右三军，由三个儿子分别统领，形成了有力的统一指挥体制；为扩充兵源，实行募兵政策。武德二年（619年），他提出，为提高军队战斗力，必须“各因部校，序其统属”（《唐大诏令集》卷一○七《备御》），恢复府兵制，分关中为12道，置12军。三年，12军各立军号，分道治军，耕战结合。建立12卫和东宫6率，完善了中央军事体制和府兵的编制，沿用了隋朝的一些做法，又有所发展。在治军上，为适应兴兵起事的需要，他注重广施恩惠，不惜重赏；同时又强调严肃军纪，禁止侵暴百姓。积极争取起义军的支持，收编其队伍，以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对归顺者封以高官，如对关中起义军首领孙华；对抗逆者，在将其打败后，一般只诛敌首，对其余人采取赦“诖误者”和善待俘虏的政策。强调赏罚公平，不分贵贱。霍邑之战后论功行赏，有人主张应募之奴不能与良人同，李渊坚持按功行赏，因而较大地调动了军队作战的积极性。在用将上，注重用其所长，如对李世民、李靖、李建成、李世绩等人的使用，都体现了这一思想，使他们在唐初几次重大作战中都较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特长。

　王夫之认为：“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未苏，故能折棰以御袅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读通鉴论》卷十一《唐高祖》）这一看法是比较中肯的。李渊作为开创唐朝大业的统帅，提出并实行了许多高明的战略，其军事思想理应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