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1年，明朝命定西伯蒋贵为将军，兵部尚书王骥提督军务，发兵十五万征麓川。当年正月，明军汇集永昌，分三路西渡怒江，主力在上江（今保山芒宽）围攻麓川主力营寨，血战两日，时遇大风，王骥军趁机纵火焚毁麓川军营栅，才破上江寨。1442年，三路军汇集腾冲，取道南甸至罗卜思庄（梁河芒东）。思任法亲率精锐二万据战略要地杉木笼，筑硬寨七营防御。明军猛攻不下，分三路围攻突击，使麓川军首尾不能相顾，弃寨下退至陇川马鞍山固守。明军尾随来攻，麓川象阵，双方死伤十余万众。之后，明军乘胜追击，一举袭破麓川当时的王城“广贺罕”，思任法被迫渡瑞丽江南逃，明军得胜而返。

1443年，思任法之子思机法据孟养发展势力，思任法据允姐兰与之呼应。明英宗又派蒋贵、王骥再征麓川。当年五月，蒋贵、王骥率军五万扺达永昌，正赶上麓川王思任法在与阿瓦王国的冲突中被俘，其子思机法遣使向王骥求和，王骥不允，还派人前往阿瓦，让阿瓦缚思任法父子来降，阿瓦不应。明军于是进兵腾越，派沐昂、侯琎率东路军从芒市袭麓川，命陈仪领前锋三千人从盈江开南牙山断敌后路，自引中军从陇川直袭麓川王城允姐兰。明军进至勐卯，思机法以两万精兵凭江固守，终因力量悬殊，弃允姐兰败走蛮莫（今缅甸茫冒）。

明军占领允姐兰，以捷报班师。明朝为绝后患撤麓川宣慰司，在陇川置陇川宣抚司，升原南甸州和干崖长官司为宣抚司，芒市土目放氏因从征麓川有功，也升为芒市长官司。次年，阿瓦王国被迫献出思任法及妻儿33人，思任法中途绝食而死，其子思机法逃居孟养继续与明朝斗争。

1448年，退居孟养的思机法及其子思陆法再度兴起。明朝第三次派王骥率十三万大军征麓川。当年三月，王骥率军至腾冲，遣使让南甸、干崖、木邦、缅甸（阿瓦）等宣慰司整兵积粮，准备船只协助明军。十月，大军从干崖沿大盈江而下，过南牙山，扺沙坝至伊洛瓦底江边，造船顺江而下至广屯与木邦、缅甸两土司汇合。此时，思氏据江西岸，埋栅拒守。明军造舟200余艘为浮桥，挥军渡江强攻，合力破思氏营栅，思氏不支，退至鬼哭山筑寨固守。明军获积谷40万石，“军士饱餐，锐气倍增”，乘势而攻破思氏大小九寨营垒，最终攻克孟养，兵锋直达江西千余里的勐腊（今印缅边境）。激战中，思机法只身脱逃潜入阿瓦，其子思陆法率部投降。明军怕当地气候炎热难以久留。于是，准许思氏留居孟养。

思氏占据孟养以图再次恢复麓川政权，通过开发孟拱的翡翠，与各国贸易中不断积聚巨额财富，并招募洋人及汉人做谋士，招兵买马、扩充实力。1499年，明军为惩罚从孟兴威夺地的孟密，出兵攻打孟密，孟养以协助明军为名派出军队渡过伊洛瓦底江，从孟密手中顺手夺取了蛮莫等十三地。1503年，明军准备攻打孟养，迫于明军的压力，不得不将蛮莫等十三地归还孟密。

一、政治

面对仁宣遗留下来的严重糜烂的边防形势。英宗、张辅、朱冲火或、王振、王骥等人甄选后起之将，其中于谦、范广、杨洪、石亨、石彪等人皆以敢战、机敏著名。这些后起之将，除了少数善终者，一部分战死于土木堡，另一部分为英宗复辟后所杀，土木之变致使明英宗被俘；

张辅、驸马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以及内阁成员曹鼎、张益等五十余名随行出征而没有实战经验的文官武将战死；军火武器研发亦被大大阻碍；京城的门户亦已洞开；明英宗复位后更是杀了以于谦为首等众多权臣，导致明朝军政在土木之变之后第二次断层。 

土木堡之变前，因靖难集团后裔多不知军事实践者全以古法空谈推演，且有实践者如朱勇统军失律，延误战机，视野多集中于国界之内。而明英宗、张辅、朱冲火或、王骥、王振以能把视野投射到异域迷雾的底层边将及文臣代之；

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以精文代庸武的进度放缓，大量统军失机的将领被重新启用，从土木堡之后海西女真对明朝表现出明显的轻视、怠慢的姿态。明朝内部开始以边衅攻击对手，导致朝臣不敢言边事，此种情况亦被瓦剌间谍所利用攻击发现者和各边名将。

标志明英宗亲征以失败终结的土木之变这一明史重大事件，因与宦官专权纠结缠纽，在明清时期相关历史书写中，为了适合宦官专权话语的建构，其诸多关键环节的真相被遮蔽、曲解。亲征决策环节，明清宦官话语以“劝成”甚至“逼胁”强调了王振的影响。

不论是“逼胁”抑或“劝成”，所体现的是文官集团的话语霸权以及专制君主体制下独特的政治清算形式，另外加上清朝统治合法性的需要。这是宦官话语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一种真相。连带对麓川之役的评论“泛朝政化”，以朝廷政治斗争的视角考量边疆问题。

对王骥主持的麓川之役的地缘得失利弊没有进行很好的总结，导致弘治年间腾冲移卫之争、万历云南六驿十三堡、明末清初八关九隘等事件上一直在重复问题。缺乏应有的边疆观和疆域主权意识。 

明英宗南归后，以及皇储问题，景泰、天顺年间，明朝皇权斗争愈发激烈，朝臣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左右摇摆、嫁祸诬陷，斗争也更加残酷。

此期间的内阁也并未发挥出它的作用。正统前期政归内阁，三杨为轴，制度也渐趋完善，但无法阻止自身实际作用的逐渐下降。

土木事变发生前后，内阁作为与皇帝最为亲密的辅政机构，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既未阻止先期的王振擅权，在后期的北京保卫战和景泰、天顺的风云交替中也毫无建树，表现十分羸弱，于军国大事退避三舍。

这段时期，内阁只能尴尬地任由宦官专政，或被皇帝轻视而任用于谦，倾心委政，以至朝臣不满，上书称于谦太过专权，请求六部大事须与内阁一同奏报施行，或是任由石亨、曹吉祥等奸佞决定摆布。

二、军事

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精锐军队损失殆尽，这必然会引起相关的政策、制度的重大变化，突出表现 在边防形势和军事制度的改变上。尽管有景泰帝的改革，但也达不到明朝顶峰时的状态。边防政策由积极进攻转变为被动防守，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九边防御体系。军事制度上则是募兵制的兴起。

扩展资料：

起因

明正统四年（1439年），瓦剌首领脱欢死，其子也先嗣位。瓦剌首领脱欢兼并太平、把秃孛罗等部，统一了瓦剌，立蒙古黄金家族后裔脱脱不花为大汗，脱欢自任太师，实掌大权，统一了漠北诸部。也先继位后，实力进一步壮大，自称太师淮王。

经过脱懽及其子也先的经营，瓦剌势力强盛，时刻窥伺中原地区。也先不从脱脱不花号令，脱脱不花与也先分别先各自遣使来明朝贡，明朝也都予以承认和接纳，分别给予赏赐。也先在遣使向明朝贡的同时，不断扩张其势力，骚扰明朝北方边境。

正统十年（1445年）也先进攻哈密卫，次年又攻入兀良哈三卫，瓦剌的势力自哈密向辽东发展，日益形成对明朝的威胁。当时明廷许多官吏都认识到这一问题，力主警惕戒备。

但当时正值王振擅权，也先因而与王振结纳，王振对明朝边境北部边防不作任何战备措施，甚至还不断指使其亲信大同镇守太监郭敬“递年多造钢铁箭头，用瓮盛之以遗瓦剌使臣”，而也先则“每岁以良马等物资”贿赂和报答王振和郭敬。

正统十三年十二月（1449年），也先和诸蒙古首领遣使向明朝贡马，虚报人数以冒领明廷赏物。其中，属于脱脱不花汗的使臣号称有471名，实际上只有414名，也先使臣号称2257名，实际只有1358名，买卖回回号称有870名，只有752名，加起来实际使臣数量共计2524名，比号称的少了1074名。

司礼监王振核实使者人数后叫礼部按实际人数发给赏赐，又将贡马削价五分之四，仅付给索求诸物的五分之一。

原来事前也先遣使向明朝入贡，重金贿赂翻译官员，探听明廷的虚实。也先还曾提出过与明廷皇室通婚的要求，明朝翻译官员私下许诺，事后尚未奏报明廷。也先以为通婚成功，方才遣使贡马作为聘礼。事后也先以明朝刁难贡使并撕毁婚约及随意克减岁赐为由，集结军队出兵大举进攻明朝边境。

参考资料：

-土木之变

 大明军队平定云南土司叛乱：用火器两次打败象阵

　明代火器史上划时代的标志之一是沐英在洪武年间与云南麓川地区的土著思伦发作战时创建了能够连续射击火器的叠阵。但并不意味着此后的明军在云南作战时只能使用这种叠阵。实际上，不同时期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战法，这叫做“与时俱进”。时间一转眼过了三四十年，到了正统年间，明军在战火重燃的云南使用了全新的战斗队形，用来讨伐思伦发的后裔。

　云南持续动荡不安的原因还是要从世代统治麓川的思伦发家族说起，而说起思伦发家族又不能不提到火器。回顾历史，洪武年间云南的土著军队装备的还是冷兵器，没有火器。思伦发与沐英作战，吃了大亏之后，重新与明朝修好，称臣朝贡。这正像当代政坛上流行的一句名言所说的：“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不久，思伦发的军队开始更新换代，也装备上了火器。那是因为在云南金齿地区镇守的明军，环境比较艰苦，致使逃亡之风盛行，某些士兵逃入了思伦发的管辖范围，向其传授了制造火药、火铳的技术。思伦发喜出望外，视这些逃卒为亲信，加以封官赐爵，位在诸部长之上。以刀干孟为首的诸部长对此心怀嫉妒，策划政变，将思伦发驱逐出境。

　思伦发逃往云南府，辗转到达京师，请求宗主国明朝出兵平乱。朱元璋为了稳定云南的局势，于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命明军出师制止麓川地区的纷争。当时，大名鼎鼎的沐英已经死去，由儿子沐春承袭西平侯的爵位，继续镇守云南。“虎父无犬子”，沐春肩负重任，带兵平乱，擒获了刀干孟，随后，在“山高皇帝远”的麓川地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分设直属云南府的孟养、木邦、孟定等3个行政区，以及直属金齿卫的潞江、干崖、大侯、湾甸四个长官司。俗话说：“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思伦发处境尴尬，只能接受麓川地区被分割的既成事实，他虽然官复原职，仍旧当上了“麓川宣慰使”，但管辖的范围已经缩小，势力大不如前。

　思伦发死后传位给儿子思行发。思行发死亡时则由兄弟思任发袭位。为什么这几个封建领主的名字都有一个“发”字？这是因为夷语“发”相当于汉语“王”的意思。

　思任发有恢复领地的野心，频繁出兵侵扰孟定、南甸、腾冲、潞江等处，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与明朝爆发军事冲突。

　明 态度强硬，明英宗没有对云南的动荡局面无动于衷，他于1436年（正统元年）诏令右都督方政、都督佥事张荣前往云南协助黔国公沐晟动用武力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

　沐晟在父亲沐春还在世时就与思任发相识了。当初，思任发为躲避刀干孟发起的叛乱而跟着思伦发逃到了云南府，一度作为人质住在沐晟的家中，因此，两人私交甚笃。

　此刻，沐晟怀念旧情，不想与思任发在战场上刀枪相见，便积极斡旋，企图和平解决问题。但是，从京城远道而来的方政却急于求成，在事先没有通知沐晟的情况下擅自带兵前往征讨，不料，因轻敌而陷入对手的重重包围之中，处于弹尽粮绝、损兵折将的困境。

　沐晟对方政刚腹自用、不听节制的行为深恶痛绝，竟然横下一条心拒绝派兵救援。结果，方政战死沙场，而沐晟也因见死不救而遭到朝廷的严厉责备，在恐惧中暴卒（传说是自杀）。

　思任发势焰熏天，乘胜连犯滇西南的景东、孟定等地。云南明军多次出兵都没办法彻底平息战乱。

　1441年（正统六年），明英宗决定加大打击力度，诏令兵部尚书王骥总督云南军务，以定西伯蒋贵为平蛮将军，都督李安、刘聚为副手，率领京营、湖、川、两广等处兵马15万出征。

　统帅王骥身材魁梧，虽然出身于科举，但并非书呆子，他精通骑射，文武双全，曾经在西北边境督军征讨过鞑靼而功绩彪柄，是一个用兵不泥古法，大胆推陈出新的实干人才。

　那么，王骥是如何对军队进行革新的呢？据说，有一次他在覆舟山下举行阅兵，了解到部队惯用的作战队列是以50人为一队，排成一字型，以鼓声为号，随着节奏而变化成方型、圆型、斜型、直型。可是，50人为一队的编制比较雍肿，有时难以有效约束。针对这个问题，王骥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以5名士兵组成一个战斗小组，首领叫做“伍长”，拿着一面旗子居中指挥，另外4人立于四面。作战时假如4人战死，中间的伍长亦不得独生。这个“五人为伍”的队列便成为了最基本的编制。

　昔日沐英创建连射火器的叠阵，需要在平坦的地方排成三队行列，而云南地理面貌复杂，地形呈波状起伏，限制了叠阵的广泛使用。相反，王骥以5人组建的战斗小组，则比较适宜在麓川这样崎岖的山地作战。

　5人为伍，一样也可以使用火器连续发射，例如以手快眼疾的一至二人在前面射击，每一次射击之后，马上将火器递给侧面及后面的三四个士兵，同时从他们的手中接过提前装好弹药的火器。而侧面及后面的士兵则负责从前面士兵的手中接过空枪，尽快装好弹药，准备下一次传递。

　王骥基本上按“五五制”的原则改编属下军队。5人增加5倍，成为25人，设为一队，队长居中以指挥四面；5人增加50倍，成为250人，设为一营，先以125人分布四隅为奇兵，再以125人为正兵，出奇兵时则正兵不动，互相照应，前后左右之人要全部听从处于中间的营官的调动；五营共2500人为一师，以1250人分布四隅为奇兵，再以1250人为正兵，相机调遣，专听中军主将一人之令。也就是说，中军主将、营官、队长、伍长皆居中以命四隅，层层监督，能将上级意图贯彻到基层的每一个人，这样，指挥官在作战时就会犹臂使指，运用自如了。

　过去明军卫所的将士世世代代居于驻防地段，且耕且守，传统的编制是以10人为小旗、50多人为总旗、100多人为百户、1000多人为千户、5600人为卫。因为战时会根据需要从不同卫所抽调数量不等的兵源，所以战时编制与平时编制有很大区别。就算是战时的编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也是各有各的特点，而王骥创新的战时编制只是其中之一，并不意味着取代明军卫所传统的编制。

　南下的明军，战时使用的火器仍然是神机铳炮，其中常用的是能够发射利箭的神枪系列产品，例如九龙箭（又称“九龙筒”），这种武器是以9支箭装入铳内，点燃引线，则九箭齐发。

　1441年（正统六年）10月16日，明军到达金齿，招降了驻守在该地的思任发的部分手下，接着又兵分三路进军。东路军有3万余人，在参将冉保等人的率领之下，向细甸、湾甸的水寨前进，经过镇寨，转攻孟通；中路军共2万余人，主帅是王骥及蒋贵，他们率领水师在上江击败思任发的伏兵，斩首千余级，并包围其山寨据点；西路军则由左参将宫聚率领，从下江夹象石地区出发策应。

　11月9日，三路明军会师于王骥等人的驻地上江一带（今保山县西北怒江西岸），向敌军盘踞的山寨发起猛攻时，却遭到火铳、弩以及石块的阻击，一时难以奏捷。

　明军过去在西南山区作战，攻坚武器主要是七梢炮。七梢炮是一种人力操纵的抛石机，曾在平江之战中露过面--这些前文已经提过了。使用这种武器需要二三十人。通常在敌人固守的山寨周围安装，立起来就打，比较方便。

　但是，这次王骥没有依赖七梢炮，而是针对上江寨基本上由木材筑成的特点，大胆改用火攻。恰巧在11月10日，括起了南风，明军顺风放火，焚烧上江寨前的一排排木栅，熊熊烈焰不断向寨内蔓延，吞噬着一切。

　山寨眼看支撑不住，一部分焦头烂额的守军企图从水门突围，却被早有准备的明军伏兵拦截住了，无一逃脱，而滞留在寨内负隅抵抗的千余人，也在明军手持长矛的步骑兵协同进攻之下，全部覆灭。

　此战，明军先后斩首五万余，其中包括首脑人物刁放戛父子以及刁招汉父子。

　明军攻克上江寨，再接再厉，在夹江石一带渡过下江，越过高黎贡山，到达腾冲。王骥留下左副总兵都督同知李安在此地护饷，自己带领主力从南甸、罗卜思庄方向来到目的地--杉木笼山（今保山县南）。思任发部下有两万余人驻守在这里，他们的寨子修筑在一座山峰上面，并在左右延伸的山脊上星罗棋布地设置了七个营垒，各自首尾相应。

　战斗打响了，王骥由中路突进，而左参将宫聚、右副总兵刘聚分别带领左右两翼部队沿着崇山峻岭之间葱茏的树丛攀登而上，三路大军分进合击，以破竹之势一举破寨，斩首数百级，再乘胜经戛赖、陇把等地前进到思任发设立在马鞍山上的总寨。

　思任发拥众十余万，他的寨子处于地势险要的陡峭山峰上，东南面是临江的悬崖峭壁，守军还在周围30里山地广泛树立木栅，深挖壕沟，使此地成为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

　各路明军陆续发起进攻。这时，历史再次重演了，思任发又将希望寄托于大象身上，驱赶着这些野兽向配备了火器的明军进行反击，时光仿佛倒流回洪武年间，昔日思伦发的大象也是这样死在沐英的火器之前的，看来思任发没有吸取父亲思伦发受挫的教训，所以现在一样败得很惨，他的大象在明军的队列面前不堪一击，铩羽而归。

　明军虽然先后两次打退象阵，并一度突入寨中，但未能完全攻克寨子。双方相持5日。这时，邻近的一些土著开始抛弃屡战屡败的思任发，接二连三地倒向明军。局势几经反复，总算尘埃落定，甚至连苍天也帮了明军一个忙，括起了西风，王骥抓紧时机，采取火攻，他指挥各路大军向敌人寨子的西中门、西北门、西南门、东北门、东北出象门以及位于西南江上的两个大门发起总攻，顺着大风到处放火，将思任发总寨的房舍、仓库烧成灰烬。激烈的攻防战打得如火如荼，大约有八万守军死去，尸体浮满江面。

　思伦发携同妻子等十余人从山间小道突围而出，渡江逃脱，流亡于孟养、孟蒙、孟广等地，最后被缅甸人俘虏。

　王骥初征麓川告捷，遂于1442年（正统七年）5月15日班师。不料，思伦发一个名叫思机发的儿子等风声已过，重出江湖，凭着家族的传统影响力，又再控制了麓川地区，他故态复萌，继续骚扰周边地区。朝廷不得不在第二年再次诏命王骥挥师南下平乱。

　明军主力重返腾冲，目标锁定麓川地区的思机发，但也没有忘记向缅甸索取思任发，可是缅甸人漫天要价，不肯交出。

　王骥虽然未能将思任发弄到手，然而在移师转攻思机发的根据地者蓝（今南坎附近）时，却进展顺利，俘获其妻子及一批部属，并在该地设立“陇川宣慰司”，然后于1444年（正统九年）春天班师。第二次麓川之役的激烈程度比不上第一次麓川之役，明军未能捉住思机发，让他成功脱身而逃到了孟养，为战争的再次爆发埋下了伏笔。

　1446年（正统十一年），云南巡抚杨安计划拿思机发这个叛乱分子盘踞的孟养，来交换缅甸人手中的思任发，缅甸竟然同意了这个难以履行的协议。思任发在双方移交的过程中被斩首，脑袋装入盒子里，一路传送上了北京。不过，出卖思任发的缅甸人也没有得到在明军有效控制范围之外的孟养，反而与思机发的隔阂更深了，冲突不断。

　思机发以孟养为据点，多次挫败明军地方部队的围剿。为了结束云南的动荡政局，王骥仍旧以总督的身份于1448年（正统十三年）率领南京、云南、湖广、四川、贵州等处总共13万的军队，第三次出征麓川。

　1449年（正统十四年），各路明军在腾冲会师，依靠一些云南土司的协助，造船强渡金沙江，拆毁思机发布置在西岸的一排排木栅，登陆后俘杀数万守军，还获得了40万石的积谷。

　思机发撤退到伊洛瓦底江西边的“鬼哭山”（又作“鬼窟山”，位于孟养西南），在连绵百余里的山区修筑了10个寨子，设立多条防线，加强纵深防御。具体包括山顶上的一个大寨，以及左右两翼山峰的两个寨子，另外还在后面的群山叠嶂中布置7个小寨。每个寨子都围有二层木栅，木栅之间还缚着巨大的石块，因而更加坚固。

　跟踪追击的明军首先攻破了左寨，接着扩大突破口，向纵深发展。双方装备的冷、热兵器都在攻防战中派上了用场，各种火铳、强弓射出的弹丸、利箭如瓢泼大雨一般落下。

　王骥故伎重施，乘着吹来南风的好机会，将大量易燃的柴草堆积在各个顽抗着的山寨的南面，顺风放火燃烧。用不了多久，各个寨子便在冲天烈焰中变成一堆堆的焦炭。硝烟中，死者不计其数，而思机发又一次突出了重围，逃过了浩劫。明军追击到孟那、阿瓦等地，一无所获（东躲 的思机发重蹈父亲思任发的覆辙，在5年后被缅甸人捉获，递送明朝，死于京师）。

 

　明军在班师之前，扶持思伦发的另一个儿子思禄发控制孟养。王骥要求思禄发在位期间不能随便渡过金沙江。双方订立盟约，划江为界，共同立誓，宣称：“石烂江枯，尔乃得渡。”至此，正统年间在南疆燃烧的烽火逐渐熄灭了。

农民起义一般是指农民阶层领导并参与的起义活动，我国古代是个传统农业国家，农民虽是整个国家的基础，但却长期处于被压迫和剥削之中，因此历代王朝中的农民起义数不胜数。纵观明朝276年，发生过的农民起义多达数十起，其中规模、影响力较大的主要有四起。

唐赛儿起义：永乐十八年（1419年）山东明教（白莲教）民变

唐赛儿是山东蒲台林三之妻，由于山东在元朝末年曾是红巾军控制地区，明教在这里有很深的根基，而唐赛儿从小便深受明教影响，不仅以“佛母”自称，而且略通武艺和兵法。唐赛儿的丈夫也是明教成员，而且极可能是当地明教领导者。

元朝末年，山东是红巾军和元朝军队交战的主要站区，明初虽然得到一定程度恢复，但由于“靖难之役”的爆发，山东再次成为了主战区，连年战乱导致山东地区破败不堪，百姓难以活命。更糟糕的是，永乐年间山东曾多次遭遇大规模灾害，这给山东地区民间宗教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唐赛儿起义前发展的教众便已经多达数万人。

永乐十七年（1419年）末，唐赛儿的部下董彦杲、刘俊、宾鸿等率众两千余人，占据益都卸石棚寨，以红白旗为号，自称“白莲军”，声势日盛。不过，地方官最初对起义采取了隐瞒态度，并未进行上报。永乐十八年（1420年）二月十一日，义军正式宣布起义，青州卫指挥使高凤带兵围剿卸石棚寨，却被义军利用地形设伏击败，指挥使高凤被杀。

唐赛儿在初战取胜后，以卸石棚寨为根据地，不断打击附近州府的官府污吏和恶霸、地主，军队迅速发展至2万余人，而青州各地百姓也是纷纷响应，益都、诸城、安丘、莒州、胶州等州县先后出现了十几支义军。

永乐十八年（1420年）二月，朝廷接到直隶沂州卫奏报，奏折中称“（义军）大行劫杀，莒州千户孙恭等往招抚，杀其从者，势甚猖獗”这才得知山东民变。在派人招抚失败之后，朱棣遂命安远侯柳升为总兵官，都指挥使刘忠为副总兵官，率领5000余京师精锐前去镇压。

二月二十八日，柳升、刘忠率兵抵达益州，再度包围卸石棚寨，唐赛儿采取诈降策略，突袭明军，都指挥使刘忠被杀。后义军一万余人围攻安丘城，眼看即将攻破，山东沿海负责防备倭寇的都指挥卫青率兵赶到，义军在腹背受敌之下惨遭战败。义军死伤两千余人，被俘者四千余人全部被杀，妻小被官府没收为奴。至此，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唐赛儿起义便被镇压下去。

贵州、湖广各族人民大起义：正统十四年（1449年）三月至天顺五年（1461年）正月

正统年间，明朝三征麓川，不断从贵州征兵，百姓苦于战祸，再加上当地饥荒频发，贵州境内以苗族、布衣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为求生存，被迫揭竿而起。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三月，贵州驻军1万余人被调往麓川战场，趁着明军防守空虚，邛水十五洞司苗族百姓聚众起义，迅速攻占思州府城，五开苗民则进攻清浪、镇远。同时，西自永宁，东至沅州，北起播州，东南达武冈的广大地区内，各民族百姓纷纷响应，参与起义的人数多达20余万。

明廷得知消息后，命都督宫聚为征南总兵官率军镇压，同时令广西总兵官柳溥、贵州参将都指挥同知郭瑛、湖广参将都指挥佥事张善各率官军、土兵会剿。四月，又令出征麓川的兵部尚书王骥领兵增兵贵州。然而，由于众寡悬殊，明军疲于应对，却处处战败，朝廷被迫不断向贵州增兵。

九月，起义军围攻平越卫，兵部尚书王骥向朝廷请援，朝廷连忙调集七八万人，东西夹攻起义军。十一月，奉调官兵回京，正式命王骥为平蛮将军（后以梁王缶代替），充总兵官，负责镇压事宜。然而直到景泰二年（1451年）四月，明军才重挫义军，起义首领韦同烈因部下叛变被捕。

景泰二年（1451年）七月，普定、永宁、毕节、五开、清浪等地苗民再度爆发起义，湖广各地苗民也群起响应，朝廷继续以梁王缶为总兵官率兵镇压，并令湖广等地官兵策应。然而直到十年后，即天顺五年（1461年）正月前后，起义军才在官兵的镇压下彻底陷入低谷，但当地百姓仍然与官兵进行着游击战争。

刘六、刘七起义：正德五年（1510年）十月至正德七年（1512年）五月

明朝初期，为保证边军战马供应，朝廷强令河北等地百姓充当马户，当地百姓深受马政之苦。再加上明朝正统年间以后，朝廷统治日渐残暴，土地兼并加重，百姓流离失所，当地已经时有民变发生。

正德四年（1509年）九月，宦官刘瑾派御史宁杲为“捕盗御史”，到河北镇压农民起义，结果宁杲采取残酷高压手段，大肆屠杀和镇压当地百姓，结果不仅没能彻底镇压起义，反而引起了当地百姓更大的愤恨。

正德五年（1510年）十月，家属遭到迫害的刘六、刘七在霸州率领数十骑起兵，当地百姓纷纷响应，迅速发展至万余人。与此同时，在山东发动起义的杨虎所部也与刘六等人会合，义军更加壮大。次年三月，义军连下河北博野、饶阳、南宫等州县，继入山东，攻克日照、曲阜、泰安等二十余州县，明军一路溃逃。

而在不断取胜的情况下，起义军更是提出了先取河北、河南，再占南京，建立政权的方针。接着，起义军兵分两路，东路由刘六、刘七、齐彦名率领，活动于山东地区；西路则由杨虎等人统领，活动于很难地区。五月，东路起义军由山东入河南，进湖广转趋江西，又挥师北上，直抵霸州。西路杨虎一支由南而北，六月进山西，又东入河北，直抵文安，八月，两军会攻霸州，威胁京师。

明廷见状，一方面加紧设防，另一方面改任兵部右侍郎陆完提督军务，统领边兵和京营官军阻击起义军，义军被迫转战其他地区。此后，两路义军先后转战河北、山东、安徽、河南等地，不断与明军战斗，但杨虎却在途中战死，西路义军转由刘惠、赵燧统领，后刘惠在南召牺牲，赵燧则在武昌被俘，后被押入京城处死。

正德七年（1512年）五月，刘六、刘七率领的义军再度威胁京师，后见京师难攻，这才率军先后转战江苏、山东。兵部右侍郎陆完则集兵十万于山东登、莱地区围剿义军，义军受挫后向南方转移。闰五月，刘六在湖北黄州牺牲，刘七率兵转战于上起九江、下抵苏松地区，明廷则调派彭泽增援陆完。七月，起义军在通州地区被明军击败，刘七、齐彦名等先后牺牲，起义宣告失败。

明末农民起义：天启七年（1627年）至康熙三年八月

明朝末期，由于明朝统治阶级的不断压迫，再加上天灾人祸不断，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饥民死活，仍然催逼税，白水饥民王二发动起义，冲进县城杀死张斗耀，就此拉开了明末起义的大幕。

天启八年（1628年），在王二起义的影响下，陕西府谷王嘉胤、汉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等领导饥民起义，张献忠也在延安米脂起义，李自成后来也投入高迎祥军中。于此同时，被派去镇压起义的边军，也因为缺饷而发生哗变，并加入义军成为骨干。

崇祯帝继位之后，先用三边总督杨鹤“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策略，一度瓦解义军。崇祯四年（1631年）至崇祯六年（1633年），为避开明军主力，起义中心转入山西，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等人在王用的联合下发展至20余万人，号称36营，义军开始由分散状态进入协同作战阶段。

纵观整个明末起义，朝廷并非没有彻底平叛的机会，然而由于满清先后六次破关而入，朝廷两面作战屡次错失良机，再加上崇祯急功近利，屡次更换平叛将领，先用杨鹤主抚，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导致朝廷虽然数次重创农民军，却始终未能将其彻底剿灭，反而使其总能起死回生。

崇祯十七年初，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七日后向北京进军，一路势如破竹，后于三月十九日攻破皇城，崇祯帝朱由检自缢，明王朝灭亡。张献忠也于同年八月攻占成都，建立大西政权。

崇祯十七年四月初，大顺军在北京逮捕吴三桂父亲吴襄，并严刑追赃助饷，导致本已打算投降的吴三桂反回山海关，李自成率兵攻打吴三桂，吴三桂投降满清后放清军入关，李自成战败后返回北京匆忙称帝，随即撤出北京。

在清军的进攻下，李自成一路败退，经襄阳进入武昌，李自成后于顺治二年五月战死于九宫山。顺治三年，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大西军，张献忠于次年七月撤离成都，北上与清军作战，十一月牺牲在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

李自成和张献忠阵亡后，其残部继续与清军作战，并配合南明朝廷反攻清军，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正月，永历政权彻底被清军击溃，南明政权宣布彻底灭亡，明末起义才算走到尽头。康熙三年八月，夔东十三家抗清失败，李来亨全家自焚，明朝在大陆的抵抗结束，明末农民军余部完全失败。

其他农民起义

除了以上四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之外，明朝还爆发了其他农民起义，盘点如下：

1、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广西阳山县山民造反，福建泉州陈同同年造反，山东青州孙古朴同年造反。

2、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广州曹真和苏文清叛乱，聚众数万，战船一千八百艘。同年，福建福安县江志贤聚众八千起兵。

3、明太祖洪武十五年（1382年），广东铲平王叛乱。

4、明太祖洪武十八年（1385年），湖广铲平王吴奤儿造反。

5、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江西赣州夏三聚众数万人反。

6、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广西瑶族、壮族数万人叛乱，明廷派征南将军杨文率军镇压，斩叛乱军18360，斩家属8280人。

7、明太祖洪武三十年（1397年），陕西沔县高福兴等叛乱，先后攻陷略阳，徽州，文县，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率军镇压。

8、明英宗正统年间，浙江矿工叶宗留叛乱，福建佃农邓茂七叛乱。

9、明英宗天顺年间、明宪宗成化年间，荆襄山区的开荒流民刘通、李原发动叛乱。

10、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年），江西各地发生叛乱，其中有抚州王钰五叛乱，饶州汪澄二叛乱，瑞州罗光权叛乱，赣州何积钦叛乱，靖安县胡雷二叛乱。

11、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江西南部与福建、广东交界的山区，上述叛军再度活跃，明廷派右佥都御史王守仁为南赣巡抚，提督军务，前去围剿，次年叛乱被镇压。

12、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六月初，苏州市民葛贤领导苏州机工包围税署，打死税吏，吓得税监逃跑。

13、明神宗万历年间，蓟州人王森传播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其教徒遍布北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等省。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王森在京师传教时被捕，死于狱中。

14、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白莲教徐鸿儒（王森的徒弟）联合景州于弘志、曹州张世佩等图谋起事，因计划泄露，徐鸿儒被迫提前发动，先后攻克郓城、邹县、滕县、峄县，于弘志则在河北武邑、枣强、衡水等地起兵响应，又有刘永明聚众二万人与徐鸿儒汇合。同年十一月，徐鸿儒被部下出卖，在邹县被捕后被押往京师处死。

名人如下：

1 赵望云

1906年9月30日生于河北束鹿，1977年3月9日卒于陕西西安。初做学徒，1925年到北京，京华美术专科学校肄业。1933年在河北农村写生，作品在天津《大公报》连载。1934～1936年又到山东、江苏、浙江、河南、河北等地农村写生，作品描绘了抗日战争时农民的贫苦生活，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获平民画家的称号。40年代转赴西北，描绘西北地区的山川风光和农村风物，并作敦煌之行，临摹石窟壁画。1949年后，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西北文化部文物处处长、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等职 。

赵望云擅人物、山水，笔墨苍厚，作品写西北山川、人物，富有生活气息和时代感，画风自然质朴，为长安画派的创始人之一。出版有《农村写生集》、《塞上写生集》、《黄河写生册》、《林区写生册》、《 西北旅行画集》、《埃及写生画集》、《赵望云画集》 其子赵季平。

2 赵季平

是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歌舞剧院院长，国家一级作曲家，被誉为“最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精神和西部特色的作曲家”。 主要作品：** 《黄土地》、《红高粱》、《霸王别姬》、《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秦颂》、《荆轲刺秦王》、《漂亮妈妈》、《一声叹息》、《回家过年》、《炮打双灯》等 。电视剧 《水浒传》、《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大宅门》、《青衣》

3 任率英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工笔重彩画会副会长，中国连环画研究会顾问，当代连环画大师，工笔重彩画的杰出代表。1911年出生于河北省束鹿县，30年代拜著名画家徐燕孙为师，专功工笔重彩人物画， 1950年起在人民美术出版社从事中国工笔画、年画、连环画的创作，与刘继卣、王叔晖等共同将中国连环画、年画创作推向艺术高峰。

他的作品画风工细，构图严谨，线条优美，色彩绚丽，雅俗共赏。其作品既张贴于百姓陋室，又收藏于博物馆殿堂。任率英一生创作了大量艺术精品，连环画白蛇传被誉为现代连环画四大经典之一。年画嫦娥奔月发行以千万记数，其照片被美国航天博物馆陈列。特别是他晚年创作了大量艺术巨制：工笔重彩八十七神仙卷和百美图卷堪称工笔重彩的巅峰之作。

4 方纪

原名冯骥，著名作家。出生于河北省辛集市佃士营村，著有十几部中长篇小说和诗歌集。代表作散文《挥手之间》，记录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和平谈判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抗战爆发后曾在武汉、长沙、桂林、重庆等地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39年到延安，延安时期曾在陕甘宁边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央党校三部（马列学院）和《解放日报》社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热河省文联主席。解放战争中，在前线任随军记者。此时，还参加了农村土改，写下了反映冀中人民抗日和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老桑树底下的故事》和中篇小说《不连续的故事》。1949年后曾担任《天津日报》编委、文艺部主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天津市文联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天津分会主席等职。

5 李锡铭

1946年后入清华大学先修班、建筑系、土木系学习。1948年3月加入中国***。1949年受北京市委青委委派到石景山发电厂从事建团工作并兼石景山发电厂党总支部宣传委员。1952年后任石景山发电厂党总支部副书记、代理书记。1957年任石景山发电厂党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0年后先在石景山发电厂生产组协助工作，后任厂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扩展资料：

辛集，省直管市，是河北省中东部地区区域中心城市，位于石家庄市东65公里处，距首都北京220公里，距天津220公里，距雄安新区120公里。辛集市北与深泽县、安平县接壤，东与深州市为邻，南与冀州区、宁晋县相接，西与晋州市毗连。全市总面积960平方公里，总人口635万，城市建成区面积3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1万。辖7乡8镇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344个行政村。

辛集市是河北省第一批22个扩权强县（市）的县市之一，是全国百家明星县（市）之一，综合经济实力居河北省“十强”县市，2011年5月，被河北省文明办评为文明城区、文明县级市，发展最快的城市，全省排第21位，辛集镇被誉为“河北省第一大镇”。

参考资料：

：辛集

1 熊概 字元节文言文翻译

熊概，字元节，丰城人。自幼丧父，随母亲改嫁胡氏，冒姓胡。永乐九年（1411），中进士。后被授予御史。十六年，升为广西按察使。峒溪蛮人大肆出来抢掠，布政使计划请靖江王的军队来阻止他们。熊概不同意，他说：“我等任方面之官，贼寇来时不能抵御，怎能还烦劳王爷？况且贼寇肯定不来，他们只是戒严而已。”后来果然如此。不久，他调任广东。

洪熙元年（1425）正月，命他以原官和布政使周干、参政叶春巡视南畿、浙江。当初，夏原吉在江南治水回来后，以左通政赵居任取代他，兼督理农业事务。赵居任不体恤百姓，每年都上报说丰收。成祖也知道他谎报。他死后，左通政岳福继任，他庸愚懦弱，不理事。仁宗监国时，曾命熊概以御史之衔代理刑部事务，仁宗知道他贤，所以有这个任命。这年八月，周干回京，说有关部门多任用非人，当地豪强肆意作恶，而岳福又不管事。宣宗把岳福召回，升熊概为大理寺卿，与叶春一同前往巡抚。南畿、浙江设巡抚自此而始。

浙西豪强把持郡县生杀之权。海盐县百姓平康非常残暴，御史要逮捕他，他逃掉了。正赶上大赦，他又回来了，还聚众八百余人。熊概将他逮捕诛杀。过后，又把巨恶之徒数十人全部逮捕，押解来京，于是奸宄之徒被平息下去了。各卫所粮饷不继，军队缺粮。熊概先把各府赎罪米四万二千余石发出供应部队，然后再上报朝廷。皇上很高兴，传谕户部不要给熊概治以擅作主张之罪。

熊概执法严厉，奸民很害怕他，便将诽毁他的书上传朝廷。宣德二年，行在都御史弹劾熊概与叶春所到之处擅自赏罚，纵兵骚扰百姓。皇上不问，暗中派御史去调查，但一无所得，由此更加信任熊概。第二年七月赐玺书奖励他。熊概也很自信，应当兴废的事他都列出上奏。当时朝廷屡次派出部官到江南造纸、买铜铁。熊概说洪水积涝，百姓饥馑，请求停罢这种行动。

五年（1430），他回到朝廷，才改回原姓。不久，他升为右都御史，掌南都察院事。行在都御史顾佐有病，朝廷通过驿传召熊概代管他的职务，兼代理刑部。九年十月，省察记录犯囚的罪案，熊概从早到晚，未暇进食。突然他感到晕眩，然后便去世了。皇上赐祭，派船送他归葬。

熊概性格刚毅果断，巡视江南时，威名很盛。到他掌都察院后，声名渐损。

2 帮帮忙文言文翻译

原文居岁余，奸吏奏佐受隶金，私遣归。

帝密示士奇曰：“尔不尝举佐廉乎？” 译文过了一年多，有奸滑官吏上书控告顾佐，说他收受仆役的金钱，私下免其劳役让其回家。皇帝把信给杨士奇看，说：“你不是曾推举顾佐，说他廉洁吗？” -------------------------------------------------------------------------------------- 原文因怒诉者曰：“朕方用佐，小人敢诬之，必下法司治！ 译文于是（皇帝）对告状者很恼怒，说：“我才起用顾佐，小人竟敢诬告他，一定要送司法部门惩治！”。

3 《明史 王来传》译文

文言整体阅读﹙一﹚注释

六

王来，字原之，慈溪人。宣德二年以﹙凭﹚会试乙榜﹙的身份﹚授﹙被授予﹚新建教谕﹙的职位﹚。﹙宣德﹚六年，以﹙因﹚荐﹙推荐﹚擢﹙提升﹚御史，出﹙出京﹚按﹙巡视﹚苏、松、常、镇四府。﹙皇上﹚命﹙命令﹚偕﹙xíe旧读jīe俱，共同﹚巡抚周忱考察属吏﹙属官﹚，敕﹙敕令﹚有“请﹙请示﹚自上﹙皇上﹚裁﹙裁决﹚”语﹙的话﹚﹙请示皇上后再裁诀﹚。来言：“贼﹙残害﹚民﹙百姓﹚吏﹙官吏﹚，去﹙除去﹚之﹙他们﹚惟恐不速﹙迅速﹚，必﹙一定﹚请﹙请示﹚而后﹙然后﹚行﹙执行﹚，民﹙百姓﹚困﹙困苦﹚多﹙就多﹚矣﹙了﹚。”帝为改敕﹙敕令﹚赐之﹙他﹚。中官陈武以﹙凭﹚太后﹙省“之”﹚命使﹙出使﹚江南，横﹙蛮横﹚甚，来数﹙多次﹚抑﹙抑制﹚之。武还﹙回京﹚，诉于﹙向﹚帝﹙皇帝﹚。帝问都御史顾佐：“巡按谁也﹙判断语气﹚？”佐﹙顾佐﹚以来对﹙回答﹚。帝叹息称﹙称赞﹚其﹙代王来﹚贤﹙贤良﹚，曰“识﹙知道﹚之﹙他﹚”。及﹙等到﹚报命﹙复命﹚，奖谕﹙奖励﹚甚至﹙非常﹚﹙奖励非常丰厚﹚。

英宗即位，以﹙因﹚杨士奇荐，擢﹙提拔﹚山西左参政。言：“郡县官﹙官员﹚不以﹙把﹚农业为﹙作为﹚务﹙根本﹚，致﹙导致﹚民多游﹙游荡﹚惰﹙赖惰﹚。朝廷悯﹙怜悯﹚其﹙他们﹚失业，下诏蠲﹙jūan﹚除﹙免除他们的赋税﹚，而田日荒闲，租税无﹙没有﹚出﹙出处﹚，累﹙连累﹚及﹙到﹚良民。宜﹙应该﹚择﹙选择﹚守长贤﹙贤能﹚者，以课﹙督促﹚农﹙务农﹚为职﹙职责﹚。其﹙那些﹚荒田，令附近之﹙的﹚家﹙人家﹚通力合作，供﹙交﹚租之外，听﹙允许﹚其﹙他们﹚均分﹙分配﹚，原﹙原来﹚主﹙田地的主人﹚复﹙又﹚业﹙恢复本业﹚则﹙就﹚还之﹙他﹚。蚕﹙养蚕﹚桑﹙种桑﹚可裨补益本业﹙农业﹚者，听﹙听凭﹚其﹙他们自己﹚规画﹙规划安排﹚。仍﹙仍旧﹚令﹙让﹚提学风宪官督﹙监督﹚之，庶人﹙普通百姓﹚知﹙知道﹚务﹙务农﹚本﹙根本，重要性﹚。”﹙皇帝﹚从﹙听从，采纳﹚之﹙代意见﹚。

来居﹙为﹚官廉﹙清廉﹚，练﹙熟练﹚达﹙通达﹚政事。侍郎于谦抚﹙省介词于﹚山西，亟﹙多次﹚称﹙称赞﹚其才，可置﹙放在﹚近侍。而﹙但﹚来执法严﹙严格﹚，疾恶尤甚﹙非常痛恨恶人﹚，以﹙因﹚公事杖死县令不职﹙称职﹚者十人。逮﹙逮捕﹚下﹙入﹚狱，当徒﹙判处服役﹚。遇﹙碰到﹚赦﹙赦免﹚，以原﹙原来﹚官调补﹙调任﹚广东。来自此始﹙开始﹚折节﹙改变志向﹚为﹙行为﹚和平﹙心平气和﹚，而政﹙政务﹚亦修﹙整治﹚举。正统十三年迁﹙升任﹚河南左布政使。明年﹙第二年﹚改﹙改任﹚左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及湖广襄阳诸府。也先逼京师﹙京城﹚，来督﹙带兵﹚兵勤﹙帮助，援助﹚王﹙援助朝廷危难﹚。渡河，闻寇退﹙撤退﹚，乃﹙才﹚引﹙带兵﹚还﹙回来﹚。

景泰元年，贵州苗﹙苗人﹚叛﹙反叛﹚。总督湖广、贵州军务侯璡﹙jīn﹚卒于军，进﹙晋升﹚来右都御史代﹙代替﹚之。与保定伯梁珤，都督毛胜、方瑛会兵进﹙联合进兵﹚讨﹙讨伐苗人﹚。贼平，班师﹙班师回朝﹚。诏﹙下诏﹚留﹙留下﹚来﹙王来﹚、珤﹙粱珤﹚镇抚﹙镇守安抚﹚。寻﹙不久﹚命来兼﹙兼任﹚巡抚贵州。﹙省主“王来”﹚奏﹙上奏﹚言：“近因黔、楚用兵，暂行鬻﹙卖﹚爵﹙官﹚之例。今寇贼稍宁﹙安定﹚，惟﹙只有﹚平越、都匀等四卫﹙地方﹚乏﹙缺乏﹚饷﹙粮饷﹚。宜﹙应该﹚召商中盐﹙以盐换粮﹚，罢﹙取消﹚纳﹙收﹚米﹙粮﹚例﹙惯例﹚。”从之﹙皇上采纳他的建议﹚。

﹙景泰﹚三年十月﹙省主语“王来”﹚召还，加﹙让﹚﹙其﹚兼大理寺卿。珤﹙粱珧﹚以﹙认为﹚来功大，乞﹙请求﹚加旌异﹙授予特殊表彰﹚。都给事中苏霖驳﹙反驳﹚之﹙粱珧﹚，乃﹙才﹚止。来还在道﹙路上﹚，以﹙因为﹚贵州苗﹙苗人﹚复﹙又﹚反﹙反叛﹚，敕﹙皇帝命令﹚回师进讨﹙讨伐﹚。明年﹙第二年﹚，事﹙反叛之事﹚平。召﹙任命﹚为﹙担任﹚南京工部尚书。英宗复辟﹙复位﹚，六尚书悉﹙都﹚罢﹙罢免﹚。来归﹙回家﹚。成化六年卒﹙逝世﹚于﹙在﹚家。

4 《明史 王来传》译文

文言整体阅读﹙一﹚注释 六 王来，字原之，慈溪人。

宣德二年以﹙凭﹚会试乙榜﹙的身份﹚授﹙被授予﹚新建教谕﹙的职位﹚。﹙宣德﹚六年，以﹙因﹚荐﹙推荐﹚擢﹙提升﹚御史，出﹙出京﹚按﹙巡视﹚苏、松、常、镇四府。

﹙皇上﹚命﹙命令﹚偕﹙xíe旧读jīe俱，共同﹚巡抚周忱考察属吏﹙属官﹚，敕﹙敕令﹚有“请﹙请示﹚自上﹙皇上﹚裁﹙裁决﹚”语﹙的话﹚﹙请示皇上后再裁诀﹚。来言：“贼﹙残害﹚民﹙百姓﹚吏﹙官吏﹚，去﹙除去﹚之﹙他们﹚惟恐不速﹙迅速﹚，必﹙一定﹚请﹙请示﹚而后﹙然后﹚行﹙执行﹚，民﹙百姓﹚困﹙困苦﹚多﹙就多﹚矣﹙了﹚。”

帝为改敕﹙敕令﹚赐之﹙他﹚。中官陈武以﹙凭﹚太后﹙省“之”﹚命使﹙出使﹚江南，横﹙蛮横﹚甚，来数﹙多次﹚抑﹙抑制﹚之。

武还﹙回京﹚，诉于﹙向﹚帝﹙皇帝﹚。帝问都御史顾佐：“巡按谁也﹙判断语气﹚？”佐﹙顾佐﹚以来对﹙回答﹚。

帝叹息称﹙称赞﹚其﹙代王来﹚贤﹙贤良﹚，曰“识﹙知道﹚之﹙他﹚”。及﹙等到﹚报命﹙复命﹚，奖谕﹙奖励﹚甚至﹙非常﹚﹙奖励非常丰厚﹚。

英宗即位，以﹙因﹚杨士奇荐，擢﹙提拔﹚山西左参政。言：“郡县官﹙官员﹚不以﹙把﹚农业为﹙作为﹚务﹙根本﹚，致﹙导致﹚民多游﹙游荡﹚惰﹙赖惰﹚。

朝廷悯﹙怜悯﹚其﹙他们﹚失业，下诏蠲﹙jūan﹚除﹙免除他们的赋税﹚，而田日荒闲，租税无﹙没有﹚出﹙出处﹚，累﹙连累﹚及﹙到﹚良民。宜﹙应该﹚择﹙选择﹚守长贤﹙贤能﹚者，以课﹙督促﹚农﹙务农﹚为职﹙职责﹚。

其﹙那些﹚荒田，令附近之﹙的﹚家﹙人家﹚通力合作，供﹙交﹚租之外，听﹙允许﹚其﹙他们﹚均分﹙分配﹚，原﹙原来﹚主﹙田地的主人﹚复﹙又﹚业﹙恢复本业﹚则﹙就﹚还之﹙他﹚。蚕﹙养蚕﹚桑﹙种桑﹚可裨补益本业﹙农业﹚者，听﹙听凭﹚其﹙他们自己﹚规画﹙规划安排﹚。

仍﹙仍旧﹚令﹙让﹚提学风宪官督﹙监督﹚之，庶人﹙普通百姓﹚知﹙知道﹚务﹙务农﹚本﹙根本，重要性﹚。”﹙皇帝﹚从﹙听从，采纳﹚之﹙代意见﹚。

来居﹙为﹚官廉﹙清廉﹚，练﹙熟练﹚达﹙通达﹚政事。侍郎于谦抚﹙省介词于﹚山西，亟﹙多次﹚称﹙称赞﹚其才，可置﹙放在﹚近侍。

而﹙但﹚来执法严﹙严格﹚，疾恶尤甚﹙非常痛恨恶人﹚，以﹙因﹚公事杖死县令不职﹙称职﹚者十人。逮﹙逮捕﹚下﹙入﹚狱，当徒﹙判处服役﹚。

遇﹙碰到﹚赦﹙赦免﹚，以原﹙原来﹚官调补﹙调任﹚广东。来自此始﹙开始﹚折节﹙改变志向﹚为﹙行为﹚和平﹙心平气和﹚，而政﹙政务﹚亦修﹙整治﹚举。

正统十三年迁﹙升任﹚河南左布政使。明年﹙第二年﹚改﹙改任﹚左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及湖广襄阳诸府。

也先逼京师﹙京城﹚，来督﹙带兵﹚兵勤﹙帮助，援助﹚王﹙援助朝廷危难﹚。渡河，闻寇退﹙撤退﹚，乃﹙才﹚引﹙带兵﹚还﹙回来﹚。

景泰元年，贵州苗﹙苗人﹚叛﹙反叛﹚。

总督湖广、贵州军务侯璡﹙jīn﹚卒于军，进﹙晋升﹚来右都御史代﹙代替﹚之。与保定伯梁珤，都督毛胜、方瑛会兵进﹙联合进兵﹚讨﹙讨伐苗人﹚。

贼平，班师﹙班师回朝﹚。诏﹙下诏﹚留﹙留下﹚来﹙王来﹚、珤﹙粱珤﹚镇抚﹙镇守安抚﹚。

寻﹙不久﹚命来兼﹙兼任﹚巡抚贵州。﹙省主“王来”﹚奏﹙上奏﹚言：“近因黔、楚用兵，暂行鬻﹙卖﹚爵﹙官﹚之例。

今寇贼稍宁﹙安定﹚，惟﹙只有﹚平越、都匀等四卫﹙地方﹚乏﹙缺乏﹚饷﹙粮饷﹚。宜﹙应该﹚召商中盐﹙以盐换粮﹚，罢﹙取消﹚纳﹙收﹚米﹙粮﹚例﹙惯例﹚。”

从之﹙皇上采纳他的建议﹚。 ﹙景泰﹚三年十月﹙省主语“王来”﹚召还，加﹙让﹚﹙其﹚兼大理寺卿。

珤﹙粱珧﹚以﹙认为﹚来功大，乞﹙请求﹚加旌异﹙授予特殊表彰﹚。都给事中苏霖驳﹙反驳﹚之﹙粱珧﹚，乃﹙才﹚止。

来还在道﹙路上﹚，以﹙因为﹚贵州苗﹙苗人﹚复﹙又﹚反﹙反叛﹚，敕﹙皇帝命令﹚回师进讨﹙讨伐﹚。明年﹙第二年﹚，事﹙反叛之事﹚平。

召﹙任命﹚为﹙担任﹚南京工部尚书。英宗复辟﹙复位﹚，六尚书悉﹙都﹚罢﹙罢免﹚。

来归﹙回家﹚。成化六年卒﹙逝世﹚于﹙在﹚家。

5 求明史陆震传译文

王骥，字尚德，束鹿县人，身材高大魁梧，有利于骑射，性格刚毅有胆量，通宵戎谋略。考上永乐四年进士。提拔为为兵科给

事中，出使山西，上奏免除盐池逃税20万余，不久迁为山西按察司副使。洪熙元年调任为顺天府府尹。宣德初年，提拔为兵部右侍郎，代顾佐临时管理都察院。时间长了，临时代理兵部尚书。九年命

为转正为兵部尚书。正统元年奉诏商议边事，超过五日未奏。皇帝发怒，逮捕骥与侍郎邝野下狱。不久得以释放。阿台、朵儿只伯数寇犯甘、凉，边将多次失利。侍郎柴车、徐晞，都御史曹翼相继治理边境事务，未能制。二年五月命王骥前往，允许方便行事。王骥疾速赶往军中，会晤诸位将领，问：“以前追敌至鱼儿海子，先败退者是谁？”。都说：“都指挥安敬”。王骥先承接密旨杀戮了安敬，将他捆在斩辕门，并宣旨责备都督蒋贵。所有将领都腿发抖。王骥于是大阅将士，分配兵力，规划辖地，使得各自防御，边境肃然。阅军甘、凉，淘汰掉三分之一。更改确定军队更替之法，士兵得到休息，后勤转输也省掉了。俄阿台又入侵。皇帝以任礼为平羌将军，蒋贵、赵安为副将军，骥监督军务。三年春，偕同诸将领出塞，以贵为前锋，而自己与任礼帅大军随后，与贵约定曰：“不胜利，不要相见了。”蒋贵在石城击敌，敌人逃离至兀鲁乃。贵帅轻骑二千五百人，从镇夷卫所出，从小道行军，三日夜追到敌人。擒到左丞脱罗，斩杀敌人三百余，获金银印各一枚，驼马兵甲上千。王骥与任礼自梧桐林至亦集乃，擒得枢密、同知、佥院十五人，万户二人。招降他的部落，追逐到尽头，进至黑泉。而赵安等出昌宁卫所，抵达刁力沟，也擒获右

丞、达鲁花赤三十人。分道夹击，辗转战斗千余里，朵儿只伯远远地逃遁。评定功劳，贵、礼都封伯爵，

而王骥兼大理卿，支取二份俸禄。不久召还，管理部事。

一段时间后，麓川之役起。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叛乱，多次打败王师。黔国公沐晟征讨他，出师不利，道途中去世。采用沐昂代替。他分条上书攻取策略，征兵十二万人。中官王振刚刚用事，喜欢功名，认为骥可管辖，想大举发兵。骥也想效力。

6 于谦翻译古文,急需

你好，以下是“于谦传”的全文翻译： 于谦，字廷益，钱塘人。

七岁的时候，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说："这是将来救世的宰相呀。"永乐十九年，于谦考中了进士。

宣德初年，任命于谦为御史。奏对的时候，他声音洪亮，语言流畅，使皇帝很用心听。

顾佐任都御使，对下属很严厉，只有对于谦客气，认为他的才能胜过自己。护从皇帝驻扎在乐安时，高煦出来投降，皇帝让于谦口头数说他的罪行。

于谦义正词严，声色俱厉。高煦伏在地上战保，自称罪该万死。

皇帝很高兴。班师回朝北京，给于谦赏赐和各大臣一样。

于谦外出巡按江西，昭雪了被冤枉的几百个囚犯。他上疏奏报陕西各处官校骚扰百姓，诏令派御史逮捕他们。

皇帝知道于谦可以承担重任，当时刚要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接派驻省的巡抚，于是亲手写了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越级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于谦到任后，轻装骑马走遍了所管辖的地区，访问父老，考察当时各项应该兴办或者革新的事，并立即上疏提出。

一年上疏几次，稍有水旱灾害，马上上报。 正统六年，于谦上疏说："现在河南、山西各自储存了数百万谷物。

请于每年三月，令各府州县上报缺粮的贫困户，把谷物分发给他们。先给菽秫，再给黍麦，再次给稻。

等秋收后还给官府，而年老有病和贫穷无力的，则免予偿还。州县吏员任满应该提升时，储存预备粮达不到指标的，不准离任。

并命令监察官员经常稽查视察。"下诏令照此执行。

河南靠近黄河的地方，常因水涨冲缺堤岸。于谦令加厚防护堤，计里数设置亭，亭有亭长，负责督促修缮堤岸。

又下令种树、打井，于是榆树夹道，路上没有干渴的行人。大同单独远在边塞之外，巡按山西的人难于前往，奏请另设御史管理。

把镇守将领私自开垦的田全部收为官屯，用以资助边防经费。他的威望恩德遍布于各地，在太行山的盗贼都逃跑或隐藏起来。

在职九年，升任左侍郎，领二品官的棒禄。 当初，杨士奇、杨荣、杨博主持朝政，都很重视于谦。

于谦所奏请的事，早上上奏章，晚上便得到批准，都是"三杨"主办的。但于谦每次进说商议国事时，都是空着口袋进去，那些有权势的人不能不感到失望。

到了这时，"三杨"已经去世，太监王振掌权，正好有个姓名和于谦相似的御史，曾经顶撞过王振。于谦入朝，推荐参政王来、孙原贞代替自己。

通政使李锡逢迎王振的指使，弹劾于谦因为长期未得晋升而不满，擅自推举人代替自己。把他投到司法部门判处死刑，关在狱中三个月。

后来王振知道搞错了，把他放出来，降职为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俯伏在宫门前上书，请求于谦留任的人数以千计，周王、晋王等藩王也这样上言，于是再命于谦为巡抚。

当时的山东、陕西流民到河南求食的，有二十余万人，于谦请求发放河南、怀庆两府积储的粟米救济。又奏请令布政使年富安抚召集这些人，给他们田、牛和种子，由里老监督管理。

前后在任共十九年，他父母去世时，都让他回去办理丧事，不久便起用原职。 统十三年，于谦被召回京，任兵部左侍郎。

第二年秋天，也先大举进犯，王振挟持皇帝亲征。于谦和兵部尚书邝野极力劝谏，不听。

邝野跟随皇帝管理军队，留于谦主持兵部的工作。待到英宗在上木堡被俘，京师大为震惊，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成阝王监国，命令群臣讨论作战和防守的方略。侍讲徐（王呈）说星象有变化，应当迁都南京。

于谦厉声说："主张南迁的，该杀。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摇动则国家大计完了，难道没有看见宋朝南渡的情况吗！"成阝王肯定了他的说法，防守的决策就这样定下来了。

当时京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精锐的骑兵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疲惫的士卒不到十万，人心震惊惶恐，朝廷上下都没有坚定的信心。于谦请成阝王调南北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北京所属各府的运粮军，马上开赴京师，依然策划部署，人心稍为安定。

于谦立即被升为兵部尚书。 硼王暂代皇帝出朝，廷臣们请求将王振灭门九族。

而王振的党羽叫马顺的，便出来斥责言官。于是给事中王囗在明廷上打马顺，大家都跟着他。

朝上秩序大乱，卫卒声势汹汹。成阝王害怕得要起来走开，于谦推开众人走上前去扶住成阝王不要起来，而且告诉成阝王宣谕说："马顺等有罪该死，不予追究。

"大家才安定下来。于谦的袍袖因此全部撕裂。

退出左腋门，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叹道："国家正在倚赖你呢，今天虽然一百个工直又有什么作用！"当时，上下的人都依赖重视于谦，于谦亦毅然把国家的安危视为自己的责任。 当初，大臣担忧国家没有君主，太子年幼，敌寇将至，请皇太后立成阝王为皇帝。

成阝王一再害怕地推辞。于谦大声说："我们完全是为国家考虑，不是为个人打算。

"成阝王于是受命。九月，成阝玉即帝位为景帝，于谦进去回答问话，情绪激昂地哭着说："敌寇得意，留住了皇上。

必然轻视中国，长驱南下。请命令各边境的守臣竭力防守遏制。

京营士兵的器械快要用完了，需要马上分道招募民兵，令工部制造器械盔甲。派遣都督孙镗、卫颖、张辄、张仪、雷通分兵据守九门重要的地方，军队驻扎在外城的外面。

都御史杨。

7 求明史陆震传译文

王骥，字尚德，束鹿县人，身材高大魁梧，有利于骑射，性格刚毅有胆量，通宵戎谋略。考上永乐四年进士。提拔为为兵科给

事中，出使山西，上奏免除盐池逃税20万余，不久迁为山西按察司副使。洪熙元年调任为顺天府府尹。宣德初年，提拔为兵部右侍郎，代顾佐临时管理都察院。时间长了，临时代理兵部尚书。九年命

为转正为兵部尚书。正统元年奉诏商议边事，超过五日未奏。皇帝发怒，逮捕骥与侍郎邝野下狱。不久得以释放。阿台、朵儿只伯数寇犯甘、凉，边将多次失利。侍郎柴车、徐晞，都御史曹翼相继治理边境事务，未能制。二年五月命王骥前往，允许方便行事。王骥疾速赶往军中，会晤诸位将领，问：“以前追敌至鱼儿海子，先败退者是谁？”。都说：“都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