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独立后，构成千年间中越两国国家关系的主要内容，除了频繁而持久的贸易活动，更有广泛而深人的文化交流。

宋代，中越两国间的贸易以两种形式进行：一种是朝贡形式下的官方贸易，谓之“大纲”；另一种则是两国接壤处富商大贾（gǔ，商人）们所从事的博易场贸易，即民间贸易，谓之“小纲”。当时，广东钦州既是两国使者出入的必经之地，又是两国间的贸易中心。其时，使臣往往负有贸易使命，一身而兼二任。

明代，中国与安南间的使节往来十分频繁，双方使节除携带贡品和回赐品外，也多携带商品进行贸易活动，这对两国间的经济交流和贸易往来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和宋代一样，安南国王在政治上求得封号以自重，同时又可在经济上得到实惠。据史籍记载，从洪武元年（1368年）至崇祯十年（1637年）间，越南遣使人贡达79次之多。

清代中越贸易，分水陆两路。海上贸易多是大宗贸易，陆路贸易则主要是边界零星贸易，以日用品为主。中国出口物品多为布匹、绸缎、纸张、铁锅、颜料、烟、茶、药材等，进口物品则有大米、槟榔、胡椒、冰糖、砂仁、竹木、香料及海产品等。

清初，越南广南中部重要商港会设有“大唐街”，全长三四里，在那里居住和做生意的都是渡海到越南谋生的福建人。据《福建晋江专区华侨史调查报告》：清朝从雍正到嘉庆年问，晋江县出国华侨以往安南的为最多。例如雍正年间，出国32人，其中往安南的18人；乾隆年间，出国73人，往安南的37人；嘉庆年间，出国29人。往安南的20人。

越南独立时期，中越间的文化交流，涉及语言文字、音乐戏剧、水利、建筑、医药、风俗等许多方面，它既是过去基础上的继承与延续，也是更广阔领域里和更深层次上的前进与发展。

语言文字汉语与越语（京语）均属单音语系。汉至五代1000多年间，京语吸收了大量的汉语词汇。据语言学家的调查，在越语词汇中所保存的汉语词或源于汉语的词，约占总数的一半。在现代京语中，其所保存下来的汉语借词仍然大量存在。汉字，越南人又称“儒字”，约于公元前2世纪传人越南，是越南人使用的第一种文字。它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公元六世纪中叶之前，为初播阶段，这时的汉字是越南的官方文字；第二阶段是10世纪中叶之后，越南虽已号称“独立”且建立国家，但仍继续使用汉字，是为借用阶段。

大约在13世纪初叶，越南人民感到汉字不能适应自身需要，于是采用汉字的结构和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法，创造出了一种新的俗字，即“字喃”（Chu Nom；或称喃字，意即“南国之字”）。李朝时期，有人开始在书写碑铭时夹用字喃。越南史书上记载的第一篇全用字喃写成的作品，是陈朝文学家阮铨（quán，又名韩铨）创作的《祭鳄鱼文》（此文今已失传）。14世纪后，字哺开始系统化，并在文学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字喃文学盛行于17、18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字喃作品已在越南文坛上占据优势地位。

印刷术雕版印刷术发明于中国的隋末唐初。唐中叶以后逐渐盛行，并先后传人朝鲜、日本、越南、菲律宾、伊朗等国。13世纪时，越南的印刷术也得到了发展，并对本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北宋出版儒家经典及《大藏经》后，越南当权者曾多次请求赐送。早在前黎朝时就向宋真宗求过《九经》（指九部儒家经典）及《大藏经》。李太祖时，又向真宗皇帝求《大藏经》及《道藏经》。在将近80年的时间内，越南先后从中国请去三部《大藏经》和一部《道藏经》。1288年，陈圣宗也曾派遣使臣陈克用人元求取《大藏经》。到了15世纪中叶，越南开始刊印《五经》官定本。后黎朝太宗绍平二年（1435年），官方正式出版《四书大全》。15世纪末叶，因为所印儒家经典版本日多，朝廷特命在文庙内造书库贮（zhù）藏。

那时，越南虽没有像朝鲜那样工程浩大、刻工精良的《大藏经》，但民间的善男信女们所刊刻的佛经，数量却相当可观，仅前河内远东考古学院保存的，就有400多种。民间的印刷品中，除经书外，还有儿童读本、诗文集、家谱以及史书。小说、传记等，种类繁多，不一而足。

河内向来是历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刻书中心。到19世纪初时，旧阮京城顺化取代了河内，一跃而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刻书事业也随之蓬勃发展。后黎朝探花（科举制度中殿斌一甲第三名）梁如鹄（hú）曾于1443年、1459年两次奉命使明。他学习了中国人的刻书方法，回国后传授给乡人，依样仿刻经史版本，印行于世。500多年来，越南整个的雕版之术都受他的影响。越南的刻工们饮水思源，时刻不忘梁如鹄的功绩，尊奉他为刻字行的祖师。19世纪中叶，越南向中国购买木活字一套，开始用活字版印书；后来又出现套版，套印彩色的年画。越南的年画虽然几乎就是中国年画的翻版，但却充满南国情调，具有独特风格。

音乐戏剧中国音乐很早就已随移民南传。士燮时“出入鸣钟磐”（磬：qìng，古代打击乐器）；陈朝时，越南盛行一种集体舞蹈，所用歌词有《庄周梦蝶》、自居易《母别子》诗等，所用乐曲有《降黄龙》、《宴瑶池》等，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元朝初年，中国优人（旧时称演戏的人为优或优伶）李元吉曾到越南“传戏”，丰富了越南人的文化生活。李元吉长期居留越南，凭着他的智慧和创造力，吸收越南民间故事作素材，编成生动的戏剧，再传授给越南人演唱。演员穿着绸缎戏装在台上，伴着音乐或唱或舞，使观众受到感染。

越南的旧戏，从音乐、服装、脸谱、道具乃至演出方式，都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和中国的旧戏（如京剧）十分相似。过去的越南伶（旧时称戏曲演员）人即奉东方朔（公元前154～公元前93年，西汉文学家。为人正直，滑稽善辩，后世关于他的传说很多）为始祖。中国的剧目，往往被越南戏剧家所采用。《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西游记》等书在越南流传甚广，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而伍子胥、蔺相如、关羽、曹操、诸葛亮、宋江、李逵、张生、红娘、孙悟空、猪八戒等则是越南人民十分熟悉和喜爱的戏剧舞台人物。

历法元代杰出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公元1231～1316年）与王恂（xún）、许衡等人共同编制的《授时历》（公元1281年开始实施），是中国历法史上施行最久的历法，历时达364年之久。明朝颁行的《大统历》基本上就是《授时历》。《授时历》的精确度很高，以365．2425日为一年，29．530593日为一月；将一年的1／24作为一气（节气），推算出24节气，用以表明气候变化和农事季节；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它打破了古来制历的习惯，被认为是中国历法史上的第四次大改革。

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年），元朝派遣使臣出使越南，把《授时历》赠送给当时的陈朝。《授时历》的传人，对于越南人民的生活和农业生产都起了积极作用。这种历法一直沿用到明朝末年。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廷又赠越南《大统历》。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钦天监奉旨重修《西洋新法历书》，编成《历象考成》一书。越南阮朝嘉隆八年（1809年），越使臣阮有顺到北京，购得《历象考成》一部，回国后，阮有顺参照该书，奏请朝廷颁行《协纪历》。越南历法也便从此正式确定了下来。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天文学家的杰出创造，直到今天仍在民间延用，特别是对于农业生产，二十四节气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越南阮朝所颁行的《协纪历》，对此也加以采用，其名称与中国历法完全相同。中国古代历法的另一创造“干支纪日”，也同样为《协纪历》所采用。“干支”是天干和地支的合称，它拿十干的“甲、丙、戊、庚、壬”和十二支的“子、寅、辰、午、申、戌”相配，十干的“乙、丁、己、辛、癸”和十二支的“丑、卯、已、未、酉、亥”相配，共配成60组，用来表示年、月、日的次序，周而复始，循环使用。干支最初是用来纪日的，后来多用来纪年，现在中国农历的年份仍用干支。

医药三国时代，有一位名叫董奉的神医，字君异，侯官（今福建福州人）人，曾南游交趾。《三国志·吴书·士燮传》注引葛洪《神仙传》，记录了他为土燮治病的故事：“燮尝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药与服，以水含之，捧其头摇之，食顷，即开目动手，颜色渐复，半日能起坐。四日复能语，遂复常。”中医的发展与中越间药材的互换是分不开的。宋元之际，中药成为对越贸易的一种主要商品。史载：宋成淳十年（陈圣宗宝符二年，即公元1274年），宋以“缎子、药材等物，买卖为市”；宋德拓二年（陈圣宗宝符四年，即1276年）春二月，圣宗陈晃“遣陶光往龙州，以买药探元人情状”。越南陈朝除了有专为王公大人治病的太医外，还建立了与平民大众疾苦相关的医司——“广济署”。政府还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因而培养出了不少有名的医生。

中国的针灸法，14世纪时已被越南医生广泛采用。明清两代，越南所需药物也主要靠中国供应。黎仁宗时，曾派使臣来中国，请求用土产香料交换药材和书籍。明天顺元年（1457年），越南使臣黎文老曾上表奏，请求仍循惯例，以越南土产香料等物品换取中国的书籍和药材。明英宗批准了这一请求。19世纪末，越南从中国输入川芎（xiáng）、白术（zhú）和当归等多种中药，年约10万担（dàn，重量单位，100斤等于一担），数量可观。

中国医药文献浩如烟海，现存中药将近8000种，是人们长期实践、积累的结果。隋唐时，《内经》（《黄帝内经》的简称，约成书于战国时期）、《脉经》（魏晋间王叔和撰）等中医学书籍就已传人越南；明代医学家李梃（chān）的《医学入门》、张景岳的《景岳全书》以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医学名著也先后传人越南，对越南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越南医书流传到中国的却很少。1962年，北京书馆与中医研究院合编了一部《中医书联合目录》，收入了中国国内59家大书馆所藏的全部医书凡7000多种，其中录有数百种朝鲜和日本的汉文医书，却没有一本出自越南。实际上，越南医生在对中医中药进行深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不但有所发挥，而且颇有成就。《本草拾遗》、《中越药性合编》、《南药神效》等便是学术价值或文献价值很高的医学著作。

现存越南古代医药书籍约有二三十种，其中最有名的当推黎朝末年黎有卓所著《懒翁心领》（或称《海上心领遗书》、《海上懒翁》、《海上医宗心领全帙》（zhì）。该书共28集，66卷，内容丰富而完备。理论方面，《懒翁心领》采用《内经》经义；用药方面，则一半采用中国药，一半采用越南药，因地制宜地为医学理论与医学实践的结合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货币越南东山出土文物中有汉代五铢（zhū，古代重量单位）钱。五铢钱很可能是在汉平南越时传人交趾的。在其他地方的发掘中，也发现了古钱币，如“开元通宝”（简称开元钱；开元：意为开辟新纪元）、“元和通宝”等，皆是唐代币制。据《旧唐书》记载：唐初，仍然沿用的是隋代的五铢钱。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止五铢钱，铸“开元通宝”币，并在洛、并、燕、益、桂等州设置钱监。唐代桂州与越南近在咫尺，桂州设监制币，制作方法和技术传人越南，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越南古代流通的货币，主要是铜钱，或称制钱。如今传世最古的钱币是前黎朝黎桓天福五年（公元984年）所铸的“天福镇宝钱”，背文有一“黎”字。越南史书称此为“南钱之始”。黎氏天福钱，宋代曾在广州流通，称为“交趾国黎字钱”。越南自主后的历代天朝均以汉、唐币制为依据。以汉、唐铸币技术为基础先后铸制而成的越南货币，陈朝有“绍丰通宝”、“隆庆通宝”、“重光通宝”；后黎朝有“顺天元宝”、“洪德通宝”、“光顺通宝”、“昭统通宝”；阮朝有“泰德通宝”、“光中通宝”等。阮世宗阮福映所铸“嘉隆通宝”，不但在国内使用，而且大量流入中国，冲击了中国市场，引起中国统治者的密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