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被清兵打败后下落何处？似乎早有定论，又似乎仍是一桩历史悬案。说早有定论，是因为“永昌二年(1645年)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被地主武装杀害”一说早被载入了史书和课本。不过，不论是追击李自成的清军主帅，还是对李自成恨之入骨的南明王朝，当时都没有搞清李自成的真正下落，生没见人，死没见尸。因此“九宫山被杀”一说便饱受质疑。同时，围绕着李自成的下落，则一直存在各种说法。最近在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又爆出一个惊人的新闻：李自成兵败后，在叔父李斌和堂兄弟李自盛的掩护下，隐居在甘肃 省榆中县青城镇，而且死后埋在了青城镇黄河边的龙头堡子。 青城古镇的奇特传说 青城镇是个沿黄河的千年古镇，距兰州90公里。明清时期，青城水烟闻名遐迩，青城也就成了商贾云集的水旱码头，有“黄河第一古镇”之称。或许，就是这种商贾云集、水陆交通的便利，才利于隐蔽和逃跑，才使得李自成把退路安排到了这里。 揭开这一历史之谜的，是今年70岁的青城镇青城村人罗士文。罗士文说，在他十岁左右时，有一次和他大爷去镇子背后的红岘沟里驮石板，在山沟深处一个叫西年口子的地方，大爷指着山崖上的一个山洞告诉他，这个地方是李自成来青城后的避难洞。大爷说，李自成失败之后没有出路，才化装成和尚来青城投靠其尕爹(叔父)李斌，李斌怕李自成被别人发现，叫自己的儿子李自盛把李自成带到西年口子荒无人烟的深山沟内避祸。 罗士文退休以后，常与本镇各村李氏家族的后人们交谈，了解有关李自成在青城避难的各种传说。罗士文利用两家儿子是同学的关系，与苇茨湾村的李文生成了好朋友。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看到了那本神秘的《李氏家谱》。 神秘的《李氏家谱》 关于李自成与李氏家族的关系，《李氏家谱》中写道：大始祖为李建岂，生三子，长子叫李安，移于钱州(陕西乾州)；次子叫李正，为大明甲辰科举人，官至御史，移于湖广；三子叫李斌(就是家谱作者)，移于甘肃兰州府皋兰县一条城洛家庄子居家落业(青城也叫一条城或条城，原属皋兰，后划榆中)；二始祖为李建和，生一子，叫李虹，李虹生子曰自成，分居赵家村，“因他闯乱国事，合家各移逃性命，与大明江山亡矣”。 从《李氏家谱》的记载看，李自成起义以后，怕九族被株连，于是安排叔父李斌带三个儿子自盛、自文、自兴，移居兰州府皋兰县水北门口袋巷子，避过明王朝的视线。李自成兵败以后，李斌父子再转移到榆中县青城镇。 李自成避难青城？ 据青城的一些老人们讲，大约在顺治五年到顺治六年，有三个和尚来到青城找李斌，住了不长时间，就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三个和尚其中一个是李自成，另两人是随从。八旬老人李桂彬说得比较详细：“李自成在失了江山以后，来青城找他的尕爹，李自盛为了李自成的安全，把李自成送到红岘沟西年口子避难。 红岘沟是一条极荒凉极偏僻的山沟，沟两面都是几乎寸草不生的秃山。根本就没有路，所谓路就是乱石河道。在距青城镇15里处有一个岔沟，西年口子就在岔沟口，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庄。西年口子村庄背后的山崖上有几个天然石洞，据说李自成藏身的是最大的那个。 李桂彬老人又说，李自成在西年口子住了几年，顺治十一年，李斌去世后，时局已经稳定下来，李自盛就买下附近魏家台子的地，盖了三合院的房屋，让李自成搬来住，并改名为李家庄子。 可是《李氏家谱》中并没有明确记载这些传说。对此，家谱保管者李文生的解释是：“家谱里不可能记载李自成到青城，如果记载了被人发现就可能会惹来杀身灭族之祸。”不过，《李氏家谱》中记载的另一些事，却似乎暗含着李自成的某些信息。 其一，顺治三年十月间，有青城镇商人钱得中将李自盛、李自文带到他家中，居住数月。其二，顺治四年二月间，李自文奔钱州，“此地有从兄自成积下金银铜钱四库，望切此事”。其三，李自文奔钱州后，李斌、李自盛父子又央请钱得中商议置买青城洛家庄前后坐宅四院，时值卖价纹银765两整，即日银契两交无欠；之后改为李家台子；又买南武当龙水地一亩三分作为菜园，时值价银每亩60两。两笔交易共花了纹银843两！ 有人分析，顺治三年十月，李自成已兵败而销声匿迹，巧的是李斌父子不仅再次转移，而且在一个非亲非故的青城镇商人钱得中家里居住数月，并且接着又让次子自文奔钱州李自成所积金银铜钱而去。钱得中何许人也？李斌又如何得知钱州金银的信息？这证明李自成和李斌、李自盛父子可能一直暗中有通信，钱得中很可能就是李自成早就安排好的接应者。而且，“望切此事”四字，很像是李自成告知金银铜钱信息时的叮咛之语。 另外，按家谱上的记载，李自文奔钱州李自成所积金银铜钱而去之后“无迹”。但巧的是，李斌父子却在这时花843两纹银大肆购置房产田地，而且是“即日银契两交无欠”，好像突然发了大财。再说，其时四下里仍是兵荒马乱，百废待兴，李斌一家能有几口人，却为什么在此时花这么多银子购置这么多房产呢？似乎是已知李自成要来青城，所以在做前期准备。 李自成埋骨苇茨湾？ 关于李自成去世的时间，李氏家族中普遍认为大约在康熙二十六年之后。按他们的说法，李自成与两个随从是同一天死的，很可能是李自成死后两个随从从死。李氏家族的人把他们从红岘沟里的李家庄子运出来，葬在了一起。三个墓呈“品”字形分布。 关于李自成的葬地，李氏家族的八旬老人们说法比较统一：葬在苇茨湾龙头堡子下方。李作圣说：“老人们说这里埋的是我们的皇上先人，也就是李自成。皇上先人来青城不能带很多东西，只有随身所带的三件宝：一个玉印，一把宝剑，还有一个和尚化缘的钵。他死后三件宝物都随棺而葬了。” 青城之谜何时能解 “李自成归隐榆中青城”的说法，引起了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会上专家们的极大兴趣。有人宣称：“李自成归隐青城不容置疑！”也有人分析：“李自成在兵败后不可能跑到甘肃，只能向南，因为当时清兵在陕西进行了严密的布置。” 对龙头堡子边的李自成坟墓能不能开挖也是观点不一。有的急切要求挖掘坟墓，认为只要能在墓中找着哪怕是一件传说中的随葬品，就可以使李自成的归宿之谜大白于天下。更多的专家则认为，开挖时机尚不成熟。而且李自成是青城镇李氏家族的祖先，要开挖必须获得李氏家族的同意，而李氏家族能否同意还很难说。 历史之谜让人困惑，但探访之，也给人趣味无穷。

好吧~清朝对吧？反清么？反清吧~反清才有未来，中山先生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只有反清才有未来，所以，让我们一起来一场清穿反清吧~~偷偷告诉你，我就在写清穿反清噢~~

1639年，崇祯十二年正月初，崇德四年，皇太极命多尔衮南下劫掠，多尔衮向西自北长城绕过一路南下，奸*掳掠无恶不作，直捣山东，屠城济南，俺们大济南百万个老少爷们就顷刻间死翘翘了……当年的惨状可以参考南京大屠杀，只不过不同的是，南京的高官显贵们都在得到消息的前一刻逃走了，但咱们大山东的官员们全部尽忠尽责了。学政兼山东巡抚宋学朱，山东布政使张秉文（尼玛居然是张英的大伯，张廷玉的~），、山东学政邓谦、历城知县韩承宣、按察副使周之训、兵备道郑谦、盐运使唐世熊、都指挥冯馆、济南知府苟好善、同知陈虞允等大小数十名官员统统献身，真是……

好吧，家乡史介绍完了，在和你讲讲其他省市的屠杀案哈~

辽东屠杀

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九次汗谕，清查所谓“无谷之人”，并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捕之送来”，最后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1]

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对村庄的汉人， “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朝鲜 《朝鲜王朝实录》

掠夺虐杀汉族奴隶

崇祯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掠去汉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馀人，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又「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清太宗实录》）满清入关後，继续劫掠人口。 顺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清世祖实录》）

汉人奴隶遭受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杀。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清史稿》），仅自杀的汉人，在满清入关前後几十年间，就不下10万人。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数。

由於满清的疯狂虐待，大量汉人奴隶逃亡，「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清世祖实录》）

满清统治者为了制止逃往，强化其1626年颁布的《逃人法》，顺治帝颁订：「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顺治六年又改为「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清世祖实录》）

扬州十日

南明弘光元年，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发生在清军攻破扬州城后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的事件。由于当时南明将领史可法对清军的殊死抵抗，在同年四月廿五日（5月20日），清军攻占扬州后，当时大雨倾盆，多铎宣布在扬州城内进行了屠杀。当时的幸存者王秀楚所著《扬州十日记》中记载屠杀共持续十日，故名“扬州十日”。

清军攻破扬州城后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大肆屠杀，史载：“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后来由城内僧人收殓的尸体就超过了80万具。

嘉定三屠

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清朝顺治二年）发生在清军攻破嘉定后，清军将领李成栋三次下令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的事件。

“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 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日昼街坊当众奸*。”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之。”，“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嘉定乙酉纪事》）

昆山大屠杀

昆山县人民杀该县清委知县阎茂才，起兵反清。七月初六，清军破城，随即屠城，士民死难者达数万人。

「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

江阴惨杀

“满城杀尽，然後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内死者九万七千馀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馀人。”《江阴城守纪》

常熟大屠杀

“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屍累累，通记不下五千馀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

湘潭大屠杀

1649年正月二十一日清军攻入湘潭，南明督师何腾蛟被俘。清郑亲王济尔哈朗下令屠城，“屠至二十六日封刀，二十九日方止”。湘潭城中百姓几乎全被杀光，城中不满百人。”（康熙三年《湘潭县志》

南昌大屠杀

1648年，金声桓、王得仁在江西起兵抗清，七月初十清军包围南昌。次年三月间，南昌城陷，清军屠城。

“妇女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三伏溽炎，或旬月不得一盥拭。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所食牛豕皆沸汤微 集而已。饱食湿卧，自愿在营而死者，亦十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载卤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是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屍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

潮州大屠杀

“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广州大屠杀

“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 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 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 王鸣雷），“可喜屠广州，孑遗无留；逸出城者，挤之海中。”（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

《广州市宗教志》：“清顺治七年（1650年），清军攻广州，‘死难10万至70万人。’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屍骸，‘聚而殓之，埋其馀烬’合葬立碑”。

意大利籍耶酥会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在《鞑靼战纪》中记述:“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 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记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

南雄大屠杀

1649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清军抵达南雄，年三十除夕晚上清军放火焚烧鼓楼，趁明军慌乱救火之际，攻入城内。对南雄县民大肆屠杀，“大清平、靖二藩克雄城，民尽屠戮，十存二三。”（乾隆十八年《南雄县志》）[6]

“ 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

大同屠杀

“清人所至，无不狼藉，尸则无完肤，人则无完发，烧杀抢掠，乃贼人之便饭矣。

然后呢这毕竟是前清，他们坐稳了江山还屠杀就是神经病了，于是便开始了奴役统治，比如你家女儿出嫁前必须给满大人睡了才能嫁人，你们几个人弄个诗会就叫造反，随便下江南睡女人劳民伤财，居然还用强奸的（江苏镇江事实）！尼玛这是皇帝该有的教养么，说什么除了我生的和生我的都能操，四库全书毁的书比修的都多，要不然，被梁启超作为开启国民思想自由的书籍诸如原君焚书等书在清末才从日本传回来，那是国产欸~明末三大思想家的大作，对，没错的，就是那个喊出“君主，天下之大害也”的家伙，还有那个顾炎武居然写了一本假象限制君权的政治制度的书……我可以负责任的讲，要是没有满清入关，我大中华依旧是中央之国，世界无法企及的高度……等等，俺个外行就不多说了，总是，你要是看了这些还写拥护清朝的书，我只能，只能问你，你是不是满人啊？对啦，听说那个写清穿拥清的雁九是蒙古人，但是满人对蒙古人更残酷，进行减丁之策，就是讲啊，你们部落的人口标准就XX人，多出来的，无条件屠杀，懂了么，这就是万恶的满清啊~~

1644年4月（明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推翻了明王朝的腐朽统治。随即，雄峙于山海关外的清朝。在前明降将吴三桂的带引下，驱兵人关，迅即占领北京，然后分兵西进、南下，至1646年，不仅占有了黄河以北地区，在江南与东南沿海也取得了一连串胜利。

在明朝灭亡和清军南下的过程中，南方出现了极为复杂的形势。一方面，前明在南方的残余势力先后拥戴出福王、唐王、鲁王、永明王等朱明皇族，建立起了一个个小朝廷，统称“南明”。另一方面，从北京退出的大顺农民军，在坚持着艰苦的抗清斗争。在清兵的强大攻击下，广大人民群众奋起抵抗，大顺、大西农民军成为抗清斗争的主力，各南明政权的军队也展开了抵御清军的战争。但由于各抗清力量各自为政，又相互为敌，备战场相继告败。在这一严重形势下，农民起义军和南明军队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开始调整双方关系，组成了一个抗清统一战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联合抗清斗争。当时的湖南即是大顺军余部联合南明永历政权共同抗清的重要基地和主要战场，而长沙地区则是这一战场的中心地带。

清军占领江南以后，一面向闽浙进军，同时加强了对江西和湖南的压力。此时的湖南还属于南明永历政权的地盘，驻守长沙的即是永历帝所封的湖广总督何腾峻。但“长沙索无武备”。何总督兵力微弱，不过3万人而已，所属各镇将领则拥兵自重，不服调度，抗清局面发发可危。李自成牺牲后（另说隐居石门夹山为僧），活动于鄂西和湘北的大顺军余部虽然还有几十万人，但要阻挡屡获胜仗、气焰盛张的清军也并非易事。各首领遂从抗清大局出发，毅然决定改变战略，转向同南明联合抗清。

1645年秋冬间，李自成的大将刘体纯、郝摇旗率数万农民军至湘阴，向何腾蛟部队靠扰。南明官吏以为农民军要来攻打长沙，有的主张逃跑，有的主张抵抗。一支南明军队向农民军挑衅进攻，郝摇旗等立即消灭了这支军队，长沙“城中益惧，士女悉窜”。何腾蛟鉴于清军压境，自己又兵微将寡，无力再与农民军为敌，于是与监军金事章旷商议，派部将万大鹏持书前往“招抚”。于是，郝摇旗等“招其党袁宗第、简养成、王进才、牛有勇皆来归，骤增兵十余万”。不久，大顺军余部中最大的一支，李过（李锦）、高一功等奉李自成之妻高夫人，拥众30万，自浏阳北渡，进入湘西，与明末长沙知府、南明巡抚堵撤锡合作。这样，大顺军与南明军的抗清联合战线初步形成。除大顺军外，何腾蛟陆续招来的还有左良玉余部马进忠、张先壁、黄朝宣等。何腾蛟遂题授黄朝宣、张先壁、刘承先、李赤心、郝永忠（摇旗）、袁宗第、王进才、董英、马进忠、马士秀、曹志建、王允成、卢鼎等为总兵，开镇湖南，时称“十三镇”。其时，大批的抗清武装“雄据湖南，乘便窥伺”，迫使清军守将飞报朝廷：“我皇上若不急发大兵南下，恐两王已定之疆土，非复朝廷有之也。”

1646年春，清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率满蒙旗兵大举进犯湖广，大顺军联合其他抗清力量，在岳州城下与之激战十余次，以后又在藤溪打了一次大仗，取得重大胜利，有力地阻止了清军的南下。

何腾蛟为了打开抗清的新局面，决定东下，取江西、复南京，并拜表出师，与监军御史李膺品先赴湘阴，相约各镇兵在岳阳会师。章旷率原农民军20万，水陆并进，围攻岳州城。但是，张先壁逗留不前，诸营亦观望不进。只有李赤心率军自湖北荆州来会，因遭清兵的阻击而败退回营。章旷孤军奋战，也遭到失败。各镇兵于是作罢，东下计划未能实现，“腾蛟威望由此损”。

1647年初，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率清军进攻湖南。三月初陷岳州，中旬下湘阴，直指长沙。大敌当前，抗清阵线内部却发生分裂。协同何腾蛟守长沙的明军内证，“相攻杀，城内焚掠一空”，清军乘乱攻入，长沙失守，何腾蛟退出长沙后，试图组织各军反击，但各镇畏缩不前，大顺军孤掌难鸣，湖南州县大部为清军攻占。抗清局面出现严重危机。

1648年5月（清顺治五年闰三月），明降将金声桓、李成栋等倒戈反清，江西、广东归附南明，清军撤出湖南。何腾蛟趁势举兵反攻，取全州，克永州，下宝庆、衡州，复常德，抗清局面为之复振。 11月，何腾蛟进驻衡州，准备进攻长沙。在这重要时刻，抗清阵营内部纷争又起。其时，堵胤锡因恨马进忠不为己用，调派李过、高一功率大顺军与马进忠争夺常德。马进忠怒不可遏，“驱百胜出城，纵火不遗一椽”，后西走武冈。等到李、高大顺军开进，常德只剩下一座空城，无法防守。大顺军于是引兵东向，12月收复益阳、湘潭、湘乡、衡山等县，进而联合各路围攻长沙，但由于清军的增援，未能攻下。

马进忠洗劫常德西走，其他明军“守将皆烧营走”，使新收复的州县为之一空，湖南局面顿时混乱不可收拾。何腾蛟闻讯，于1649年（顺治六年）初檄马进忠由益阳出长沙，并亲自则率领手下文武官员30人往长沙见李赤心。时李赤心已到湘潭，何腾蛟追至湘潭，李又他去，适清军大队乘虚而入，遂陷入重围。何腾蛟镇定自若，坚贞不屈，旧部徐勇劝他投降，他不从，遂绝食7天，终被杀害。湖南各抗清部队于是溃散。1651年，湖南境内的大顺军的联明抗清斗争基本结束。

大顺军在湖南的联明抗清斗争，有力地阻挡了清军南下的进程，支持了大西农民军在西南地区的斗争，推动并掀起了一个全国性的抗清高潮。

关于李自成的结局，史书记载最详细的一种说法就是在湖北九富山兵败被杀。据载，李自成山海关大战失利后一路南撤，逢战必败，溃不成军。由于当时清军以为明朝报仇，剿灭“闯贼”为借口入住关内，自然对其狂追不舍。而新建的南明王朝更把李自成视为亡国逆贼，恨之入骨，因此也不断组织人马或联络沿途地方乡勇截击，大顺军面临的环境空前恶劣。1645年4月中旬，大顺军主力行进到距离江西九江不远的地方时，被清军又一次追上。经过一番混战，清军攻破大顺军的大本营，将汝侯刘宗敏、军师宋献策、李自成的两位叔父（赵侯、襄南侯）以及一批将领家属俘获。这一突发变故，使本来就士气低落的大顺军愈加雪上加霜，人心大丧。

此时，清军已经追到九江一带，大顺军如果继续东下，很可能在长江下游遭到围攻，因为清军的东路豫王多铎部当时正试图经过河南归德府、安徽泗州向南京逼近，如果他回师而上的话，很容易对大顺军形成包抄之势，鉴于此，李自成及时改变战略，掉头准备穿过江西北部转入湖南。在仓皇中，李自成率军来到了湖北通山县和江西宁州（今修水县）交界的九宫山下。

同年5月，在清军铁骑的围追堵截之下，李自成在九宫山下与前来追杀的英亲王阿济格再次激战，其后不知所终。

最先报告李自成遇难九宫山的是清王朝负责追击闯王的靖远大将军阿济格。他在1645年阴历闰六月初四日给朝廷的奏疏中说：“李军兵尽力穷，窜入九宫山中，随后在山中遍寻李白成不得。降兵、降将都说，李自成逃走时，仅携带随身亲信二十人，被村民围困，不能脱，自缢而死。派认识李自成的人去验尸，尸体已经腐烂，不可辨认了……”这一消息上报北京后，清廷十分高兴，认为贼首被歼，无疑是大功一件，多尔衮还因此告祭天地太庙，宣谕中外。地方官员也纷纷上表庆贺。可以看出，此时以多尔衮为核心的清廷是相信李自成已经死了的。可是，就在阿济格胜利凯旋的途中，多尔衮得到了大顺军重现江西的情报。由于没有得到李自成的首级，多尔衮因此怀疑李自成的死讯不可靠。为此，阿济格又找了认识李自成的人去认尸，但是尸体腐烂，无法辨认。于是在第二次上奏中，他说的更加含糊，至于李自成是死是活也说得不清楚了，说还得继续察访。这让多尔衮大为震怒，七月二十日，他派人对即将进京的阿济格慌报军情进行了严厉地训斥。胜利班师还朝后的阿济格不仅没有得到封赏，还因为欺诳罪由亲王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这明显说明，清廷对李自成的死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但是，很快阿济格就被恢复了亲王，甚至多尔衮晚年还把他当作了最亲信的人。清廷对阿济格态度的变化，使本来就扑朔迷离的李自成生死之谜，愈加不辨真伪。

南明的五省总督何腾蛟在隆武二年（1646年）阴历二月所写的《逆闯伏诛疏》中也说李自成死了，不过这时距离李自成兵败九宫山已近10个月了。奏疏上是这样说的：“闻逆居鄂两日，忽狂风骤起，对面不见，闯心惊疑，惧清之蹑其后也，即拔贼营而上。然其意尚欲追臣，盘踞湖南耳。天意亡闯，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不意伏兵四起，截杀干乱刃之下。相随伪参将张双喜系闯逆义男，仅得驰马先逸。而闯逆之刘伴当飞骑追呼日：‘李万岁爷被乡兵杀死马下，二十八骑无一存者。’一时贼党闻之，满营聚哭……嗣后大行凶问至（指弘光帝被清军俘获），剿抚道阻音绝，无复得其首级报验。今日逆首已泥，误死于乡兵，而乡兵初不知也。使乡兵知其为闯，气反不壮，未必遂能剪灭，而致弩刃之交加，为千古大快也。自逆闯死，而闯二十余万之众初为逆闯悲号，既而自悔自艾亦自失，遂就戎索于臣。逆闯若不死，此二十万之众，伪侯伪伯不相上下，臣亦安得以空拳徒手操纵自如乎？”何腾蛟的这份奏疏是关于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下的又一原始文献。由于几个月前李自成的部将接受了他的节制，他有充分的条件从大顺军将领及士兵的口中获悉李自成牺牲的经过，这份奏疏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南明的隆武帝朱聿健得到奏疏后，开始“大喜，立拜（何腾蛟）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封定兴伯，仍督师”。

应该说何腾蛟关于李自成死于九宫山团练之手的消息直接得自跟随李自成的许多大顺军将领，甚至包括了李自成牺牲时就在身旁的养子张鼐

（即张双喜），应当说是相当可靠的。但是，由于没有李自成的首级为凭，隆武朝廷内部表示怀疑的大有人在。右副都御史郭维经就曾经上书认为，说李自成死在九宫山没有任何根据，何腾蛟是七月下旬从李自成投降的部下那知道的，并且是过了年以后才上报的。如果在没有得到正确答案的情况下就封赏，恐怕不合适吧。况且，如今李自成还是生死不知，下落不明，万一哪天有人提着李自成的头来领赏，何腾蛟该作何解释呢？

看了郭维经的上书，朱聿健也产生了怀疑，就让何腾蛟再报一次，然后再宣布这一捷报。何腾蛟于是第二次上疏辨明“闯死确有实据，闯级未敢扶同，谨据实回奏”。总的说来，由于清廷和南明都没有得到李自成的首级，由此而产生“自成生死终未有实据”的怀疑是自然的。但是阿济格与何腾蛟上报的奏疏中关于李自成死于九宫山的描述在主要情节上（时间、地点和牺牲经过）是一致的，由于主要消息都源于当时原属于大顺军的兵卒所，应该具有相当的准确性。根据这两份报告，《明史》中也做出了自成已死，而尸朽莫辨的模糊结论。这个结论，因许多地方志、家谱的发现而有所加强。清初的史家费密在其所著Ⅸ荒书》中对李自成牺牲的经过傲了详细的描写：“大清追李自成至湖广。自成尚有贼兵三万人，令他贼统之，由兴国州游屯至江西。自成亲随十八骑由通山县过九宫山岭即江西界。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散。自成独行至小月山牛脊岭，会大雨，自成拉马登岭。山民程九伯者下与自成手搏，遂辗转泥滓中。自成坐九伯臀下，抽刀欲杀之，刀血渍，又经泥水不可出。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姓以铲杀自成，不知其为闯贼也。武昌已系大清总督，自成之亲随十八骑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县，九伯不敢出认。县官亲人山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奖其有功。九伯始往见总督，委九伯以德安府经历。”费密所提到的牛脊岭，确实是当地的地名，程九伯也确有其人，康熙四年《通山县志》有他的小传：“程九伯，六都人，顺治二年五月闯贼万余人至县，蹂躏烧杀为虐，民无宁处。九伯聚众，围杀贼首于小源口。”另查《德安府志》职官志“国朝经历”条下第一人即“陈九伯，通山人，顺治二年任”。姓名虽稍有不同，但也足以证明程九伯得到清廷奖赏的真实性。这些记载无疑从一个侧面证明李自成很可能死于湖北九宫山。

那么，既然李自成死于此处，为什么清军和南明双方都没有得到李自成首级这一重要证据呢？这无疑是李自成死于湖北九宫山的说法需要进一步论证的问题。

今人分析认为，对于阿济格来说，未能取得李自成首级可能主要是由于时间相隔稍久，农历五月以后南方天气已相当炎热，“尸朽莫辨”是完全可能的。而清政府得到李自成被害的消息是在顺冶二年（1645年）七月十五日，江西、湖广等八省总督佟养和上任后才找到杀害李自成的凶手程九伯的。阿济格向清廷奏报时并没有这个线索，被派去实地查验的人也无法取得实证。

而南明方面，大顺军在安葬了李自成遗体后就转入江西和湖南，通山县已属清军的势力范围。何腾蛟当时在湖南长沙，不大可能派人前往清军控制的区域挖掘李自成遗体。再说，何腾蛟名为五省军务总督，实际上实力相当有限，只是由于大顺军将领的主动才建立了联合抗清阵线，“一时骤增兵十余万”。即便何腾蛟会派军队进入通山县，他也不敢轻视大顺军余部，而去把李自成遗体挖出来枭首“报验”。这个道理很好理解，他只能在上疏中含糊其辞地解释剿抚道阻音绝，没法拿到他的首级报验。至于多尔衮在阿济格上报李自成死后，又得到情报说李自成直接统率的那支大顺军主力进入了江西宁州、瑞昌一带，一种解释认为，明清文献中“闯贼”一词既可指李自成本人也可指李自成起义军，也可能是大顺军一部进入江西而被误认为是李自成遁走江西了。

因此，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李白成被地方武装杀死于湖北九宫山的可能性极大。后人据此还在湖北九宫山建有李自成的陵墓。当然，也有人对此说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李自成是清王朝和南明王朝的死敌，他的生死绝对是当时的重大事件。而阿济格报告中说是“尸朽莫辨”，纯属附会之辞，难怪清王朝不会信！何腾蛟的报告更是马后一炮，谎报战功，南明王朝自然也不会相信。特别是，李自成退居湖湘时，他的手下还有40余万兵马，驻九宫山一带至少也有数万人，说他仅带20名亲信与事实明显不符。再说，如果李自成真的被杀，他手下的几十万大军，岂会善罢甘休，必定会对乡勇进行残酷的报复。然而事实上，九宫山异常平静，他手下的几十万大军和他的妻子高氏都是平静的，这就反证了李自成没有死于九宫山。况且除了史料记载外，至今也没有找到过任何强有力的实物证据证明李自成确实死于九宫山，只凭史料记载难以让人信服。至于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李自成殉难九宫山的说法，有人认为实际上是李自成与其部下放的烟幕弹，一个缓兵之计，目的是让敌人放松对自己的警惕，一旦时机成熟，便可东山再起，卷土重来。那么，如果真的如此，李自成没有死于九宫山，他又会到哪里去了呢？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李自成在湖南省石门县夹山寺出家为僧了。

夹山寺出家说

湖南省的石门县古称澧阳，又称澧州，而夹山寺位于石门县东15公里的三板桥，是一座唐代时建造的古刹。李自成禅隐湖南石门县夹山寺的说法在民间流传甚广，影响极大。传说李自成兵败后，独窜石门县夹山寺为僧，法名奉天玉和尚。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澧州志林》所收乾隆帝时任澧州知府的何s《书<李自成传>后》-文中。何磷在文中称，有一个姓孙的先生对他说，实际上李自成并未死于湖北九宫山，而是跑到湖南的石门出家了。对此，何磷还专门向当地的一些老年人询问，而他们说李自成确实是从湖北公安跑到湖南夹山寺出家为僧了，并且他的坟墓还在那里。

于是，愈加好奇的何磷就专程到夹山寺调查，寺中一位70多岁服侍过奉天玉的老和尚接待了他，他告诉何磷奉天玉和尚是顺治初年入寺的，当时没有说自己从哪里来，但听他的口音像是西北人。此后，一个自称是奉天玉的徒弟，自号野拂的和尚来到这里。他对待奉天玉更是毕恭毕敬。当老和尚把寺里珍藏的奉天玉画像给何磷看时，何磷倒吸了一口冷气，奉天玉和尚的画像与《明史》中记载的李自成太像了。为此，有人根据李自成曾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后又称“新顺王”，断定“奉天玉”即“奉天王”。至于多那一点，无非是为了隐讳。

现在看来，奉天玉和尚很可能就是李自成。

20世纪80年代，在夹山寺附近的一系列

考古发现与何磷的记载完全一致，似乎进一步佐证了这种可能。1981年元旦，当地的考古工作者在夹山寺大路西坡偶然发现了一座古墓，但是古墓挖开后奇特的墓葬体制和庞大的规模让考古工作者大惑不解。该古墓为一墓三穴，有着完整的结构。随后从墓中出土的一块名为《中兴夹山祖庭弘律奉天大和尚塔铭》的碑刻，使考古工作者了解到达个墓穴正是奉天玉大和尚的。从记载看这个和尚是顺治九年来到夹山寺的，他的弟子门徒多达数千人，影响力如此之大，确实决非一般和尚。

其后工作人员在继续挖掘过程中，在中间墓穴又发现了一只白底青花瓷坛，瓷坛做工细腻，釉面竟然装饰有麒麟和凤凰的图案，尤为奇怪的是青花瓷坛上压着符号奇特的方砖。参与了这次考古的湘西著名考古专家龙西斌认为：“这种瓷器比较少见，还没有发现过这种麒麟和凤凰的图案，所以我们认为这件瓷器，并非一般和尚所用。我们在夹山施掘墓葬的时候，发现其他几个和尚都是用普普通通的瓦罐，像这样精美的瓷器，我们还没有发现，特别是麒麟和凤凰的图案纹饰清晰，应该是一个有等级的和尚才可以享用的。”并且这位和尚的下葬方式也是违背僧规的，他不但没用龛和塔来安置遗体和骨殖，而且按照陕北民俗下葬，实在太不应该了。而李自成的家乡就在陕北米脂县。这是不是可以证明李自成并没有死在九宫山，而是出家为僧了呢？

后来龙西斌等人一次在陕北米脂县开会了解到，据记载，明朝时陕西总督汪乔年派陕西米脂的边大绶去掘李自成祖父的墓，据一个当年掘过李自成祖上墓的知情人透露，李自成祖父的墓，父亲的墓，当时就是一墓三穴型的。由此他们推断这个一墓三穴正与陕北米脂的风俗一致。陕西米脂还提供r另外一个线索，就是陕北的人死了之后，男砖女瓦留下圹符碑的符号，寓意“身披北斗，头戴三台。寿山水远，石朽人来”。这与奉天玉和尚墓中青花瓷坛上奇特的方砖符号是一样的。所有这一系列奇怪的现象，让专家们不由得对这位神秘的墓主人产生出浓厚的兴趣。1981年秋，文物考古工作者又在与夹山相邻的慈利县发现了野拂大和尚墓，墓碑上明文写道，老禅师出身行伍，出生在明朝，清朝去世。曾经“战吴王于桂州，追李闯于澧水”。

显然他所说的吴王就是吴三桂，并且他是与吴三桂在桂州作战之后追随闯王来到澧水的。另外，研究人员还发现在现在的张家界，也就是原来的永定，有一个天门山，天门山有座庙，相传是野拂大和尚在那里建的。《永定县乡土志》曾记载，野拂为闯贼之余党，从石门夹山寺“飞锡来兹、实繁有徒、丛林大举”，显然说野拂是李自成的一个部将。于是有人推测，“野拂”可能就是李白成的亲侄儿李锦，而被野拂精心侍奉的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随后，在夹山寺里还发现了镶嵌在大雄宝殿正门东侧墙壁中的<重兴夹山灵泉禅院功德碑》，因立于康熙四十四年，故又被称为“康熙帝碑”，系奉天玉大和尚死后30年的追记，碑文写道：因明朝末年的战火，这里几乎成了废墟。后来奉天玉老人从四川来到这里，重振门庭，几年之后，夹山寺就蔚为壮观了。

另外，立于清道光年间，被称为“道光碑”的《重修夹山灵泉寺碑志》，也记载：顺治初年，有个叫奉天玉的和尚来到这里，招收了很多徒弟，寺庙的衰败得以彻底改观。后来，还从夹山寺一个密藏墙洞中发现了，后来被证实是奉天玉大和尚写的《梅花百韵诗》残版和野佛和尚写的《支那撰述》残版，上面的诗句也透露出奉天玉大和尚很可能就是李自成。比如Ⅸ梅花百韵诗》中有一首《马上梅》写道：“金鞍玉镫马如龙，来去风花雪月（后面一个字脱落了），满堂春色暖融融。”一个和尚要金鞍玉镫干什么呢？难免让人怀疑；还有一首叫《东阁梅》：“东阁阁东头，徐听三公话政猷，煮茶当酒唤同流。”三公是太师、太傅、太保，皇帝手下的三个参谋，一个寻常和尚怎么可能会同三公有什么关系呢？野拂和尚的《支那撰述》中也反映出同样的信息，比如上面有“皇帝圣躬万岁万岁，尧帝之仁中宫皇，再愿满朝文武功”的句子，野佛和尚称奉天玉为皇帝，然后在夹山再愿满朝文武功，夹山已经作为他的殿堂登基了，一个普通的和尚怎么会写这样的诗句，又怎么会有“皇帝圣躬万岁万岁”、“满朝文武功”的说法呢？这一发现，更加证明了前人夹山寺的考证并非空穴来风。

1992年9月，工人们重修夹山寺大悲殿时，在大殿中部地基里又发现了一个刻着“来力印”二字的龟形敕印。据专家鉴定，它是明末清初的东西。再查阅夹山寺历史的记载，使用这个敕印的除了奉天玉和尚，再无他人。我们知道“敕”是封建社会皇帝的专用名词，一个和尚竟然运用皇帝的做法，代表皇权的敕印却埋在大雄宝殿的中央，这说明了什么呢？

两年后，在石门附近，有人挖菜窖时偶然挖到一块写着“奉天玉诏”四个字的铜牌。经鉴定，它也是明末清初的，也是奉天玉和尚的东西。众所周知，“诏”历来是皇帝专用，奉天玉和尚敢用“诏”的称号，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在奉天玉和尚身上，竟然有如此浓重的皇权色彩，说明奉天玉绝不止一个普通的和尚那么简单。

接下来的几年中，夹山附近的石门县、临澧县、澧县等地又相继发现了“永昌通宝”铜币和铸有“西安·王”字样的铜质马铃以及刻有“永昌”字样的折扇扇骨，这些东西的出土说明李自成不是没有禅隐在此的可能性。除此之外，还有这么一个事实：临澧的蒋家有许多传世的文物，包括香炉、酒杯、玉雕等珍贵的玉器，经鉴定均为明末清初的器物。这些宝物，不但工艺超群，而且价值连城，绝不应该出现在夹山这片山区，所以人们对它的来路难免会有所怀疑。而相传蒋家原本姓李，为躲避清廷的追杀才改姓蒋，当代著名作家丁玲，就是临澧蒋氏一脉，她曾说自己就是李自成的后人。这种种迹象表明，奉天玉和尚极有可能就是闯王李自成，奉天玉的称号正与他“奉天倡义大元帅”的称号相合，此外，敕印、“奉天玉诏”铜牌均属皇帝专用，暗合李自成大顺皇帝的身份。

现在看来，李自成禅隐在此完全可能，可那又是为什么呢？既然他禅隐在此，为什么还会有兵败九宫山被杀的流言呢？针对这一问题，有人推测李自成去当和尚，是形势所迫，不得已之举。当时面对强悍的满清八旗兵，大顺军接连败北，根本无法抗衡。早在大顺军退出北京城的时候，李自成就有联合南明抗清的想法，这其中还包含有民族大义的成分，毕竟清朝是满族人，满族入侵中原，辱我华夏之邦，抗清显然上升为当时的主要矛盾。可是，李自成是朱明王朝的死敌，南明朝廷更以“报君父仇”、“联清讨贼”为举国大纲，所以联合南明抗清一直无法实现。然而，面对日益紧迫的形势，李自成必须做出决断。有些专家认为，很可能在败退武昌时，就有谋士给他出主意，让他归隐，从而让部下去联络南明，共同抗清。而在当时，也只有这两股力量联合，才有可能同士气极盛、战斗力极强的清军决一胜负。也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自成采纳谋士的建议或者自己决定退隐。而选择出家在当时无疑是最为明智的做法，况且李白成小时侯曾有过一段出家的经历，再续前缘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石门出家呢？据考证，当时石门地区处于政治边缘地带，清朝和南明的势力均未渗入，并且这里是土家族的地盘，归隐最为安全，因此，选择了在此出家。至于史书上记载的九宫山被杀说，正如前面已提到的，很可能是李自成和属下设下的一个谜局，或者说缓兵之计。因为扬言李自成已死，可以起到一箭三雕的作用：首先，可以打消南明王朝对这支大军的敌意，为联合南明抗清铺平道路；其次，可以麻痹清王朝，使其放松警惕，一旦时机成熟，便可乘势再起，卷土重来；其三，可以成功掩护李自成顺利归隐。

可以想到，在夹山寺禅隐后，胸怀天下的李自成仍然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与大顺军余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继续在幕后指挥着他的部队联明抗清，“奉天玉诏”铜牌就是直接的证据。但是联合南明抗清的计划难以实现，新兴的满清王朝更以秋风扫落叶之势，逐个歼灭了反清的军事力量，李自成东山再起的愿望最终落空。这位在风云集会的明末政治舞台上声名赫赫的末路英雄，也只有在晨钟暮鼓、青灯黄卷中度过自己的后半生。澧州知府何磷的记载，如此众多的文物考证，加之对当时时局的分析，李自成归隐湖南石门夹山寺确实证据确凿，合情合理。可是这究竟是不是历史真相呢？对于此说反对者也大有人在。

他们认为此种观点漏洞百出，根本无法自圆其说。首先奉天玉从何处、何时来到夹山寺与李自成联系不上。出土的塔铭上明确表明，奉天玉是顺治九年从四川来到夹山的云游和尚，初到夹山，见古刹破败，便沿门托钵，求乞多方支持，以修复寺庙。而事实上李白成在顺治二年五月，就从历史记载中消失了，这段时间他到哪里去了？并且从未见到有什么记载说李自成到过四川，因此怎么能把这个明确记载从四川来的和尚硬附会为李自成呢？其次，塔铭记载还说奉天玉曾和当地的地方官员往来密切，修复夹山寺的时候，当地官员还捐了钱，甚至说他“历经清要”。所谓清要，据《朝野类要》卷二解释“职慢位显谓之清，职紧位显谓之要，二者兼之，谓之清要”。而事实上，完全可以肯定李自成作为明末的农民起义领袖与官方所谓的“清要”之说不可能有任何关系。再说如果真是李自成禅隐于此，试想作为清朝和南明通缉的要犯，他怎么可能抛头露面沿街求乞修庙之资呢？又怎么可能与地方官员往来密切？起码的保密措施，他都不懂吗？

据考证，塔铭的作者刘萱为明朝遗臣，他是忠于大明朝的，叉怎么可能为颠覆了明朝统治的李自成写铭记功呢？因此，奉天玉作为一个公开的身份，又与官方有着密切的关系，恰好证明了他不是李自成。

1982年冬，湖南慈利县发现的<野拂墓碑》中还有“久恨权阉”、“也逐寇林”、“方期恢复中原”等词句，表明野拂和尚痛恨明朝宦官当权，对农民起义军和清军入关十分憎恨，期望有朝一日能够收复中原失地，显然是明朝遗臣口吻，与李自成部下的身份不符。野拂与奉天玉关系密切，恰好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奉天玉不是李自成，可能也是明朝的遗臣。

从李白成余部的表现来看，如果李自成并未死去，那么大顺军强有力的***仍在，本应调度有方，进退有序。可是实际上，李自成余部的历史表现却异常混乱有降清的，有降明的，降明又降清的，或者降清降明之间徘徊不定的。出现这种局面，正好证明李自成已经死去，才会群龙无首，乱作一团。退一步说，当时李自成还有40余万人马，如果他仍健在，完全可能占据险要之处，占山为王，再树大顺旗帜，与清军继续争锋。即使不能夺回失去的江山，也不至于那么快就从明末清初的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了。至少1645年五月以后，史书上再也没有任何关于李自成的政治活动了，总是不争的事实吧？这足以证明李自成确实已经兵败而亡了。现在看来，奉天玉和尚是不是隐遁出家的李自成，一时间还真说不清楚，因为正反两方面论证都言之有据，合情合理，究竟孰是孰非，史学界也难以作出定论，而所有的研究推理终久只是一种猜测。

但氏起源

1但氏家谱世系总序(系清嘉庆二十年手抄本)--摘自湖北蒲圻七续谱

盖闻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物无天，何由而生？人无祖，何自而传。故世系所由犹重，而祖宗不可不追溯也。

如我但姓祖，自轩辕氏称公孙，即轩辕帝生二十五子，赐姓者十有四人。次子含宏，生而奇，右手阳有“旦”字文，左手阴有“人”字文；身长九尺，仁而威，惠而信，勇贯诸曹，征伐蚩尤有功，群臣奏请赐姓。帝曰：“吾儿手有奇文，合来成’但’，是天赐也！”即以此为姓，不入百家之流。

厥后当洪荒未辟之前，□时改而时复，历唐虞。既开之后，亦代隐而代彰；时而□族中国，时而托迹遐方，代远年堙，悉难牧举，今且由其远者而述之。尝考司马《资治通鉴》及五代制载甚详。

前汉文帝时，有讳忠者，赠十万封河南侯，居洛阳之浦东。晋惠帝时，有讳城、讳隆者，任领上将军，调六洲之兵。北齐昭帝时，有讳宝者，授晋阳太守；讳旺者，授黄州路太守，迁居麻兴者，授金吾九江，因居罗汉团之地，今称连洞是焉。文有讳珍者，为李唐府城。

今有讳巴者，守临朝济阴郡，曰紫威金晚庚光禄大夫，领江南道御史，曰广九江德化县令；生子三，曰操、捷、拘，为南康都昌县令，因从而家焉；操领永兴县丞，迁居武昌崇阳黄沙之地；为黄巢乱，捷迁居瑞昌三仙乡，即今但家桥是也。后复取阳颜山水之秀而卜宅，生子四，曰耕、耘、藩、讷，人杰地灵，家道炽昌，于是立四书堂、两客馆、东西二更楼、南北二蚕室，立社主于东南，建先祠于水□，造万顷仓于西南，规模宏远，迄今基址犹存。

越三代后，今□钦者，后唐庄宗时，为殿前都检点使，赠新立公，传至□世孙金，娶浦唐马氏，生元伯，娶武陵雄氏，生子四，曰宗裕、宗盛、宗茂、宗明。厥后族大蕃衍，难以尽述。

宋朝末，有但公茂，字于林，居燕北村，或曰先以军戍辽夏归糜顿，于是而家焉。先世有讳兰者，康定末征国子监直讲，不应兰生质，质生兴源，源生司马大将军滋，滋生荣八，荣八生昌。建炎二年，以总军代金陈卒生铣，铣生圣洲判官齐藐岛，岛生子起，起生元帅沙罗不糜，即于林父也，娶妻欧阳氏，生子洁，洁妣王氏，生子二：秀一、伏三。

秀一四子，兴寿居承天之景陵，兴德居咸宁之白槎鹿，子无传。龙王保居河南之光洲。伏三公三子，兴公之后居承天之钟祥，兴陆嗣居武之蒲圻，兴能世居福建之长乐。

他如南郎河、黄洲、郢洲、京山等县，四川省则青草、重庆，湖广省则兴国、通山、建昌、武陵等处，及瑞昌、西康、全椒、中洲、江夏、通阳、褒城之但，皆系族焉。

近有嘉鱼乙卯科翰林院编修但明伦系蒲祖迁居贵州，道光二年辛巳为湖南大□□□□，与蒲圻任湖南常宁知县但文公相会，序及支派，原为昆仲，相对唏嘘伤生，齿之凡世牒未督，于是矢志修谱，会同一族，使昭穆不混、尊卑有序，十余年功未告竣，访及我等之处，损资付梓，上追祖宗之讳，下载子孙之名，令后世之有本，水之有源也。无奈时际凶荒，资息概艰，未入总谱，因自为叙云。皇清道光十七年丁酉春景陵凤凰岭第十四代孙万珍撰

湖北蒲圻七续谱宗派

传尚德懋 功昭汉唐 家崇仁让 代选贤良

学尊孔孟 品重端方 博厚恒远 咸期同昌

2《姓氏来源》：但姓出至周文王之子周公旦之孙，孙名但，遂成但姓。汉有西城都护但钦，济阴太守但邑。（但 旦 淡 基本同族。）

3在黄帝大战蚩尤之时，黄帝有一子屡立战功，因此黄帝因其左掌有“人”字纹、右掌有“旦”字纹赐姓“但”。

南明弘光帝－福王—朱由菘　　弘光帝朱由菘（公元？－1646年），明神宗朱翊钧孙。崇祯帝堂弟。崇祯帝在北京自杀后，他在南京被拥立为帝。在位2年，水战中被叛将缚送清军后被杀，葬处不明。

　　朱由菘，福王朱常洵长子。公元1641年李自成攻破洛阳杀朱常洵时，他逃脱而流落江淮。公元1643年袭封福王。清兵入关后，逃至淮安（今江苏省淮安县）。公元1644年5月，由凤阳总督马士英和总兵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等人在南京拥立为监国，壬寅日称帝，改年号为弘光，建立了南明第一个政权。

　　朱由菘称帝后，与农民军为敌，幻想和清军议和。他大难当头却又昏庸腐朽，不理朝政，只顾沉湎酒色，强征民女入宫，将大权委于马士英、阮大铖等佞臣宦官，排斥以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人。

　　朱由菘为什么要排斥东林党人？这里面有一个小插曲。原来朱由菘的父亲，福王朱常洵是万历时期“国本之争”的失败者，当时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更是将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视若掌上明珠，加上郑贵妃整天在万历皇帝枕边吹风，万历皇帝早就有废长立幼的想法。万历皇帝先是封了郑氏为贵妃，而长子的母亲却还是妃子，这是不合古制的，其次是在朱常洛长大后迟迟不让他上学，然后又想出了三王并封的主意，将众皇子都封为王以降低长子的地位，被大臣们（主要是东林党人）所阻而没有得逞。之后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双方争夺激烈，东林党人根据封建宗法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坚决反对立朱常洵为太子，拖延了10余年，至公元1600年长子朱常洛才被万历皇帝立为太子，而朱常洵最终被出封洛阳为福王，这个福王最后在洛阳被李自成所杀。所以作为福王朱常洵儿子的朱由菘，对东林党人从心理上就没有什么好感。自然而然地就偏向于东林党人的对头——阉党。

　　由于弘光帝在其内部的党争中偏向马士英、阮大铖等佞臣宦官，对外又不作防御清军的准备，这直接导致了弘光帝的失败。

　　公元1645年，风雨飘摇的弘光小朝廷内，又闹起了所谓的“三疑案”，即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首先是大悲案。大悲是个和尚，俗家姓朱，潞王信佛，曾和他认做本家。由于东林党人曾想立潞王为帝，所以弘光帝对潞王一直严加防范，生怕他夺了自己的帝位。此时大悲和尚来到南京，弘光帝怀疑他是来为潞王刺探情报，便将他下狱，定成死罪。其次是太子案，有一个自称是崇祯太子朱慈粮的年轻人，从北方来到南京，弘光帝又怕自己的宝座被他夺去，匆匆定他是假太子，投入狱中。最后是童妃案，当年李自成攻下洛阳时，时为福王世子的朱由菘扒城逃脱，在开封与周王府宫女童氏私定终身，而今童妃千里寻夫到南京，他却坚不承认，将他投入狱中折磨而死。

　　这三案闹成满城风雨，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尤其是太子案，加速了弘光政权的灭亡。当时镇守南京上游的左良玉，早年是东林党人侯恂一手提拔起来的，跟东林党人关系很好，与马、阮等阉党和弘光帝相互猜疑，太子案为他提供了一个借口，于是他便以清君侧的名义浮江东下，与此同时，清朝豫亲王多铎率领的清军在进占西安，击败李自成农民军之后，正以狂风暴雨之势，横扫中原，直扑江北，进抵淮河一线。此时的弘光帝与马士英等人，却命令江北防线的明军回师攻打左良玉，以致江北防线大开，不战自乱。

　　公元1645年5月，清朝豫亲王多铎率清军血洗扬州后渡江直扑南京。警报传来，朱由菘还在饮酒作乐。他慌忙收拾行装，于10日深夜携带爱妃，暗暗从通济门出走，弃城逃至芜湖黄得功军中。第二天，清军追到，朱由菘与爱妃避入黄得功船中。两军展开了水战，黄得功被冷箭射死，部将田维乘机反叛，捆绑了朱由菘及其爱妃，送与清军邀功。5月25日被押回南京。9月，被押送到北京。第二年，被杀于北京宣武门外的柴市。

　　朱由菘又史称弘光帝，也称福王。南明永历帝－桂王—朱由榔　　永历帝朱由榔（公元1623－1662年），明神宗朱翊钧孙。清兵入关，他于广东肇庆称帝，在位15年，被清兵追逼而逃入缅甸，后为吴三桂索回绞杀于昆明，终年40岁。葬处不明。

　　朱由榔，桂王朱常瀛子，袭封桂王，崇祯年间受封永明王。清兵入关后，他流徙广西，居于梧州。公元1646年1月，受丁楚魁、吕大器、陈子壮等人拥为监国，接着称帝于广东肇庆，建年号为永历。

　　而此时唐王弟朱聿粤称帝于广州，建元绍武。永历政权和绍武政权在关键时刻却不能团结一致，为争所谓的正统地位而大动干戈，互相攻伐。绍武政权仅存在40天就被清军消灭，朱由榔也在清军进逼下逃往广西，颠沛流离，处境极为险恶。

　　此时永历政权开始与农民军协同抗清。朱由榔先和李自成的大顺军余部合作。自李自成死后，他的余部分为二支，分别由郝摇旗、刘体纯和李过、高一功率领，先后进入湖南，与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湖北巡抚堵胤锡联合抗清。1647年，郝摇旗部护卫逃来广西的桂王居柳州，并出击桂林。年底，大败清军于全州，进入湖南。次年，大顺军余部又同何腾蛟、瞿式耜的部队一起，在湖南连连取得胜利，几乎收复了湖南全境。这时，广东、四川等地的抗清斗争再起，在江西的降清将领金声桓和在广州的降清将领李成栋先后反正，清军后方的抗清力量也发动了广泛的攻势。一时间，永历政权控制的区域扩大到了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川七省。出现了南明时期第一次抗清斗争的高潮。

　　但永历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各派政治势力互相攻讦，农民军也倍受排挤打击，不能团结对敌，这就给了清军以喘息之机。1649—1650年，农民军将领何腾蛟、瞿式耜先后在湘潭、桂林的战役中被俘牺牲，清军重新占领湖南、广西；其他刚刚收复的失地也相继丢掉了。不久，李过病亡，其子李来亨同其他农民军将领率部脱离南明永历政权，独立抗清。

　　1652年，走投无路的朱由榔接受张献忠的大西军余部孙可望、李定国联合抗清建议，在贵州安隆所投靠了农民军。这时，由孙可望、李定国已据有云南全境。这年，李定国发动反攻，率军8万东出广西，下桂林，又攻入湖南、广东。使驻守桂林的清定南王孔有德战败自杀；随后又在衡州杀清军统帅敬谨亲王尼堪，“两蹶名王，天下震动”。 同时，刘文秀亦出击四川，克复川南。东南沿海的张煌言等的抗清军队也发动攻势，并接受了永历封号。抗清斗争再次出现高潮。

　　不幸的是，这时孙可望同李定国之间矛盾爆发，破坏了大好形势。孙可望妒忌李定国功高势大，阴谋杀李。李定国避往广东，希望与郑成功会师，收复广州，但战斗失利，实力大损。他撤到贵州，接走了被孙可望劫持的永历帝，1656年李定国拥桂王回师云南。次年孙可望率军征讨李定国，大西军内部同室操戈。孙可望兵力虽众，但骄横妒功,军心不附,阵前倒戈，被李定国所败。公元1658年，孙可望部降清，贵州、广西均为清军进占，使朱由榔失尽了地盘。公元1659年，清兵三路追逼，朱由榔无奈，于12月逃入缅甸境内，被缅甸人解除武装后安置于草房之中，十分困辱。李定国曾连连交涉，欲迎他回云南，均为缅甸国王拒绝。

　　公元1662年，吴三桂进兵缅甸，向缅甸国王索取朱由榔，缅甸国王哇达姆摩刚弑兄自立，内部不稳，无力与吴三桂对抗，只得答应吴三桂的请求，发兵3000，围住朱由榔的住所，假称要与朱由榔盟誓，要他的随从出屋饮咒水。他的随从次第而出，一个个被杀，共死42人。朱由榔自知难以脱身，哭着写信给吴三桂，斥责了吴三桂叛明助清，忘恩负义。最后他却又说，我如今兵衰力弱，命运悬在你的手中，倘若能留我一条活命，我什么东西都愿意给你。吴三桂不允，仍加紧向缅甸国王催索。缅甸国王派兵士把朱由榔连人带座地抬到吴三桂军营，眷属25人哭着相随。吴三桂将他押回云南，拘禁于昆明。吴三桂担心如将他押送北京，中途有被反清人士劫夺的危险，经清廷批准，于4月14日，将朱由榔及其眷属25人押到昆明篦子坡绞死，从此，篦子坡改名为迫死坡。

　　朱由榔史称永历帝，又称为桂王。南明绍武帝－朱聿擙　　朱聿擙（公元？－1647年），隆武帝朱聿键弟，隆武帝被俘，他被拥立为帝，在位40天，为清军俘虏后自缢而死，葬处不明。

　　朱聿擙，其兄朱聿键于公元1646年8月被清军俘后，他便从福州逃奔广州。同年11月，隆武朝大学士苏观生与顾元镜、林察等人拥立他为帝，改年号为绍武。

　　朱聿擙即位时，竟还大讲排场。为了准备宫殿、衣冠、卤簿而骚扰百姓，并下令家家都要张灯结彩，夜如白昼。在即位后的10天之内，他就任命了几千个官吏，要他们都穿着朝服进宫参见。官吏们没有朝服，只得借戏装代用，被时人传为笑话。

　　朱聿擙一登上帝位，就和同月称帝于广东肇庆的桂王争夺正统地位而攻战不已。他又收编各路海盗，以图充实力。潮州有个无赖叫杨明亮的，到广州来吹嘘说，他在潮州、惠州一带有10万精兵，朱聿擙竟然封他为潮惠巡抚，将当地全部官吏的任免权都授予他，还发给官印。杨明亮回乡后，就一手收钱，一手交货，拍卖官职。

　　同年12月，清将李成栋乘唐．桂两王自相残杀的机会，从福建攻入广东潮．惠地区，当地用钱买来职位的官吏都纷纷降清，李成栋就命令他们仍然按时向广州朱聿擙报告民情，使朱聿擙还不知潮、惠地区已经落入清军之手。接着，李成栋挥军进攻广州。12月25日，朱聿擙正准备由苏观生陪同去检查军队的训练情况时，突然接到报告说清军已经逼近城门口，苏观生还大骂报告的人胡说八道。清兵杀入城门，朱聿擙的主力部队因调去和桂王作战，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