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智慧，当然不同的民族对智慧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中国人所代表的东方智慧观念，与洋人的西方智慧观念有很大差距。西洋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无非亚里士多德、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之流，都是理论家、发明家、创造家。中国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是谁？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说：“诸葛亮”。诸葛亮有什么发明？没有；有什么创造？也没有；提出过什么理论？还是没有（孙武还有部《孙子兵法》）。中国人把诸葛亮视为最高智慧代表人物的理由在哪里？因为诸葛亮玩计谋、搞诈术的水平中国古今第一。

东方的智慧标准是计谋权术，西方的智慧标准是发明创造。按照东方的智慧标准，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不过几个书呆子而已。牛顿遇到诸葛亮，肯定被诸葛亮玩得像如来佛手心里的软糖一样，谁敢在诸葛面前谈天才。而按西方的智慧标准，诸葛亮不过是一个擅长计谋的政治人物而已，连一个高等数学方程式都解答不了，谁敢在牛顿面前谈智慧。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之类擅长计谋的政治老腕，不会被列入西洋天才人物的行列。

中国有过一个数学家叫陈景润（现在的年轻人知道的不多了），一天到晚鬼迷心窍地搞什么“1＋1＝2”的数学猜想。当时周围的人都把陈景润视为呆子、怪人，要不是洋人抬举了陈景润，他一直会被认为是智商接近弱智者的痴愚人物。陈景润的论文登出后，中国的反应如同石沉大海，洋人却兴奋起来：“你们中国有个天才的数学家陈景润！我们要请他去讲学。”洋人给陈景润的痴愚平反摘帽，但仍有许多中国人不以为然：“不就是一个怪才嘛”。

西方认为人类最高的智慧体现在对宇宙自然的理解，智慧的高低是“与自然斗争”能力的大小，把天才的美称授予那些揭示自然法则的理论家、巧妙利用自然力量的发明家。东方则认为人类最高的智慧体现在对“人”的理解控制，智慧的高低是“与人斗争”能力的大小。中国的聪明人标准是：精于为人处世，老谋深算，随机应变，讨好上级，拉拢平级，利用下级。不会做这些的，均被列入“老实”、“呆子”、“不识时务”不开窍愚昧人之列。中国有句格言：“做人比做事更重要”，陈景润那样不懂做人学问的洋才在中国找老婆都难提到科学，有些国人会不服气：“中国汉代的张衡最早发明了观测地震的蛤蟆罐，五代的祖冲之最早算出了高精度的圆周率，明代的万氏最早造出了载人的火箭飞凳……”。但我们也应该了解，张衡、祖冲之、万氏等人，都是历史学家为了和洋人争口气，硬从历史垃圾堆中发掘出来的稀有人物。在中国漫长历史中，极少有人知道这些人的存在，更不要说把他们视为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了。

西方哲人的智慧体现在抽象思维上。与孟子同时代的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首创研究无生命物质世界的构造、运动和原因的《物理学》，并提出自然科学中一系列最基本的概念：“物质”、“空间”、“时间”、“运动”。亚里士多德还首先提出《方法论》问题，总结出“归纳”与“演绎”两种逻辑推理方法。应该说亚里士多德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提出“力”的抽象概念，并创立了力与运动关系的“运动定律”（后来伽利略对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定律”发生疑问，提出了“惯性定律”）。在牛顿总结出著名的“力学三定律”后，宏观力学基本成熟，量子力学为代表的微观力学又开辟了新的时代。可以说没有“力”的抽象概念，就没有今天的自然科学。

与此相比，东方哲人的智慧体现在感性思维上。东方哲人虽不擅长提出抽象概念和创立法则定律，但却善于讲故事，把深刻的人生哲理用浅显的文学方式表达出来，中国古代哲学都寓于名人的教诲和故事般的寓言中。比如“守株待兔”、“刻舟求剑”、“郑人买履”这三个寓言，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其实都一样，但中国哲人却无法把这些具体的寓言抽象升华为一个理性概念，洋哲学家则把中国哲人想要说而说不出来的内涵抽象概括为一个概念：“教条主义”。再比如“掩耳盗铃”、“疑人盗斧”、“罚人吃肉”三个寓言的意思也一样，中国哲人无法像西方哲人那样将这些寓言抽象为一个概念：“主观主义”。

中国的寓言类似于西方的童话，但童话是给儿童看的，因为儿童的理性思维能力比较差。而中国的寓言却是给成人看的，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国的寓言就是“成人的童话”。中国的国民性是什么？鲁迅无法用理性思维得出一个抽象的概念，只好借用感性思维的寓言方式，写了《阿Q正传》。当然鲁迅用感性思维的方法是用对了，因为中国人对理性抽象的东西有一种天然的抗拒感，理性强的学说很难在中国得到广泛的接受。

另一方面，东方和西方测试个人智慧的方式也有所不同。西人用IQ试题检测你的发想力、推理力和创造力，然后给你一个大脑IQ值。西方大学的入学考试，都是以测试学生的推理想象能力为主。古代中国怎样评价个人的智慧呢？这就是科举考试，用写文章来评价你的智慧程度，秀才、举人、进士的差别就在于写文章水平的高低，文章写得最好的被皇帝赐封状元。一个家族如果出一个状元，那是极其荣耀的事，会永久记载在家谱中成为后人的骄傲。

中国科举考试考什么呢？既不是考应试者的逻辑推理和想象创新能力，也不是考应试者掌握知识的数量和准确程度，而是考应试者的“文采”。由于文采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所以中国的科举考试不象西方大学考试有一个客观的分数，考生在科举考试中排名完全由主考官个人的好恶来决定。

中国所谓的“文采”又是什么呢？这也没有一个客观的定义，很难用语言精确说明。大致讲来，有“文采”的文章，作者不是简单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是用比喻、借喻、夸张、拟人等文学手法来间接婉转地表达思想，平铺直叙讲大白话被认为文字水平较低。古代中国把文学表现手法称为“赋”、“比”、“兴”，朱熹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西洋没有“文采”这个概念，只好把它翻成“literary talent”，西洋人也很难理解中国文人追求的“文采”到底是什么东西。

西洋画的特点是写实、写生，绘画以忠实模写自然为第一要义。而中国画的特点是写意，画家用比喻夸张的手法表达自己的生活感受。同样西洋文章的特点是文字表达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东洋文章的特点则是文字表达的比喻和夸张，动不动就来个“白三千丈”。洋人小说中描写美女，直接描写她眼睛怎样、脸庞怎样、身段怎样、表情怎样，而中国古代小说描写美女却喜欢用比喻的手法：“沉鱼落雁，羞花闭月”。中国人认为为了达到“文采”效果，牺牲描述事实的准确性也是可以的，所以才有张继的问题诗《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月落本应该是黎明时分，后面又说“夜半”，夜半与月落的时间相关显然不对；乌鸦是白昼动物，和鸡一样晚上睡觉，半夜听到乌鸦叫，就像半夜鸡叫一样不自然；再者寺院也鲜有半夜敲钟的，“夜半钟声”也让人感到诧异。由于中国诗词并不著重“写实”，而著重“写意”，只要意境好，即使诗境与现实不符，也仍被认为是好诗。

中国古代创造过多种文学题材，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都非常强调讲究文采。新文化运动前，白话文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俗人玩艺儿，有水平教养的文人都是吟诗作赋。《三国》、《水浒》等小说本来写的不错，可是作者每每到关键时刻，总忘不了赋诗一首，来个“有诗为证”，硬塞入一首不伦不类的诗，试图以此来表现作者的“文采”。作者似乎是想说：“我不是只会写白话文，我也会写诗”。

中国为什么没有创造出“科学”？原因是多元的，其中关键之一，就是中国没有创造出直接准确描述事物的“论文”体裁。西洋人把文字当作交流思想的工具，而中国人把文字当作卖弄学问的敲门砖，动不动就要来一点“赋比兴”的文学手法。如果请一位中国状元起死回生来描写一个化学实验，很可能会是这样：“当酒精灯烧得像早春二月阳光一样温暖的时候，放上一只少女眼眸般光碧晶莹的烧杯，加入宛如观音菩萨玉瓶里露珠的清澈洁净蒸馏水，即刻发生令人赞叹不已的奇妙化学反应，快似疾风，速比闪电……”。

中国文人极其重视文字的华丽和表现的优雅，却非常忽视文字表达的准确性和客观性，经常不分场合滥用文采修辞，因此中国无法诞生西方式科学论文体裁。有人以为洋人读枯燥无味的科学论文是因为这些文章有实用价值，可是我们应该记得，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牛顿的时代，自然科学并不象现在，是毫无实用价值的“纯学术”。中国人大概很难理解洋人为什么会对那种枯燥描述自然现象的毫无文采的科学论文发生兴趣。

有人以为中国在搞了科举考试以后，才出现重视文采不重视思想内容的倾向。其实中国重文采是自古就有的传统，汉代尚没有科举考试，但汉代的特产“汉赋”，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文采轻内容的文体。司马相如写了一篇《上林赋》，其受欢迎程度居然搞到洛阳纸贵，但《上林赋》除了通篇的美丽辞藻外，却没有什么实在的内容。

由于中国人的智慧观，把写作文采当作智慧的标准，造成长年来中国文人华而不实的文风。古人也感到这种重文不重实的行文弊病，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发起过一个古文运动，提倡学习先秦古人朴实的文风，认为文章应以内容为重，“言必近真、不尚雕彩”。中国古代早有白话文，几百年前的《三国》《水浒》就是用白话文写的，但白话文一直在中国文人界吃不开。白话文可清楚准确地表达思想感情，文言文就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无法用文言文书写细腻情感的小说。中国文人放著准确表达思想的简单白话文不用，偏喜欢用连断句都要费几分脑筋的复杂文言文，还喜欢在里面加一些不作解释的典故，更让人难于理解。

如果说白话文长于“表达思想”，文言文则长于“卖弄学问”。“表达思想”越简单清晰越好，而“卖弄学问”却是越曲折绕弯越显得有学问。明明可以用简单直接的话讲清楚的事，中国文人却要借古怀思，引经据典，搞得十分复杂。你用简单的词句，会被认为是学识不够，文采不深。用地摊小贩都会讲的白话文写文章，没有赋比兴的烘托，没有起承转合的文脉，不引经据典，如何展现作者渊博的学识与华丽的文采？

五四后模仿西洋的新文学运动在中国兴起，下里巴人的白话文才在中国登上文坛。胡适等人提倡学习西方的写实文风，少用修辞，不用典故。据丰子恺回忆，他在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时，正值学校提倡新文学，反对封建文学，要求学生作文时“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一个学生写自己奔丧时用了“星夜匍伏奔丧”，被老师责问：“你那天晚上真的是在地上爬去的吗？”

尽管废除科举引进西学以后，中国人的智慧观有所改变，但中国仍然是诗的国家，人们喜欢比喻和夸张，喜欢中国画那样诗般的意境，对西洋追求真实的科学和追求写实的艺术，总是敬而远之。中国极少会有人不是为了应付考试，不是为了写毕业论文，而单纯出于兴趣去读亚里士多德《物理学》那样缺乏文采的论理文章（陈景润则是例外中的例外）。

东方的智慧也有其闪光之处，在研究人性的缺点并加以利用方面，远远走在西方前面。西方无数的军事学家、将帅参谋，打了几千年仗，却从来没有想出过“空城计”这样的绝计。如果用同样的兵器，古罗马军团无法战胜善于用计的东方将军。治理中国自然也要用中国式的智慧，西洋式的智慧在中国行不通。

西方人把思想家当作民族智慧的骄傲，东方人则把计谋家当作民族智慧的结晶。西方人看来陈景润比诸葛亮更智慧，因为陈景润和爱因斯坦是同一类人；而东方人看来基辛格比爱因斯坦更聪明，因为基辛格和诸葛亮是同一类人，东方智慧和西方智慧是没有交点的两条平行线。西方智慧重视“与自然斗”，所以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思想家发明家；东方智慧重视“与人斗”，所以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整人高手。一个计谋家生在西方是一个悲剧，一个发明家生在东方也是一个悲剧。毛泽东如果生在美国，一辈子只能在图书馆做一个平凡的图书管理员，找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爱迪生如果在中国，一辈子也只能在药铺里当一位普通的售货郎，同样找不到发明创造的机会。

按照西洋的智慧标准，中华民族是一个缺少思想发明的民族；而按照东方的智慧标准，中华民族则是一个深晓世故人情、随机融通、机灵活络的绝顶智慧民族。

高士奇

〔清〕（一六四五至一七o四）一作（一六四五至一七o三）字澹人，号瓶庐，又号江村，赐号竹窗，浙江平湖人（世） 钱塘。初以国学生就试京师，不利，卖文自给。新岁为人作春帖子，自为句书之，偶为圣祖所见，旬日中二试皆第一。命供奉内廷，官至礼部侍郎。谥文恪。精鉴赏，收藏名迹，与孙退谷（承泽）相埒。所著江郁销夏录，亦与庚子销夏记同工。工，书，尤善锺、王小楷。画有仿文徵明湘君湘夫人图、拟徐贲枯木竹石图、仿宋克山水轴，又有丝纶垂钓图，均精妙。有清吟堂全集。卒年六十，一作五十九。 《清史传、山静居画论、名人扇集小传、平湖县志、当湖历代画人传》

补充

高士奇(1645-1704) 清朝大臣、史学家。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字澹人，号江村、全祖。以诸生供奉内廷，为清圣祖康熙帝所崇信，官詹府少詹事。以植党营私，被劾、解职归里。后复召入京，官至礼部侍郎。卒，谥文恪，他能诗、善书法，且精鉴赏，所藏书画颇多。著有《春秋地名考略》、《左传记事本末》、《清吟堂集《江村消夏录》、《天录识余》、《扈从目录》等。

补充:清康熙十九年（1680），授额外翰林院侍讲。二十二年，补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二十三年，迁右春坊右庶子，不久，提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次年，转侍读学士，充《大清一统志》副总裁官。后迁詹事府少詹事。二十八年春，随康熙南巡至杭州。九月，左都御史郭琇上疏弹劾，指责他结党营私、贪赃受贿、私营土木，结果被解职归杭。三十三年，应诏入京到南书房修书。三十六年，以养母请归，特授詹事府詹事。四十一年，授礼部侍郎，未赴任。四十三年，又迎驾南巡杭州。高士奇学识渊博，康熙曾在左右大臣面前说：“士奇无战阵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能诗，善书法，精考证，能鉴赏，所藏书画甚富。

补充

清朝康熙皇帝是一代英主，可谓名垂史册。他与高士奇的君臣交往，野史不少。对高士奇的评价，贬的多，褒的少。但反映高士奇早期生活的文章，却不多见。即使是《清史列传》、《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清平湖县志》，还是高氏的家谱《渤海高氏家谱》均叙述得不翔实。

但据上述史料可知，高士奇出生于余姚(今慈溪樟树镇高家村)。

康熙三年(1664年)，高士奇全家北迁。不幸的是，到京后不久其父故世，一家的生活重担无情地压在这个二十岁的文弱书生身上。直到二十六岁入太学时，生活才有所转机。康熙十年(1671年)四月初三，康熙这位不满二十岁的年青皇帝，在果断巧妙地铲除专权谄佞的鳌拜等辅政大臣后，亲试太学生，高士奇荣登榜首，御试第一。因此，他入仕，不是如《清史稿》所述的为明珠所荐，而是凭他的书法才学。这年五月，康熙钦命高士奇为其抄写经筵讲义，高士奇兢兢业业，每夜书成后，与妻对读，常至半夜。由于高士奇工作出色，翌年七月二十五日，康熙皇帝在懋勤殿破格地接见了这位抄写员，且特赐内缎。而高士奇也不失机会，献《东巡赋》，既表达了对皇上的忠心，又显现出自己的才华，得到康熙的赏识。康熙十四年冬，高土奇被补詹事府录事，高土奇高兴地写下：“禁初开简从臣，多年供奉拜官新。”康熙十六年(1677年)八月，高士奇以录事随康熙行南苑，从此高士奇就成了康熙的随从。高士奇得意地写下：“自笑功名薄，谁知雨露深”的诗句。同年冬，高士奇又升任内阁中书舍人，食六品俸。康熙赐御书“忠孝”二字。后来，康熙又赐救高士奇曰：“尔在内办事有年，凡密谕及朕所览讲章诗文等件纂辑书写甚多，特赐表里十匹，银五百两，以旌尔之勤劳。还赐“忠孝之家”御印一方(现藏平湖市博物馆，篆体，七月初一赐)。

康熙十九年五月，康熙又谕吏部曰：高士奇学问淹通，居职勤慎，供奉有年，应授为翰林院。吏部议叙后，授高士奇为额外翰林院侍讲。康熙称高士奇学问淹通，当然有依据的。在高士奇任内阁中书后，亲试其学问，赐博学鸿词。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高士奇补侍读充日讲起居住官，与康熙的关系更贴近了。

康熙二十三年，高士奇迁右春坊右庶子，二月转左春坊左庶子。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成了康熙的“老师”。

这几年是高士奇最辛苦的日子，每夜总劳作到二、三更，他夫人在家备具酒食坐待，偶话直庐事，则以清勤相勉。当进讲《周易》时，高士奇深夜归郎后，辄以明日所讲易义探索了然，才敢入寝，而其夫人总相陪伴，虽寒暑也如此。这时期，康熙外巡，高士奇总相伴，先后巡访松亭、塞北、盛京、乌喇、浙江等地。高士奇写下了这样的诗：“塞北松亭载笔频，江南山左扈时巡，旨甘不缺慈帏奉，内顾无忧赖尔身。”这首诗，不仅反映了他与康熙的“载笔频”，同时也对他夫人的歉意，“内顾无忧赖尔身”。但高士奇毕竟以康熙为重，当南巡江南，二十三年十一月，壬戊朔，康熙夜读三更，高士奇请曰：“圣躬过劳，宜少节奉。”康熙回答说：“朕自五龄受书；诵读恒至夜今，乐此不为疲也!”足见君臣之亲。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高士奇又转为侍读学士，充大清一统志副总裁。丁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迁詹事府少詹事。从一个监生宜人宦官之列，成了四品官。这在举科年代是绝无仅有的。

高士奇在内廷的这段时间，正是康熙大展雄图的时期。康熙二十年，已彻底平定了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的三藩之乱。二十二年，收复了台湾，促进了国家的统一。二十五年，康熙又下令抗击沙俄侵略者，收复了雅克萨。并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从而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不难想象，一直在内廷的高士奇，对康熙皇帝的影响和作用。

正当高士奇步步高升的时候，厄运降临。康熙二十七年，山东巡抚张汧以赉银赴京行贿事发，经审讯，狱辞涉及高土奇。康熙谕令勿滋蔓，高士奇才得置弗问。那么狱辞涉及高士奇，而康熙谕令勿滋蔓的原因是什么呢正如高士奇疏言所说：“臣等编摩纂辑，惟在直庐”，“非进讲，或数月不觐天颜，从未干涉政事……独是供奉日久，嫌疑日滋。张汧无端疑怨，含沙污蔑……伏乞赐归田里。”康熙心中十分明白，高士奇的疏言辞恳言衷，所以康熙同意高士奇解任。

康熙二十八年春，康熙又南巡杭州，解甲的士奇仍为随从。在杭州，康熙题西溪山庄诗一首，并以御书“竹窗”两字赐高士奇。士奇即以“竹窗”为赐号。可见，康熙并不因为高士奇涉及张案而冷落，这必然引来更大的攻击。九月，左都御史郭琇严辞弹劾高士奇等人，高士奇成了一个表里为奸，植党营私的主犯，列举高士奇四大可诛之罪，最后又说：“高士奇、王鸿绪、陈允龙、何楷、王顼龄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畏势者既观望而不敢言，趋势者复拥戴而不肯言，臣若不言，有负圣恩……”这样慷慨激昂之辞言，谁能不信呢就这样高士奇等人休致回籍，康熙令他们回家。

高士奇因闻平湖风俗敦朴，地僻事简，无外物之扰，得优游林野。10月，奉圣命归田，入籍平湖，成了平湖人。

高士奇离开康熙，但康熙仍念念不忘，三十二年(1693年)癸酉四月十六日，又赐高士奇手敕一道：“朕少年最不喜参，尔所素知，只因前岁大病，后赖此药复还元气，所以，使人到长白山觅得八九寸长，五六两重者十余根，上好者数斤，念尔江湖远隔，苦楚频躬，想是未必当年气相也，故赐南方所无蜜饯人参一瓶，上好人参一斤，土木参二斤，尔当宽心自养，不必多虑。”笔者认为，康熙对待高士奇远远超出一般的君臣关系，高士奇离康熙三年多，当康熙大病复元，就想到江湖远隔的高士奇，一定没有当年的气相，赐南方所没有的补品，并安慰他“尔当宽心自养，不必多虑。”意思十分明显。七月，又赐高士奇御制扇诗一首：“故人久别已三年，寄语封书白日边，多病相邻应有意，吟诗每念白云篇。”康熙赐物寄情，君臣关系成了“久别的故人”。在封建社会中，又有谁能被皇上称故人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甲戌，康熙命大学士于翰林院官员内荐长于文章、学问超卓者前来修书，这实际上为高士奇等复出开了大门，这一点大学士王熙、张玉书等人很明白，况且张玉书与高士奇在南书房共事过。因此，自然荐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人。这样高士奇在离京回乡五年后，又官复原职，住进内廷，在封建王朝中，二次能住进内廷的能有几人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丙子，噶尔丹叛乱，康熙三次亲征。高士奇也随皇上远征，风餐露宿。当噶尔丹叛乱平息后，高士奇就以母老乞还，康熙授高士奇詹事府詹事，为三品官，难其回乡，并赐“清吟堂”御匾一幅。

高士奇回归后，康熙仍然惦记着高士奇，三十七年(1698年)戊寅七月，赐诗一首：“廿年载笔近螭头，心慕江湖难再留，忽忆当时论左国，依稀又是十三秋，康熙追忆高士奇当年讲授《左传》、《国语》时的情景，诉说了高士奇心慕江湖，无法挽留的伤情。可见康熙与高士奇之间情感是多么的笃诚。

三十八年(1699年)已卯三月，康熙又赐高士奇“忠孝节义”匾。这“忠孝节义”四个大字，实际是对郭琇弹劾的四大可诛之罪的最好答复。四十年八月，康熙又赐高士奇联一对：“忠为表，孝为里，言有物，行有恒”，这是一代英主康熙对高士奇的一生评价。

四十一年(1702年)壬午，康熙授高士奇礼部侍郎、二品官，高士奇以母老未赴，四十二年癸未春，康熙南巡杭州，高士奇特奔淮安接驾。南巡后，士奇又随驾入京，三月十七日至畅春苑，即住进内直。二十一日，康熙对高士奇说：“尔在内历有年所，与众不同，今日令尔遍观园中诸景。”康熙一整天陪伴高士奇游览皇宫内园各式景点，正如高士奇在《蓬山密记》中写道：“是日所经，即内待少疏远者，亦不能至也!”康熙对高士奇最难能可贵的是四月十七日，他当着左右说：“当日初读书，教我之人止云：熟读四书本经而已……后得高

士奇，始引诗文正路，他常向我言，诗文各有朝代，一看便知，朕甚疑此言，今朕迩年，探讨家数，看诗文便能辨白时代，诗文亦自觉稍进，皆高士奇之功。”

那么，高士奇到底有多少学问清光绪《平湖县志》、《高士奇传》的评价说得好：“策图书编纂最富；善神王小楷；工诗，尤长应制体；论者与桐城张相国英并称；精赏鉴；凡法书、名绘、彝鼎、琬琰，经拂拭者，声价十倍。”可见，他在文学、史学、政典、书法、鉴赏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是一位学者。

三百多年来，除了郭琇弹劾高士奇的奏折外，不少野史也把高士奇当作贪得无厌的佞臣这是不足为奇的。笔者认为缺少确实的依据。

对高士奇的评价，笔者认为，康熙是历史上人们肯定的英主，高士奇是他的内臣，并不是外官，郭琇所以弹劾徐、高、王三家，实际上是太平盛世中官僚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的反映。康熙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未对高士奇论罪。高士奇的离京，是康熙为巩固统治而采取的一个措施。因此，高士奇解任回乡，康熙还是念念不忘，当高士奇最后一次离京时，康熙说：“见尔感涕，朕亦难忍。”命阖宫首领内监送至苑门外，此时不觉大恸，人人哀伤，这在封建王朝“伴君如伴虎”的年代里，有如此激动的场面，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是少有的。

高士奇从北京回来，就为康熙编纂《御制诗》，六月十五月完稿并写了跋。可是，仅过半个月，三十日，他就病逝了。应该说，高士奇带着康熙对他的信任与他对康熙的忠诚离开了这个世界的。

高士奇是一生效忠于康熙的官吏，一位在文史哲诸方面都有贡献的学者，决不是郭琇等人所说的“国之一路蠹，民之贼”。正因为如此，在高士奇病故后，康熙赐谥号文恪，意思是：一个谨慎守规章的文人。

李姓渊源概述 李姓是中国第一大姓，源远流长，人数众多。据1984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李姓占汉族人口的79%，将近八千万人。 中国古代姓氏的主要来源有几种：以氏族图腾为姓，以先祖的名字、排行为姓，以官名、爵位、谥号为姓，以世代所从事的职业为姓，等等。从它的发展史来看，分为原生姓和衍生姓两大类。李姓是中华原生姓之一，它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氏族社会时期。据专家考证，李姓的最早来源是原始社会中崇拜李树、奉李树为图腾的氏族。李，本是一个氏族的徽号，后来就成为该氏族的姓。 中华的原生姓，到了文明的时期，大都追奉一位古圣先贤为自己的始祖。天下李姓，都说颛顼帝高阳氏是他们的始祖。颛顼是远古传说中的五帝之一，事迹不详，但是后世尊他为先祖的倒不少。例如战国时代的屈原就自称是“帝高阳之苗裔。”究竟高阳氏怎样衍生出一个李氏来的呢？那时还未有文字记载，后世谁也拿不出证据来证明两者之间的血缘关系。因此，后世对于李氏如何得姓就产生了许多传说。唐朝人林宝撰写《元和姓纂》，其中叙述李氏的渊源说：颛顼的曾孙皋陶在尧帝时为理官（或称为大理，是司刑狱的官），因以职官为氏，始姓理。他的裔孙理徽生活在殷末，因为得罪了商纣王，其子理利贞逃难伊侯之墟，因食李得保全生命，遂改理姓为李姓。这个说法，宋代已引起史学家郑樵的怀疑。近代姓氏学研究者指出，在传说中的尧舜时期，根本还没有理或大理的官职。治狱之官称为“理”，在周代特别是战国时期才普遍出现，故此时以官职为氏得姓理，又因理李同音改姓李，都是可能的。不过，从理姓改过来的李姓，已不是原生姓而是衍生姓了。即是说，它是后起的李姓而不是原始的李姓了。 中国李姓，无论南方或是北方，都奉先秦道家创始人李耳为祖先。李耳在族谱中称伯阳公，在哲学史上称老子。他生活在春秋时期，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他的身世渊源史无记载，只知道他曾任周王朝管理藏书的史官，叫柱下史，孔子曾向他问礼，后退隐，著《老子》一书（又名《道德经》）有广泛影响。但李耳生活时代后于皋陶已有1500年以上，其间，李氏支派繁衍不止一派，所以中国李姓中的某一支派与春秋时期的李耳有渊源关系是无疑的，但并非所有李氏都跟老子有血缘关系。后代李氏同奉老子李耳为祖先是因为唐王朝创始人李渊奉李耳为祖先，封他为太上老君，尊崇道教，令得天下李氏都以李耳的后裔为荣的缘故。 以上所述，以颛顼、皋陶、李耳为远祖的李氏，被姓氏学研究者称为北方李氏，是中国李氏的一大来源。 中国李氏的另一来源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古代巴人以虎为氏族图腾，巴语方言中称虎为“李”，他们以图腾为姓，汉化后又因同音而称李姓。这一支李姓被姓氏学研究者称为南方李氏。现代，被认作是古代巴人后裔的土家族（湘鄂川地区）、僳僳族（川滇地区）中还有大量李姓人。显然，南方李氏跟北方李氏并无血缘关系，甚至缺乏文化和社会交往的关系。但是，这两支生活在不同地域、属于不同民族的李，其姓氏来源均出于同一文化现象：氏族图腾（李树或与李同音的“虎” ）。这又证实了李姓和其他许多大姓一样，都是多源复合的结果。 在李姓族群几千年的发展史上，不断发生分衍：几个兄弟分别迁往不同地区各自发展，他们的子孙繁衍起来，形成许多的房，许多的支派。这种情况是讲之不尽的，本只能介绍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分衍：秦末汉初，北方李氏分衍为赵郡李氏和陇西李氏两大世系。 史载，秦朝有御史大夫李昙。李昙生四子：崇、辨、昭、玑。长子李崇在汉初任陇西郡守（秦代始设陇西郡，其地在今甘肃东南部），举家迁往陇西，成为陇西的望族，其后裔以陇西为郡望，堂号陇西堂。四子李玑任赵郡守，举家迁往赵郡（今河北省赵县），其后裔以赵郡为郡望，称赵郡堂。赵郡李氏自两汉经南北朝至唐初，由始祖李玑传至李羲之，李真融时，历时800余年，共传25世，分衍出10房。魏晋至唐初，赵郡李氏列为山东氏族六大著姓之一（此山东非指今之山东省。秦汉时以关中地区为政治中心，凡函谷关和崤山以东地区，即今天之华中、华北、华东皆统称为山东。），社会地位一直在陇西李氏之上。陇西李氏由始祖李崇至唐高祖李渊，共传30余世，先后分衍出13房。在东晋十六国时期，陇西李氏日趋活跃，十六国的西凉，就是陇西李氏的李暠所建。李暠的后裔、李渊的祖父李虎，曾帮助宇文泰建立西魏政权，受封为八柱国之一。由宇文泰、李虎等开始组成的关陇集团，在西魏、北周、隋朝政治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至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王朝以后，李姓成为皇姓，其优越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带来了该族群急剧膨胀的兴盛局面。在李姓内部，陇西派的势力也就开始超越赵郡派了。 在唐代处于统治地位的李姓，成为具有强烈吸引力和凝聚力的社会标识，许多内附的外姓异族都心甘情愿地聚集在李姓的门庭之下，以姓李为荣。针对这一情况，李唐王朝采取了“广赐国姓”的政策来笼络人心。皇帝赐臣下姓李以示荣宠，对于归附的外族有安抚怀柔作用，对于功臣则有褒扬嘉奖的意义。 李唐王室赐姓的对象，主要是内附的少数民族和出身寒微的有功之臣，而对于前朝王室（北周、隋）、魏晋以来的世家大族（郡姓），一般都不予以赐姓。这种做法表明，李唐王室的广赐国姓，适应了不断更换的官宦新贵要求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愿望，是唐朝统治者调整新兴贵族社会等级的一种补充手段。皇帝赐姓，受赐者多为一人获赐举族姓李，特别是内附的少数民族，往往因为酋长的获姓，整个部族都改从汉姓。所以，唐王朝赐一人姓李，常常牵引一大血缘家庭或部族集团加入到李氏族群中来。从这个角度看，唐代李姓的发展史也就是北方少数民族汉化、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李姓族群在唐代的急剧膨胀，正是各少数民族新鲜血液注入华夏民族躯体，华夏民族和中华文化繁荣兴旺的象征。 在唐代300年间，李氏族群迅速繁衍，并在政治上社会上取得极高地位，除原有的赵郡李氏、陇西李氏外，还分衍出柳城李氏（来自契丹和奚族）、武威李氏（来自安息国安氏）、高丽李氏、鸡田李氏、范阳李氏、代北李氏（原为沙陀部落，本姓朱邪氏）。终唐一代，除王室姓李之外，赵郡李氏任宰相的有17人，陇西李氏任宰相的有10人，其他各分支李氏还产生出三公（太尉、司徒、司空）7人、三师（太师、太傅、太保）2人，李氏人物被列入正史列传的共453人。有专家作过统计分析：在中国古代史（自周秦至清代）的2600年间，李姓人才被列入正史的共1567人，每百年平均有近60人入传。无论总数或百年平均数都高于其他大姓。而唐朝（618—907年）只占古代史不足八分之一时间，却涌现出李氏人才总数的三分之一（占人才数453，百年平均数为156）。李唐王朝，确实是李姓人才辈出的高峰期。从五代至明清的千余年间，继唐代的兴盛之后，李姓长期处于持续发展状态，并进入广泛和四外散播的时期。唐王朝十分重视族谱的修纂。宋代以后，由于李氏族群已经十分庞大，分支繁多，在整体发展线索上呈现出繁复、散乱状态，要修纂一部包罗所有李姓人的族谱越来越困难了。但是，各分支、各房的族谱、家谱还是不断出现的。根据这些资料可以知道，原北方李姓人口扩散的流向有四个方面：（1）由北而南。唐宋以后，随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北方李姓大量迁徙到长江流域，甚至迁到岭南以至海南。主要原因有三种：一是贬谪、充军。如唐朝宰相李德裕在“牛李党争”中失败后，被贬为崖州（今海南省琼山县东南）司户，死于贬所。现琼山县有一个数百人家的李家村，相传就是李德裕的后裔。武则天即位后，打击唐宗室，许多皇族子弟被贬逐闽粤，其后代便定居南土。第二种是因官迁徙。封建社会因拜爵封官造成人口流动，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一次拜爵封官，往往导致某姓一个分支或分房的出现，最典型的例子莫如李光弼家庭。李光弼之父为契丹酋长后裔，附唐后改姓李。光弼尽忠唐室，谋勇能战，与郭子仪齐名。平定安史之乱，光弼被推为“中兴第一功臣” ，受封临淮王，举族迁居金陵，子孙繁衍为金陵李氏。唐以后，“由金陵而徙洪、徙闽、徙粤、生齿愈长” ，成为江南李姓的重要支派。第三种是因避战乱而大规模南迁。这事发生在北宋末年金兵南下之时，北方李姓许多家族曾举族南迁，由豫及楚，子孙辗转流徙，散布于南方各地。（2）由东而西。元明清三朝，大规模移民的流向发生变化：由于政府的引导，东部人口向西部迁移，即所谓“湖广填四川” 。举例来说，宋末金兵南下时，北方李姓的一支迁到江西，定居豫章，称为豫章李氏。后分衍成三房，其中一房由豫章再迁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在元末明初的移民浪潮中，李雄携这一族人西迁入川，定居川东巴渝。明末张献忠起义，李雄的后人为避兵乱迁居贵州思南府安化县。乱平后，复归巴渝，子孙繁衍，遍布川东长江嘉陵江沿岸。这一支李姓人，经数百年之后，仍视重庆江北县富家冲李家湾为“祖宗缔造、子孙发派之所” ，尊奉李雄为始祖。（3）从大陆迁往台湾。李姓人迁台湾开始于清朝前期，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出于政治原因，部份李姓人追随郑成功、郑经入台抗清；二是移民垦荒。自康熙至道光鸦片战争前，经政府批准，闽粤两省李姓迁台者绵延不断，入台后多聚族而居，形成侯宾李氏、蒲坂李氏等大族。至今，李姓在台湾人口数量中位居前列，世俗流行“陈林李许蔡，天下占一半”的说法。（4）下南洋、赴西洋。清代以来，以出国当佣工为主流，伴以出洋经商等其他因素的移民，汇成一股远赴南洋的移民浪潮。闽粤沿海居民到南洋当佣工始于明代，但作为契约华工出国（俗称“卖猪仔出洋” ）则是19世纪以后的事，到19世纪50—60年代达到高潮，至20世纪30年代才告一段落。李姓华侨多分布在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一带。1848年，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美国人到中国东南沿岸招募华工前往开采，并随之建造横贯美国东西的大铁路，造成华人远赴西洋开矿筑路的高潮。李姓子弟不少人远涉重洋移民美洲，其中以侨居美国三藩市及纽约为最多。 李姓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原生姓之一，经过几千年的繁衍、开拓，今日已成为遍布天下的中华第一大姓，也是世界第一大姓。上文简单勾勒了他的发展轮廓，目的是让读者知道李姓的根之所在。 陈山李姓入迁经过 陈山李氏是陇西的支派。南宋度宗咸淳年间（公元1265—1274年），李子周从新宁（今台山）冲程乡来陈山村开居，至今已有720多年，子孙传承有25代左右。 李子周，字肖集，曾任太常寺丞。他和本县禄洞二世祖李子皋、古蚕开居祖李子寿（一作受）是兄弟。 现查陈山村有三部族谱：龙头里李氏族谱、龙门里李氏族谱、松园里李氏族谱，都是兄弟分房后所编。各谱对于他们先世来源的记载略有出入，对于陈山李氏从何处迁入的问题存在四种说法。 龙门里族谱载：南宋有李銮（一作联）、李垣（一作源）父子先后任监军御史和平崖先锋，率部屯营于阳江地面，死后安葬于广海阳渠（地属新宁县境），祖孙居留新宁（即今台山）三代。李銮有孙李友闻，友闻生子李子皋、李子周、李子寿。李子皋迁禄洞，奉友闻为一世祖；李子周迁陈山，为陈山开居祖；李子寿迁古蚕。 《松园里李氏族谱》载宗支图与龙门里族谱所记相符。 现综合几部族谱，整理出陈山李氏先世的宗支图如下：銮 垣 楹 楚 纯 轩（居新宁守墓）（联） （源） 子善 柱 硕 （迁往龙门、从化）（石） 子才司 道（迁往河塘）（师） 子皋 （居禄洞）友 闻 子周 （居陈山）子寿 （居古蚕）禧 任 棠 侃 徇 西隅（居金华，后世迁尧溪）佁 瑞麟（居广州，后世迁丽水）族谱又加文字说明如下： “李友闻，河南籍，宣和间以右选出身，授忠翊郎，御前干办。谏和议失官，流南雄府。子时集由南雄徙新会禄洞乡。” “始祖子周，字肖集，号胖庵，友闻祖之次子，享寿八十六岁，妣冯氏。公为始迁陈山乡之祖。殿笙翁前编松园族谱（引者按：指族人李奇硕于同治十一年编修松园李氏族谱）云：“子周祖，本禄洞乡友闻祖之次子，与禄洞二世子皋为兄弟。瓦岗村（引者按：今属新会）有明[朝]时刻[印]本族谱，载之甚明。禄洞族谱亦载及之……且禄洞子皋祖字时集，我子周祖字肖集，名同班字同派，又彼时皆宋时人，其为兄弟无疑，况有别派及禄洞两族谱可据乎？” 龙门里族谱于“友闻祖”名下附记云：“禄洞子皋、古蚕子寿为二世。”又于“李子周”名下附记：“子受、子周兄弟不睦，子周翁带庶母褟氏，由新宁冲程乡迁往新会冈州陈仙乡。”子寿、子受应是同名异写。如此看来，禄洞、陈山、古蚕三村李姓，本是兄弟分支。 陈山李姓来自何地？仅龙门里族谱中就有三种不同说法：《族谱序》中说：“我祖世居河南省开封府祥符县” ，《族谱小引》中说：“我始太祖迁自南雄珠玑巷，建居冈州陈仙村。”“李子周”名下附记云：“子周翁带庶母由新宁冲程乡迁居新会冈州陈仙乡。”此外还有第四说。 陈山人李筠友生前说过：“陈山李姓的先祖是从浙江金华搬到珠玑巷的。广州市的浙江会馆曾给迁到广东的李姓各房子孙分配一个小房间，门口用云石刻上该房人迁往何处的地名。其中陈山李姓分得一间，出租给小贩，每年租金三两银，积攒起来作为回金华祭祖的经费。” 综合上述，陈山李姓来源地共有四说：开封祥符说、浙江金华说、南雄珠玑巷说、新宁冲程乡说。看似纷纭，实不矛盾。只要结合上一节介绍过的李姓衍迁的历史来考察，就可以理出头绪：北宋年间，原住开封府祥符县的李姓的一支开始南迁，先迁到浙江省金华县；南宋初随着一大批逃难的人群，再迁到广东南雄珠玑巷，定居下来。南宋后期，李銮一家因为担任地方官职的关系客寄新宁、新会一带，其子孙就近迁来禄洞、陈山、古蚕各村（那时三个村都还属新会县辖治）。他们的祖先在开封、金华、南雄居留时间长，所以后人把这三个地方都看作自己的祖居地，而新宁只是因为任职的关系而客居一时的地方，故不把它看作是自己的故乡。他们在讲到宗族来源时，讲近一点是南雄，讲远一点是金华，最远追溯到开封，再往上溯则讲不清了。以上结论，既有族谱的断续记载为内证，又符合李姓自北向南衍迁的历史走向。 陈山李姓开支至今有700余年。以李子周为一世祖，传承至20世纪90年代初，繁衍了20多代人。著名画家李铁夫（1869—1952），号昭龙，为21世孙，离休干部李超为21世孙，退休干部李景为20世孙，现任村党支部书记李汝洪为21世孙。目前并存于世的还有22世、23世、24世、25世、26世共五辈人。 为了分别辈份以序长幼，陈山李姓跟中国大部分姓氏一样，曾给各代子孙定出字派（同一辈男丁取名都有一个相同的字眼）。但由于年代久远，现在要理清所有字派已有困难。根据族谱资料，一至五世的字派是清楚的：子、光、仲、堂、春；六至十五世字派较混乱；十六世至二十三世也较清楚：辉、绍、开、奇、仁、昭、义、立。近人又给二十四世以下的子孙预排了字派；崇（24世）、俭、恭、敬、孝、友、德、协、福、寿、康、宁（35世）。现在，潖珍、小江二村李姓班辈和陈山相同。 给祖先立祠祭祀，是家族礼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可惜子周公有祠无祠已没有遗迹及资料可供查考了。村人记忆清楚的最古老的祠堂是三世祖仲华公祠，建在龙门里，后用作崇德学校校址，现改建为陈山小学。见龙里有五世祖敬福公祠，龙头里有六世祖明道公祠，松园里有七世祖懿佑公祠（现用作文化室），均保护完好。 根据县志及族谱记载，清代在沙坪圩有李氏三大祖祠，门额题为棣萼堂，俗称三李祠：尧溪李西隅祠、禄洞李友闻祠、丽水李瑞麟祠。三李祠一直保存到本世纪30年代，现在已湮没无存（旧址在今挂车厂附近），它表明鹤山李氏有三大来源。但这三个支派同是李銮（联）的后裔，只是迁入鹤山的时间先后不同，定居地方不同而已。李銮原籍河南开封府，生于宋高宗绍兴十七年丁卯（1147），终于宋理宗宝庆四年戊子（1228），他是李子周的曾祖父，也是陈山李氏族谱所能追溯到的直系血统的最早的一位祖先。 陈山李姓人口的历史状况 李子周在陈山定居后，子孙繁衍，到现在全村人口达到2000人。由于该村人口的历史资料不全，在全国人口普查之前尚无全面统计数字，旧族谱又以记男丁名字为主，部份附记“妣某氏” ，且不齐全。现在只能根据部分资料简述其历史状况如后。 跟绝大多数姓氏族群发展规律一致。陈山人口数量也呈快速递增趋势。李子周生四子：光宗、光佑、光辅、光弼。其中光宗、光佑留居本村，各生三子。光宗生仲华、仲荣、仲贤，光佑生仲兴、庚祖、百达。李子周享年84岁，在他晚年，陈山的男丁已由1人发展到11人以上。 但是它的发展并非封闭式的，而是散发式的。其发展不仅表现为单纯的人数增多，而且表现为居住地继续扩展，子孙后代不断四散流播。李子周的另外两个儿子就离开陈山另谋发展：光辅迁九江七坑村，光弼迁排陈（潖珍）。类此情况，几乎每代都有发生。在李姓入迁陈山的最初一二百年内（相当于元朝和明朝前期），总人数无多，外迁的主要原因并非地力不足以承受，而是当时岭南地区依然地广人稀，有大量土地可供开垦，入迁的农民有较大的选择空间的缘故。同时也反映出，从外地入迁的农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未稳定下来，以致一迁再迁。现将李姓各代子孙从陈山外迁情况列后： 二世 光辅迁九江，光弼迁潖珍。 六世 缘长、观养迁九江、阳江。 八世 子晚等三人迁阳春、小江、那水。十一世 崇业迁从化。十二世 荦标、怀卓迁下四府、东莞厚街。十三世 璧焕、丽生、元翰、式钦迁佛山普君圩、陈村、东莞石龙、河南、阳东。十四世 扬鹏、喜然等四人迁佛山、陈村、廉州、广州。十五世 厚度迁柳州。十七世 述彭二人迁英德、篁村、新会。十九世 五人迁澳门、美国。二十世 仁广等三人迁沙河、澳门、南洋。二十一世 九人迁广州、澳门、香港、越南、石叻、庇能、南洋、菲律宾、加拿大。二十二世 宝绵迁南洋。二十三世 汝坦、女提迁香港。 以上的所列，是一个极不完全的统计，但已可以证实李子周后代的繁衍呈散发式状态的判断。同时还可以看出：二世至十八世陈山李姓部分族人的外迁流向是四散的，无规律可言；而自十九世以后，主要流向是出国到南洋、北美洲一带。陈山李氏十九世人生当公元十九世纪后期，即鸦片战争以后。例如陈山名人李铁夫属于二十一世一代，他于1885年随堂叔到英属加拿大谋生。这个记载确凿的实例，与上述表列的内容反映的规律相符。因此这故，陈山村到近代之后，便发展成为著名侨乡。 至于李姓的陈山村内的人口繁衍史，由于资料不齐，现在已无法作出全面的统计与分析，仅能以陈山村六个里之一的松园里为例，作一典型介绍，从一斑窥全豹。 在明朝中期，陈山李氏七世李懿佑一支从龙怀里迁往东南800米开外的地方开居，该地初名蟠龙里，后改称松园里，至今传承19代人，历时500余年，另编一部自成体系的《松园里族谱》。该谱经过四次修订增补，比较完整。这四次修订分别是：①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九世族人李奇硕（名华平，号殿笙）主笔首撰，其子李人龙（名凤元，字桐初）助修，所记世系从七世祖懿佑起始。②民国十八年（1929年），二十一世族人李锡恒（字昭屏）增订。③民国三十七所（1948年），二十世族人李柏春（字人龙）增补，补记至二十三世。④1986年，二十二世族人李灿鎏增补（补记至二十五世）、整理及出版。据该谱所载，松园里自建村至1986年的500余年时间内，共传19代，生男丁共607人（平均每年生一丁左右），按世代分别统计如下表：世代19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丁数607 1 3 4 4 5 9 17 21 38 43 35 55 72 78 78 67 57 34 2 以上仅列出松园里历代男丁数，不包括妇女，当然也不是全村人数。制表者李柏春在1959年为此写了《松园里李氏族谱评》和《观松园里之既往及测其将来》两篇文章，对该里人口发展规律提出以下三个观点：（一）“人口之增减，系乎国家之治乱。凡国家升平则人口日增，国战乱则人口日蹙” 。他对本里人口进行分析说：“当十二世至十九世，是前清康熙至道光时代，国家盛平，故人口日增。二十、二十一两世，是道光至光绪时代，虽有战乱而非甚剧，故人口尚能维持原状。二十二、二十三两代，是光绪至最近时代，国家连年兵结，民不聊生，人口安得不蹙也。” （二）“地方之容人，视地利之生产能力而定” ，“容量有定额，过多则溢流” 。他认为，松园里之境界狭小，既无余地可以开垦，又无工业可以为生，年中地利之生产不足供百人之生活，所以造成许多人出外谋生借以赡养家口。松园里人口最盛时在十八世纪下半世纪，其时全村男女老幼共一百四五十名，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降到112人，“仍苦人口过多” ，因此一部分溢流于外，在乡人口不增反降是势所必然的。至1940年统计，居外之人数已与居乡人数相等。其后，居外人数必定要超过居乡人数的。（三）观念的转变。十八世纪后半纪全里人口鼎盛，并非地力所能承担，主要原因是外出谋生者出力维持。那时候外出者对故乡眷念深切，只是个人出外，家室仍留在故乡，家庭经济主要来源靠外头接济，全村纯农业户仅四五户而已。十九世纪以后社会风气大变，不仅外迁人数增多，而且外出谋生者动辄携眷而去，其年青未娶者往往就地娶妻而居。其能致富者固然不愿回乡，其不能致富者又有欲归归不得之苦。（引者注：本段所写“十八世纪” 、“十九世纪” ，是照李柏春原文抄录，按历史常识推之，疑所记有误，可能把十九世纪算成十八世纪，把二十世纪当作十九世纪。） 李柏春提出关于人口发展规律的观点是从历史事实中概括出来的，基本符合实际的。不单适用于松园里，也适用于整个陈山村。但是还需补充说明两点：（1）人口繁衍的速度，固然与国家的治乱密切相关，但同时与国家的人口政策有直接关系。陈山李氏自宋末迁入，元明两代发展速度较慢，只是到了清康熙以后才迅速增长，这和全国人口发展情况是一致。中国的人口在清代以前长期在几千万的数字徘徊。到了“康乾盛世”增长迅速，除了有100多年的社会安定环境外，更与康熙奖励人口增长的政策有关。康熙五十年（1711年），清政府颁布了“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至乾隆朝中国总人口数便首次突破一亿大关。这个增长在松园里人口资料中有明显的反映。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随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但是陈山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却呈下降趋势，乡居人数相对减少，这是由于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缘故。（2）进入近代社会以后（19世纪下半期以后），社会结构复杂化，因此影响人口增减的因素也复杂多了。随着封建的闭关政策被打破，海内外沟通渠道拓宽了，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出国务工经商者大增，陈山逐步变成了侨乡，且进一步影响到人们乡土观念的淡化，外出者许多一去不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四个现代化政策的实施，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但是国家的大治，又带来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它对陈山人口的直接影响却是使乡居人口继续减少。虽然李姓族人的绝对数仍在增加，但陈山一村的乡居人口没有相应增加。现居外地祖籍陈山的人数已与在乡人口数持平，故有“外地也有一个陈山”的说法，这正表现出侨乡人口的特点。

在建党百周年活动之际，计划走访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溪流域与沙龙龙坑五代荣龙坑溪流域一带的老支书老村长，本周二冒雨从龙坑出太真到少岭坞同96岁的傅隆耀老支书作了长谈，使我对在客家文化背景上打造南方高等级的畲族风情文化园、赤松子道家文化园、道家文化康养景区增添了信心。

杭新景高速公路沿线的衢州市衢江区北部、柯城区西北部乡镇客家人4000~5000来自汀州。

少岭坞96岁的傅隆耀老支书告诉我，他的傅氏祖先在老福建的汀州府(长汀，连城，宁化，清流，归化，上杭，武平，永定)，长于做用竹造土纸的腌竹制纸槽。清初傅氏祖先同赖氏祖先、袁氏祖先一起到衢州，恋上衢北及西北这片山区土地。傅氏进上门半岭，赖氏先期进寺桥，袁氏进上方灰坪。

徐映璞在《 浙江灵鹫山志 》村落篇有云：“西出寺五里为岭背；又五里为岭根张姓”。岭根即傅隆耀老支书的少岭坞双岭村庄。衢州张氏先民最先迁徙者始于汉。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一支张氏带领男妇族人，过扬子江迁入。据傅隆耀老支书的介绍，岭根张姓却是福建老乡，他们的祖先最早迁徙龙游志棠张家，今横山镇，再迁岭根。少岭坞双岭村傅姓超过张姓。少岭坞毛坞赖氏超过从建德寿昌迁入的吴氏。吴氏也会讲汀州话，也是汀州人。用老书记的话说，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溪流域与沙龙龙坑五代荣龙坑溪流域一带，除了从常山芳村镇猷阁迁入的徐氏移民之外，基本上是来自老福建的汀州府的客家人。

灵鹫山西北部七里山区大规模开发第一批队集中在早田村，元至治元年（1321）来自常山芙蓉乡章舍王迁入的早田村王氏。第二批队集中在少伸溪流域，治岭徐氏明洪武间(1368一1398)从常山芳村镇猷阁迁入少岭坞少伸村，同期来的还有部分徐氏沿着少岭坞少伸溪向太真洞口推进。第三批队集中在农用地较差的少伸溪流域与龙坑溪流域。明末清初，社会更加动荡，治岭徐氏越过少伸村后5华里的山岗最后在今治岭村安家，也有部分徐氏再下行越过上、下金家坞在沙龙龙坑村安家；清初为避“三藩之乱”后的空前浩劫从闽西南一带迁入，如半岭上门傅氏畲族雷氏抱团从福建上杭县迁入农用地较差的少伸溪流域，五代荣村及沙龙龙坑村的廖氏从上杭县古田迁入；少伸溪流域与龙坑溪流域也有建德、遂安等地山民再迁入的汀州人。

客家学者从血统、方言、地域、文化等多维度对客家概念进行界定，尽管观点各不相同，但对于什么是客家人，大体在以下四个方面是有共识的:之一，历史上从中原地区渐次南迁到赣南、闽西、粤东北边区，或再从赣闽粤边区迁往海内外其他地区的汉族人;之二，会说客家方言;之三，在生活习惯、民间礼俗、信仰崇拜等方面，具有客家文化的共性;之四，具有客家认同意识，即自我承认是客家人。只有具备上述四个条件，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客家人。客家精神包含开拓进取、艰苦奋斗、崇文重教、尊祖爱乡、海纳百川等五个方面。

元至治元年（1321）以来，来自芙蓉乡章舍王、常山芳村猷阁、福建、江西、以及本省的遂安（淳安）、建德等地的移民，汇聚到灵鹫山西北部七里太邱山下这片新垦地，相互间既有竞争，又有融合，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发展模式，这种文化更有新的创造力、汇聚力、以及包容力，形成新兴的文化力量推动社会经济的进步。到今天，从上门到少岭的一些村庄，既有十数个姓氏融合共存的情况，也有不同姓氏村庄之间留存百年的历史恩怨，但他们的祖辈都以难能可贵的包容力，使各个家族和谐共存，共同发展。这种文化力量延续到今天，同汀州人客家精神特质有关。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同雷氏傅氏姻亲抱成一团迁入的特殊而又有深刻的畲汉大团结协同文化因素，在发展毛竹、造纸、种植药材、开山砌田诸方面，处处领先于乡邻特定的生产方式有关。七里山区适用于造纸的优良毛竹品种就是傅氏祖先从福建祖地带来的七根毛竹。从半岭凹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村的傅氏是同一宗亲，《傅氏家谱》记载：“及竹林盛，纸之原料仍大增，制纸之人工渐感不敷，于是赣之业制纸者先后来，余赣（今余干）籍人也。闽人来此用竹为制纸之原料获利倍多，于是各处相率仿效加以繁育，遂促进吾衢今日经济之繁荣，而使赣籍之人相继获利也。在明代衢州之业造纸者仅二户，迄于清末奚足千户。”

汀洲客家人是在清代前期迁往浙江的，就是平定“三藩之乱”约1681年（康熙二十年）后。 明末清初，浙西、浙南山区的严州（今建德）、衢州、处州（今丽水）等地，由于长期战乱人口大量减少，当地政府在地窄人稠、“生齿日繁”的汀州府各县招徕大批群众前往开山植靛。自康熙至乾隆年间，长汀、上杭、宁化等县贫困农民掀起了移民浙南、浙西山区的大潮。随着清代以汀州为主体移民的大规模迁入，浙江山区成为靛青的主要产区，山地垦殖的规模日渐扩大。

康熙年间的西安县(今柯城、衢江)记载说：“山源深邃，林菁险密、有脸、麻，纸、铁之利，为江、闽流户篷罗踞者，在在而满；或蜂飞而集，兽骇而散，丛奸府患，不可爬梳，此隐忧在上者，而西安龙游为急。”（康熙《衢州府志》卷首，马遂《序》）康熙时又记载：“闻之父老，明时南有靛贼，北有矿盗，生民皆大被其害，至本朝定鼎初及耿逆之变，两山为揭竿窟穴。”（康熙《西安县志》卷1《舆地》）说明自明末以来，县境南北山区的闽人活动就非常活跃。至清代，除了植靛以外，还种玉米。“包芦，西邑流民向多，垦山种此，数年后土松，遇大水涨没田亩沟圳，山亦荒废，为害甚钜，抚宪阮于嘉庆二年出示禁止”（嘉庆《西安县志》卷21《物产》）浙江巡抚（相当于现今的省长或省委书记）阮元对山区棚民的驱逐，也包括对西安县种植玉米的客家人的驱逐。

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溪流域与沙龙龙坑五代荣龙坑溪流域因雷氏傅氏姻亲抱成一团迁入的特殊而又有深刻的畲汉大团结协同文化因素，在发展毛竹、造纸、种植药材、开山砌田诸方面，处处领先于乡邻特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互间既有竞争，又有融合，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发展模式，这种文化更有新的创造力、汇聚力、以及包容力，形成新兴的文化力量推动社会经济的进步，具有同衢州以至浙江山区其它地方的畲民、移民、客家人有高度的异质性。

对比灵鹫山西南石梁的中心地带就有三个村，就是麻篷，桥头山，范村（凉亭）这三个村至今仍然使用客家话，还有个上铺村三十年前就是说客家话的，后来被同化了这一带的移民、客家人居住在河谷平原向山地过渡地带，由于生产方式不同于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溪流域与沙龙龙坑五代荣龙坑溪流域，只能在其他民系之间的夹缝中求生存，没有崇文尚武的传统，根本无法立足。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土客械斗就是最好的证明。

民国《龙游县志·氏族志》在议及龙游氏族变迁时指出：“经明末清初之乱，继以耿精忠之乱，旧族丧亡不少，而迁来者福建长汀人占十之七八。”该志卷8记载了43个迁自福建长汀的村庄，经与现代的地图核对，几全部分布于南部山区，即今溪口区的范围内，约占溪口区自然村的10％。溪口是龙游的竹林主产地，在上世纪1980年代大衢县包括今柯城、衢江、龙游三县区，竹林面积在全国县级名列前茅，也佐证了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溪流域与沙龙龙坑五代荣龙坑溪流域生产方式的重要性。

常山、开化地处金衢盆地，地势以低丘为主，夹杂小片的平原。这类地形本来当是开发较早的居民稠密区，何以土著少而让闽人厕身其中呢原因有三：之一，明中叶王浩八率兵屠杀所致，“池滩二乡，乡民十之八九罹其兵燹，老幼男妇刈如草芥，以及漯系而去者不可胜数”（顺治《开化县志》卷2）；之二，常山地处交通孔道，繁重的徭役导致了人口的流失，“常山最贫，由孔道送迎，农皆为夫，肩背作田，而足作犁，田之荒芜，坐是故也”(万历《衢州府志》卷首)；之三，根据现代医学调查（［美］罗塞《池淮坂调查血吸虫报告书》，转引自1989年《常山县志稿》），血吸虫病流行造成了开化、常山两县的长期萧条。解放以后的调查也表明，一二百年以前就有上百个村庄趋于毁灭。看来，疫灾流行也是此区人口流失的主要原因。

江山也是汀州客家人的聚居地。据康熙《江山县志》卷9《灾祥》记载，早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江山县“二十七都闽人种靛者揭竿而起，屠戮张村、石门、清湖等处”。二十七都为县南山区张村、石门和清湖为县北平原，地名至今犹存。同书还说，顺治五年(1648年)，“闽寇魏福贤嚣聚亡命，出没三省”，活动范围比明末有所扩大。这次闽人起事直至顺治“十四年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