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碑文的格式中会出现的字样

在表现与立碑人关系之外，有时“中榜”行文的最上端会出现“清”、“皇清”、“皇明”、“中华”、“民国”、“皇清待赠”的字样。这些虽都说明自认客死异 乡的先人的归属感，但政治立场则显然已不相同。尤其是同一时代的死者各用“皇清”与“皇明”的刻文，或者反清复明组织领袖碑上被刻上“皇清待赠”的字样， 都表明政治立场的变化。其中也有些墓碑会把清朝或本地 所赐给墓中人的官衔，或会党的私谥赠号刻在中榜的姓名之上端，藉以说明墓中人生前的荣耀。

“皇清待赠”是什么意思？

“皇清待赠”：皇清指清朝；待是等待、期待；赠是授赠或封赠，是对死者而言。待赠相当于现在说的“追认”。皇清待赠这个词的意思是：等待官方的追赠。

古代，皇帝发文书为官员加官晋爵，或给其亲属某种称号，授给本人的为授，授给本人在世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妻的，为封，可以统称为“授封”。

为已死的官员或其亲属加封叫追赠，就是赐给死者以官爵或荣誉称号。 授给本人的叫授赠，授给父母妻子的叫封赠。

死者生前没有获得什么官爵、称号之类的荣誉，平头百姓一个。死后在名字前写上这些词，表达了后代的崇敬和期望。其实是废话，泡影而已，永远不会实现。在有些地区，这成为写碑文的一种格式，不过是凑字数而已。

墓碑或家谱上还会经常见到诸如：皇清待诰、皇清待旌等字样。

诰指帝王任命或封赠的文书，一品至五品称为诰命，六品至九品称为敕命。诰也特指受过封的女性，如“诰命夫人”。“待诰”是等待追赠的文书。

旌本意是旗帜，是名词。各种团体都有自己的旗帜，作为标识，具有认同、凝聚的作用。往往还用旗帜来象征某种精神，给大家树立学习的榜样。表彰节妇烈女叫做旌表节烈，这时的旌引申为表彰，是动词。皇清待旌、节孝待旌，多指女性，意为等待官方的表彰。

皇清待赠、皇清待诰、皇清待旌、节孝待旌等，意思差不多，都是在等待那虚无缥缈的封赠。写在死者名字前只不过是后人自欺欺人，让人觉得有希望。

记者来到龙里县文管部门求证。县文管所罗华文所长介绍称，此前，他们也曾到迁坟现场查勘，从墓碑的表象上看，这些墓葬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对研究当地的经济、文化、丧葬习俗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由于相当普遍，并没有“文保价值”。

“墓碑上的‘皇清待赠’等字样，只是一种‘名号’而已。”罗所长表示，结合一些史料，有类似此行文开头的墓碑，足以证明墓主或者其家族生前系地方上的名流，但实际上并非参与地方行政事务上的管理。

罗所长表示，这些墓葬并没有墓主生前资料的记载，从本地的文史资料上也没有提及。因此，要判断其是否有文物保护价值，得通过墓穴里的相关实物来佐证才行。

墓碑正中自然是写墓主的名字，不过往往都是墓主名字之前会有一些修饰之类的词语。然后墓碑左下角则是刻上家族子嗣的名字，名字顺序则是从长子到最小的，从左往右排列，如有孙或孙女则是刻在其子位置的下方，顺序也是一样以大到小从左往右。还有一些特殊的如：逝者未成年或还没有子嗣则不需刻上家族一众的名字，只需刻明墓主的名字即可。

望采纳，谢谢。

但是，关于普济的早年身世，五台上留下的清代碑文却存在着与九宫道经卷完全不同的记载。最完整的记载是光绪十八年《钦命五台山敕建万圣佑国南山极乐禅寺碑记》：“当佛像已古，庙貌未新，兴修无力。适来善绅，则有蓝翎守备李公得胜，系直隶宁晋县人，同治年间投营，忠勇为国，屡著战功。历蒙钦命河南提部院李，钦差会办宁夏防剿事务、广东陆路提督张，钦命绥远城将军定保奏，奉旨李得胜着以蓝翎守备尽先补用。钦此。同治十二年告假回籍省亲，父母辞世，遂无志功名。光绪元年赴南山寺，皈依圣福禅师，法名普济，受戒修行，呈明抚提部院存案。”[8]　　根据这份碑文，普济系行伍出身，积功至蓝翎守备，直到同治十二年才离开军队。而其从军时，父母还健在。王见川据此认为九宫道经文有关普济早年身世的记载全然是虚构的。2008年，龙泉寺住持悲明法师撰写的《普济化公墓碑》，也采信了这一说法。　　但是，这份碑文有关普济身世的记载疑点比九宫道经文还要严重。　　五台山极乐寺在光绪十八年以前涉及普济的碑文还有三块。一是光绪九年正定府举人李自蹊所撰：“我朝乾隆盛世，奎老禅师复兴。其中道光十年，玄化和尚又加补葺。咸丰六年，圣伏和尚与徒教心亦添修功。至于光绪三年，本蓝教化和尚发大愿力，奋然一新，大阐宗风。”此碑于普济以前身世不着一字。　　光绪九年的另一块碑文《五台山大万圣佑国南山极乐寺重建万人碑记》，[9] 虽然残破，有些字迹难以识读，但透露出李向善早年生平的许多重要信息，更证明了光绪十八年碑文的作伪。碑文中叙述了李向善上山修庙的经过：　　第o代心公专心致知，o子维o，有志于安泰，无意于世务。佛殿砖椿尽皆颓废凋残，瞻拜之际，痛彻五内。法从缘起，道因人立。适遇教化，系赵州宁晋县李o[韶]子，o为笃信美o，历名山胜地而不周览。及来朝台，适遇云游罗汉僧大师暗示，登临本寺，顿悟前因，恍若旧境，发心依静玉伏公和尚披剃，依京都法源寺静涵和尚圆具。　　这一大段叙述普济来台经过的文字，丝毫没有提到他从军的重要经历，而泛泛谈其“历名山胜地而不周览”[10] 。碑文最后列有一大堆捐助人、经理人等名单，列于主碑，可见均为十分重要的人士，其他人名刻在另外二十七块碑上。主碑上赫然载有九宫道经文记载的重要人物魏王氏和李修正的名字：　　大　　功德主直隶赵州宁晋县庞庄村　　魏门马氏　　魏门王氏　　魏　　玉山李韶李明中李云成　　光兴李修李修正李二丑　　功德主直隶正定府元氏县王 村　　柳门周氏　　马头村王敬王凤云

从书写格式来看，魏王氏居中，柳周氏降格列名，可见其地位重要。其他二三十两银的捐助者虽名列在前，却无“大功德主”之名号，而有此名号的人却无捐助数额，或多为已故之人。其中李韶是李向善的父亲，李明中是其四兄。魏王氏、李修正、李向善均为同村人，也是这块碑文透露的重要情况。碑文将李姓置于魏门之下，显然不是按照血缘辈份，而是依照魏李两家在庞庄村教门中的地位排列。其他九宫道经文中不见记载的“中台老母”魏马氏赫然列于魏王氏之右，证实了《弥勒九转家谱》关于魏李两家在庞庄村这支教门中不同地位的记载，具有相当的可靠性。这些深藏在乡村社会中的秘密，只有已是普济的李向善知道。　　从这块碑文中，“经理人”名下还可以识读出的重要人名有周俭、吕秉章、田普、刘太荣、李和玉、冉成文、郭殿魁、孟广业、吴英俊、时克俭、乔喜成等，都是早期九宫道十二都盘的头绪。其中，中九天聚德都黄庭宫教首周俭为这项工程的监工，与他负责中宫事务的身份完全相符。　　这块碑文几乎毫无掩饰地完全印证了九宫道中关于魏王氏、李修正与李向善之间密切关系的传说。　　光绪十一年由传戒方丈智彻撰文、李自蹊书写的碑文，再次明确提到了普济的来历：“今有赵州宁晋县庞庄村李韶之子在五台山南山寺依静玉伏公和尚祝发，法名教化，号普济。”　　光绪九年、光绪十一年的碑文都记载了普济的身世，只字未提李向善这个最重要的候补蓝翎守备身份，而却以一个名不经传的乡下农民“李韶”之子勒于石碑。这说明，至少在光绪十一年之前，普济根本就不存在这种退伍军官的身份。　　问题是，何以光绪十八年的碑文中普济突然有了“候补蓝翎守备”的身份呢？稍看碑文，就不难明白其中的道理。这一年，普济收了一个重要弟子，此人是“蓝翎守备胡公治国，系徐州宿迁县人。自咸丰年间，久事戎行，多著战绩。历蒙钦差河南团练大臣毛，钦命河南抚提部院李，钦命绥远城将军定，钦差会办宁夏防剿事务、广东陆路提督张，钦差大臣陕甘爵阁督部堂左，钦差帮办新疆军务大臣金遽保汇奏。光绪五年奉旨：花翎尽先补用副将、固勇巴图鲁胡治国着补副将，后以总兵尽先补用，并偿换哈齐香阿巴图鲁名号。钦此。”一个在任副将、候补总兵放下屠刀，遁入空门，拜普济为师，在普济看来是件十分荣耀的事，竟至于立碑纪念。但是，普济军功的保举人除咸丰年间、光绪年间没有之外，其他人如李鹤年、张曜、定安竟与胡治国完全相同，身份作伪之迹昭然。普济和法名隆法的胡治国拉了承恩公、乾清门头等侍卫志钧作为立碑人，使得山西地方官再也不会怀疑普济的出身。　　经过光绪十八年的立碑，李向善重塑了他的个人身世和身份。这时，他已经在佛教界声誉鹊起，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德高僧：　　光绪三年 助修南山寺完工　　光绪七年 到京师法源寺，参加由昌涛法师主持的“三坛大戒”　　光绪九年 重建极乐寺完工　　光绪十年 为临济宗四十一代传人，法名杲化[11] ；升任极乐寺住持，举办大道场、开戒坛，时达一百零八天　　在世人目光聚焦的背景下，普济“邪教”出身的经历暴露的风险日益增大，必须有一份可以向世人交代的“履历”。仅为收徒而立碑这样的异常之举以道出普济的新出身也就不难理解了。与此相配合，在立碑交代新履历的同时，普济还将慈禧御笔“真如自在”勒石公布。[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