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来看，中国一直是一个黄金贫乏的国家。虽然与世界其他民族一样，黄金在我国历史上也是财富的计量单位和拥有财富象征，黄金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但事实上由于中国黄金总量上的缺乏，使得黄金很难成为财富流通中介的主角。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承担流通货币功能主角的是白银。中国“贫金”的现实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而产生“中国贫金”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原因：

　　（1）历史原因：

　　据考古发现，在汉代以前中国社会商品流通领域中并不缺乏黄金，整个社会中黄金流通总量也并不缺乏，这可以从汉代以前的墓葬考古中发现了大量的黄金饰物可见一斑，从各种历史文献中也可以看到当时黄金的重要地位。据当时的历史文献记载，皇帝对有功的大臣战将等往往就动辄赏赐几百斤的黄金。

　　但在汉朝以后中国社会中的黄金总量就突然减少了，对于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总量的突然减少直到现在还是一个谜，还需要中国考古学界来继续研究破解这个谜团。其中有一个说法，从汉代以后，中国朝代更替频繁，农民起义层出不穷，各种战争一直绵延不断，而当时的黄金事实上是储备在中国社会的王公贵族和地主阶层里，这些王公贵族和地主阶层恰恰是各种战争与农民革命的掠夺对象，为了保存这些财富，这些王公贵族和地主阶层必然要藏匿类似黄金这样的高价值财富。社会动荡各种绵延不断的战争过程中这些王公贵族和地主阶层中的很大一部分被革命浪潮所消灭，这些被藏匿的黄金财富就成了无主的、消失了的财富。由于从汉朝以来，各种战争革命频繁爆发延续了几百年时间，大量的诸如黄金这样的高价值财富就被埋在了华夏大地的各个角落中，“一人藏匿百人难寻”，大量黄金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消失了的财富。也许这真是中国“贫金”的一个历史解释。

　　（2）近现代的战乱因素：

　　除了上面的历史疑案外，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诸多事件，进一步造成了中国大陆上贫金的现实。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近100年的鸦片贸易巧取和武装抢夺与盘剥，大量的白银和黄金被当作鸦片货款和战争赔款流出中国，进一步造成了中国黄金与白银等贵金属硬通货的严重匮乏。自此以后中国境内的连年内战和日本侵略中国，更是造成了我国黄金与白银的大量外流，一部分黄金与白银用作了军械物资的购买，另一部分被大量达官显贵外逃携带出国。至今中国民间依然有这样的国际黄金疑案未了结。

　　（3）国民党内战时期的“金圆券”事件

　　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炮制的“金圆券”事件就是另一个有代表性的黄金外流事件。国民党政府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为了弥补赤字，就大量发行法币，法币猛增，物价随之飞涨。为了挽救经济崩溃，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实行所谓的“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其中国民党政府颁发的《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金圆券每元含黄金022217克，发行额以20亿为限。按1金圆券折合法币300万元的比率收兑法币。同时规定黄金1两等于金圆券200元。白银1两等于金圆券3元。美元1元等于金圆券4元。

　　当时国民党政府使用高压和诱骗等手段强制推行这个法令，命令国统区的人民必须在1948年9月30日前将所持黄金和白银全部兑换成金圆券，过期不交者，一律强制没收。不到两个月，就从人民手中榨取金银外币总值达2亿美元。

　　1948年10月初，由上海开始的抢购风潮波及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物价更进一步飞涨。11月10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宣布取消限价政策。12日又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法令，规定1金圆券的含金量减为0044434克。公开宣布金圆券贬价4/5，撤销金圆券发行20亿元的限额。之后金圆券无限量发行，至1949年5月，金圆券发行额为六十七万多亿元，金圆券也像法币一样成为废纸。

　　这些用“金圆券”兑换来的黄金、白银，以及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历年的黄金、白银储备等，在1949年由军舰押送至台湾。1949年1月10日，大公子蒋经国拿出一封蒋介石的“手谕”，上面明令俞鸿钧尽快将全部库存的黄金、白银和美钞运往台湾。当时，国民党经过所谓的“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强行将民间的几乎所有黄金和美元收归国库。关于这笔款的数目，说法不一。国民党的文人陈孝威说是“黄金50万两”；也有的说是美金8000万元，黄金924万余两， 银元3000万元； 而李宗仁的秘书梁升俊说南京失守时，“国库尚有黄金280万两，美钞5000余万元，经合署的棉花纱布出售总值不下美元1500万元，还有价值巨大的有价证券”。 总之，在当时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在蒋介石的直接指挥下，这笔巨额财富用海军军舰全部抢运到台湾。

　　（4）当代中国仍然“黄金匮乏”

　　1949年中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在这样一个几乎“无金”的中国大陆上开始经济建设和金融体系建设。中国政府只能从新生产黄金中获得增加，而没有历史存留的积累。在1949年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在黄金问题上一直是严格管制阶段，黄金开采企业必须将所生产出来的黄金交售给中国人民银行，而后由中国人民银行将黄金配售给用金单位。那时新生产出来的黄金主要用于我国紧急国际支付和国家储备。到1982年社会大众才重新开始有权力拥有黄金，拥有黄金的渠道还只是通过商场可以购买到黄金首饰而已。

　　综上所述，中国大陆当前的“黄金匮乏”的历史原因就非常清楚了，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和地域大国里，从1949年到1982年我们国家整个社会存在一个“黄金断层”，这个“黄金断层”持续时间长达30年，整整影响了两代人。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中国人民与黄金无缘，只是很朴素的知道黄金很值钱，黄金很贵重，但无法接触到黄金，缺乏对黄金的各种知识的了解与认识，对于黄金的重要作用和金融功能了解甚少。这个黄金断层实际上导致了整个社会对黄金的普遍性无知和漠视。

　　中国社会大众需要对黄金理念与投资意识的大补课，迫切需要弥补中国社会与大众在黄金意识层面的大断层，中国需要一个重新唤醒民众真切认识黄金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5）中国央行黄金储备

　　截止2005年12月底，中国中央银行公布的黄金储备为1929万盎司，折合约为600吨。（实际情况可能要超过1000吨以上）

　　按150元/克的市场价格计算，600吨黄金的价值约为900亿人民币。按580美元/盎司的价格计算，1929万盎司黄金价值约11188亿美元。截止2005年12月，中国的外汇储备约8000亿美元，黄金储备约占外汇储备13%左右

　　（6）中国黄金生产状况与矿藏储备

　　2003年我国的黄金产量名列世界第三，黄金年产量约180吨，折合到当时的黄金价格约为200亿人民币，而且最近6年来的产量波动不大。

　　以2004年1-5月份的我国黄金生产情况来分析，全国5月份生产黄金（成品金）16837吨。1-5月累计完成79065吨。与去年同期相比，黄金产量增加7341吨，同比增长1024%。2004年1-5月，黄金矿山企业矿产金(成品金+含量金)累计完成64263吨，比去年同期增长1080%；冶炼企业(有色、黄金冶炼企业)累计完成成品金32680吨，比去年同期增长922%。

　　2004年我国黄金产量达到212348吨，与上年同比增长586%。产金量较大的省有山东、河南、福建、陕西、辽宁、河北等省，山东仍为我国最大产金省，全年产金64509吨，占全国产量的3038%。

　　2005年，中国黄金行业总体经济运行情况良好。中国黄金协会的《全国黄金统计月报》显示，2005年全国黄金产量达224050吨，中国黄金产业的“十五”规划，要求在2006年达到约240吨的黄金年产量，可见，我国要迅速大幅提高黄金产量的空间已经不大。

　　中国国内的黄金探明储量为4000至5000吨，约占世界探明储量的10%，以现有开采速度还可维持22至28年。

　　（7）民间储金量较低黄金投资意识匮乏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对黄金产业一直实行严格管制，黄金生产企业须将开采和冶炼的黄金，全部售给中国人民银行，再由中国人民银行经过审批环节配售给各用金单位。

　　1982年，在国内恢复出售黄金饰品，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熊猫金币为标志，中国开放金银市场迈出第一步，1999年11月，中国放开白银市场，封闭了半个世纪的白银自由交易开禁，上海华通有色金属现货中心批发市场成为我国唯一的白银现货交易市场。白银的放开视为黄金市场开放的“预演”。2001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宣布取消黄金“统购统配”的计划管理体制，在上海组建黄金交易所。同年6月，中央银行启动黄金价格周报价制度，根据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兑国内金价进行调整。随后足金饰品、金精矿、金块矿和金银产品价格全部放开。

　　2002年10月30日以上海黄金交易所正式开业为标志,中国黄金市场走向全面开放，黄金投资逐步走进社会大众，黄金投资在中国迎来了全新开端。

　　目前，中国国内的黄金总存量约为4000-5000吨。这包括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和民间大众拥有的黄金制品。

　　中国国内的黄金需求一直是以首饰性消费需求为主，每年中国市场销售的黄金绝大部分都成为了黄金饰品，工业、医疗、科研等行业占消费需求的比重较小,而黄金的金融投资需求目前还只是刚刚起步，所占的比重更是小的可怜。中国民众对黄金的理解和认识更多停留在首饰品的认识上，对黄金的金融投资功能知之甚少，黄金金融投资的参与度极低。

　　是种种历史原因和金融体制的原因，造成中国大陆人均黄金制品只有35克左右的现状。目前，中国大陆人均黄金年消费量只有02克，消费数量集中在黄金饰品上，与港、台地区和西方国家的水平差距悬殊(阿联酋人均年消费黄金最多，达30克)，离印度人均约1克的水平也有很大距离。预计今后几年中国的黄金消费将从以往每年200吨左右增加到400吨至500吨，这对国际黄金市场的价格将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综观中国国内现状，国家缺乏长远的黄金储备规划，普通民众对黄金的投资意识、保值增值应对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的功能远未了解。但目前国内大众投资黄金的意识正在被唤醒，从投资需求来看，中国黄金市场在彻底开放之后，将令世界再度吃惊，中国民众在黄金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能力不可低估。

1936年6月1日，由粤桂地方实力派组成的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通电全国，攻击蒋介石中央对抗日不作为，声称两广决心与日寇决一死战，“立即北上抗日”，并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对各地方实力派进逼。消息传出，全国震惊。

6月9日，毛泽东在陕北通过无线电向全国发表讲话：西南抗日反蒋，虽然不免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但是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吾人准备在军事上及其他方面给西南以各种可能的援助。

6月中旬，延安。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到红军大学政治部找组织科科长云广英谈话：“两广事件”的发生，中央认为是国民党内部分裂的表现，其真相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

但是在这种事态下，我们可以利用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以促进抗日斗争运动的发展，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有利的。

7月5日，余汉谋从广州回到大余，立即召集他的3个师长及军部幕僚开会讨论对策，会议决定回师倒陈拥蒋。会后，余汉谋致电蒋介石，报告陈抗日反蒋的计划。

7月7日，余汉谋在上官云相陪同下乘飞机到南京，向蒋介石表示愿意受命收拾粤局。蒋立即委余为第四路军总司令，统辖广东军队，迅速回粤倒陈，除拨给军费200万元外，另给临时活动费100万元。余于7月9日致电粤军各将领，要求他们服从南京，号召粤军内部反陈势力行动起来。

8月中旬，在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军队完成对广西战略包围的紧急关头，由于云广英贯彻了我党“逼蒋抗日”而不是“反蒋抗日”的方针，经过多次与王公度主任联系协调，终于促成蒋、桂双方谈判，矛盾得以解决，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内战。

9月中旬，蒋介石电召白崇禧飞穗晤面，白夫人马佩璋深恐蒋介石食言，力阻白赴穗。李宗仁只好代白前往广州。

9月17日李宗仁偕程潜、黄绍竑、黄旭初飞穗谒蒋。这是蒋介石、李宗仁自1929年蒋桂战争以来的第一次会晤。据在场者说：“李宗仁这位老实人，一见到蒋先生走了进来，竟当堂面红耳热，不知所措，表情尴尬之极。”而蒋则“满面春风，笑容可掬”。经过一场轩然大波之后，两广事变以和平解决的方式结束。

9月28日，蒋介石离粤赴赣。两广事务另设广州行营，委任何应钦负责处理。各路大军同时撤回原防。

扩展资料：

事件起因：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在其妻兄、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家中与象棋高手潘景夷下象棋，因棋局不利，构思过度，竟突发脑溢血而暴亡。蒋介石认为胡汉民之死是解决两广问题的大好机会。5月13日，蒋电陈济棠，请其兄陈维周赴京晤谈。

次日，陈维周乘飞机往南京见蒋。蒋介石对陈维周说：中央将对桂用兵，但维持广东现状，嘱其转达陈济棠。陈维周在南京探悉“中央解决西南的三大原则：

（一）彻底解决广西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

（二）驱逐萧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

（三）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陈济棠对此面有难色，认为粤桂唇齿相依，桂系若垮，广东将步其后尘，遂萌生联合广西一起反蒋之意。

-两广事变

人民网-1936年两广事件：李克农背后成功搞定李宗仁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南京国民政府在美国政府帮助之下，违背人民意志，破坏停战协定及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在反对中国***的名义之下，向中国人民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全国规模的国内战争。此项战争，至今已达两年又九个半月之久。全国人民，因此蒙受了极大的灾难。国家财力物力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国家主权亦遭受了新的损害。全国人民，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的立场，违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及扶助农工等项正确的政策，以及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临终遗嘱，历来表示不满。全国人民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发动此次空前规模的国内战争以及由此而采取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文化、外交等项错误的政策及措施，尤其表示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人民中业已完全丧失信任。而在此次国内战争中，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业已为中国***所领导，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所战败。基于上述情况，南京国民政府曾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一日向中国***提议举行停止国内战争恢复和平状态的谈判。中国***曾于同年一月十四日发表声明，同意南京国民政府上项提议，并提议以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卖国条约，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等八项条件为双方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此八项基础条件已为南京国民政府所同意。因此，中国***方面和南京国民政府方面派遣自己的代表团，授以举行谈判和签订协定的全权。双方代表于北平集会，首先确认南京国民政府应对于此次国内战争及其各项错误政策担负全部责任，并同意成立本协定。

　　第一条

　　第一款 为着分清是非，判明责任，中国***代表团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双方(以下简称双方)确认，对于发动及执行此次国内战争应负责任的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战争罪犯，原则上必须予以惩办，但得依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第一项 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第二项 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凡属怙恶不悛，阻碍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不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或竟策动叛乱者，应予从严惩办。其率队叛乱者，应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予以讨平。

　　第二款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将日本侵华战争罪犯冈村宁次大将宣告无罪释放，复于同年一月三十一日允许其他日本战犯二百六十名送返日本等项处置，是错误的。此项日本战犯，一俟中国民主联合政府即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新的中央政府成立，即应从新处理。

　　第二条

　　第三款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应予废除。

　　第四款《中华民国宪法》废除后，中国国家及人民所当遵循的根本法，应依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民主联合政府的决议处理之。

　　第三条

　　第五款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切法统，应予废除。

　　第六款 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及在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应即建立人民的民主的法统，并废止一切反动法令。

　　第四条

　　第七款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一切武装力量(一切陆军、海军、空军、宪兵部队、交通警察部队、地方部队，一切军事机关、学校、工厂及后方勤务机构等)，均应依照民主原则实行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应立即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整编委员会，负责此项改编工作。整编委员会委员为七人至九人，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出四人至五人，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三人至四人，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出之委员一人为主任，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之委员一人为副主任。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得依需要，设立区域性的整编委员会分会。此项分会双方人数的比例及主任副主任的分担，同于全国性的整编委员会。海军及空军的改编，应各设一个整编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向南京国民政府现时所辖地区开进和接收的一切事宜，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命令规定之。人民解放军开进时，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不得抵抗。

　　第八款 双方同意每一区域的改编计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项 第一阶段，为集中整理阶段。

　　第一点：凡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一切武装部队 (陆军、海军、空军、宪兵、交通警察总队及地方部队等)均应集中整理。整理原则，应由整编委员会根据各区实况，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的地区，按照其原番号，原编制，原人数，命令其分区，分期，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整理。

　　第二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武装部队，在其驻在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河流海港及乡村，当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前，应负责维持当地秩序，防止任何破坏事件发生。

　　第三点：在上述地区，当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时，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应根据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的命令，实行和平移交，开赴指定地点。在开赴指定地点的行进中及到达后，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应严格遵守纪律，不得破坏地方秩序。

　　第四点：在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遵照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的命令离开原驻地时，原在当地驻守的地方警察或保安部队不得撤走，并应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和命令。

　　第五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武装部队，在开动与集中期间，其粮秣被服及其他军需供给，统由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和地方政府负责解决。

　　第六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军事机关 (从国防部直到联合后方勤务总司令部所属的机关、学校、工厂、仓库等)，一切军事设备(军港、要塞、空军基地等)及一切军用物资，应由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根据各区实况，命令其分区分期移交给人民解放军及其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

　　第二项 第二阶段，为分区改编阶段。

　　第一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陆军部队(步兵部队，骑兵部队，特种兵部队，宪兵部队，交通警察部队及地方部队)，在分区分期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整理后，整编委员会应根据各区实况，制出分区改编计划，定期实施。改编原则，应依照人民解放军的民主制度和正规编制，将经过集中整理的上述全部陆军部队编成人民解放军的正规部队。其士兵中老弱残废，经查验属实，确须退伍，并自愿退伍者，其官佐中自愿退役或转业者，均由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负责处理，给以回家的便利和生活的安置，务使各得其所，不致生活无着，发生不良行为。

　　第二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海军空军，在分区分期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整理后，即按原番号，原编制，原人数，由海军空军整编委员会依照人民解放军的民主制度，加以改编。

　　第三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武装部队，在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后，应严格遵守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忠实执行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政治制度，不得违犯。

　　第四点：在改编后，退伍官兵应尊重当地人民政府，遵守人民政府法令。地方人民政府及当地人民，亦应对退伍官兵给以照顾，不得歧视。

　　第九款 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武装力量，于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不得再行征募兵员。对其所有武器、弹药及一切装备，一切军事机关设备及一切军用物资，均须负责保护，不得有任何破坏、藏匿、转移或出卖的行为。

　　第十款 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任何武装力量，如有对改编计划抗不执行者，南京国民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强制执行，以保证改编计划的彻底实施。

　　第五条

　　第十一款 双方同意，凡属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依仗政治特权及豪门势力而获得或侵占的官僚资本企业 (包括银行、工厂、矿山、船舶、公司、商店等)及财产， 应没收为国家所有。

　　第十二款 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南京国民政府应负责监督第十一款所述官僚资本的企业和财产不许逃匿，或破坏，或转移户头，暗中出卖。其已经迁移者，应命其就地冻结，不许继续迁移，或逃往国外，或加以破坏。官僚资本的企业及财产在国外者，应宣布为国家所有。

　　第十三款 在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和接收的地区，第十一款所指的官僚资本企业和财产，即应由当地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或民主联合政府委任的机构实行没收。其中，如有私人股份，应加清理，经证实确为私人股份并非由官僚资本暗中转移者，应予承认，并许其有留股或退股之自由。

　　第十四款 凡官僚资本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以前及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而为不大的企业且与国计民生无害者，不予没收。但其中若干人物，由于犯罪行为，例如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而为人民告发并审查属实者，仍应没收其企业及财产。

　　第十五款 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的城市，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省、市、县政府应负责保护当地的人民民主力量及其活动，不得压抑或破坏。

　　第六条

　　第十六款 双方确认，全中国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应有步骤地实行改革。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后，一般地先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

　　第十七款 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地方政府应负责保护农民群众的组织及其活动，不得压抑或破坏。

　　第七条

　　第十八款 双方同意，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所订立的一切外交条约、协定及其他公开的或秘密的外交文件及档案，均应由南京国民政府交给民主联合政府，并由民主联合政府予以审查。其中，凡对于中国人民及国家不利，尤其是有出卖国家权利的性质者，应分别情形，予以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第八条

　　第十九款 双方同意，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及其院、部、会等项机构，应暂行使职权，但必须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协商处理，并协助人民解放军办理各地的接收和移交事项。待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即向民主联合政府移交，并宣告自己的结束。

　　第二十款 南京国民政府及其各级地方政府与其所属一切机构举行移交时，人民解放军、各地人民政府及中国民主联合政府必须注意吸收其工作人员中一切爱国分子及有用人材，给以民主教育，并任用于适当的工作岗位，不使流离失所。

　　第二十一款 南京国民政府及其所属各省、市、县地方政府，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以前，应负责维持当地治安，保管及保护一切政府机关、国家企业(包括银行、工厂、矿山、铁路、邮电、飞机、船舶、公司、仓库及一切交通设备等)及各种属于国家的动产不动产，不许有任何破坏、损失、迁移、藏匿或出卖。其已经迁移或藏匿的图书档案，古物珍宝，金银外钞及一切产业资财，均应立即冻结，听候接收。其已经送往外国或原在外国者，应由南京国民政府负责收回或保管，准备交代。

　　第二十二款 在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即应经由当地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及地方人民政府或联合政府委任的机构，接收地方的一切权力及国家产业财富。

　　第二十三款 在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签字于国内和平协定并由南京国民政府付诸实施后，中国***代表团愿意负责向新的政府协商会议的筹备委员会提议：南京国民政府得派遣爱国分子若干人为代表，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取得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批准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即可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第二十四款 在南京国民政府业已派遣代表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后，中国***方面愿意负责向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提议：在民主联合政府中应包括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若干爱国分子，以利合作。

　　双方代表团声明：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我们特负责签订本协定，希望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为完满地实现本协定而奋斗。本协定于签字后立即生效。

　　第四师团又名大阪师团、“商贩师团”，编组地：大阪。是日军在二战爆发前17个常备师团之一，是陆军的甲种师团。但根据日本军事历史学家关幸辅，它的实际战斗能力不高。实际上，这也是相对而言的。

　　佐贺之紊乱

　　西南之角色 第4师的前身是大阪台。建的兵是，第8(大阪)，第9(京都)，第10合格20联队。创办间从没有的大阪镇护者台时代开始佐贺之紊乱・秋之紊乱・西南战争。西南战争期间,江户和地方不同武士家族和农民很少，商人的比例多的大阪联队在和萨摩武士对战时损失很大，第8联队曾获明治天皇「勇戦剧闘ご嘉赏」的勅语，是日本陆军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荣誉，二战中的感谢状都是由军司令官颁布的，天皇只是 大阪第四师团在甲午战争中官兵的葬身之地

　　口头表扬一下而已,其荣誉性质远非可比，至于将来更不可能了。

　　日清・日俄战争

　　在甲午战争中，在辽东半岛登陆之后没经过什么大仗，之后就担任当地警备。日俄战争中小川又次作为师团长，属于奥保巩大将的第2军，连克金州、南山、得利寺和大石桥等重镇，之后参加了辽阳、沙河、奉天会战。

　　大陆战线

　　1937年(昭和12年)2月，师满洲驻屯，不久卢沟桥事件爆发。正当的4个是是第8(大阪),第37(大阪),第61(和歌山),第70(筱山)。此后转战着北支和满蒙,不过，1940年(昭和15年)7月被中支派遣，汉水作战，豫南会战，江北作战等参加。1941年(昭和16年)9月，第1次长沙作战作。之后，师成为大本营直辖，预备下次的南方作战与部队的集结进行了重组制从(4单位制师，三单位制转移。筱山的步兵第70联队被第25师编入了)。

　　太平洋战线

　　1941年(昭和16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参加菲律宾攻占作战，第2次巴丹半岛攻占作战作了。成为此后在本土警备时，1943年(昭和18年)9月，被再次动员，主管苏门答腊岛警备和缅甸方面的第15军队的指挥下进入并列移动，在泰国清迈迎接了战争结束。 所属步兵联队（投降时）：第8（大阪），第37（大阪），第61（和歌山）

　　编辑本段历任师团长

　　1 高岛鞆之助（1888年5月14日----1891年6月1日） 2 黑川通轨（1891年6月1日----1893年11月10日） 3 北白川宫能久亲王（1893年11月10日----1895年1月28日） 4 山泽静吾（1895年1月28日----1897年4月8日） 5 小川又次（1897年4月8日----1904年9月3日） 6冢本胜嘉（1904年9月3日----1906年7月6日） 7 井上光（1906年7月6日----1908年12月21日） 8 土屋光春（1908年12月21日----1910年8月26日） 9 浅田信兴（1910年8月26日----1911年9月6日） 10 一户兵卫（1911年9月6日----1912年12月26日） 11 大迫尚道（1912年12月26日----1915年2月15日） 12 仁田原重行（1915年2月15日----1916年8月28日） 13 宇都宫太郎（1916年8月28日----1918年7月24日） 14 立花小一郎（1918年7月24日----1919年4月12日） 15 町田经宇（1919年4月12日----1921年6月15日） 16 铃木庄六（1921年6月15日----1923年8月6日） 17 村冈长太郎（1923年8月6日----1927年8月26日） 18 菱刈隆（1927年8月26日----1928年8月10日） 19 林弥三吉（1928年8月10日----1930年12月22日） 20 阿部信行（1930年12月22日----1932年1月9日） 21 寺内寿一（1932年1月9日----1934年8月1日） 22 东久迩宫稔彦王（1934年8月1日----1935年12月2日） 23 建川美次（1935年12月2日----1936年8月1日） 24 今井清（1936年8月1日----1937年3月1日） 25 松井命（1937年3月1日----1938年7月15日） 26 泽田茂（1938年7月15日----1939年9月23日） 27 山下奉文（1939年9月23日----1940年7月22日） 28 北野宪造（1940年7月22日----1942年7月18日） 29 关原六（1942年7月18日----1943年9月25日） 30 马场正郎（1943年9月25日----1944年12月26日） 31 木村松治郎（1944年12月26日----1945年8月15日）

　　编辑本段军团评价

　　综合评价

　　二战中的日本军人的所作所为，让我们联想到的，无外乎是“残暴”、“穷凶极恶”、“杀人不眨眼”，继而联想到他们嘴里时常嚷嚷的“效忠天皇”“武士道”等等，似乎个个都是亡命徒。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当时，无论是装备还是军人素质都处于世界级领先水准的“皇军”中，却出现过一支因战斗力奇差而“闻名”的另类部队，它就是号称“皇军中第一窝囊废师团”的大阪第四师团。 日本历史学家关幸辅在文章《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中，曾详细描述了第四师团的种种佚事。有意思的是，这支著名的“弱旅”在战后竟保留了自己的番号，直到今天，日本陆上自卫队中仍保留着“第四师团” 。

　　编制背景

　　第四师团又名“大阪师团”、“商贩师团”， 成立于1888年，是日军在二战爆发前组建的17个常备师团之一，属陆军的甲种师团，是日军中的资格最老的师团之一。编组地是日本大阪，士兵主要由大阪的菜贩子和游商组成。 大阪第四师团，代号“淀”——这个代号可谓独出心裁，其他的日本陆军师团代号多有 尚武精神的象征，比如第二师团是“勇”，第九师团是“武”等等，第四师团这个“淀”字的来源是因为有一条淀川河横穿大阪最繁华的梅田商业区，用这个代号真是既有乡土气息，又带有招财进宝的吉利兆头……

　　作战态度

　　大战前夕官兵大多装病，暴怒指挥官坐镇医务室 根据日本军事历史学家关幸辅的记述，第四师团的实际作战能力并不高。实际上，这也是相对而言的。第四师团约两万两千人，下辖4个联队，标准甲等装备，堪称日军“精锐”。然而它成立没多久，“窝囊废”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日军。尤其是第四师团的核心部队——第八联队，因为在日俄战争中屡战屡败，获得了“败不怕的八联队”绰号 此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第四师团就再没上过前线。不过，这并不等于它没有表现“勇敢”精神的机会。1933年，第四师团二等兵松井在大阪市中心闯红灯，结果和警察发生冲突，师团长寺内寿一为了“维护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毅然带兵砸了警察所，史称“大阪Go-Stop事件”，第四师团在日本国内的“武勇”可见一斑。 1937年，因驻华日军兵力吃紧，日军大本营将第四师团调到中国东北，划归关 现今大阪第四师团

　　东军编制。当时，日军大本营为让这支部队焕发战斗精神着实费了一番心思，结论是:指挥官对于一支部队的战斗力的强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于是，日军大本营先后调来几位名将整顿该师，例如绰号“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就曾担任过第四师师团长，但他也拿习惯了自由散漫的第四师团没办法。 集训两年后，第四师团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1939年，苏联与日本在中蒙边界的诺门坎地区发生战争，关东军下令驻扎在伪满洲国北部的大阪、仙台两师团紧急动员，增援前线。仙台师团（即第二师团）接到命令后，急行军4天从海拉尔赶到诺门坎，抵达战场当天就投入战斗，但很快就被苏军打了个落花流水。 与此相反，第四师团的出动命令虽然下达，却迟迟“按兵不动”。原因是动员令下达后，师团内的疾病患者剧增，放眼望去，满营都是因为五花八门原因要求留守的官兵。激动日军联队长在狂怒之下，亲自坐镇医务室参加诊断，这才勉强组织好部队向前线进发，“联队长改行当大夫”的笑话也由此在日军中流传开来。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第四师团的士兵们又耍起了新的花招——“消极怠工”。从海拉尔到诺门坎，第二师团走了4天，第四师团却整整走了8天，而且大量人员掉队。凑巧的是，第四师团先遣队到达前线的当天，苏日宣布停战。消息传来，掉队的第四师团官兵仿佛吃了“大力丸”一样迅速跟上来归队，连留守的不少官兵也一边“带病”慷慨奔赴前线，一边万分懊丧地抱怨：自己居然没有机会打上这一仗！当时的师团长泽田茂师团长的说法是：第四师团驻地太分散。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返程的时候，齐装满员、精神饱满的第四师团，成了日军中最威武的部队，而率先赶到战场的第二师团却丢盔卸甲、伤兵满营。关东军负责新闻宣传的军官实在看不过去，提起笔把日军报纸呈上审查的《我无敌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新闻标题改了一个字，变成了《我无伤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拐弯抹角地嘲讽了这支“软蛋”部队。 尽管出尽了洋相，但第四师团运气却相当好，因为当时侵略华中地区日军战事吃紧，急需增援，日本军部只好放弃追究第四师团责任，紧急调其南下增援。第四师团摇身一变，又成了日军精锐部队第十一军中的一员。

　　名声远播

　　“有第四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也会打输……” 其实，第四师团的名声，中国军队早有耳闻，早在“徐州会战”期间，中国军队就遇到过一支“奇怪的日军”。 当时，面对日军合围，李宗仁指挥40万大军巧妙地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突围后的中国军队已是人困马乏，重装备也丢失了很多，战斗力锐减。就在穿越鲁苏皖边界一条公路的时候，发现前方路上赫然出现一支装备精良、正在挺进的日本军队，此刻，疲惫不堪的中国军队惊惶失措，混乱地离开公路撤向附近的山区。 奇怪的是，过了很久都没见日军追来，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惊奇之余派人打探，却见那支日军丝毫没有追击的意思，相反，还在公路两侧堂而皇之地烧起饭来。这支“奇怪的日军”正是第四师团的南进支队。 由于刚刚跳出日军包围，形势仍十分危险，中国军队只好横下一条心，硬着头皮横穿公路，结果竟一路平安。事后，南进日军支队的队长却以“严格遵守作战纪律”为由，振振有辞向上级解释道：“没有接到对中国军队进行截击的命令。” 消息传到中国军队，“大阪的日本兵不会打仗”的说法就流传开来。每次战斗，中国军队一听对手是“大阪师团”，往往士气大增，抢着和第四师团交战。（点评：挑软的捏从来都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刚到前线的第四师团猝不及防，接连吃了几个窝囊的败仗，甚至牵连了友军，以至于友邻部队向十一军司令部抱怨：“有第四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也会打输，因为敌军士气大振……” 自此，日军第十一军指挥官只好让第四师团专心在后方“待机”了。曾有一次，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不信邪，派第四师团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打主攻，结果第四师团一进长沙就被赶了出来，全线溃败。守长沙的国民党军队是薛岳所部精锐，也只有阿南惟几这种“榆木脑袋”才会用第四师团当主攻。 鉴于“长沙会战”中的表现，第四师团成了日军的“丧门星”，哪个军都不要它，大本营只好将其改为直辖部队。 这下第四师团的兵有的吹了：“老子当兵就在甲种师团，开战时属于关东军——精锐，仗打起来在十一军——还是精锐，最后十一军装不下我们了，只好改大本营直辖……”

　　保命第一

　　“保命第一”为时髦道别语，阴差阳错建功立业 第四师团虽说窝囊，但毕竟是甲种师团，老兵多。由于日军作战损失很大，急需补充老兵，便不时抽调第四师团官兵补充到其他师团。 当时，日军各部的临别致词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第二师团，战况较好时就说“武运长久”；情况不妙时就说“九段坂见”（靖国神社在东京九段坂）。然而第四师团的官兵告别时，却常说“御身大切”，翻译过来，即“保重贵体”、“身体最重要”，或者干脆就是“保命第一”。 日军在进攻衡阳和芷江时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战斗一开始，来自第四师团的老兵又故伎重演，从军官、士官到老兵纷纷入院，消极但合理地拒绝作战。当负伤的日军士兵到医院的时候，那些“养病”的第四师团“前辈”们还要问：“你为什么要这样玩命啊？”当被问到自己为何不愿意参战时，这些“病号”却豪气冲天地说：“听说这次出击我们是担任佯攻的，这很没有意思，如果是主攻么，自然是要好好打一仗喽。” 拿破仑曾说过：“世上本没有废物，只是放错了地方。”第四军团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解。由第四师团预备役官兵组成的独立第十五工兵联队，由横山大佐率领，就在马来半岛立下功勋。 伊藤正德《帝国陆军的最后》中，提到这个联队在修复盟军炸毁的桥梁涵洞方面作用极大，“大阪兵无能只是误传，至少以这个联队而言，其献身精神使军部、师团部的高级军官都乘夜前去表达感谢和敬佩，其无我奉公精神极其令人钦佩……”有评：看来，这个联队的确干得不坏，不过，说到底，修桥补路这种活儿，和上阵打仗终究还不是一码事儿。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各部都投入到对盟军的作战中，第四师团也终于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大本营有意将该师团配属南方军，但南方军只是很勉强的将其列入预备队，仍然驻扎上海。直到1942年4月，第四师团被调往菲律宾，和第五，第十八，第二十一师团一起，参加对科雷吉多尔要塞的最后攻击。 这一仗，第四师团一反常态地进展顺利，圆满完成任务，最终在巴丹半岛的美菲军全部投降。事后才知道这并不是第四师团转了性，而是菲律宾的美菲军已经被切断补给多日，靠“盐和青菜”勉强挺着已经好几个月了，一触即溃一点儿也不新鲜。 然而，这个胜利却给第四师团带来了极大的荣耀，在其故乡大阪更是号外频飞，一副“幸亏派出了第四师团，才打垮了巴丹敌人”的得意。仅有的遗憾是事后发现大阪的商贩们利用这个庆祝胜利的机会大肆倒卖战时配给物资，乘机大做生意。 对第四师团的底细，还是大本营知道得清楚，所以对于怎样调教它实在是绞尽脑汁而不得其计。由于第四师团名声在外，在各个战区都不是很受欢迎，于是直到战争结束，这支部队始终在日军战线后方各地不断调转，始终没有再参加大的战斗。

　　爱好和平

　　“爱好和平”投降爽快 美军营前大摆地摊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第四师团正在泰国的曼谷附近休整。与其他不肯接受战败命运的日军部队不同，第四师团的投降与回国进行得异常快捷顺利。当全体面色红润、身体健康的第四师团官兵出现在日本港口时，本土那些营养不良、形容枯槁的日本人都十分吃惊。统计下来，第四师团是日军南方军中战死最少、装备物资保留最完整的部队。 美军对这个师团的评价是“爱好和平”。而第四师团回国后，也马上展现出这一“特点”来，回国后第二天，就有官兵跑到美军兵营前，整齐地摆开摊位，兜售起战争纪念品来。

　　原因剖析

　　“弱”因剖析：蔑视皇权、拒当炮灰 第四师团为什么在日军中这样独树一帜、“弱”不经风呢？不对于第四师团的表现，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认为，这是大阪的独特文化造成的。 在古代日本各地，基本的社会结构是农民依附于拥有土地的诸侯（即大名），而诸侯服从于天皇。这种长期不变的社会结构导致日本形成了上下级关系严格，富有服从精神的文化特点，也是二战中日本军队普遍狂热“效忠天皇”的心理基础。 然而，大阪却有些不同，这个地方是著名的商业城市，居民多与商业有关，对诸侯的尊重十分有限。反之，围绕着苛捐杂税等问题，大阪人几百年如一日，不断和诸侯斗智斗勇、讨价还价，所谓忠诚，那就更谈不上了。 于是，天皇在大阪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与其他地方不大一样。虽然在二战中，出身于大阪的士兵也受到了军国主义的蛊惑，然而大阪人却不会急着去“为效忠天皇而死，为大日本帝国而死”，能不死尽量不死。对待上级命令，出身于大阪的官兵也习惯于“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不会像其他部队那样闭着眼睛执行到底。甚至第四师团内部还制订了所谓“无谓的牺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穷途的敌军不要追击”的“三不要”原则。 日本历史学家关幸辅在《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的最后部分，对第四师团做了一小段总结，说得真是有几分道理，“如果日本的军队都像第四师团这样，大概中日之间也就不会发生战争了吧？要是这样，也就不会有日本的战败了吧……”

　　反战人士的视角

　　多了一群保命要紧的“窝囊废，”就也少了一拨灭绝人性的战争狂人。在非正义的战争里，选择了正确应对方式保全了自已的身家性命，少一分杀戮，就多一分和平，远离战争恶行的日军第四师团，给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