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有紫禁城，民间有乔家。山西乔家在乔致庸时达到鼎盛，光建造乔家大院就花费200万两白银，据说乔家大院的每块地砖下都埋有一个铜钱。那么乔家在乔致庸时期，到底多有钱呢？乔致庸1818年出生于山西乔家，幼年就失去了父母，由兄长乔致广养育长大，是乔家的第四代当家人。刚中秀才的乔致庸还没来得及走入仕途，就因为乔致广离世不得不弃文从商，接管家族生意。

乔家作为山西的商贾世家，是晋商中最出类拔萃的晋商。乔致庸的祖父乔贵发乾隆年间走西口做生意时在包头开办了第一家小字号广盛公，差点破产倒闭，乔贵发的生意伙伴很看中他的诚信为人，约定三年后再来收账，三年期满时，乔贵发清还了欠款，生意也越来越兴隆，到嘉庆时，改为复盛公，从此打下了乔家的根据地，也奠定下了乔家诚信经营的作风，开启了乔家的商业帝国。

乔家很重视修身，严格规范子孙后代的行为，不准纳妾，不设戏台听戏，重视子女的教育，子孙都尊祖训。到乔致庸出生时，乔家生意已经很有规模了，乔家也出了5个举人了。乔致庸喜欢读书，他大哥也希望他能中举，再中进士，就算光耀乔家门楣了。

乔致庸接管乔家生意后，将儒术学以致用，运用到商业经营当中，坚持诚信守则、人弃我取、薄利多销、以德经商等原则，以包头祖传的“复盛公”商号为根据地，复兴祖业扩大规模，建立起庞大的“复字号”商业体系，称雄包头，在民间更是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在老家祁县，乔致庸打通南方的丝路，茶路，将丝茶生意做到全国各地。

他除了将家族原有商业生意复兴，还扩大经营领域。兵荒马乱、土匪纵横的时代，乔致庸看到商人带着大量银两外出做生意很不方便而且很危险，认为票号是很有发展前途的。有乔家雄厚资本实力做后盾，乔致庸大手笔一次就开了大德通、大德丰两大票号，成了最早的大银行家。他的大德通票号、大德恒票号遍布全国各地。

就连清政府也得来他这里办业务，清朝廷的左宗棠、李鸿章等大臣军务费用的一部分也是在乔家票号汇兑存取。在乔致庸经营下，乔家在全国各地的各种商铺就达200多家，乔家资产至少扩大了200倍。我们也可以从乔致庸的捐款来想下他到底多有钱。光绪二年1876开始，左宗棠西征新疆督办军务，大战即将开始，而军费所欠高达2000万两。

乔家慷慨解囊赞助了几百万两银子做为军费，左宗棠的军费开支大部分在乔家票号存取汇兑，而且乔家还专门派出一个票号跟随经营办理左宗棠的后勤，粮草等。西北安定，左宗棠在回来的路上还专门登门感谢乔致庸的大义，一见面就喊乔致庸“亮大哥”，再三感谢“亮大哥”，一再表示“西北有所作为，均仰仗亮大哥的票号支持”。

1888年李鸿章开始组建北洋舰队，乔致庸捐款10万两白银，10万两白银对乔家来说不过是零钱。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老佛爷逃到一路西逃到山西，号召山西晋商“借钱”给她，各家都还没敢答应，乔家大德丰的一个小业务员当即答应借10万两白银给朝廷。仅仅一个小业务员，也不用通过经理同意就能敢自借出10万两白银。

只能借10万两白银在他们的日常流水中是很小的一个业务，也说明了大德丰票号很有钱。最后乔致庸直接借了40万两给朝廷。老佛爷为了感谢山西晋商大力相助，决定将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和庚子赔款本息合计9亿8千万两交由山西票号来经营，而乔家也是分得最大一杯羹的晋商之一。

建国时有研究表明乔家的流动资金约在800万两白银到1000万两白银，按照一个健康企业现金流一般占企业资产的30%到40%，那么当时乔家企业资产至少有两千万两白银以上。乔致庸晚年光修建乔家大院就花费了200万两白银，乔家的地产，田产等祖辈固定不动房地产加在一起至少是1000万白银以上。

1888年乔家的大德通票号每股分红是850两白银，而到1908年每股分红高达17000两，大德票号资本至少有800万两白银。这乔致庸去世前的1906年左右，乔家的生意进入全盛时期，这个时期乔家的全部票号到底值多少钱呢？战乱时期，朝廷开放民间公款汇兑，朝廷有近三分之一的银两存放在乔家这样的山西票号里。

这也是为什么乔致庸时期乔家的资产到达鼎盛，虽然之后辛亥革命，失去了清朝廷的依靠，山西票号率崩溃瓦解。与他同期的大资本家盛宣怀1916年离世的时候，丧葬费用就花了白银30万两，留下白银1200万两，专业会计们用了两年半的时间最后才清点完他的资产，高达3000万两白银以上。乔致庸从1818出生到1907年去世，乔家在乔致庸去世前1906年全盛时期算的话，乔家的总资产至少有4000万两白银以上。

清朝1两库平银约相当于3726克纹银，现在银大概6元/g，1g纹银按5元折算的话，那么4000万两白银至少相当于60亿人民币，有可能当时没有这么多也可能比这个还多。随着票号迅速崩溃，资产迅速减少，后面随着日军的侵略，乔家也失去了垄断包头的复字号，其他的生意也大受影响，资产大打折扣。

　　我这几天刚好抽空把乔家大院看完。

　　整个剧情及拍摄都还不错。细节方面有待商榷。就拿这算银子的事来说，还真是漏洞百出。

　　你说的这个是乔致庸向陆大可借银子摆平包头高粱霸盘的事。实际上算的是有问题。乔致庸第一回去包头花了10万两，带回来10万两。第二回去的时候30万两是全部花完了。后来玉儿向他爹又借了50万两。这50万两没有花完。说手里钱不够了，那是故意说的。只是他们的计策。等于说实际收购粮草的银子不超过70万两。但是复字号之前还囤积了大量货物，而剧情显示是他们全部脱手了。等于总的银两超过100多万。邱家四处筹银子，也才30万两。

　　很明显不符合。象整个剧本中这个不符合逻辑的地方多的是。

　　往后看，陆大可临死时，把全部家当脱手抵了两百万，按他的话说，实际上也值四百万。等于说陆大可的整个家产也就四百来万，怎么可能有100万的现银呢？

　　还有后面，乔致庸入狱被放后，每年得向朝廷缴纳150万两现银。10年啊，就是1500万两。乔家这么可能挣到这么多银子。当年乔致庸南到武夷山，北至恰克图贩茶才挣到一张10万的银票。

　　哎，不知道编导把这些数字好好算了。反正整个剧，只要涉及到银子数据都漏洞百出。经不起仔细推敲。不过，这只是文艺作品。真实的乔致庸和这完全两码事。电视剧嘛，欣赏一下情节就可以了。能从中汲取一些向上的东西就更好。其实整剧要告诉现代人的是什么：在这一个物质丰盛的社会，我们不要迷途。做人比挣钱更重要。要坚守信念，要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不能见利忘义。要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以德报怨，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为国家百姓谋福利。

　　其实乔致庸要做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大男人应该去做的事。

乔致庸本人

乔家第一代传人乔贵发，生于乾隆年间。乾隆初年，乔贵发西行经商，在包头一家典当行做文员。十年后，乔贵发和秦的老乡开了一家外号广生宫。后来生意不景气，广盛公司面临破产。但广盛实业的很多生意伙伴都认为广盛实业的会所生活的很好，不忍心看着他们破产。三年后他们会回来讨债。三年后，乔贵发不仅还清了债务，还恢复了生意，并改名为广盛实业。这是嘉庆年间。这个故事似乎为乔在商业上的诚实奠定了基础。乔贵发的孙子乔志勇是电视剧《乔家大院》的主人公。他将继承家族企业，甚至银行业务。

一个儒生被迫接管家族生意。

乔致庸生于1818年，卒于1907年，享年89岁。乔家前几代人中，乔致庸活得最久。“经过两代人的经营，乔致庸出生的时候，乔家已经比较富裕了。乔致庸年轻时考上了秀才，生活应该与商业无关。

从明朝开始，山西人开始以做生意为荣。20世纪50年代进行了一项调查。当时祁县一半以上的家庭都有经商的历史。当时的祁县人口刚刚超过10万。照此计算，祁县外有2万多人在做生意。

祁县乔家堡的乔志勇，虽然生活在这个商业气息浓厚的地方，但从小父母双亡，由大哥大嫂带大，对他照顾有加。因为大哥对他照顾得很好，但又没有父亲那么严厉，乔致庸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安逸。乔致庸年轻时是个有钱的闲人，对当官不感兴趣。乔致庸的大哥毁于战乱，乔致庸最后成为儒生，不得不接手家业。从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乔致庸的一生贯穿了整个晚清。接手家业后，他把乔氏的生意，尤其是乔氏的银行生意，推到了晚清的巅峰。乔致庸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南方的茶叶和丝绸之路。出差的艰辛和危险，开始让乔志勇逐渐意识到机票号码的重要作用。

100多年前的“银联”理想

乔家在没有涉足银行业务的时候，就已经在平遥有了日昌银行。当时银行很少，全国只有五家，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七家分号。它不跟中小商人打交道，影响力非常有限。一般来说，小商人都要用银子做生意。当乔致庸意识到银行的广阔前景时，他的志向是有一天能与世界沟通。这种思想是多么先进，他的理想是多么崇高！这不就像今天的银联吗？100多年前的晋商，在那个时代也有如此完美的思想和宽广的气魄。不仅如此，乔致庸虽然试图将银行号发展到全国，但并不想垄断银行号业务。他的想法，困难，风险，一目了然。比如要银行汇二十两银子到南方，那还不够当时的路费。想想吧。如果你有新疆的银行号，让你汇一两银子，你一定要办。而且成本和风险都是惊人的！但乔致庸就是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

乔致庸之所以如此看重银行的未来，自有他的体会。当时商业道路上有土匪和乱军，商人携带大量白银非常危险和不方便。即使银行兑换的纸币被劫匪截获，没有秘密记录也不可能在银行兑换白银。令人惊讶的是，后人证实，在山西银行的整个历史中，从未有过一次有据可查的虚假交易。乔致庸用乔家的资金开了大德通、大德丰两家银行。这些数据显示了乔致庸op的发展速度

其实原因很简单。乔致庸继续将每年利润的一部分作为资本投入，行话叫“双资”。通常晋商在每个会计期间都会进行利润分配，一般是3年、4年、5年。吴典说，乔致庸的分红几乎全部投入资本，他的资本在当时的银行中首屈一指。当时估计乔家的资本是4500万两白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估计乔的营运资金约为800万至1000万，不包括票号和房产。

儒商完美融合的典范

除了才华，乔致庸在经商的过程中，也把儒家的慷慨和善良带入了商业。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确凿的证据就是乔致庸死后竖立的墓志铭，上面记录了乔致庸童年的家庭情况。他想通过科举考试，被迫接手家业，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经商成功。作为一个商人，乔致庸还留着账本《四书五经》，《史记》，他会站出来为社会赈灾。朱秀海说：“民为贵，君为贱。”乔致庸心中就是这样的民本思想。

这种精神可以延伸到乔家祖身上。乔桂发是个草根，30岁还娶不到媳妇。不过他最后还是娶了一个有孩子的寡妇，可以说是深情款款。在乔的山西老家，有一个第一代祖师爷的报馆，旁边放着一个乞讨筐和一根打狗棒。他们不隐瞒祖先的贫困历史，而是希望家人记住。不仅仅是乔致庸，乔致庸的孙这一代人在春节期间也总是用自己的车拉米粉，给贫困家庭提供经济支持，帮助他们过年。他们有好的导师，别忘了他们的穷背景。乔的家教有多严，可以举个例子。山西很多大户人家都有舞台，乔家没有。他们害怕后代失去精神。乔家还有个规矩，就是用中年妇女代替年轻女仆，以免年轻男主人看到不雅的东西。

乔致庸之所以能有足够的资金来实现他拥有与世界相同的银行号的理想，是因为他一开始就在包头做起了乔氏更名生意，更名成为乔致庸发迹的起点。

乔致庸对商业人脉的精明投资。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逃往山西。八月，乔家大德堂主人高瑜收到内阁学士桂春的密函。他跟随慈禧、光绪西行。桂春在信中写道：“鸾玉定于八日、八日动身前往祁县。我在这里听说它的计划是无穷无尽的。”高煜接到信后，立即将乔大德殿装修成慈禧和光绪的临时行宫。慈禧太后逃到山西后，缺钱花。山西官方召集山西律师事务所到太原讨说法“借钱”，请大家理解法院的难处，大家都不同意。当时乔氏大德丰银行的代理贾，同意借给朝廷十万两银子。虽然他是经纪人，但他有很大的权力自己做决定。太后很高兴。贾告诉掌柜颜大，颜为什么要你同意？贾说，国亡，我亡。如果国家还存在，钱还可以还。颜的掌柜称赞他说：“五百年内有王，千年内无贾。此后慈禧太后对晋商的恩宠，由巡抚支付给中央，全部由山西银行经营；二是将庚子赔款连同利息及约10亿两白银，转山西银行处理。

1906年乔致庸去世前，乔的事业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普通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当时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但是山西票号的业务却很赚钱。这是因为朝廷和西太后解禁了山西银行。过去，银行是绝对不允许兑换公款的。然而，战争使得南方的公共资金无法到达朝廷，因此他们不得不解除对私人银行的禁令。但国难一过，朝廷马上又封杀了。庚子事变后，国家再次放开民间公款兑换，山西银行大获全胜。辛亥革命初期，山西大部分银行迅速倒闭。只有祁县曲家的大德通、大德丰、三晋源和大胜川是经营时间最长的银行，其中乔家的大德通、大德丰直到1951年才关门。终于在1951年结束历史，成为最后一家山西银行。

学者亲传家训。

乔氏家族，从乔致庸开始，是真正的儒商，也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除了商业策划，我还经常染约翰，表达自己的感受。当我兴趣盎然的时候，我会亲自写一副对联，呈上我的论文。以前，四合院的文化氛围很浓。阳台用石头雕刻，挂着山毛榉柱子。四合院的大厅挂着匾额，墙上挂着字画，变得雅致而平凡。对联多由硬木雕刻而成，有的用鱼骨、玉石、花石等高档镶嵌装饰，有的雕刻名人书法，或院主亲笔题写。这是真正适合他自己需要的曹礼篆书。书写内容或名言警句，或人生格言，或大师自撰，既是绝对美的大景观，也是富贵人家志向的寄托，是晋商大院中华文明的一大亮点。为了教育子孙，乔致庸亲笔写了四副对联：

首先，明租大慈大悲，一直以礼义传承家族传统；

培养后辈务实，但把天真留在人间。

黑暗祖先必须说得好，做得好，

好好学习，造福子孙后代。

不要在家享受快乐，淡饭浓茶才是真正的味道；

很难知道怎么做事。工作中很自然。

珍惜衣服和食物，不仅是财富，更是幸福。

对名利的追求，要求你不求人。

最后一张稍加修改雕刻后挂在内门上。那就是：

追名逐利，追别人，追自己，

珍惜衣服，食物，财富和幸福。

其实这四副对联就是乔致庸主政期间的家训。他的主要目的是：一、不忘祖训，努力工作；第二，一定要持有顺差，保护泰国，要看是不是虚的；第三，要勤勤恳恳；第四，要好好学习，不断进取，以礼义传家。乔致庸继承了祖先的衣钵。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乔家兴旺发达。他很清楚，只有精心经营自己的家庭，才能解脱。据说乔致庸亲自将这四副对联写成条幅，并要求挂在四面屏风上，让儿孙们进进出出都能看到，念念不忘。可惜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墨迹已经看不见了。还好有乔致庸《乔家院刊刻楹联集》的对联。内容是：

所有拥有强大魔力的人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

这是真正的魔法。永远年轻

系“光绪人臣贾平凹弟子乔致庸训牧婧书”。

从对联的内容来看，讴歌的神力和魔力可以达到救世和复兴的境界。他们被称为弟子，是虔诚的“悟本拜本”。所以可以推断是供奉佛寺药师殿的对联。

玉莲的楷书和鲁公的一样粗，和石安的一样圆。结合紧密，柔中带刚，优雅高贵，看起来像个有钱人。可以说和“聪明的有钱人”是一样的。

1907年，乔致庸逝世，享年89岁。从儒生到晋商领袖，经历了嘉靖、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个朝代。乔致庸的一生浓缩了晋商的传奇。

作为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古建筑群之一，乔家大院想必很多人都耳熟能详，它共分为6个大院，内套20个小院，313间房屋，建筑面积4175平方米，被称为是“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 

据说，当年乔致庸修建这座乔家大院，共计耗费近200万两白银，按照粮食的购买力来算，当时一两银子所买的粮食量数，与我们现在人民币450元钱所买的粮食量数大制相同，亿此来换算的话，当时的200万两白银，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9亿人民币。 

当然，这只是乔致庸不动产中的房产而已，当时他们乔家在在中国各地都有票号、当铺、钱庄以及粮店，合计约200多家，这些资产的价值加起来，差不多有近1000万两白银，相当于我们现在的45亿人民币。 

另外，乔致庸是一个非常重视现金流的商人，再加上他们主要以票号和当铺生意为主，自然更加重视现金流，所以乔家基本常年都存有大量的现金在府上。

据统计，在乔致庸最鼎盛时期，乔家的现金资产高达到2000万两白银，相当于我们现在的90亿人民币。 这样粗略算下来的话，在乔致庸最鼎盛的时候，他的全部资产加起来差不多约3200万两白银，折合我们现在的人民币约144亿。

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富豪榜排名，这个财富差不多可排在120名左右，似乎算不上超级有钱。 

但问题是，如果考虑到以当时社会生产力所能创造出来的财富来算，乔致庸的这个身价，可就不得了。

当时，清政府每年税收大约为1亿两白银，相当于现在的450亿人民币。这样算来，乔家的财产相当于清政府一年收入的32%。

现在，我们国家最近几年的年财政收入都保持在10万亿人民币左右，而我们现如今的第一首富的全部资产加起来，也不过2500亿人民币，只占我们国家一年收入的25%。

从这层意义上说，乔致庸在清朝的时期所拥有的财富，实际应该相当于我们现在的32万亿人民币，也就相当于将中国富豪榜前300名的财富加起来之和。由此可见乔家之富裕，也难怪乔致庸被当时的人们誉为“亮财主”。

另外，还可以给大家做个对比，在同一时期，清朝组建的七万北洋新军，其福利待遇算是所有军队中最好的，他们当时还装备有数百门克虏伯大炮，数百挺马克沁机枪和数万杆各式枪械。

这些武器每年的维护保养、添置更新费，再加上这七万北洋军人的工资，其每年的耗费也不过600万两，约为乔家财富的五分之一。

所以，当时的乔致庸，绝对是清朝最顶尖的富豪之一。至于他在全世界富豪中的水平？我们可以来做个简单对比：当时全世界公认的第一富豪，就是那位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亿万富翁的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在1870年创立了标准石油公司，高峰时期曾经垄断了美国90%的石油市场。他的财富在1914年达到巅峰，约为9亿美元，而当年美国的财政收入只为72亿美元，也就是说，洛克菲勒的财富比美国一年的财政收入还高，比乔致庸家族还夸张！

另外，当时的9亿美元，大约值14亿两白银，也就是说洛克菲勒的财富是乔致庸的46倍。相当于我们现在世界第一首富杰夫·贝佐斯（亚马逊创始人）与潘石屹、张欣夫妇之间的差距。

从这层意义上说，乔致庸的财富与世界顶级富豪相比还是有点差距。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国家经济实力之间的差距造成的。

看过电视剧《乔家大院》的人，对于乔致庸这个人应该都不陌生。许多人可能都想过一个问题，那就是电视剧《乔家大院》里的乔致庸，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可以肯定的是，历史上确有乔致庸此人。

　乔致庸，祁县乔家第三代人，字仲登，生于公元1818年。祁县的乔家，在当地是有名的晋商，从祖父乔贵发开始就已经以诚信为本，来往生意场上。乔家的生意起源于乔贵发，但真正将乔家生意发扬光大的却是第三代的乔致庸，人称“亮财主”。

　乔致庸很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去世了，他由自己的兄长抚养。本来的打算是，他的兄长接手乔家的生意，而他自己则通过读书科举，走仕途之路。计划很好，但计划远远赶不上变化。乔致庸刚刚靠山秀才，他的兄长便去世了。偌大的乔家，需要一个人站出来背负。所以乔致庸只好放弃自己的打算，转而弃文从商。

　乔致庸一生有六个妻子，不要觉得多，那是因为乔家有规定，乔家人不可纳妾。所以他虽然有六个妻子，但是却没有一个妾室，这六个妻子都是续弦。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电视剧《乔家大院》中的陆玉函，实际上是编剧因为影视剧需要虚构的人物。乔致庸的六个妻子，分别是马氏、高氏、杨氏、周氏、杨氏、杨氏，都诰赠夫人，而没有陆氏。

　乔致庸将乔家带入辉煌，但他并不对自己的商业帝国多么留恋。等一切都稳定，自己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之后，便将自己的生意全部移交给自己的子孙管理。而他自己则急流勇退，闲置家中，过着清平恬淡的日子。闲置家中的期间，他在同治初年，不惜耗费重金扩建祖宅，修建了著名的乔家大院，被专家学者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

　乔家的家教极为严格，而乔致庸本人也曾读儒家经典，因此可以说的上是一个君子。乔致庸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甚至将其带入到了自己的商业中来。君子注重诚信，而乔致庸本人也极为看重诚信。“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是他的商业理念，要求绝不弄虚作假，糊弄顾客。孔子讲究“有教无类”并不拘泥于阶级之分，而乔致庸用人也是不拘一格。他不看出生，只看能力，曾经做出破格提拔一个店铺伙计的事情来。

　乔致庸性情恬淡，对权利银钱并不看重，反而极为喜好读书。也许是因为他的理想并不是经商，所以在乔家发展蓬勃的时候，还能急流勇退，将大权交与自己的子孙。他闲置在家，闭门课子期间，曾经“肆力史册。广购图书，效法燕山窦氏，严饬子孙无少懈”。由此可见，他对书本知识的看重。

　除此之外，乔致庸拥有乔家人一直流传的优点。那就是不忘初心，广行善举。现在许多商人，一旦发达了，很不得天天穿金戴银，显示自己的钱财。这实际上是为了掩饰以前的贫穷，真正内心富足的人是不怕以前的穷苦，也平视现在富有的人。乔家在乔致庸的爷爷发家的那代，就一直与人为善。乔贵发并不刻意掩饰自己以前的贫穷生活，反而在屋里挂着以前破烂的东西，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以前的生活。他经常资助贫困人家，冬天的时候会熬粥接济吃不上饭的穷人。而到乔致庸这代，尽管家财万贯，但一样的保留了这样的美德。他一直强调不轻视任何人，严格要求家里禀行勤俭持家的美德。而同时，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他却愿意拿出诸多钱两去帮助别人。清朝末年，内外交困，又加上连年天灾，很多老百姓都吃不起饭。光绪三年，他所在的县城闹了粮荒，县里百姓遭遇饥馑。面对被饥荒所扰的百姓，乔致庸打开粮仓，接济百姓。渠本翘创设中学堂，孟步云创设女子学校。均以重金襄助，其盛德广为人所传诵。因贩灾义举。受到清廷“举悌弟加五级”，并赏戴花翎的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