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中的明是指家族中某一代人所使用的堂号。堂号是指家族中按照世系排列的不同辈分所使用的称号，是家族中人际关系和社会地位的一种象征。堂号的使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风俗习惯，一般由家族长辈或有权威的长辈指定。

明是辈分中的一种，通常是指第十一代，也有些家族使用明作为第十代或第十二代的堂号。由于每个家族的堂号使用规则不尽相同，所以用明作为堂号的家族较多，但并不代表所有家族都使用明作为堂号。

明这个堂号的来源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因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十一代孙朱某为了避免与明朝皇室同名，所以使用了明作为自己的堂号。另外，也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明字寓意着光明、明亮、清晰等含义，代表着家族的兴旺和繁荣。

总之，家谱中的明是家族中某一代人所使用的堂号，通常是指第十一代。堂号的使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风俗习惯，代表着家族中人际关系和社会地位的一种象征。不同家族使用的堂号规则不尽相同，但是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

　　族谱纸 宣纸 洒金红色宣纸

　　族谱的形式有装订成册的（古为线装，今与一般印刷物相同），也有图表式的。许多家族把编纂族谱作为后代子孙的一项义务写进族规，重修族谱年限不等。闽北浦城的季氏和李氏家族，均规定族谱30年一修。房氏则规定“宗谱有贤子孙或十年、三十年一修，则存没葬地，时日不爽。先儒云，一世不修谱为不孝，宜知之。”（清·光绪《闽浦房氏族谱》）类似的族规，使修谱用家族法的形式永久化了。

　　族谱所载内容详略不一，通常除记载全族的户口、婚配和血缘关系外，还有全族的坟墓、族田族产、祠庙等的方位、数量及管理使用办法、家族的规约训诫、修谱凡例义则、各类合同契约文书等。一些较详的族谱，还记载有家族历代的重大事件、与外界的纠纷、可嘉奖的人物传记、科举出仕、名人传记以及义行节烈等。

　　族谱的核心内容是记载家族的世系源流、血缘系统。以防血缘关系紊乱而导致家族瓦解。连城《新泉张氏族谱》卷首说得明白：“亲疏派别得谱则溯其源，上下分支得谱则穷其本，即荡析代变，而皆有所考焉。”为达到显示血统的目的，各地族谱均有认中国先朝名人为远祖的习俗，这种附会的谱风，虽能使其家系倍增光彩，但往往导致家史失真和对后代误导。安溪湖头的李氏宗谱，认先祖为道教创始人李耳，直系则“出陇西，为唐高祖李渊公之苗裔。”南靖庙兜郭姓，认始祖为周文王之弟“虢叔”（“虢”与“郭”音近），并由虢叔是黄帝的二十七世裔孙，郭子仪是虢叔的第六十世孙、黄帝的八十七世裔孙，而推论自己的宗族嫡出于中唐名将郭子仪。（《南靖文史资料》第二期89页《庙兜郭姓的历史渊源》何柳枝）这些记载，易使族人深信不疑。其他的如刘姓必溯祖为刘邦，肖姓多探源为萧何，都是这种攀强名流、附会望族的修谱心态之反映。

　　族谱中，家族迁居（开基）始祖之下的代系排列严格分明，不容混淆。这往往是族谱中最具史实价值的部分。福建的许多家族，都实行名字排行制（古称“昭穆”），俗称“排辈份”。即在同一辈份的族人中名或字须用某个统一规定的单字起头，再与其他单字结合成名或字，以示区别。如某一父辈生三子，儿辈名按“永”字排列，分别称“永志”、“永仁”、“永贵”。如此，在族谱中一看“永”字排行便可知其为兄弟或堂兄弟辈份。已去世者，则在其名上写上谥称并加上“公”字，以示区别，沙县一带习俗，收养子若无族长和六亲认可，不可上谱排字辈，否则会被骂为“出透的人”而遭岐视。排辈份除少数由祖、父辈临时决定外，大多是按先祖早已选定的排行用字。南靖县双峰村《丘氏族谱》载：从其二十一世始，标定的昭穆用字是：“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创垂显奕，继述藏嘉。光前荣耀，世德作裘。仁亲义祖，燕翼贻谋。桂芳兰茂，日新月盛。思皇多佑，福禄来成。庆余善积，谱泽绵延。宗风丕振，亿万斯年。”（《南靖文史资料》第二期86页《双峰丘氏的历史渊源》林明波）目前已传至“垂”、“显”字辈，即第三十至三十一世。这种按族谱排辈份的方法，使农村常可见到这样的俗象，由于世系分支发展速度不一，一些年届七旬的老翁，要向三岁稚童称“叔”或“伯”。永定俗谓：“白头哥，坐地叔”（即对平辈的白头老翁仅呼“哥”，而尚在襁褓中的叔辈，即使上年纪老者也要唤其为叔）。为了区别同辈中的年龄次序，“排辈份”之外还要“排号”。永泰县同安乡张氏族谱规定，族人添丁按先后次序排号，日常称呼常舍其名而直呼其号，如同辈中是第20个出生的，就直呼“二十”以代名字。这一习俗在当地一些年高者中至今仍颇为流行。

　　同一姓氏的不同分支家族，还经常利用族谱中的血缘世系排行记载，进行“联谱”活动。安溪谢氏家族，曾于民国年间合数十宗支进行大联谱。辈份分明后，各宗支子孙公议决定排行班次悉归画一，修纂总谱，旨在扩大家族势力。谢氏家族裔孙谢维峻在《联谱序》中称：“联之以谱，化弱小为强大，转柔软为坚刚，众志成城。”此外还有，当族谱分支过多时另分几个房派修谱（房谱和族谱通称家谱）。如一房人外迁，其房谱分出后就成为新的族谱。

　　由于族谱为同一姓氏家族承继的依据，故一般只记男丁。少数族谱也将族中所谓“贞妇烈女”记载入乘。族谱有的依不同对象规定用笔着色的。据《岛居三录》载：“泉郡向修族谱，世系图所牵连之线，有红有黑，体例甚严。红线者，一本至亲，虽远房承宗亦然；黑线者，乞养异姓，即显宦不能免，此亦春秋诛心之法也。”有功名成就或能光宗耀祖之人，族谱中用红笔记入以示表彰，过去秀才或秀才以上的读书人也用朱笔入谱。现在一些新修族谱仍沿此习。寿宁《刘氏总谱》中，凡上大学的族人，名下都划上红线，所书的姓名用谱名（即按族谱排行而起的名字），抱养子用黑线注明（连城一带是用蓝线）。修谱和查阅族谱也很有讲究。旧时对祖谱保管十分重视，须慎重保存，定期曝晒，认真缮修。霞浦一带，谱系分正谱、副谱（草谱）。副谱可以查阅，而正谱修好后，要入箱上锁，将开锁的钥匙丢入祖祠神龛，以示此谱交祖先收存，以后禁开锁。若遇副谱丢失，有事要查谱时，要先做“牲福”，祭请祖先同意，方可开锁。

　　旧时一些宗族修谱，每逢初一、十五日要祭祀祖宗。族谱告成后，还要造灵厝、做功德，请和尚法师观灯；观灯时造3座大灵厝（纸糊房子），供已超度的神魂居住，另设一些黑龛，供无子孙后代及未超度的神魂居住。福建省连城一带宗族，每年正月要拜“代图”（即写在布上的族谱）。行仪时，本族男丁都要到场，先是“新丁上图”（即新添男丁的名字入谱），上图之家要给执笔者一个红包，并烧香燃炮，用三牲祭祖。若逢大祭，要用整头猪羊置于下厅的支架上；继而是鸣锣击鼓放鞭炮；最后会餐，座位严格按辈份排列。族人围坐喝酒谈心，气氛很好。连城人把正月“拜代图”的宗族聚会称为“闹花灯”。

　　另：有些地方有专业的修家谱的团队或个人，你可以打听下。如果你是成都的可以去琴台路找找，那里有个专门为人修家谱的老人。

《后汉书·党锢列传·檀敷传》记：“檀敷，字文有，兖州山阳人。”东汉议郎檀敷，与山阳人刘表（？—208年）等，屡次上书反对宦官专权和皇帝庇护，因为敢于直言极谏，被尊为“能导人追宗”的“八及”名士。檀敷至今被安徽檀氏后代奉为“第一世祖”。另据《后汉书·党锢列传序》记，檀氏族人檀彬，与同郡张俭等亦以反对宦官专权闻名，被称为山阳地方上的“八俊”名士之一。

《后汉书》在记述汉末农民起义时提到“檀乡”。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檀乡即瑕丘的檀城，亦名檀丘、灌檀：“檀城在（兖州）府东北。《地理志》记:瑕丘有檀城，古灌檀也，亦日檀乡。”古时“檀”与“埴”字互通，“灌檀”可作“灌埴”。檀乡军曾经攻入清河，显示古代瑕丘与清河有密切联系，今日清河是檀氏的另一个集居地，很可能在汉朝即有檀氏居住。《读史方舆纪要》记述汉代瑕丘县，属山阳郡，是“汉武帝封鲁恭王子政为侯邑”所在地，“后汉亦为瑕丘县。晋省入南平阳县,属高平国”。高平国后改高平郡。山阳是汉时檀氏的主要集居地之一。　西晋末年战乱，檀、郗两氏徙居江南　西晋末年遭八王之乱和永嘉丧乱，中原受到胡族入侵，高平金乡檀氏跟随同乡兖州刺史、郗虑玄孙郗鉴，上兖州峄山抵抗后赵。永昌元年（322年），郗鉴奉诏带领高平地区军民主力南撒合肥，檀斌接替郗鉴为兖州刺史率众掩护，太宁三年（325年）抵抗后赵阵亡（《晋书·石勒载纪》）。　晋成帝咸和三年（328年），身兼兖、徐二州刺史的郗鉴率流民军进驻京口（今江苏镇江）。在其后十年中，郗鉴将京口建设成守卫首都建康（今南京）之军事屏障、控制通往三吴(吴郡、吴兴、会稽)粮仓之要冲。（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京口曾是晋元帝所置侨兖州寄居地，后成为侨徐州治。檀氏得以徙居京口，与其曾为高平金乡地方世族、抗胡中的领导作用，以及郗鉴安置流民和营造京口成为东晋军事重镇的努力分不开。世居京口之檀氏：从次等士族进入高门　尽管檀、郗两氏都是北方世族，但过江后地位分化：郗氏因郗鉴跻身门阀士族，檀氏则沦为属于士族中下层的次等士族（亦称“寒族”），与曾经卖履为生的刘裕为邻里，檀氏女嫁刘裕弟。不过，随着刘宋王朝的建立，檀氏的政治地位日益提高。例如后来成为刘裕北伐冠军将军的檀道济、曾为谢玄北府军“龙骧将军”的道济族人檀玄，以及檀道济的叔叔檀凭之和他的两个兄长檀韶、檀祗，早在跟随刘裕起事之前，都在晋廷任官。从峄山抗胡和东晋京口时期,檀氏经历了从文到武仕途的转变。　 高平檀氏在晋、宋时期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中国军事史上有名的精细将领檀道济，刘宋时担任江州刺史、司空、永修开国县公等，被认为是守护刘宋之“长城”。至今仍然有因其而起的三个成语：“自毁长城”（忠臣檀道济无辜被杀）、“唱筹量沙”（强敌围困仍能巧计全军而退）和“优俘善卒”（释放已经投降的胡族俘虏）。檀道济已经成为历史上有功良将被昏君冤诛的象征符号，被檀氏奉为“八世祖”。　晋末和刘宋朝是“高平檀氏”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清代著名历史评论家赵翼在《廿二史刳记·宋齐梁陈书》中，曾罗列刘宋八位武将开国元勋，前三名为檀氏兄弟。檀道济一门武将，有从公爵到男爵七位受封者。除了武士，檀氏著名文人包括檀道济堂弟、尚书金部郎、永嘉太守檀道鸾，著有《续晋阳秋》记晋末编年历史。此书不仅填补东晋后期正史记录中的一些缺漏，还被认为影响了谢灵运、刘勰和钟嵘等著名文学家对文学流变的评论。（清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文学篇》）檀道济堂侄檀超与江淹合著《南齐十志》，是萧子显《南齐书>的主要参考书之一。此外，高平檀氏后代还有北朝著作佐郎、高唐(今山东高唐)县子檀翥。　南朝著名檀氏妇女包括道济姊、长沙景王刘道怜王妃檀太妃，檀氏因其成为皇室外戚。檀太妃还是《世说新语》编辑者、临川王刘义庆生母。檀太妃崇信道教，喜好自然山水中的静思修道，曾在江苏旬容茅山附近雷平山上清派宗师许谧、许翔父子修行得道处建立了道士庙，陶弘景《真诰》中有记载。另据镇江出土的刘岱墓志可知，高平檀氏妇女还有《文心雕龙》著者刘勰的曾祖母檀敬容。　虽然檀氏的荣显不过昙花一现，但《宋书》明确指出檀道济等檀氏为“高平金乡人也,世居京口”。清周嘉猷在《南北史表·世系表》中专门列有“高平檀氏金乡人世居京口”一表，说明“高平檀氏”的历史地位已经得到后世历史学家的认同。京口之后的高平檀氏京口是檀氏江南第一故乡，至少养育了三代人。檀氏在京口侨居百年，直到刘宋初随檀道济迁入江州(今九江)等地区。江州是檀氏迁移史上的另一个重要地区。今日檀氏主要集居地之一的安徽望江，即有檀氏后裔迁自九江及其左近地区。　正史、方志和族史，都未直接记载檀氏在江西的经历。但江西，尤其古江州地区，距池州和望江沿长江而下不过百里，是京口与池州檀氏的中间环节。据《宋书》《南史》和族史等有关记载，檀氏在刘宋时有四位成员封地在江西中、北部。九江都昌县苏山乡传说曾发掘檀道济墓，《彭泽县志》另载有道济墓。前两年笔者在网上看到有九江地区檀姓后代说家有古瓶，不知为何内刻“高平檀君”字样。2010年秋笔者到望江查阅族史，与当地檀氏交谈中得知，直到民国还有檀姓家庭从江西迁至望江。他们中有些人因为不知与望江檀姓支系的亲缘关系而未入望江族谱，但他们应该亦是高平金乡之后代。　此外，檀道济叔父檀凭之被封为“曲阿县公”（《晋书·檀凭之传》），南齐“国除”刘宋贵族后，很可能有少数高平檀氏后代散落江苏和浙江一带。皖西南池州、望江集居的高平檀氏再次成为地方文化世家。两晋南北朝正史对檀道济高平祖籍及“世居京口”的记载，证实了京口檀氏与高平金乡的继承关系。刘宋末年檀道济孙、南阳太守檀珪，则是高平—京口擅氏入居池州之连接人物。据族谱记载，檀珪卒后葬在贵池（古名石城），开檀氏定居池州之先河。继檀珪之后，另一位彰显檀氏迁移史的关键人物是赵宋中书舍人、徽猷阁待制檀倬。他曾被宋高宗赵构敕令进献其先祖檀道济图，檀倬晚年从贵池迁居建德(今东至)。　唐、宋池州檀氏已是地方大姓，并且确立了地方文化世家的地位，这可从《池州府志》、檀氏族谱记载的诸多檀氏进士或其他成员显示。如北宋翰林学士檀远，檀倬父亲、国子监学录檀宗益，檀倬堂叔、宋尚书檀固等人。其中檀固因为反对蔡京、蔡卞等奸臣,还被列入“元祐奸党”（《池州府志·人物志》）。今存广西桂林七星山龙隐岩摩崖石刻《元祜奸党·余官》所列第四十六名即是檀固。　宋末檀倬后代檀缙迁居望江，开檀氏集居望江之先河。今日望江是高平檀氏后代最集中的县份之一。1995年望江修族谱时有22万余人。　《池州府志》记载的明代更多，东至现存最早族谱为民国十二年(1923年)一册。安徽省图书馆有一册残缺的康熙抄本《檀氏家谱》，记录了明代思州通判檀凯一支的历史。望江檀氏是东至后代分支，皖西定居较晚，但谱牒记载清晰。乾隆四十年（1775年）檀萃等纂的望江《檀氏家乘》有两个鲜明特色。一是将历代所存族谱与正史和有关著作对照,进行了梳理、充实和正误，并按照正史框架改进了人物传志。二是重申“高平檀氏”的郡望象征标志，所存望江族谱封皮都书“高平檀谱”。光绪十七年（1891年），檀球、檀玑兄弟等，在保留了檀萃本及其后数本的基础上续修望江族史，使檀萃本等得以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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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第一进士周仪籍考

——兼论桂庄书院（紫阳书院）始末

阿旧 原创

按：周仪作为邵州历史有载的第一个进士，官至谏议大夫，因其早年苦读于扶夷江畔一石洞，生世颇有几分传奇色彩。周仪当年苦读之石室，一般认为在今邵阳县塘渡口书堂山，在清朝时当属武冈州塘田团内，故很多人以为周仪即今邵阳县塘田市镇人，实误。本文将从民间传说、周氏族谱、历史记载和遗迹、人物关系等多个角度，证明邵阳第一进士周仪其籍在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

横空出世的进士周仪和宋三周及其后人周昉

肇庆七星岩石刻

周湛子周钦，（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性刚毅，勇于为义，宣和初，因平武冈峒獠叛，以功擢武功大夫，德州刺史，后死于靖康之难。 紫阳周氏，由周仪起，三代三进士，时称“宋三周”。对于“宋三周”，《同治武冈州志·名臣传》甚至将之与唐之张九龄兄弟和宋之“三苏”相提并论：“殆与张曲江苏眉山颉颃矣。” 后又有周昉，族谱载为周仪第六代孙、周钦之曾孙,字晦叔（又字景玄、仲朗），生卒年不详。道光《宝庆府志·选举表》载其为“上舍第释褐”。宋太学“三舍法”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外舍2000人，内舍300人，上舍100人。“上舍第释褐”，即上舍第出身直接授予官职。上舍第也等同于进士出身。周昉是证明其祖先周仪籍在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的关键人物。周仪籍武冈紫阳乡对于周仪确切籍贯，光绪《湖南通志》云其为邵阳人，“周仪，邵阳人，读书于武冈紫阳石室，后徙武冈，以原籍田庐分赡宗族——姓谱”。《宝庆府志》说周仪为“武冈人”，又对旧志说周仪为邵阳人做了解释，“仪以雍熙登第，（武冈）其时尚属邵州，故旧志皆作邵阳，政可两存也”。同治《武冈州志》之《名臣传》只说其“所居有紫阳山，山有石室”，紫阳山在紫阳乡，那么周仪应该就是武冈紫阳乡人。南宋《舆地纪胜》之《荆湖南路·武冈军·人物》有载：“周仪，紫阳人，登雍熙甲科。”《舆地纪胜》成书于南宋中期，和周仪时代较近，可信度高。紫阳，即紫阳乡，周仪为当时的武冈紫阳乡人，应当无误。 宋初武冈县属邵州，崇宁年间升武冈县，置武冈军，和邵州互不隶属。宋初武冈县直辖唯两乡，其西为儒林乡；其东即为紫阳乡，合龙管、龙江、永丰、长溪直至白仓而下，至塘渡口、白羊铺，北至今隆回三阁寺乡，绵延两百多里。今之隆回县三阁司乡，邵阳县之塘渡口、白仓镇、黄亭市镇、蔡桥乡、塘田市镇、金称市镇与新宁县之丰田乡、马头桥镇当时都属于紫阳乡。马头桥镇其时当属紫阳乡长溪里

有关周仪的本地民间流传

新宁县马头桥镇一带至今仍流传着有关周仪的传说。说周仪的先祖在武冈县紫阳乡长溪里三星团（实为山心团）一个叫三峒陇的山村（即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居住，世代耕读为乐，幼时在家勤学苦读，日夜不倦，后又到离祖宅不远的扶夷江畔悬崖旁的一个石洞里潜心苦读，并在洞里遇仙翁点化，由此学业大进，后在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考中进士，官至谏议大夫。周仪做官昌言无忌，刚正不阿，生活清廉，又好施舍，退休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今马头桥即以其所修之桥命名。

周氏族房谱

周氏族谱诚公坟山

周氏族谱紫阳书院图

据《周氏总族》，隆回县高平周氏始祖为周朝，字祥光，所谓“尚书公”，原住武冈紫阳乡石洞桥。 又查《湖南周氏源流》：“邵阳周氏， 始迁祖诚公，原籍江西泰和圳河江，其子玉喜于唐末卜居武冈紫阳乡州尾头，孙仪公。” 武冈《周氏合修族谱》又云，仪少有异禀，博学力行，自入石孔即“翠岩”，读书其中，与一老翁讲古道今，自后文思大进，登宋梁灏进士。后致仕，回家建石室书院讲学，门徒数百，湖南名士多受其学。周仪生活清廉，又好施舍，并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今马头桥即以其所修之一桥命名。关于周仪致仕归乡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的说法亦见于周仪后裔应森公支系房谱。

翠岩

因靖康之乱，陈与义“遂避乱襄汉，转湖湘，逾岭峤”，来到武冈紫阳山，有《书堂山石室铭并序》，序文里说到的周公谏议，“嘉祐名臣”当为周湛，因周仪为雍熙二年（985年）乙酉梁灏榜进士，而嘉祐元年为公元1056年，时间相差七十余年，设若周仪30岁中进士，而到嘉祐元年则已过百岁矣，又怎么可能为“嘉祐名臣”？周公谏议，周湛曾官迁“右谏议大夫”，可见在紫阳山石室读书的应是周湛。而周湛在紫阳山石室正是效仿其父周仪在马头桥坪山之翠岩石洞苦读的做法。

周敦颐与马头桥

周氏族谱载周仪致仕归乡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这三座桥经过多次整修至今仍在。马头桥在三桥的最下游，族谱说，桥上书有“周氏垂建马头桥”字样，桥头有濂溪先生周敦颐撰写的马头桥记事碑。有人误以为这桥是周敦颐所修建，实误。查同治《武冈州志·艺文志》记载：“马头桥记碑：周濂溪撰在州溪南里，字漫漶莫能辨。”说明周敦颐只是为桥撰记事碑罢了。“溪南里”，下辖“架冲团”、“城头团”、“三心团”（三心团实应为山心团，因境内有山心寺得名，盖同音误传，“三”、“山”本地同音）和“油头团”。而其实，马头桥就在“三心团”内，当然州志说在溪南里也对。“周氏垂建马头桥”里的周氏当指周仪及其宗族后代。

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

马头桥周氏宗祠大门

马头桥周氏宗祠对联一

马头桥周氏宗祠对联二

周仪致仕后在家乡建立石室书院，即紫阳书院的前身，后被其后周昉改为桂庄书院，桂庄书院遗址在今坪山小学内。

周敦颐一生致力于文教，每为官一地，首推兴教办学。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邵之学在牙城之中，左狱右庾，卑陋弗称。先生始至，伏谒先圣祠下，起而怵然，乃度高明之地，迁于城之东南，逾月而成。”建成后，周敦颐又自撰《邵州新迁学释菜祝文》和《告颜子文》，以昭告先圣先师，“又属荆湖北路转运使孔延之作《邵州迁学记》”。周敦颐在邵州（今邵阳）兴教办学，将州学迁址重修，此亦即朱熹所说的周敦颐“迁尚书虞部员外郎通判永州，权发遣邵州事，新学校以教其人”。“新学校以教其人”，这是周敦颐在邵州的主要功绩。 周仪为雍熙二年（985年）乙酉梁灏榜进士，周敦颐生于1017年，两人年龄差距较大。笔者以为，两人在现实中有过交往的可能性不大。治平四年，即公元1067年，周敦颐来马头桥时，周仪应当已经过世了，不过石室书院还在。周仪和周敦颐同为周姓，又都是湖南人，周敦颐在知永州前的嘉祐六年通判虔州，而周仪子周湛亦曾知虔州，时间当在周敦颐任前，周仪作为前辈乡贤，周敦颐在未到邵州前即当有所耳闻。当周敦颐见到石室书院，见到周仪捐建的马头桥之桥头马头栩栩如生，心中之感慨和对前贤周仪的景仰之情是可以想见的，然后应周仪后人之请为马头桥记碑，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又马头桥镇南50里的新宁县城犁头湾石崖有周敦颐书“万古堤防”四字，有莲潭菴，为纪念周敦颐泛莲于此。清代周诰编有《濂溪志》，中有《周子遗事》，记载：“周子尝过新宁邑，至莲潭，见水深千尺，因镌‘万古堤防’四字于石崖。”又道光《宝庆府志》之“艺文略·金石”：“宋莲潭石刻，今存。在新宁治北夫夷江岸，石壁斗立，相传周子权邵州军时书‘万古堤防’四字镌于上。字画遒劲，水涸时可见。旧志云：末有‘古舂陵周某某题并书’九字，今不能识矣。……其曰莲潭者，亦以周子得名也。”那么，周敦颐到马头桥和到新宁城北犁头湾，当在同一段时间行程前后。周昉与桂庄及桂庄书院同治《武冈州志·文苑》载：“周昉，字晦叔，仪之后也。嘉定间登上舍第，官内史，尝于紫阳先世所居之地为桂庄书院，自称桂庄主人。”这一段记载非常明确，嘉定年间，周昉回祖籍隐居，可知他的先祖周仪就是宋紫阳乡三峒陇人（即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 《周氏合修族谱》有《昉公传》:“周昉字晦叔，望公之孙，道公之子。公天资不俗，禀性非凡。少时喜读书，好结友。慕朱熹之理学，绍仪公之高风。尝于紫阳先世所居之地，辟室为桂庄书院，自称为桂庄主人。” 同治《武冈州志·疆域志》之“三心团”有：“有白石水，有山心寺社仓，有宋周昉故里，有故桂庄书院，有周昉墓：在燕山菴左，有群玉林、清风峡：上有张声远、史弥宁、张同器、郑域磨崖题刻，俱见金石卷……”

山心寺社仓，在山心寺旁边。社仓，即义仓，清刘大櫆：“建社仓以备荒年，创书院以兴文教。”社仓是民办粮仓的一种，为南宋朱熹首创。 查州志金石卷，有：“桂庄大字（今存）。在州溪南里石洞村山心寺。嘉定七年周昉刻石‘桂庄’二字，行书，大径一尺强，后书‘新除湖南提刑张声远书’、‘嘉定甲戌中秋桂庄主人刻于崖次’二十六字，楷书，凡一行。”

有“史弥宁桂庄石刻”:“史弥宁桂庄石刻（今存）。史弥宁撰，嘉定八年刻石，前书诗二绝，右题‘周晦叔桂庄嘉定乙亥中和节友林居士四明史弥宁清叔父’二十六字,俱行书，凡十四行，字数不齐。” 有“盱江张同器寄题晦叔上舍桂庄石刻，今存。” 有“武冈军判官郑域题桂庄诗刻（今存）。” 有“群玉林”、“清风峡”：“今存。二刻均在山心团。” 湖南提刑张声远除题行书“桂庄”二字外，还留题八景，分别是：诗壑、翼然、清风峡、小蓬莱、群玉林、隐真岩、葛梅洞，“为历来金石家所遗表”。

武冈州志艺文志金石

紫阳书院八景之二

史弥宁题赋桂庄二首为：“结屋山垣得许奇，岩犀环拥读书帷。阿姮定与君家厚，留下西风几万枝。”和“家有留馥紫阳乡，洗石疏泉著桂庄。看到花时秋更好，放开冷袖贮天香。”

史弥宁又有七绝，题为《周晦叔所宅之左，一坡隐然而高，有竹万箇，架小轩于翠雾苍雪间，日弹琴读书其下，轩外鸣泉清驶，若与弦诵之声相答，爱其境胜，为赋一绝》：“竹根碧涧落寒声，竹外双溪抵镜明。满袖天风吟不彻，坡头直有放多清。” 张国器题桂庄诗：“蟾窟移根不记年，英材杰出以储贤，树因地胜常常茂，花到秋来得得传。已把诗书供灌溉，定寻泉石伴丝弦，曾看攀折从君始，尚愿云仍与接联。” 从以上诗歌和题刻可知桂庄秀美奇崛之山水和清幽风景，而桂庄之建制规模，亦可模拟得之。 张声远时为湖南提刑，史弥宁为武冈知军，郑域为武冈军通判，这些人和周昉交游，张声远更是远道而来，题刻吟诗于桂庄，可见周昉身份非同一般。《武冈州志》载周昉“官内史”，宋并无“内史”官职，隋朝确立三省六部制，三省为最高行政部门，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其中中书省的长官叫内史令，唐以后改称中书令，相当于宰相。《周氏合修族谱》撰写有《昉公传》，说其曾“官兵部侍郎”。 桂庄书院在桂庄内，因依周仪读书之“翠岩”石洞，故原来又称石洞书院、石室书院（据族谱，周敦颐过马头桥，曾在石洞书院讲学，笔者以为，当时的石洞书院应该规模不大，可能称之为书舍或书堂更贴切些），周昉改为桂庄书院。周氏族谱云，周昉曾“讲学于斯”。族谱又云，“宝庆丙戌，史弥宁来知武冈，重建军学，补修紫阳书院，与昉公来往甚密，为倡研理学，常啸傲于庄，以养性灵，以娱天年。” 族谱载周昉倾心理学，仰慕朱熹，而在史籍中，也有迹可寻。周昉除了和朱熹，还与陈文蔚、魏了翁等大文人也有过来往。陈文蔚生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卒年不详，进士出身，是朱熹的学生，理学家，终身未出仕，一直从事教育。他有题赠周昉诗《寄题玉山周晦叔家似贤斋》： “人心殊嗜好，黑白互相形。农臭不自悟，荧荧飞青蝇。一日对此君，炯然又眼明。子猷虽借宅，绿阴仍满庭。雅净两龚洁，高寒伯夷清。可近不可狎，劲挺干青冥。世人景先哲，绘画劳丹青。想像不觌面，孔孟何由倾。安知君子交，日日与相迎。手种万苍玉，君家有典刑。清风流至今，修好无渝盟。”表达淡泊名利，鄙薄恶俗，固守高节的情操，与周昉共勉。其时，周昉应在江西玉山一带为官。当时有一个上饶-玉山诗人群体，大多数过着隐居的生活，甘于贫困，又固守高节。周昉在此间自然会受影响，而他本人醉心理学，生性淡泊，族谱传里说他“素性好义”，因而也容易理解他为什么致仕还乡，回“紫阳先世所居之地”，醉心于教育，醉心于山水之间了。 魏了翁，为南宋著名理学家，大学问家，宝庆元年（1225）被贬谪湖南靖州达七年之久，其间有《渠阳集》，中有答周昉的书信《答周晦叔应辰》，应辰应该是周昉按周氏辈分所取的名字。族谱载周昉为周仪孙周钦的曾孙，查周氏应森公世系和辈分“祥、梦、应、康、世”，周昉正是“应”字辈。魏了翁在信里和周昉讨论理学经典：“……《乾》是四德，诸卦大亨而利于正，此非伊川臆说也，《彖辞》固已如此。《左传》以《随》为四德者，盖占筮者释辞类如此，《彖》固云大亨贞云云。先天之卦，《系辞》固有之，《参同》亦有此象。自希夷、康节始尽发其秘，必潜心玩索之久，乃可得之，非信笔脱口数可言也。伊川与濂溪指意元不同，濂溪盖通字对文耳。” 据武冈周氏族谱记载，朱熹曾讲学于桂庄书院，即紫阳书院。朱熹又自称紫阳朱熹，是因为其父朱松祖籍安徽婺源，曾在徽州府紫阳山老子祠读书（徽州也有一座紫阳山），有刻章“紫阳书堂”，朱熹为怀念父亲，亦表思乡之情，故自称为紫阳朱熹。因而，有人又尊称朱熹为紫阳夫子。 后来书院兴起，各地为尊朱熹，取名为紫阳书院的很多。而武冈之紫阳书院，应非纪念朱熹曾到此讲学，而因本乡地名即为“紫阳”，而且武冈紫阳书院之名早在朱熹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在《文脉：千年湖湘书院图记》一书中，记载武冈紫阳书院是在淳熙到绍熙年间创立的。

紫阳书院原为私立，在南宋中期被改为军学，宋转运判官盱江邓均有《重修武冈军学记》：“……又增修武冈邑庠暨紫阳书院，于是士之瞻也，游也，息焉，莫不啧啧曰：‘懿乎此举也，’。” 后史弥宁知武冈军，又重修武冈军学，王之制有《武冈军修学记》，周氏族谱说法与此记文是一致的。 据族谱，桂庄后被周昉改为山心法华寺，简称山心寺，现马头桥镇清时名为“山心团”，即得名于此寺。明成化十九年留有会稽童煊碑记，上载：“……昉公素性好义，将宅院田土山地，一慨施舍，易此庄为山心法华寺，简称山心寺，延僧供佛，与乐予之，桂庄即成古建筑佛地……”山心寺现为坪山小学，其景物大部分已废，石刻尚有“松坡”、“云梯”、“翠石”（ 翠岩之误），尚存大水缸一只（原一双），刻有“南宋宝佑戊午年正月廿八日山心寺百兆永远为记”字样。

宋文物紫阳书院水缸

较之祖辈“宋三周”，周昉名气似乎小得多，但他其实应该是紫阳周氏家族里官职最高，对朝廷政局影响也最大的一个人，但也可能是该家族在宋朝最后一位获取朝廷功名的人。据周氏家谱记载，“端平年间(1234年)，忽坐诬削籍,累及宗族”，宋邵州最为辉煌兴盛的紫阳周氏一门就此没落，让人嘘唏不已。

从与周昉交往这些人的年龄结构，和其曾祖周钦（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以及他回家乡马头桥三峒陇石洞桥后朋友作诗赋题碑刻显示的年份来看，笔者认为周昉的生卒年可能在公元1170年-1270年之间。

而桂庄书院也因周昉的过世而慢慢没落，不过，到明代时仍有紫阳书院在，但应该是迁移到别处去了。所幸书院去而文气留，马头桥人，紫阳人，武冈人，邵阳人，由此民智初开，民风始变。武冈，原为“黔巫东鄙，蛮獠杂扰”之地。紫阳乡，浙江诸暨有宋《武冈县令杨公墓志》，其中有云，“紫阳乡婆婆鬼啸聚滋炽，既不可以文谕，又不可以武胁”，可见当时紫阳乡民众之愚昧落后。而到南宋末，武冈的风气才开始改变，文天祥说:“虽洞窟林麓，人去其陋，遣子就学。”而石洞书院桂庄书院，可谓居功至伟。之后，马头桥一带尚学之风日盛，无论条件多么艰难，即便举全家甚至全族之力，都要遣子就学，而这也是马头桥一带至今仍人才辈出的最大原因吧。

桂庄书院已杳然远去，“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古武冈紫阳周氏一门，即“宋三周”及其后人周昉等，其影响力之深远，几乎贯穿整个宋朝。其才华和智慧，光耀紫阳，亦光耀武冈，光耀邵州。乡人后世，以其为荣耀，也以其为榜样。昔有匡衡，凿壁偷光，又有车胤、孙康之囊萤映雪，而至北宋，则有邵州紫阳之周仪周湛父子之石洞苦读。期待新宁桂庄书院的文化遗产，及“宋三周”求学苦读的精神，激励后人，也期待新宁力兴文教，振兴书院学校，如张拭所言，以“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斯民”。

来源：武冈人网 阿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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