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达讲古有《武林传奇》、《神州传奇》、《江湖传奇》、《黑鹰传奇》、《和珅传》五部。

1、《武林传奇》

本书首要描述武林晚辈董子宁以及“小魔女”燕燕这一对于侠侣，一个心肠善良，多方化解武林恩仇仇杀。一个疾恶如仇，爱憎异常分明。

她们对于峙公理，不畏强奸以及险恶，几经九死平生，一个练成为了惊世骇俗的“九阳神功”，一个学成为了环球无双的“西门剑法”，集武功、内功于一身，双两出山，与打造武林破裂、仇杀以及诡计雄霸武林的一些人睁开了波涛升沉。

触目惊心的大屠杀，从而表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意见意义横生而带有非常奇妙颜色的武林活剧来，同时也揭示了她们之间单纯感人的恋爱……

2、《神州传奇》

主人公墨明智是一位天真无邪，童心似水而又善良忠厚的青年，经九死一生练成了一身奇厚怪异的真气和令武林高手梦寐以求的绝技。

他与《武林传奇》中主人公小魔女的孙女慕容小燕，一个忠厚老实、不懂人生，一个古灵精怪、机智聪明，闯入江湖后碰上了各种流派的武林高手，引发出一连串惊险有趣，曲折引人、令人捧腹大笑而又拍案叫绝的风波和搏斗，伸张了人间正义，除掉了武林败类和凶险之徒……

3、《江湖传奇》

秦风本是仙界尊者大能，却被暗算陨落，一缕残魂附着于秦风身上。这一世秦风下定决心要由心问道，一切随性轰轰烈烈的活上一次。待进入通玄境必将踏破虚空，从回仙界，让那些曾经背叛他的家伙们付出应有的代价。

“天界的蝼蚁们，我！悲冥仙尊！又回来了！”收恶鬼，灭阴将，震慑富豪大佬，抱得美女无数，且看秦风这一世是怎样重登巅峰，在造神话。

4、《黑鹰传奇》

明朝至神宗时,宫廷中的腐败日益严重,已然是内忧外患,危机重重。到了天为年间，熹宗帝朱由校是个奏折都读不懂的白丁皇上，宦官专权、奸佞当道，江湖中也不太平，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在北平城外的小井村，却是任凭朝廷里或是江湖上闹翻了天，这里还是一样的安静祥和，到处散发着泥土的清香，人们生活虽然清贫却怡然自得。

可谁知道，就在这不起眼的小村子里，却居住着一位武艺高强的人物——叶满城，有一个漂亮温顺的女儿叫小萱，却没人知道他妻子去了哪里，留下这父女俩相依为命。但是叶满城却是一个杀手，他所为之效力的“乌鸦”，便是当今北平最有名的恐怖组织。 

5、《和珅传》

和坤生于乾隆十五年，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太上皇弘历驾崩。次日，嘉庆帝命和珅与户部尚书福长安轮流看守殡殿，不得擅自出入，实施软禁。后赐和珅狱中自尽，为避免政坛风波，嘉庆帝宣布对能弃恶从善和珅余党一律免于追究。

参考资料——郑达

　　中国记载箕子封于朝鲜的书,有《尚书》、《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尤其《尚书》、《史记》，以此二书的成书年代和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地位，而且当时中国正是以自诩的狂妄时代，应该不会像今天一样巴结讨好的去“高攀”当时中国眼中的蛮夷之邦。甚至朝鲜王朝史学家安鼎福在《东史纲目》上都记载：“己卯(周武王十三年),朝鲜箕子元年。殷太师箕子东来,周天子因以封之”。与中国史书如出一辙。

　　那段历史是怎么回事呢？商纣王的叔叔箕子看到纣王暴政，国家日衰，就去劝谏纣王，纣王不听，箕子只好装疯隐居在箕山上，整日弹琴，借《箕子操》抒发自已不得志的苦闷心情。那时代的人似乎音乐造诣高的可怕，从弹琴就能听出话来，比如钟子期等樵夫都是这样，总之有人告诉了纣王说箕子整天发牢骚，弹琴骂你呢（这可能是最早的“文字狱”，不！是“音乐狱”，“腹诽”），纣王火冒三丈，纣王最恨这些臭知识分子、酸文人背后骂他，于是就想宰了这老小子，可是最后还是没有杀了箕子，为什么呢？纣王不敢杀自己叔叔？不！比干也是纣王的叔叔，不是也被挖了心肝吗？但比干毕竟是当面骂纣王，而箕子是背后骂纣王，不！是弹琴骂他，就因为弹琴骂人就把亲叔叔宰了，就算是纣王再昏庸、再没人性也说不过去啊，但是即使不杀，也不能白白饶他了啊，不然以后还不得有人敲锣打鼓跳大神骂纣王，那还得了，那就把他囚禁起来吧，得囚禁在离自己近一点的地方，于是就把箕子囚禁在今天一个名叫“箕子台”的地方，箕子台也在今河南省，再骂自己也能很快听到，就算是再抓他杀他不是也近吗？

　　于是箕子开始了自己的囚禁生活。如同中国古代很多知识分子（周文王、韩非、文天祥、方志敏···）一样，在囚禁困顿中除了发牢骚外，还作深入的思考，（只是绝大多数思考未成书传之后世，更少进行实践罢了），但是箕子很幸运，有人看重他的思考成果，那就是灭了商朝的周王朝建立者——周武王，武王不但让箕子的学说传之后世，而且还进行了实践。

　　每个开国帝王都注重笼络前朝遗臣，或因战争人才损失严重，或为笼络人心使国家安定，或兼听则明，总之很多前朝遗臣都被继续留用，尤其那些前朝诤臣，更是被开明君主视之为宝，甚至那些低级官吏，大多继续留用以统治地方，这就是为何中国一再上演清朝捕快变为民国巡警的活剧了，因此“一朝天子一朝臣”并不是完全对的，尤其在王朝更替之时，更多的是：换件马甲还是他。总之箕子受到了重用，比在他侄子那里还受重用。成了武王跟前的红人，受到了武王的重用，武王把箕子思想融入到了治国中，箕子有什么重要思想呢？“《洪范》九畴”。这是什么东东？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觉得十分陌生，但是它的内容没有人会觉得陌生。

　　因为“《洪范》九畴”第一条就是遵循五行规律，“五行”，注意，这是开中国朴素唯物主义的先河，现代人说起五行，要么视为飞天玄火高深莫测的东西，要么视为迷信，两种观点都太偏颇，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五行文化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文化，是人类分析认识自然的一种朴素唯物主义，如“金曰从革”，可以变革自然，为人所用，青铜时代正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进步。 “木曰曲直”，生长各异，可顺理而用，或筑屋，或造车，或做工具。“水曰润下”，发展灌溉农业，抵御干旱天灾，增加农作物产量。“火曰炎上”，热而升腾，物极必反。“土曰稼穑”，发展农桑。箕子认为人类社会应该遵循五行规律，五行规律是人类对人类社会秩序乃至万物秩序、自然规律等深层次问题的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分析，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且阴阳五行观是人类对组成世界基本物质的一次懵懂的粗糙思考，第一次认为万千世界是有五种神秘元素组成的，比起神造万物甚至万物心生的极端唯心主义先进多了。

　　“《洪范》九畴”里还有“敬用五事”，什么意思呢？对人态度要恭谨、严肃，与人说话要和气，观察问题要细致深入，听人说话要多听少说，思考问题要辩证通达，不要钻牛角尖，这样就能成功。这样的标准哪里是“用五事”，分明就是三千年前的曾国藩。做人做事滴水不漏，中国人做人的楷模，当官的楷模。

　　“《洪范》九畴”里还有“农用八政”，涉及衣食住行，司法管理，教育礼仪等等很多方面，彻底奠定了中国三千年来农业立国的思想基础和政策基础，中国过去农业已经发展了几千年，但都停留在自发式的，自耕自种的生产方式上，没有从国家政策上、国家管理上、国家理论上上升到国之根本的高度。

　　“《洪范》九畴”里还有很多内容，它意义之大，称之为“周礼之源”，“法制之源”，“儒家之源”“古代官制之祖”“三纲五常之源”···都不为过，如同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研究内容包括数学、哲学、逻辑学、修辞学、物理学、生物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美学、法学等等一样，“《洪范》九畴”从理论上、政策上甚至舆论上、迷信上，第一次系统性的对新王朝——周朝进行了改造，而不可思议的是新王朝的统治者——周武王，一个一点都不武断的君主，虚心的全盘接受了箕子这位前朝遗臣的思想财富，将新王朝变成了新思想的试验田，周朝能延续八百年，在君权失落之际仍能残喘数百年，不能不说是“《洪范》九畴”的伟大功劳，将“尊王”、“守礼”等融入了所有人的血液中，我们发现，但凡一次伟大的变革，必须首先在思想上、文化上进行变革，文化革命先于武力革命之时，能大大推动革命进程，如***的思想、理论、宣传大大先进于国民党，大大加速了国民党的灭亡，甚至使***几乎濒临绝境的长征结束后，毛泽东自豪的说，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让沿途的老百姓看看国共的不同，知道除了腐败无能残暴的国民政府以外还有别的选择，加大了人民对国民政府的不满，埋下反抗的火种，加速国民党的灭亡。但是中国的思想文化常常是一个好的革命者，但往往不是一个好的统治者，因为思想的陈腐往往跟不上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国的文化流派传承、文化发展往往是在王朝更替之时或之后才福至心灵、大师频出、灵感爆发，才能产生新的先进文化，文化的发展总是跟不上社会的发展，孩子死了奶来了，已经没用了，等文化跟上了，国家灭亡了。箕子的“《洪范》九畴”及其演化出的“周礼”、儒家就是这样，开始还够用，后来落伍了，文化和国家都衰败了，最终兵家、法家战胜了箕子文化、周礼，新文化战胜了旧文化，秦王朝取代了周王朝。

　　在自己学说在新王朝取得巨大成功之际，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箕子这位新王朝的“教父”居然多愁善感起来，想想自己那位侄子商纣王，再看看眼前这位虚心纳谏的周武王，想想列祖列宗百战而来却又一战而失的江山，不禁百感交集，在周都镐京伤心不已，出走朝鲜，武王呢，作了个顺水人情，干脆把朝鲜封给箕子作为封地，而且并不以诸侯臣下来对待箕子，对待朝鲜，朝鲜不同于其它诸侯臣下方国而超然于中国的地位由此确立。

　　当然箕子出走朝鲜，而不是其它地方也是有原因的，殷商先王相士很早以前就曾经对古朝鲜的地区进行过开拓，而且古朝鲜人属于中国远古时代东夷的一个分支，甚至都有着相同或接近的图腾崇拜。鸟图腾崇拜、卵生神话在古朝鲜半岛十分普遍，可不要小看了这些现代看来迷信可笑的部落图腾，即使在那个灿烂的青铜文明时代，人类在自然伟力面前仍然感到很无助，人类对不解现象、未知世界的无知，粗糙蒙昧的君权神授···使人类对神秘莫测的“天”“神”的崇敬甚至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图腾成为人类和“天”“神”沟通的重要纽带，图腾化、符号化的祖先是“天”“神”的后代或者代理人，对于部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有着巨大的作用。那个时代的大一统的王朝概念还很模糊，往往一个大部落、大部族，一个大的部落联盟就是一个强大的政权，所谓黄帝炎帝尧舜禹夏商周等中原王朝几乎都是最先政权化、最强大的部落联盟而已，而其它的小政权、小部落则并未消失，部落、种族及其崇拜的图腾文化仍然有极大的力量。相同的图腾代表着相同的祖先，甚至相同的文化，古朝鲜的东夷族原本就与殷商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箕子要前往古朝鲜地区。《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记载：朝鲜半岛上的许多居民,都自称是来源于中国的“古之亡人”。什么是“古之亡人”？东夷族是蚩尤的部落，殷商遗民则是殷商王朝的后裔，都是“亡国”之人。

　　考古发现

　　朝鲜发现的最早人类遗迹甚至早于五六千年以前，这也成了韩国不认箕子这个祖宗的最有力的证明，认为自己是土生土长的，那再以前呢？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个人认错爹认错祖宗那是历史遗留问题，但是有祖宗却不认就是孝与不孝的道德问题了，当然，今天的中国连自己人都羞做中国人，何况外国人，只听说有人崇洋媚外认日本人、认韩国人、认外国人当祖宗的还没听说过上赶着认中国祖宗的，因为中国这个祖宗实在让人没面子，说出去太丢人，就像很多农村走到城里的文明人、文化人不敢认自己的满脸皱纹满手老茧的农民父母一样，尽管中国这个爹实在不咋地，但是毕竟是韩国他爹，韩国就是出息了，换上马甲，换上西装，整了容，还是中国这个没出息的爹的儿子，现在就让中国这个窝囊爹给韩国儿子讲讲当年是怎么有的它。

　　如果认为一种文明的传递只能通过血缘的方式那就大错特错，比如非洲南方古猿是全世界人的祖先，但是谁能说四大文明是南方古猿遗传下来的？欧洲各国，甚至美国、俄罗斯，无不以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自居，但是他们和罗马帝国有什么关系？他们都是灭亡罗马帝国的蛮族的后裔！但是为何自称起罗马继承者来脸不红心不跳？因为他们的确是罗马文明的继承者，从体制、法律、信仰等等方面处处有罗马的影子，可见，文明财富的继承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的继承财富。文明通过自创或继承的方式首先形成，是国家形成的重要前提，文明继承不在早晚，而在对后世影响的重要程度，蒙恬造笔，蒙恬之前就没有笔吗？不！他对造笔做了很大改进而已；蔡伦造纸，蔡伦之前就没有纸吗？不！他对造纸做了很大改进而已；鲁班被尊为木匠祖师爷，鲁班以前中国人不盖房子吗？不！他对木匠工具做了很大改进而已；甚至比如鉴真和尚，日本人将他视为医药，酿酒等方面的祖先，难道鉴真以前日本人就不看病不喝酒了吗？不！鉴真对这些方面做了很大的改进而已，甚至有些改进未必是鉴真亲自做的，而是他带去的人做的，只是由于那个时代百工之人（手工业者）地位低下，无名可留或由于别的原因才记在鉴真头上；还有文成公主···

　　箕子以前，朝鲜半岛已有人类活动遗址，当然，那些人类也是中国过去的，总不至于是南方古猿像孙悟空一样漂洋过海划船去的，但是这些人类太杂了，甚至连统一的民族概念都说不上，处于蒙昧状态，檀君也罢，东夷也罢，当时还属于蛮夷之地，没有国家概念，只是些原始部落，但是箕子到了朝鲜之后，开始“施八条之约”,将朝鲜建设成了当时有名的“东方君子之国”，在中原“礼崩乐坏”之时，连孔子都羡慕地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箕子到朝鲜时,随从有五千之众，像箕子这样的大思想家周围总是有很多信奉他学说的信众的，何况他还是位身份地位极高、极有社会影响力的名流，跟从者众多也是很正常的，而且他还是一方诸侯，搬家时从封地箕国（今天山西省太谷县）带去大量人口也很正常，如同鉴真东渡一般，箕子带到朝鲜的人才涉及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等多项技艺,可以说对朝鲜社会做了一次全面提升，其深远影响涉及朝鲜的方方面面，使朝鲜从衣着上，体制上，文化上，变成了一个微缩版中国，微缩版殷商王朝。

　　现代朝鲜考古发现证明，古朝鲜的青铜器和墓葬样式与中国商周的青铜器与墓葬样式如出一辙，完全可以证明其文化上的继承性。人们常常把古代青铜器称为“神器”，因为它不仅仅包含着古人虔诚的原始宗教信仰，是人类文明自以为与“神”最接近的时候所制，更重要的是青铜器本身含有的文化，一种含有宗教灵魂、宗教信仰、人类虔诚信仰的文化，青铜器是一种对“神”最真诚、最真实的文化符号。可以说箕子让当时的朝鲜半岛步入了青铜时代，开始有了国家概念、民族概念、文化概念，有了详细科学的社会分工，称箕子为朝鲜的“人文初祖”毫不为过。

　　假如未来人们考古时，挖十米挖出恐龙，挖五米挖出猿人，挖出垃圾是就说明是今天社会留下的，考古是历史的铁证，如果朝鲜出土了和中国周代样式相似的青铜器等文物，而中国又系统的出土了夏商周秦汉的青铜器的话，就可以证明朝鲜是接受的中国周朝文化，如果厚着脸皮说中国夏商周秦汉是继承了朝鲜周代文化的话，那我只能无语了。对于考古证据方面的问题，在刘俊勇《百年来大连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等文中，对中国和朝鲜的文化遗传做了很详细的描述，这里就不多说了。中国的文化是遗传有序、系统性的，如果某个地方，如日本、越南、缅甸甚至广东、云南、西藏的某些习俗、标志性建筑、考古遗迹同中国某朝相似的话，就可说明在某朝时期，中国文化对某地产生了巨大影响。

　　民俗遗存

　　风俗和方言一样，都是研究人类迁徙，文化传播的活化石，如印第安人的很多风俗都和我们中国接近，比如印第安人的羽毛头饰与我国远古的羽衣冠何等相似，说明他们正是中国人迁移过去的，并在后来仍有一部分人迁移了过去，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和当时中国的风俗，比如罗马公主嫁到俄国，将罗马的很多风俗、信仰、文化带到了俄国，研究风俗、衣着是研究文化传播、人类迁移的一条捷径。

　　朝鲜族人民喜穿白衣,这和殷商的风俗有关。《史记·殷本纪》中记载：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说明商代人喜欢尤其官方喜欢、提倡穿白衣服。而朝鲜史书上也记载朝鲜人喜欢穿白衣服，甚至现在也是。

　　朝鲜的丧葬制度也与殷商类似，尤其大量人殉葬更是殷商的特色。箕子虽然是周朝建立后到的朝鲜，但是箕子在朝鲜建立的却是一个以殷商遗臣为主体、为骨干，风俗、传统、行为方式都与殷商类似的古朝鲜王朝，只是政策用的是类周的“洪范九畴”而已，尤其人殉，可以说是殷商遗传下来的一种残忍的劣习。孔子曾发牢骚说人心不古，现在不如以前了，以前咋地咋地好，包括人殉，并恶狠狠的说，谁先用陶俑代替人殉糊弄死者，谁就断子绝孙！！“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个让孔老先生念念不忘的厚道守礼的“古人”就是殷商人。

　　殷商王朝作为亡国者，在中国乃至周围国家留下了很多遗迹，为什么呢？因为周武王灭商灭的是残暴的商纣王和殷商朝廷，而不是人口众多，文化发达的殷商百姓，甚至连纣王的儿子都没杀，那个时代的统治者没有系统性的殖民同化的侵略理念，基本上还是各过各的，周朝发源于西北，殷商主要在中原，武王灭商后就又回西北那边去了，而殷商遗民仍住在河南，除个别不安分总是捣蛋的遭到强制流放迁移之外，绝大部分人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变化，而且那时地处中原的殷商文化甚至比成为新统治者的西北周王朝文化更先进，更让人怀念。

　　可以说，当时的朝鲜是一个以殷商遗臣为主体，沿用殷商风俗，使用周代政策的一个特殊国家，今天作为中国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朝鲜族的祖先和风俗正是来自殷商遗民。今鲜族同胞爱素白，喜整洁，讲礼仪等行为，正是继承自以箕子为代表的殷商遗民。殷商遗民在中国以聚居的形式存在多年，大多极重礼仪，比如春秋时宋、卫二国，便以守礼著称。

　　朝鲜是一个重视礼仪的民族，他们大多文质彬彬，生活井井有条，极有规律，行为有度，比之中国所谓“礼仪文明之邦”，更重礼仪，举手投足有君子风范，即便是乡野山民，比之中国大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更有修养气质，生活安排上条理有序，居所内器物洁净，摆放雅致，远胜中国。现在很多人认为，韩国人“连衣服都穿不好的人，肯定是个蠢货”的观点是在侮辱中国人的不修边幅，的确，光靠光鲜的衣着未必就是聪明人，但是生活条理，衣着整洁绝对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美德、良好的素养和雅致的审美观，而中国人的不修边幅绝对不是“大智若愚”的表现，衣着整洁卫生、家里整齐别致就不能“大智若愚”了吗？

　　箕子学说在中国执行过程中，既会遭到原有文化的抵触，还会在执行过程中遭到中国中下级官僚的阳奉阴违，而且毕竟与新朝存在心里隔阂，最重要的是中国林子太大，鸟太多，教育不过来，反不如当时朝鲜一般是在一张“林子不大鸟不多”的白纸上写字，贯彻的深刻的多，因此朝鲜更具君子遗风，而中国则从未被君子之风从根本上改造过，朝鲜后来虽然出现少数如现在韩国考证学者之类的文化流氓，但是我们也不能以点盖全、一棍子将其全部否定、打死，绝大多数的朝鲜人民行为举止的文明程度还是的确胜过国人的。而且近代韩国被日本影响，被西方影响，被中国糟粕文化影响，出现些许文化流氓实在正常，毕竟我国的文化流氓、无耻之徒数量之众，举世无双，众所周知，比之韩国，简直是大巫见小巫了。

　　朝鲜人多的是谨慎谦卑，少的是张狂，与他们是亡国遗民之后，却又处于一种地位胜过其他称臣强大方国、殷商遗民，似乎是殷商出卖者、前朝背叛者、新朝投靠者的尴尬境地的谦卑心态有关，在不具备中国“识时务者为俊杰”等漂亮借口无数的文化氛围下，比起中国还是很有自羞之心，这种虽然独立于中国，但也要时时看中国的脸色，这种小国心态不谦卑行吗？这种民族心态的形成，与箕子立国时的心境是何其相似？

　　韩国近年来的快速崛起，迅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用奇迹来形容毫不为过，韩国奇迹是怎么发生的？一个民族的成功除了客观的环境之外，内在的素质是最重要的原因，一个民族的素质可以由国民的素质反映出来，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素质、性格等绝对不是用一两个词汇可以概括的，它通常具备一系列优点又同时具备一系列缺点，它虽然抽象却可以量化，绝大多数国民的性格、素质，更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性格、素质，比如中国，总爱给自己脸上贴金说：鲁迅，屈原，岳飞···等能代表中国的民族性格，但是我们必须痛苦的承认，更多的是秦桧、和珅、李刚、“许三多”；“下跪事件”中屈膝跪倒了超过99%的中国人···同样如果简单的因为希特勒、东条英机就说德日粗暴，那就太肤浅了，德日也有很多理性优雅的人，我们从朝鲜民族的行为举止，衣着风貌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有良好秩序感的民族，即使家里贫困，器物摆放也是一丝不苟，洁净异常，对传统服装十分珍爱，穿衣打扮极有秩序感，这是一种融入国民血液的礼节、礼仪、秩序、尊重，这点是我国极缺少的，一个民族服饰上几乎没有自己的任何特色，这可以说是我们汉族在全世界民族之林中可以称第一的地方，少数民族、越南、日本、朝鲜等等东方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服饰，穿着一丝不苟，而中国则是胡人打进来穿胡服，满人进来留辫子，洋人来了留分头···有人曾用一个真实的现象形容了我国的所谓民族风貌：在外国街上看到一个穿着无序的黄种人，人们会说，那是中国人，如果看见一个穿着精致的黄种人，人们会说，那是韩国人或者日本人···

　　韩剧简单，却人人喜爱，风靡全球；韩国人具备很多国人称道的古人淳朴原始道德，行为看似简单，却比我国更有秩序。反观我国呢？倒是“挺复杂”“不简单”，但是讲道德的最缺德，讲文化的最没文化，说起所谓中国文化总是无处不在，却又处处不知所云，酒桌上有酒文化，饭桌上有送礼文化，嫖客更是爱附庸风雅、吟风弄月，而赌棍更是中国人义气的主要载体，说起中国文化，开口闭口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却又不知好在哪里，坏在何处？我们抛开个人情感，心平静气的问问自己，韩国三十年前能造什么？而中国呢？三十年前中国就能制造卫星、核弹、潜艇等等，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而那时韩国有什么？但是经过三十年多年之后，韩国汽车反而横扫中国，时至今日，韩国今天的汽车、钢铁、造船、电子等等行业反而领先中国十几年，国民的生活水准、收入水平、幸福指数等等更是遥遥领先我国。回顾三十年前的韩国人哪里敢说“中国文化，韩国制造”？而今天呢？呵呵，可笑复可怜，可怜复可悲，可悲复可耻，可耻复可恨，可恨复可笑，爱穷开心的国人终于把自己噎住了，笑不出来了。

　　朝鲜民族礼节很严格，平辈之间初次见面时要用敬语，晚辈对长辈说话更是必须用敬语，甚至平辈说话都常用敬语，吃饭时晚辈不能在长辈面前喝酒，若无法回避时，年轻人应举杯背席而饮，年轻人不能在老人面前吸烟，不能借火，更不能和老人对火···比起中国呢？中国所谓“礼仪之邦”，处处有礼仪，拉屎放屁皆有礼仪、皆有文化，遛狗的文明人的狗到处拉屎，不冲皇帝放屁的太监大臣却思谋着害皇帝，满嘴文明的文化人行为反而不如普通人，儿子打老子甚至杀老子，饭桌上别说和长辈对火了，都是长辈给晚辈点烟，长辈没长辈的样子，晚辈没晚辈的样子···中国处处有规矩，但是处处又没规矩，难怪国人说起当代种种坏风气，老像九斤老太一样爱说：人心不古。时髦的、到过国外的人爱说：看人家外国人素质多高。这朝鲜对于中国，是既占了古人遗风，又占了外国月亮，难怪国人“哈韩哈日”，“韩流日流”横扫中国，也就见怪不怪了。

首先，你要明白在汉族当中多数人也是没有字号的，在那个时代有文化的读书人毕竟是少数，取字号的也只是汉族文人士大夫阶层。当时清朝满洲贵族要与汉族官僚交往，而汉族的社交利益非常烦琐，为了在社交场合交往的方便，满洲贵族有很多人取了字号。

但普通满洲旗人兵丁，甚至批甲这些人一般都不取字号，这在众多的满族家谱上都有所体现。因为与汉族士大夫交往的机会不多，没有必要拘泥于烦琐的礼节。

和珅并且能掌握官员的生杀大权，所以刘墉装老，董诰装傻来瞒骗和珅，但是两人仍被和珅一党孤立。就连嘉庆也得小心行动，因为和珅曾在即位初期赠予嘉庆玉如意，所以嘉庆写下《咏玉如意》数首，故意扔给太监小德子。

孝淑睿皇后喜塔腊氏去世，嘉庆亦不能流露感情，七日之内嘉庆每天焚香三回，就连眼泪亦没有流。和珅倒台后，嘉庆写他当时恨不得立刻斩了和珅。和珅权大欺主，所以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于回忆录写：“许多中国人私下称和珅为二皇帝”。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太上皇乾隆驾崩，嘉庆帝令和珅总理丧事；正月十三，嘉庆帝宣布和珅的二十条大罪，下旨抄家，抄得白银八亿两。乾隆年间清廷每年的税收，不过七千万两。和珅所匿藏的财产相等于当时清政府十五年收入。

时人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正月十八，廷议凌迟，不过，固伦和孝公主和刘墉等人建议，和珅虽然罪大恶极，但是毕竟担任过先朝的大臣，应改赐和珅狱中自尽。最后赐和珅在自己家用白绫自杀。其长子丰绅殷德因娶乾隆帝第十女固伦和孝公主，得免连坐。

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进行报复，刘墉向嘉庆帝建言应避免案件扩大化，妥善做好善后事宜。结果，在处死和珅的第二天，嘉庆帝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不大规模地牵连百官，以安朝臣之心。

和珅（1750年5月28日—1799年2月22日），钮祜禄氏，原名善保，字致斋，自号嘉乐堂、十笏园、绿野亭主人，满洲正红旗，清朝中期权臣、商人。

和珅初为官时，精明强干，通过李侍尧案巩固自己的地位。乾隆帝对其宠信有加，并将幼女十公主嫁给和珅长子丰绅殷德，使和珅不仅大权在握，而且成为皇亲国戚。随着权力的成长，他的私欲也日益膨胀，利用职务之便，结党营私，聚敛钱财，打击政敌。

此外，和珅还亲自经营工商业，开设当铺七十五间，设大小银号三百多间，且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广东十三行有商业往来。和珅曾担任和兼任了清王朝中央政府的众多关键要职，封一等忠襄公和官拜文华殿大学士等数十个重要职务。

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帝即下旨将和珅革职下狱。和珅所聚敛的财富，约值八亿两至十一亿两白银，所拥有的黄金和白银加上其他古玩、珍宝，超过了清朝政府十五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乾隆帝死后十五天，嘉庆帝赐和珅自尽，和珅死时年仅49岁。

参考资料：

钱起（约720-约782），唐诗人。字仲文。吴兴（今属浙江）人。天宝进士。历任秘书省校书郎、司勋员外郎、考功郎中、翰林学士等。工诗，与郎士元齐名，时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在“大历十才子”中名气最高。擅长五言诗，赠别应酬之作尤佳，朝廷公卿出牧奉使，皆以有其诗送行为尚。善于写景，诗风清丽。有《钱巧功集》，其中第九卷之《江行无题》一百首，为其孙钱珝所传。

钱镠（852-932），五代时吴越国建立者，公元907-932年在位。字具美（一作巨美），杭州临安人。后梁开平元年封为吴越王。在位期间，曾征发民工，修建钱塘江海塘。又在太湖流域，普造堰闸，以时蓄泄，不畏旱涝，并建立水网圩区的维修制度，有利于这一地区的农业经济。

钱俶（929-988），五代时吴越国君，公元948-978年在位。初名弘俶，字文德，钱镠孙。宋平江南，他出兵策应。入朝，仍为吴越国王。后献所据两浙十三州之地归宋。累受封至邓王。

钱惟演（977-1034），北宋臣、诗人。字希圣，杭州临安（浙江临安）人。吴越王钱俶子。从父归宋，为右屯卫将军。博学能文辞。真宗时，预修《册府元龟》，官至工部尚书。仁宗时，任枢密使，投靠丁谓，排挤寇准，被贬。官终崇胜军节度使。《宋史》言其“敏思清才，著称当时，然急于柄用，阿附希进，遂丧名节”。其文辞清丽，与杨纪、刘筠等唱和，辑为《西昆酬唱集》。著有《家王故事》、《金坡遗事》。

钱易（约978-约1034），北宋文学家。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希白。惟演从弟。年十七举进士，以完卷太速被黜，然由此著文名。咸平进士。景德中再举贤良方正科。真宗封祀，献《宋雅》，命绘《车驾所过图经》。历知制诰，为翰林学士。预校《道藏》。善画，长于山水。行草字亦佳。著《南部新书》、《洞微志》等。

钱乙（约1032-1113），宋儿科医学家。字仲阳，郓州（今山东东平）人，曾任太医丞。所传《小儿药证直诀》，后世颇多采用。另有《伤寒指微论》，已佚。

钱选（约1239-1299），宋末元初画家。字舜举，号玉潭、霅川翁、习嬾翁等，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南宋景定间乡贡进士。擅画人物、花鸟、蔬果和山水，笔致柔劲，着色清丽，自成风格。存世作品有《柴桑翁像》、《浮玉山居》等。

钱德洪（1496-1574），明哲学家。名宽，以字行，改洪甫，号绪山，浙江余姚人。嘉靖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坐论郭勋死罪忤旨下狱，斥为民。既废，遂周游四方，讲良知学三十年，以守仁高第弟子，尤为人所宗。其谓“充塞天地间，只有此知（良知）”。“此知运行，万古有定体，故曰太极”（《会语》）。然其“彻悟不如王畿（《明史》）。另有《平濠记》、《绪山集》。

钱谷（1508-），明画家。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字叔宝，号磬室。从文徵明习诗文书画，得点染水墨之法。擅画山水、人物，兰竹亦佳。晚年闭户读书，借阅手抄，几于充栋，日夜校勘，至老不衰。有《续吴都文粹》、《三国类钞》、《长洲志》等。

钱谦益（1582-1664），明末清初学者。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又号东涧遗老。江苏常熟人。万历进士。授编修。天启中，以名隶东林，遭劾罢官。1628年复起，官至礼部侍郎。1645年，率先迎降南下清兵，任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后以著述自娱。谙悉朝廷典故，尤长于诗，与吴伟业、龚鼎孳并称清初“江左三大家”，著作有《牧斋集》、《初学集》、《有学集》等。

钱肃乐（1606-1648），南明大臣。字希声，虞孙，号止亭。浙鄞县人。崇祯进士。累官刑部员外郎。1645年清军破杭州，宁波诸生董志宁等拥他起兵。鲁王监国，加右副都御史。次年浙闽失陷，漂泊海上，拥鲁王抗清，官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因郑彩擅权跋扈，忧愤吐血而死。

钱澄之（1612-1694），明末清初文学家。初名秉镫，字幼光，又字饮光，后改号田间。桐城（今属安徽）人。历吉安府推事、翰林院编修、知制诰。后辞官还乡。通经学。为学初从邵雍，讲求象数，兼及义理，实以朱熹为宗。能诗文。著有《所知录》、《田间诗学》、《田间易学》、《田间诗集、文集》、《藏山阁诗存、文存》等。

钱曾（1629-1701），清藏书家。字遵王，号也是翁，江苏常熟人。藏书室名“述古堂”和“也是园”。所藏得父钱裔肃与族曾祖钱谦益遗书，以《古今杂剧》最著名。辑《述古堂书目》、《也是园书目》，撰《读书敏求记》。死后，书归泰兴季振宜。

钱大昕（1728-1804），清学者。字晓徵，一字辛楣，号竹汀。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乾隆进士。官至少詹事。治学颇广，于音韵训诂尤多创见。著有《廿二晚考异》、《十驾斋养新录》、《恒言录》、《潜揅堂文集》等。

钱塘（1735-1790），清学者。嘉定（今属上海）人，字学渊，一字禹美，号溉亭。大听侄乾隆进士。任江宁府学教授，刻苦撰述。他早年与大昕共学，工诗，后治经史。精于音韵、文字、律吕、历算之学。著《史记三书释疑》、《淮南子·天文训补注》、《春秋左氏传古义》、《述古编》、《律吕古义》等。

钱沣（1740-1795），清书画家。字东注、约甫，号南园，云南昆明人。乾隆进士。累擢江南道监察御史，劾王亶、总督毕沅贪污徇情。不避权贵和珅，劾其私党山东巡抚国泰赃枉，使其遭诛。擢御史，直军机处，劾和珅。和珅益恶之，凡军机苦役多委沣，积劳感疾卒。善画马，人珍如拱璧。又善书行草。有《南园集》。

钱坫（1744-1806），清书法家。字献之，号十兰、篆秋生，江苏嘉定（属上海）人。乾隆副榜贡生，官乾州州判。精于地理、文字学。工书，尤善篆书，翁方纲叹为神授。工刻印，善画枯树、丛石、兰竹梅。有《说文解字斠诠》、《篆人录》等。

钱大昭（1744-1813），清文字训诂学家。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字晦之，一字竹庐。大昕弟。得兄指授，研习经史，长于考据。嘉庆初，举孝廉方正。治史精于两汉。为学注经以明理为宗，注史以达事为主。著有《尔雅释文补》、《广雅疏证》、《说文统释》、《两汉书辨疑》等。

钱杜（1764-1844），清画家。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初名榆，字叔美，号松壶、壶公、居士。他工诗和书法，擅画山水。从文伯仁入门学习，上承赵令穰，王蒙诸家。其笔墨妍细而生拙；曾作青山绿水，颇有装饰味道；兼精墨梅，亦能画人物、士女、花卉。有《松壶画赘》、《松壶画忆》等。

钱江（约1800-1853），清官吏。浙江长兴人。诸生。林则徐遣戍伊犁时随从出关而知名。咸丰中充雷以諴幕僚。建议创办“厘捐”，于水陆要冲设局卡，过往货物视价值抽税，率千分之一，并征坐贾。以助军饷。后厘捐遂为清廷一大财源。与同僚五人出督劝捐，不从者以兵胁迫，民间视为“五虎”。累褒奖至道员。触怒雷以諴而被杀。

钱松（1818-1860），清篆刻家，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叔盖，号耐青、铁庐，别号未道士、西郭外史。为“西泠八家”之一。曾摹汉印二千方，其所作雄浑淳朴。在“浙派”中，别具面目。他善书，且能画山水。著有《未虚室印谱》。

其他钱姓名人有五代时吴越国王钱倧；北宋大臣钱藻，藏书家钱勰、钱和、钱昱；清大臣钱臻，学者钱林，文字音韵学家钱侗等。近当代钱氏名人有政治家钱瑛，革命家钱壮飞，外交家钱其琛，社会活动家钱昌照，北洋政府官员钱能训，国民党将领钱大钧，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物理学家钱学森、钱临照，力学家钱伟长，化学家钱人元、钱思亮，植物学家钱崇澍，美籍生物学家钱煦，水利专家钱正英，水利工程学家钱宁，儿科学家钱潮，学者钱钟书，金石书画家钱瘦竹，法学家钱端升，经济学家钱俊瑞，历史学家钱穆，金融家钱新之，戏曲史家钱南扬，音乐学家钱仁康，作家钱毅，书画家钱君陶，画家钱松喦，游泳运动员钱红，围棋运动员钱宇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