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建祠堂——徽州宗族宗法的物化表征

徽州由于高台域垒式、丛山环峙的特殊地理自然环境，历史上由北方和各地陆续徒入的众多氏族在“程朱阙里”之地受到朱子理学的充分浸润和熏陶，对封建宗法的重视和强化都不遗余力。自从明代嘉靖十五年夏言奏请乞诏天下臣民可立祠祭祖之后，徽州各宗族即兴起了大建祠堂的祭祖之风。弘治《徽州府志》载当时徽州建有祠堂15座，到嘉靖《徽州府志》卷二一《宫室》中即扩充到有祠堂213座。在明弘治间尚无祠堂记载的徽州祁门县，嘉靖间已载有祠堂31座，到明万历间，祁门的祠堂已是“堂室家有之，不可胜载”了。仅县志就登录了祠堂56座。在徽州被称为“天下汪”的汪姓宗族和程姓宗族，历史上所建的祠堂就有数千座之多。（5）黟县千年古村古筑，孙氏宗族就建有“尚古堂”等30多座祠堂，村中程氏、毕氏、何氏还各建有一座祠堂。（6）

徽州各宗族遍建祠堂，无一不是宗法理念的物化，都是要“著敦本明伦之义，彰敬宗收族之仁”。徽州各宗族都有共识：“治人必先于重祭，亲唯一本，而祭必有祠。”“敦孝必始于推恩，如万物向荣于春，即根生而枝播等百川朝宗于海复汇流而导源。”因此，他们都把“祖庙，祀产，宗谱”视为宗族“敦睦”之要。“宗谱全则敦睦有其据，祖庙整则敦睦有其地，祀产备则敦睦有其资，三者相须不可缺一。”（7）

徽州方氏宗族是汉代由中原徙歙县东乡的古老氏族，方氏宗族为祭其迁徽始祖方储修建真应庙的历史，是徽州宗族兴衰的一个缩影。

东汉永元年间（89—104），因为“歙南柳亭山为黟侯（方储）潜修地，并立庙于柳亭西小山上祀之，历晋、宋、齐、陈、隋、唐五季，”可见徽州方氏祭始祖的祠堂早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就有了，所以人称真应庙可能是徽州最早的“祠堂”。据《歙淳方氏会宗统谱·真应庙》记载：该祠庙北宋端拱元年（988），由其族裔方忠正移建到柳亭山麓，并开始置祀田，招僧人守视，宗政和三年（1114）朝廷特赐庙额“真应”；元代初年族裔方兴重新修整，清复祀产；明代洪武四年（1372），李善长复查天下姓氏，方氏列居首姓，徽州方氏宗族在真应庙祖祠立宗支板图悬挂；明永乐间（1403—1424），族众增置真应庙祀产、庙基地、祀田，还铸庙钟以载；明万历间（1573-1620）真应庙已有祀田80多亩；明弘治十五年（1503），守祠的僧人福清易庙为寺，霸吞祀产，方氏族裔方德师告到府衙，终由知府何歆判归；至弘治十八年（1506），福清又典卖真应庙祀产，方德师复控于县衙，反被系禁，久羁囹圄，官司一直打到京城，“赴阙呈奏”，结果方师德胜诉，断田归庙，福清等坐罪驱逐，这次官司历时两年，化费千余缗；明万历十三年（1586），守祠庙僧真珙和地方恶棍潘礼等又籍故侵吞庙产，方氏族裔方孟林等再上书官方，追回庙产；万历二十四年（1597）又追回强吞祀谷；万历二十六年（1599），又有人和寺僧勾结谋吞真应庙，占造屋产，经族裔方鳌等控告，追回田产。

为了保住方氏宗族祖祠，明万历间徽州方氏宗族改变了招僧守祠的方式，万历三十六年（1606）复庙业，宗内各支派合同轮司祭事，三十七年（1607）方弘静等将徽州方氏十派会同议合同并呈县衙钤印，以保祖永祀。此后，真应庙方氏祖祠经明末、清代漫长岁月的历史风霜，或兴或残。时有复兴、重修、扩充，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遭拆毁、清基，成为历史。

真应庙徽州方氏祖祠修建的兴废历史，只是徽州各宗族兴建众多祠堂的一个典例。正是在这些宗族家庙、统宗祠、宗祠、支祠、家祠的大量兴建中，徽州宗族的祭祀先祖有了一个个实在的空间，其宗法制度有了一个个实施的实体，在徽州宗族各类祠堂中，都无一例外地在寝殿中供奉着按朱熹《家礼》中所规定的先祖的神位，许多祠堂高悬着宗族祠规、族训的粉牌，在各种节日，在这些祠堂中都进行着庄严隆重肃穆的祭祖大典。祠堂，成了徽州宗族祭祀、议事、励学、警诫、执法的重要场所。徽州祠堂大多有祀田、祠产，方氏真应庙就是有丰隆的祀产才得以维持十几个世纪长盛不衰的。徽州宗族为了自身的繁盛发展，将封建宗法在徽州地域社会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还创造性地建起了各类专门祠堂，象歙县棠樾鲍氏宗族专祀孝子的“世孝祠”，专为祀女姓先祖而建的“清懿堂”女祠、黟县西递的“七哲祠”、祁门沥口“贞一堂”边的“庶母祠”。呈坎村中的“ 则内祠”、“一善堂”，绩溪龙川胡氏宗祠边的“特祭祠”。这些特色祠堂的修建，使得徽州宗族文化生态更为丰富多彩。千奇百怪的各类“专祠”的构筑，从建造规模、装饰基调到供奉对象，都进一步生动地诠释着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丰厚蕴涵。至今仍保存在徽州城乡的大量徽州宗祠，透过其五凤门楼高耸、马头墙矗矗的风姿，人们仍可以感受到历史上徽州宗族社会的强烈宗法信息。

广修族谱——徽州宗族宗法的血脉延续

如果说遍建祠堂，组构了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平面空间，那么，广修族谱，则是从历史记忆的角度，纵向构筑了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立体空间。

中国封建宗法重“敬宗睦族”，而敬宗睦族，除建祠堂祭祖外，最重要的就是修族谱。人们把修族谱提到了“一家之有谱，如国之有史”的高度。祖籍徽州的程颐就认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立宗法也”，“宗子法废，后世谱牒尚有遗风；谱牒废，人家不知来处，世无百代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也。”苏洵有言：纂修谱牒是立德、立功、立言“之一端”，“三世不修谱则同小人矣”。朱熹也提出：“谱系者，所以承天而委其命也。” 徽州宗族，不少是中原世家大族，有的甚至是皇室贵胄，阀阅之家，为了延续这种高贵血统，使后人知其根本，维系宗法一脉，徽州各宗族都特别重视宗谱、族谱、家谱的纂修，他们认为：“宗谱者，所以济宗法之穷也”。（8）“从来木有本，水有源，人有祀，其始则一，其继渐蕃，迨至支分派别，势若涣矣，而溯所自始，源源本本，孰非同祖子孙，故惟敬宗者乃能睦族。”（9）要睦族，须敬宗，敬宗就得修纂族谱、宗谱以明所自来。纂修宗谱，不仅是要“同源分流，知终究始，”明白宗族血脉延续，“源清而流自不紊”，而且关系宗法伦理礼义教化。“古人之以礼乐教天下，必自宗法始，夫宗法既明，则伦理以笃，疏戚以辨，上知所本而下知所亲，是故教行而天下多善俗矣。”（10）纂修宗谱作为强化宗法伦理的重要举措，“是道行于家则家齐，行于国则国治，将见礼乐同俗远近成风而古先圣王之道欲复不难矣。”（11）族谱之纂修，“古人笃宗睦族之道不外是矣”、“谱牒既具，族义既坚”，“岁时伏腊必相集，忧喜庆吊必相关，富贵者不以加于人，贫贱者必以相赒恤。”（12）通过族谱的纂修，使宗族族众得到伦理教化，知礼明义，“事亲以孝，事上以敬，固以孝敬修于身”，“他日上天官有一命之寄，又以孝敬事于国，教于民，将见国人皆孝敬而尧舜之道复见于今世矣。”（13）纂修族谱竟也关系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徽州宗族都认为：“斯谱之作岂为虚器？”意义大着哩。“宜明谱系以收宗族之众，然后伦理定，纲常正，不致视如歧路而一本万殊之义具矣。”（14） “国必有史，家可无谱乎？史载一国之事而上下攸分，谱具一家之事而昭穆以别，则史与谱分虽殊而理则一也。”（15）纂修宗族谱牒，记叙宗族祖上的功德和杰出人物，还可以更好地激励族众光大宗族的好传统，促进宗族的兴旺发达。族谱中列入杰出人物“非特昭宗祖既往之成勋，抑亦俾后人兴起感慕而思奋也。”（16）“方氏之先多闻人，其子孙当益进于学，求所以立身修德以光大其门闾，使家声复振，斯谱之传不坠，此则谱外意也。”（17）宗族纂修谱牒，也是当时现实的需要。“修谱法凡有六：一曰老老；二曰贵贵；二曰贤贤；四曰崇节；五曰达才；六曰幼幼。皆本《大易》辨物之旨，推而出之者也。老老则人知孝，贵贵则人知敬，贤贤则人尚德，宗节则人重义，达才则人尽能，幼幼则人恤下。六者备，类族彬彬矣。彼逐末忘本、趋利悖义者，即内而一家且秦越，手足何有于闾里？吾见此乘车彼戴笠，兄长觌而交臂失之者，比比而是。”（18）“世道日汩，风俗曰偷，兄弟有角弓之鸣，父子有反戈之惨，视同堂为秦越，嫉本宗为寇仇，麦饭不陈尊爼，何望伐封赫墓，为世所悲，是故修谱系立祠堂，虽曰敬宗爱亲，亦维风砥流之微意也。”（19）徽州宗族基于对纂修谱牒的这些深刻认识，都不惜工本资财，广修宗谱、家乘，在徽州几乎没有不修谱的宗族，成为徽州地域社会的一大特色。许多大族旺姓，不仅有家谱、族支谱、宗谱，还有统宗谱。有的仅一个宗族的谱牒种类和修纂次数就都十分惊人。象徽州汪氏宗族，支分派别，遍于中国和海外，人称 “天下汪”，其《汪氏统宗谱》和汪氏各种宗谱、支谱、家谱，遍见于一些大图书馆、博物馆和徽州学研究机构。徽州宗族谱牒，由于“歙以山谷为州也，其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经焉，以致故家旧牒多有存焉。”（20）目前上海图书馆收藏中国家谱族谱1200多种，其中徽州宗谱就有约1/3。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资料中心，就收藏有徽州各类宗谱三百多种。这些徽州宗谱，有的简明概括，有的林林总总、宏篇巨制，一部就有四、五十卷，是徽州宗族社会最为详尽的历史记忆，是徽州宗族血脉的强力延续，它在时代深处的强力膊动，借徽州祠堂这一重要舞台，展开了徽州宗族社会的生动画面。

徽州方氏入徙徽州较早，和其它宗族一样，纂修宗族谱牒的历史漫长持久，很有代表性。

据《歙淳方氏会宗统谱》记载，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西晋太康五年（285）正月，新安太守方藏就曾撰成《方氏家谱》；唐贞观六年（633）五月，任司徒的方氏族人方泽投也撰成了方氏族志；宋嘉佑八年（1063）方蒙作方氏《白云源谱》，建炎四年（1130）方愚作方氏《拓源谱》；明洪武间（1308-1398）方宁作方氏《马源罗田谱》；天顺八年（1464）方尚明作方氏续谱；成化四年（1469）方振洵等为方氏宗谱分派订讹，并呈官府准印；此后明至清康熙朝，徽州方氏各支派《敦睦祠谱》、《成性祠谱》、《桂林支派谱》等等不断纂修、增订、续修，其由歙县柳亭山真应庙统率下的方氏十二支派，经不断的族谱纂修、增辑，世系丝联绳贯，各有所据。构成了徽州“四角方”庞大而严密的宗族文字体系。

至此，清乾隆十八年（1754）二月，方氏族裔方善祖等“复集诸宗重加修纂，成乾隆徽州《歙淳方氏会宗统谱》。”这部徽州方氏会宗统谱，“惟以勅建柳亭山真应庙自宋以来每岁分祫之十二派汇而图之，其十二派分迁及向曾入庙会祭者，考其源流，悉合支派足徵分别附录，无徵者不载”。因为一是号称“四角方”的徽州方氏宗族“储公苗裔匪第蔓延于歙淳间者不可指数”、“如莆田、九江、鄞、滁、南湾、严、衢、婺、越、湖、常、池、宣城、皖江，派衍甚多”，遍布海内各地、无法一一会宗；二是由于自宋以来，徽州方氏宗族十二支派“派别支分，各自为谱，统宗会元之法不举，故自储公以下未尝统辑成编。”所以就有了方善祖等发起的《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之修纂。

这部《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从徽州方氏的姓源考、郡望、族属、迁徙情况到宗谱纂修历史、统宗世系，真应庙统率下的方氏十二支派世系，以及方氏宗族的文武科第、功臣、名士、墓志、世家、家传、节孝志等等，用了20卷的篇幅作了全方位的记叙，统谱还对历来各种方氏宗谱纂修作了正误和考证，提出了存疑之点。“斯谱参前代各家旧牒，搜考不厌周详，昔遁曩讹悉以厘定，按时考事，事之差一字之误必稽于国史郡县志诸书及互参诸派族谱以订其是，”很认真地将徽州方氏各支派“统而会之，宁详毋略，宁备毋阙。”（21）该统谱，以方善祖为首的参修者有各派人等63人，分任总修、协修和专门校核者，考证用的历史文献，有《国语》、《史记》、《汉书》等权威典籍44种。《歙淳方氏会宗统谱》共772页，修纂成书之后，不仅郑重地“报徽州府衙，由徽州府衙恩准给印牒刊于谱首，每谱一部赏准印钤印”一颗，而且在成书之日，会同方氏宗族各支派在真应祖庙祭告之后，发散给十二派及各支子姓收掌，并当众即毁其书版，以杜假冒。发放的每一部统谱还逐一编上字号，注明付某派某支收掌名，且上呈县衙钤印，仍合各派领谱诸名挨次总编字号于卷末，规定日后如有印信模糊、号内无名或虽有名而非的支收执者，就可判定“非系假伪即系私鬻”，防伪措施可谓严格，都是为了维护宗族宗法的血脉纯正。为了使族众对族谱有高度的重视，方氏真应庙宗族特别规定：“虑有不肖子孙或奉守不慎而失之，或贪牟货利而鬻之，如此者，众申其罪，追出原谱，仍逐出祠。”（22）

为了维持宗族的血统纯正和宗法的威严，《歙淳方氏会宗统谱》在纂修时制定了严格的原则，那就是“防冒滥”，“非我族类，概摈弗录”。除不能证明是真应祖庙支派的概不收录之外，还规定“异姓承祧，无裨宗祊，徒紊宗脉者已削不录，盖我祖不歆非类，律例亦严”。“乱宗以后更有犯者，其支并削，”即紊乱宗支的连这一支派也一并取消入统谱资格。

和徽州其它宗族纂修族谱时一样，《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也比较注意一个“实”字，要求尽量实事求是，也就是徽州大学者戴震关于修宗谱应反对“蒙冒滥承”的思想。方氏修谱者认为：“谱牒之盛，自魏晋始，时台省以门阀官人，故氏族最重，不独家自为谱，虽太史之掌亦有之。而品其郡望为先后，士大夫耻于族单，每攀援傅会，动相倚重，溯其先世盖自王侯贤圣也。夫自有天地以来生人众矣，岂独王侯圣贤之子弥布天下哉！物趋于所好，亦其势也。谱牒之作毋为其名，为其实而已，尊祖敬宗所以联其族，文武忠孝所以世其家，此其以实胜者也。”（23）《歙淳方氏会宗统谱》既不主张无根据地向“王侯贤圣”攀援傅会，蒙冒倚重，又十分谨慎地记叙了方氏宗族的姓源和远祖的由来，认为“家谱之作，所以谱一族系一姓也，始受氏，详迁徙，俾后世知所由来。若先帝世系已属杳渺，议者谓可不必赘记；第前人既已悉载、传承永久，而开天辟地原有首先始生之一人，生生弗替以传于今，恐略而删之是昧其源而失其本矣，溯本穷源似不可忽，故仍其旧而特列弁诸首，”（24）把方氏得姓的始祖炎帝之孙榆罔之子方雷的“先帝世家” 坚持列入统谱，并依史载，收入了方氏徽州始迁祖方储“方仙翁”的事略。虽然方氏族裔也有人对此“有疑”：“五纪世远而独详其系属、列仙事诞而每载其始终，”对于方雷的“先帝世家”和将方储描述成知过去未来、乘鹤出行的“仙人”有些疑惑，但该谱仍认为自方储以下，徽州方氏宗族的支脉衍繁线索，基本上是明晰可信的。徽州大学者胡适最反对修纂族谱时，大家都尽量往王室帝胄身上靠，都有高贵出身，以为这是一种需要摈弃的“源远流长的迷信”。这种观点，如果从反对无据攀援、蒙冒滥承的角度来说，有其一定的正确性。然而正如赵华富在一篇驳正文章中所说，纂修谱牒，追本溯源，中华民族俱系炎黄子孙，“而开天辟地原有首先始生之一人”，寻所自来，似无可厚非。“谱系者人身之根本也，根本不明则颠倒无据。”（25）关键在于要尊重历史，言之有据，实事求是，不能胡乱攀援。《歙淳方氏会宗统谱》明确主张不随“物趋所好”的时俗，强调修谱“以实胜”，在统会各支派世系时，“风流直溯乎千年，考核必严于一字”，“信必有徵，疑必无质”，逐一列出了本宗各支派修谱时采用史实的存疑之点，坚持“慎故精，精故详，详故实，实故可久，使家有乘而皆慎斯术也。”（26）因此，时人对“方氏家乘”评价“无冒认妄祖之诬，无牵合附会之失，宛然大家之矩度，”觉得这样的纂修规矩是值得肯定的。

徽州宗族纂修宗族谱牒，虽也确有个别“冒认妄祖”“牵合附会” 蒙冒攀援的情况在，但大多都以修国史的慎重态度来修族谱，因此许多徽州宗谱族谱作为该氏族的较为丰实和可靠的历史记忆，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在正史、在府县志中不易找到的宝贵文献，让我们对这个宗族的历史发展有了一个真切的了解，这是一种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深层揭示。《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不仅比较准确地统会了徽州真应庙方储以下十二支派的繁衍发展、迁徙、活动情况，还对徽州方氏宗族对国家对徽州地域社会的贡献作了详尽的历史记录。是一部涉及徽州方氏宗族社会方方面面的详实历史地图。统谱中涉及的程元风、郑玉、方弘静、吴苑等历史人物，都是目前徽州学研究中被关注的重要人物。而统谱中关于隋末在汪华之后，方亮起兵据有睦州，保境安民，归顺唐朝后，李渊诏其持节歙、睦二州诸军事，“保据邑土、识达事机、蚤归朝化”的史实，就是徽州文化中的一段重要历史资料。统谱中关于佘坡支派方有常家族与方腊起兵经过的详实描述，使人们对历史上方腊起义的情况有了一个更真切的了解。统谱中关于“方氏七贤”的记载让人了解了歙南“七贤里方村”的由来。

由遍建祠堂和广修族谱为主要特色的徽州宗族文化生态，随着社会变革的风云变幻，在历史风雨的冲刷中，变化很大。徽州祠堂现存虽还有一定数量，但作为徽州宗族宗法伦理的物化表征，却早已物是人非。徽州祠堂有的已成为学校校址，有的成为生产队屋、粮站或仓库，有的则霉朽塌倒，风雨飘摇，有的则已成为特色旅游的景点。如果说这些徽州祠堂现存，还可以其徽派建筑的艺术价值、徽州宗族社会的认知意义，成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的话，那么，目前留存于世的大量徽州宗谱族谱，作为徽州宗族社会的珍贵历史记忆，尤其应列入徽州文化生态之“非遗”保护项目。现在不少地方新一轮建祠堂、修族谱的热潮正在兴起，海内外华人寻根问祖的潮流也强劲涌动。从开展文化旅游角度，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角度，从发动民间力量共建和谐社会角度，可能我们对建祠堂、修族谱这类民间活动，似不可以“落后的宗族迷信活动”一以概之，似须有新的思维，给予更多的宽容性理解。

鲍灿孝行坊建于明嘉靖初年。牌坊挑檐下的“龙凤板”上镶着“圣旨”两字，横梁正反各有一对浮雕雄狮，显得颇为英武。额题上写着“旌表孝行赠兵部右侍郎鲍灿”12个字。

据《歙县志》记载：牌坊的主人鲍灿读书通达，不求仕进。其母两脚病疽，延医多年无效。鲍灿事母，持续吮吸老母双脚血脓，终至痊愈。他的孝行感动了乡里，经请旨建造此坊。又因为他教育子孙有方，被皇帝“荣封三代”，并特地为其祖父立坊。由于鲍灿的曾孙鲍象贤是工部尚书，所以皇帝赠鲍灿“兵部左侍郎”衔。

据说，棠樾的孝子特别多，甚至可以说鲍氏家族是靠“孝”繁衍壮大起来的。这与历代帝王都把“孝道”当做修身齐家治国的根本思想分不开。

徽商指的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成商人集团的总称。

古代商帮很多都是家族式经营，所以就只稍微列举一些代表。

1、程十万

徽商程承津、程承海兄弟合称。

程承津、程承海为宋初时祁门善和乡人，因经商至富。

乡人号为“程十万”，每称津为“十万大公”，海为“十万二公”，言其家资以万计也。

（《祁门善和程氏谱·足征录·书四府君派后》）。

他们是徽州早期拥有巨资的商人

2、祝确

祝确亦是承蒙祖业。

当时有“祝半州”之称。

不过最著名的是，他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的外祖父。

3、马曰琯

清代著名盐商、藏书家。

祁门人。

从小侨居扬州，经营盐业，为清代前期扬州徽商的代表人物之一。

个人很有诗才，与他弟弟马曰璐合称“扬州二马”。

为人慷慨，曾捐资开掘扬州沟渠，筑渔亭孔道等。

四库全书馆设立之时，他儿子捐书达到776种，为全国私人献书之冠。

他应该算是徽州儒商代表了，《清史稿·文苑传》有马曰琯传，足证他的文名确为当时所重。

4、鲍漱芳

清代歙县富竭乡棠樾村人。

棠樾鲍氏家族世代经商，在两淮官商中具有较大影响。

之所以说他，是他比较有政治头脑，1803年在川、楚、陕三省的最后平乱中，他组织富商们捐输军饷有功，被任命为盐运使，成为握有两淮盐业大权的显要人物。

整个嘉庆一朝，鲍漱芳多次捐款为朝廷济困。

而在嘉庆、道光年间，徽商整体已逐渐走向衰落了。

5、胡光墉

字雪岩。

清代绩溪人。

他应该算是人们最熟悉的徽商了，一生跌宕起伏，白手起家，最终在贫困中离世。

集官商一身，御赐黄马褂，被誉为“红顶商人”，依仗左宗棠及其湘军得势，协助左创办福州船政局，在杭州的创办“胡庆余堂国药号”，与北京“同仁堂”一起平分中国药业秋色，成为驰名中外的中药老店铺。

由钱庄伙计一跃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

他构筑了以钱庄、当铺为依托的金融网，开了药店、丝栈，既与洋人做生意也与洋人打商战。

胡雪岩一生，是非功过褒贬不一，但是无可否认，他确实是中国商界的一个传奇。

6、程霖生

现代著名民族资本家。

歙县人。

他继承父业后在上海发展，数年以后，资金累积达白银6000万两，成为上海滩上屈指可数的巨商，时称“地皮大王”。

是徽商在没落之时的崛起人物

7、张小泉

明末清初著名制剪工匠。

黟县人。

明崇祯年间，张小泉带领儿子前往杭州开设“张大隆”剪刀铺，并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嵌钢制剪技术、产品很快畅销全国，后为防假冒，以“张小泉”作为店名。

“张小泉”剪刀在乾隆年间被列为贡品，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二等奖，新中国三次全国评比均获第一名。

现在“张小泉”剪刀好像还在生产。

当之无愧的老字号。

茶商

（1）吴荣寿 歙县人。

吴荣寿童年时就随父学习茶叶经营，以精通制茶工艺和善于鉴别毛茶著称。

接管家业后，大胆创新，创办许多茶号，并以重金聘婺源制茶名家汪汉梁为总管，在选料与配方上融婺、歙两家为一体，制成了色、香、味焕然一新的“抽芯珍眉”和“ ”等茶，在上海夺得绿茶评比魁首。

成为徽州现代第一大茶商。

（2）胡沇源 老字号“胡源泰”的开创者

墨商

徽州墨业四大名家：曹素功（“天下之墨推歙州，歙州之墨推曹氏”。

康熙御赐“紫玉光”）汪近圣 王节庵 胡开文（擅长药墨，被称为“药墨华佗”，以八宝五胆药墨著称）

此外，如对于芜湖浆染业有重大贡献的阮弼，徽州工业创始人胡练九都曾是名动一时的徽商。

棠樾村这里是一个古老的村落，自宋元以来已经绵延了800余年。该村的大姓鲍氏，他们的本源来自晋咸和年间的新安太守鲍弘。

棠樾鲍氏是一个以“孝悌”为核心、严格奉行封建礼教、倡导儒家伦理道德的家族。为此，在棠樾牌坊群内的牌坊共7座，明代的3座，清代的4座。

慈孝里坊是为旌表元末处士鲍余岩、鲍寿逊父子而建，是皇帝新批“御制”的。

据史书记载，元代歙县守将李达率部叛乱，烧杀掳掠。棠樾鲍氏父子被乱军所获，并要两人杀一，请他们决定谁死谁生。孰料，鲍氏父子争死，以求他生，感天动地，连乱军也不忍下刀。

后来，明朝建立后，朝廷为旌表他们，赐建此坊。在此坊的横匾上镌刻“御制慈孝里”几个大字。

后来，明永乐皇帝听说此事后，还曾为鲍氏父子题诗：“父遭盗缚迫凶危，生死存亡在一时鲍家父母全仁孝，留取声名照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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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尽的《大佛潘氏》

《大佛潘氏宗谱》，又作《大阜潘氏宗谱》，“佛”、“阜”同音，在家谱中此二字常互用，没有一统，故这二个谱名互见。大佛潘氏，有二个流派，一在安徽的歙县，一在江苏的苏州。支有异而源同，二地修谱，也是大佛和大阜相迭出现。新安之潘，自毕公高子季孙公食采于潘，遂以为氏，世居荥阳。其后宦游闽中，寓闽三山。至唐僖宗时，有名（讳逢时，谱为一世祖）公者为歙州刺史，值巢扰乱，因即治之篁墩家焉。子万一公，徙于寒山，及鲁孙瑫公（三世，谱名大震，讳瑫）始迁大佛，则今潘氏卜居之所自也。

而苏州之潘氏，即自歙县大佛迁来，潘景郑先生在《著砚楼读书记》中有《大阜潘氏支谱》一文，说：“吾族系出新安，世居歙之大阜村，清初，吾十世祖筠友公始卜居吴中。九世祖其蔚公，由杭州府邑庠生候选主事，家居不仕，多行隐德，传到吾高祖芝轩公始显达。嘉庆、道光间，迁吴族指渐繁，遂有支谱之辑，至咸丰三年，刊成初谱，综其事者，为从曾伯祖西圃公。至同治八年，重加修辑，仍由西圃公主之，是为第二刻。自是循二十年一修之规，至光绪十三年从伯祖辛芝公续为修订，越光绪三十三年，从兄轶仲又事增修，即此本也。余生于是岁，而谱内已不及列入，先君子嘉公手录于世系表上。至民国十五年续修，即为最后一本矣。此书为第四次修辑之本，眉端犹有先人遗笔，迭更丧乱，行笈携随，未至散失。旧修各本，二十年前悉以罗致，壹皆弆藏家乡。比岁旅食沪上，不暇顾及故居，家中长物悉被论斤称担，荡然无存。此书之成，与余齐年，环顾沧桑，冉冉将老，缅怀终岁饥驱，焉能长护斯籍耶？残岁检笈得之，亟捐藏合众图书馆，俾异日犹可踪迹焉。癸未小除夕记。”

知迁吴者，自潘景郑先生的十世祖筠友公始。筠友公，谱名仲兰，明末经商往来吴中，卜居南濠，后迁黄鹂坊桥，在《大阜潘氏支谱》中为二十四世，父孟信（二十三世），子景隆、景文（二十五世），无论是吴谱还是徽谱，世辈均同。我所得第一部为《新安大佛潘氏宗谱》，又作《新安歙南大佛潘氏重修宗谱》，是民国十四年据清顺治八年刻本用木活字本排版重印，敦本堂六卷六册。是谱是安徽商人在2007年11月21日带到宁波地摊出售，我一老友看到后即与我联系并帮我代购，又以2000元的价入我手中，查谱卷四第三十四叶，有“廿四世仲兰：孟信公次子，字谷馨，娶漳潭张氏，子二，（景）隆、（景）文；女二，长适章歧汪，次适径口王。侧室倪氏。生万历己酉，配生万历。为人慷慨敦义，经营盐业，拓振家声，瞻窘急而完人夫妇，赎鬻卖而嫁人子女，乐输金以襄宗谱，诚族党之铮铮者。长子景隆，字汉先，业儒，娶张氏；次子景文。”民国十五年吴县《大阜潘氏支谱》记载中“廿四世仲兰”在下面多了“筠友公”三字，而父孟信及子景隆、景文均同，确为同一人无疑。可知这位潘仲兰，就是苏州“贵潘”的发韧之祖，他次子景文的后裔，实在是不简单：

潘宗洛，字书原，号巢云，别号垠谷，康熙二十七年进士，官至偏沅巡抚，三掌文衡，皆称精鉴。在湖南时，出入苗界，群苗底定，政绩甚著。工诗文，著有《中丞集》四卷。

 潘亦隽，字守愚，号榕皋，又号水云漫士，乾隆己丑科进士，工行楷篆隶，善画山水，画兰尤得天趣。卒年九十有一，著有《说文蠡笺》、《三松堂诗文集》、《水云词》等行于世。

 潘亦藻，字思质，号畏堂，乾隆甲辰科进士，官刑部主事、刑部郎中。

潘世恩，字槐堂，号芝轩，乾隆五十八年癸丑科状元，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侍读学士加太傅。子孙科第踵武，极人爵之荣。卒谥“文恭”，著有《思补堂集》。

 潘世璜，字黼堂，世恩弟，乾隆六十（1795）年探花。

 潘曾莹，字申甫，别字星斋，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工诗文辞，亦善书画，尤长于史学。有《赐锦堂经进文稿》、《小鸥波馆文钞》、《小鸥波馆诗钞》、《小鸥波馆补钞》、《小鸥波馆词钞》、《鹦鹉帘栊词》、《题画诗》、《画识》、《画品》、《画寄》、《墨缘小录》等文章传世。

 潘祖荫，字伯寅，号郑盦。幼好学，涉猎百家，喜收藏，储金石甚富。咸丰二年壬子恩科探花，任侍讲、侍读学士。卒谥“文勤”。著有《滂喜斋藏书记》、《功顺堂丛书》等行于世。

潘承弼，字良甫，号景郑，幼习经，长而学词曲并有造诣，后随曲学大师吴梅游，再从国学大师章太炎研讨国学。建国后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图书馆研究员。

状元、探花连绵不断，“贵潘”之贵令人惊喜莫名，没想到的是，这一部《大佛潘氏宗谱》，在带在我惊喜的同时，也是我大把大把花钱的开始。2008年1月26日去金华，会见中国家谱网的总裁江源先生，在他们的藏馆中，看到了一册顺治八年的刻本《大佛潘氏重修宗谱》，是谱不分卷，只剩一册世系，顺手一翻，就看到了孟信、景文父子的世系，即议价商购。江总本就是家谱收藏家，又创办了中国家谱网，自是十分为难。好在他所藏是以数码光盘为主，对于原件还不算是十分看重，又碍于情面，也无法拒绝，只好开了个三千元的价格。清顺治朝是明清政权交替之时，社会动荡不安，今存世的家谱中，这一时期的极少，但毕竟是册残本，再三商议后，以对折即1500元的价购下。此册内每一叶中逢均盖有“新安歙南大佛潘氏宗谱”章，我所藏的民国本，即是据此刻本翻印，在仲兰世系中，重印本每字均连在一起，中无空缺。而在此原本中虽每字均同，但中有空白，则字义通之多矣：“孟信公次子，字谷馨，娶漳潭张氏，子二，（景）隆、（景）文；女二，长适章歧汪 ，次适径口王。侧室倪氏。生万历己酉 ，配生万历 。为人慷慨敦义，经营盐业，拓振家声，瞻窘急而完人夫妇，赎鬻卖而嫁人子女，乐输金以襄宗谱，诚族党之铮铮者。”可见原本胜于后印也，惜为残本。但毕竟顺治谱难得，几乎胜过明版，虽残也是珍品。

《大佛潘氏》的事情远不止此。自从三八节到过徽州，之后歙县老谭又来联系，说有一部《棠樾鲍氏宗谱》，是清晚的钞本，还有一部五十二册的光绪木活字本《仙源杜氏宗谱》，连箱都到了他的手上，约我去看。自然又得找个双休日过去，就选在了清明后一天的4月5日星期六。还没下高速，歙县的老徐电话来了，上一次去徽州，他正好去了千岛湖，没能碰上。他来电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他手上有部康熙刻本《曹村曹氏》一厚册。电话来得及时，瞌睡碰上枕头，正好。下高速后先到了他的家中，曹氏谱没能看中，却看到了几册手抄的《大阜潘氏宗谱》。

谱共五册，均为光绪间所抄，其中一册特厚，中有衬纸，老徐示价2000元，另外四册各500元一册，亦为2000元，共4000元。我仔细查看，一册书衣上标为“三仲公支”，为世系；一册失去书衣，亦为世系；一册书衣上未书任何文字，却是谱序、凡例、文诗钞、志铭传序、跋等内容，实为首册；一册为卷二十六，所录全为志铭传序；余下那一册特厚的，亦为世系，不过前有谱序一篇，落款为“光绪十七年岁次辛卯季冬月三十二世孙潞龄谨撰”。世系自二十六世始，翻几叶，即看到“廷护公派兆鼎公支”，有二十六世兆鼎，为“景文公长子，字敷九，浙江钱塘县岁贡生，处州府松阳县教谕，迁苏州，详载松鳞庄支谱”；后一叶为“廷护公派兆臣公支”，有二十六世兆臣，为“景文公次子，嗣景隆公后，字舜邻，浙江钱塘县岁贡生，候选训导，貤赠文林郎，直隶怀来县知县，晋赠奉直大夫顺天府苏州知州，生于康熙……”，比之他的兄长兆鼎，世系详细得多。不过，“贵潘”是兆鼎之后。

我惊奇于老徐为何要价如此之高，老徐振振有词，说这是潘潞龄亲笔所写，是县志有记载的人物，自然是名人手稿，这个价还是老朋友的情面在。呜呼，凡事就怕这样，再三商价，老徐一口咬死，就是降不下来，弄得我是半点脾气也没有了，想缘分没到，多说也是无益，打算撤退，以后找机会再说，已到了这个价位，旁落他们之手的概率很小。恰在此时，来了一位做书画生意的商人，是老徐的熟客。老徐本想打他的牌子，再抬我的价，可这位朋友随手翻了翻，说，送我也不要，随后就走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给老徐留半点情面。就他这一句大不敬的话，却让老徐给我便宜了一千元，以3000元成交。这要放在以前，一千都不会要，现在，哼哼。这位叫潘潞龄的老先生，除了吉林大学因为有二册他于清光绪十七年纂辑的《大阜潘氏族谱》钞本提到过他外，其它地方都没“百度”到，可让鄙人着实多花了许多不该花的白花花的银子。

这五册红格钞本，版心有印成的“大阜潘氏宗谱”，下为“敦本堂藏”，毛装，字体倒也精美，银子的肉痛还好只在一时。从老徐家出来，抖擞精神，再到老谭家，拿了《棠樾鲍氏宗谱》和《仙源杜氏宗谱》，这二部谱价不高也不低，但也算难得，要知棠樾鲍氏碑坊那可是大大有名，心情好了不少。

《大阜潘氏族谱》的故事还得发展，就是前几天的4月12日，从老徐家拿到这几册抄本还不到一个星期，邻市的老符从合肥回来后跟我联系，说手上有一些谱。过去，他家的桌上竟然也有几册手抄的《大阜潘氏族谱》，看得我差一点跌倒。阿弥陀佛，难道《大阜潘氏族谱》跟我较上劲了？

这一次的《大阜潘氏族谱》，有四册开本比老徐家拿来的略大些，也是红格，版心也有印成的“大阜潘氏宗谱”和“敦本堂藏”字样，也是毛装，但都是世系。字体甚劣，非同一人所抄是显而易见的，问价，老符是我的老主顾，仁义，只要了七百。在把其它的一些谱都一一成交后，老符又拿出了一册《潘氏支谱》送我。这一册却是刻本，版心下刻“松鳞庄藏”四字，前为世系，后为志铭传述和墓图，也是一册残本。但世系中有潘兆鼎的后裔，二十八世宗周，三十世潘世恩，三十一世曾莹、曾绶，三十二世祖同、祖荫等辈均在，“志铭传述”中各有详传。

适合“松鳞庄藏”和“潘氏支谱”著录元素的，《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有咸丰四年松麟庄刻本《大佛潘氏支谱》二十四卷首一卷、同治八年潘氏松麟庄刻本《大阜潘氏支谱》二十四卷首一卷、光绪十三年松麟庄刻本《大阜潘氏支谱》二十四卷首一卷等几种，我手上的这册残本虽没有分卷，但应该是出于这几部中的其中之一，是修纂刻印于苏州，再由族人带回到歙县的。

大佛潘氏清初徙入苏州后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至乾嘉以后成为苏州势力最为煊赫的科第世家，而那些留在大阜以及后来由苏州迁回故里的潘氏族人，虽分居徽、苏两地，但还是往来不断，互有影响。在苏州的《大阜潘氏族谱》中，有一篇潘锺瑞写的《歙行日记》，就是光绪年间叙其回家展墓的经过，其中这样记载：“（光绪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傍晚叔陶叔遵鎔来，说苏州话，盖自幼在苏，去年归乡与棣园叔同住。二十五日，德夫弟来，亦能苏话”。在歙县的顺治本中，有篇《谱终纪事》这样说：“尔时綋兄远在苏门，数百里外……凡四阅月，綋兄始得归而相与图终焉”。可见自始至终没有断过联系，不过由于徽苏两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差异，两地家族的发展结果有霄壤之别，留在大佛的日渐式微，生活困窘。以至于传世的《大佛潘氏宗谱》，自顺治后，只到清晚才有潘潞龄先生来续修，而且还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连梓行都成了问题。

本来以为《大佛潘氏宗谱》的故事到此可以告一段落，没想到最近接到徽州方向传来的消息，又有一部民国年间的《大佛潘氏宗谱》活字本出现，全本有十二册之多，要价二万，令我咋舌，但一番相思之苦，大概又是免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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