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版雕印的自著《板桥集》，堪称艺术珍品。 监刻本 监刻本亦简称监本，指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国子监，亦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朝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经》全部刻完，前后历时21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经典释文》，刻板印行。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景德二年(1005)，距建国仅40余年，经、传、正义皆经过校勘，刻板印行。所集书籍版片10万余块。到北宋末年，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版。如《七经正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书，都是由杭州镂版进呈。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正史外，还以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镂版颁行。如《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属秘书监，不属国子监，故无监本之称。明代南京、北京都设有国子监，刻书数量甚多。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对于历代国子监所刻的书，均可著录为各时代的国子监刻本。 经厂本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经等。经厂设掌司4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4名。据极不完全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内府刻本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很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役，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廷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廷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能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藩府刻本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270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行省。 殿本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协作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在清末的文化事业上，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在版本著录上则分别具体称为某书局刻本。 聚珍本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套印本 套印本指数种颜色套印的书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在一块雕好的版片上刷上不同颜色敷印，所以称为敷彩印法。此法起于何时，很难详考。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江陵(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其经文及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中的灵芝等，均用朱色刷印，注文用墨色刷印。表明14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敷彩印刷的作品，而且迄今仍流存于世。 在套色印刷的启发、推动下，将这种技术继续深化，施于版画，恒版印刷技术出现了。“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块木板，犹如饾饤，故称饾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这样印出的作品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在饾版技术兴起的同时，拱花技法也出现了。“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压印，令纸面拱起花纹，使翎毛、山水凸现在纸面上，看去更富立体感，更具真实性。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所有上述这些套印出来的书，都可称为套印本。且几色套印，就称几色套印本。惟朱墨两色套印，国家图书馆习惯上著录为“套印本”，其他各方面的人习惯上多称为“朱墨套印本”。 百衲本 百衲本，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义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王隐《晋书》说“董威辇于市，得残缯辄为衣，号曰百衲衣”。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唐济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蔡君谟《画锦堂记》说“每字作一纸，裁截布列，连成碑形，谓之百衲碑”。足见“百衲”具有杂拼之义。故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而成的书本，也就名为“百衲本”了。 书帕本 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官员朋友之间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当时将这种书就称为“书帕本”。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证《金台纪闻》评论元、明刻书优劣说：“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饩廪，余则刻书。工程浩大者，则数处合力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明洪武初年，将此项学租皆收归国子学，故县学、书院缺乏余资，刻书已不精审。隆庆、万历间，承嘉靖余风，皆喜刻书。但大率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删削，以之馈遗当道官员，附之一帕，故有一书一帕之称，是为书帕本。”可见书帕本是明代例行官样礼品，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 巾箱本 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箧。《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晋葛洪《西京杂记》后序说：“洪家遭火，书籍殆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齐·衡阳王均》说他“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南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均)手写《五经》置巾箱中。”可见无论是手写本书，还是刻印本书，只要是开本较小，于随身携带的巾箱小箧中能够装下，就都可以称为巾箱本。在实践上，与袖珍本概念极难区分。 袖珍本 袖珍本亦指开本较小，便于随身携带的书本。其取义，盖因其开本极小，可藏于怀袖中携带。清代内府刻书集中在武英殿进行。历年雕印经、史所用版片极多，这当中有不少裁截下来的小块木料或版片。“高宗以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解材，不令遗弃，仿古人巾箱之式，刻袖珍版书。”后世将当时遵照高宗旨意，于乾隆三十年(1765)用零材短板刻成的小版框小开本的《古香斋十种》，就称为袖珍本。直到今天，对小开本书仍常以袖珍名之。 初刻本 凡第一次镌刻的书均可称为初刻本。 重刻本 重刻本是相对于原刻本而言的。凡确知一书是重刻于某本，方可称为重刻本。然其情况复杂，与初刻本相关，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运用重刻本的概念。且重刻与翻刻(覆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同，也可以不同。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它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它是否为翻刻。 翻刻本 翻刻本也称覆刻本。 影刻本 影刻本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逐叶覆纸，将原底本的边栏界行、版口鱼尾、行款字数等，毫不改变地照样描摹或双勾下来，然后将描摹好的书叶逐一上版镌雕。这样雕印出来的书，因为版样是影摹下来的，对于那个原底本来说，就称为影刻本。影刻本书多发生在影刻宋元本书上。因为宋元本书传至明末清初，已属罕见。为了保存传本，流布久远，便常常采用这种影刻的办法。由于它能保持原底本的风貌，故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 重修本 重修本也称为修补本或修补版。古书版片由于多用梨、枣等硬木，故可流传使用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其间由于屡经刷印或遭受其他灾害，又很容易造成版片的缺损，所以再要进行刷印时，对其中缺损的版片就得重新加以修补。用这种修补过的旧版片刷印的书，在版本著录中就称为“×朝××年××人刻×朝××年重修本”。经过修补的版片，因为时代、刻工、技术的不同，呈现出来的版框、版心及字体风格等，与未经修补的就不尽相同，甚至墨色也显得不同。所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重修本运用在家乘、地志等书时，要特别注意其另外的含义。中国地志之书浩如烟海。每换一任或几任地方官，就常常重修一次该地的方志，载入风土民情、山川地理、物产资源、名胜古迹、建置沿革、地亩四至、先贤仕宦、历朝贡举等新内容，以便掌握该地情况，实施封建管理。但有时因初修不久，有时因财力不敷，没有必要或没有能力另纂新志时，也常常修补旧志版片，或在旧版片的相应内容下增刻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别著录：只是修补旧版重新刷印的，应著录“×朝××年刻××年重修本”；若是在旧版本相应内容下增刻了新的内容，就得著录为“×朝××年刻××年增修本”。在著录志书重修本和增修本时，还要特别注意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这是极易发生混乱的地方。就是在版本著录为“重修”或“增修”的两种情况下，其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都只能是原来纂修的时代。若是志书书名前已明确冠有“重修”字样，则这里的重修决非重新修补版片之义，而是此志已经重新纂修之义。 递修本 凡一书版片经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修补而重新刷印出来的书本，均可称为×朝××年刻×朝××年递修本。这种递修重印的古书在现存的中国古籍中为数还不少。有名的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六经正义》，多数到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曾两次递修重印过。又如南宋绍兴年间蜀中眉山地区所刻的《眉山七史》，其版片元代以后递有修补。明洪武年间版片移入南京国子监，一直到正德、嘉靖、万历时，还曾修补重印。到清代顺、康、雍、乾时，这套版片还存贮于江南布政使司衙门库中，嘉庆时才毁于火。明南京国子监刻的《玉海》，其版片自正德、嘉靖以后即屡经递修。万历十六年(1588)赵用贤、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振玉、乾隆三年(1738)熊木，都曾修补重印。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递修本。 朱蓝印本 朱蓝印本，是指古代书版雕完，在正式刷印之前常要试印，以检查是否有错字和着墨是否均匀，以便进行修整。这时使用的颜色常用红或蓝色，目的在于醒目，便于发现版面上的问题。此种试印的书，红颜色者，就称××刻朱印本；蓝颜色者就称××刻蓝印本。这种印本因为是新版初试，字画清晰，刀法剔透，初印精美，加上印数少，传世罕，历为版本家和藏书家所看重。 四库底本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卷帙浩繁的大丛书，共收3507种，79337卷。在开馆纂修前及整个纂修过程中，广征天下遗书，故从全国各地进献的图籍数以万计。书到北京，全都送到翰林院点收，加盖翰林院关防，以备选用。有人将这些都称为四库底本，这是不对的。确切的概念，四库底本指的是被《四库全书》收入而作为誊抄底本的那些书，而不是指进过翰林院，钤有翰林院关防，实际却未被《四库全书》录入的书。

11月30日，国家图书馆发布公告，已通过“中华古籍资源库”累计发布各类古籍资源总量达10万部/件，包括馆藏善本古籍、普通古籍、甲骨、敦煌文献、碑帖拓片、西夏文献、赵城金藏、地方志、家谱、年画、老照片等，以及馆外、海外征集古籍资源，读者无需登录即可访问阅览。

其中，“数字古籍”数据库通过全彩影像数字化和缩微胶卷转化影像方式建设，发布国家图书馆藏善本古籍和普通古籍，从2016年9月28日起陆续上线，目前已发布馆藏古籍2万余部；“数字方志”数据库中的地方志文献为我国所特有，也是国家图书馆独具特色的馆藏之一，所存文献数量与品质很高，该数据库以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文献建设，目前发布馆藏方志资源6528种。

在“中华古籍资源库”主页面，读者可使用高级检索，各子库组合检索，还可选择书名、著者、索书号等精确和组合检索。通过点击检索结果中的题名，可进入全文阅览界面；点击需要阅读的册次，可阅览整册全文影像。同时，使用页面各种阅览工具，可实现页面切换、放大阅览等功能。

教务老师了解到，读者可通过多种形式进入“中华古籍资源库”，包括登录国家图书馆主页，点击“中华古籍资源库”进入主检索界面，或在“特色资源”栏目中点击“数字古籍”等各子库；或在国家图书馆主页面，选择“资源”选项，点击“古籍”， 进入古籍资源列表，点击“中华古籍资源库”，进入检索主页面。

文/北青-北京头条教务老师 张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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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族谱集成》，由张海瀛、武新立、林万青主编，16开双栏影印精装、外加锦盒函套包装，首批100册，收录李王张刘陈五姓族谱共93种。开篇收录了明代凌迪知的《万姓通谱》。《中华族谱集成》是一部列为国家古籍规划项目的填补空白的大型史籍，由巴蜀书社于1995年限量印制、编号发行。其中收录张姓族谱21种，编为20册。兹将各册所收录的张氏族谱，介绍如下：

第一册，收录明嘉靖《张氏统宗世谱》21卷，张宪、张阳辉主修，明嘉靖十四年（1535）刻本，原装10册。

第二册，收录清光绪《旌阳张氏通修宗谱》上中下三卷，上卷又分之一、之二；中卷又分之一、之二、之三；下卷又分之一、之二、之三、之四。张庆彬等修，光绪二十六年（1900）永思堂刻本，原装二十册。

第三、四、五、及第六册的前半部，收录民国《锡山张氏通谱》四十二卷，张轶欧、张鉴等修，民国十二年（1923）锡山宗祠寿康堂铅印本，共七十四册。

第六册的后半部，收录清光绪《张氏通谱》八卷，清道光《定阳张氏族谱》四卷。

第七册，收录清光绪《清河张氏宗谱》、民国《清河世系》及《清河张氏支谱》三种。

第八册，收录清光绪《清河家乘》、乾隆《清河张氏宗谱》两种。

第九册、第十册以及第十一册的前半部，收录清乾隆《甲道张氏宗谱》四十二卷续二卷，张图南、张元泮等修。乾隆四十七年（1782）刻本。

第十一册的后半部，收录清道光《京江张氏家乘》十六卷，张九征初修，张永清、张永泓续修，清道光五年（1825）敬思堂刻本，共十二册。

第十二册，收录清宣统《韦庄张氏宗谱》十八卷首二卷，张坤照主修，宣统三年（1911）承德堂刻本，原装二十四册。

第十三册和第十四册的前半部分，收录民国《横峰张氏宗谱》二十八卷，张宗铎等修，民国四年（1915）笃亲堂铅印本，原装二十八册。

第十四册后半部分，收录清光绪《姚江历山张氏宗谱》八卷十二集，张谦、张震祥等修，光绪十年（1884）敦伦堂刻本，分装十二册。

第十五册至第十六册之前部，收录民国《姚江三墙门张氏宗谱》二十八卷，张振鹭等修，民国五年（1916）树德堂铅印本，分装二十八册。

第十六册之后部，收录民国《鹤颈漕张氏宗谱》十六卷，张道生等修，民国五年（1916）追远堂铅印本，原装十二册。

第十七册，收录清光绪《张氏六修族谱》二十一卷，张秉铨、张谷南等修，光绪二十三（1897）冠英堂刻本，分装二十一册。

第十八册，收录清同治《张氏宗谱》和民国《续修张氏族谱》两种。

第十九册，收录民国《中湘十亩丘张氏五修支谱》二十四卷末一卷，张万遂等修，民国二年（1913）大忍堂刻本，原装二十册。

第二十册，收录民国《花桥张氏四修族谱》二十卷，张效良等修，民国十七年（1928）孝友堂铅印本，原装二十册。 王氏第一册，收录明嘉靖《新安琅琊王氏统宗世谱》十卷首一卷、清同治《太原王杨氏支谱》首一卷至九卷。

王氏第二册，接前册收录《太原王杨氏支谱》第十卷至二十五卷及末一卷。

王氏第三册，收录清道光《王氏家谱》六卷、清嘉庆《洪洞薄村十甲王氏族谱》二十七卷首末各一卷、清乾隆《王氏族谱》二十卷。

王氏第四册，收录明天启《王谢世家谱》六册、民国《牛皋岭下王氏宗谱》第一至第十二册。

王氏第五册，除收录《牛皋岭下王氏宗谱》第十三至二十六册外，还收录了清宣统《黄县太原王氏族谱》。

王氏第六册，收录清光绪《高仓王氏族谱》十卷、清道光《开闽忠懿王氏族谱》不分卷。

王氏第七册，收录清光绪《廷政王氏宗谱》十四卷首一卷，清王庆洪等修，光绪十九年（1893年）昆陵西宅刻本，原装二十七册。

王氏第八册，收录民国《暨阳梓里王氏宗谱》八卷、清宣统《凤林王氏宗谱》九卷。

王氏第九册至十三册，收录清光绪《王氏三沙全谱》不分卷，清王钟、王承烈、王锡骥等编修，光绪五年（1879年）三槐堂铅印本，原装一二二册。

王氏第十四至十五册，收录民国《润东苦竹王氏族谱》三十二卷，民国初王振泽等修，民国二年（1913年）宗德堂铅印本，原装三十二册。

王氏第十六册及第十七册前部，收录清宣统题名《太原家谱》实为《洞庭王氏家谱》二十八卷首末各一卷，清末王熙桂、叶耀元等修，宣统三年（1911年）铅印本，原装三十册。

王氏第十七册后半部，收录民国《晋陵夹城王氏五修宗谱》八卷，民国王家璞、黄绮等同修，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继序堂刻本，原装六册。

王氏第十八册，收录民国《双杉王氏支谱》二十卷，民国王申农等修，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孝睦堂铅印本，原装十六册。

王氏第十九册及二十册前部，收录清光绪《留田王氏五修族谱》三十四卷，清王序畲、王序敏等修，光绪六年（1880年）刻本，原装三十四册。

王氏第二十册之后半部，收录民国《王氏宗谱》七卷首三卷，民国王家宾等修，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三槐堂刻本，原装十册。 李氏第一册，第二册及第三册前半部收录《陇西李氏四修族谱（家乘）》二十五卷，首四卷。民国李树声、李承庆等修，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原装三十八册，四〇四六页。

李氏第三册后半部收录《竹马馆东李氏宗谱》十一卷，附唐簿一本。民国李然等修，民国九年（一九一八年）如在堂刻本。原装十三册，一四二七页。

李氏第四册收录《三桥李氏宗谱》二十卷首末各一卷，民国胡德坊、蔡和铿等修。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崇礼堂刻本，原装十册，一七〇三页。

李氏第五册、李氏第六册及李氏第七册前半部，收录《锡山李氏世谱》五卷，首一卷，清李廷荣等修，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雍穆堂铅印本，原装四十八册，四七二一页。

李氏第七册下半部及李氏第八册收录《开沙李氏宗谱》三十卷首末各一卷，民国李锡纯等修，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介祉堂刻本，原装三十六册，二五四四页。

李氏第九册，李氏第十册上半部收录《三江李氏宗谱》十七卷，首末各一卷。清李惠等修，道光十年（一八三〇年）刻本，原装二十册，二〇七四页。

李氏第十册下半部收录《李文庄公家乘》四十六卷首一卷，清代李萼荣等修，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刻本，原装十六册，一六七五页。

李氏第十一册、李氏第十二册收录《义门美溪李氏宗谱（家乘）》一〇五卷，首一卷，末三卷。民国李平阶、李廷植等修，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二年）百田堂合刻本，原装二十八册，三〇五〇页。

李氏第十二册下半部收录《高密李氏家谱》四卷首一卷。清李锡符等修，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石印本，原装六册，五六八页。

李氏第十三册及李氏第十四册前半部收录《李氏宗谱》三十四卷，首末各一卷，清李魁元、李同镜等修。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衍庆堂刻本，原装三十一册，三二一三页。

李氏第十四册下半部收录《慈峰李氏宗谱》十四卷，首一卷。清李应果等修，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年）世美堂刻本，原装八册，八二〇页。

李氏第十五册上半部收录《合肥李氏五修宗谱》二十二卷，民国李经方、李国松等修。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铅印本，原装十二册，一一四二页。

李氏第十五册下半部及第十六册上半部收录《馆田李氏宗谱》二十四卷首一卷，清李嘉宾，李志洙等修，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刻本，原装二十六册，二四三四页。

李氏第十六册下半部收录《杞县李氏宗谱》（不分卷），民国李家顺、李家铎等修，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石刻本，原装四册，二一一页。

李氏第十七册、李氏第十八册收录《龙船港李氏五修族谱》三十四卷，清李秉人、李齐荫等修，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西平堂刻本，原装三十三册，三四八一页。

李氏第十九册及李氏第二十册上半部收录《邵东李氏三修族谱》十八卷，首一卷，末三卷。清佚名修（原谱序后修谱人落款为「阖族裔孙」），宣统三年敦睦堂刻本，原装二十二册，二九七〇页。

李氏第二十册下半部收录《额塘李氏家谱》八卷，民国李永远、李永鸿等修。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敦睦堂刻本。原装八册，五四〇页。 第一册

《起霞刘氏宗谱》十卷首末各一卷/（清）刘秉桢等修，——光绪三十年（1904）叙伦堂铅印本，——原装八册，——共750页。

洪洞《刘氏宗谱》二十卷首一卷/（清）刘殿凤等修，——光绪二十七年（1901）刻本，——原装十六册，一一共1147页。

第二册

《刘氏宗谱》二十四卷/（清）刘锦球等重修，——同治十三年（1874）敦睦堂铅印本，——原装二十八册（第十九卷上，未修），——共1900页。

第三册

《蓉湖柳荡刘氏宗谱》二十二卷首一卷/（清）刘国生等修，——光绪三十一年（1905）守三堂铅印本，——原装二十二册，——共2267页。

第四册

江苏江阴《刘氏宗谱》二十卷首末各一卷/（清）刘敦安等修，——光绪三十四年（1908）树德堂铅印本，——原装二十二册，——共1586页。

第五册

浙江馀姚《馀姚开原刘氏宗谱五编》十四卷首末各一卷/（清）刘黻廷等修——宣统二年（1910）敦睦堂铅印本，——原装十四册，——共1617页。

第六册

彭城《宛旌礼村刘氏世谱》（又名《彭城刘氏宛旌村世谱》）二十九卷/（清）刘笑山、刘仙洲等修，——光绪三十年（1904）铅印本，——原装十二册，——共1833页。

第七册

《浦城刘氏族谱》十二卷首一卷/（民国）刘焕尧主修，——民国五年（1916）刻本，——原装十六册，——共1654页。

第八册

湖北仙桃《刘氏宗潜》二十九卷首—卷/刘中善主修，刘以孝总纂，——民国十四年（1925）藜阁堂铅印本，——原装二十八册，——共2298页。

第九册

《湘潭桥头刘氏三修族谱》十二卷首一卷/（清）刘民彝等修，——光绪二十九年（1903）亲亲堂刻本，原装十二册，——共991页。

第十册

湖南湘潭《中湘升廷山刘氏三修族谱》十六卷/（清）刘训濂、刘训芝等修．——光绪二十一年（1895）天禄堂刻本，——原装十五册，——共1272页。

第十一册

湖南宁乡《沩宁刘氏族谱》二十一卷/（清）刘润化等主修，一一光绪十三年（1887）序伦堂刻本，——原装二十一册，——共2157页。

第十二册

湖南醴陵《醴西玉堂刘氏四修族谱》二十四卷/（民国）刘世范、刘德璜等修，——民国五年（1916）授经堂刻本。——原装二十册，一一共1759页。

第十三册

湖南湘乡《白石刘氏四修族谮》十四卷/（民国）刘春池等修，——民国十四年（1925）藜阁堂刻本，一一原装十册，——共1016页。

湖南湘乡《三舍刘氏六修家谱》三十四卷首一卷/（清）刘氏合族修，——光绪三十一年（1905）刻本，——原装二十二册，——共2232页。

第十四册

河北沧州《沧州刘氏家谱》三卷，首一卷/（清）刘玉策修，——乾隆三十二年（1767）刻本。——共237页。

第十五、六册

湖南邵阳《邵陵刘氏家谱》五卷首一卷/（民国）刘春蓉、刘春沾等修，——民国二十五年（1936）藜照堂刻本。——原装三十册。——共7480页。

第十七册

江苏溧阳《中梅刘氏续修家乘》十六卷/（民围）刘兴开、刘昌明修，——民国二十九年（1940）道胜堂刻本。——原装十八册，——共1318页。

《湘潭刘氏四修族谱》（亦称《中湘石潭刘氏四修族谱》）十五卷，——前册收录第一至六卷/（民国）刘懿德、刘绍基等修，——民国三十六年（1947）怡怡堂刻本，——原装十五册，——共1092页。

第十八册

《湘乡城江刘氏续修族谱》二十卷/（民国）刘国安主修．——民国六年（1917）彭城堂刻本。——原装十九册．——共1523页。 第一册——《毗陵双桂里陈氏宗谱》页数：1077

第二册——《剡北陈氏家谱》页数：889

第三册——《石城陈氏族谱（上）》页数：901

第四册——《石城陈氏族谱（下）》页数：849

第五册——《锡山陈氏宗谱》页数：790

第六册——《续修陈氏君实公支谱》页数：941

第七册——《流璜陈氏宗谱》页数：917

第八册——《桂阳泗州寨陈氏续修宗谱（上）》页数：914

第九册——《桂阳泗州寨陈氏续修宗谱（中）》页数：761

第一○册——《桂阳泗州寨陈氏续修宗谱（下）》页数：803

第一一册——《务阳陈氏族谱》页数：962

第一二册——《中湘陈氏族谱》页数：995

第一三册——《白汑陈氏六修族谱》页数：879

第一四册——《义门陈氏十三修宗谱（1）》页数：910

第一五册——《义门陈氏十三修宗谱（2）》页数：837

第一六册——《义门陈氏十三修宗谱（3）》页数：831

第十七册——《义门陈氏十三修宗谱（4）》页数：836

第十八册——《义门陈氏十三修宗谱（5）》页数：766

第十九册——《义门陈氏十三修宗谱（6）》页数：961

第二○册——《桂城陈氏族谱》页数：775

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三个由西方人提出的哲学终极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或许回家翻翻家谱，就可获得一些解答。近年来，一股民间修谱热在武汉兴起。昨天，刚刚花了120万元修完家谱的蒋先生拿到家谱后，激动地说，终于有了一本属于蒋家人的教子秘方。

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武汉出现了几家专门修家谱的公司。有的公司称拥有高科技软件，采用“互联网+”为顾客修谱。武汉化工区某修谱公司负责人刘威说，公司刚刚创立时，就有专门的团队为顾客修谱，但从前期收集材料、排版到后期校对等，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在购买了100多个姓氏家谱的数据库后，大大提高了原始资料的搜集效率。

记者来到武汉市图书馆古籍阅览室，看到桌上正放着多部家谱。工作人员说，这里已收藏了132部家谱，以湖北省内的家族为主。“来古籍室的市民，八成以上是为了看家谱。”工作人员说，家谱区域是古籍阅览室最“火”区域。市图书馆在不断搜集家谱，也欢迎市民捐赠，近十年期间，增加了30本左右，种类也变化较大，过去的线装书几乎见不到了，都变成了非常精美的现代书样子，竖排字也变成了横排字，家谱的风格愈发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市图书馆也欢迎市民捐赠家谱。

工作人员介绍，来这里看家谱的市民，有的是为了修自家家谱寻找线索和资料，有的是“零起步”，不知道怎么修家谱，来这里参考一下模板。汉阳的一位刘先生，将一本年久失修的珍贵家谱捐赠到这里来，请求古籍室帮忙修复并保存，并希望能为其他刘氏子孙提供修家谱的资料。一些市民捐家谱，是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找到失散的亲戚。

国家图书馆古籍资源的类型包括国家图书馆藏善本和普通古籍、甲骨、敦煌文献、碑帖拓片、西夏文献、赵城金藏、地方志、家谱、年画、老照片等。

我国的古籍：

1、《永乐大典》——百科类

《永乐大典》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占卜、戏剧、工艺、农艺等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知识财富。《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称中国明代类书《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已经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2、《四库全书》——百科类

《四库全书》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包括了我国几千年来的重要文化典籍，作为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呈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

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源头和血脉。

3、《梦溪笔谈》——科学类

《梦溪笔谈》就是一部涉及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本书由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撰，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门类学科。

我国古籍的价值：

1、文献价值。古书籍所描述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旧抄本、古本、初刻本、精刻本以及各类活学本等版本的价值较高。

3、艺术价值。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印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写刻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短版、拱花、版画等。

4、学术价值。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录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年代久远，流传又稀少，如宋刊元椠存世不多，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文物考古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