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相刚

公元二千年，余父业已供销社退休、赋闲在家，常与族伯显富饮茶叙谈。时族兄相文初提续谱之议，父与族伯以此议甚好：“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树高千丈，落叶归根，　中国素有“盛世修谱”之传统。“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家谱不仅是历史遗产的重要组成，且在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多个方面皆有研究价值，遂向本村王氏各支倡修谱之事、筹修谱之资。

时余而立之年，尚忙于事事，无暇及此。十六年后，偶与兄相虎谈及家谱之事、又垂询父亲，始知家谱始成三本：余父、显富、相文各执一本。

今阅家谱，感慨良多，始觉先辈修谱之切切，当为吾辈后世之楷模。揽十二世祖阶之《祖茔方向》与《祖茔地界》，始知先人陵寝之阔、守茔之责；读先祖幼新、君兴、淳撰《家谱序》，知家谱如江汉之有源、树木之有本，本立而道生之理。读先祖谨、信、庚龄之《家谱序》，知先祖续谱考究之严谨。读先祖居敬《家谱序》始知先祖“祖之名号失传、宗族之源莫遡”之忧和张公艺、陈冱洲九世同居之乐，先祖拳拳之心昭昭可鉴。读先祖德水《失谱序》始知家谱辗转流传之不易及先人负疚之心。读先祖宸阶之《修祖茔记》，始知祖茔乃世世发祥之地、祖宗之形魄所寄，修茔是为“礼”。以及谱牒不序，渐至少凌长、卑犯尊、视骨肉如途人之忧。先祖廷琛之《重修家谱序》引证考究、记述详尽，先祖之惮精竭虑修谱之责，跃然纸上。

一本家谱，即一部家族的发展史，沧海桑田、时世变迁可略见一斑；一本家谱，即一部家族发展的教育史，藉以了解文化礼仪、昭示后人遵照践行；一本家谱，即一部家族兴旺的文化史，可从中领略先祖之睿思哲语、精妙文笔、书法情趣。惜古时先祖之墨宝难以留存以供后世观瞻，此余观家谱之所憾事之一。加之古今语言差异、文字繁简演化不衔接、手工抄写有缪误和古今书写习惯差异，致使难以广泛流传。《新谱前言》由吾父廷极起草，采用白话文形式记修谱之事，策划人为二十一世孙显富、廷极；修谱组长显富、廷极；成员为相文、禄极、显昌、显其、元富、恭富六人。二十世孙允贵定居内蒙古，抗日战争期间立下不朽功勋，建国后任乌苏等三县县委书记、县长和第一副师长之职，闻修谱之事，率先捐寄三佰元；族伯显富捐壹佰五十元；吾父廷极捐壹佰元；相文捐伍拾元；显其捐拾伍元；元富捐拾元资金。吾父廷极草拟《新谱前言》后，吟于修谱小组成员，数次修改后定稿，由族兄相文书写。今日读来，仍感有不通顺之处及其中时间歧义，于是改为“抗日战争时期、建国前、建国后”三种称乎，初文中所记人物以十六年前所载为准，未行增补，只是个别用词稍改。特此记之，此为记一。

名讳中丰厚的文化气息，可为吾辈效仿。家谱所载二世祖名讳“思孔”，可见始祖对后人教育期盼之殷；三世祖兆鹏兆麟，其中一字为“好仁”，记载不详，吾以为为先祖兆鹏之字讳，《说文》解“鹏”，亦古文凤。“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见《庄子·逍遥游》。至五世为五祖，愚以为“天叙”为先祖“整”之字讳。先人名与字联系密不可分，“整”，有秩序，“敍”，次第也；清戴名世《恭纪睿赐慈额序》：“今东宫所赐，慈教二言，举凡天秩、天敍、人纲、人纪，先王之至德要道，皆包含囊括其中”。由此可见，先人名讳中沉积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吾辈后人取名不可草率，要学先祖；且不可冒犯先祖之名讳，此亦为叙谱之意义之一也。至六世亦有五祖，其一祖名为“辶”+“丸”字，遍查古今字典无果。吾疑为“迅”字久传误写，应取自《论语》中的“迅雷风烈”。十四世祖“垲”，音“慨”，查之不易，应取自《左传》中山垲垲以“赤页”兮，日萧条而无色。其中“赤页”是一字，今无见也，亦不知其读音，只能揣摩其义而知一二也。

先祖名讳之雅令后辈唏嘘不已。遍观家谱，对所载不详也有疑惑之处，今记之，以期他人相机比对而后校之。例如：十九世祖青田嗣子柏年和蓝田子柏年是否为一人？二十世又现柽年更名修年，柽年何出？家谱无记，吾疑为祖蓝田子柏年与柽年为一人也。观吾家谱，吾父尚有一疑，为：吾曾祖父贵麟谱记为贵田，而先祖环生子三，二子贵麟，与吾曾祖可为一人？续谱时族兄相文也有疑问？吾遍查家谱嗣子之事，多为亲兄弟过继，情同手足、同气连枝，吾曾祖贵麟与彼贵麟为两支且在五服上，相去甚远，是为其一。其二，吾十八世祖玘配氏育有四子，贵田为老大，何必嗣子？其三，曾祖曾以“三义成”之名号开过酒铺做生意，曾名振一方，讳字贵麟乃做生意所需而更名，应是家谱未补记而已。其四，先祖环生贵麟并无出嗣记载，仅重名耳。写至此吾释然，父亦释然。重名者家谱中并不鲜见。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嗣子与出嗣之风渐无，王家人丁兴旺，老死不相往来者不在少数。二十一世后，重名者如：相德、军、伟、磊……重名者很多，鲜见出嗣和嗣子之说，如有重名之惑，如谨慎辨之无不解。此为记二。今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之吾辈，因国家计生的政策调控，生男生女已无异样。吾以为家谱之传以子居住地固定便于记载只记丁男而已。从现代遗传学而言，男女结合，子代体貌性格来自父方母方的各占半，女子亦可传家，诚望后世之人在续家谱时详细记载丁女去向，以全家谱，消除重男轻女思想。出嗣与嗣子已成为历史，谱记丁男亦记丁女。此为记三。

修谱可以：明辨世系，尊祖敬宗；教化子孙，传承文明；凝聚族人，和谐社会；血肉联情，承前启后。家谱序言，前人之述备矣；谨记斯言，以备后人考也。

公元二零一六年夏月二十二世孙   相刚   谨撰

辽宁省内有沈阳和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内两处满族清皇室后裔聚居地，他们的先人都是清皇室，受清廷派遣从北京迁来为祖先守陵，其后代繁衍生息至今。调查组所调查的新宾满族自治县内的腰站村满族清皇室后裔聚居地就是这样形成的，是辽宁东部满族发祥地里唯一的清皇室后裔聚居地。腰站村在行政建制上具有悠久历史，曾经先后隶属于战国时的辽东郡、西汉时的玄菟郡、三国时的魏国、唐朝的南苏郡、金代的东京路、元代的沈阳路、明代的建州右卫管辖。努尔哈赤在新宾建立后金政权以后又归后金管辖。但腰站村真正载人史册是在清王朝入关以后。肇姓事迹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清皇族旁支爱新觉罗·阿塔受命回兴京任永陵副尉。他携带十三个儿子中的七个儿子离京赴任，一路风尘仆仆，晓行夜宿，走到腰站地方，见这里山清水秀，土地肥沃，觉得这里确实是个好地方，便对家人说：“这个地方很好，我们要占!”儿子们也附合说：“要占!要占!”于是，这里从此便被称作了“腰站”(这是腰站村村名来历三种说法之一，也是肇姓村民最认可的说法)。阿塔遂将其六个儿子及其家小留在腰站，只带第十二子巴图赴永陵上任。阿塔的六个儿子在腰站村繁衍生息至今，由是逐渐形成了今日以肇氏满族为主的腰站村。阿塔当年留在腰站村的六个儿子居住分布是：留格居街里，察馨居街前，尹登居西北山根下，察库丹居西头后街，哲尔恳居东边，赛必图居后台子。肇姓历史意义阿塔姓爱新觉罗，是努尔哈赤三祖父(即努尔哈赤祖父的三弟)索长阿之孙龙锡的次子，生于明崇祯六年(后金天聪七年，公元1632年)，隶满洲右翼镶蓝旗，由副理事官历任，康熙七年升山西巡抚，康熙八年降为四品官，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九月授永陵副尉，康熙三十年(1691)年)六月授永陵总尉，七年后因年老解职，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卒，年85岁，生子十三，其中六人留居于腰站村，成为今天腰站村爱新觉罗肇氏的六大支派。举例阿塔及腰站六大支与努儿哈赤的共同祖先是猛哥帖木儿(也写作“猛特穆”、“孟特穆，)。猛哥帖木儿是明朝时建州左卫指挥使，其后代索长阿和觉昌安，即分别是努尔哈赤的三祖父和祖父，因此腰站爱新觉罗氏与努尔哈赤同出于建州左卫女真。从亲属关系上来说。索长阿是努尔哈赤的三祖父，再从索长阿到阿塔为第五代，阿塔与清朝第一个人关的皇帝福临属同一辈，是康熙皇帝玄烨的叔叔辈。为此，清顺治五年(1648年)追尊猛哥帖木儿为“肇祖原皇帝”，其孙福满为“兴祖直皇帝”，福满之四子觉昌安(努尔哈赤的祖父)为“景祖翼皇帝”，觉昌安之子塔克世(努尔哈赤的父亲)为“显祖宣皇帝”。“肇、兴、景、显”四祖埋在永陵，索长阿和福满第五子包郎阿埋在永陵陵宫墙外东北山底之下。“肇”、兴”二祖是腰站村爱新觉罗及努尔哈赤的共同直系祖先。因之，腰站肇氏家族供奉在“祖宗板”上的五位祖先是：肇、兴、景、显及努尔哈赤。为了确立爱新觉罗家族至高无上的地位，清王朝规定：以显祖宣皇帝本支为宗室，伯叔兄弟之支为觉罗，宗室束金黄带，觉罗系红带。腰站爱新觉罗氏属于皇室旁系子孙，其名号称为“觉罗”，系红腰带，所以有“腰站红带子”之称。据村中老人说，在清王朝覆亡之前，腰站村肇氏人家每生一个男孩，便要到盛京(沈阳)领一条红带子。腰站村的习惯是，红带子陪伴肇氏男子终生，生时受到朝廷赏赐，但死时必须带进棺材，因此红带子留存于世的极少。肇姓对现代影响时至今日，腰站村肇氏人家红带子的拥有者几乎都已去世，红带子也随同他们一起进了棺木人了土，据村民说，曾经有一位名叫肇毓山的老人家中存留有一条红带子，是当年朝廷赐给其祖父的，在其祖父去世时，忙乱中忘却了将红带子放人棺木，于是这条腰站村唯一的红带子就由肇毓山的父亲往下传。据见过这条红带子的人描述说，红带子系用蚕丝手工织就，长约五尺，一柞宽(一说为长约两米、一寸宽)，暗红色，两端拴有长穗，精美别致。肇毓山老人在世时，红带子是其家一份很重要的珍藏，盘在包袱里，藏在老柜内，轻易不给人看。按照清朝给予觉罗的待遇，腰站村的肇姓男子出生后除得到红带子外，每年享有二十四两白银的俸禄。据腰站村肇姓老年人回忆，白银一直领到民国初年。

　　“沈万三”本名沈富，字仲荣。其父，乃自湖州路乌程县南浔镇徙居平江路长洲县东蔡村的沈祐。“沈万三”之弟名沈贵，字仲华，又号“沈万四”。沈贵二子：长沈德昌；次沈汉杰，生於延祐七年，卒於洪武四年。汉杰徙居平江路长洲县之北周庄，二子：长沈玠，次沈琼。沈玠三子：长沈海；次沈广；再次沈京华。沈贵次子一支裔绪，见叙于刘三吾《坦斋集》卷下〈沈汉杰墓志铭〉：“［沈］汉杰之先，吴兴人，家南浔。其大父祐，始徙今姑苏长洲之东蔡村，因家焉。二子：长讳富，字仲荣，即万三公。次讳贵，字仲华，即万四公。仲华二子：德昌其长，汉杰其次。汉杰复善相土之宜，徙家西之北周庄。沈万三，元末明初人。俗称万三。万三者，万户之中三秀，所以又称三秀，作为巨富的别号。万三是对他的一种社会称呼，他本名富，字仲荣，是元末明初江南第一富家，也是全国首富。如果大家到过古镇周庄，在您对古称秀色称赞不一的时候，或许您没有想到，周庄就是因为有了沈万三，才成为江南著名的古镇的，不但是周庄受惠于他，南京城的建城，沈万三还有一半的功劳，因为是富可比国的他因为朱元璋的眼红而被逼出资与明朝共同建成了南京城的。他经商与发财过程中在周庄、苏州、南京、云南都留下了足迹，但沈万三始终把周庄作为他立业之地；“万三住宅在蔫西北半里许，即东庄地及银子浜、仓库、园亭与住宅互相联络”（《周年镇志》卷二）。

　　元代末年，吴兴（今浙江湖州）南浔镇沈家漾，有一户姓沈的殷实人家，

　　沈万三

　　谁知突然遭水灾，妻子染瘟疫而死。沈祐用一条渔船载起四个儿子，连夜逃到距南浔百里外的周庄镇。老大老二不幸夭折，只留下沈富和沈贵。有一次，老三沈富竟不辞而别，几天毫无音讯。当大家找不到他，他却兴冲冲回来了。说是到苏州城里去玩了，阊门那里做生意的人既能赚钱，又能到处玩，太有意思了。

　　躬耕起家

　　起初沈家在周庄耕种的是一片低洼地，只出产芦苇和茅草。但他们勤于耕作，使之成了产量颇高的熟地。　周庄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灌溉方便，历来是种植粮食和油菜，种桑养蚕的好地方。沈万三随父亲来到这里，主要也是依靠发展农业生产，“躬耕起家”，随即“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以致“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周庄八景之一“东庄积雪”，描绘的正是沈氏庄园当年的景色。东庄有着许多巨大的粮仓，每年都储藏着无以计数的粮食。

　　陆氏赠财

　　元代苏州富室陆德源富甲江左，很欣赏沈万三的聪明才智和经商信用，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也看破了红尘。手里的巨额财产假如不传给别人，一旦时局动荡，反而会酿成祸害。于是全部赠送给沈万三，自己去澄湖边的开云馆当了道士，直到寿终。　沈万三得到了陆德源的这笔巨资，如虎添翼。

　　出海通番

　　沈万三一方面继续开辟田宅，另一方面把“东走沪渎，南通浙境”，水路交通发达的周庄，作为商品贸易和流通的基地，把内地的丝绸、瓷器、粮食和手工艺品等运往海外，又将海外的珠宝、象牙、犀角、香料和药材运到中国，开始了“竞以求富为务”的对外贸易活动，很快使自己成为江南第一豪富，创造了令世人难以想象的奇迹。

　　神盆聚宝

　　民间传说，沈万三有一只聚宝盆，放进一支金钗，能取出一大把金钗；放进一只银元宝，就能取出一盆银元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才能富甲天下。

　　沈万三

　　在南京，他为朱元璋修筑城墙以及有关设施，还修筑了廊庑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所耗费的钱财不计其数。今天南京的玄武湖公园，便是他当年的后花园旧址。奢侈的宴饮和富丽的服饰，更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他的一把玛瑙酒壶质地通明，类似水晶。中间有葡萄一株如墨点，称为月下葡萄，据说可以换取“嘉兴一郡盐钞”。

天姓为中国百家姓之一，相传是黄帝之相天老的后裔。天姓虽古老，分布也较广泛，但是稀少，属于稀有姓氏之一。目前天姓人主要分布在河南卫辉、汤阴、巩县、浙江上虞、余姚、广东顺德、四川中江、安徽淮南、台湾高雄、河北乐亭、香河、江西宁都等地，其他地方也偶见此姓。

天姓介绍

北齐高祖又曾聚集儒生讨论儒家经典，众人论辩经义，十分热烈。石动筩最后到场，问一个在场的博士官：“先生，天姓什么？”博士答道：“天姓高。”动筩说：“皇上姓高，天必姓高，你这是因袭前人的说法，算不上新义。经书上自有天姓，先生可以引用儒经之文，不须借用旧说。”博士问：“不知哪部经书上讲过天姓？”动筩道：“看来先生全不读经，连《孝经》也未见过。天本来姓‘也’。先生难道没见到《孝经》上说：‘父子之道，天性也。’这岂不是天的姓？”

——旧题隋·侯白《启颜录》

天姓姓氏渊源

中国百家姓之一，相传黄帝之相天老的后裔。亦见《姓苑》。

天姓郡望介绍

“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

秦汉以后，随着家族的繁衍迁徙，姓氏原有的以血缘论亲疏的文化内涵逐渐淡化，而以家族地望明贵贱的内涵成了姓氏文化最为突出的特点。地望，即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每郡显贵的家族，意思是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并以此而别于其他的同姓族人。历代的姓氏书中，其中有一类是以论地望为主（如唐代柳芳的《氏族论》和南朝刘孝标的《世说新语》）。《百家姓》刻本，也往往在每个姓氏前面注明了“郡望”。如魏晋至隋唐在我国北方形成的“四大郡望”：范阳（今北京至河北省保定一带）卢氏，清河（今河北省清河一带）崔氏，荥阳（今河南省郑州一带）郑氏，太原（今山西省太原一带）王氏。“郡”是由春秋战国到秦代几百年间逐渐形成的地方行政区划。春秋时，秦、晋、楚等国有边地设县，后逐渐在内地推行。春秋末年以后，各国开始在边地设郡，面积较县为大。战国地在郡下设县，逐渐形成县统于郡的两级行政区划制。秦统一中国后，分全国为36郡，后增加到40多郡，郡下设县。郡、县长官均由中央政府任免，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权组织的一部分。汉至隋唐继承了秦代的郡县制，但是具体的郡县划分有所不同。隋唐时代，往往州、郡的名称能相互代用，但大多数时期称“州”不称“郡”。到了宋代，“郡”的行政区划已经作废。但“郡望”作为专指某些地域某一名门望族的习惯用语，却保留下来。并与门阀制度紧密相连，在封建社会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沿用不衰。

所谓门阀，亦即门第阀阅，指封建社会世代显贵，影响大，权威高的姓族家门。这些所谓“高门大姓”一般地说由家族人物的地位、权威和声望自然造成，一旦形成则显赫无比，十分威严，并世代传承。有时官方尚作明确规定，宣称某称为望族大姓，甚至具体划分姓族等级，确定门阀序列，各姓族权益的地位不等，这就是所谓的门阀制度。门阀制度始于西汉，汉代刘氏皇族引经据典，论证其为帝尧之后，是高贵的血统，声称他们天生是要称王做帝的。东汉时期，门第等级观念已十分盛行，门阀制度初步形成。一些官宦、名流的宗族亲属往往高官厚禄，数世不衰，如弘农华阴杨氏四世四人官至三公，汝南平舆许氏三世三人官居三公等，皆成为当时令人称羡的高门望族。由于某一姓氏的姓源或发祥、聚集、变迁之地非止一处，于是一姓常常不止一个郡望，但通常以其中一个郡望为主，以区别主从及尊卑。

在门阀制度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高门望族相比，门第较低，家世不显的家族则被称为“寒门”、“庶族”。他们即使也有一定的土地、财产，其成员也有入仕的机会，但总的说来，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极受压抑，其社会地位也无法与门阀士族相比。当时用以铨选官吏的“九品中正制”正是这种门阀制度的集中表现。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根据门阀家世、才行品德，由各地“中正官”采纳乡里舆论，将人才分为九个等级进行推选，以任用官吏。但是，以家族为基础而盘踞于地方的门阀士族，很快就垄断了荐举权，其结果便是只论门阀家世，不论才行品。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衣冠子弟”，即便无才无德，总被列为上品优先入仕，得授清贵之职，而出身孤寒的庶族子弟，即便才德超群，也被列为下品，即使入仕，也只可能就任士族所不屑的卑微之职，以致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门阀士族不仅各自控制地方权力，同时还左右朝政，国家法令又明文规定士族有荫族、袭爵、免役等多种特权。士、庶这间有严格的区别，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士族自视甚高，不与庶族通婚。如有士族与庶族通婚，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担任的官职，称为“婚宦失类”，是十分耻辱的事，会因此而受到排挤和嘲讽。在门阀制度下，不仅士庶界限十分严格，而且不同姓氏也有高低贵贱之分，甚至在同一姓氏的士族集团中不同郡望、堂号的宗族也有贵贱、尊卑之分。唐代柳芳在其《氏族论》中对此作了明确的论述：在南北朝时，“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姚、王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为“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以上“侨姓、吴姓、郡姓、虏姓”合称“四姓”，“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选”。

即使在上述“四姓”中，也因门第阀阅而有等级高下之分：凡三世有位居三公者为“膏粱”，有令、仆(射)者为“华腴”，有尚书、领、护以上者为“甲姓”，有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有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有吏部正副郎者为“丁姓”。为维护、推行门阀制度，载录门第、区别族系的谱牒之学因而十分盛行。在南朝刘孝标所注的《世说新语》中，引证的家谱、家传达数十种之多。这种别贵贱、分士庶的门阀制度，不仅的魏晋南北朝时十分流行，而且影响深远，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准则习俗。南宋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对此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以便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在封建社会里，最尊贵的姓氏是皇帝的姓，称为“国姓”。皇帝对有功的臣僚赐“国姓”以示褒扬，接受赐姓者无不以此为荣。

隋朝开始创立并实行开科取士，任官选吏不全论出身，贵庶子弟一律同视，使至魏晋以来的世家大族失去了政治特权。到宋代，郡的行政区划已经取消，《百家姓》中所标明的“郡望”，乃是沿袭魏晋至隋唐时期所形成的名门望族的地理分布。但由于长期形成的以姓氏、郡望标明出身门第贵贱和社会地位的影响，以郡望标注姓氏的习俗，仍然十分盛行。清王士祯《池北偶谈》云：“唐人好标望族，如王则太原，郑则荥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姚则吴兴，张则清河，崔则博陵之类，虽传志之文亦然。”这里王氏说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由于唐代士人好标郡望、多题郡望，以官方修史亦不详细考辨人物多家乡籍贯，而姑且题署郡望了事，时风所在，竟成为所谓修史之“原则”，造成了历史人物籍贯的极大混乱。唐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对此制颇为不满，他曾参与纂修国史，在写李义琰传的时候，因为义琰家住魏州昌乐，已有三代之久，所以如实写道：“义琰，魏州昌乐人也。”结果监修官竟指责他违背了写史原则，要他照李氏郡望改为“陇西成纪人”（事见《史通·邑里》）。

刘汉王朝时就明文规定，凡刘姓之人就可免除一切徭役，享受“六百石”的中级官吏的待遇。李唐王朝的编修姓氏书中，也明文规定了姓氏尊卑的排列。唐贞观十二年，吏部尚书高士廉奉诏撰修《氏族志》时，因沿袭魏晋南北朝旧例，以山东崔姓为第一，皇族李姓为第二，唐太宗大怒，亲自出面干涉，改李姓为第一，外戚之姓为第二，崔姓降为第三。武则天执政时，修纂《姓氏录》，改武姓为第一。

唐时，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并称“五姓七族”，门第最为清高。子女婚嫁首重门第。即使身为宰相的李义府也因不属“五姓七族”中之望族，在为其子向山东崔氏求婚时，也遭精通拒绝。最能说明姓氏贵贱，而且一直流传至今影响深远的姓氏书，当数宋朝编撰的《百家姓》。《百家姓》的前八姓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赵姓是国姓，当然位居傍首，钱为吴越王之姓，其余六姓为皇后外戚之姓。门阀制度下，姓氏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婚姻问题，以至前途命运。甚至连日常交往、场面坐次亦明确有别，西晋文学家左思在《咏史》诗中曾对这种不合理现象做了尖锐的批评，诗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草。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诗中“金张”指西汉宣帝时的权贵金日磾和张安世，他们的后代凭着祖先的世业，七代为汉室高官。而奇伟多才的冯唐（即诗中之“冯公”）却因出身微门，竟一生屈于人下，不能展露其才。

这种以地望明贵贱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姓氏延续了古代以氏论贵贱的传统；列出姓氏的郡望也使姓氏在发展繁衍的过程中，有了一个比较清晰可寻的主流与支流脉络。历史上，一般姓氏，都有多个郡望，说明它们是由古代同一个或几个“根”上在不同的时期衍生出来的“分支”、旁系而已。

宋代人亦常以郡望自标，比如，刘攽有两种著作分别题为《彭城集》和《中山诗话》，这里，彭城和中山均为刘氏郡望，并非其人籍贯，刘攽之籍贯在临川新喻（今江西新余）。姚铉本是庐州人，却自称其是“吴兴姚氏”之后。

明清时人也不乏标识郡望之例。如，明代郑真本是浙江鄞县人，其别集却题为《荥阳外史集》，荥阳者，郑氏郡望也。清代薛雪，苏州人，却自题郡望曰“河东”。

郡望现象到现在尚不绝迹，归因于人们的寻根念祖的观念意识。现在人们还很重视自己姓氏的来历和郡望，特别是现代寓居异国他乡的华人，大都把自己的姓氏、郡望、家谱视为命根子，常常以同姓、同郡望来联宗认亲。据资料统计，在当今台湾2200万人口中，汉族占964%以上，几乎每一个姓氏都保留着传统的姓氏郡望，以示不忘对故土先人的眷恋之情。台湾同胞每遇红白之事，多在门前悬挂标有郡望的灯笼，以示世人。尤其近年来随着全球寻根热的兴起，海外炎黄子孙纷纷归国，旅游观光，寻根问祖。姓氏郡望成为他们追寻家世渊源，谒祖朝宗的重要依据。“姓氏郡望”这一传统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等方面，仍具有现实的意义。

我国姓氏中郡望堂号最多的是张姓，有43望之多，此外王姓也有32望。然而，今天的张姓则习惯称16望，即清河、南阳、吴郡、安定、敦煌、武威、范阳、犍为、沛国、梁国、中山、汲郡、河内、高平、百忍、金鉴。其中，除最后两个是堂号外，其余14个全是郡望；王姓则称23望，即太原、琅邪、北海、陈留、东平、高平、京兆、天水、东平、新蔡、新野、山阳、中山、章武、东莱、河东、金城、广汉、长沙、堂邑、河南、三槐、开闽，其中三槐、开闽是堂号。由于张、王二姓历来就是我国的大姓，其郡望堂号也要较其他姓氏为多。

天姓迁徙分布

河南卫辉、汤阴、巩县、浙江上虞、余姚、广东顺德、四川中江、安徽淮南、台湾高雄、河北乐亭、香河、江西宁都等地均有此姓。

天姓历史名人

天济民

1947年2月生，中国湖北省大冶市人。湖北省大冶市汪仁镇立子垅务农。华厦重儒诗学社社盟、大冶市诗联学会会员、黄石市《西塞山诗社》社员。

天奎璋

男，1938年7月生。现任贵州省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贵阳清真寺管委会主任。

天美成

男，1943年5月出生，山东省汶上县人。专业画家。

天宝库

高级经济师。男，1939年1月出生，黑龙江巴彦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北京财贸金融函授学院金融系。现任职于伊春市计划委员会。主要业绩：几次实现手工记账“万笔无错账”，为当时建行历史上的最好成绩；归纳制定了12种表格及制度，使审核工作系统化、程序化并提高效率，制止不合理支出几十万元。在计委工作时，参与了伊春林业管理局物资处仓库区、大平台开发、锦山电厂的选址及评审工作和对伊春林区森林资源普查试点，林木采伐、制材控材剩余物的计算等工作。1980年在全国较早地提出了开发建设商品房，被市政府采纳实施；1984年经调查测算，提出“北方高寒林区应多建水泥路”建议，经专家论证，被市政府采纳大面积推广，在北方得以广泛采用；在主管伊春大厦建设期间，加快了工程进度，节省了建设资金，经建行审查决算，认定节省投资900多万元；特别是为伊春热电厂争取到了日本政府协力基金长期低息贷款25．6亿日元。曾被评为“先进个人”、“优秀科顾委委员”等。主要著述有：《应该开发建设攀峦西山水库》（被市政府采纳，现做前期工作）、《浅议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投资方向调节税应按实际完成工程量计征》（1997年被《当代领导管理艺术文集》选用并于1998年评为优秀论文二等奖）等十几篇。发展方向：从事基本建设财务、计划、工程管理或顾问。

天德森

主治医师。男，1959年2月出生，山东济宁人。1982年毕业于山东济宁卫校中医专业；1984年9月一1985年7月进修于菏泽市中医院中医经典学习班；1985年9月一1986年7月进修于山东中医学院中医基础理论学习班；1991年毕业于曹县卫校医士专业；1994年3月一1996年4月进修于济宁第一人民医院内科；1998年3月一1999年3月在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进修学习。现任职于山东省梁山县徐集中心卫生院内科。主要业绩：求学于多家名医，先后多次在县、市、省及国家级院校求学、研讨，尤其在京进修时，师从京都名医。20多年来，全面。系统、熟练地掌握了中西医基础理论，擅长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尤其在肝、肾、脑血管病等内科疑难病证及性病的诊疗上多有独到之处，走出了一条中西医结合的成功之路，对技术精益求精，大胆探索，反复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写出了大量的心得和有价值的学术论文，近几年来，先后在《实用中西医结合杂志》、《中华现代医学研究》、《临床劳苹》、《医学综述》、《临床心电学杂志》、《中国实用内科杂志》等国家和省级杂志和专著上发表论文20多篇，曾多次参加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并被吸收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会员，在当地享有较高的声誉。

天维华

副主任医师。男，1938年出生，天津静海人。中共党员。毕业于静海中医学校。1955－1970年参加静海县卫生院中医门诊部及县医院普外工作。1970－1973年县第二医院普外。1973－1981年河北省廊坊地区静海机床厂保健大夫。1981年8月天津市静海县党校医务室保健大夫，对外兼搞社会办医痔瘦专科。现任职于天津静海县委学校肛肠诊所。主要业绩：多年来以中医痔瘦专科为特长，自1988年开始从事肛肠门诊，以“痔全息”疗法专治肛裂，内痔狲痔，内外混合痔，肛瘘， 瘙痒等症。十几年来共收治近四万多例，治愈率高。在从事痔瘦专科以来，对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痔疾方面进行了多次理论研究和探讨，并有多篇论文发表获奖。论文有《毛囊炎治疗经验》、《对采用中西结合痔全息综合疗法治疗肛肠疾患的探讨》《在1992年于中国中西医药学会第七届全国肛肠学术交流会议上获一级论文证书荣誉》、《治疗习惯性便秘防止肛裂复发的临床体会》于1993年在全国第二届中西医结合肛肠学术会议上获一级论文证书荣誉、《痔全息治疗肛裂118例临床观察报告》《于1994年在全国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第二次肛裂专题汇编发表》、《改进内括约肌切断术加痔全息注射治疗肛裂260例》《于1995年在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第八届全国肛肠学术会议上交流并获论文证书》、，于1999年国际华夏医学学术会上交流》；1992年与中国肛肠病专家杨里颖教授共同拍摄治疗肛肠疾病新疗法及操作规程教学录像片一套，获国家荣誉证书，并在全国发行。连续问年被评为县级先进工作者，连续3年被评为出席县级模范党员。

天作

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男。1958年5月生。山东郓城人。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现为郓城县文化局二级作家。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绝恋》、《畸婚的灾难》、《天作中篇小说选》，长篇小说《失去的家园》，报告文学集《水浒故乡人》等；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多篇。其中中篇小说《屠城》获山东省1995-1996年齐鲁作家小说精品大展精品奖。散文《桃花汛》、《沃土》分别获文化部《群众文化》“让生活充满美金狮杯征文”和“文明使者征文”作品优秀奖。

天树来

1945年2月生，男，河北承德县人。现任河北省承德县造纸厂厂长。高中毕业后，自1965年10月参加工作开始即从事经济管理工作。历任工厂计划员、供销副科长、供销科长，1988年任副厂长，主管供销工作，1990年10月任厂长至今。在主管供销工作期间，1988年至1990年三次评为承德市经销工作先进工作者。任厂长后，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不断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加强企业管理基础工作，推行现代化管理方法，取得了显著经济效益。在纸张市场疲软的情况下，实现利税大幅度上升，在全省同行业名列前茅。1992年评为河北省轻工业企业一百强和省轻工业名星企业，授予他河北省轻工业优秀管理工作者称号。

天文祥

1942年生，男，河北省人。现任哈尔滨电机厂厂长。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任副科长、厂长、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1990年出任厂长。荣获1992年市优秀企业家等光荣称号。曾开发了转轮居世界第三位的岩滩机组、世界藉最大容量的轴流转浆时水口机组、优化引进型30万、60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等一系列新产品、并在三峡机组和核电产品的开发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同美国西层公司、日本日立公司和三菱公司、德国西门子和沃依特公司等12个国家近30家著名公司开展了广泛的技术经济合作。截止1993年，累计生产发电设备各达4480万千瓦，占国家装机总容量的1/3以上，装备了全国228个电站（厂），产品还出口刚果、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美国、委内瑞等国。实现利税、上交利税目1990年以来分别以14．7%和182%的平均速度递增，企业的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取得了两个文明建设的新胜利。

天明华

1961年12月生，福建莆田人。大学文化，民盟盟员，辽宁省抚顺市第九届政协委员，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四室主任，高级工程师。自1982年8月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馆分油加氢裂化催化剂和工艺以及沸石分子筛研究．先后作为主要人员或专题负责人之一参与了国家“六五”至“九五”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有关专题和多项中石化重点科技开发项目的研究开发工作，成功开发了3825、3903、3905、3934、3935、3955、3963、3973和3976等加氢裂化催化剂和SSY沸石分子筛，其中大部分成果已投入工业生产和工业应用，为炼油和石化企业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他先后获省部级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7次，申请中国发明专利近10项，并发表论文10多篇。由于他工作认真负责，刻苦钻研业务，成绩显著，1992年被抚顺市评为首届抚顺“十大青年科技英才”，1996年被抚顺市评为首届自然科学青年学科（催化剂专业）带头人，并被中石化和团中央授予青年岗位能手称号，1998年被抚顺市评为1997年度跨世纪优秀中青年专家，并被团省委、省科委和省青联授予第一届辽宁优秀青年科技创业奖。

天福臻

1927年6月生，辽宁庄河人。中共党员。一级美术师。1947年10月参军，1957年9月毕业于中南美专雕塑系留校任教。1965年调湖北省美术院从事创作。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湖北分合理事。主要作品有辞目成》合作）、《友爱》、《小花》，黄麻起义纪念碑《打铜锣》、《举枪者》及《屈原》、《闻一多》合作）、《陈毅》三座青铜纪念像。《荆门城标》、《黄金时代》、《生命树》、《母子猴》等作品赴香港展出，多数作品曾在国内外获奖、展出与发表。

天志义

1934年生，河北肃宁人。二级演员。1959年调人湖北省话剧团从事表诉工作。中国戏剧家协会湖北分会会员，湖北电视家协会会员。从艺40多年来，参加了多妩话剧的演出，如《北大荒人》中的老车、《艳阳天》中的马连招、《高原风雪》中的扎西、《万水千山》中的罗顶成、《枫叶红了的时候车室》中的冯云影等。近年来，又参加了影视拍摄工作，在**《大浪淘沙》、《三峡情思》、《死亡启示录》，电视《大别山》、《新儿女英雄传》中扮演重要角色。

清朝家谱清太祖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清太宗 爱新觉罗皇太极

清世祖 爱新觉罗福临，年号顺治，通称顺治皇帝

清圣祖 爱新觉罗玄烨，年号康熙，通称康熙皇帝

清世宗 爱新觉罗胤禛，年号雍正，通称雍正皇帝

清高宗 爱新觉罗弘历，年号乾隆，通称乾隆皇帝

清仁宗 爱新觉罗颙琰，年号嘉庆，通称嘉庆皇帝

清宣宗 爱新觉罗旻宁，年号道光，通称道光皇帝

清文宗 爱新觉罗奕詝，年号咸丰，通称咸丰皇帝

清穆宗 爱新觉罗载淳，年号同治，通称同治皇帝

清德宗 爱新觉罗载湉，年号光绪，通称光绪皇帝

清逊帝 爱新觉罗溥仪，年号宣统，通称宣统皇帝

清穆宗

同治皇帝载淳

清穆宗，名爱新觉罗· 载淳（公元1856－1874年），咸丰病死后继位。在位13年，患天花而死（另一说为患梅毒而死），终年19岁。葬于惠陵（今河北省易遵化县西北），谥号为继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智诚孝信敏恭宽毅皇帝。

同治帝载淳，生于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二十三日。其母为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公元1861年7月咸丰病死后，他于同日在灵柩前继位，改年号为“祺祥”。

同治皇帝的即位是清代帝王中最顺理成章，最没有争议的一个，咸丰皇帝共有两个儿子，同治是他的长子，次子三岁就夭折了，所以同治成了皇位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同治即位时，只有6岁，由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辅政。这一年的十月，载淳的生母慈禧太后满八位大臣专权，和恭亲王奕炘合谋发动辛酉政变，乘 皇室从热河回北京之机，将载垣、端华、肃顺处死，其他五人革职或遣戍，实行两太后“垂帘听政”，自己掌握实权，改年号为“同治”，以第二年为同治元年。

慈禧任奕炘为议政王、军机大臣，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族地主武装，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实行借洋兵剿逆的政策，先后镇 压了太平天国、捻军、苗民、回民起义，延缓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使清王朝得到暂时稳定。她一方面采用洋务派“自强”和“求富”的方针，开办一些新式工业， 训练海军和陆军以加强政权实力，另一方面，又支持顽固派 对洋务派进行牵制，以加强深宫集权。被清朝统治阶级称为“同治中兴”。

同治幼年是一个少不更事的顽童，亲政以后，作为一个青年皇帝，确实是辜负了朝野上下对他的殷切期望。同治的荒*程度比他父亲咸丰还要厉害。他有许多后 妃，却还要常常带了两个心腹太监，换上平民服装，偷偷溜出皇宫，到京师的南城娼妓区去寻花问柳，夜间不回皇宫。据说，时间一长，染上了梅毒，病倒了。起初 只觉得浑身发烧，口渴，腰疼，小便不畅。太医摸不透是什么病，只当普通的感冒来治。一连几天，烧热不退。又便秘，颈项、肓背、腰部等处发出紫红斑块。到公 元1874年11月，头部、脸面上都出现紫色发亮的斑块，左边脸颊上的斑块被抓破，渗出血水，又颊肿得厉害，上下嘴唇都朝外鼓着，腰部化脓，很远就能闻到 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慈禧太后怕同治从镜子里见自己的尊容会受惊，便命太监将养心殿内所有的镜子都收藏起来，不便挪动的穿衣镜等，用红缎蒙上。同治命人拿 镜子，皇后等人也以病人不宜照照子为理由劝阻。

为了维护皇帝的尊言，宫中对于同治患梅毒之事多方掩饰，只说是出天花。一天，同治的皇后去养心殿探病，并向他诉说慈禧太后又为细微小事责骂她，还失声 哭泣起来。慈禧本来就不喜欢这个儿媳妇，并设下了监视的耳目。这天，慈禧听说皇后去探视皇帝，便亲自到养心殿东暖阁外偷听他俩的谈话。她听到皇后在诉说她 的不是，就怒气冲冲地闯了进去，一把抓住皇后的头发，举手就打，并且叫内廷太监准备棍杖，要严厉责罚皇后。同治见状，被吓得昏厥了过去，慈禧这才没有对皇 后用刑。同治的病势却从此越来越重，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初五死于养心殿东暖阁。

同治死后的庙号为穆宗毅皇帝，史称同治皇帝。

清德宗

光绪皇帝载湉

清德宗，名爱新觉罗· 载湉（公元1871－1908年），是道光帝的第七子醇亲王奕寰的儿子，慈禧太后外甥。同治皇帝病死后继位。为清入关第九帝，在位34年，病死（另一说是 被慈禧或袁世凯毒死），终年38岁。葬于崇陵（今河北省易县西50里），谥号为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

光绪帝载湉，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太平湖畔醇王府。同治皇帝死后没有儿子，慈禧为了能名正言顺地把持朝政，亲自指定醇亲王的次子，也是自己妹妹的亲生子，年仅4岁的载湉继承皇位。

当时同治皇帝的皇后阿鲁特氏已有身孕。慈禧担心阿鲁特氏日后如生下个儿子，将会威胁她的地位，便下令断绝阿鲁特氏的饮食。只得依靠母家送来的一些食物 维持生命。阿鲁特氏暗暗写了一张纸条传到母家，问她父亲该怎么办。她父亲写到“皇后圣明”四个字，意思是别人都没有办法救你，只有你自己决定了。阿鲁特氏 绝望，于公元1875年2月20日深夜三更时分吞金自杀。

对于慈禧的决定，许多大臣极力反对，御史吴可读更实行“尸谏”。他事先吞服了生雅片，然后去见慈禧。他头也不磕，大声说：“你知道载湉并不是嫡派的继 位人，所以选择他，只不过因为他是你妹妹的儿子，使你可以继续听政，掌握大权。臣下都反对你这样做。先皇（同治）的同胞兄弟溥伦亲王应该是皇位的继承人！ 今天我斗胆讲了这些话，你一定会用苦刑折磨我。可是我已经吞下了生雅片，马上就要死了。我临死之前，一定要让你明白，你选择载湉继承先皇，实在为天下人所 共恨！”说完，他就跑到同治墓前倒地死去。慈禧不为所动，于公元1874年12月乙亥日立载湉为皇帝。第二年改年号为“光绪”。

光绪继位后，由慈禧专权。至光绪16岁,慈禧"归政",但仍实掌大权。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岁次甲午，朝鲜发生东学党之乱，日本趁机进占汉城，击沉中国运兵船，并攻击驻牙山清军。七月一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后清廷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史称为甲午战争。

年轻的光绪皇帝眼见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耻辱，“不甘作亡国之君”，一心想有所作为。他接受康有为、梁启超提出的变法，准备进行资本主义 改革，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一度成为维新派心中的“救世主”。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光绪皇帝下诏变法，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推行新政，变 法图强。光绪发布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诏令，但变法危及封建守旧势力的利益，遭到以慈禧为主的清室贵族的阻挠。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把 希望寄托在统辖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身上，派谭嗣同深夜去见袁世凯，要他发动兵谏，协助光绪推行新政。袁世凯也表示坚决忠于皇上，一定照办。但谭嗣同走 后，他便去向荣禄告密。慈禧因颐和园得到荣禄密报，立刻返回紫禁城。光绪料到事情败露，急忙派人送信要康有为等人赶快逃命，他自己被慈禧带到议政堂，被迫 写了退位诏书，将政权全部交给了慈禧，然后被关进了南海中的瀛台，也就是荷花池中央一座四开间的平房中，断绝了和外边的一切接触，他最知已的珍妃也被慈禧 关押在别处。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谭嗣同等人被杀，戊戌变法宣告失败，使清王朝改变旧章的一线生机被扼杀。因变法历时仅一百零三天，又称为百日维新。

光绪被囚于瀛台，由慈禧的四名亲信太监监视着。他或者坐在露台，双手抱膝，愁思哀伤，或者睡在木床上苦思苦想。在太监的监视比较松懈时，就偷偷地记日 记。这样差不多被关押了整整两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引起英、俄、法、德、美、日、意、奥匈 等八国联军入侵。在八国联军逼近北京时，光绪被慈禧带着逃亡西安。临时前，慈禧命总管太监李莲英硬将珍妃推入东华门内的一口井内。在逃亡中慈禧下令剿杀义 和团运动。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岁次辛丑，九月七日，清政府在北京与各国所订立的条约，共十二款，以赔款一项为最重，数目高达白银四亿五千万 两，为不平等条约中最苛刻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一月，光绪又被慈禧带回北京，仍然被囚禁在瀛台。光绪帝没有勇气冲破封建伦理思想的束缚，“天颜 戚戚，常若不悦”，心境悲怆，终其一生是屈辱和哀怨的悲剧命运。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光绪生病卧床。这时慈禧也生病了。光绪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病得很重，但是我心觉得老佛爷（指慈禧）一定会死在我 之前。如果这样，我要下令斩杀袁世凯和李莲英。”不料这段日记被李莲英获悉，他立即报告了慈禧，说：“皇上想死在老佛爷之后呢！”慈禧听了，恨恨地说： “我不能死在他之前！”当天（癸酉日），即21日就命令光绪的饮食、医药之事统统由李莲英服侍。这天下午，光绪的病情突然转危，不久死去。据说是慈禧令太 监将他毒死的。有的学者认为，由于袁世凯的叛卖告密，使慈禧镇压了维新运动。袁世凯担心慈禧死后光绪重新执政，将会问罪于他，于是就与庆亲王色结，打算废 黜光绪，立庆亲王之子为帝，事不成，就下手毒杀了光绪。又有学者认为光绪是病死的。光绪自幼身体孱弱，一直有脾胃虚弱的毛病。成年后又有滑精症状，而且一 天比一天厉害。他又长期咳嗽，似乎患有肺结核。政治上的失意，长期的精神抑郁，更使他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心悸、失眼、食欲不振等症状相继出现，逝世前 一年已病入骨肓，直接死亡的原因，可能是心肺功能的慢性衰竭，并发急性感染。这一说法为多数学者接受。

光绪病死后的庙号为德宗景皇帝，史称光绪皇帝。

（好了，就这些，希望您能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