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个伪命题，什么是中华文化？ 中华究竟是个啥？是把华写成化么？

民族这个概念是近代（20世纪）以后从西方传入的舶来品。

甚至“民族”一词都是从日本引进的日语汉字词。

在古代，中国区域范围内的各种人口是根本没有民族这个概念的。也就是说在20世纪初到19世纪末以前，中国人都不知道何为民族。19世纪以前所谓的蒙古、满洲、汉地…等等都是地理名词，而非民族称号。

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民族主义理念也随之东来。启先接触民族概念并受其影响的是印度、东南亚、日本，之后是韩国，1890年前后才开始传入中国。

民族认知传入之后，中国人才开始逐渐发觉与发明自己的民族属性，这种民族自我划分的意识是中国民族形成的开端，辛亥革命之所以能爆发，其依靠的就是民族自我创造与划分，如果不将汉人与满蒙区别开来，辛亥革命的合法性就是不可想像的。

章太炎作为革命派，他的理论人为，民族先于国家，国家疆域应复合民族边界，民族国家优先于政治国家。

将汉族这个概念创造出来，并以此与满蒙相区别，通过族群对立以达到革命目的，这是革命派引进民族概念的根本的动机。其理论的史作俑者是章太炎、徐锡麟等人 。

而“中华民族”一词的发明者则是梁启超，梁启超这么作的最初动机只是为与章太炎等人的辩论增加辩词。作为立宪派的梁启超与革命派的章太炎在对中国人归属的认识上有天壤之别，章太炎主张先民族后国家，即、民族界线要先于国家建立之前，国家范围要遵循民族边界，因此章不承认长城以外以及藏滇与中国的政治连系。

章太炎的这种民族与国家关系的认识与今天东钍和科索沃民兵、库耳徳工人谠的理论非常近似，即：民族边界决定国家法统。只不过人家的民族是历史上的天然产生，而章太炎的汉族却是他与同事们的人工发明，所谓炎黄子孙、华夏共主…等都是他们发明的概念，其理论依据有的来自对古代文献的故意曲解，有的来自他们自己的杜撰。

梁启超作为立宪派，维护传统帝国的形式主义存在是他的命根，他必须抵挡革命派用民族主义切割他的传统帝国。故而他发明“中华民族”概念实为一种辩论策略，是被革命派的口水炸弹逼出来的诡辩之辞。因为他明知道当时皇帝已经退位，传统帝国的合法性已不存在，在这样的现实中强调国家先于民族，民族认知因国家存在而形成，这无疑是想淡化民族认知，回到过去不知何为民族的状态。但是民族主义已经被革命派引进，文化这东西一但上市是无法招回的，只能再发明一种替代品来淡化它，所以梁发明出中华民族实是想通过把民族认识含混化虚无化以达到击败革命派的目的。他的理论是国家在先民族在后，依国家形成民族，这种中华民族理论类似同时代的英联邦和奥匈帝国，只不过他在中国再也找不到联邦共主的皇帝。

无论是章太炎还是梁启超，他们的民族理论都过于知识分子的理想天真，是辩论产生的副产品，梁启超的中华民族尤其如此。他们的发明之所以影响百年，1要得意于中国人的文化普遍偏低容易被灌输既定理念却很少能提出为什么; 2要归功于后代政治家们能够糜中取食，把他们两种水火不融的理论竟揉捏在一起，且毫不顾及由此带给未来的定时炸弹。

将章梁二人的理论揉捏成一体的是现实的政客老蒋与陈琪美。他们出身结社帮会不是专业的学者，甚至显有文化素养，其认知构成来自权斗与江湖义气。本着玛基王亚维利的态度，政论学者们的任何噱头都会为他们所用以解决眼前问题，他们丝毫不计将来的后果。所以，蒋为了营造他的大中华图景毫无选择的应用了梁启超的中华民族。而国民谠又必须作为辛亥革命的继承者才能获得合法性，于是革命元老章太炎发明的汉族本位论与满蒙回藏异域论也必须弘扬继承。于是造就了中华民族与汉族之间，中华民族与各族之间关系定位 混乱不清的怪异结合。

在蒋看来，梁启超主义用来维护 疆土完整，章太炎主义则用来维护政治合法性。至于汉族与中华民族是什么关 系？要中华民族还是要汉族，他懒得去想，也不能解释。

党国的这种怪异嫁接最后为本朝全面继承，本朝在把民族自治与全民平等写入宪法的同时同样又在宣传汉族主体论，并打着中华民族的招牌。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与蒋的党国基本相当。

严格的讲汉族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

汉族这个概念虽然是凭空造出的，但在20世纪初日本因与清国的政治矛盾进而衍生成舆论论战，日本的宣传喉舌显然更胜一筹，他们成功的利用了明人后代幸存者的雪耻心态，而且日本人手中拥有近代民族国家理论这一王牌，用民族国家理念成功切割了满蒙与中国的关系，就如同英国成功切割了奥兹曼土耳其帝国一样，清朝维系了二百年的多原一体君主法统在民族划分法的面前轰然倒塌。日本黑龙会即是为明人后裔成立的，中山樵，秋瑾，章太炎，梁启超，蔡鄂等均是其始创成员之一。在日本的资助下反扑的表现就是黄花港的暴动，辛亥革命虽然有偶然性，但南方各省屠杀满蒙旗人20万也充分的体现了日本宣传机构利用民族国家理论在明人后代身上试验的成功。他们构建民族的目的本身就存在有计划报复性，尽管他们多少知道扬州10日记本出自日本文部省的授意撰写。

关于满蒙民族真正身份，以及汉族是怎么出现的，这两个紧紧相关的历史问题大陆史学界都作了极力的歪曲，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当前的政治。

但历史本身毕竟是无法回避的，隐瞒可一时不能永远，所谓的民族融合其实就是相互屠杀，大一统的历史本就是一部血腥史。至于所谓中国只是个后来人为制造的概念（而且是满清为了迷惑被统治的明人自己编造的概念），在此之前是不存在中国这个国家的。

人类社会存在彼此排斥本身就是人类的本能，是符合社会规律的，妄图用人为的意识洗脑来消灭人群之间的天然界线其本身 就是逆自然规律的行为，也是反人类本能的行为。人类历史进步的动力本就来自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没有多样性的社会就如同丧失生物多样性的大自然，必然走向崩溃。人类社会永远不可能统一，谁搞统一消灭族群界线搞民族同化，谁就是违背自然法则，并成为历史罪人，西特勒，东条无不如此。

汉族既然被制造出来，那么作为一个民族讨厌排斥外族，这本身是天经地义的事，是正常社会现象。所以题主你也不要将民族排斥看作坏事，不要否定自己拥有民族排斥心态，这不是错误，而是正确。民族彼此排斥就是堂堂正正的，你根本不用心虚，搞民族排斥没有错。

反满恨满赶走满人对你而言本来就是正义的，你要相信自己的正义性。

你是堂堂大汉族，满人不是你的同胞，排满是你的权利，你有权这样想，这样作，这本身没错，民族就是应该具备排他性的，汉族如果不去排斥异族还能称为民族吗？民族就是要有彼此排斥的，这才是正常的社会规律。

你有权讨厌别人 ，你也有权讨厌一个群体或一个民族，这是你的人权，是光明正大的事，你完全没必要心虚嘛。——你讨厌满人，就是讨厌满人，这是你应有的权利，讨厌别人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汉族讨厌满族是汉族的权利，根本不用问为什么。

同样的道理，满人讨厌汉人也是理所应当。

那如何正确解决人们 之间的彼此厌恶？

正确的办法就是分而治之

既然彼此厌恶，那么就不应该继续在一起。

老子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

当然，要独自获得自己的社会资源与发展理想，就不要贪图别人的社会资源。

要想搞汉家独大，就不要舍不得放弃其他民族。

既然选择了民族对立，就不要害怕分裂与流血。

要想维护统一就不要奢望文化多样性与政治民主，也别奢望保持自己民族的文化纯正。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对自己的追求是否有明智的觉悟？

章太炎求杜月笙帮忙，杜月笙办完之后，之所以亲自上门感谢章太炎，是因为这是他结交章太炎，挤身文化圈子的最好机会。这，也一直是杜月笙会做人的体现。

章太炎，何许人也？当时，文化圈里面的牛人，在当时的文化圈子、革命圈子和上流社会，大名鼎鼎。时人，谈起章太炎，无不尊敬三分。杜月笙，近代上海青帮的一员，与黄金荣、张啸林二人并称“上海三大亨”，也有威名。但前者乃文化名人，爱惜羽毛，后者乃黑帮老大，正常来讲，大家是不同世界的人。

杜月笙，早年从码头小贩起家，受尽冷眼和歧视。因为成名后，以挤身上流社会、结交各界知名人士为荣。因此，当时的杜月笙，注重和社会各界人士结交。有从清朝遗老、到民国政要，从工商知名人士，到文化名人，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只要有机会，杜月笙都会与之结交。

章太炎，当时之所以找杜月笙帮忙，是因为他的侄子在上海和人发生争执。章太炎当时远在苏州，力有不逮。于是写信的给杜月笙求助。对于杜月笙而言，这是他结交章太炎的最好机会，可能也是唯一的机会。于是，他接到章太炎的信后，马上安排解决此事。

本来，此事已了，在此告一段落。但深知“大恩是大仇”的杜月笙，把事情办好之后，亲自上门感谢章太炎。本来已经欠了一份人情的章太炎，面对杜月笙如此会做人的做法，不由感叹三分，认为杜月笙值得结交。

自此之后，杜月笙成了章太炎的座上客，杜月笙的这个名字，都是章太炎建议他改的（杜月笙原叫杜月生）。借此关系，杜月笙，结交了大批文化名人，大大提高了他自己的社会地位。

　　一 序言　　古音学是一门研究汉语上古音的学问。在中国的历朝历代当中，上古音到底属于哪一时段的语音，学界还有些分歧，流行的说法认为上古音就是先秦两汉时期的语音，但有个别学者认为这段时间太宽泛，上古音应该仅限于周秦时期，不包括先周时代以至远古时代的语音（刘晓南，2007：135）。本文依据清代学者研究上古音使用的材料――《诗经》等先秦韵文和《说文解字》中的形声字，采用刘晓南先生的说法。古音研究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汉末，郑玄的“笺”、“注”或刘熙的《释名》里，一再提到“古音某，今音某”的语言现象。古音研究的真正开始是在宋代的吴域和郑痒，但他们受制于《唐韵》分部的影响，又加上对古音研究的指导思想没有脱离“叶音说”的窠臼，因而缺乏科学价值。到了明代的陈第明确提出了“古诗无叶音”的说法，建立了“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改，音有转移①”的正确语音历史观，古音研究的科学时代才算开始，但陈氏考察古音拘泥于只言片字缺乏系统性，因而古音学的研究具有突破性进展的时期是在清代，表现为名家辈出，如顾炎武、江永、戴震、钱大昕、段玉裁、孔广森、江有诰、章太炎、黄侃等；成果丰硕，据耿振声先生统计可达167种②。为近现代古音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文从五个方面对清代的古音研究做一个全面的鸟瞰，以便同行们参考。

二 古音理论研究

清代之前古音研究形成了两种指导思想。一种以朱熹为代表的“叶音”说，主张用今音改古音以求得读古书的和谐，其精神内核是古今音不变；另一种以唐代陆德明、宋代吴域、明代陈第为代表的“音移”观，主张语音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古有古音今有今音。

清初顾炎武继承了“音移”观的指导思想并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语音发展的阶段理论，顾氏认为：《诗经》“三百五篇，古人之音书也”，“然自秦汉之文，其音已渐戾”，其后“魏晋以下，去古日远，辞赋日繁”“休文作谱，乃不能上据雅、南，旁摭骚、子，以成不堪之典。而仅按班、张以下诸人之赋，曹、刘以下诸人之诗所用之音，撰为定本，于是今音行而古音亡，为音学之一变。”“唐时以诗赋取士，其书一以陆发言《切韵》为准”，“至宋景佑之际微有更改，理宗末年，平水刘渊始并二百六韵为一百七”，“于是宋韵行而唐韵亡，为音学之再变”③。顾氏的这一理论为自己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正确的途径，并且影响了其后的江永、段玉裁等人；

江永在继承了顾炎武理论的基础上，第一次倡导“审音”理论。他主张对上古音的研究，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首先就要对古音研究的材料作科学的区分。在江永之前，许多古音学家不区分材料的不同时代，对材料的真伪也不做科学的考证，把《诗经》、《楚辞》甚至汉魏六朝唐宋的有韵之文统统混杂在一起。对此，江永明确指出，古韵研究的材料应该有一个统一标准，那就是《诗经》的用韵、经传骚子的有韵之文，至于其后的材料只能用来与上古音相互比较，以究明其源流变化，不能作为对上古音分声定韵的依据。同时，江永十分重视对中古音的研究，认为中古音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去认识上古音的韵部。这一点，得到戴震的支持，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戴氏认为上古韵部的材料传世的比较少，仅仅根据这些有限的材料来断然决定上韵部的分和合是不够的，因此，中古音的研究对上古音的探讨就具有特别重要意义。戴震认为《广韵》是中古音的代表，从分析《广韵》的语音系统入手，区别等呼、洪细及韵类不同可以帮助我们对古音作出更加精细的研究，在此理论的指导下，他精心研究古韵并做出了九类二十五部的细致划分。同时，建立了韵类的“正传”、“旁转”的理论，所谓“正传”包含三种情况，一种是同一韵部的内部转变，第二种是统一大类韵部之间的转变，第三种临近大类韵部之间的转变。“旁转”是指上述三种“正传”之外的情况，这种理论为后来孔广森的阴阳对转理论开了先河。

孔广森，山东曲阜人，是戴震的弟子，他在继承师说的基础上，明确建立了阴阳对转理论。孔广森把古韵分为十八部，其中阴声韵九部，阳声韵九部，分别构成九对阴阳对转关系：歌元、支耕、脂真、鱼阳、侯东、幽冬、宵侵、之蒸、叶谈，他利用阴阳对转的理论来解释《诗经》押韵和谐声中的一些现象。例如：《诗经・邶风・北门》押敦、遗、摧，可是敦字属真部，遗、摧属脂部，这就叫脂真对转。孔氏的这一理论对其后的章太炎、黄侃等人的古音构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 古音研究方法

清代的古音研究方法虽然主体仍是前代的系联法，但大有改进，表现在系联对象的扩大，归纳结论更加科学仔细，同时，还开创了“审音法”、“古音构拟”法。

首先，顾炎武提出归纳古韵第一步要“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将平水韵中已经合并的韵分开，恢复《唐韵》的原貌，“所谓一变而至鲁”，第二步“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归纳《诗经》、群经的用韵，而将《唐韵》重新分合，“所谓一变而至道”，从而使得“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赜而不可乱。”④同时采用“诗韵系联”、“谐音系联”、“离析《唐韵》”等多种方法，广求证据，讲求事物条理，愈祥博愈好的朴学风范。顾氏这种研究方法不仅被清代音韵学家所采用，而且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运用。

其次，江永在顾炎武开创的科学方法基础之上，明确倡导“审音法”，这种方法提出从事古音研究首先就要对古音研究运用的材料做出科学的划分，不能把先秦时期的《诗经》、《楚辞》和后代汉魏六朝唐宋的有韵之文作为考查古音的依据，考察古音的材料依据只能是《诗经》的用韵、经传骚子的有韵之文，其后的材料只能用来作为参考佐证之用。

“古音构拟”法是章黄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章黄之学”是指由清末国学大学章太炎（1869-1936）、黄侃（1886-1935）师生二人所创立的研究我国语言文字的一个学派。它是东西文化碰撞的结果，一方面它继承了清朝“朴学”的传统精神，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近代语言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构拟原始母语思想。在研究语言文字方面，把研究音韵作为首位。章太炎说：“董理小学，以韵学为侯人。⑤”研究音韵的目的，是为了探索构拟我国古代的语音体系，从而为探求语源服务。在探求语源上，章黄以《说文》和《广韵》作为工具，“以《说文》为主，而求制字时之声音；以《广韵》为主，而考三代迄于六朝之音变”。⑥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拟构上古语音体系中，声母二十一纽，古韵二十三部；黄侃在《音略》中拟构的上古声母是十九纽，古韵二十八部。

四 古音韵母研究

清代古音研究家们依据《诗经》等先秦韵文、《说文》的形声字，采用系连法归纳古韵部。首先，清初经学大师顾炎武作《音学五书》⑦分古韵为十部，如下：

（一）东、冬、钟、江；

（二）支、脂、之、微、齐、佳、皆、灰、�；

（三）鱼、虞、模、侯；

（四）真、谆、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

（五）萧、宵、肴、毫、幽；

（六）歌、戈、麻；

（七）阳、唐；

（八）耕、清、青；

（九）蒸、登；

（十）侵、覃、谈、盐、添、咸、衔、严、凡。

顾氏分类大体沿用了《唐韵》的韵目，但并不受其约束，如入声韵不一定与阳声韵相配，每个韵的字也不硬性配入某部，如“支”半入“支脂”半入“歌戈”等等。他这种做法从其《音学五书》“叙”表达的思想来看，大体有一种复古的倾向性。如：“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对此，江永给予了批评，他说：“音之流变已久，休文亦据今音定谱为今用耳。如欲绳之以古，‘风’必归‘侵’，‘弓’必归‘登’，‘宜’必归‘歌戈’，举世其谁从之？”⑧

其后，江永、戴震、段玉裁等逐步有所修正。江永撰《古韵标准》以正顾氏之讹阙，分古韵为十三部，他把顾氏第四部“真、谆、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分为两部，“真、谆、臻、文、殷、魂、痕”为一部，口敛而声细，“元、寒、桓、删、山、仙”为另一部，口侈而声大，“先”韵一半从前一般从后，界于二者之间；第五部“萧、宵、肴、毫、幽”中的“萧、宵、肴、毫”为一部，“幽”并“尤、侯”为一部；第十部中的“侵”单独为一部，并收“覃、谈、盐”三韵中的部分用字，“添、咸、衔、严、凡”为另一部，并收“覃、谈、盐”三韵中的另一部分用字。

戴震作为“审音”派的代表人物，十分强调“审音”在古韵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从分析《广韵》的语音系统入手，区别等呼、洪细及韵类的不同借此对古韵做出了更加精细的划分，得出古韵九类二十五部⑨，阴、阳、入三个大类的韵部互相配合，如下表：

（一）1、阿2、乌3、垩

（二）4、膺5、噫6、亿

（三）7、翁8、讴9、屋

（四）10、央11、夭12、约

（五）13、婴14、娃15、厄

（六）16、殷17、衣18、乙

（七）19、安20、霭21、遏

（八）22、音23、邑

（九）24、腌25、叶

其后，孔广森分为十八部，王念孙和江有诰分为二十部，章炳麟分为二十三部，黄侃分为二十八部。均在其前辈分部的基础上或增或删或换韵目，大同小异而已。

五 古音声母研究

清代古音声母研究的成就突出体现在钱大昕、章太炎、黄侃等学者的著作中。首先，钱大昕（1728-1804）在他的《十驾斋养新录》卷五中，得出有关古声母的的两个重要结论：①古无轻唇音，即三十六字母“非、敷、奉、微”四个轻唇音，在上古要分别读为四个重唇音“帮、滂、并、明”。②古无舌上音，即“知、彻、澄”三个舌上声纽，上古分别读为“端、透、定”三个舌尖音。此外，他在《潜研堂文集》卷十五《音韵问答》和《十驾斋养新录》卷五里又说古音“影”、“喻”、“晓”、“匣”四母多相混，而与“见”、“溪”诸母没有明显的区别。其后，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上卷《古音“娘”、“日”二妞归“泥”说》一文中提出“泥、日”两个声纽上古应读做“泥”，在《新方言》卷十一里又说：“‘精’、‘清’、‘从’、‘心’、‘邪’本是‘照’、‘穿’、‘床’、‘审’、‘禅’之副音”，上古声母无正齿和齿头之分，其弟子黄侃从《广韵》中考定上古有十九个声纽，如下表⑩：

这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直到今天，仍然被许多学者看重。

六 古音声调研究

古音声调研究方面，清代学者也作了许多努力。段玉裁具有开创之功，首先提出上古声调和《广韵》不同，汉初以前的汉语没有去声，只是到魏晋以后，许多原来上声、入声的字才转变为去声，因而，上古声调只有平、上、入三声，这一见解当时许多学者并不赞成，但近现代许多学者如章太炎、王力等已经接受了这个观点；江有诰对上古声调的研究也卓有贡献，一开始他认为古无四声，反复推敲之后，他认为古人确有四声，并作了《唐韵四声正》这部专著，并指出四声与韵部的搭配并不一致，有些韵部四声具备，而有些韵部只具备三声（平、上、去）、或两声（去、入），或一声（平），对入声进行了专门研究，做成了《入声表》，得到段玉裁的高度评价。王念孙关于上古声调的主张大体与江氏相同，既古有平、上、去、入四声。但黄侃作《诗音上作平证》则认为上古声调只有平、入两个声调，可谓独树一帜，具有很大的创新价值。

七 小结

清代是我国训诂学的鼎盛时期，许多学者用力于以音求义，音韵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是对前代作品的注释、补订，还是独立创制，都有很高的质量，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时期的学者研究一般只能从古文献中构拟出一个系统，研究资料、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开拓，得出的结论有待进一步考证，如古代声母、声调问题，尤其古汉语的音值问题，都值得我们今天的学者进一步的去研究。

参考文献：

[1]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2]刘晓南汉语音韵研究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史存直汉语音韵学论文集[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4]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0《清代古音学》见《王力文集》[C]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5]高本汉著、赵元任等译中国音韵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6]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2

[7]李方桂上古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8]陆志韦古音说略，收于《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一》[C]北京：中华书局，1985

储一鸣，安徽财经大学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