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作为 "描述血统的载体"，在南北朝时期处于最高地位，根据家谱辨别家族地位高低的风气在当时也达到了顶峰。许多人，即使是那些在现世生活不顺利的人，如果在他们的家族血统中找到他们曾经富有的证据，就能获得自信，站得更直。

另一方面，无论一个人多么优秀，如果他的祖先不是权贵，他们仍然无法在社会上抬头。南北朝之前，经过多年的战争，民间土地兼并现象严重。为了谋生和逃避沉重的税赋，老百姓往往投奔大户人家。在中央政府薄弱的朝代，这些大地主以家族为单位共同生活，其权力不断扩大。他们完全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治权力，从而控制了人权，形成了一个持续数百年的家族政治。

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些大地主以保护自己的土地为名发展私人军队。在三国时期，曹操、孙坚等人开始用宗族武装镇压农民起义。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赢得民心，他们利用血缘关系和家族观念，条件是把他们吸纳到家族树中，使依赖他们的人越来越努力。这一点可以从鲁迅的小说中看出，阿Q总是渴望姓赵，这说明进入大家族或获得大家族的认可或承认对下层人民是多么有吸引力。魏晋南北朝和唐朝是繁荣的阶段，是中国家谱发展史上的 "黄金时代"。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修谱成风。为了满足大户人家的需要，国家专门设立了谱局和谱官。到了唐代，在官方谱系发展的同时，民间谱系也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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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时也实行世兵制。但由于西晋灭亡时，中军已被歼，中原地区又落入少数民族之手。仅靠原来江南的部分外军和南迁流民的少量军户，已无法组建和扩充国家的军队，这就需要增编一部分军户。当时的江南，地广人稀，大小门阀士族，又控制着大量私家奴客，奴客在当时均注入主人的家籍，不属于国家的编户，故不服兵役。

在这种情况下，东晋政府采取了如下几种措施来扩充军户：一是搜简逃户和隐户，如毛琚为淮南太守，曾于海陵之青浦搜捕逃赋入湖泽的人民近万家，以补兵户；二是用放免奴客的办法来扩充军户。永嘉之乱后，中原的民户逃至江南者，许多人已变成士族豪强的奴僮、佃客。这部分奴客，因原属国家的编户齐民，与国家允许私家占有的奴客有别，为了扩充军户，国家有时发布免奴为客令，先将其放免，然后编入军户。如晋元帝司马睿就曾下令：“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安帝时，司马元显发东南沿海诸郡免奴为客者为兵等。这种作法，不仅触犯了大族的利益，也引起了那些被放免而成为军户者的反抗。因为东晋的军户身份低下，所以，发布免奴为客令，有时会引起社会骚动。最后一种办法是使罪犯为兵。上述几种方式虽然补充了一部分军户，但一者数量有限，二者这些新增的军户素质太差，所以，仍然满足不了政府扩充军队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募兵制应运而生，并得到国家的允许。如祖逖北伐时，司马睿仅授于他一些粮秣，兵力则命其自行招募。到东晋后期，募兵已成为重要的兵源之一。国家的主力部队，大都靠招募而来。如著名的北府兵，就是由募兵组成的。

晋元帝司马睿晋元帝司马睿（276-322） 司马氏家族家谱

311 年建立政权，317年称王，318年正式称帝，在位6年。元帝司马睿，琅邪王司马觐的儿子。晋怀帝任命他为镇东大将军，都督扬州江南军事，西晋灭亡后，司马睿称帝，建都建康（南京），史称东晋。元帝即位后，矛盾四伏。在位6年死，时年47岁。晋明帝司马绍晋明帝司马绍（298-325） 322年即位，在位3年司马绍，元帝长子，从小就聪明

东晋皇帝全图(11张)伶俐，即位后，巩固了东晋的统治。死于325年，时年27岁。晋成帝司马衍晋成帝司马衍（321-342） 325年即位，在位18年成帝司马衍，明帝长子。即位时5岁。死时22岁。晋康帝司马岳晋康帝司马岳（322-344） 342年即位，在位3年康帝司马岳，明帝的儿子，成帝的弟弟，在位3年死，时年23岁。晋穆帝司马聃晋穆帝司马聃（343-361）344年即位，在位17年穆帝，康帝子，即位时才2岁，死于361年，时年19岁。晋哀帝司马丕晋哀帝司马丕（341-365） 361年即位，在位5年司马丕，成帝长子，迷信黄老之术，常服长生不老之药，服食过量而死，时年25岁。晋废帝司马奕晋废帝司马奕（342-386） （365-371）年在位，在位5年司马奕，成帝子，哀帝同母弟。在位5年被大将军桓温所废，死于386年，时年45岁。晋简文帝司马昱晋简文帝司马昱（320-372） 371年即位，在位1年司马昱，元帝的幼子，初封会稽王，371年，被桓温拥立为帝。在位1年死，时年53岁。晋孝武帝司马曜晋孝武帝司马曜（352-396） 372年即位，在位25年孝武帝，简文帝第三子。383年，与前秦有“淝水之战”，在谢安领导下，大败前秦军。谢安死后，社会矛盾逐渐尖锐。加上，孝武帝“溺于酒色”，时政治腐败。孝武帝死于396年，时年45岁。晋安帝司马德宗晋安帝司马德宗（382-418） 396年即位，在位23年安帝，孝武帝长子，即位后，发生内乱，国势日衰，安帝没有什么政治才能，另外还是个白痴，418年，被刘裕所杀。时年37岁。晋恭帝司马德文晋恭帝司马德文（386-421） （418-420）年在位，在位2年恭帝，安帝同母弟，在位2年，被废，421年被杀，时年36岁。

人物生平

司马恢之历任骠骑司马、丹阳尹（丹阳郡治建康），隆安五年六月甲戌（401年6月27日），孙恩从海上攻至丹徒，有士兵十余万人，楼船一千多艘，东晋政府大为震动。六月乙亥（401年6月28日），朝廷派冠军将军高素、右卫将军张崇之驻守石头城，辅国将军刘袭栅断淮口，丹杨尹司马恢之戍守南岸，冠军将军桓谦、辅国将军司马允之、游击将军毛邃守备白石，左卫将军王嘏、领军将军孔安国屯兵中皇堂。征召豫州刺史、谯王司马尚之守卫京师。

元兴初年，司马恢之的大哥司马尚之为桓玄的部队杀害，司马恢之和弟弟司马允之被桓玄流放到广州，在途中被杀害。晋安帝复位后，追赠司马恢之为抚军将军。

父：司马恬，谯敬王。

兄：司马尚之，谯忠王，司马恬长子。

弟：司马休之，司马恬第四子，东晋平西将军、荆州刺史。

私亲弟：司马允之，字季度，司马恬第三子。叔父司马炙篮笪拮樱司马允之过继为后，袭爵广晋伯。

从弟：司马康之。

《晋书》卷37《谯刚王逊传》附《司马恢之传》

东汉出现了官僚阶级的士族化，随着东汉王朝的崩塌，到了魏晋南北朝，盛世王权步入了低谷，专制官僚政治发生了扭曲变态，出现了东晋门阀政治。

少数民族入主中国北方，带来了部族因素，令政治的变态雪上加霜，但同时也因为发生了胡汉文化制度的碰撞与交融，带来了新的因素，并且，北朝皇权因为获得军功贵族支持而势大，逐渐扭转了帝国的颓势，使得北朝成为这个时代的历史出口。

一 皇权的褪色

东汉后期，帝国出现了深深的裂痕，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纲，朝野离心，官僚世家盘根错节，地方豪右武断乡曲，中央集权君主专制遭到沉重打击。

世入建安，天下四分五裂，魏晋以来门阀士族蒸蒸日上，意识形态开始多元化，儒学低落，玄学风行，淡化了皇权的神圣。随着五胡乱华，中原疆域遂一分为南边天涯。

宗教空前发展。秦末起义者“悲六国之亡”，两汉之交“思汉室之旧”，但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则是以“道”为号召。东晋孙恩孙泰借五斗米教起事，北魏僧侣起事更是屡屡有之。这些儒教帝国中的宗教异端，一时间很是有力的淡化了民众辐辏于皇权的传统意识。

寺庙占有大量白徒、养女之类的依附人口，东汉的豪族更是“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使政府所拥有的人口大为减少。到了魏晋南北朝，政府的编户人口大致与依附人口相当，甚至有人认为南朝政府只能控制实际人口的三四分之一，皇权的衰落，由此可见一斑。

曹丕效王莽之故智，行禅让之旧典，取代汉室，虽然曹氏有扫平群雄之功，但曹丕篡汉之举依旧沉重打击了士大夫所珍视的儒教纲常。其后司马氏篡魏，更是让皇权黯然失色。

魏晋南北朝，士大夫已经没有了最初的气节，他们往往“将一家物与一家”，对改朝换代熟视无睹，腆事新主不以为耻。也只有民族大义，“割疆场于华戎，拯生灵于宇内，不被发而左衽，系明德其是赉”才能为政权争取一些正统感。

秦汉三统五德更是为野心家提供了改朝换代的理由，一个王朝不能万世无替，德运变换就需要改朝换代，篡位者可以自称代表了新的一“统”一“德”。三统五德已不为时人所认可，其维系帝王神圣性的礼制也随之崩溃。

二 东晋门阀政治

贵族的强大与王权的衰落往往是相呼应的，贵族是专制的敌人，他是调剂君权的。

东汉士族显示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名士官僚活跃于政坛。战乱摧毁了社会文教，只有少数官僚家族保留了文化，出现了“教育的家族化”，这些是朝廷珍视的政治资源。

政局变幻莫测，皇帝因此要尽量从看上去较可靠的心腹家族中选官用人，统治集团也就因此趋于封闭化。这种动荡不稳的小型政权的态度，其实是他们的本能反应，即“退行性政策”，更多依赖于私人性、依附性、团伙性的政治结构。

这个王朝的更迭，其实可以看作是一个另起炉灶、洗净腐朽的过程，所谓“天地之为始定，四海洗心整纲之会”，但是禅让则不同，他只是换了个皇帝，他所依靠的依旧是之前的朝臣，“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 ，前代的老化腐朽的因素也原封不动的带入新朝，同时先代积累的官僚门阀世家势力依旧在强化。司马氏本为河内大姓，代魏后政权更是为几十家大士族所垄断。

西晋任用宗王政治，说明其是在贵族政权下，将皇家当成第一家族凌驾于其他世家，这相较于先代，无疑的是一种降格。

西晋出于一个微妙的关口，但是五胡乱华打破了这个微妙，衣冠南渡，江左世家拥立司马睿为帝，皇权暗弱，东晋由此出现了门阀政治。“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御边”，皇与世家共天下。

作为皇权的附属物，宦官、外戚、宗室专权的现实在东晋明显的偃旗息鼓了，这无疑代表着皇权的微弱。

东汉的士族现象发展到东晋，因门阀政治而到达了顶点，但是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罢了。

三 主威独运

东晋门阀政治很明显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东晋后期的孝文帝就曾尝试尊君卑臣。南朝皇权重振，一改东晋的萎靡，皇权驾驭士族，刘宋皇帝“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假外”，魏晋以来显赫的三公之号也成为了少年皇子的加号。

皇权抬头，宗室、武将、寒人也随之振起，压缩了士族的权势空间，但他们衰而不僵，虽已屈居皇权之下，但仍盘踞在各社会阶层之上，压制着新兴政治势力，并在此后三百余年，一直发挥着对皇权的干预，直到随着唐王朝一同走向覆灭。

今天，边肖为您带来了古代氏族门和阀门的介绍，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在古代，氏族集团先于封建皇权，正是它们的存在催生了宗法制度。

宗族通常是在同一个聚落中形成的大聚落，属于现代意义上族群的模糊概念。类似的术语还包括“家庭”。在小范围内，“宗族”和“家族”有时会相互混淆。春秋时期的晋朝，宗族通常以赵、韩、魏、支、范、中行为姓。并形成居住区；一个氏族可以包括许多家庭。

但宗族能在民间迅速发展，还是要等到封建皇权出现。而封建皇权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新生事物是符合自身利益的，所以每次都选择了抵制和抑制其发展。西汉时期，朝廷镇压豪强；东汉朝廷实行张田，是抑制宗族发展的表现。

但宗族是在社会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连封建皇权都无法遏制。

东汉的法律没有提到租饷兵。但政府选择默许宗族扩张土地，雇佣大量仆役耕种的现象。魏的调租制度允许征户按户征税，使宗族得以保护工人的特权，被视为这一制度改革的先行者。西晋的授客制度和东晋的授客制度都承认家族特权。

因为封建皇权总有要保护的东西，限制了宗族的特权，后来就逐渐放开了。皇权和宗族的冲突正在缓和，它们逐渐变得相互依存。但是，这种放松不代表完全没有冲突，依赖不代表两者一致。

宗族与皇权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经济上，因为随着宗族的发展，这种矛盾无法消除，或多或少是存在的。只要皇权足够稳固，宗族是非常愿意为皇权服务的。宗族倾向于把自己的利益托付给皇权。毕竟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体。政权稳定，宗族才能繁荣发展；如果政权混乱，氏族的发展就会受挫。

东汉时期，社会相当动荡。当时的宗族不仅不敢轻视皇权，就连大臣们也争相献技，希望恢复稳定的政权。东汉末年，朝廷虽然名存实亡，但当政的董卓不敢轻易废帝。而是整顿朝纲，尽快稳定朝廷。当汉朝真的不存在的时候，曹操和他的人才分裂，强大了。

也正是因为家族对汉朝的支持，这些诸侯不敢轻易改姓。

我们以东汉为例。皇权控制宗族。如果皇权稳固，宗族就是皇权的支持者；如果皇权不稳，宗族就会想办法复辟汉朝。如果皇权已经崩溃，没有办法恢复，那么世界的统治者就会竞争，然后新的皇帝就会诞生。而且，新皇帝必须有宗族支持，否则，他不可能成功。

曹操拿下袁绍，联合了一些强大的宗族，获得了宗族的支持，导致了后来的局面。在混乱的情况下，胜利者形成了一个新的皇权，但一旦这个皇权稳定下来，它可能会再次与氏族发生关系。曹丕建立的魏国比较特殊，因为它在还没有稳定下来之前就被司马家族所取代。

显然司马家也获得了强大的宗族支持，才导致了这样的新局面。西晋代魏后，皇帝的姓氏虽然变了，但国家的格局没有变。从某种意义上说，魏与西方处于同一历史阶段。因为，古代混乱的社会回归正常秩序的时候，肯定会经历一些波动，但这不一定是阶级变化。

通常皇权是最高统治者，无论是宗族势力还是其他势力都要受皇权控制。东汉时期，宦官专政只是皇权的一个方面，并不是宦官拥有皇权以外的权力。皇权权力最大，其他人只能通过控制皇帝，以他的名义发布命令来获得他的权力。但是，这些都是窃皇权，不是否认。

类似这种现象，法院内部争议不断。当权者通过废除旧帝，重建新帝来为自己谋取权力，从而铲除异己。然而，胜利者是难以维持的，因为这种权力属于皇帝，而不是其他人。大家族会维护皇帝的权益，打击夺权的宦官和外戚。因此，贵族氏族的影响将会扩大。

魏晋时期，士族占据了曹家和司马家族的阵营，并通过学术支撑其政治地位。魏统一到金朝，这些士绅就统一了。在大一统王朝下，士族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但无法超越统治阶级司马家族的力量。八王之乱时，士族还只是诸侯的座上宾。

著名学者王弘帮助东海王司马岳治理洛阳。他们的结合改变了权力结构，族法的族权开始与皇权并驾齐驱。

从此皇权政治变成了门阀政治，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西晋的司马睿不具备继承皇位的条件，因为司马睿在诸侯中没有威望、实力和信用。如果没有宗族的支持，他可能无法站在姜佐一边。

此外，司马睿没有得到皇室的大力支持，他与西晋皇帝的关系也很疏远。

由于当时晋朝仍然存在，司马睿在当时的政治影响力只能通过门阀家族的支持来增加。此外，司马睿不仅得到了王氏兄弟的支持，还得到了司马越麾下士绅的支持，从而形成了江左的政治格局。我们需要司马睿士绅的支持，这些士绅也需要司马睿的保护。

为了躲避胡人的暴动，这些士绅不得不渡江南下。此外，这些士绅知道，只有坚持金朝的正统，才能保证家族的利益。然而，长安的正统王朝没有合法的继承人，所以他们只能把目光投向新王朝的发源地司马睿。

因此，这些士绅寻求司马睿的保护，司马睿依靠他们获得了继承金朝的条件。

司马睿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决定等中原的皇帝被抓起来，自己当国王，自己去打贼。有了士族的支持，大臣们会更亲近，伟大的事业才能实现。但是，我们不能把士族和皇权混为一谈，因为它们不可能完美结合。甚至前面提到的王洪和司马越的关系也只是士族和皇权的关系。

但由于特殊原因，这种关系往往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杜南的贵族是那些失去了土地，正在寻找地方居住的人。他们想要一个住的地方，他们立场坚定。所以他们必须支持司马皇朝，让这个皇朝给他们提供庇护，但又不希望皇帝限制他们的自由。但对于金元皇帝来说，他们不仅受到皇帝的热情对待，而且行为可能会受到限制。

因此，要稳定世界政治秩序，必须经历皇权与士族的斗争与较量。

据我所知，晋元帝利用镇压王氏兄弟，导致王敦与王氏兄弟勾结，与南方人造反。此后，王敦以“除汉奸”为名发动了反对刘晶的叛乱，并得到了士绅的支持。所以士绅的利益不会轻易被皇权侵犯。后来，王敦再次造反，企图吞并江左，取代司马家，但这一梦想最终因士绅的反对而破灭。

毕竟司马黄的权力是有士绅支撑的，谁想取而代之都是不允许的。

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有士绅和皇权，稳定和平衡的政治秩序仍然可以维持

起初只是士绅与皇权暂时的平行状态，被双方所接受，成为东晋门阀政治的典范。后来掌权的虽然权力更大，却不敢破坏这种政治平衡。

所以这种门阀政治，士族与皇权并行，不变。

这种形式在水资源战争后发生了变化。

士绅势力已经不能和以前相比了，东晋政权就要结束了。梁武帝试图重振皇权，但收效甚微。毕竟当时的矛盾还是比较突出的。门阀政治开始瓦解，是由于王作为后宫中的一个亲戚在太原干预政务。

武帝死后，司马道子、司马元宪反对门阀政治，王恭、尹仲侃、恒玄支持门阀政治。王恭起兵失败，恒玄吞并尹仲占领建康，消灭了反对门阀政治的司马元宪父子。如果恒玄处理得当，可以复兴门阀政治。毕竟很多士绅不仅支持恒玄复辟门阀政治，也接受恒玄。

但是恒玄没有走正道，因为它破坏了世界局势。君子各有所忧，不过分。我们只知道杨府曾经对恒玄提出过异议。杨府不同意恒玄篡金独立，这也是士绅的愿望，只是这些士绅不敢表现出来。其实真正有能力对抗恒玄的是刘裕。

现在士绅对恒玄的态度和之前的王敦很像。为了防止司马道子的专制统治，士绅们欢迎恒玄进京。阻止恒玄篡位，就是维护士族与司马皇权的关系，阻止恒玄吞并江左。这是江左士绅处理与王敦关系的方式，也是政治权力分配的需要。

但不同的是，在王敦一次又一次造反的时候，士绅们直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采取行动阻止王敦篡金，可见前朝士绅的厉害。面对恒玄，士族不敢公开反对他篡金，因为恒玄是在他们的邀请下反对司马道子的，所以士族也不好意思公开反对他。

然而，恒玄的对手宋武帝赶走了他，这使恒玄的努力成为东晋最后的斗争。以前思维敏捷的先生，现在也没那么厉害了。之后，刘裕恢复了东晋的统治秩序，但未能重建与士族的关系。因为，士族推翻晋朝，建立南朝，不是一步到位的，需要一个过程。

这就是东晋的政治局面，门阀政治为皇权回归提供了条件。

东晋门阀政治的建立实际上是继承并发展了西晋时期的门阀制度，但是发展规模上这些士族的特权远远超过西晋时期。公元318年司马睿在建康称帝，是为晋元帝，史称东晋。简单来说，东晋的政权实际上是在南北士族的支持下建立的一个偏安政权，集合了两个不同地域的门阀集团，其中北方的士族是朝政的主流。

其中尤其是以王导和王敦为首的琅琊王氏，更是在东晋一朝有着特殊的政治地位，因此也有了那个著名的说法“王与马，公天下”。其中“祭在司马，而政在士族”的局面也自此开创。

东晋时期的门阀士族发展几乎到了顶峰，把持了整个朝政，皇帝的权力更像是个幌子，真正的执政者一直在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以及陈郡谢氏这几个世家大族轮流主持。当时的世家大族往往着雄厚的经济基础，一个大族拥有的荫佃客的规模在东晋时期要比西晋增长快三倍，世家大族不仅有田地万顷，还建有别墅田宅无数，可以说是当时真正的富豪。

最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到了东晋时期已经进一步确立“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这样的准则，使得世家大族牢牢地把握着朝政，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并且封死了平民百姓上升的途径。在当时如果不小心触犯了这些门阀大族，只有认倒霉的份儿。

士族之间交友、婚配都有着严格的界限，所以修家谱成为了当时朝廷内外十分流行的事情，为的就是确定身份，并且确保寒门不混淆到士族当中，有损其特权。东晋皇室一朝都未曾真正摆脱过门阀大族对朝政的控制，还要与其作斗争。也正因为此，朝代真正的发展十分有限，几次北伐的军事活动也是后继无力，更别说完成一统全国的愿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