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源出：

一﹕ 出自妃姓，以国为氏 据《元和姓纂》所载，夏朝有附庸小国，在今河南省范县东南 商汤起兵攻伐夏桀时，先灭顾国，韦国 其国人以原国名”顾”为氏。

二﹕ 出自姒姓，越王姒勾践的后裔在越国被楚国灭国之后，迁居浙南，定都东瓯，称东瓯王。第七代东瓯王姒摇在西汉应功受封为东海王，因首都在东瓯（今浙江省永嘉县瓯北镇），俗称东瓯王。摇之子受封为顾余侯，世居于会稽（在今浙江省绍兴市） ，后以顾为氏。

顾姓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姓氏，最早的一支形成于夏末商初，出自顾（今河南范县）；还有一支形成于西汉初期，出自会稽（今江苏苏州）。

据宋人郑樵《通志·氏族略》所云：“顾氏，已姓，伯爵，夏、商之诸侯，今濮州范县东南二十八里有故顾城，是其地也，子孙以国为氏。又，顾氏谱云：越王勾践七代孙闽君摇，汉封东瓯，摇别封其子为顾余侯，汉初居会稽，亦为顾氏。”

而另一支顾姓源自遥的子孙。汉朝初年，越王勾践的裔孙摇，因佐诸侯灭秦有功，被封于东颐（今浙江永嘉），后来摇又封自己的儿子于会稽，人称顾余侯。后来顾余侯的子孙以其封地的名称号的“顾”为姓氏，从而又形成一支顾姓居民。

这两支顾姓，一支起源于北方，另一支起源于南方，后人便称为“南顾”和“北顾”。至今顾姓人在谈论其渊源时，仍有“南顾”、“北顾”之说。

顾氏得姓后，“北顾”发展不及“南顾”，南顾很快成了会稽一带的大姓，汉魏六朝时与陆、朱、张三姓合称为会稽四姓。由于顾姓主要发源和成长于会稽，所以会稽也成了顾姓的著名郡望之一。后来，这支顾姓中的人西迁武陵（今湖南常德），并迅速发展，因此武陵也成了顾姓的又一郡望。三国至唐代，顾姓一直是江东四大姓之一；唐以后，由于种种原因，顾氏不断向南北各地播迁。至明代，不仅分布于今山东、安徽、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四川等地，而且在北方的陕西、山西、河北、内蒙等地也有顾姓人居住。

但是，综观顾氏家族史，从古至今，其发展繁衍中心却一直在江浙一带，因此，顾姓历史名人大多出自南方，尤其是江苏。例如：三国时吴国丞相顾雍，西晋时支持司马睿的江南士族领袖、顾雍之孙顾荣；东晋画家顾恺之；南朝时期的文字训诂学家顾野王；元朝画家顾安、文学家顾瑛；明朝武英殿大学士顾鼎臣、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学者顾炎武；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清朝词人顾贞观、学者顾栋高、校勘学家顾广圻等，都是今江苏人。唐朝诗人顾况为今浙江人，五代南唐画家顾宏中为江南人；明末农民起义军将领顾君恩为湖北人。

从鼎鼎大名的三国宰相顾雍、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唐朝诗人顾况到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亭林先生顾炎武，都是同一个老祖宗，其祖先就是“三千越甲可吞吴”的越王勾践。这是当前76岁的顾巨川先生在续修家谱时偶然发现的。

昨天，在这位移居上海的太仓顾氏后人的书房里，老先生向记者激动地讲述了他的最新发现。年初，顾氏后裔齐集太仓浮桥老家，商议续修族谱。顾巨川在翻检祖辈传下来的《顾氏铭宗天荣支瀚派敏士后房谱》时，惊讶地发现，江南顾氏家族实出一脉，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少典氏，继而轩辕黄帝，历41代至越王勾践。谱中所记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顾氏得姓考》清楚表明：“至我宗顾氏乃自东汉著闻，其为越王之后，可证者一也。而顾氏乃世居会稽（汉会稽郡治即今之苏州府吴县），至孙吴时成为顾陆朱张四姓，其为越王之后可证者二也。况顾氏世谱自吴丞相雍上追受氏之先以东海王摇之父安朱为一世，后鳞次相承，代传不爽，其为越王之后可证者三也。”谱中列示的顾氏宗族谱系显示，自上古少典氏历53代至安朱，其子摇扶汉破秦，被汉高祖刘邦封为越王，摇的儿子期视受父封顾余侯，后遂以顾氏为姓。其中期视上溯14代即为越王勾践。

《顾氏家谱》表明，江南顾氏先祖自顾余侯起即聚居苏州西部光福山里。江南之崇明、太仓、嘉定、昆山、南京、常熟、无锡、吴江、松江等地顾氏皆出光福。

姓

氏

起

源

：

出自己姓昆吾氏。相传帝颛顼有个孙子叫吴回为祝融黎之弟，也为祝融。吴回的儿子陆终娶鬼方氏的女儿为妻，生了六个儿子，其中大儿子名樊，赐己姓，封在昆吾国（今河南许昌东），后代便是昆吾氏。夏朝时，昆吾氏有子孙被封于顾国（今河南范县东南），称顾伯，是夏的重要同盟国之一。夏末顾国被商汤攻灭，散居各地的顾伯子孙便以国为氏，称顾氏。

出自越王勾践的后裔。相传，大禹死后葬于会稽，他的儿子启在山上建立宗庙祭祀他。夏帝少康后来又把庶子无余封在会稽主持禹的祭祀，并建立越国，建都会稽（今浙江绍兴）。其后人以国名命氏，称为越氏。春秋末年，越国常与吴国交战，公元前494年被吴国打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后终于公元前473年攻灭吴国，并向北扩展，成为霸主。战国时公元前306年为楚所灭。经秦至汉，传至勾践的7世孙摇，曾担任过分布在今福建北部和浙江南部地区的闽越族首领，因助刘邦灭项羽有功，受封为东海王，因都东瓯，俗号东瓯王。后来封自己的儿子为顾余侯，子孙留居会稽，其支庶子孙以其封号的第一字为氏，称顾氏。史称顾姓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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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

在中国古代，通过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明代正式形成，一直沿用至清末。对这一制度的评价，今人几乎都持否定甚至全盘否定之见，认为在历史上它从来没有起过积极作用。如有的学者说：“八股的考试制度……残酷地愚弄了和腐化了中国的聪明和智慧的学者至五个世纪的久长。”它“是专制君主愚民的政策”[1]。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全面论述，容俟他日，本文仅就这一制度一个不容忽视而又并非小小的作用，略陈己见，作为献给尊敬的何兹全先生九十大寿的一份薄礼。

我以为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除着眼于立法意图、制度利弊、直接作用外，还不应忽略一个视角，即将这一制度与明清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

毫无疑问，我国古代的平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文化为极少数贵族、官僚、地主及其子弟所垄断，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十分低的。可是在明清几百年中，却出现、发展了一个突出现象，即广大平民中的一部分人拼命识字、读书，读《四书》、《五经》，逐渐摆脱了文盲、半文盲境地，转化成为士人。关于这一可喜的进步，远的不说，将宋金元的士人数目与明清的士人数目加以比较，便可了然。

据《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北宋仁宗年间行“四年一贡举”之制，全国各地经府州解试，贡举至京师者“恒六七千人”；英宗改为三年一试，贡举名额减少，“四分取三”，当为四五千人[2]。同书载欧阳修“上言”，当时解试“东南州军……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十人取一人”。由于东南文化发展，西北落后，如全国取人按高比例计算，平均八十取一，则可推知当时应举士人约40万[3]。金朝占领北方，士人数量大减。据《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金朝中期最下级的乡试等于虚设，后且罢去；其上府试、会(省)试录取比例多为5:1，而每次会试中试者五六百人。由此可以算出：参与会试者每次2500人至3000人[4]；则参与府试者仅有15万人。当然，如考虑到北方经长期战乱，一些汉族士人隐居不仕，士人实际数量应多一些，但不会有很大变化，也是可以肯定的。南宋情况则不同。由于未经大的战乱，北人大量南下，文化又比较发达，士人数量显著增加。据《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南宋省试为17人取1人。每一次录取名额据学者研究平均当为474人[5]，则参加省试者约8000人。府州试录取如全按北宋“东南州军”百人取一比例计算，全境应举士人当有80万[6]。也就是说，南宋与金之士人比北宋约增加一倍多一点。

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四《选举考·举士二》：自元仁宗行科举至元亡50多年，开科16次，每科取士多者百人，少者35人；“旧例……会试三分内取一分”，则取士百人，参加会试者只有300人。其乡试(等于宋之府州试)比例即使按百人取一计，全国投考士人总数也不过3万人。再看学校。同上书卷六○《学校考·郡国乡党学》：元世祖末年司农司上报全国学校213万余所。这或可被引作元重儒学之证。其实情况并非如此。一是所上学校绝大多数应是设于农村，属于启蒙性质的“社学”，远非宋金以来培养、提高士人以应科举的府州县学，所以才由掌农桑等包括“立社”以劝农桑的“司农司”而非礼部上报[7]。二是即使就少数的府州县学包括书院言，实际生员人数也很少。如据一史料记载：元成宗大德年间在文化发达的建康路，除路学达64人外，涉及的明道书院、南轩书院、上元县学、江宁县学，其生员多者14人，少者7人，4学一共仅40人[8]。而且同一时期的郑介夫上奏更说“今内而京师，外而郡邑，非无学也，不过具虚名耳”。学校已为虚设[9]。其所以如此，是整个蒙古统治集团重吏轻儒政策所决定的[10]。所以虽元仁宗一度重儒，元朝后期社会风气依然是“时人翕然尚吏”[11]；“今学者仅能执笔，晓书数，其父兄已命习为吏矣”。苏天爵以为这是“天下之通患”[12]。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无论是行科举，或是设学校、书院，都很难收到多大实效，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的大势是无法改变的。由此推定其总数应远少于南宋与金之和——80万，当无大误。

可是明清两代的情况就大不同了。

顾炎武曾估计：明末“合天下之生员(秀才)，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13]。

清朝秀才，据近人研究，太平天国前任何一个时期大体为52万余人[14]。

比秀才数量多若干倍的士人，还有参加童试然未考中的童生。

清朝太平天国起义前童生之数，据近人研究，一个县在1000至1500人，全国总数“可能达到近二百万”[15]。

清末童生，康有为估计为300万人，“足以当荷兰、瑞典、丹麦、瑞士之民数矣”[16]。梁启超也估计：“邑聚千数百童生……二十行省童生数百万”[17]。

早于清朝的明末童生，总数无考，但从其秀才数与清朝秀才数大略相等推测，童生数纵使略少，也不会相距甚远[18]。

这样，明清两代任何一个时期的秀才加童生，亦即一般士人的总数，按保守估计，也有二三百万[19]。

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呢？

我们知道，宋金元地方上科举考试，实际上只有一级，相当于明清的乡试，录取后即为举人，所以其应试者总数，本应与明清应乡试的秀才，以及为取得秀才资格而应童试的童生二者总数大体相当，或后者略高一些[20]。可是，如上所考，元代士人总数当远低于80万，而现在明清秀才加童生的总数竟有二三百万，后者增加了三四倍或五六倍。

原因何在？我以为主要当从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中去探寻。

众所周知，明清科举制度和宋金元相比，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地方上乡试前，增加了童试，以选拔进入府州县官学读书的秀才；而和乡试、会试一起，考试内容是八股文，则是另一大特点。这两个特点，共同构成八股文取士之制，影响巨大：

第一，自宋以来，府州县官学一般多非考试入学[21]，直到明初，秀才依然“听于民间选补”[22]，实际上由官员决定，选补的多是官僚、绅士子弟，平民子弟对之不抱多大希望。大体从明英宗起，渐行“考选”之制[23]，后又发展为童试，通过考八股文，实行平等竞争。这一基本制度在与以下措施结合之后，就对平民子弟也企盼读书应试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首先就是录取名额大增。宋金元的第一级考试，如前所述，是选拔举人。全国每次录取总数，最多的如南宋，也只有8000人；而明清第一级考试——童试，全国每次录取秀才总数，一般达到2万多人[24]。而且宋金元按制度这一考试是三年一次，而明清童试则是三年两次，曰岁试、科试[25]。这样，作为一个同样是参加第一级考试的士人，在明清，录取的可能性显然增加了好几倍。

当然，秀才资格不如举人，特别是不能直接参加会试，但是仍享有若干特权：一是秀才需入府州县官学读书三年，由学官教授经史和八股文体。一般来说，只有秀才方能参加高一级的、选拔举人的乡试。换言之，凡获得会试资格，有可能中进士，飞黄腾达的举人，一般必须从秀才中选拔。这样必然提高秀才的社会地位。二是对秀才生活，国家给予补贴。明代“……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后有所增加，“廪馔月米一石”[26]。而且“生员之家……除本身外，户内优免二丁差役”[27]。清代对秀才“免其丁粮，厚以廪膳。……一应杂色差徭，均例应优免”[28]。秀才还享有免笞杖，见县官不下跪等特权。用顾炎武的话说就是：一为秀才“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29]。所有这些，也就必然有利于秀才发展成为地方绅士[30]。

这样，一方面和过去的第一级考试相比，如参加明清童试，录取的可能性激增了数倍；另一方面如考中秀才，又可享有若干民间十分羡慕的特权，甚至进一步发展成为地方绅士。平民子弟中稍有条件的一部分人，对读书应试怎能不动心呢？

第二，以上只是就“硬件”而言，如果没有良好的“软件”配合，这一制度仍然不能发挥作用。所谓“软件”，是比喻考试内容。如果新制度仅具备上述诱惑力，但考试内容，特别是童试内容很难，平民望而生畏，则还是无法促成他们真正投身于读书应试的潮流之中。然而在明清，事实上是这一“软件”出现了，这就是内容改用八股文，从而形成八股文取士之制。这一变化对平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考试难度下降，不是高不可攀的了。下面略作阐释。

八股文考试，其答题要求包括三方面：经义、代圣贤立言、八股对仗[31]。三者之中，经义是实质内容，代圣贤立言是阐述经义的角度，八股对仗是阐述经义的文体。故其核心仍是宋以来科举所考的经义。但是明清又有不小的发展，这就是除《五经》外，沿元制加考《四书》；而且经过摸索，逐渐演变成以《四书》为考试主要内容，所谓“专取‘四子’书”[32]。《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经部四书类二·四书大全》提要便说：明成祖时编《四书大全》，“尊为取士之制，……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清朝康熙时依然以“《四书》艺为重”[33]。乾隆时“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34]。特别是童试，在乾隆中叶以前很长一个时期明定“正试《四书》文二，复试《四书》文、《小学》论各一”，竟不考《五经》[35]。乾隆自己也说：“国家设科取士，首重者在《四书》。”[36]和上述措施紧密相配合的是，明清全都明定：阐述《四书》义，必须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否则不予录取[37]。所有这些同样是考经义而发生的重大变化，从明清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看，主要在于以此进一步宣扬程朱理学，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更好地维护新形势下的王朝利益[38]。可是对于一般平民，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就是考试难度的显著降低。过去主要考《五经》，内容艰深，文字晦涩，加上汉唐诸儒烦重的训诂注释[39]，平民子弟基础薄弱，不能不对之望而却步，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换为重在《四书》，分量减少，内容比较浅显[40]；特别是朱熹《四书集注》，摈弃旧的注释，注意“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即引导)学者自求之”[41]，被评为“很讲究文理”，和其他宋儒解经一样，“求文理通顺”[42]。由此平民子弟就不难读懂其内容，领会大义了。再加上阐述经义的角度要求代圣贤立言，不许涉及后代史事[43]，客观上减轻了平民子弟应童试的负担[44]。至于文体八股对仗，虽麻烦一些，但毕竟只是形式问题，一般经过一定时期的揣摩、练习，便可驾驭[45]。这样，总体上说，考八股文便为平民子弟读书应试，首先是童试，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不但心羡秀才，而且敢于参加童试，为一领青衿而拼搏了。故清初杨宁曰：“入仕之途易，则侥幸之人多，而读书又美名，此天下所以多生员也。”[46]

一方面，如果只行童试，而所考内容艰深，不是八股文，则平民子弟不敢应试，也不会关心读经书，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但另一方面，八股文虽比较浅显，如不以之取士，平民子弟同样也不大可能有读经书、以提高文化素质的积极性。清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即八股文)者。上问张文和(廷玉)，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47]而只有将二者结合，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平民子弟才真正会为摆脱文盲、半文盲境地而行动起来。

试举二例：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回：明代山东汶上县薛家集百十来户“务农”人家，其所以要“做个学堂”，请老童生周进来教“像蠢牛一般”的孩子读书，不就是因为他过去教过的顾小舍人“中了学”(考中秀才)，希望自己子弟也能“进学”吗？而“进学”，在他们心目中，其预兆竟会是正月初一“梦见一个大红日头”落在头上，可见分量是何等之重[48]。

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六：清代“彭雪琴（玉麟）侍郎，先世务农，贫无田，佃人之田。其先德鹤皋赠公，幼读书，年逾弱冠，府县试屡居前列，而未得入学[49]。其伯叔父及诸昆弟啧有烦言，曰：‘吾家人少，每农忙时，必佣一人助作。此子以读废耕，徒费膏火资，又不获青其衿为宗族光宠，甚无谓也。’”这事再次证明，务农之家不惜全家劳动，勉强供一人读书，目的就是要他“青其衿”，即考中秀才，“为宗族光宠”。

八股文取士制在推动平民子弟读书应试，提高其文化素质，使之转化成士人上的巨大作用，是再明显不过了。

当然，无可否认，明清两代确有不少尖锐抨击八股文取士制的言论，甚至认为它是明代灭亡、清代官员愚昧无能的罪魁祸首[50]（近人对此制持全盘否定论者，也不乏引此作为佐证），但那是因为他们全都从造就、选拔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角度，以比较高的标准来衡量全体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来要求、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再加上涉及情况复杂，看法很容易出现片面、极端[51]。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将留诸他日。

本文立论角度则不同。如前所考，主要由于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明清社会增加了数倍士人，涌现了几百万童生，几十万秀才。如完全按或基本按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绝大多数的确难以达标[52]。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明清社会的实际出发，将他们去和未行八股文取士制以前，原来的亿万文盲、半文盲相比，成绩便十分明显，因为他们毕竟都是不同程度上读过《四书》、《五经》，至少能撰写八股文，文化素质大为提高的知识分子。梁启超便赞誉数百万童生“皆民之秀也”[53]。他们的存在，构成由宋金元最多80万士人，到现代“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54]这一梯链中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这些童生、秀才，除一小部分后来成为官员外，绝大多数以其参差不齐的知识，默默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亿万文盲、半文盲所发挥不了的作用[55]，从而使整个明清社会的文明程度得到相当大的提高，推动着历史的进步。追根溯源，八股文取士制的这一功绩，是明明白白的，是不应被抹杀的。

最后再补充一点，这就是据先辈学者研究，八股文逻辑性强。钱基博先生便说：“就耳目所睹记，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还认为近代“纵横跌宕”、“文理密察”的文章，多源于八股文的基础。他说：“章炳麟与人论文，以为严复气体比于制举[56]；而胡适论梁启超之文，亦称蜕自八股。斯不愧知言之士已!”[57]如果这一见解不偏颇，则八股文取士制在促成明清士人注意逻辑思维上还有一功[58]。

正确理解顾炎武八股文取士“败坏人才”说

多年来，提到八股文取士，有关论著几乎是一片否定声，而且是全盘否定；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又几乎无不引用顾炎武这样一段话，见于《日知录集释》卷十六“拟题”条：

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可是，顾炎武果真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之制吗？否！

1顾炎武此话是针对同篇上文“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云云，而发的激愤之语。所谓“拟题”，指的是下述弊病：从明初以来，科举所考经义(由于后来文体要求八股对仗，俗称八股文)，《四书》是全文，但字数不多；《五经》内容多，但只考其中一经，后来还削减了一些篇章。由于整个说来可出的有意义的考题不过一二百道[1]，渐渐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些“富家巨族”预先“延请名士”，将这些可出之题各撰成一篇八股文，令子弟“记诵熟习”。因为“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将所记之文抄誊一过，便可中式，结果导致“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2]。顾炎武把这叫做“成于剿袭，得于假倩”之风，并说“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接着抨击“败坏人才”云云。类似的话亦见于《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3]。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故败坏天下之人才……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显然，所谓“败坏人才”，只就“今日”流弊立论(坊刻时文约“兴于隆、万间”[4]，自亦属“今日”范围)。所以在另一地方顾氏又说：“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如能成功，“科场亦自此而清也”[5]。既然清除“今日之弊”后科场可“清”，则自亦意味出现此弊以前的明代前、中期科场是“清”的。这是逻辑之必然。且有下证。

2《亭林文集》卷三《与彦和甥书》曰：“万历以前八股之文可传于世者，不过二、三百篇耳，其间却无一字无来处”；希望其甥集门下士“将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来……除事出《四书》不注外，其《五经》、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选》，方为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注释这些“八股之文”，竟要求如李善之注《文选》，此顾氏视其内容充实，用典渊源有自之证。顾氏对“八股之文”的类似看法还有：“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6]；“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7]。这些看法也有顾氏同时学者言论为之呼应。如黄宗羲便说：“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余见高、曾(祖)以来，为其学者，《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八大家，此数书者，未有不读以资举业之用者也。自后则束之高阁……”[8]。也是将流弊定在“今日”，而与“高、曾”之时大量读书对比。

3对“今日”流弊，顾炎武无一字涉及文体八股对仗。相反，在断言这一格式“盖始于(宪宗)成化以后”，接着具体介绍明世宗嘉靖以前八股对仗的形成过程及破题、承题等作法。对这一文体，顾氏不但未表示鄙弃反对，而且引《孟子》语，视之为“规矩”；并对“嘉靖以后，文体日变”，略有微词，称“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顾氏甚至认为“今之为时文者”是在走向“裂规偭矩”。在介绍文体的最后一个环节“大结”时说：“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指有关科举等法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接着发出感慨：“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9]。从其语气可以看出，顾氏仅不满于万历以后的文体。这和上述他对流弊出现前后八股文内容的不同评价，也是一致的。

4顾炎武《蒋山佣残稿》卷一有两封《与李霖瞻(书)》，其一曰：“小儿……衍生，亦颇谨饬。本经《毛诗》已完，令节读《五经》，兼诵先辈八股文百篇，意不在觅举也。”[10]人所共知，顾氏大义凛然，坚决拒仕清朝。此信又反映他不许儿子“觅举”。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衍生诵读八股文百篇，并与节读他最尊崇的《五经》同时进行呢？只能有一个解释，即顾氏对这些“先辈”的八股文十分欣赏、尊重。这和上引他的话“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也是相呼应的。或许有人怀疑：这会不会是顾氏早年的看法呢？肯定不是，证据就在此两信中：第二信称衍生原是顾氏“犹子”，后“立以为子”；第一信称“从弟子严今将六旬，连得二孙，今抱其一为亡儿之嗣”[11]。由此可见：第一，从弟已将六旬，则顾氏自已年六旬左右或六旬以上。信中还自称“老身尚健”、“桑榆末景”云云，均证两信乃晚年之作。第二，顾氏本有一子而亡，至晚年方立犹子衍生为子；后又以从弟之孙为“亡儿之嗣”，则衍生年纪不大[12]，刚读完《毛诗》亦可理解，这与两信乃顾氏晚年之作，并不矛盾。以上情况表明：赞许“先辈”八股文乃顾氏晚年定见，不容置疑。

综上四证，可以肯定，顾炎武所谓“败坏人才”云云，仅针对明代后期的科场流弊而言，并无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制之意。

如果这一看法不错，则人们常引用顾氏的另一些抨击八股，时文之语，也就不难正确理解：

1《日知录集释》卷十六“经义论策”条：“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这段话是接着上文及原注宋代“以经义为在外准备之文”，或“窃袭人之语，不求心通者相半”(相当于明代“节抄剽盗”坊刻时文或名士所撰之文)，导致不读经史而言的。自与明代前、中期士人能“读书千卷”，所写八股文“无一字无来处”之制无干。故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八引胡燮斋解释顾炎武其所以“痛诋时文”的心理曰：“彼盖疾夫藉圣贤之言为梯荣钓宠之术，转相摹仿，愈趋愈下，遂发此过激之论耳。”

2同上条：“赵鼎言：(王)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这里指的是另一种流弊，即一些科场八股文虽非“节抄剽盗”，但因未读经史，学无根柢，其代圣贤所立之言[13]，只能是随意捏造，信口开河，而无经史之依据，此即所谓“杜撰无根之语”。但这种流弊同样有时间限制，因为紧接上文顾氏便出一“原注”说：“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据此，这种“杜撰无根之语”非指明代前、中期的时文或八股文，是很清楚的。

3 《日知录集释》卷十六“十八房”条：“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这里的“八股”，切不可误会为泛指明代八股文取士制之八股文。据上下文可知，它仅主要指明代后期万历年间开始，由考官十八房(如《诗》五房、《易》四房等，分阅《五经》试卷)所选定、刻录的八股范文，即程文。这些程文，有的是“主司(考官)所作”，有的是“(中式)士子所作”[14]。它们和前述坊刻时文一起流行，目的原想以此范文指导士人学习，使之写出高水平的八股文来[15]。但结果相反，由于“天下之人惟知此物(程文)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而他书一切不观。……举天下而惟十八房(程文)之读”，导致经史之学，“文武之道，弃如弁髦”[16]。正是针对这一弊病，顾氏发出前举两句感慨。其“八股”与“十八房”，涵义是互补的。意谓十八房所刻“八股(程文)”兴盛，导致人们惟此之读，治国安邦的经史之学反而无人过问了。很显然，这一感慨或抨击，也有着时间限制，而不可能是指向明代前、中期之制的。

总之，如何评价明代八股文取士之制，对它究竟应不应该全盘否定，这可以讨论；但举顾炎武“败坏人才”说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根据以上小考证，则似应认为是不符合顾氏原意的。

乱世图存—明清之际的儒学·顾炎武·治学方法

顾炎武所代表的学风，学者常称之为朴学。朴学之义应与顾氏下面一段话联系起来理解：“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这种学术宗旨与理学不同：理学的特点在于空言说经，侈谈义理，以至忽视当世之务，这已为叶适、陈亮以来的学者所指摘。顾炎武继承了永嘉、永康经制之学和事功之学的传统，崇尚实学，讲求经世致用，同时又提倡扎实、细密、朴实的考据方法。顾炎武曾说：“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断今。”(《菰中随笔》卷三，《敬跻堂丛书》本)训诂考据是通经致用的手段，这是朴学的宗旨。由于朴学讲求通经致用而厚古薄今，强调振兴邦族，自然不能为清廷容忍而任其发展。于是，学术史开始转入为考据而考据的狭路，出现了后来乾嘉时代所谓的“专门汉学”。烦琐饾饤，考之于不必考之地，这是顾炎武始料所不及的。

顾炎武扫除理学空疏之弊，开一代朴学风气之先，其治学方法究竟有哪些特点，这是下面所要探讨的问题。

在封建时代，圣贤经典一次次被重新解释。经学对于思想文化的影响，犹如投石湖水所产生的波纹，每道波纹都产生于同一个振源，波纹之间虽有先后之分，但并不意味着彼此之间有什么序列关系。在经学史上有汉人训诂，唐人义疏，然后有宋明义理之学，清代则出现汉学。依照历史发展顺序，宋明理学乃继汉、唐经学而起，但宋、明理学家从来不承认两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宣称直接继承尧、舜、周、孔，自谓圣学，而鄙薄汉、唐经学。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手稿(清道光刻本)

理学讲求心性之学。明经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用朱熹的话说，是“借经以通乎理尔，理得则无俟乎经”(《朱子语类》卷一一)。而陆王心学则反对“从册子上钻研”，提倡“发明本心”、“致良知”的顿悟方法。至末流则“束书不观，游谈无根”。

顾炎武治经的态度与此不同，他认为，对儒者来说，通经以备用世，本身即是一种目的，“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八)。因此，他主张通经，以汉儒为师。“六经之所传，训诂为之主，仲尼贵多闻，汉人犹近古”(《亭林诗集》卷四，《述古》);“读书未到康成处，安敢言谈议汉儒”(《菰中随笔》卷三，《敬跻堂丛书》本)。他抛弃了理学家的明体功夫，专心致志于通经之业，摸索出一套扎实、细密的治学方法。

我们先看他是如何对待读书的。

顾炎武一生“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十四岁时，他就读完了《周易》、《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以及《孙子》、《吴子》等书。此后，他专习科举帖括之学达十余年之久。清兵入关，他绝意仕进，摒弃帖括之学。在戎马乱离之间，他手不废卷，阅书数万卷。他读书范围极广，经史子集、金石碑刻、简牍章奏、方志朝报，无所不窥，于广博中求专深，而注力所在，尤以经史为长。

理学家读儒典，拈出只言片语，便谓大本在此，至于其余文字，可以不问。而顾炎武则不然，他以小学音韵为学问基础，曾说，“古之教人，必先小学。小学之书，声音文字是也”(《日知录》卷四);“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他以为读古籍，首先要懂古音韵，懂古音韵才能明字义，明字义才可通九经及诸子百家之书。古代哲人学士，学非专门，一部著作中往往要牵涉到多方面的知识，而且字有体同义殊，歧出分训，音有楚、夏之别，因地因时而异。因此，要明一字之义，须遍考典籍，要审一字之音，须遍验古韵。然而顾炎武却给自己立下了这繁难的读书规程，扎扎实实，从一点一滴做起，积数十年学力去做通经致用的学问，这种朴实学风，产生出一种与理学迥然有别的方法，就是：归纳的方法而非演绎的方法，历史的方法而非思辨的方法，证验的方法而非参悟的方法，实事求是，把古书还之于古人，不加入自己的主观臆测。他尊重古经，是把它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历史经验，而不是什么秘旨奥典。

归纳法是顾炎武治学的基本方法。这需要充分占有资料，比勘审核，寻绎离合异同之故，旁推互证，排比钩稽，以求荟萃贯通。顾炎武所著《诗本音》即是运用此法的典范，“即本经所用之音，互相参考，证以他书，明古音原作是读。……南宋以来，随意叶读之谬论，至此始一一廓清，厥功甚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一二，《经部· 小学类三》)。

历史的方法与归纳法有密切关系。顾炎武对其所要研讨的问题，每一事必详其始末，辨其源流，如《日知录》中所论历代风俗演变、典章制度沿革等即其范例。通过史迹的发现来究明兴衰治乱之所以然。运用此种方法，他也发现古籍中许多舛谬之处，如时代错误、史实不符等。

顾炎武还特别重视证验的方法，力求名实相副，凡事有佐证方可立是非，无佐证则宁付阙疑而决不师心自用。他说：“史书之文中有误字，要当旁证以求其是，不必曲为立说。”(《日知录》卷二一七，《汉书注》)他还重视社会实际考察，在其北游途中，始终“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一二，《顾亭林先生神道表》)。

以上是顾炎武的读书方法，但这只是做学问的基础功夫。至于著书立说，顾炎武有更严格的要求。

首先，他强调著述应“以器识为先”。所谓“器识”就是他的经世致用的思想。顾炎武非常欣赏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的话。因此在选题上，他注意的是那些关系经义治道之大体的题目，而不屑去做无关宏旨的小考证。他自己就说：“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门人书》)他认为，著书的目的在于备世之用，而不是为了夸能炫博。因此，他不屑于罗列纷繁杂多的材料，而是有分析、有断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一九称：“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非如杨慎、焦竑诸人偶然涉猎，得一义之异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所谓“有本原”、“能通贯”，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器识”。《日知录》结构严整，内在联系紧密，而不同于一般的札记、笔录，也正在于它“以器识为先”，一以贯之。

其次，顾炎武提倡创新精神，反对文人剿取剽说、因袭模仿的风气。他认为，著书要有新的内容：“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人之所不可无，而为之。”他自述其撰《日知录》的过程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之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同时，顾炎武重视古代文化遗产，注意从中发掘精华，合目的地精选约收。顾炎武主张，“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日知录》卷二○，《引古必用原文》)，并且要注明立言之人，不掠人之美，不张冠李戴。“凡述古人之言，必当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则两引之，不可袭以为己说也。”(《亭林诗集》卷四，《述古》)顾炎武敢于开拓新的学术领域。他的著作不仅裁断新、材料新，多发前人所未发，而且体例严谨，具有严肃的科学态度。

再次，顾炎武著书立说，不务虚名。他反对那种不求其实、速于成书、躁于求名的学风：“疾名之不称，则必求其实矣，君子岂有务名之心哉!”(《日知录》卷七，《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他以为文不贵多，立言不为一时，著者应该对后人负责。“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亭林余集·与潘次耕札》)他的《日知录》和《音学五书》都是积学数十年的力作。当《音学五书》刻成待印之时，发现有误，犹致书其弟子潘耒说：“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此书虽刻成而未可刷印，恐有舛漏以贻后人之议。”(《亭林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

复次，顾炎武反对门户之见，主张虚心求教。他反对以一家之言排斥众说，以为“排斥众说，以申一家之论，而通经之路狭矣”(同上，卷三，《与友人论易书》)。他主张“问道论文，益征同志”，师友之间互相质学，可以辨章学术，补苴疏漏;反之，“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同上，卷四，《与友人书》一)。他的《日知录》、《音学五书》写成后，就曾质诸不少学友。他在《与陆桴亭札》说：“近刻《日知录》八卷，特付东堂邮呈，专祈指示。其有不合者，望一一为之批驳，寄至都门，以便改正。”又《与友人书》说：“今此旧编，有尘清览，知我者当为攻瑕指失，俾得刊改以遗诸后人。”(《蒋山佣残稿》卷一)

以上谈了顾炎武对待著述的严谨负责态度。它反映了朴学的严谨学风。这种学风是十分宝贵的。顾炎武是集事功之学与考据之学于一身的学者，他提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在批评理学的活动中，他一面崇尚事功，批评理学的空疏无用，一面师法汉儒，批评理学空言说经。但他所谓的“当世之务”与“六经之指”本身是有矛盾的。首先，当世之务包含着除旧布新的变革，对于新的事物需要新的理论来概括和说明。但在儒生看来，创造新理论是圣人之事，古圣所制《六经》“广大悉备”，问题只在于如何对它诠解。于是，许多新思想不得不背上经学的沉重外壳。其次，顾炎武在经学上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六经之指”是否一定关涉“当世之务”，或者说，这“六经之指”对于国计民生究有何种实用价值，应该考虑。顾炎武主观上要经世致用，却采取了通经学古的保守的为学途径，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西学译介，方以智的质测之学以及稍后颜李学派的“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之学相比，其社会意义就显得逊色了。而且顾炎武在理论方面的建树也不如王夫之。总之，他在经世致用之学方面远不如他的考据学的成就大，难怪后来的乾嘉汉学要买椟还珠了。

1、有个官僚地主叶方恒，看中了顾炎武的家产，便卑鄙地唆使别人诬告顾炎武有"通海"的罪，说他同沿海抗清力量相勾结，图谋推翻清王朝。这在当时是最大的罪名。

于是，顾炎武被抓了起来。顾炎武的亲朋好友闻汛后，立即四处奔走，多方营救。好友归庄为此求救于当时的汉奸官僚钱谦益，钱知道顾炎武是当时的有名学者。

企图借此沽名钓誉，便说： "救他不难，只要他送我一张门生帖子，拜我为师就行了。"归庄深知顾炎武的为人，决不肯屈节求生，但事到此时也只得从权。

'便悄悄地代写了一张门生帖子，送给钱谦益。果然，顾炎武很快便被保释了。顾炎武出狱后，知道了事情的原委，脸都变色了，觉得拜钱谦益这个汉奸官僚为师是太侮辱自己了。

便对归庄说："一定要把门生帖子要回来。要不回来，我就在大街上贴通告，声明并没这件事。"由于顾炎武坚持，后来钱谦益只好交还了这张门生帖子，顾炎武的气节，因此而更为时人所景仰了。

2、顾炎武小时候，每年春夏温习经书，家人为他请了四名声音宏亮的士子，坐在周边。顾炎武面前放一本经书，四人前面还放着该经书的注疏。

他先叫一人读一段经书，遇到其中字句不同的或他忘记了的地方，则与四人辩论或再记一遍。一人读二十页书，之后再叫另一人读二十页，他每天温习经书二百页。

顾炎武自小至老手不释卷，出门则总是骑着一头跛驴，用二匹瘦马驮着几箱书。遇到边塞亭障，就叫身边的老仆到路边的酒店买酒，二人对坐痛饮，咨询当地的风土人情，考究其地理山川。

如果与平生所听到的不相符，他就打开书本验证，必定要弄清楚才罢休。骑在驴上无事时，他就默诵诸经注疏。碰上老朋友，他往往记不起他是谁了。有时掉到崖下，他也毫不怨悔。

顾炎武这样勤学，终于成为学问渊博的大家，没人可与之抗衡。顾炎武曾经客居北京。一天，在朝廷做官的王士祯去他住所拜访，对顾炎武说：“先生博学强记。

请您背诵一下古乐府《蛱蝶行》好吗？”顾炎武当即背诵出来了，一字不遗，同座皆惊。《蛱蝶行》虽然只是一首仅仅五十六字的短诗，但它较生僻，要完整地记在脑海里是不容易的。

3、当张名振（字候服，南京人）于顺治十年（1653）九月在长江口大破清兵，进屯崇明（今属上海），明年正月，又率“海舰数百”溯长江而上，直抵镇江。

并登金山遥祭孝陵（明太祖朱元璋陵，在今南京中华门外）之际，炎武为之欢忭鼓舞，他兴奋地写道：“东风吹江水，一夕向西流。金山忽动摇，塔铃语不休。

水军十一万，虎啸临皇州。巨舰作大营，飞舻为前茅。黄旗亘长江，战鼓出中洲……沉吟十年余，不见旌旆浮，忽闻王旅来，先声动燕幽。阖闾用子胥，鄢郢不足收。

祖生奋击揖，肯效南冠囚。愿言告同袍，乘时莫淹留。”（《诗集》二，《金山》）这一时期，顾炎武还同归庄、陈忱（字遐心，浙江吴兴人）、吴炎（字赤溟，江苏吴江人）。

潘柽章（字力田，吴江人）、王锡阐（字寅旭，吴江人）等共结惊隐诗社，表面上以“故国遗民”“优游文酒”（汪曰桢《南浔缜志》），其实是以诗社为掩护，秘密进行抗清活动。

炎武在淮安结识定交的挚友王略（字起田，淮安人）、万寿祺（字年少，徐州人）也都是富有民族气节的志士。     顺治十一年（1654）春，顾炎武迁居南京神烈山南麓。

神烈山即钟山，三国时改名蒋山，明嘉靖中又一度改称神烈山。三百年前，朱元璋攻克南京（当时名集庆），以此为根据地，东征西讨。

10余年后在南京即帝位，建立了大明帝国。炎武“遍游沿江一带，以观旧都畿辅之盛”（《神道表》），山川依然而人事全非，颇有不胜今昔之感。

4、顺治十二年（1655）春季，炎武回到家乡昆山。原来，顾氏有世仆名陆恩，因见顾家日益没落，炎武又久出不归，于是背叛主人，投靠叶方恒。

两人且图谋以“通海”（即与闽浙沿海的南 明集团有联系）的罪名控告炎武，打算置之死地。炎武回昆山，秘密处决陆恩，而叶方恒又与陆之婿勾结，私下将炎武绑架关押。

并迫胁炎武，令其自裁。一时“同人不平”，士林大哗。所幸炎武知友路泽博（字苏生）与松江兵备使者有旧，代为说项，炎武一案才得以移交松江府审理。

最后，以“杀有罪奴”的罪名结案。当事情危急之际，归庄计无所出，只好向钱谦益求援。谦益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人，顺治初曾任礼部右侍郎，是当时文坛领袖。

钱氏声言：“如果宁人是我门生，我就方便替他说话了。”归庄不愿失去钱氏这一奥援，虽然明知炎武不会同意，还是代炎武拜谦益为师。

炎武知道后，急忙叫人去索回归庄代书的门生帖子，而谦益不与；便自写告白一纸，声明自己从未列于钱氏门墙，托人在通衢大道上四处张贴。谦益大为尴尬，解嘲道：“宁人忒性急了！”

5、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帝开博学鸿儒科，招致明朝遗民，顾炎武三度致书叶方蔼，表示“耿耿此心，终始不变”，以死坚拒推荐，又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

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康熙十八（1679）清廷开明史馆，顾炎武以“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回拒熊赐履。康熙十九年（1680），顾炎武夫人死于昆山。

他在妻子的灵位前痛哭祭拜，作诗云“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

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初四（2月10日）在山西曲沃韩姓友人家，上马时不慎失足，呕吐不止，初九（2月15日）丑刻卒，这位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享年七十。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萄州苏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贷志》)，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仍又有永乐迁民之举。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