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总兵佟文瑞，为避朱元璋的追杀才改姓“仝”,东迁苏鲁二省等，其中返回老家辽东一支，就是今东北佟氏先人。 章太炎是否考证仝原姓佟，乃女真夹谷氏？

‌《三万卫选簿》中居住女真人地区的汉人佟满只，随乡入俗，改用女真人名为巴虎特克慎，要知道，元末明初汉人是（北方汉化的女真契丹西夏，北方汉人）的总称。满族汉族也是解放后造出来的，可增减。

佟满只这三个字一看就不是汉族名字，满只到底是啥意思？

在未成立八旗时佟早已在四旗了！章太炎也说了佟本辽东旧旗，这个旧旗就是指e2v女真建在立金之前就已经实行兵民一体的（旧）旗制度。

佟佳的“佳”指佟家江，今天的浑江，否则其他李佳氏张佳氏怎么解释？难道还有李佳江张家江？？

好多佟佳氏谱写作佟甲，佟加，佟家等如何解释？

董鄂氏，曹雪芹曹氏是地道满洲八旗，原系汉族为何不写作董佳曹佳？

带“佳”字的汉八旗姓氏中除了佟佳外，其余“佳”字汉八旗姓氏，清官方文献均未记载原系满洲？官方记载不可信？那就是不相信政府啊！

终古后人有三个姓氏，1终姓，2去纟姓冬，3去纟加亻姓佟。出土时照片上清楚写的是冬寿，却被说成是佟寿，冬与佟分明是两个字，何时冬=佟=终三个字成为通假字了？ 《路史》强调过终古后人必须姓佟么？ 那终古后人还有姓终冬的如何解释？ 都是百度说的？

据史籍《金史》记载，“夹俗曰仝”，仝同佟音，这就是说，夹谷姓即佟姓。 又元杂剧《虎头牌》谓“夹谷氏姓佟”。 《金安寿》称夹谷为童，字虽有异而音皆相同。

章太炎属于守旧派，是民国有名的墙头草。他是光复会主要成员，主张推翻满清之后继续实行封建主义。徐锡麟、陶成章乃至章太炎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帝王思想。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认为“帝王一人秉政，优于立宪，没有什么不好”。在革命宗旨的问题上，光复会与同盟会存在着严重分歧和对立。

章太炎（18691936）先生是近代的一位国学大师，被胡适称为清学殿军、古文最后的“压阵大将”。他的一生，读书、革命、讲学是贯穿始终的主线。说到革命，则先后“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堪称民国元勋，鲁迅先生誉之为“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说到读书，他博览经史，学问之富，一时无出其右。而讲学更是他的本业，一生 4次集中讲学，晚年在苏州开办章氏国学讲习会，门生遍天下，且多有成就。

章太炎学问专长在经学，尤其是其中的小学，深得乾嘉学派精髓又有过之。作为学问家的章太炎，其学术态度，是“学以求是，不以致用”的“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但他又有作为革命家济世救人的一面，这使得他自然而然要去关注家国天下以至人生中的种种现实，并发而为议论。这议论中，谈史、谈掌故，是一大内容。

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他在很多演说中都鼓励国人尤其年轻人去读史。他本人尊崇晚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正是在阅读他们著作的过程中，萌生排满革命的思想，也就是所谓的“革命种子得之历史”。而时人也多认为他“神似”晚明遗老，如蔡元培先生在给他的挽联中就有“后太冲炎武已二百余年，驱鞑复华窃比遗老”这么一句。章太炎推崇他们既懂学问，又能办事的精神。

在章太炎看来，“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昔人读史，注意一代之兴亡，今日情势有异，目光亦须变换，当注意全国之兴亡。此读史之要义也”。因而不难理解，在1932年3月24日燕京大学的讲演中，在当时“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危难之秋里，他要刻意地强调“今日切要之学是什么？曰历史也”。他对青年学生说：“现在的青年应当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的人，现在的中国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负有什么责任。这一切在史志上面全都可以找到明确的答复”。他认为读史可以“使阅者得知国家强与弱的原因，战争胜败的远因近因，民族盛衰的变迁，为人生处世所不可须臾离者”。他把历史比成“棋谱”，如果“据棋谱以下棋，善运用之，必操胜算;若熟悉历史，据之以致用，亦无往而不利也”。他痛恨当时有人昧于史实，竟有“弃了东三省”的论调：“附庸之国与固有国土本有区别，历史已详告我们。不幸今日上下竟有以附庸视东北三省，而盛唱‘弃了东三省’的论调，这就是不明史志的原故……考东三省原为中国固有的版图，汉谓之突厥，宋谓之辽金。汉去今日已远，姑不论，即以明清论之，明清两代东三省皆为我国固有之版图，今竟因不明史志而疑固有的国土为附庸之地，其害较不读经书为尤甚”。也正因此，他痛切地指出，历史之于国人来说，“就是我的掌故，我的家谱，他人得之虽然无用，而我不得不备此物，若欲为国效力，这本老家谱是非研究不可”，而“今之青年既知史志为切要矣，当视为新发现之宝物去日夜看他才好！”

历史如此重要，怎么个读法合适呢？与经世致用直接相关的，章太炎认为，“应注重制度、地域变迁的沿革，治乱之原因。阅之甚易，看一句即得一句之经验，非若治军须战略与操练并行也，故其成就亦易”。从他学问大家的眼中来看，读史籍比之读经书自然要显容易很多。但一般读者的程度终究有限，因而，他以为如果觉得史籍太繁琐，那么至少读《资治通鉴》是简而易行的。而《通鉴》之外的《通考》（《文献通考》，元马端临著）、《通典》（唐杜佑著）以及讲述历代地理沿革的《读史方舆纪要》（清顾祖禹著）也为他所重（但他认为《通典》古拙，可以不读）。他自己是深得益于这“三通”的，曾说：“余所持论不出《通典》、《通考》、《资治通鉴》诸书”，并举例说：“政治之学，非深明历史不可”，“历代知名将相，固有不读书者，近若曾（国 藩）、左（宗 棠）、胡（林翼）辈亦所谓名臣者矣，然其所得力，曾在《通鉴》、《通考》，左在《通考》，胡在《读史方舆纪要》而已，况程功之过于是者乎？”“三通”加起来500卷，按他说法，“一日看两卷，二百五十日可毕业”。真是直截明快，读书人本色，也发我们深省。不少领导干部以工作繁忙为由少读书，实则往往成为借口。

或者有人说，史学会不会太专门，上手不易？章太炎回答是恰恰相反，在他看来，“历史之学宜自修，不适于讲授”。因为史籍那么多，全凭讲授是远远不够的，即便讲一些《史学通论》、《史学研究法》之类，如果不去自己读，没有基础，也是白讲。所以是，史学的知识，学校中除了讲授必要的史学条例外，更多还是要靠自修得来。而且“史的文理易明，不像经的训诂难通”，“费三年之功，一部廿四史，即可看全”，所以他反复申明：“这一门，宜于自修，不宜于讲堂上讲解”。对于史学是否适合学校讲堂上的讲授，先不去议论，但他提倡的这种扎实读书的精神，尤其为我们指明读史是可以切实上手、靠自修得来，则仍然很有教益，也打消了我们心中潜藏的各种畏难情绪。当然，现在的情势，又远非太炎当日可比，读史也增加了更多更新的内容，且又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我们的读史以及对历史的认识，也因此要比前人更有长进才是。但他笃实的学人之风，始终值得我们景仰，这一点，恐怕是不会过时的。

《章太炎著作集》的目录：《_汉微言》，《章氏文录》及《续编》选（具体论文另有目录），检论》（附《_书》一版二版），《齐物论释定本》（附《齐物论释》一版及《庄子解故》、《广论语骈枝》、《管子馀义》），《国故论衡》，《新方言》，《文始》，《自编年谱》。

章太炎于1869年1月12日出生于浙江杭州府余杭县东乡仓前镇一个末落的书香门第。初名学乘，后改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幼受祖父及外祖的民族主义熏陶，通过阅读《东华录》、《扬州十日记》等书，不满于满清的异族统治，奠定了贯穿其一生的华夷观念，并在后来与《春秋》的夷狄观以及西方的现代民族主义观点相结合，形成具有其个人特色的民族主义观。

章太炎一生经历了戊戌维新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两个历史时期，走过曲折的道路，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现在《_书》中，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随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他退居书斋，钻研学问，粹然成为一代儒宗。

在学术上，他涉猎甚广，经学、哲学、文学、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逻辑学等方面都有深湛造诣。关于儒学的著作有《儒术新论》、《订孔》等，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其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亦很大。一生著述颇丰，约有400余万字，但文字古奥难解。主要著作由后人编入《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和《章氏丛书三编》，自1982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章太炎全集》，网罗繁富，有中国文化百科全书之称。

人物介绍：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后改名绛，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的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

国学成就

章太炎师从俞樾研习经学、史学、小学，后又研究佛学和子书。曾被清政府逮捕入狱，狱中三年，钻研佛学，特别是唯识论和因明学。后在日本和中国各地讲论国学，影响很大。

章太炎注重国学的传授，力主古文经，先后在日本、苏州讲学。著有《国故论衡》、《国学演讲录》，以文言文书写。在苏州有国学讲习会，从学者七十余人。章太炎治学严谨，提倡学有所据，语有确证，广征材料，以求明辩。

章太炎精通文字、音韵、训诂学，对于国学的各个方面都有精深的造诣。在音韵学上成就尤大。他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吸收现代语音学的`知识，将其运用到古音韵的研究上，修正了王念孙的古韵分部，定古音为23部，用汉字描写古韵的音值，确定古声母为21个，创造《成均图》，旨在解释文字的转注、假借与孳乳现象。

《国故论衡》是其重要著作，胡适认为该书是两千年来中国可称得上“著作”的几部书之一。《文始》则是我国汉语史上第一部理论、方法、体例都粗具规模的语源学著作。在经史方面，章太炎对儒家经籍、先秦诸子以及史书都做了大量精深的研究。对清代的考据学，他也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并指出了其中的不足。

主要著述见于《章氏丛书》。

章太炎的史学，近人多以民族主义史学称之，固然很有依据，然仍须作深人分析，不能仅就其文字与议论作笼统的概述。太炎之民族主义，最明显的表现是反满，但反满并不能包揽他的民族主义，他直到八国联军入侵，证明满清政府不足以抵挡帝国主义，才开始排满。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他即倡五族共和。他晚年先后反赤与反日，都旨在反对外国侵略势力，故其民族主义实扎根于反帝。然而自庚子到辛亥，他既认为非倒满不足以振兴中华，非振兴中华不足以抵抗帝国主义，故极力反满、排满、低满，如谓“满洲以强暴侵略汉族，残其民庶，盗其政权’，，以及说满洲人“犬羊之性，父子无别”，成为革命阵营之中，最犀利的反满宣传家。他无论为反满宣传，或为抗日而激发爱国热肠，都用到他的历史知识，其渊博的历史知识，使他成为成功而有效的宣传家。他把民族主义比喻为稼墙，必须要有历史知识来灌溉;否则，“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史以致用，其效果在达到政治或爱国的目的，原不在学术。事实上，太炎晚年删除许多早年政治性文字，自知并无永恒的价值。因此，我们不能视其民族主义宣传文字，为其民族主义史学的主要内容。

章氏的民族主义史学，像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样，是西潮冲击下的产物。西方帝国主义人侵，中华帝国门户洞开，被迫接受现代国家体制。梁启超提倡国民的历史，其所谓国，已非旧时之朝廷，而是现代国家。章太炎也已具现代国家观念，其有志于撰写一部中国通史，即以现代的国史来取代旧史，犹如德国史家之写德国史，或英国史家之写英国史。19世纪欧洲列国的民族主义史学，颇重种姓之优越，国族既往之荣光，以助国家之士气，如普鲁士学派，实于德国之统一有推波助澜之功，甚至为后日德意志军国扩张主义铺路。中国情势境遇不同，民族主义意在自卫，章太炎力言历史是爱国心的泉源，所以他把历史比喻为一国的账簿，载明产业，按簿可稽，国人岂能不知;也可比做棋谱，旧谱既熟，新局自创，才能鉴往知来，援古证今。然则，非历史知识不足以知国本，不知国之可爱，不知国运之来龙去脉。章氏晚年，正值口本侵华，感触尤深，如谓:“不知辽东玄菟为汉郡，故以东北为绝域;不知汉之右北平郡领县，多在热河，固以热河为塞外”，足见不读史，连亡国都不自知，失地千里也不甚惜，他把读史与爱国连在一起，意即在此。章太炎所面临的时代，势必使他成为民族主义史家。

观诸章太炎排满文字，他好像是大汉沙文主义的种族主义者，其实在他心目中，民族主义根本不是基于狭隘的血缘论，中华民族也绝非等同汉族，因他明确指出，中华这一名词，既不是一个地域的国名，也不是一种血统的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由历史铸造而成，长期的历史经验使异族同化，共成华族。然而，既如此，满洲认同中国，为何反满此乃其反满宣传与历史思考间的矛盾，然此一矛盾在其心中，并非不可解决;解决之道，来自西方的主权观念，即主权应属于大多数人，大多数的汉人收复主权之后，才能接受满人。在国土上，他也是从文化而非种族作考量，所以他认为朝鲜与越南在文化上同于中国，应为中国的一部分，而三荒服，即西藏、蒙古、回部倒非故土。但在现实上，朝鲜已为日本并吞，越南仍是法国殖民地，难以改变，而三荒服尚不他属，反而较易纳人版图。纳人版图最紧迫的理由，则是英、俄两帝国主义国家的窥伺，“乘隙窥边，诱以他属”。从他以文化为主的民族国家观而言，“汉人以一民族组织一国家，平等自由，相与为乐”，未尝不可，无奈列强环伺，如果中国各族分裂，俄国立即会进人蒙回，英国必定人藏，法国必定会进人云南与广东，汉人的土地也会不保”。于此可见，他的民族主义绝非植根于狭隘的种族主义，也非狂热的扩张主义，却多理性与现实的思考，担忧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格，可说是史家反映时代，也可说是一种相当自卫性的民族主义。

然而民族主义毕竟是一种强烈的情感，而史家则贵公平、宁静，不陷入感情与偏见的陷阱，两者似仍有矛盾。所谓民族主义史家，于民族主义而言，往往是褒语;然于史学而言，常常是贬语。故以史学的标准衡量，一位民族主义史家的优劣，端视其公正客观性的强弱。以章太炎而言，在政治史方面，尤其是清代政治史，他的民族主义情绪较浓，多少受到反清政论的影响。如清代盛世康、雍、乾三大帝，在他的反清思想的激荡下，极力挑战圣君明主的形象。他认为康熙虽非失德，绝不是仁君，于明之宗室，诛夷甚厉;雍正虽能，尤为阴险残暴，利用理学，滥施恩罚;乾隆虽有威谋，藉编四库，意在禁毁图书。这些负面的评价，并未完全失实，且可平衡过于正面而几近歌颂的评价，或尚有功于信史。英国史家阿克顿有言:“伟大人物几皆坏人”，然则以负面看伟人，或更近于真。至于说咸丰皇帝，狂妄不仁，不免片面，至少举证不足;又说咸丰若不早崩，曾、左等功臣，将无善终，则全属臆测之词;骂光绪那句名言:“载湉小丑，未辨椒麦”，则尽是人身攻击矣。

凡清代大小叛乱，如台湾的朱一贵、山东的林清、四川的王三槐、广西的洪秀全、河南的张乐行，章太炎皆视为抗清义师，认为他们的起事，并不是迫于饥寒，也不是为了实行他们的帝王之志，而是不得不清除如豺狼一般的满族统治阶级，以反对满族，作为一切叛乱之因，显然以反清的民族主义来统解史事，一如英国辉格党以自由主义统解历史，尚有可说;但是为了说明朱一贵之叛，与反清复明有关，竟言朱乃朱明的后裔，强行牵连，既无必要，且有捏造事实之嫌，为史学的大忌，实为强烈民族主义情绪，不自觉殃及信史的最具体例子。

章太炎对一般历史人物的解释，也颇显露其反清的民族主义意识，如谓曾国藩作满清的爪牙，镇压了反清的太平天国，视之为民贼大盗，贪图功名，虚伪善变的理学家，实发中国马克思史家视国藩为汉奸的先声，然却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章是从种族意识论断，而马派则从阶级意识论断。然而章说:“曾国藩、左宗棠之起，其始不过保卫乡邑，非敢赞清也”，不免一偏之见，卫乡与赞清实未易分;至于进一步说，曾欲藉此取代满人政权，更不免以己心强度曾腹，强古人从己矣。不过，章氏也自有其细腻处，如论钱谦益(牧斋)未以其降清而低之，指出钱氏曾响应郑成功海师人长江，后来又伤吴三桂之弑明朝最后一个皇帝，编成《投笔集》，“其悲中夏之沉沦，与犬羊之椒扰，未尝不有余哀也”，则颇能揭发隐情，日后史家陈寅格笺证钱柳诗，更大事述论此一隐情，益见太炎之能触发先机。

排满反清，只是章氏民族主义的一部分，而且是一时的，甚至不是最根本的部分。他的民族主义，主要还是针对西方帝国主义，满洲不逐，民气不彰，终不能独立而最终成为欧美的奴隶，其间本末主次甚明。他更明言:“民族主义非专为汉族而已，越南、印度、缅甸、马来之属，亦当推己及之”即近代“反帝国主义”之民族主义也。帝国主义来自西方，随之同来的尚有西方文化，两者并不容易划分，因而章常被视为反西方文化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其实，他并不反对西方文化，只是他不认为西方文化是放诸四海皆准的世界文化，在西方文化的挑激之下，他的结论是文化多元论，也就是说文化既是历史经验与地理环境的产物，所以是特殊的，也就是太炎所谓之“别相”，而非普及的，也就是太炎所谓之“总相”。知总相，固有助于了解别相;然绝不能以总相来盖断别相。各种特殊的文化，应共存共荣;若欲以某一种文化同化其他文化，就成了文化帝国主义。太炎的文化多元观，可谓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产物，与日本的政教社，以及俄国的亲斯拉夫派思想，颇有神似之处。

多元文化观，使章太炎更加重视历史，将历史与语言和风俗，视为国性的三要素，视为爱国心的泉源，把历史之存亡与国家和文化的存亡，连成一体。旧话说，国可亡，而史不可亡，意谓朝代有兴亡，而史绵延不绝;然太炎心目中之中国，乃是永恒的文化中国，在西方文化冲击之下，欲保持其永恒，必须维系以及认识其特殊的历史，所谓“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太炎晚年目睹日本侵华，国运垂危，更加力疾呼吁历史之重要，益见历史在其民族主义中的分量。他的史学，固然颇具民族主义色彩，而他的民族主义亦扎根于史学。

民国的上海滩，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

的确，这三大青帮大亨中，杜月笙之所以能脱颖而出，与他会做人有很大的关系！

写下这个提纲的时候，三少的脑海里立刻就蹦出了这样一句话：“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这是，鲁迅先生笔下孔乙己的形象。

孔乙己为什么要站着喝酒呢？因为孔乙己穷，口袋里没有钱。

孔乙己为什么要穿长衫呢？因为穿长衫大抵是有文化的人。

至于为什么是“唯一”？

因为，酒馆里穿着长衫有文化的人，口袋里都有钱，可以找个座位坐下来，慢慢喝酒。孔乙己却不一样，就成了“唯一”！

杜月笙，也喜欢穿长衫，而且每次都是一丝不苟，从来不会把袖子卷起来。而且，杜月笙还喜欢手上，把玩着一把折扇。

穿着长衫，手拿一把折扇，这不是电视里有文化人的模样吗？

当然，杜月笙这身装扮，与孔乙己有很大的区别。

一生潦倒的孔乙己想通过自己的一袭长衫，告诉世人自己是个有文化的读书人。而杜月笙的一袭长衫，却是向往读书人的那种风度和气质。

因此，杜月笙很喜欢被人称呼为“杜先生”。

杜月笙从小家寒，父母早逝，善良的继母靠着给别人洗衣服赚钱，送杜月笙读了5个月的私塾。5个月的读书时光，是杜月笙多灾多难的童年中最珍贵的记忆。

后来，杜月笙逆袭成了上海的土皇帝之后，杜月笙对有文化的学者格外敬重，也非常愿意和有文化的人交往！

章太炎给杜月笙的一封信

虽然，杜月笙很想结交更多的文人学者，他却不会乱去交往。

一来，杜月笙是黑帮的大佬，名声好说不好听，有的文人只怕不愿意。二来，没有合适的机会，总不能自己找上门去吧。

这不，机会自己找上门了。

有一天，有人给杜月笙送了一封信，这写信人叫章太炎。

章太炎，是近代国学大师，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的学者，连鲁迅先生都是他的学生。这种人，正是杜月笙所仰慕的文化人。

原来，章太炎的侄儿，居住在上海法租界，与上海一位颇有身份的人发生了房屋纠纷。侄儿在无力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就去找苏州的章太炎帮忙。

可想而知，满腹经纶的章太炎，脾气又不好，在这方面根本就无能为力。

于是，在朋友的建议下，给上海法租界炙手可热的大佬杜月笙写了一封信，请杜月笙帮忙。

杜月笙见到章太炎的信后，心中大喜，他正想结交这位学者呢，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不用说，这场纠纷由杜月笙出面，还真就解决了。

笑话，所谓的纠纷，不外乎“钱”的问题。对于杜月笙来说，钱也好，面子也罢，他多的是。所以，没多久，就把章太炎拜托自己的事办得妥妥的。

杜月笙登门拜访

话说杜月笙帮助章太炎的侄儿处理完这件事之后，又以低调的姿态去苏州章太炎家登门拜访。

这种拜访，是基于把章太炎作为一个师者的角度来拜访的。就正如老师交代学生一件事，学生办完之后来向老师汇报一样。

所以呢，杜月笙向章太炎告知了他调解房屋纠纷的经过和结果。章太炎热诚接待了他，二人相见甚欢，章太炎一改过去对杜月笙的看法。

他发现，这个别人口中的青帮大佬还真的不一样！

杜月笙则在告辞前，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张两千银元的银票，悄悄地放在了章太炎家中的茶几上，并用一只茶杯随意地盖住。

杜月笙有这样的思维，他给人送礼的时候，一定没有第三人在场。这样送礼，就是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的，顾全了收礼人的面子和心理。

章太炎，作为文人名声虽然很大，经济却并不宽裕。

当他看到茶杯下压着的银票时，对杜月笙既感激又敬佩。他认为杜月笙并非传统的黑社会头子，他讲义气，重礼节，礼贤下士，更有豪侠之风。

杜月笙，就这样是和这位大文化人做了朋友！

章太炎为杜月笙改名

杜月笙说：锦上添花的事他不做，要做，就要雪中送炭。

关键的是，炭，他送了，还给别人足够的面子。这就是会做人的诀窍，因为，他总是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杜月笙是个有心人，他在和章太炎交往的过程中，觉察出章太炎虽被人推崇，生活却有些拮据。

于是，杜月笙每月让人准时给他送去银票，接济他的生活。对于杜月笙的帮助，章太炎泰然受之，从未向他表示过感谢。

杜月笙和章太炎也开始了经常的走动。

有一次在闲聊的时候，章太炎问起杜月笙名字的来历。

那时候，杜月笙叫“杜月生”，因为他出生的那天是7月15日，正是月亮升起的时候，父亲便给他起名叫“月生”。

章太炎听后说：“这个名字好虽好，却不够儒雅，我给你的名字改一下如何？”

杜月笙一听，挺激动的，国学大师给自己改名字，太荣幸了！

于是，章太炎对杜月笙说，杜先生不如改名“杜镛”，字“月笙”。接着，章太炎又给杜月笙解释，《周礼》说：

“东方之乐谓笙，笙者生也；西方之乐为镛，镛者功也。”

从此，杜月生就变成了杜月笙。

不仅如此，章太炎还用大师珍贵的笔墨，帮助杜月笙修订了家谱！

1931年，曾经高桥镇的小瘪三无限风光地回乡建杜氏祠堂。在落成典礼上，许多的社会名流和军政显要，有头有脸的人物来了几千人人。

章太炎，也在受邀之列。他亲自写了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文中，他追根溯源提到了古代杜姓文人若干，这无疑让杜月笙的出身，蒙上了一层世代书香的气息。

这种光芒，正是身为青帮大佬的杜月笙所缺少的！

说起民国的大佬，很多人都会想起一个人，此人便是称霸上海滩的杜月笙，杜月笙自幼家境贫苦，父母在他小时候去世了，小小年纪的杜月笙，多亏舅舅抚养长大，而杜月笙的一生，也充满了传奇，他目不识丁，却可以得到国学大师章太炎的称赞，杜月笙身上有什么样的传奇经历呢？杜月笙一开始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为了能在上海活下去，只能在一家店铺内做小伙计，经过努力奋斗，幸得机缘，杜月笙进入上海黄金荣的公馆工作，杜月笙做事十分细心，为人处事很牢靠，渐渐地就取得黄金荣的信任，而黄金荣有心将其培养成为心腹，有往上爬的机会，杜月笙肯定牢牢抓住，在黄金荣的授意之下，开始负责管理赌场生意。

后来杜月笙越做越大，已经在法租界做起了生意，在当时的上海，几乎垄断了某个领域，挣了一大笔钱，杜月笙属于黑道，坏事自然也做了不少，曾经还帮过蒋介石镇压工人运动。杜月笙走了许多不同寻常的路子，在我们的印象中，黑帮大佬的形象，应该是像影视剧中纹身大金链子的黑社会大哥形象，但杜月笙不是，他不是常见武夫式大佬，身上带有一些儒生气，处事长袖善舞，黑道白道都吃的开。杜月笙从小没什么文化，被人说目不识丁也不过分，但他这个人能力大，势力范围覆盖全上海，不夸张的说，是上海名副其实的地下皇帝，他不仅和晚年遗老、军界、政治家等关系密切，和文化圈的人，来往也十分密切，尤其是被人称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也是他的座上客之一，两人还是朋友。

有关章太炎的成就，我们在这里就不多加赘述了，胡适曾经如此评价他，说章太炎的古文学，是近五十年来第一作家。了解民国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胡适的话有多么权威。按理来说，章太炎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和杜月笙这样的黑道大佬处不到一块去，可他们就是成了朋友，不仅如此，章太炎还为杜月笙取了几个文雅的名字，给杜家祠堂写了几千字的文章，对杜月笙可以说非常好了。自古有文人孤傲的说法，中国的读书人对骨气、气节之类的东西看的特别重，有时宁愿饿死，都不肯吃嗟来之食。那么杜月笙与章太炎曾经发生过什么故事？其实这就要说到杜月笙的为人处事了，混迹上海滩的人都知道，黄金荣贪财，杜月笙则会做人。原本两人是没什么交往的，杜月笙有自己的生意圈子，章太炎也常年混进文学圈，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因为一件事情开始往来。

当时章太炎的侄子在法租界犯事，章太炎有心去解救，奈何自己只是个文人，没什么政治资源，他听说杜月笙人脉广，也善结缘，乐意帮助人，于是章太炎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给杜月笙写了一封信，结果得到杜月笙的回应，他不仅帮章太炎的侄子解决了问题，甚至还跑去苏州亲自上门拜访章太炎，从这可以看出，杜月笙是多么会做人，原本是章太炎求他办事，就算要上门，也应该是章太炎才对，杜月笙不仅帮人办事还上门拜访，几乎给足了章太炎面子。两人在章家相谈甚欢，杜月笙看见章太炎生活拮据，临走时还在茶杯下放了两千块钱，一方面帮助章太炎改善生活，另一方面也不落文人的自尊，也是这个行为，让章太炎对杜月笙好感大增，也愿意结交这么个朋友，杜月笙对章太炎如此厚待，他肯定也要投桃报李。

于是就有了上面所说的改名字，写家谱的事情，杜月笙原名杜月生，虽读音相同，但从字面上来看，自然是前者为佳，章太炎通古博今，于是建议他把生改为笙，笙字出自于“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就加了一个竹字头，杜月笙的名字立即变得高雅起来，除此之外，章太炎还为他做了件重要的事，就是写杜家家谱。当年杜月笙从高桥出来时，就在心里暗暗发誓过，自己混不出头坚决不回去。如今杜月笙衣锦还乡，成为上海滩叱咤风云的大佬，他回家第一件事，便是请人修缮杜家祠堂。1931年6月，杜家祠堂落成典礼在上海引起轰动，几万人的仪仗队风光万丈，社会各界名流高层齐聚一堂，章太炎本人亲自撰写《高桥杜氏祠堂记》，就连蒋介石也送了东西，家谱中写杜氏应追溯到尧舜时期，后来周天子分封杜氏……

杜月笙不仅和章太炎的关系好，其实和民国文学圈的人都不错，比如杨度曾经为他当过幕僚，与章士钊关系匪浅，在一众文人好友之中，杜月笙也不似五大三粗的大佬，穿着长衫时，宛若一个文质彬彬的读书人。在杜月笙的苦练之下，写的一手好毛笔字，如果你不了解的话，根本想不出来，这是一个从来没读过书的人，可以写出来的字。杜月笙有句名言，说刀切豆腐两面光，大体意思是说，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大家的利益都要照顾到，不可以独占。杜月笙接触的人大多是三教九流，这些人最注重个人利益，然而拼起来也是最卖命的，很多人其实跟杜月笙没关系，但经过接触之后，基本都和他成为朋友。例如说王亚樵，王亚樵身份不简单，他是斧头帮的帮助，经常帮人暗杀政治家，他的武器是一把斧头，斧头帮的名号就是从这起来的，现代周星驰有部**还借用这个梗。

王亚樵是典型的拿钱办事的人，曾经帮人暗杀过汪精卫、蒋介石、以及诸多日本高层，王亚樵的地盘在上海，自然与杜月笙产生交集，开始时两人关系不睦，因为上海轮船招商事件。身边人一直劝说杜月笙干掉王亚樵，可杜月笙却认为不妥，王亚樵身后有一大帮亡命徒，若是杀死王亚樵，等于跟这些人结仇，那么今后所面临的，是无穷无尽的追杀，即使杜月笙势力大，防得了一时，可防不了一世。杜月笙本人的意思，是与王亚樵结交，让出部分利益，以此来结交王亚樵这个朋友。于是杜月笙派人将王亚樵约出来，他来的时候带了一大帮人，而杜月笙只带了黄金荣和张啸林，一方面让王亚樵占据主动，另一方面也表示自己绝没有武力威胁的意思，就这样两人握手言和。

除了章太炎、王亚樵，还有许多人和杜月笙成为朋友，个人感觉杜月笙把中国人的精髓理念贯彻的非常好，万事以和为贵，有利益大家一起分享，不必要自己享受。以至于任何有名气的人到了上海，多多少少少都会跟杜月笙扯上关系，杜月笙十分讲义气，身边朋友有经济紧张的，大多都会接济一些，并且他与戴笠、张学良等人关系都很好，杜月笙的面子非常大。其实与章太炎相交，也来源于政治需要，杜月笙虽然有权势，但苦于小混混出身，加上没什么文化，无法挤入社会名流，这时章太炎有求于他，等于两个人做了交易，他帮章太炎摆平麻烦，章太炎帮他扬名，这是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