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家谱的来源：在家谱的发展史上就有几种不同的起源说，归纳起来，大致有周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宋代起源说等三种。

周代起源说是最早最流行的观点，认为周代是中国古代官修家谱的开端，周王室专设小吏负责编修和管理王室诸侯家谱，以家谱“奠世系、辨昭穆”，适应周代统治者分封制度的政治需要，所以家谱起源于周代；

战国秦汉起源说，认为家谱与宗法制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家谱起源于周代宗法制度崩溃以后；

宋代起源说认为宋代以前是官修家谱，宋代开始，民间私修家谱才盛行起来，并且由文学家欧阳修和苏洵创立了“欧苏体例”，使家谱得以完善。因此称家谱起源于宋代。

2、家谱的意义:家谱是姓氏文化的载体，家谱的内容则包括世系和血缘关系图表，族规、家训规范，祠堂、祖茔、公田，家族源流和迁徙史等;族谱是家族历史的传承，不但记载了家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本族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

家谱是宗族血脉的凭证；后代重拾文化记忆的精神寄托，家谱是家的根、人的根，作为“家史”的家谱不仅可以补充正史和野史之阙，还可以引发大家“寻根问祖”的热情。

曹姓家谱

一、修谱：

私家修谱早在宋时就例定每30年续修一次，清代民间修谱盛行时，曹姓很多支族约定每20年修一次，20年不修谱为不仁，30年不修谱为不孝。浙江余姚道塘曹氏宗族约定10年一小修，20年一大修。清代和民国还编修合谱（联宗统谱），民国益阳曹氏议定“合族通谱六十年一续修”。不过，关于修谱的约定因战乱、灾害或其他原因，往往很难实现。

清代一般由族长、支派房长、祠正、评事等组成，设管理、校正、分修、协修等职。民国修谱班子除了族中权力人物，还增设了有文化的人参加。设有总修（一般由族长担任）、主修（出钱最多者担任）、撰修（文化最高者担任）、编修。还有赞修、督修、监修、同修、补修、校阅、总理（管财务）等职员。

修谱礼仪隆重。修谱开始，要举行隆重庄严的祭开祖仪式。谱局每日早晚要烧香献供祭敬祖先。谱写完工之日要念经拜忏，设宴待客(捐钱者吃饭)场面盛大。最后，按领谱字号将谱接回各房，接回谱牒时也要作祭，鞭炮鼓乐齐鸣，族人兴高采烈，附近的宗族乃至官府也要送礼相庆，像节日一般。

在族谱正式印刊后，所有的老谱一律缴收，除存2册归公外，其余尽皆焚毁。各房发得的1册新谱，由房长妥善收藏，不得给外族人看，不得在谱上私自涂写，并定期验谱。

二、曹姓家乘谱牒

曹姓的文字谱牒，肇始于先秦史官所撰的《世本》。曹姓世系直至汉代应仍是在《世本》上增补，原书在宋代散佚。唐代存留至今的曹姓谱牒信息较前丰富，如《新唐书·宰相世系五下》有宰相曹确曹汾的世系。宋代由于家谱的修撰已经走向成熟，加上国家对私家修谱的提倡，曹姓宗谱迅速增多。明清和民国时期撰修的曹姓家谱迅速增多，其中的一些还一直保存到今天。

-------------------------------------------------------

曹姓家谱文献目录

《安徽曹氏重修谱牒》，不分卷，明代曹尤东修，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刻本；

《安徽曹氏续修宗谱》，8卷及家卷1卷，明代曹来凤修，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刻本；

《安徽休宁曹氏统宗谱》，15卷，明代曹诰修，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刻本，8册；

《安徽歙县曹氏重修谱牒》，明代曹光东修，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刻本，2册；

《江西婺源婺东曹氏谱书》，不分卷，明代曹世麟修，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存养堂刻本；

《曹氏族谱》，5卷，明代曹仁修，明初钞本；

《上海曹氏族谱》，4卷，民国曹永和编，民国五年（1916年）钞本；

《上海曹氏族谱》，民国曹浩续修，民国十四年(1925年)崇孝堂铅印本；

《江苏曹氏宗谱》，8卷，清代曹盛茂等修，清光绪二年（1876年）宁寿堂活字本，8册；

《江苏扬州维扬曹氏族谱》，8卷，清代曹振甲修，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活字本，8册；

《江苏南通曹氏宗谱》，不分卷，清代曹邦庆修，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谯国郡刻本，22册；

《江苏常熟虞门曹氏宗谱》，26卷首1卷，民国曹志震、曹雨霖等修，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铅印本；

《浙江萧山史村曹氏宗谱》，25卷，清代曹文瑞等修，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敦叙堂木活字本；

《浙江馀姚道塘曹氏宗谱》，18卷首1卷附1卷，清代曹汝才、曹大梁等修，清宣统元年（1909年）清慎堂刊本，12册；

《安徽青阳墩头曹氏宗谱》，8卷首1卷末1卷，清代曹氏族人修，清道光三十五年（1845年）活字本，28卷册；

《安徽泾县谯国曹氏宗谱》，5卷，清代曹思诚、曹里等修，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木刻本；

《安徽续溪旺川曹氏宗谱》，12卷，清曹诚瑾修，清光绪刻本；

《福建平和曹氏大族谱》，清代曹文秩撰，1966年曹培松续钞本1册；

《江西南昌武阳曹氏宗谱》，清代曹文安、曹安行重修，清钞本1册；

《山东邹平於陵曹氏族谱》，2卷首1卷，清代曹守堂修，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恒升堂刻本，2册。

《湖北新洲曹氏宗谱》，68卷，民国曹承铸修，民国十年（1921年）木刻本；

《湖南长沙曹氏彦靖公支谱》，18卷，清代曹英煦、曹能才修，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活字本；

《湖南益阳三峰曹氏通谱》，4卷，民国曹佐熙纂，民国八年（1919年）长沙铅印本；

《广东番禺曹氏家谱》，4卷，清代曹秉溶修，清光绪十二年（1866年）刻本；

《四川巴县曹氏族谱》，8卷，民国曹伯崇三修，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石印本。

《墩头曹氏宗谱》（清曹氏族人修）

《江苏常熟釜山曹氏家谱》

《江苏通州余西曹氏校正六修谱》

《上海曹氏族谱》（民国时期曹浩续修）

《湖南三峰曹世通谱·世表序》

《江苏通州余西曹氏校正六修谱》

-------------------------------------------------------

曹姓字辈派语

清光绪二十三年曹振甲纂修《曹氏族谱》，江苏扬州曹姓一支字派为：

景国良栋，守世乙启，子木宏允，振汝定纪。

续修字派为：

德贻余庆，学立名扬，锡尔遐福，长发其祥。

江苏扬州另一支曹姓21世以前字派说法不一，其字为：

乾元亨利，贞学为佾，里公雍述，泰罕党宇，

宙洪荣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孝悌忠信，

礼义廉杰，金木水火土，壮敬贤良勤俭，射御书数。

21世之后的字派为：

一大士必，永裕恒元，如松有茂，明文思安，善继贤述，克盛荣华。

清光绪二十六年曹汝祥续修《曹氏支谱》，山东诸城曹姓一支字派为：

彬乾元，亨利贞，学有为，良勤俭，庄敬贤，忠孝悌。

清咸丰十年（1860年）四川绵竹《曹氏族谱》的世次班行为：

以学联玟风，圣元世德邦，守先培代远，一本遇多良，

秉正安怀履，希承绍有方，慎之崇汝祖，延显兆绵长。

清代《常宁烟竹曹氏一修宗谱》的字行为：

子应荣达，继必贤良，诗兴泽后，孝启家祥，

芳连甲第，声振朝堂，光余先祖，百世其昌。

1994年七修宗谱的新续字行为：

仰承洪范，怡和泰康，敦崇礼义，德业昭章，福禄绵远，晖耀平阳。

湖南麻阳县芷江东门曹家的字派为：

文大致启宗，国学万世兴，家传日新胜，吉庆中长应。

芷江曹家坪曹姓的字派为：

子言文与齐，思庭世昭光，继恕承先代，法可得久长。

麻阳县高村曹家子字后取二十字：

高永应启宗，祖达胜国英，方志传世代，光华选朝廷。

民国三十七年高村曹家与芷江曹家坪共同商议续取二十字：

安邦定治平，福享久成荣，正大鸿运兴，万家庆天恩。

麻阳县吕家坪毛家湾曹姓的字派为：

景志仁玉庭，万（文）朝（正）维（万）贞（兆）启，世上生俊杰，

久永享太平，祖正流芳远，仕相转佳行。

湖南省凤凰县毛都曹家字派为：

长延祖宗宏绪，达启世代仁义，忠厚贤良俊秀，尚德景星庆云。

民国十八年曹少甫修《曹氏家谱》，江苏通州曹姓一支字派为：

春贤泽绶衡，善禄道耀勋。

民国十六年曹怀之修《曹氏宗谱》，安徽绩溪旺川曹姓一支字行为：

志士光家国，徽猷衍圣功，立诚天助福，敦德世恒隆，

庆本善庭起，瑞从义宅钟，思求荣祖道，文学务先通。

民国六年《湖南益阳曹氏彦祥房五修谱》的派语为：

应世国大昌，芝城土必方，文明光景远，

道下合三房，显承师俊业，圣哲立名邦，

仁孝怀三代，嘉徵集一堂，宗功培至善，祖荫庆常康。

民国三十二年曹时药《六修曹氏支谱》，湖南益阳曹姓一支字行为：

玉受秀贤彦，必钦子冠锡，良文教尔廷，家盛英嗣起，

时安德泽芳，显承师俊业，圣哲立名郅，仁孝怀三代，

嘉徵集一堂，宗功培至善，祖阴庆常康。

楼主说的可能是《玉牒》，即皇帝的家谱，清代玉牒的内容很难见到，清朝皇室玉牒重达115公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着2600多册玉牒，详细记录了清朝历代所修的皇族人口及宗法谱系，堪称无价之宝。

现将玉牒的介绍附上。

清 代 玉 牒

皇族的族谱称作玉牒。清代玉牒，即清代皇族的族谱。

中国历代王朝，均修玉牒。可惜清代以前各王朝玉牒，均未流传于世。清代玉牒是唯一完整系统保存至今的皇族族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清代各类玉牒二千六百余册，辽宁省档案馆也保存大体相同的一份。这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它对于清代的典章制度、宫廷历史、皇族户籍，以及人口学，谱牒学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

纂修族谱，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修族谱，始终是豪门望族维护其族权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用以正名分、别远近，并作为承袭爵产的依据。而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更将纂修玉牒视为关系王朝政权统治的一件要事。每逢修玉牒之年分，即设立专门机构—— “玉牒馆”，并由皇帝钦派大员充任总裁，专司其事。

清代玉牒的纂修及其规则

顺治十二年议准，玉牒每十年纂修一次。但实际情况是，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因计算方法不同，将上届纂修之年计算在内，所以每次纂修递减一年，实际只隔九年，乾隆朝才改为不计算上届纂修年分。还有两次例外情况：一是乾隆七年重修后，应十七年再修，但事隔五年，即乾隆十二年又提前重修一次。再一次是清朝被推翻后，溥仪小朝廷于一九二一年最后修了一次玉牒。从顺治十八年初次纂修玉牒开始，有清一代，共修玉牒二十八次。

每次修玉牒，要用红笔在上次玉牒末尾添加上新生者，在修上次玉牒后死亡者，要用墨笔将红名改为黑色，即史书上所言 “存者朱书，殁者墨书。”从现存玉牒内容分析，后期所修玉牒较比前期内容要多些；两次玉牒纂修时间相距愈近，其内容差别就愈小。例如以光绪、宣统年间所修各次玉牒相对照，除每次在末尾增加几个新名和个别红名改黑外，内容基本一致。

玉牒修成后，要举行隆重的恭贮仪式。顺治十三年题准，将玉牒缮写三部，皇史窚、宗人府、礼部各藏一份。乾隆二十五年改为缮写西部，分别存于皇史窚和盛京。送贮之前，先由钦天监选择吉日，于宗人府搭设彩亭，用黄盖龙旗仪仗，乐部奏乐；玉牒馆总裁率纂修官员，俱穿朝服，恭奉玉牒，行三跪九叩礼，满汉文武官员于午门外跪迎；皇帝阅毕，内监捧出，再由王公于太和门外金水桥跪送，彩亭由东华门出，护送至皇史窚。玉牒送贮盛京，除了送行时仍用隆重礼节外，还要求所经地方，设彩棚奉安；出山海关后，盛京将军派官员率满洲兵丁护送，地方文武官员，俱穿朝服出郭跪迎跪送，至崇政殿陈设后，再送往敬典阁恭贮。

清代玉牒的纂修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尊卑观念，并充分反映了封建的纲常伦理，它表现在皇族命名、排列顺序及编修方法等多方面。

顺治九年规定：宗室觉罗所生子女，由各旗首领、族长亲加查询之后，于每年正月初十日前造册报送宗人府，分别载入宗室黄册和觉罗红册。后因皇族人口剧增，乾隆二十九年又改定：宗室觉罗所生子女，每三月一次，一年共分四次，查明造册报府，再由府详查注册。凡生子不报，以有作无；或本无子嗣，捏名抱养，以无作有，不但本家要被治罪，连负责官员和族长也要承担罪责。

在封建社会，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尊严。在宗室玉牒中，以带系为统；按照辈分为序，每一辈首列皇帝，自近支推及远支。皇帝之名，必须避讳，玉牒中凡出现皇帝名字之处，必用小块黄绫盖住，以表敬重。多数情况只写皇帝年号或庙号，而不直书皇帝名字。

清初满族刚入关时，尚保留其固有淳俗，命名不排字辈。康熙朝开始，排字辈命名，皇子第一字皆用“胤”字，第二字皆用“示”旁；皇孙第一字皆用“弘”字，第二字皆用“日”旁。以后乾隆又在弘字辈下，亲选“永、绵、奕、载”四字，依次命名。道光又在载字辈分下，亲选“溥、毓、恒、启”四字，咸丰又在启字辈分下，亲选“焘、闿、增、祺”四字。所以，清代从雍正始，其辈分用字顺序为：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闿、增、祺。但这些字，“只有近支宗室，才能依此命名，其支派稍远者，命名即不得依此行辈。”1 所谓近支远支，是依与皇帝关系之亲疏而定。近支指皇帝的直系本支，当朝皇帝兄弟之子女，即皇侄，也算近支；其余宗室，皆为远支。当然，觉罗更在远支宗室以外，只能算做皇族中的沾亲带故者。嘉庆初年，因绵亿违反近支宗室命名规定，私用“金“字偏旁为长子取名“奕铭”，次子取名“奕镰”，遭嘉庆谴责：“自同疏远，是何居心？伊既以疏远自待，朕亦不以亲侄待伊，亲近差事，不便交伊管领。”除将“奕铭”、“奕镰”分别改名为“奕绘”、“奕演”外，还命绵亿退出乾清门；革去领侍卫内大臣、管围大臣职务，处分可谓相当严厉。为了避免近支宗室自行起名的混乱现象，嘉庆七年又特降谕：“朕之亲兄弟，其子孙俱朕命名。”2 这样，不仅诸皇子，连诸皇侄也都要恭候钦定赐名了。

近支宗室名字在满文的书写上，也要特殊。满文系拼音文字，不像汉文可用同音字区别尊卑，而只能从拼写方式上加以区别。近支宗室人名，满文可以单拼，远支宗室、觉罗直至普通满族人名，满文必须连拼。乾隆二十五年特为此事通谕八旗：“嗣后满洲字名字，俱行连写，如有复行单写者治罪，至宗室等名字，单写者多，然近派宗室名字，尚可单写，远派宗室，亦不可如此单写，此亦是分别尊卑之一道，著通行传谕。”3

还应指出，清统治者为了防止满族汉化，还在满族人命名上作了严格规定。满族人用汉字命名，不准用汉姓，名字只准用二字。乾隆三十二年，乾隆帝接见满保之子满吉善，当即训斥：“满保之子，竟以满为姓，照依汉人起名，是何道理。”并亲将满吉善之名，改为吉善。嘉庆帝有一次发现题本内有满族人名清永泰，和坤保，当即将和坤保之名改为和保，清永泰之名改为永泰。因此，查阅玉牒上人名，汉文名字均为二字。当然，满文名字译成汉字对音，则不受此限制，如明安达礼、托莫尔欢、多伦泰。不过满族人起汉名，只准用二字，而满族人命名又偏爱用“安、泰，福、永、全、保，和、富、贵，崇、厚、裕、禄、常，荣、龄、桂、祥”等表示吉祥之意的汉字，结果造成同名者甚多。康熙三十二年规定：“王以下闲散宗室以上，一有同名者，令卑者、幼者更改。”乾隆也曾感叹“今官员兵丁内与王公大臣同名者甚多，此皆该管大臣平素并不留心，一任属员兵丁等率意命名所致。”为此谕令各部、八旗、内务府查明，宗室觉罗旗员兵丁内，有与王公大臣同名者，俱著更改。尽管如此三令五申，但同名者仍时有所闻。嘉庆十一年，又发现昌吉县知县景安与湖南巡抚景安同名，立即谕令前者按满文语气改名。清末民初，满族语言习俗多已改变，相率改满姓为汉姓，如“瓜尔佳”氏改姓“关”，“富察，氏改姓“富”，“那拉”氏改姓“那”或“纳”，“扎思胡里”氏改姓“扎”。清王朝被推翻后，大部分清皇族也改了姓，一部分改姓“赵”，取百家姓第一姓；一部分改姓“金”，取“爱新觉罗”本义(“爱新”，满语意为“金”)；“觉罗”，满语意为“国族”)。

清代玉牒的种类及其特点

从编修方法上看，清代玉牒分为直格玉牒和横格玉牒两大类，直格表示辈分、横格表示支系，记叙方法虽大不相同，但各有所长，互为补充。

直格玉牒每页画十六行竖格，一般一至二格记载一个人名项，反映同一辈宗室觉罗男女的详细情况，原则上每一辈修订一册，但也有几代合订的特厚玉牒。直格玉牒包括有宗室子孙直格玉牒(亦称列祖子孙直格玉牒)、觉罗子孙直格玉牒、宗室女孙直格玉牒(亦称列祖女孙直格玉牒)、觉罗女孙直格玉牒四种，其格式大同小异。前西种记载了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胤字辈)、高宗(弘字辈)、仁宗(永字辈)、宜宗(绵字辈)、文宗(奕字辈)各代皇帝及同辈宗室觉罗子孙情况。穆宗与德宗是同辈人，所以都收在载字辈玉牒中，再加上溥字辈、毓字辈、恒字辈玉牒，共体现十三辈人名。记载内容包括姓名、封爵、授职、生卒年月日时、享年、生母姓氏、妻妾姓氏及岳父姓名职衔等。皇子还记有封谥等情况。而有关皇帝的记载尤为详细，通常要占去二、三页，除上述各项外，还包括被立为皇太子年月、即位年月日，谥号庙号、生母姓氏及其徽号，以及后妃的晋封情况。但是，并非所有后妃都能载入玉牒内皇帝一栏中。道光十七年以前，后妃生有子女，才准载入玉牒；道光十七年改定，皇后无论有无子女，俱著载入玉牒，皇贵妃以下生有子女者载入，无子女者概不载入。这样，既体现尊卑有别，也符合“母以子贵”的传统观念。

男女不同册，宗室觉罗女子，单修宗室女孙直格玉牒和觉罗女孙直格玉牒，其内容记载也比子孙玉牒简略，只包括封号、生卒年月日时、享年、生母姓氏、外祖父姓名职衔、成婚年月及夫婿姓名职衔。女子名字不准书于玉牒。玉牒中只能写某某第几女，以示区别；有封号者可将封号署于下面。

横格玉牒，其形式为每页画有十三行横格，每横格代表一个辈分，辈分最高者写于卷首第一横格，其子孙后裔依辈分递降。内容记载极为简略，只有姓名，职衔，封号。横格玉牒同样也包括宗室和觉罗两种，帝系和星源集庆可算做宗室横格玉牒的附类。

宗室横格玉牒记载了从显祖到文宗各代皇子的后裔情况(文宗以后的几代皇帝均无后嗣)。每一皇子为一支系，显祖、太祖每一皇子支系单修一册，太宗第十至第四子合修一册，第五至第十一子合修一册，世祖以下，便是每代皇帝所有皇子合修一册，但仍按长幼顺序，各成支系，不相混淆。宗室横格玉牒不记载皇帝本人情况，皇帝直系，单独编成帝系玉牒，自肇祖原皇帝起，至当朝皇帝，按照辈分为序，每代皇帝及其皇子为一页。 “星源集庆”实质上也是一种汉文宗室横格玉牒，但只记高宗以后各代皇帝的子女后裔情况，实际上只有四代，所以范围很窄，其装帧为经折式，也与一般玉牒装帧不同。

觉罗横格玉牒则记载了兴祖、景祖各子的后裔情况(不包括兴祖第四子景祖觉昌安和景祖第四子显祖塔克世)，也是一子一册，单成支系，其版本格式均与宗室相同，只是封面及包装均为红色。

皇族女子不载入横格玉牒，只能载入按辈分编修的直格玉牒。

清代玉牒具有两大特点，在内容上，有宗室觉罗之分；在文字上，有满汉文之分。

清代皇族，奉太祖努尔哈赤的父亲显祖塔克世为大宗，称其直系子孙为“宗室”，对其伯叔兄弟的旁支子孙，则称为“觉罗”。换言之，对兴祖、景祖的后代，称为“觉罗”。据玉牒序言内称：“兴祖、太祖、太宗时，未论世代远近。顺治时，以兴祖长子德世库，次子刘阐，三子索长阿、五子包朗阿、六子宝实，景祖长子礼敦巴图鲁、五子塔察篇古等子孙，因其世代相远，出宗室为觉罗。”4可知清代皇族，由顺治年间起，根据与开国皇帝清太祖关系之远近，而分为宗室和觉罗两大支系。宗室腰束金**带为标记，又称黄带子；觉罗腰束红带，又称红带子。而清代玉牒，同样也分为宗室玉牒和觉罗玉牒两大类，前者封面为**，后者封面为红色，以示区别远近。

清王朝本满洲贵族所创建。满族为我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虽少，但统治疆域辽阔。清初局势复杂动荡，统治未稳，清廷对于汉官，不敢轻信，其前期重要文书，俱用满文书写，不准汉官参与。修玉牒也是如此，故顺治、康熙两朝所修玉牒，仅有满文。雍正元年，才批准增设汉主事二人，于进士内遴选，经皇帝引见后，补授职官。以后每年宗室觉罗子女开列送府时，即以满汉两种文字造入册籍。因此，清代玉牒，除少数前期者外，基本上都以满汉两种文字写成，其格式内容完全一致。

　　摘 要:近三十年,中国民间自发兴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文章先回顾了家谱的历史演变,再分析了重修家谱兴盛的原因,并以家谱的“前言”、“后记”来例证。　　关键词:家谱 重修 原因

　中图分类号:K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7(a)-0220-01

　家谱,也称宗谱、族谱、世谱、家书等,是记载一个家族迁徙、繁衍、兴衰历史,褒扬家族功德人物的史实资料,可以说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近三十年来,中国民间自发兴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这股热潮,其声势之大、数量之多、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编修家谱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这股编修新谱的热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其原因可以从新修的家谱的“前言”、“序”、“后记”等中得到印证。

　1 家谱的演变

　最早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在甲骨、青铜器上简单刻有父子兄弟世系,这是中国最古老、最原始形态的家谱。经过秦汉时期的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家谱适应世家豪族的政治需要处于兴盛期,成为了世族之间通婚和做官的主要依据。唐代,谱学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官修谱牒巨大,私修家谱亦十分兴盛。宋代为家谱的转型期,官修谱牒废绝,私修家谱兴盛。家谱作为用来区别门第身份的政治功能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尊祖、敬宗、收族”和“尊尊亲亲之道”的道德教化功能,并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欧式谱例和苏式谱例。进入明代,中国家谱发展趋于成熟,编修家谱的体例、内容更加完善,并基本定型。明代修谱进一步发展以朱熹“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作为修谱的指导思想。清代及民国时期,编修家谱的活动在民间非常普及。新中国成立后的50～70年代,编撰家谱一度停止,大量的旧谱牒遭到了破坏。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在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率先出现了重修家谱现象,很快遍及全国各地。

　2 重修家谱兴盛的原因例证

　21 主观愿望——敬宗睦族,惟有修谱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极为深刻和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农村人口流动的增长,即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经商、求学日曾增多。各家族子孙迁居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彼此有相见不相识之感。而家谱,就是家族群体联系感情、亲情的纽带。族中老人希望通过修家谱,达到“敬宗睦族”的目的。浙江海宁《褚氏家谱》的“前言”中写到:“当大部分子孙汇集硖石参加迁葬时,彼此有相见不相识之感。尤其是少、青、壮年一代对褚氏根从何来、对家史一无所知。所有健在老人都为自己重任深感不安和内疚。后经合计,一致认为,有续修家谱刻不容缓的急切愿望,因此开始筹编。”修谱可以使民族源流清晰,能得到族人相互提携帮助。……吾族之谱,自公元一九二四年第四届续修至今,屈指已八十有六载,由于年代久远,族内后裔或谋生外迁,或经商发迹,子孙繁衍,徙居各地,昭穆既远。当今后裔辈份不清,祖宗支派不明,犹如陌路之人,如何将族内之人团结起来,惟有修谱。”

　22 客观基础——盛世修谱,势在必行

　中国有句古话:盛世修史,明时修志。盛世也为修谱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冲破了“左”的思想牢笼,思想大解放使人们打破了精神枷锁,营造了宽松的文化氛围,让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新生的政治条件;二是经济快速发展,国力日益增强,百姓日益富裕,为修谱的各项费用提供了物质基础。《上虞管溪徐氏宗谱》序:“盛世修志,盛世修谱。可以说,政通人和,太平盛世赋予编史修志著谱的神圣使命和高度的责任感。”

　23 推动因素——“两个通知”的发布

　1984年,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等单位联合编撰《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为使这项涉及全国各图书、档案、文化部门的联合目录编撰顺利,国家档案局会同教育部、文化部联名向大陆地区各文化厅、文管会、档案局等单位发出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国档会字(1984)7号)。为了增加大陆以及海外收藏的中国家谱目录,2000年国家决定编撰《中国家谱总目》。为了推动此项工作进展。文化部办公厅于2001年2月发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总目)的通知》(办社图函[2001]29号)。“两个通知”的发布对近三十年来的家谱编修意义十分重大,推动了家谱重修的盛行。

　首先,家谱的价值重新得到了确认。在“”时期,家谱被认为是封建糟粕,不要说是修谱,连收藏的旧家谱也遭到了破坏。而在“两个通知”中,明确指出:家谱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民族学、教育学、人物传记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对开展学术研究有着重要价值,同时对海内外华人寻根认祖,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着重要意义。《钱塘孔氏宗谱》重修宗谱新凡例中说:“家谱,是记载一个家族繁衍迁徙的历史文献,曾经被作为维系宗法制度和祖先祭祀的工具而被奉为圣物。然而在上世纪中叶的“”中被作为“旧时代”的遗物而惨遭毁灭。浩劫之后,家谱的性质和现实意义重新被人们所认识,被认为与国史和地方史志同为民族历史文化大厦的三大支柱。”

　第二,为农村修谱提供了契机,成为了修谱宗旨。需要敬宗睦族,修谱有了主观愿望。思想解放、物质丰富,修谱有基础。而家谱目录整理工作的开展,为修谱者重修家谱提供了契机。家谱目录专业工作人员为了对各地家谱资源进行调查、征集和著录工作,深入城乡,宣传家谱的价值、家谱工作的意义,民间私藏家谱被公诸于世。在家谱目录整理工作开展之际,各族人认为有必要对自家的家谱进行重修,并把“两个通知”精神定为修谱的宗旨。广西北流《郑氏族谱》凡例第十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编好《中国家谱总目录》等文件精神编好士球公宗支系族谱。并在书前附有“两个通知”的原文。《齐贤镇西徐巷村樊氏家谱》“谱例”第一条:遵循1984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国档会字[1984]第7号联合通知“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也是建筑自己的血缘关系……”之精神,作为编修本谱之宗旨。

　编修新谱是历史上续修家谱的继续与发展,是适应社会需要、民众需求的一个文化现象。新修的家谱跟旧家谱相比,有继承、有批判、有创新。我们应对其进行引导,使新谱编修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健康向前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担当起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功能。

　参考文献

　[1] 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 赵小玲家谱征集工作的实践和体会[J]当代图书馆,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