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曾国藩（121）

第十八章

衣锦还乡遭家变 新贵入世心态显

再来看看道光十九年下半年的情况：

七月

“七月十二日，晴，身上发癜疯，不能写寿序。陈雁门蒙师来”。“七月十三日，晴，仍发癜疯。作寿诗一首，接朱尧阶信”。

儿时的蒙师、曾多次戒尺掌心的陈雁门老师反过来看他这个有身价的学生来了。身上的皮癣症状又开始发作，身体上的皮肤无缘无故地开始角质化，坚硬结痂，酥痒难耐。应确定是牛皮癣。

八月

“八月十七日，阴，早雨，余教国正勤俭忠信”。“族中有个叫国正者，在宝庆营。其父故衡阳，随母至湘乡，因徙寓宝庆，娶金氏，生国正兄弟四人。余因修谱事，踪迹其源流，悯其孤苦，因教之勤俭忠信。复至两营及协镇都督处，托其照拂。最早由宝庆起程，行六十里宿”。

意指同族一个叫曾国正的人。开始主动协调一些族人的事务，自觉承担族谱等公事；显然，因身份不同而开始变化了。

九月

“九月十七日，大雨，挽功杰知县”。“由官庄行八里，至杉木桥曾功杰家。功杰曾为直隶河间献县知县，本年六月故。是日开吊，丧事即办得整齐。余有挽联云：壮岁宫袍，耆年昼锦；陔南丛桂，蓟北甘棠”。

曾国藩冒雨去参加一个葬礼，死者名叫曾功杰，曾经是一个知县。虽是应酬，分明是在参与政务类的事务了。

十月

本月对于曾家来说，确实发生两件大事。

“十月十四日，晴，四妹出阁”。“昨夜未睡。是日黎明，送四妹出阁。父亲、母亲、余及二妹送亲，共夫七十八名，并朱家来夫百一十二名。日中，饭黄巢山。夜，宿梓门桥。早，与朱家约黄巢山媒轿来往及亲轿来往共四餐，皆余家办；紫门桥来往四餐，皆朱家办。四妹出阁，哭甚哀，余亦甚难为情”。

曾国藩四妹妹出嫁，这应是其首次出面组织的一次较大规模的社会活动，总计112名轿夫的往来餐饭，确是需要仔细协调的大事。此事颇为不解，为何秉持 勤俭的曾氏家族却如此铺张 ？此事待后专门详述之。

“十月廿六日，晴，叔父高轩欲以温甫为嗣”。“以三弟温甫出抚与叔父高轩为嗣。先是，温甫少时，星者言其当作叔父义儿乃得长生，乡俗呼干爷也。后叔父无子，婶母病十余年，祖父屡次欲以温甫出抚，未果。本年七月，叔父以见嘱托，母亲不允，至是再四劝谐。是日请族戚四席”。

曾国藩兄弟姐妹九人，排老大的大姐嫁得最惨，刚嫁过门丈夫就精神错乱，从此苦寒一生。曾国藩排第二，但他是长子，所以上面的大姐不作数，他被称为大哥。 二弟曾国潢 ，字澄候，比哥哥曾国藩小9岁，是曾国藩日记家书中经常提及的澄弟。 三弟曾国华 ，字温甫，比曾国藩小11岁。日记记载说，曾国华小时候，有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夭寿，但如果让曾国华过继给叔叔曾骥云的话，就能够长命百岁。 四弟曾国荃 ，字沅浦，他比曾国藩小13岁。 五弟曾国葆 ，字季洪，比曾国藩小17岁，后来他改名叫曾贞干，字事恒。他被曾国藩称为季弟。

此外，按照家族的大排行，二弟澄弟曾国潢，又称四弟；三弟温弟曾国华，又称六弟；四弟沅弟曾国荃，又称九弟，他也是历史上最经常提到的曾老九。最小的五弟季弟曾贞干，他仍然被称为季弟。

十一月

“十一月初二日，晴，寅刻得一子（曾纪泽生）”。“是日，起行进京，寅刻生一子。二月初一，儿子桢第夭后，内人不时啼泣，昨夜涕零不止也。九世祖妣屈太孺入葬衡阳白果鸡公头周人入屋后，后失挂扫。今年祖父至白果，寻出。本日，合族走坟上竖碑，共百馀人，在余家同云，夜宿白果。下半日阴，北风”。

“十一月十三日，阴，议定修谱事”。“住白庐家。白庐之尊人名衍咏，号雩台，尝请于有司求为莱芜候世袭翰博。后又倡修曾子庙，求为曾氏南宗子。曾氏有修谱者就之余家议续谱，本年六月有成议。至是，余与家叔及上增叔同至仙舫、白庐家订修谱事，议每丁出钱百三十文；翰博印谱一部，圆印谱三部外，需谱者每部钱四千文。白庐之母丁氏，本年余曾为作寿屏也”。

先由其祖父牵头，对本族事务专心主事，为曾国藩做了一个好的榜样。自此，曾国藩开始花心思用心族事了。出人头地的曾国藩，重修曾氏家谱（ 后章专述曾氏为修谱事远涉他地核查，颇令人感动 ），是让每户人家掏钱，如果想收藏这本族谱，还要出更多的钱。自此，曾国藩已自觉将族事视为已事，已然变为公共事务之主事之人。

十二月

“十二月初七日，晴，霁，夜与啸山登岸步月。由陈池望逆风行六十里，至鹿角。夜，与啸山登岸步月。积雪未消，月明如昼。船甚多，远火高低，与星荧荧，二更登船始睡”。这则日记，记录了曾国藩即将动身返京。

一年，很快就过去了，从文字的记述上可知：日子一天天过去，虽然大多极其平淡，但细心的朋友或许早已看出了曾国藩的心态、行为渐渐发生变化。同时，有心之人也知，一个人发生改变极少会突变或骤变，大多是于平凡、平淡之中渐变。一般而言，哪有常常发生惊天动地之事之理？

即便是平淡之中，也已可见曾国藩的变化了：他即由原来的自卑、持重，变得自得、自喜、自负，甚而骄燥、骄傲、骄盛了；往日整日的读书习字之类也被各种事务所冲淡；行为上也开始由无人问津，转而有人攀附、围聚、跟随、追随，于族事、公事始有人相商、到略有所涉，再到主动介入、主事，后到全面主导，而初显入世之行，已不似以往只顾埋首故纸中之腐儒教条刻板；随其话事权、影响力渐渐扩大，感觉愈来愈好，慢慢有了自我膨胀的心理铺陈与资本，直到多次碰壁之后，才方知天高地厚。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照录曾氏一年又一月有余的日记，绝不是无话找话，而是有意让有心的看官细心阅读其日记，从其日记的婆婆妈妈、了无生趣、甚至有些无聊琐碎的内容中，以主人翁的角色代入其中，感受曾氏之为人处世。笔者之意图，亦想通过展示“ 日记抄录 ”给看官以参考，实有以下几点考虑，不知以为然否：

一是给有心者示例如何记日记 。日记本无他，就是自己记自己看，如果记录者觉得要学习主人翁，也要与人看，则属于较高层次而另当别论。日记体例上，无非是将日期、天气、心情、所做事项记下而已；有时甚至流水帐也无所谓。如果可说内容较多，也可尽叙感想、收获之类不一而足。

二是展示曾氏的坚持如一习惯。 正如其不断强调的“恒”，他就是这么坚持的，而且长期坚持下去，于修身、律已尤为重要。同时，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对于积累资料性的原始记录就特别有意义了。因此，本书也大致有如此笔调，并不以情节跌宕起伏、悬念环环相扣而有意或刻意取悦读者，而是保持较为严肃的态度展示如常，让读者从中感悟曾氏人生所历、所思、所学、所为。

三是有意以白描手法努力再现原貌，让人觉得伟人的日常也并非天天惊天动地、充满惊险或有趣 。使人觉得曾氏之如常是何等的平常，足见其可见可学。虽平淡如常，能否学到精髓，则关键是当事人是否有恒、有志、有心而学。

四是展示伟人于发生重大变故时如何如常地处世 。正如主人翁常说的：“每到大事有静气”，而不以已或家变而受干扰，导致重要事项与场合缺位。此则为 伟人与常人大不同之处 ！

正是与此看似平常的年月里，曾国藩却是干出了一件足以影响后世的大事。欲知后事如何，敬请关注后文。

论及李鸿章崛起之因，多认为是他在1862年临危受命率新创之淮军奔赴上海救援。

实际上，李鸿章真正崛起的机遇当为1843年结识名噪京师的学问大家曾国藩。

史载，“初以优贡客京师，以文学受知于曾国藩，因师事焉。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毕生所养，实基于是。”

后来，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李鸿章回乡组织团练，期间虽颇著战功，却常遭上司和同僚排挤。

最落魄的时候，李鸿章竟被太平军追杀的窜入民房躲避，并与百姓抢夺食物。

史载，“时已逾午，饥甚，入宅不见一人，盖先避去。（李鸿章）疾往厨舍，饭正熟。灶低洼，即翘一足踏于灶沿，一手揭盖，一手取碗，直递口狂咽，不暇用筷，亦无一蔬。”

最终，还是曾国藩收留了他，并悉心传授给他军务知识。

也正是由于曾国藩的格外青睐，李鸿章才能越过湘军的一众功臣宿将，在1862年一跃成为主宰上海及苏杭的封疆大吏，奠定他以军功封侯的事业基础。

1864年太平天国覆亡后，曾国藩又帮了李鸿章一把。

先是举荐他接任自己的两江总督之位，后又保奏他担任平捻主帅，对李鸿章的提携也真算是不遗余力了。

其实，曾国藩之所以如此看重李鸿章，除了他确有才干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他和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既是同年进士，又是无话不谈的好友。

曾国藩像

说起李文安，就不得不提他的父亲李殿华。

开始，李殿华本是个热衷功名的学子，但屡试不第却极大地打击了他的自尊心。

加之家境不富裕，李殿华只能放弃科举回到老家以耕种为生。

据载，李殿华心地善良，因自家耕地里多有坟冢，故而每当春耕时总会告诫雇工在坟冢旁留出空地。

有时，遇到无主且塌陷的坟冢，李殿华还要指挥雇工为之培土，“使无倾塌”。

但即使李殿华如何辛苦劳作，李家耕地所产的粮食总是不够李殿华夫妻及四子的嚼谷。

为此，一向爱面子的李殿华只能低头向亲戚借贷。

后来李鸿章就此事回忆说，“前吾祖父穷且困，至年终时，索债者如过江之鲫。祖父无法以偿，唯有支吾以对。支吾总非长久之计，即向亲友商贷，借无还期，亦渐为亲友所厌。”

好在李殿华走出黄土地的心愿很强烈，即使日子不好过，还是鼎立支持李文安和他的三个哥哥读书考学。

清朝私塾

开始，身体虚弱且生性木讷的李文安是四兄弟中最不被李殿华看好的，可谁料到最后中举的就是这个小儿子。

那一年，李文安正好40岁，已经度过了人生中的大半截。

也就在这时，李文安认识了还未发达、只是个普通京官的曾国藩。

李文安眼力不差，通过频繁接触，他知道这位30多岁的青年绝非等闲之辈。

于是，李文安遂主动与之交好，并在随后将儿子李鸿章介绍给了曾国藩，也算为后来的晚清中兴埋下了意料之外的伏笔。

清末年画《曾国藩庆贺太平宴》，榻上左为李鸿章，右为曾国藩

相比曾国藩仅用七年便从从五品升到从二品的内阁学士，李文安的仕途倒是很“稳定”。

史载，李文安“庭诤面折”、“以倔强不苟合，不获于上官”。

大意是清廉正直的李文安为了不冤枉囚犯，达到合理量刑，时常会和上司据理力争，搞得上司很下不来台。

所以，当他的同年们官运亨通时，李文安的刑部司法官一职当了很久也未升迁。

尽管如此，李文安仍然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批阅案宗到深夜更是家常便饭。

据李文安的同事的诗文回忆：李文安掌管提牢厅时，每天都要到监狱巡视一遍。

当时提牢厅下属的两个监狱关押着约5万名囚犯，仅往返一圈就需要走上十来里地。

但李文安不辞辛苦，每天必须要查验一遍方可心安。

彼时的官场贪墨成风，狱卒克扣囚犯饭食是屡见不鲜的事。

李文安掌管刑部多年，深知其中的弊病。

于是，李文安给下面定了个硬性规定：每名囚犯每餐都要保证给足一满勺饭。

虽然如此，李文安还是怕狱卒蒙蔽自己，所以他不仅时常会突击检查囚犯的伙食，还要亲口品尝饭菜的生熟与否。

毕竟清末财政有限，所以晚饭后伙房便会关门停工。

若这时恰逢新囚入狱，他们便会饿肚子。

这时，李文安总会自掏腰包买来粮食熬成米粥分发给众囚。

当然，李文安的善良和心细还不于此。

比如：鉴于春夏季节狱中易爆发聚集性传染病，李文安常常会派人提前备下药材预防。

此外，为了方便病囚发汗之用，李文安还会在冬天备下棉衣和棉被。

故而，在李文安管事期间，狱中从未发生过意外死亡之事。

老实说，在那个混乱的年代，象李文安这种厚道的官吏实属少见。

好人有好报，李文安不知道，他的天生良善直接给自己促成了一桩影响李家百余年运程的好姻缘。

清代夫妻

有一年，李文安的父亲李殿华出门办事，在路边歇脚时无意间碰到了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女孩。

当时，这个身患天花的小女孩正啼哭不止，显然是个被遗弃的病孩。

李殿华见之心怜，遂抱回家收治。

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大多略通医道，李殿华即是其中之一。

于是，经过擅长儿科的李殿华的几番调治，小丫头居然被治愈了。

长大后，小女孩感念李殿华的救命之恩，遂以养女的身份生活在李家。

下地锄田，上灶煮饭，小丫头把李家打理地井井有条，俨然成了李家的好帮手。

不过，看着小女孩日渐成人，李殿华却犯了愁。

按照当时的审美，大家闺秀都以小脚为美，可小女孩乃是弃孩，根本没有人会刻意地监督她裹脚，所以小女孩即使到了出嫁的年龄仍旧蹬着一双大脚。

此外，因为早年得过天花的缘故，小女孩的脸上也留下了稀稀落落的白麻点。

如此，不用说富裕人家看不上，即使正常人家也不愿娶这么一位姑娘。

李殿华不知道，他的四儿子李文安早就注意到了这位姑娘。

一天，读书归来李文安看到劳累过度的姑娘累得倒在了灶台旁，心中顿起怜爱，遂脱下自己的外衣盖在了姑娘身上。

李殿华听说后，知道李文安对姑娘的心思，遂命李文安娶之为妻。

李氏

从后面的历史可知，李氏有很强的帮夫运，直接为李文安撑起了一片天。

用一句通俗易懂的话就是：李氏“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拿得起锄头，遇事亦能担当”，堪称封建士子心中典型的贤妻良母。

也正是由于李氏的勤俭持家，李文安才能毫无后顾之忧地冲刺科举。

史载，李文安从1825年开始参加江南乡试，虽然多次名落孙山，但冲刺的劲头依旧很足。

终于，在1834年，李文安顺利考中了举人。

4年后，李文安又高中进士，一跃成为了天子门生。

从此，李家遂成为合肥庐州府一带的望族。

据李氏家谱记载，李氏为李文安一共生育了六子二女。

可想而知，李文安夫妇该承担了多大的经济负担。

为此，忧愁不已李文安曾多次作诗浇愁，“难得多累怨丁添，烦碎高堂问米盐”。

不过，李氏倒是坦然以对，“吾教诸子发奋读书，皆巍巍有立，岂忧贫哉？”

意思是，我教孩子们发奋读书，让他们长大后都成为栋梁之才，到时还怕贫穷么？

的确，李氏后来真的做到了。

李文安六子，除了李鸿章的成就举世瞩目外，其他五子也都为一时翘楚。

如官居两广总督的大儿子李瀚章，人称“嵩山四友”、在“府院之争”中担任国务总理的三子李鹤章、主持编纂《续修庐州府志》的四子李蕴章、以财富知名且乐善好施的五子李凤章、“少通经史，博学能文”的六子李昭庆。

此外，李氏的两个女儿也嫁的很风光，如大女嫁与记名提督张绍棠的、二女嫁与江苏候补知府费日启。

1855年，55岁的李文安积劳成疾，不幸病逝。

但李氏却比丈夫多活了28年，不仅享尽了荣华富贵，还屡受朝廷推恩。

如1875年慈禧40寿辰，朝廷为笼络权臣李鸿章，光绪帝亲颁谕旨褒奖李氏。

1879年，李氏八十大寿，朝廷又命古文大师俞樾作寿联祝贺。

毕竟岁月不饶人，纵然李氏体格硬朗，却也扛不住老迈。

1882年，鉴于李氏久病不愈，朝廷特赐李鸿章一个月的假期去湖北武昌探望。

谁知，在圣旨下达当日，李氏就去世了。

于是，光绪帝又追加了一道谕旨，命令沿途的地方官员要妥善照料李氏的灵柩。

史载，载着李氏灵柩的大船子汉口沿长江一路而下，中经九江、安庆、巢湖，最后抵达合肥李家祖茔下葬，沿途的各地官员们迎来送往，无一人敢怠慢行事。

这还没完，在李氏去世二十年后，清朝仍旧对其进行了三次追封。

要知道，那时李氏所有的儿子均已去世。

“生荣死哀”，在满清一朝，李氏也算前无古人了。

参考资料：

《清史稿》、《惜阴堂笔记》、《咏李玉泉先生为提牢诗》、《国闻备乘》、薛福成《庸庵笔记》、梁启超《李鸿章传》等。

不一样的曾国藩（122）

第十九章

顺祖意躬身修谱 铺张婚事为哪般

前文说到：在曾国藩于返乡时机的看似平常的年月里，却干出了一件令其族人称颂、极大提升其形象与影响力的大件事。

究竟何事如此重要？那就是被民间奉为神圣般如家族建祠、祭祀般之大事：修订族谱！

且由此开始、几乎终其一生而乐此不疲的乡贤大儒所为，并最终由其主导完成了“修订和统一了全国的通天族谱”。此事，使其于不自觉间涉足、后有意为之，并最终奠定、成就其 历史 地位的大件事。

这是什么情况，请接着往下看：

旧时宗族之大事——修家谱

焉何要修家谱？古人云：“前人不修谱，后人不知古”。国史、方志和家谱，构成了我国记录中华民族 历史 发展的三大支柱。

司马迁《史记》曰：“谱乃家之史，史乃国之谱也。谱不立，则昭穆混、渊源慒。人不知祖，何异禽兽？”意思是说，谱是家族的 历史 ，史是国家的谱系，若不修谱，老小次序则杂乱，世系渊源亦不清。一个连祖宗都不知道的人，其与禽兽有何区别？

再者，姓氏是人们血缘关系之标志，人兽之别，就在于血缘族人间生生相息根之意识，使族有凝聚力和生命力。人不管漂泊多远，总忘不了家乡，因那有己父母长辈，其土葬有祖宗先人。

费孝通先生在其大作《乡土中国》中，在对“家庭、氏族、邻里、街坊、村落”逐一陈述之后，对 社会 结构、尤其是对民间 社会 结构与状态进行了解构，使人们获知家族长老行使统治之“权威”、施礼法之“人治”之力量所系，知悉宗族（长老）掌控族人、足以导致 社会 有序的根源。并由此见，被乡土中国中宗族、家族长老们视为圭臬之谱系源流，一下为其寻到共根这一“发号施令”之利器，亦为之显示“威望”提供了力量之据。

家谱，又称族谱。流淌着族人血脉，记载了家族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

推而广之，国人自古重视家之根系源流，乐于寻根问祖、饮水思源，不忘血脉传承、祖宗先人。而家谱，则起着承载伦理规范，塑造人格精神，维系 社会 秩序之用。寻根问祖，家谱作用至要，由是，古人云：三世不修谱为不孝。

修家谱之作用几何？

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二日，曾国藩拜客返回已近晚饭时间，即与父亲一起陪祖父晚饭。后，曾玉屏将其父子留下，便与其说起了共举族内公事。

曾玉屏说：“竹亭、宽一，自宽一及第，尤以点翰林后，族内诸长亦多与我商及族事。近日，听闻曾合六等曾邀宽一共商，似觉宽一颇有不快，不知所说属实否？”

曾麟书一听，顿时惊诧，面露惶恐之状，刚想说话，只见曾玉屏伸出左手有制止状，一边用眼睛似在询问曾国藩。

曾国藩见躲避不过，就回道：“爷爷，确有其事。”

“哦？汝意如何？”爷爷问。

曾国藩见爷爷追问，亦不绕弯，说：“族叔合六约我议事。想我入仕之前，族人从无语吾此事，如今不论吾几多繁忙、辛苦几何，亦急吾参与。吾非不愿族事，只嫌此公势利之人，故有不平之忿。”

“哦，鸡肠之见！心胸气窄耳！”曾玉屏批评道，“误以族人前不约吾家参与族事，属尔等不知也。尔等皆知吾少年失学，邀吾举事，吾何可作？未约竹亭，概以尔父多不具统摄之力；尔等兄弟皆求学之途，尤以近年县、乡、会试接踵而至，且于省垣、衡州师承汪师等，多不在坪，何来约尔？吾当知此情，亦少话与尔知。岂知尔等反以此想，实是不该。”曾玉屏说着，下巴上的稀疏花白胡须也随着上下前后的翻动，语气也不客气，又说：“即便是无他人相约商谈，作为有识之士亦应主动作为。”

曾玉屏又接着说：“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其道一耳。津梁道途，废坏不治者，孤嫠衰疾无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随时图之，不无小补。若必待富而后谋，则天下终无可成之事。何况于族事？族事都不愿为，岂愿为他事？”意思是：君子（有德行有修养的人）居于下位的时候，就能够排除一方的难题；居于上位的时候，就能够消除万物的喧嚣。

此时，曾麟书非但不敢插话，更是替儿子担心。觉得已是官身，若再遭祖父训斥、埋怨厮闹而有失身份，一时急的满头大汗。一边用衣袖擦额头之汗，一边躬身点头，一边用眼神向其父哀求状，希望老父嘴下留情，以给国藩留些情面。

曾国藩也认识到自己不当之处，看爷爷说话的空隙间，并不辩解，诚恳的回复说：“爷爷教导得极是。宽一确有误会族叔人等。愿听爷爷定夺。”

玉屏见状，便不再纠缠，心绪平复下，说：“想尔等多读圣贤之书，定识君臣父子忠孝之礼，吾不多言。竹亭将修谱之利害损益说与宽一知晓。不到之处，吾再复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