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由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带来家谱编修的问题。

女儿能否入谱，并不是指女儿可不可以修入族谱（历代修谱，女儿本就记录在内了），而是指女儿能不能够作为本族的传承之人。

之所以说这是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一个问题，因为这在以前并不成为问题。某人无子只有女儿，他当然算是“绝代”了，但这种情况不多，因为过去生育子女不受限制，而且，一定继续生，到生了儿子为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不要以为这个无后是没有后代，它特指没有儿子。

没有儿子，意味着断了香火，不能以子传子，子子孙孙了。

从1970年代，特别是1980年代，政府开始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被强制推行，特别是在城市，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这样独女户的情况就多了起来。我本人就只有一个女儿，估计这辈子也不准备要儿子了。

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特别是只有女儿的人就提出，女儿也可以作为传承之人。

我的看法是，尽管无奈，尽管可以理解，但还是不能一概而论。我的意思是说，要看族人的反应和其本人的意愿，这一点要在凡例中说明清楚，作为一条制度规定下来，要行都行，一视同仁。我们林氏家族在修编族谱时采用的办法是：在女儿的齿录中载明女婿的相关信息，再载入所生子女的姓名、性别等信息，对其第二代以下暂不延伸登载，广大族人普遍接受。

族谱说到底，是父亲氏族的一个产物，在过去，它有它一定的规则和标准，但并不一定只能是以子传子，子子孙孙。这倒不是歧视妇女、男女不平等的问题，而是按照传统的宗法制度只能如此。不然的话就会乱。我曾经研读过一本《韩氏女谱》就是如此，也就是说，你只能采用一个标准。

打个比方，某人只有一个女儿，女儿当然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但在一些家族，谱名只能随父姓。她长大以后要结婚，结婚之后要生孩子。如果这个人坚持要将女儿、女婿、外孙修入自己的族谱，那他的这个外甥是不是应该改姓？你要求改姓，他的爸爸、爷爷会同意吗？再如果到时候女婿的家族也要修谱，那她的女婿和外孙修不修？

所以，女儿入谱的问题不是没有办法。有一种情况就是可以变通的。那就是如果女儿、女婿育有二子，他同意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或者虽只有一个儿子，但他们同意随母亲姓，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采用入赘的方式叙其齿录了。但如果计划生育政策不放松，这种情况也会很少出现。换句话说，过去出现过继或领养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就是采取了这种方法处理的，比如李鸿章原本应该姓许，但他的祖父改为李姓，他自然也就不再姓许了。

组织、经费、编辑只是修谱的三个不同侧面，其实紧密相连，合为一体的，不应人为割裂。我从这三个方面分而论之，是为了思路更清晰。 翻印损耗效应

以生活中的一个场景来诠释家谱传承所隐藏的重大危机。

将一张记载信息的纸张放进复印机中复印，再将得到的复印件进行复印，每次都用上次的复印件进行复印，多次重复这个操作，将发现复印件纸越来越模糊，最后得到的是一张毫无价值的纯黑色废纸。

这是因为每次翻印都会产生误差，而一次次误差叠加将导致这个最终结果。

家谱在历史传承中，每隔数十年重新修谱都要：翻录旧家谱—>添加新族人—>印刷家谱书。这一次次修谱的过程不正如同翻印纸张的过程！

传承影响因素

在以前家谱秘不示人的家规下，很多家族家谱30年一小修、60年一大修后，旧的家谱除留下一两本保存在宗祠或族长手中外，其余都全部销毁掉。

如经历战争、饥荒、动乱等灾难，家谱保存无比艰难！仅近代就有：太平天国运动；日本侵华战争；文革的“破四旧”…… 让无数的家谱被焚毁，甚至孤本也不曾留下，家族历史从此中断！

且因家谱书纸质的原因，在历史岁月中容易受到火灾、水浸受潮、自然磨损等影响而阻碍家谱向后世传承。

想要修谱首先应该知道和学习制作家谱的知识，这是关键，对于编修家谱的修谱工作是一项非常繁杂的工作，需要严谨、认真的对待，修谱人除了需要知道家谱的编撰知识技巧外，最好是有相关的实际操作经验，此外修家谱之前还应该做到尽量的充分调研和家谱信息的搜集和整理，做到尽可能的走访家族中的每一位宗亲、长者，前期修谱前搜集相关的家族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而后则是修谱工作的主体开展，对于修谱工作的开展也并非一个人就可以进行，其实应该说是一个修谱团队的协作来进行修谱，这个时候我们还会应用到各类修编族谱的在线手段，例如像是族谱王就是不用安装就可以对家谱进行编修的一款在线编修方法，编修上修谱的主持者还应该做好协调管理工作，科学的分配修谱工作给参与修谱的各位宗亲，所以如果有相关修谱的工具来作为协作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家谱 又称族谱、家乘、宗谱等，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先秦重要史籍《世本》为我国家谱的开山之作，其内容系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的记录，其作用在于尊世系、辨昭穆、别贵贱等。魏晋时期，门阀势力盛行，家谱成为门阀豪族势力维持其政治经济特权的重要工具。郑樵《通志》卷25：“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因此，谱学大盛。降至明清，私家修谱盛行，成为宗族普遍关注的大事，一般是三四十年即重修一次，往往是一修再修甚至多次重修，依封建统治者的逻辑就是“笃宗族以昭雍睦”、“修族谱以联疏远”。皇家也积极修谱，称为玉碟，由宗人府具体承办。现存家谱主要是宋代以后尤其是清代的私修家谱，其体例主要是融合欧阳修、苏询二体而形成的规范化的谱式，即“首世系，次讳字，次婚姻、次子嗣，凡祖宗之德行，品望、功业、文章悉载于谱。故族递衍而不乱，祖德常佳而不朽。”(《兴化戎氏重修宗谱》序)，其内容归纳起来，大致有：

(1)谱名，有称家谱、家乘、族谱、宗谱、世谱、会谱、统谱、房谱、支谱等的不同；

(2)谱序：包括达官贵人及儒学大师等撰修的序言，用以反映本族的历史、族望、修谱简况及修谱原则等；

(3)谱论，即论述修谱的意义、原则、方法等；

(4)恩荣录，包括皇帝对家族成员中官员及家属的敕书、诰命、赐字、赐匾、赐诗、御谥文、御制碑文及地方官府的增谕文字等；

(5)遗像及像赞，载有祖先及祖中重要人物的遗像，并配诗示赞；

(6)族规家训，包括祖训、家礼、家典、家范、家戒、家规、族规、族约，是约束族人的礼仪规定，它对于族长的特殊地位、族众的行为准则、祭祀的礼仪、族产的管理等都有具体而又细致的规定；

(7)五服图，即明确族众的五服关系；

(8)世系，系家谱内容的主体，族中所有成员依照图表格式，按辈分次序进行排列，借以明确族人的代系及血缘关系等；

(9)谱系本纪，即记载族人的简单情况，如本人名字、父名、排行、字号、生卒年月日、科第、官职、妻室、葬地、子女等；

(10)命名行派，为族人命名需依一定的顺序以区别辈分，如曲阜氏依照“兴额传继广，昭宪庆繁样，会德维垂邮，钦昭念显扬”二十字命名；

(11)官迹，记载族中历代官宦名人事迹，有的还专门收集族中及第人员；

(12)传记；即族中名贤的传记材料，有行状、行实、事状、志略、忠义、孝友、贞节、寿文、贺序、墓志、序文、祭文、年诺等；

(13)先世考，考正本族的历史渊源和迁徒情况，如得姓始末、始祖、世派、迁徒地区等。 (14)名i录，记述与本族或族中成员有关的山水桥梁、亭台楼阁等

(15)祠堂，有记堂图、祀文、捐祠者姓名、祠堂规制、神位世次等；

(16)族产，如祠田、义庄、山林、房屋、田至及租佃文契；

(17)坟墓；即族人的墓地分布；

(18)艺文，收录族人的著述；

(19)领谱字号，记载家谱的编号、印谱总数、分发各房谱数及领取人名。

以民国时的家谱为例，它所构成的体例要素计有三十项：

1．谱名。2．目录 3．谱序

4．凡例5．万年历6．世源

7．世系图 8．派序 9．先祖像及赞

10．恩荣录11．宗戒12．家训

13．家戒14．坟茎15．五服图

16．宗祠17．族产18．耆旧传

19．艺文20．大事记21．历届修谱名目

22．承修名目23．提修名目24．新旧居迁地名

25．门丁数26．领谱字号27．捐输名目

28．杂记29．后记30．宗支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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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家谱还有专章记载本宗族曾经发生的大事，如与其他宗族发生的纠纷或械斗；与冒认本族的同姓所打的官司等。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是传家之宝，一般秘不示人，故领谱子孙妥善保存。每次大祭时，全族将所有现存家谱集中到祠堂查验，凡是遭到鼠咬、油渍、虫蛀、受潮霉烂的家谱，藏谱者都要受到声讨和处罚，若卖出即被作为不孝子孙逐出宗族，如《西石城风俗志》记载江南一带的世家大族“谱集，污则罚之。谱未呈验者，亦予罚。”由于家讳甚严，家谱严格遵循隐恶扬善的规定，但家谱仍是人们认识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载： “汉书艺文志是秦、汉以前著述的总录，隋书经籍志是隋以前著述的总录。”那么“家谱”一名的取用应在汉至南北朝时期。所以，在《新唐书》中，以“家谱”冠名的才真正开始多起来，如“谢氏家谱”、 “薛氏家谱”、“颜氏家谱”、“李用休家谱”等。说以“家谱”为名始于宋代，是不确切的。作为家谱，本应为一直系之本家谱。但后来，绝大多数是凡同一区域内的同一先祖的各分支后裔的共同谱牒统称为家谱。从历史上谱牒用名看，宗谱、族谱、家谱应是有一定区别的。

大宗小宗 古代宗法规定，同一始祖的嫡系长房继承系统为大宗，余子为小宗。礼记·大传》：“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者，百世不迁者也”，这是周代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当时大夫、士阶层家族的始祖，一般是国君的别子，别子无权继承君位，必须分立自立一家，成为某一家支的始族，即“别子为祖”，继承始祖别子的也只能是长子、长孙、长曾孙这一系统，此谓“大宗”。《仪礼·丧服》：“大宗者尊之统也……大宗者，服族也，”极言大宗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之高：别子的继承人是世代不断的，故称“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别子除有长子，还有其他儿子即庶子，庶子系统属小宗，小宗仅继承其父，故称继祢者为小宗，小宗超过五世，即无丧服规定。随着世代的推移，一个宗族扩展到旁系林立时，仍然可以通过尊奉大宗的方式被约定在血缘集团之内，而不会导致零乱。上述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缘远近区别嫡庶亲疏的法则叫宗法，在周代极为完善，后世或尊行大宗之法，或恪守小宗之法，都对周代的宗法制度作了变通处理。

简言之，凡同祖之裔为宗，宗人凑聚为族，按古宗法制度所制，大宗和小宗的合称为宗族。

事宗礼 聚族而居是古代中国人常见的居住形式，族人常恪守的事宗礼包括：平居遇事应咨告宗祠，如祭祀、嫁女、聚妻、凶事、生子、易名、出外求学、荣归故里等。如遇族内发生吉凶大事，宗子需率全体成年男性族人赴祠禀告，祭祀先祖。祭毕合族会食。“凡所告事，宗于皆书于宗籍，大宗无后则支子以昭穆之后宗之，则宗道存，而诸义有主也。”(《续通典》卷67)

义田 又称“义庄”，指宗涝用于赈恤族内贫寒人家和奖励贞节义行的田产，始创于北宋范仲淹。范仲淹创设义庄的初始动机是：‘祖宗积德百余年始发于我，今族众皆祖宗子孙，我岂可独享富贵”(《宋人小说类编》卷一)义田大多由宗族显贵捐献而产生的，一般设有专人管理，以防族人侵渔，并且不准典卖，地权比较稳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族人的生活困难。故顾炎武说：设立义庄“夫惟收族之法行，而岁时有合食之思，吉凶有通财之义。”如此“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独疾者皆有所养矣。”(《皇朝经世文编》卷八)清朝政权考虑到义田的巨大作用，严厉惩罚那些盗卖义田的不孝子孙，以保护宗族公产。

家讳 即家族或家庭之内的忌讳，又称“私讳，”与“国讳”相对。古人视直呼尊长姓名为大不敬，故晚辈在日常言谈和使用文字时，要回避祖、父等长辈的名字，做到“臣不言君名，子不言父名。”家讳现象，周代即以出现，汉晋逐渐盛行，至南北朝进入全盛，后世相沿，但明清时稍松。依家讳要求，外出写家信，信封上忌用父亲名字，而要用本人名字写成“某某某平安家信，”对别人说起自已的父母，亦多用“府君”、“萱堂”、“椿庭”、“家父”、“家母”一类的词代称。在行文时，如遇与长辈相同的字，则以改字、缺笔等方法加以回避，以表尊敬。如苏东坡作序，一律以“叙”代替“序”字，以避父讳“序”；司马迁父名“谈”，故他在《史记》中从未用“谈”字，家讳发展到后世已不限于文字和称呼上，如晋代桓玄父名“温”，其家中讳说“温‘，因来宾要求温酒竞至大哭，

排辈 宗族内以宗谱规定辈分用字以公开族人所处的辈分。族人在命名时(尤其是男性)，名字中必须含谱定辈分用字，放于名字中间，俗称某字辈，以此作为族人相互关系的标志，防止族内人际关系发生混乱。这种规定自汉代开始，明清时期的大家族颇为盛行．如江西九江吴氏的排辈为：德里伯志盂，时添国道中，之登光宗应，茂学仁宜从。周邦新进化，富寿兆长荣，昭代闻仕启，恒慈建立洪。昌明高尚法，永守善良功，锡庆开先业，修和本大同。江西靖安钟氏的排辈为：子孙永昌，宗先福长，顺龙有庆，发荣万方。可见，排辈用字连接起来反映了强烈的血亲观念、浓厚的尊祖意识以及对于宗族繁荣昌盛的期望。

遵昭穆 是在周代确立嫡长继承制的前提下，为适应宗族组织的存在而出现的一种行辈标志制度，其盛于西周，后世则仅用昭穆表示辈分如父子的关系。其制，在确定宗族庙次和墓次时，始祖居中，父昭子穆，父穆子昭，左昭右穆，依次转换，以使在祭招、丧葬、继承和赐爵等礼仪活动中明确区分行辈，严防宗族内部的辈分发生紊乱。故<礼记·祭统》：“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是故有事于大庙，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周礼·夏官司马·司土》：“及赐爵，呼昭穆而进之。”周代设专官区分昭穆，如小史、小宗伯等。小史负有辨昭穆的责任，就是指史官应根据系世来确定王族成员的行辈。《周礼·春宫宗伯·小宗伯》特别强调小宗伯的一项职责是：“辨庙祧眨昭穆，”意即在为某位祖先建立宗庙时，朝廷的典礼官便要事先根据死者行辈标志的昭与穆，来确定其宗庙应建在宗庙群中的昭组还是穆组的位置上。这种以昭穆区分行辈的办法比较原始，在汉代被以行辈字标志行辈和方式取代。

九族 是先秦时期概括宗亲关系的一种说法，以西周为最典型，见于《左传”桓公六年》：“亲其九族”。《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即睦，平章百姓。”关于九族所包含的亲属范围，古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其一认为九族全系父系宗亲，即指上至高祖，经曾祖、祖、父、已身、子、孙、曾孙、直至玄孙的九代的合称；其二，认为九族亦包括异姓有服的亲属，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认为几族亦包括并姓百服的亲属，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具体分布为：父族四指五族之内为一族，父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已之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已之女子子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母族三，指母之父姓为一族，母之母姓为一族，母之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妻族二，指妻之父姓为一族，妻之母姓为一族。可见九族是一个较大的亲属团体。后世在概括宗亲关系时基本上不用九族的提法。

六亲 即六代宗亲。古代有宗族亲情到第六代为止的民间成规。<礼记·大传》：“六世亲属竭矣。”《贾谊新书》：“人之戚属，以六为法，人有六亲，六亲始日父，父有二子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从父而昆弟，故曰从父兄弟。从父昆弟又有子，子从祖而昆弟，故为从祖昆弟。从祖昆弟又有子，从曾祖而昆弟，故日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为族兄弟，备于六，此之谓六亲。亲之始于一人，世之别离，分为六亲。亲戚非六则失本末之度，是故六为制而止矣，六亲有次不可相谕，相谕则宗族扰乱，不能相亲，是故先王设为昭穆三庙以禁其乱。”依此，到了第六代，即出了五服，已无亲情关系。宋代以后，以族规、义田、家训等为特征的宗族制度开始兴盛，宗族亲情被无限延伸，以激发族人的木本水源之思，但仍然注重六亲之制，只不过与六亲之外的族人可以保持较谈的宗族亲情。

谱学 自有文字出现，即有早期的人物记录。由简单的零散的记录发展到连贯系统的世系记载，由分衍世系到综合为后来的整体宗族世系体系，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不断充实、完善，从而创造了人记录自己生平世系及血缘关系的专著，这就是谱牒。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以编撰当代姓氏人物世系为题材的籍典，有以人物世系为研究对象而创制的体例和修撰法则，从而研究它的起源、类别、功能、社会作用等，进而“演为专门之学”，这就是谱学。早期的谱学概念，主要着重于谱碟的修编、总汇、法则等方面。晋太元中贾弼撰写的《姓氏簿状》，称其为贾氏谱学，梁王僧孺在贾弼旧本的基础上，充实增补改撰为《十八州谱》，号为王氏谱学。隋唐时的《衣冠谱》、《开元谱》、《元和姓纂》、《永谱》等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尤其唐在全国收集了大量的士族家谱，考其世系，撰编成大型的《氏族志》一百卷、二百九十三姓、计一千六百五十一家，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至今敦煌石室还存有《氏族志》原始写本残页。五代以后，有郑穛的《通志》著录谱序六种，另有《氏族典》、《古今姓氏书辩证》等都是有影响的谱学专著，特别须提及的北宋欧阳修与苏洵在谱学领域所创制的欧苏二体，为谱牒的修撰提供了至今不改的法则。这些古代谱学成就，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现代谱学，更着重于谱牒所涉及的历史内容而进行的学术研究与探讨，取其有史学价值和人文科学价值的精华部分，并从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族制度、地方史等方面解析历史，从而服务于现代社会。

谱法 所谓谱法，是按一定的规则制度、体例进行编撰谱牒的方法。这个方法，其要点就是怎样完整、准确、明了、有序地记载族人世系及其有关事项。从广义上讲，一部完整规范的谱牒，应涵盖该族历史、源流世系、人物、事件、业绩、迁徒、族规等内容。自宋起，编撰谱牒有两法，即欧体和苏体，也称欧式和苏式。

支谱 顾名思义，支是主干之外的分支，意属为同祖之下分衍的众多后裔，而后又各有其世系的支派。所谓支谱，就非常明确了它的谱牒定位，即局限在该祖之下的一个独特分支。形成或成为“支谱”的因素往往也是因分衍、择业、迁徒等原因，游离在原宗地所发展而成的，所以冠以“支谱”，它本身就表明了它属某宗之下的一个分支。支谱仍属于族谱范畴。

家乘 家乘，原意为以记载私家之事的文录。罗大经《鹤林玉露》载：“山谷晚年作日录，题曰家乘。”家乘属于家谱的范畴，因此后有少量的家谱也冠用家乘。家乘是从“史乘”袭用而来。虽然冠用家乘的不太多，但对谱碟的称谓单位则多有使用“乘”，是谱牒定量的又一别称。谱中有如：“以上大乘，每乘拾八本。”这里所谓的大乘非指佛教“大乘”之意。乘，本为春秋时晋国的史籍名，以后引申到载史之类的书，可称“史乘”。因此将谱列入史类称乘，大乘即本族总谱和门谱的合称，如“每乘拾八本”，即这部完整的谱碟共十八本/

读铁改余家谱感言

西南地区铁改余姓是一个大姓，主要分布在川、滇、贵等省的长江中上游地带。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有说自己的老祖宗是成吉思汗，有的出示家谱，有的是老人口传，在集居区甚至于还保持众多的蒙古族习俗。1983年以后有部分家族还恢复了自己的蒙古族别。这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在网上发表不少文章。从这些文字看，铁改余是蒙古族，认识是比较一致的，而在成吉思汗后裔这一点上却幸煲椤K�撬堤�挠嘈帐怯窭锊�牢崾蟵燕帖木尔}元叛臣的后裔。这在余氏族人中引起了反感，他们说学者先生歪曲了余氏家史。为此，我查阅了相关资料。余氏家谱目前较多，大多是明清时代的撰写谱或抄录谱。最早一本是明成化年间余子俊撰的《青神余氏家谱》。这是一本余氏始谱，其它余氏家谱几乎都沿用了它，但加上了各自的观点，作了扩写。这些扩写五花八门，是引起混乱的主要原因。要理清世系，确认真实的先祖，关键在于第一本始谱。

余子俊四川青神人，明景泰进士，成化任兵部尚书，明史有烈传，不仅是杰出的军事家，也长于志谱和诗赋。他的诗词在川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当地民众，至今仍朗朗上口。他和元史撰写人宋濂是同乡（宋居蒲江），深受影响，是余子俊撰写家谱的原动力。从余子俊所写余氏族源一章可以看出，其史实和修辞，用语与宋濂写的成吉思汗传无异。对整过元朝的兴衰、皇室传承、得失评价，与元史相符，乃至年代，最多也只有一、二年的出入。在全谱中没有一个传说，也没有任何神话。对待历史的态度是十分严谨的。

如：粤稽我祖，始姓奇渥温。其先尧时人，本胡地蒙古郡人也。与女真国为邻，居北方。其远祖姓奇渥温，名孛端义儿。母曰阿蓝，夜梦见白光自穸而入，化为神，感而生子，名曰孛端义儿。状貌奇异，沉默少言，长为蒙古部长。这段话在元史 太祖篇是这样写的：

浠实（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讳铁木真，姓奇渥温氏，蒙古部人。太祖其十世祖孛端义儿，母曰阿兰果火，嫁脱奔咩哩犍，生二子，长曰博寒葛答黑，次曰博合睹撒里直。既而夫亡，阿兰寡居，夜寝帐中，梦白光自天窗中入，化为金色神人，来趋卧榻。阿兰惊觉，遂有娠，产一子，即孛端义儿也。孛端义儿状貌奇异，沉默寡言，家人谓之痴，独阿兰语人曰：“此儿非痴，后世子孙必有大贵者。”阿兰没，诸兄分家赀，不及之。孛端义儿曰：“贫贱富贵，命也，赀财何足道！”独乘青白马，至八里屯阿懒之地居焉。食饮无所得，适有苍鹰搏野兽而食，孛端义儿以缗设机取之，鹰即驯狎，乃臂鹰，猎兔禽以为膳，或阙即继，似有天相之。）

子孙世袭其爵位，至十世，其势越大，孙名铁木真者，有大志，并吞诸部。在宋宁宗开禧元年，称帝于斡难河之源，号大元太祖皇帝（成吉思汗）。与宋争衡，灭国四十，在位二十二年崩。太子立，号为太宗。宽仁恕物，尊贤礼士，以孔子五十世孙孔元擢为衍圣公，世袭官爵，修孔子庙，并赠诸贤位，与宋共灭金人，金地悉为元有。在位十三年崩。太子立，号定宗，在位三年崩。定宗弟立，为宪宗，在位九年崩。其弟忽必烈立，为世祖文武皇帝。忽必烈生于宋宁宗嘉定八年。仁明英睿，志气恢宏，初领各道军侵宋，及端宗年间，遂举兵伐宋，而天下及一统。

世祖知天下军民久困，发粟散财，诏罢各路军匠人役免差，流民兴学，天下喜曰：不意吾君仁德至此，规模远出汉唐之上。寿八十，在位三十五年崩。

皇孙铁木耳立，号成宗，改年曰元贞，曰大德，在位十三年。封其弟铁木见为南平王，食邑湖广麻城。悉遵古制，蠲商旅之税三之一，蠲民田租十之二。近臣奏曰：江南贫者，多佃富人之田，今所蠲者，施其田主，佃民未沾圣恩，宜佃民当输，田主亦如所蠲之数。帝纳其奏，颁召天下，民多感之。在位十三年崩。

传海山，立为武宗，改元至大，诏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赠诸贤位。立常平仓，百姓感恩，在位五年崩。武宗弟立，为仁宗，诏儒臣讲大学演义，封宋诸臣，举孝廉，黜贪污。罢各路工匠人役，远近戴德，寿六十，在位九年崩。太子立，为英宗，改元至治。英宗当仁宗病时汤药亲调，焚香告天，求以身代，及仁宗崩，哀毁过礼，近臣有献七宝带者，帝曰：卿不引进一贤，而引进一带，是以利诱我也。在位三年，为奸臣所弑。位传宪宗长子，名也孙铁木儿，初封晋王，镇北边，因奸臣谋弑英宗，迎立为帝，承祖宗旧业，无年损益，颇称治平，改元者二：曰：泰定，曰：致和。在位五年崩。无子，群臣迎武宗长子嗣位。号明宗，在位八月崩，武宗次子立，为文宗，赋性宽仁，在位五年崩。升遐之日，远近哀慕，位传明宗次子，初封鹿王，及承位，号宁宗，在位二月崩。请旨于后，迎宁宗兄立为顺宗，即位之日，地震山崩，妖昨昼现，天降血雨，百物皆赤。刘福通作乱，陈友谅称帝，徐寿辉、邹普胜俱起兵，以红巾为号，与元为难。攻陷江西、湖广各郡，明太祖于癸卯起兵，与陈友谅战于鄱阳湖，大败之，红巾悉平。戊申，太祖取各州郡，势如破竹。顺帝得报，御清宁殿，集三宫后妃、太子、公主，避兵北行。

以铁木儿右丞相庆童住守燕京，七月二十八日夜帝皆北去。

明兵执元淮王，解赴行营，不屈而死，太祖以宾礼葬之。

燕平，太祖建都南京。

庚戍元年元顺帝崩，在位三十六年，群臣奉梓棺归葬胡地。太祖知顺帝顺天命而去，故谥曰顺帝。封元皇孙买的八剌为崇礼候，元臣被执者，皆宥之。

大元自太祖至顺帝，十三主，一百五十九年。

关于铁改余，《青神谱》是这样记的：祖十人避乱入蜀，至泸州凤锦桥，相议各散，曰：我弟兄此别，存亡未料，可各呤诗一句，以为后日子孙之验。遂撮土为香，对天誓曰：后有子孙，皆我十人遗种，如有知而不认亲者，促寿，后必不倡。遂相泣而别。一往富顺，一往夹江，一往内江，一往叙府，一往泸州，一往青神，一往犍为，一往重庆，一往荣县，一往眉州。其诗长幼为序，诗曰：

我本元朝宰相家，红巾作乱入西涯。

泸阳岸上分携手，凤锦桥边插柳桠。

否泰是天皆由命，悲伤思我又思他。

十人失散知何处，如梦云游浪卷沙。

余字更无三两姓，一家化作万千家。

余子俊是庚六公余德成的四代孙，他出生时曾祖健在，对余氏家变并非年远事湮。以一个很有造旨的史学家，他不会去歪曲自己的家史的。何况把一个刚推翻的先朝皇帝作为自己的先祖，作中国人来说那是要避嫌的。他握百万，智勇过人，明皇帝不怕他造反！如果不是历史的真实，他是不会去冒这个险的。而这个真实的历史明皇帝也是认可的。在余子俊死后，明皇赐礼葬，御题对联：青松古柏壮金牛，寒共漫草埋忠魂。按蒙语不花是姓，是公牛之意。这与谱中的不花铁木耳、不花铁木见等皇姓相符。同时还赐有一对石狮子，造成形与明陵相似，至今仍存。

余子俊陵园有很多石碑，现存的世系碑，从一世到二十一世清楚可考。

皇孙铁木耳立，号成宗，改年曰元贞，曰大德，在位十三年。封其弟铁木见为南平王，食邑湖广麻城。这一段的前部分有元史可考，而后一句“封其弟铁木见为南平王，食邑湖广麻城。”元史中没有查到相关记载。当然史海无边，没有查到不等于就去否定它。

由此看来要把玉里伯牙吾氏强加为铁改余的先祖也是立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