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主要成就：清代著名的帖学大家，被世人称为“浓墨宰相”。字号：字崇如号石庵。所处时代：清代。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山东诸城。出生时间：1720年。去世时间：1805年1月24日（另说25日）。别称：刘罗锅。主要作品：《刘墉行书送蔡明远叙轴》。

关于刘墉的详细内容，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为您进行介绍：

一、刘墉的诗词

《刘墉行书送蔡明远叙轴》。

二、民间传说

“刘罗锅”赋诗称赞古祝阿绣球灯舞与纪昀、和_并称为乾隆朝三大中堂的刘墉，是历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聪明绝顶，家喻户晓。事实上，清朝并无宰相一职，刘墉官位最高至体仁阁大学士。而他是否真的是个罗锅，也无确凿的史据可考，但他刚正不阿的清官形象却在民间深入人心。在齐河县，人们至今仍能准确地说出，刘墉的姥姥家位于齐河县城（老城）马家大院，就在距绣球灯舞的发源地齐河县祝阿镇官庄村不到十里的地方。传说有一年春节过后，刘墉来到马家大院姥姥家省亲，正月十五晚上，马家人邀请与马家有表亲关系的绣球灯舞队会首宋武烈，来到家中做表演。这样一位受人爱戴的大清官来到乡里，观看绣球灯舞的演出，宋武烈感到非常荣耀。乡人的表演中，当摆出“天下一品”、“天下太平”的字样时，刘墉十分喜悦，即兴赋诗一首：“故里乡人稠，烛灯似龙游。祝阿独一秀，官册村史留。”这段老艺人口口相传的乡间佳话是否真实，如今已无据可考。据史料记载，刘墉生于1719年，卒于1804年，而宋武烈用绣球灯队形摆字应发生在1793年之后，也就是说，刘墉看到绣球灯阵时，至少已经74岁了。年迈的刘墉还有体力千里迢迢来到齐河省亲吗？据史料的准确记载，1797年时，78岁的刘墉确实来过山东，当年他刚刚被授为体仁阁大学士，奉嘉庆旨偕同尚书庆桂到山东办案，并察看黄河决口的情况。察看黄河之后，他上疏请求于秋后在决口处“堵筑”，下游“宽浚”，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这是刘墉暮年体察民情的又一政绩。传说有一年的秋天，乾隆皇帝带着一帮子人到居庸关一带去行围射猎。随行人员除了亲王、驸马外，还有大学士刘墉。早晨路过清河的时候，但见河水缓缓地流着，水清见底，河底里的小石头子一粒一粒的看得清清楚楚。刘墉一边看着河水，一边想着主意。到沙河的时候，天快晌午，大队人马就在沙河岸上扎营休息。这沙河是清河与榆河会合后的河流，水势比清河湍急多了。就在御膳房的太监在河旁摆上琼浆玉液、熊掌、燕窝，准备用膳的时候，刘墉连忙上前跪奏道：“臣有一事不明，特向万岁求教。”乾隆正要用膳，随口说道：“有话请讲，何必行此君臣大礼？”刘墉站起来，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扔到河里。噗嗵，石头掉进了河底，只溅起一点小小的水花儿。“陛下，您看这水有多深？”刘墉问。乾隆摸了摸胡子，心里说：你个刘罗锅，这么点事你还想难我呀！就说：“一丈五，差不离。”“那清河呢？”刘墉又问。“清河吗？”乾隆又摸了摸胡子，“丈把深吧！”“这么说，是清河深呢还是沙河深？”“当然沙河深。”“真的？”“当然是真的！”乾隆想：你刘罗锅鬼主意多，想糊弄我？我不上你的当。他捻着胡须，洋洋得意地靠在御椅上。刘墉看了看正在兴头上的乾隆，转身叫过一个太监说：“你快回城传圣旨：杀和_！”“这这”太监吓了一跳，“这陛下让杀吗？”“你刚才没听陛下说‘杀和_’吗？你只管去好了，有事我担当。”那太监平日里也看不惯和_对乾隆吹牛拍马，对下边的人奸诈刁恶那一套。反正万岁爷有话，这是大家都听见了的，管它是真是假？再说，真要有事，还有刘墉顶着呢！便说了声：“遵旨！”便跨马奔了京城。那天，乾隆玩得还挺痛快，獐子、野鸡什么的，打得也不老少。第二天，高高兴兴地回到城里，刚进宫就有太监来禀报说：“和_已伏法。”乾隆一听，立刻拍桌子瞪眼地大叫：“这，这是谁叫杀的？”“是，是刘墉传——”太监一句话还没说完，刘墉就大模大样地走了进来。“你，你为什么叫杀和_？”乾隆怒冲冲地奔到刘墉面前。“陛下息怒。您怎么那么健忘？杀和_是您昨儿个去打猎时说的呀！我还钉问了一句：‘是真的吗？’你说：‘是真的！’”刘墉不慌不忙。“我，我——”乾隆气得张着嘴说不出话来，心里狠狠地骂着：“好你个刘罗锅呀，原来你装傻充愣是在这儿等着我。我算上了你的大当了！”但他也不敢对刘墉怎么着。一是不管怎么说，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二是他还真离不开刘罗锅，没有刘罗锅他就玩不转了。刘墉呢，心里暗自高兴，因为他到底替朝廷、替百姓除了这一大害。(此为民间轶事小段。和_于嘉庆四年被嘉庆皇帝赐死)

刘罗锅逸事刘墉就是家喻户晓的“刘罗锅儿”，因为他为官“忠君、爱民、清廉”，深得百姓喜爱。有关他的事迹广为流传。当代的影视剧作家也很了解民众这种渴盼清官的心理，于是，刘墉成了清代大臣中“上镜率”最高的大臣之一（其他两位是和_和纪晓岚）。在剧作家的安排下，他和大贪官和_成了死对头和欢喜冤家，和_在他面前总是显得笨手笨脚，经常弄巧成拙，想算计人反遭算计。乾隆皇帝对他又爱又恨、又有点无可奈何。这个人物寄托了中国老百姓太多的理想和愿望，他是智慧的化身，也是正义的化身，甚至连他的罗锅儿也让人不惟不觉其丑陋，反成为他的标志性特征。其实，荧屏上的刘墉和历史上的刘墉并不完全重合，从形象到事迹有许多地方源自剧作家的想像。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一下清代的取士、选官标准。在封建社会，选官向来是以“身、言、书、判”作为首要条件的。所谓身，即形体，需要五官端正，仪表堂堂，否则难立官威。所谓言，即口齿清楚，语言明晰，否则有碍治事。所谓书，即字要写得工整漂亮，利于上级看他的书面报告。所谓判，即思维敏捷，审判明断，不然便会误事害人。在这四条标准之中，“身”居首位，是最重要的。因为观瞻所系，不能不特别强调。刘墉系科甲出身，必在“身言书判”四方面合格，方可顺利过关。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刘墉不会是“罗锅儿”。姜纬堂先生早在1996年时，就曾在《北京晚报》上专门撰文《刘墉绰号“罗锅”考》，指出过这一点。还有一个旁证，可以从侧面说明一定的问题。按照当时制度，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者，还可以应“大挑”一科。这一科不考文章，只论相貌，标准是“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个字，以字形喻体形、相貌。“同”指长方脸，“田”指四方脸，“贯”指人的头大而身体直长，“日”指身体端直而高矮肥瘦适中。以上这四个字是好字，符合者有中选的可能；“身”指身体不正，“甲”指头大身子小，“气”指一肩高耸，“由”指头小身子大。这四个字是不好的字，沾上一个就会落选。可见，清代选官很重视被选者的相貌，所以，刘墉即使算不上仪表堂堂，总也不至于体有残疾。当然，“刘罗锅”的称号，也事出有因。史书上记载，嘉庆帝曾称刘墉为“刘驼子”，可见他确实有些驼背。不过，刘墉当时已经年届80岁，难免会驼背弯腰，这就很可以理解了。如果以此认定刘墉年轻时即为“罗锅”，那就不准确了。可见，从形象言之，历史上的刘墉与民间传说和文艺作品中的刘墉并不一致。那么，从为官行事的角度看，历史上的刘墉并不是像剧作家描写的那样清廉干练，不畏权势，并不是真的能将大贪官和_戏弄于股掌之中，并不是在乾隆皇帝面前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事实上，真正与和_斗争的是钱沣。

三、主要成就

政治刘墉出身名门相府，祖上数辈都是进士出身。父亲刘统勋更是官居宰相，深得乾隆皇帝倚重，因此刘墉走上仕途具备深厚的家族渊源。刘墉一生为官五十余载，宦海沉浮，几经起落，官职最高时做到体仁阁大学士，总体而言清正廉洁，继承了父亲刘统勋的衣钵，成为乾隆、嘉庆朝的重要大臣。

书法刘墉不仅是政治家，更是著名的书法家，是帖学之集大成者，被誉为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其余三人为成亲王、翁方纲、铁保）。清朝徐珂称赞刘墉：“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刘墉是一位善学前贤而又富有创造性的书法家，师古而不拘泥。刘墉书法的特点是用墨厚重，体丰骨劲，浑厚敦实，别具面目。刘墉之书尤善小楷，后人称赞其小楷不仅有钟繇、王羲之、颜真卿和苏轼的法度，还深得魏晋小楷风致。刘墉还兼工文翰，博通百家经史，精研古文考辨，工书善文，名盛一时。

收藏刘墉嗜好藏书，家中藏书既广且博，除经史子集四部之外，对于佛、道、类书、碑帖、字画、戏曲、小说、弹词、曲谱、平话之类无不收藏，此外收藏奇石、砚台、毛笔、古琴等也均称名一时。

族谱清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岁(公元1783年)体仁阁大学士刘墉的《刘氏家谱集注》，审定源明公至广传公的客家世系共147世。

四、文化成就

书法在乾隆之际，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刘墉并享书法声誉。当时人们称翁、梁、王、刘“四大家”。其书法艺术成就，当推刘墉最高。亦有以来其与翁方纲、成亲王永_、铁保并称“翁刘成铁”。包世臣《艺舟双楫》称：“文清少习香光，壮迁坡志，七十以后潜心北朝碑版，虽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兴学识，超然尘外。”近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石庵亦出董（其昌），然大厚思沉，筋摇脉聚，近世行草作浑厚一路，未有能出石庵之范围者，吾故谓石庵集帖学之成也。流传书迹较多。著有《石庵诗集》，刻有《清爱堂帖》。《小楷册》，书于嘉庆元年（1796）。纸本墨迹。凡24行，共360字。各页均纵118厘米，横69厘米。故宫博物院藏。刘墉的书法，初看圆润软滑，若团团棉花，细审则骨络分明，内含刚劲。刘墉精于小楷，其特色由此件作品可窥一斑。他书的蝇头小楷具有擘窠大字的恢宏气象，结体丝毫不令人觉得拘紧，点画洁净讲究。尤其粗重与纤细交织在一起，加之偶尔揉入行草笔意，使得整个作品在规模的大效果中不乏生动活泼的情趣，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后世人们称许他的小楷不仅有钟繇、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的法度，还深得魏、晋小楷风致，实不为过。

藏书乾隆四十一年（1776）迁内阁学士，在南书房行走。四十三年疏奏举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楼诗集》有悖逆句，铸成文字狱。曾任湖南巡抚，有政绩。乾隆四十七年（1782）仍值南书房，充三通馆总裁。历任工部、吏部尚书。嘉庆二年（1797）擢体仁阁大学士。后卒于京，谥文清。从政之余，长于书法和绘画，乾嘉时期与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并称为四大家。嗜藏书，家中藏书既广且博，除经史子集四部之外，对于佛、道、类书、碑帖、字画、戏曲、小说、弹词、曲谱、平话之类无不收藏。收藏奇石、砚台、毛笔、古琴等，均称名一时。孙刘喜海亦为清末著名藏书家、金石学家。著有《石庵诗集》、《刘文清公遗集》等。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献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后战乱中，其后世走乱，家谱遗失，后世分布在沈阳，海伦等地。现知其后世有王庆凯、王潇丹等人。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帝、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中国书史上虽推崇王羲之为“书圣”，但并不把他看作一尊凝固的圣像，而只是看作中华文化中书艺创造的“尽善尽美”的象征。事物永远是发展的、前进的，王羲之在他那一时代到达“尽善尽美”的顶峰，这一“圣像”必将召唤后来者在各自的时代去登攀新的书艺顶峰。

满族文化

参考资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B%A1%E6%97%8F#E8AA9EE69687

服饰

满族男子身着冬装袍服

满族服饰承袭了女真传统，早期尚白[参 162]。由于射猎生活的需要，无论男女均身着袍服。在关外时期以皮毛制品为主，清朝入关后分为单、夹、皮、绵四种材质[参 163]。满族袍服的特点主要是圆领、窄袖、捻襟、带扣袢、衣裳连结，窄袖前端接有一个半月形的袖头，因形状酷似马蹄，俗称马蹄袖，又名箭袖（满语：ᠸᠠᡥᠠ，穆麟德：waha ）。平时穿着将袖头挽起，作战或围猎之时放下，冬季还可以起到御寒作用[参 164]。女子的袍服的样式与男子大体相同，但装饰较多[参 165]。满族通常还在袍服外面穿着一种长至肚脐的对襟短褂，因为起初是在骑马作战时穿着，所以称作马褂，无袖的称作马夹或坎肩，主要为八旗“军服”，之后随着清朝推行易服政策在中期普遍流行开来，成为“礼服”[参 165]。袍衫和马褂还在近代演变为旗袍和唐装，被视作中国元素的代表之一[参 166]。在东北满族聚居区或一些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上仍可常见身着传统服饰的满族人[参 167][参 168]。

同其他北方民族一样，满族男子的传统发式也是辫发。不同之处在于，满族发式是半剃半留，剃去周围的头发，只留颅后部分，再编成发辫[参 169]。这种发式曾经随着清廷的剃发政策而推广至中原其他民族中去。民国建立之后，辫发被正式废止。满族女子在年幼时候也像男子一样剃发，样式也大致相同[参 170]。成年后，开始蓄发，式样很多，两把头是其中最普遍的一种。梳这种发式要先将头发束到头顶，分成两绺，各绾成一个发髻，再将后部余发变成一个燕尾形的长扁髻，平时插入长约30厘米，宽约2-3厘米的名为“大扁方”的木制发簪。重要场合则佩戴旗头，长约30厘米，宽10厘米左右，多由青素缎等制成[参 171]。咸丰之后，两把头的样式逐渐增高，燕尾也越来越大，由此逐渐演变成一个新的发型“大拉翅”，大拉翅是一种形似六遍扇面的冠，多以铜丝为骨架，黑缎为面[参 172]。

满族有戴帽子的传统，与汉人“二十始冠”的习俗不同，满族人自幼时起就开始着帽[参 173]。根据寒暑分为暖帽、凉帽两种，帽顶有红缨[参 174]。入关以后，又吸收了明代的六合帽，俗称“瓜皮帽”[参 175]。此外，还有毡帽、风帽、皮帽、耳套等不同式样的帽子[参 176]。在鞋的方面，清代满族男子着靴、布鞋或草鞋[参 177]，东北地区的则习惯穿着一种名为靰鞡的鞋，它是由靰鞡草与牛皮或鹿皮缝制而成，在冬季可以御寒[参 178]。女子没有缠足习惯，女式旗鞋通常分为平底和高底两种，平底鞋多为方口，有夹、绵之分；高底鞋主要根据鞋底的不同分为马蹄、花盆、元宝底，鞋面则雷同。还有一种便鞋，也叫绣花鞋，在鞋跟方面比旗鞋要薄，便于行走[参 179]。

满族女子素有“一耳三钳”[注 23]的习俗[参 181]，乾隆年间曾一度发展为“一耳五钳”[参 182]。直至今日，仍可在年纪稍大的满族女性中见到一耳三钳之风[参 183]，其他女子首饰的佩戴与汉人大同小异。男子也有扎耳孔的习惯，有在幼年时扎耳孔好养活的说法。与女子不同，男子一般只扎一个，带一个铜圈，但成年后大都不再佩戴[参 182]。由于骑射风俗，满族男子还佩戴扳指，入关前，主要使用鹿骨扳指，以有眼者为贵。入关后，逐渐发展为纯配饰，又新增了玉、象牙等材质。当时，满族对扳指尤为重视，几乎人手一枚[参 184]。

饮食

萨琪玛

满族的传统饮面比较讲究，除不吃狗肉外，很多习惯都与汉人相同。满族主食以谷物为主，通常是面食和黏食，味道多酸、甜。面食以饽饽为主（满语：ᡝᡶᡝᠨ，穆麟德：efin ），它是满族对块状面食的统称[参 185]。京旗满族有每天午饭后、晚饭前都要吃一顿饽饽的习惯[参 186]。饽饽有不同的口味，萨琪玛（满语：ᠰᠠᠴᡳᠮᠠ，穆麟德：sacima ）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种类[参 187]。满族也以米饭为主食，有高粱米、小米、稗米饭和包饭等[参 188]。其中满族包饭比较有民族特色，用白菜叶或苏子叶包上大米、糯米或小米饭等主食，再放入鸡蛋炸酱配上肉或其他蔬菜包好即可食用。京旗和关外做法有所区别。满族包饭通常在传统节日“绝粮日”食用[参 189]。

在菜肴方面，猪肉是比较常见的材料。满族称猪肉为“白肉”、“福肉”，传统上是祭祀萨满教神明的食品。仪式后分而食之。东北满族以此制成“大锅肉”的知名炖菜[参 190]。京旗营房还有一种叫做“白煮肉”的吃法，他们将猪肉用白水煮熟后切片粘酱油吃，肉片切剩下的肉块可以切成肉末烫饭，称作“白肉烫饭”[参 191]。猪血还可以加入调料搅拌后灌入肠中制成“白肉血肠”，与另一传统菜肴炖酸菜搭配食用[参 192]。鹿肉也是满族传统菜肴之一，有炖、烤等吃法，京郊满族有在重阳节吃烤鹿肉的习惯[参 193]。满族也有火锅，由满族的先人们常用的野炊方式发展而成[参 192]。

同其他北方民族一样，满族人也喜好喝酒。起初不单是为了消遣娱乐，也跟北方寒冷，酒可以起到一定御寒作用有关[参 193]。传统而言，一般满族人好喝黄酒和烧酒两种[参 194]。

民居

盛京故宫里的索伦杆

满族传统民居通常向阳而筑，多为草顶，一旁设有极富满族特色的方形烟囱。围墙大体有土筑、泥堆两种建筑方式。室内三面皆炕，如“匚”形[参 195]。满族习俗以西为贵，南次之。满族人家习惯在西墙上供奉神明、英雄以及自家家谱，所以西炕又有“佛爷炕”之称，客人拜访时不能随便坐在西炕或在上面摆放杂物，如果违反，会被视作对主人祖先的不尊敬[参 196]。房屋分为上屋、下屋、堂屋三大间，门设在中间，每边有三扇窗户。院内建有影壁墙，竖有索伦杆，有的家庭还建有花庭、八角凉亭等。院的门前还有上马石等[参 196]。

礼俗

满族是一个十分注重礼节的民族，礼节式样较多。男子请安时，凡身着箭服者，先缀起马蹄袖头和袍服，将袖头垂下，左脚略微前移，右腿屈膝，略低头后逐渐起身。受礼者除家中尊长外，其余亲友需要半揖还礼，平辈要同样还礼[参 197]。除请安礼外，还有磕头礼。满族非常注重按礼式行礼，神明祖先三跪九叩，父母尊长一跪三叩[参 198]。每到过年，晚辈通常会磕四个头，长辈坐而受之。磕到第三个的时候，长辈会说一些祝福的话，否则不敢起身[参 199]。女子则施用万福礼，以两手按腿，行三叩首；或两手按腿，行三叩首后，以手加额头跪着点头，施以抚鬓礼[参 198]。满族十分尊敬长辈，平日里都要想尊长朝夕问安，长辈不让坐则不敢坐，没有命其退下则不敢退。有客人来，家中晚辈都要亲自接待客人、打杂。路遇年长之人要给其让路，待其通过后，才可走动[参 200]。平辈相见除了互相请安外还使用执手或抱肩礼。这些礼节在满族聚居之地至今仍可常见[参 198]。此外，满族还敬重犬和鸦鹊，不杀狗、不吃狗肉、也不使用任何狗皮制品；家门口竖有索伦杆，在杆上面的锡斗内放有碎肉来喂养鸦鹊[参 198]。

婚俗

十九世纪末的满族新娘

满族传统婚俗以一夫一妻为主，上层则素来有一夫多妻的习惯[参 201]。清朝入关后，一夫多妻逐渐过度成为一夫一妻多妾的汉族宗法制度[参 202]。满族结亲注重门第，但不计贫富[参 203]，很少指腹为婚[参 204]。在早期，还有抢掠婚、姐妹婚、收继婚等北方民族的婚姻习俗[参 205]，自天聪年间起，收继婚等开始被逐渐禁止[参 206]，但姐妹婚一直持续至清末[参 207]。此外，同汉族一样，满族也坚持同姓不婚[参 208]。女子在早期还有从死、殉葬的习俗，入关后受汉文化影响逐渐转变为守节[参 209]。女性地位在入关前与男子几乎对等[参 210]。入关后，受汉族礼教的影响，地位有所下降，但相较汉人女子仍要高出许多。满族女子没有附属于男人的感受，在家庭生活中也始终有较大的话语权[参 211][参 210]。虽然清朝时期有旗汉不通婚的说法，但驻防八旗与当地汉人的联姻还是很频繁的。事实上，从康熙朝起，清廷就已经允许旗人娶民人之女为妻，主要禁止的是满洲旗女与民人男子的婚姻；而对于汉军旗人与汉人的婚嫁，在乾隆朝之后，则始终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参 212]。不同地区的满族婚俗略微相异。京旗满族婚嫁的步骤通常分为议婚、相看、庚贴、放定、嫁妆、迎娶、入门、拜堂、分大小、入洞房、吃酒、回门、对住月[参 213]。而东北满族的步骤则为问名、小定、请期、纳彩、开剪、送嫁妆、迎亲、装烟、回门等[参 214]。

体育娱乐

骑射

乾隆帝骑射图

满族素善骑射（满语：ᠨᡳᠶᠠᠮᠨᡳᠶᠠᠨ，穆麟德：niyamniyan ）。皇太极曾说过，“我国武功，首重骑射。”[参 215][参 216] 入关之前，连十余岁的儿童都能“佩弓箭驰逐”[参 210]。 在皇太极统治时期，骑射被提升至国策家法的重要地位[参 217]，它与满语被一同列为“满洲根本”，被历代皇帝所首重。即便清朝入关之后，依然毫无懈怠[参 218]。每年春秋，八旗兵丁均照例举行校射。不仅普通子弟，八旗官员也在自宅设有靶场进行练习；王公贵胄的要求更为严格，他们自幼就需要练习骑射，水平低劣者甚至影响爵位的承袭[参 219]。清初旗人的马步射水平很高。弓用八力，箭长三尺，镞长五寸，名“透甲锥”，所中必穿透，连贯两人尚有余力[参 220]。

自清中期，射箭由武功逐渐娱乐化，蜕变为多种玩法的游戏，有射鹄子、射布靶、射绸。最难的一种是暮夜中悬香火，对空发矢，全凭技艺[参 221]。大清律例禁止赌博，但对旗人射箭下赌没有限制，有的旗人于家门口书写“步把候教”四字，就是在摆场子赌箭[参 221]。乾隆朝以后，八旗子弟的骑射水平渐至废弛，但统治者依然身体力行加以提倡[参 220]。清朝皇帝直至咸丰帝均娴熟于马术，即便是同治帝也曾猎于南苑[参 220]。围猎是清朝皇帝试图维持骑射旧俗的一种手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木兰秋狝”，它不仅是清朝皇帝会盟于蒙古诸部的一个活动，也是对八旗兵将骑射水平的一次考验和历练。直至今日，骑射作为一个传统仍在满族人中间具有一定的人气[参 222][参 223]，也不乏来自其他国家的满洲传统射箭爱好者[参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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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摔跤手演练布库

布库（满语：ᠪᡠᡴᡠ，穆麟德：buku ）即满族摔跤[参 225]，是满族最重视的一门格斗技[参 226]。清朝时期，宫廷曾设立“善扑营”选拔优秀力士二百名，按等级分为头等、二等、三等。历史上也一直有康熙帝用布库兵擒鳌拜的说法[参 227]。布库的满语本意是“摔跤手”或“大力士”，该词源自蒙古语“搏克”（бөх）[参 228]。据清代文献记载还有“布库之戏”、“布库戏”、“演布库”、“撩脚”、“角抵”、“相扑”、“相搏”等别称[参 228]。布库虽为徒手相搏，但技法的关键在于脚力，因此脚力的大小对于比赛的胜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参 225]。

满族摔跤史可追溯至女真人的“拔里速戏”，而拔里速戏则由契丹文化中沿袭而来，此项运动本与蒙古式角力——搏克无太大差别[参 229]。元明时期，居住于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广受蒙古文化影响，搏克（布库）也是其中之一[参 230]。后金时期，统治者以军事训练为目的，大力提倡演布库[参 231]。清朝皇帝每年于承德避暑山庄或北京圆明园高山水长楼前与蒙古各部进行比赛。民国之后，布库的招数融入中国式摔跤之中，成为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参 232]。其中，“北京流派”完全沿袭了清代善扑营的布库技法[参 233]。

猎鹰

渔猎民族出身的满族素好鹰戏[参 234]。其中所使用鹰种以海东青（满语：ᡧᠣᠩᡴᠣᡵᠣ，穆麟德：šongkoro ）为贵[参 235]。海东青猎捕能力很强，非一般鹰鹞可比[参 235]。在清代，献给宫廷一只海东青可立折现银30两，外加赏银10两，毛青布20匹[参 235]。当时宁古塔地区以盛产猎鹰而闻名，当地有专门以捕鹰训鹰为业的鹰户，成为清代向朝廷贡献鹰、鹞的基地之一[参 234]。北京内务府也设置养鹰鹞处，专门负责收缴及训练。每年秋季，皇帝与众王公大臣于南苑、北苑或西苑行围，养鹰鹞处的统领带着鹰手架鹰出行[参 236]。京旗满族也好以鹰为戏，他们通常有“较猎”和“比赛”等玩法，相较东北满族训鹰捕猎而言娱乐性质更浓[参 236]。而贵胄子弟更是讲究，非佳种不玩，也不愿从鸟市买成年好鹰。他们通常都是自己在郊区捕捉雏鹰，从头驯养，才觉有趣[参 236]。直至今日，满族的训鹰传统仍在一些地区完好地保留下来[参 237]。

冰嬉

冰鞋营于太液池表演溜冰与滑射

冰嬉（满语：ᠨᡳᠰᡠᡵᡝ

ᡝᡶᡳᠨ，穆麟德：nisure efin ）是满族传统的体育及娱乐活动之一，在关外时期就已非常流行，故乾隆帝称其为“国俗”[参 238]。每年冬天，冰嬉都是皇家的重要活动之一。清廷特别在键锐营中设置“八旗冰鞋营”，进行冰上表演[参 238]。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后金时期，起初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一直善于在冰上作战的“特种部队”[参 238]。其编制有1600人，至嘉庆年间，这支部队改隶精捷营，编制也缩减为500人[参 238]。民国时期，有一位名叫吴桐轩的老人是当时北京一名具有一定名气的滑冰好手。他出身满洲吴雅氏，曾经是慈禧太后御用的“冰鞋处”成员之一[参 239]。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年逾古稀的吴桐轩仍然时常出现在北京各处的冰场上[参 239]。当代体育界中的优秀滑冰运动员也不乏满族人的身影，如花样滑冰世界冠军赵宏博、佟健等。

其他

除了猎鹰之外，满族人还以饲养其他鸟类为乐趣，尤以京旗满族为典型。清代京旗满族养鸟颇为讲究，若看文采，就饲养红绿鹦鹉、虎皮鹦哥、芙蓉、倒挂、碧玉、珍珠等；若听叫声，则选择画眉、百灵、字字红、字字黑、小黄鸟等；还有一些专供于欣赏各种技艺的，如梧桐、交嘴等；此外还有饲养鸽子者等[参 240]。斗蛐蛐也是一种广受京旗满族喜爱的娱乐活动之一。清朝时期，每至夏秋，从王公贵胄到普通子弟均以此为乐[参 241]。还有一种名为“打拐”的游戏，满语称作“噶什哈”（满语：ᠨᡤᠠᠴᡠᡥᠠ，穆麟德：gacuha ）[参 242]，东北满族习惯称之为“噶拉哈”，满语意为“髌骨”。京旗满族玩的拐骨以马骨为主[参 242]，而东北则以猪骨为主[参 243]。清入关之前，曾有人用之赌博，故又被称为“博戏”[参 243]。清太宗曾谕令八旗子弟，壮者以角弓羽箭习射，年幼者以木弓柳箭习射，对于“好为博戏，闲游市肆者”，要捉拿治罪[参 244]。在此之后，噶什哈逐渐发展为妇女儿童间的游戏。直至今日，在东北的一些地区，仍然受到当地各民族人士的喜爱[参 245]。满族还有一些传统的球类运动，如京郊营房的满族有以踢石球为游戏者[参 242]，东北满族则踢一种以熊皮或猪皮缝制，内填充软物而成的皮球，称作“踢行头”[参 246]，这种运动通常在陆上进行比赛，也有于冰上竞技者，称作“冰上蹴鞠”[参 246][参 247]。此外，满族还有一些儿童闯关的娱乐游戏，如跑马城等[参 248]。

文学

纳兰性德像

满族的文学作品以神话故事为主，主要有《天宫大战》、《女真定水》、《长白仙女》、《尼山萨满传》等[参 249]。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尼山萨满传》。它讲述了描写尼山萨满帮助意外身亡的员外之子复活的过程，在满族之外的其他民族，如锡伯、赫哲、鄂温克、鄂伦春诸多民族中均有广泛流传[参 250]。尼山萨满传有齐齐哈尔本、两种不同的瑷珲本、还有满族人德克登额创作的海参崴本，这四个版本的内容大体一致，以海参崴本流传最广，已译成多国语言出版发行[参 250]。

清朝时期，八旗文学曾繁盛一时。诗人袁枚感叹“近日满洲风雅，远胜汉人，虽司军旅，无不能诗。”[参 251] 因此诞生了许多汉语言文学著作。以纳兰性德的词集《饮水词》、顾太清的诗集《天游阁集》、铁保所编纂的八旗诗集《熙朝雅颂集》和文康的小说《儿女英雄传》为典型代表。

曲艺

满族与曲艺颇有不解之缘，尤其清代八旗子弟特别钟情于此，当今曲艺界名角也不乏满族人的身影。就传统而言，满族普遍酷爱的曲艺有京剧、子弟书、八角鼓和相声。其中八角鼓和子弟书是满族的本民族曲艺，而京剧和相声在其发展过程中与满族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京剧

满族京剧名家程砚秋先生（右）与梅兰芳大师

京剧，被视作中国的国粹。它融合了徽剧等其他传统曲种的特点，在清代逐渐形成一种独立的曲艺形式。当时，上至皇帝、下至普通旗人普遍对听京戏情有独钟[参 252]。前期主要广泛流行于宫廷，根据不同场合有不同的戏目，如月令承应[注 24]、法宫雅奏[注 25]、九九大庆[注 26]、劝善金科[注 27]、升平宝筏[注 28]、顶峙春秋[注 29]、忠义璇图[注 30]等。自嘉道年间起，京旗民间票房逐渐兴起[参 253]。著名的票房有“风流自赏票房”、“翠峰庵赏心乐事票房”、“悦性怡怀票房”、“公悦自赏票房”、“游目聘怀票房”、“霓裳雅韵票房”等[参 254]。票友基本为宗室、京旗子弟，其中不乏日后民国时期的名角[注 31]。

然而，为了防止八旗子弟沉湎于戏曲，朝廷禁止在内城开设戏园，更不许旗人登台演唱、“与优伶为伍”[参 255]。但这仍然无法阻拦八旗子弟对戏曲的热爱。嘉庆十一年（1806年），满洲御史和顺查奏说，京旗子弟中有人登台演戏。结果事后再次追查时，却发现和顺本人也常去违例听戏。不得已，和顺杜撰了一个“密为访查”的理由，结果被嘉庆帝识破，革职议处[参 256]。至道光年间，违例听戏、登台演戏之事更多，且爵职越来越高，贝勒奕绮、盛京将军奕颢、惇亲王绵恺、镇国公绵顺、乍浦副都统觉罗善英、副都统常明、松杰、理藩院郎中保举、副将达崇阿等接连因私匿优伶、游庙听曲、于府中演戏而获罪受罚[参 257]，贝勒奕绮甚至因此被革去爵位[参 258]。后来，旗人索性自发组织“票房”，与其他旗人票友搭伴演唱以过戏瘾[参 259]。由于票房不是正式演戏，故不在禁令之列[参 254]。民国之后，由于不再有法令束缚满族登台演戏，于是梨园产生了很多满族名角[注 32]。

京剧中有“旗装戏”[参 261]（又名满装戏[参 262]），戏中演员身着满族服饰来饰演辽、金等番邦人物。《四郎探母》、《雁门关》、《赶三关》、《银空山》中的萧太后、铁镜公主、代战公主均身着满族女子服饰。旗装京戏中的还使用个别满语台词如“巴图鲁”、“额娘”等也是用来诠释该角色的番邦人物身份[参 261]。另外，清代满族，尤其是营房满族对岳飞十分推崇，呼之为“岳老爷”。他们和汉人一样，听宋金交战的戏，习惯以宋为正面，金为反面[参 263]。

八角鼓和子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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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角鼓演出照

八角鼓是满族本民族的原创曲艺，据说本是乾隆年间征金川凯旋途中军营自娱自乐的一种演艺形式[参 264]。鼓身源自八旗军鼓，八角形状，以木为框，单面蒙蟒皮，周围嵌响铃，下端还有丝制的穗子，有黄、白、红、蓝四色，象征八旗的四种颜色[参 264][参 265]。演奏时用手指打击鼓面发声，同时摇晃鼓身或用手指搓鼓面发出铃声。八角鼓一般由三人出演，一位负责击鼓弹弦子，一位丑角负责逗哏，还有一位主唱的演者[参 264]。有单演和全堂八角鼓等形式，在清代广受八旗子弟的喜爱。民国以后，八角鼓逐渐势微，但由它所衍生的单弦和相声等曲艺仍然广受大众喜爱。单弦是八角鼓三人出演模式的变种，有自弹自唱和唱者加伴奏两种演艺形式[参 266]。而相声则是从全堂八角鼓中拆分而成的独立曲种[参 267]。许多单弦、相声艺人都是八角鼓艺人出身[注 33]。

八角鼓的主要唱本是子弟书。它源于一种叫做“满洲调”的传统小曲[参 268]，又经清代八旗子弟再创造发展，故得名“清音子弟书”[参 269]。虽然子弟书并非汉人的原创艺术，但它融合了不少汉文化的说部题材[参 270]。内容以《三国演义》、《红楼梦》、《西厢记》、《白蛇传》、《聊斋志异》等名著中的典故为主[参 270]。此外还有一部分表现八旗子弟生活的作品，以笔名“鹤侣”的宗室奕庚为代表[参 271]，他所创作的《老侍卫叹》、《少侍卫叹》和《女侍卫叹》为这类题材的典范[参 271]。子弟书节目内容丰富，唱词多七字一句，唱腔有东城调、西城调（又称东调、西调）之分[参 272]，与大鼓互相影响，但韵律始终独具一格[参 270]。

相声

满族歌者、乌勒本传承人宋熙东

相声自全堂八角鼓中拆分而出[参 267][参 273]，主要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有单口、对口、群口相声等表演形式。由于相声融合了八角鼓、子弟书等满族曲艺，故尤其在满族群体中广受喜爱。相声界满族名家辈出，有阿彦涛、恩绪、裕二福、裕德隆、郭启儒、常宝堃、赵佩茹、侯宝林、王凤山、侯耀文、王平、于谦[参 274]、徐德亮等名家名角。

其他

除了八角鼓和子弟书之外，满族还有本民族语言的说部艺术“乌勒本”（满语：ᡠᠯᠠᠪᡠᠨ，穆麟德：ulabun ）流行于东北地区[参 275]。它的体裁主要有两大种类，一是广藏于满族民众中之口碑民间文学传说故事，如《尼山萨满传》；二是谣谚以及具有独立情节、自成完整结构体系、内容浑宏的长篇说部艺术[参 275]。舞蹈方面则有满族秧歌[参 276]，至今仍为东北地区各民族人士所喜爱。

宗教信仰

满族的宗教信仰比较多元化。起初，满族及其前身民族基本上以萨满教为主。清朝入关、接触中原文化之后，除了保留了一些萨满教习俗之外，满族人受中原民间信仰影响最大。佛教和基督教也各有一定影响。当代满族以无宗教人士为主[参 4]。

萨满教

主条目：萨满教

满族的萨满教历史由来已久，对满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清朝入关之后，尽管满族民众普遍接受了中原民间信仰，但仍保留许多萨满教遗俗。主要体现在灵魂信仰、叫魂、追魂、图腾崇拜、梦魇信仰、善人神化等方面[参 277]。由于清朝统治者视宗教为一种笼络其他势力的手段，故并未给萨满教这个本民族的宗教施以特惠[参 278]。除了清代宫廷内的坤宁宫祭祀和宫内堂子祭祀之外，北京没有萨满祭祀之所[参 278]。因此东北一直流传着萨满和喇嘛斗法，以及皇帝帮助喇嘛迫害萨满的民间传说，这些都是萨满教徒对本民族的皇帝怀有不满情绪的体现[参 278]。

佛教

因为女真人在金朝时期就开始受渤海、高丽、辽朝和宋朝影响，已有佛教流传[参 279]，所以满族对佛教并不陌生。清朝皇帝素来有“佛爷”之尊号，藏传佛教亦视其为文殊菩萨化身[参 280]。努尔哈赤、皇太极均与藏传佛教之格鲁派有频繁接触[参 281][参 282]。其后的皇帝都有较高的佛法造诣，尤其是顺康雍乾四位[参 279]。然而，佛教主要是清朝上层笼络蒙藏贵族的一种手段，与普通满族民众的信仰关系并不大[参 278]。

民间信仰

关羽像

他是清朝的“护国神”

清兵入关之后，普通满族民众受中原汉族的民间信仰影响是最大的[参 278]。满族所祭之神明，除在家祭祖之外，已同汉族基本一致[参 278]，尤以关帝崇拜为重。清代满族视关帝为“护国神”，言必称“关玛法”（满语，译为关爷爷）或“关老爷”，不敢称其名讳，尊崇无以复加[参 278]。连关帝身旁的关平、周仓二人，也尊称老爷，礼敬有加。至于玉皇、三官、吕祖、天后等各种道教神祇，满人亦多为崇信。满族也有财神崇拜，但所拜之财神不止一位。有红袍纱帽着明代装束的，有翎顶袍褂着清代装束的，还有一种财神则类似于狐仙[参 283]。满族还供奉灶神，灶神旁边通常还有其夫人“灶王奶奶”。传说灶王爷在每年腊月二十三晚上会上天庭，向玉皇大帝报告他所在人家这一年来的状况，主要是诉其罪过。所以清代满族人家还会在这一天烧香以及供上关东糖，称为送灶王，嘱咐灶神“好事多说，不好事少说”[参 284]。此外，满族还信奉白衣观音、长白山神、兔儿爷、茅姑姑等汉族神明和一些其他蒙、藏民族神明的习俗[参 285]。

基督教

满族也有基督徒。早在清朝雍乾年间就有宗室、和硕简亲王德沛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圣名“约瑟”，他的福晋也一同受洗，圣名为“玛利亚”[参 286]。同时期还有多罗贝勒苏努的几个儿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参 286][参 287]。嘉庆年间还有旗员佟恒善、佟澜等人虔诚奉教[参 286]。近代著名的满族基督徒有英敛之、老舍、傅泾波等。

传统节日

满族的传统节日有许多来源于汉族习俗，如春节、端午节[参 189]等。也有一部分是满族文化所固有的，如添仓节、绝粮日和颁金节（满语：ᠪᠠᠨᠵᡳᠨ

ᡳᠨᡝᠩᡤᡳ，穆麟德：banjin inenggi ）等。添仓节在每年的农历正月二十，这一天东北满族人讲究煮黏高粱米饭，放在仓库，用秫秸棍编织一只小马插在饭盆上，意思是马往家驮粮食，丰衣足食。第一天，再添新饭，连着添三回。也有的人家用高粱秸做两把锄头插在饭上。这一习俗至今仍在东北农村保留着[参 189]。绝粮日在每年的农历八月二十六。传说努尔哈赤在某次军事行动中陷入绝粮危机，附近村庄的民众得知消息赶来支援，由于战场无餐具，就用苏子叶包着吃。后来，军队打了胜仗，为使后世子孙铭记创业艰辛，将这一天定为“绝粮日”。在这一天，满族人有吃包饭的习俗[参 189]。颁金节是满族的诞生之日，在每年的农历十月十三[参 12]。清太宗皇太极于1635年的这一天发布谕旨，正式改族名“诸申”为“满洲”

　　不是，他们是两个人

　　1清代书画家政治家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另有青原、香岩、东武、穆庵、溟华、日观峰道人等字号，诸城县逄戈庄（今属高密市）人。

　　刘墉是乾隆十六年的进士，做过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刘墉的传世书法作品以行书为多，这些作品总体上都表现了墨色浓厚，笔势浓肥，线条轻重粗细变化随心所欲的笔画特征。他的书法经历了三个阶段：早年学习董其昌，字体秀媚妍润；中年，学习颜真卿、苏轼各家，笔力雄健，丰泽厚实；晚年则锋芒内敛，造诣达到了高峰。

　　刘墉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一年后散馆，授编修，进入仕途，再迁侍讲。乾隆二十年（1755）十月，其父刘统勋（时任陕甘总督）因办理军务失宜下狱，刘墉受株连而遭逮治，旋得宽释，降为编修。次年六月，充广西乡试正考官。十月，提为安徽学政。任职期间，针对当时贡监生员管理的混乱状况，上疏“请州县约束贡监，责令察优劣”，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补救办法，“部议准行”。

　　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月，调任江苏学政。在任期间，他又上疏：“生监中滋事妄为者，府州县官多所瞻顾，不加创艾。（行政官员）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以致遇事迟疑，皂白不分，科罪之后，应责革者，并不责革，实属阘茸怠玩，讼棍蠹吏，因得互售其奸。”这一看法深刻而又切中时弊，因此深受乾隆皇帝的赏识，称赞其“知政体”，并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任命他为山西省太原府知府。

　　乾隆三十年（1765），升任冀宁道台。第二年，因任太原知府期间，失察所属阳曲县令段成功贪侵国库银两，坐罪革职，判死刑。乾隆帝因爱其才，特加恩诏免，发军台（清代西北两路传达军报及官文书的机构，即邮驿）效力赎罪。次年赦回，命在修书处行走。乾隆三十四年（1769），授江宁府知府，有清名。第二年，迁江西盐驿道。乾隆三十七年（1772），擢陕西按察使。第二年，其父刘统勋病故，回家服丧。

　　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刘墉服丧期满还京，清廷念刘统勋多年功绩，且察刘墉器识可用，诏授内阁学士，人直南书房。十月，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并派办《西域图志》及《日下旧闻考》，任总裁。次年七月，充江南乡试正考官，不久，复任江苏学政。在任期间，曾劾举秦州举人徐述夔著作悖逆，要求按律惩办。是年底（乾隆四十三年），刘墉以劾举徐述菱著作悖逆事有功和督学政绩显著，迁户部右侍郎，后又调吏部右侍郎。

　　乾隆四十五年（1780），授湖南巡抚。时值湖南多处受灾，哀鸿遍野，无灾州县也盗案迭起，贪官污吏猖撅，百姓怨声载道。刘墉到任后，一面查明情由，据实弹劾贪官污吏，建议严办；一面稽查库存，修筑城郭，建仓储谷，赈济灾民，井准许民间开采硝石。仅一年余，库银充实，民粮丰足，刘墉赢得了百姓的爱戴。

　　乾隆四十六年（1781），迁刘墉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三月，仍入直南书房；不久，又充任三通馆总裁。此时，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结党营私等。刘墉奉旨偕同和珅审理山东巡抚舞弊案。刘墉至山东，假扮成道人，步行私访，查明山东连续三年受灾，而国泰邀功请赏，以荒报丰。征税时，对无力缴纳者，一律拿办；并残杀进省为民请命的进士、举人9人。及至济南，经审问，查清国泰已知贪赃案发，遂凑集银两妄图掩饰罪行。刘墉如实报奏朝廷，奉旨开仓赈济百姓，捉拿国泰回京。此时皇妃已为国泰说情，有的御史也从旁附和，和珅亦有意袒护国泰。刘墉遂以民间查访所获证据，历数国泰罪行，据理力争，终使国泰伏法。在处理国泰一案上，刘墉不畏权要，刚正无私，足智多谋，与钱沣一起挫败了皇妃及和珅等人的阻挠而成功地执行了大清律法，为民除了害。后来，民间曾据此事写成通俗小说《刘公案》，对这位“包公式”的刘大人大加颂扬。

　　国泰案结，刘墉被命署吏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不久授工部尚书，仍兼署吏部，并充任上书房总师傅。乾隆四十八年（1783）六月，命署直隶总督。八月，又调吏部尚书，不久，充顺天乡试正考。是年底，充经筵讲官。次年五月，复兼理国子监事务。六月，授协办大学士。乾隆五十一年（1786），充玉牒馆（修帝王族谱之处）副总裁。

　　乾隆五十四年（1789）四月，以上书房阿哥师傅们久不到书房，刘墉身为总师傅而不予纠正，被降职为侍郎。不久，授内阁学士，提督顺天学政。乾隆五十六年（1791）初，迁都察院左御史，旋擢礼部尚书，并再次兼管国子监事务。五月，又署吏部尚书。嘉庆二年（1797）四月，授刘墉为体仁阁大学士。五月，奉旨偕同尚书庆桂到山东办案，并察看黄河决口的情况。察看黄河之后，他上疏请求于秋后在决口处“堵筑”，下游“宽浚”。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嘉庆四年（1799）三月，加太子少保。后奉旨办理文华殿大学士和珅植党营私、擅权纳贿一案。刘墉不畏权势，很快查明和坤及其党羽横征暴敛、搜刮民脂、贪污自肥等罪行20条，奏朝廷。皇上处死了和珅，没收了他的家产。

　　嘉庆四年底，刘墉上疏陈述漕政，对漕运中的漏洞体察至深，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嘉庆皇帝看后，深以为然。嘉庆六年（1801），刘墉充任会典馆正总裁。

　　刘墉不仅是政治家，更是著名的书法家，是帖学之集大成者，是清代四大书家之一（其余三人为成亲王、翁方纲、铁保）。清徐珂在其《清稗类钞》中称赞刘墉道：“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刘墉是一位善学前贤而又有创造性的书法家，师古而不拘泥。刘墉书法的特点是用墨厚重，体丰骨劲，浑厚敦实，别具面目。刘墉之书，尤善小楷。后人称赞他的小楷，不仅有钟繇、王羲之、颜真卿和苏轼的法度，还深得魏晋小楷的风致。刘墉兼工文翰，博通百家经史，精研古文考辨，工书善文，名盛一时。著有《石庵诗集》刊行于世。

　　嘉庆七年（1802），皇上驾幸热河，命刘墉留京主持朝政。此时，他八十有余，却轻健如故，双眸炯然，寒光慑人。

　　嘉庆九年(1804年)十二月，刘墉卒于官，享年85岁。卒后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谕祭葬。

　　2纪昀，(右图）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生于清雍正二年（1724）六月，卒于嘉庆十年（1805）二月，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八十二岁。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

　　纪昀祖籍为应天府上元县，传其家为纪家边。明永乐二年（1404），奉命“迁大姓实畿辅”（乾隆《献县志》），始迁来献县，入安民里四甲籍，卜居献县城东九十里之景城镇。到纪晓岚，北迁已十四世。

　　有据可考，自纪晓岚上推七世，都是读书人。高祖纪坤（1570—1642），庠生，屡试不第，有诗名，著有诗集《花王阁剩稿》。曾祖父纪钰（1632—1716），十七岁补博士弟子员，后入太学，才学曾受皇帝褒奖。祖父纪天申（1665—1732），监生，做过县丞。父亲纪容舒（1685—1764），康熙五十二年（1713）恩科举人，历任户部、刑部属官，外放云南姚安知府，为政有贤声。其道德文章，皆名一时，尤长考据之学，著有《唐韵考》、《杜律疏》、《玉台新咏考异》等书。至纪容舒，纪氏家道衰而复兴，更加重视读书，遗训尚有“贫莫断书香”一语。纪晓岚为纪容舒次子，他就是出生于这样一个世代书香门第。

　　纪晓岚儿时，居景城东三里之崔尔庄。四岁开始启蒙读书，十一岁随父入京，读书生云精舍。二十一岁中秀才，二十四岁应顺天府乡试，为解元。接着母亲去世，在家服丧，闭门读书。他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勤奋好学。博古通今。正如自谓的“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骋。”他襟怀夷旷，机智诙谐，常常出语惊人，妙趣横生，盛名当世。三十一岁考中进士，为二甲第四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授任编修，办理院事。外放福建学政一年，丁父忧。服阕，即迁侍读、侍讲，晋升为右庶子，掌太子府事。乾隆三十三年（1768），授贵州都匀知府，未及赴任，即以四品服留任，擢为侍读学士。同年，因坐卢见曾盐务案，谪乌鲁木齐佐助军务。召还，授编修，旋复侍读学士官职，受命为《四库全书》总纂官，惨淡经营十三年，《四库全书》大功告成，篇帙浩繁，凡3461种，79309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纪并亲自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二百卷，每书悉撮举大凡，条举得失，评骘精审,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考得失，辨文字，为代表清代目录学成就的巨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实际上是一部学术史，对每一部书和源流、价值等都作了介绍。它成为后来学者研究这些古书的一个切入点。很多大学者都承认，他们是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手作学问的。同时，还奉诏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基础上，精益求精，编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为涉猎《四库全书》之门径，是一部研究文史的重要工具书。《四库全书》的修成，对于搜集整理古籍，保存和发扬历史文化遗产，无疑是一重大贡献。纪晓岚一生精力，悉注于此，故其他著作较少。《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毫无疑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纪昀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丝毫不可忽视。以《总目》而言，全书行文风格一致，思想主旨贯通，都昭示了纪昀“笔削一贯”的重要作用。四库馆总阅官朱珪在纪昀墓志铭中写道：“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张维屏《听松庐文钞》云：“或言纪文达公（昀）博览淹贯，何以不著书？余曰：文达一生精力，具见于《四库全书提要》，又何必更著书！”“一手裁定”、“一手删定”、“一手编注”《总目》或者说纪昀“一生精力，萃于《提要》一书”，都说明纪昀对《总目》所倾注的心血得到时人和后人的公认。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目》最大限度地反映了纪昀的学术文化思想就不是什么无本之木了。正如黄云眉所言：“就形式观之，《提要》似为多人心血之结晶品，其实此书经纪氏之增窜删改、整齐画一而后，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见，所可见者，纪氏一人之主张而已。”

　　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和一手删定的《总目》问世以来，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赞誉。阮元说：“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纪昀）总其成，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求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允。”江藩指出：“《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可谓通儒也。”有目共睹的学术价值还使得这部大著的文化影响历久不绝。晚清张之洞对读书士人谈到：“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对该书有精深研究的余嘉锡说：“《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他还谈到清朝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将其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他对《总目》的缺点多有指摘，但也承认自己“略知学术门径，实受《总目》之赐”。

　　纪昀在四库馆修书十年，“自始至终，无一息之间”，其辛劳不言而喻，却也是人生收获颇丰的十年。他既为恰逢“王事适我”的历史机遇而欣慰，又为“期于世事有补”愿望的实现而自豪。正如他在《自题校勘四库书砚》诗中所云：“检校牙签十余万，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曾读人间未见书”只是一个表象，纪昀和他的同仁们为中国学术文化树立的一座丰碑才是看不见的永恒！ 在主编《四库全书》期间，纪晓岚由侍读学士升为内阁学士，并一度受任兵部侍郎，改任不改缺，仍兼阁事，甚得皇上宠遇。接着升为左都御史。《四库全书》修成当年，迁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乾隆帝格外开恩，特赐其紫禁城内骑马。嘉庆八年（1803），纪晓岚八十大寿，皇帝派员祝贺，并赐上方珍物。不久，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兼国子监事。他六十岁以后，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礼部尚书。纪晓岚卒后，筑墓崔尔庄南五里之北村。朝廷特派官员，到北村临穴致祭，嘉庆皇帝还亲自为他作了碑文，极尽一时之荣哀。

　　纪晓岚还有口吃的毛病。当然，纪晓岚既然能通过各层科举考试，其间有审音官通过对话、目测等检查其形体长相以及说话能力，以免上朝时影响朝仪“形象”，应该不至于丑得没法见人，但无论如何，纪晓岚长相不好看，却是无疑的。长得丑，近视眼，口吃，这些生理特点都成为纪晓岚一辈子与乾隆貌合神离、不得乾隆真正信任的重要原因。

　　纪晓岚一生著述甚丰，既有以官方身份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热河志》等，也有以私人身份著述的《阅微草堂笔记》。但在纪晓岚生前，就有关于他平生不著书的说法流传。

　　有人说，纪晓岚认为自己的作品超不过古人，所以不重著述，不存作品。纪晓岚的门生刘权之就说他老师文名满天下，经常给人写文章，但都“随手散失，并不存稿”，原来纪晓岚总是认为这些文字不过是古人的糟粕而已，没有刊刻的价值。纪晓岚的另一门生陈鹤也说，老师自从主持纂修《四库全书》，纵观古今著述，知道该有的都已经有了，后来的人再怎么挖空心思，所著也不出古人的范围，而那些自谓超过古人的人，都是自不量力罢了。所以纪晓岚“生平未尝著书”，偶尔为人作序记碑表之类的文字，也都随即丢弃，未尝保存。陈鹤感慨地说，如今某些人偶尔写了一点小东西就四处炫耀，急欲表露，真是厚颜啊！

　　清代大学者江藩在其《汉学师承记》中却说，纪晓岚一生精力全都耗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又喜欢写些稗官小说，故而“懒于著书”，他青少年时期的著作都藏在家中，未曾流传于世。

　　庄氏史案本末而按照纪晓岚自己的说法，与上面都稍有出入。纪晓岚晚年就曾讲起，“我早年就学习诗歌，其间意气风发，与天下同好互相唱和，总是不甘人后。如今我年纪差不多80岁了，却转而瑟缩不敢著一语，平生所写的稿子也不敢自存”。他说这是因为随着阅历的增长，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得意作品，大多都是古人已经说过的东西，自己辛辛苦苦地著述，不过是徒自苦耳。从纪晓岚的话来看，他并不是“未尝著书”，早年还是勇于吟诗弄赋的，只不过后来他对自身所处的世道逐渐有了深刻的体会，越来越不敢从事写作了，而且也不敢保存自己的稿件。要说是因为怕超不过古人而罢笔，这个理由似乎很是勉强。这个理由背后还有着极大的社会政治背景，那就是乾隆年间思想控制的加强，文字狱屡见不鲜。

　　纪晓岚一生，有两件事情做得最多，一是主持科举，二是领导编修。他曾两次为乡试考官，六次为文武会试考官，故门下士甚众，在士林影响颇大。其主持编修，次数更多，先后做过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馆纂修官、功臣馆总纂官、国史馆总纂官、方略馆总校官、四库全书馆总纂官、胜国功臣殉节录总纂官、职官表总裁官、八旗通志馆总裁官、实录馆副总裁官、会典馆副总裁官等。人称一时之大手笔，实非过誉之辞。纪晓岚晚年，曾自作挽联云：“浮沉宦海同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堪称其毕生之真实写照。

　　纪晓岚天资颖悟，才华过人，幼年即有过目成诵之誉，但其学识之渊博，主要还是力学不倦的结果。他三十岁以前，致力于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姑妄听之》自序），加之治学刻苦，博闻强记，故贯彻儒籍，旁通百家。其学术，“主要在辨汉宋儒学之是非，析诗文流派之正伪”（纪维九《纪晓岚》），主持风会，为世所宗，实处于当时文坛领袖地位。纪晓岚为文，风格主张质朴简淡，自然妙远；内容上主张不夹杂私怨，不乖于风教。看得出，他很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除开其阶级局限外，其在文风、文德上的主张，今天仍不失其借鉴价值。纪昀对于文学的批评，主要见于《四库全书总目》与若干书序(如《爱鼎堂遗集序》、《香亭文稿序》、《云林诗钞序》、《田侯松岩诗序》、《挹绿轩诗集序》、《四百三十二峰诗钞序》等)，另有《文心雕龙》评和《李义山诗集》评。他的文艺批评标准，虽仍不脱“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传统见解，但不甚拘泥，较为通达。承认“文章格律与世俱变”，“诗日变而日新”，认为文学的演变取决于“气运”和“风尚”，强调后代文学对于前代文学既应有“拟议”又要有“变化”。在艺术风格上，肯定“流派”，而反对“门户”，反对“舍是非而争胜负”的朋党之习。纪昀晚年主持科举会试时，曾以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内容出题策士，实为创格。纪晓岚以才名世，号称“河间才子”。但一生精力，悉付《四库全书》。只有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和一部《纪文达公遗集》传世,十卷《评文心雕龙》、六十三卷《历代职官表》、四卷《史通削繁》三十六卷《河源纪略》、《镜烟堂十种》《畿辅通志》、《沈氏四声考》二郑、《唐人诗律说》一册、《才调集》、《瀛奎律髓》评、《李义山诗》、《陈后山集钞》二十一卷、《张为主客图》《史氏风雅遗音》、《庚辰集》五卷，《景成纪氏家谱》等。他还参与编选、评点其它一些书籍，也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