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一直都是在中国社会中权重占比很大的管理制度。

如今，为了孩子升学买学区房，就是现代户籍制度的一个缩影。在明清时期也是一样，老百姓为了能参加科举，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户籍，还有田产。

朱元璋上任后，执行“里甲制”一百十户为一里，每10年编修一次。这个制度以保障部分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通过这种登记，老百姓的田产就得到了官府的认可。

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入籍。

入了籍，向朝廷纳了粮，等于行使了自己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于是，也就有了可以参加科考的权力。而那些流民们耕种的土地，由于自身无户籍，当然，就没有合法性了。户籍，如此之重要，所以，在各家的族谱中，都会“浓墨”的书写一番入籍的地位等等。

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有了户籍，才被认可是国家的“子民”，才能有去开发、利用土地的资格，以及可以参加科考的资格。

这里就有一个案例：

说的是蓝山的一个家族，从记载这个家族入籍祖以及土地纠纷案，就可以看出当时户籍制度的“强大”功能。《钟氏族谱·阖户宗祠》非常浓重地介绍了入籍祖，并将其和始迁祖并列，是“百世不祧之宗”。虽然，二人只差一代，但“入籍”的功劳却显得意义非凡。

再来看《钟氏族谱·阖户田租表》，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止，这位钟姓户祖的祭田数量排列第一，地位更是无人可撼动。根据族谱记载，开立户籍是在明初，祖先于元延祐间，从江西迁至湖南蓝山，并定居在黎家头。

因为，黎家从宋朝开始，就是当地的大户，到了元代中期，家族没落，到了钟家第三代时，黎家的很多家业，陆续归钟氏，钟家开始起家。就家业而言，第三代贡献更大些。但若是没有户祖的“开立户籍”，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得到官府的认可。

当然，他人也不会认可。

到了修谱的1936年，其家业已相当雄厚，山场的南北长度有三十来里。之后，也正是有了户籍，名下的所有产业，才得到了官府的认同。也因此，如果发生土地纠纷时，就会占据有利的一方。光绪十六年（1890年），钟家就发生过一起和雷家的土地纠纷。

根据族谱记载的官方判词，判雷姓族谱所写为假。因为，字迹不符是伪造的，所以，有争议的土地一概为钟姓管业。可见，两家为了争夺土地资源，都出具了族谱。甚至于，雷姓一家为了利益制作假的族谱。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族谱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除了记录先祖的事迹，还能成为证明“家业”的有利证据。

还有一个类似事件，是发生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钟姓和崔姓的一桩墓地纠纷。根据文字记载，崔土保兄弟立了一份契约，保证不在“坟山顶脑上开挖、栽种生理”，还请了公证人。虽然，崔家买的土地和钟家的墓地挨着，但未必一定会跑到隔壁墓地去开挖栽种。而钟家却认为这会坏了风水，要求崔家立下契约，否则，就会以此为据告官。

再来看看户籍和科考的关系。

根据《大明会典》，洪武十七年（1384年），朝廷规定：各府、州、县生员乡试前要“各具年甲、籍贯、三代”。

清代的规定更加详细，就是为了防止“冒籍”。如有违反者会有重罚，“生童有籍贯假冒者，尽行褫革，仍将廪保惩黜。”除此，还规定：祖上要入籍20年以上者，且名下的家业在官府有登记，才有考试的资格。

那么，为何科考如此重视户籍？

因为，有名额的竞争，今天亦是如此。以《蓝山县图志》记载的一个事件为例：在康熙年间，湖南蓝山、宁远二县，就出现了一桩户籍争端事件。

大慈乡四十六村原属于蓝山县，和宁远县距离较近，便到宁远县购置田产庄粮，向宁远县交纳钱粮。那时，新来了一位县令，“不查来历”，就将四十六村村民归了宁远县籍。但老百姓不愿意了，因为，当时每个县的科考名额是有规定的。根据该县的整体“文风高下”，以及缴纳钱粮人口的多少作为基准。

最终，四十六村的村民不仅回到了蓝山县，还为蓝山县令建祠树德政碑。

由此可见，户籍对于科举有多重要。

当然，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移民迁入，都会让和土地、科举密切关联的户籍地位越发重要。除了这些，如：身份认同、社会地位等，都和户籍有关系。即使放到现在，户籍依旧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

时至今日，户籍在我国的地位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日常出行，大到结婚生子，买房买车等。试想，如果你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那将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这样的你，还怎样在现今的社会生活呢？简直是寸步难行。

但对大多数编修家谱的人员来说，这个名字抽象了些，所以最后定稿的名字叫《怎样编修现代家谱》。全书分为基础知识、观点理论、具体编修三大部分。

　　社会发展到了二十一世纪，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古人编修家谱的理论和方法有很多都不适用了，必须要有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

　　所以，笔者追求一部与世时俱进，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编修家谱的文本；追求一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编修家谱的文本。

　　更重要的是，文本中极力主张家谱理论及编修方法的变革，尤其是家谱理论的变革。

　　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变革的主张前无古人。

　　这个变革不是无根无据、凭空杜撰，而是遵循事理，切合时代的变革。

　　文本除考虑观念的变革而外，还注意全书的系统性、科学性、知识性、可读性、完整性、指导性、适用性。除具有家谱的一般知识（如姓氏起源、祠堂与堂号、姓族郡望等）而外，更有家谱概念的创新、编修现代家谱应树立的指导思想及观念、现代家谱内容的宏观构架、现代家谱的主要内容、女子彻底入谱问题、增强现代家谱中人种科学的含量、家谱的社会作用以及如何具体编修现代家谱等等。

　　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个文本没有面世之前，社会上还没有一部体现现代人文精神的家谱理论和编写方法的书籍传播应用。也即是说，这是一部关于家谱文化的崭新的著作。

　　时代呼唤这样的文本产生。社会发展到今天，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甚至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用古人的修谱观来记述现代人事，其结果必定是不伦不类。何况，古人的家谱理论非常零散而不系统。对家谱文化的性质缺乏深刻的理性认识。何况，古人在录入内容上有重大偏废，如将女性排除在家谱之外。

　　实践呼唤这样的文本产生。是的，在中国，编修家谱之风重起于青萍之末，看其势头，可以说方兴未艾。但我看了今人编修的不少家谱，令人叹息。不仅没有吻合时代的进步，反而不及古人的水平。纰漏百出，错讹累累，荒丛芜杂，呕哑嘲哳。今天的人编修家谱采取马马虎虎、潦潦草草的态度，既是对当代人自身犯下的错误，又是对后人犯下错误。

　　从黄帝时代产生家谱文化到现在，人们注重于家谱编修的实践，不重视家谱理论的探讨，因而家谱理论不仅不系统，也没有重大突破。宋代欧阳修和苏东坡创造了“欧、苏记载法”，仅仅是具体的世系记载法而不是家谱理论。

　　对古人遗弃女性的“男系氏族观”应当彻底否定，对古人“隐恶扬善”、“为亲者讳”的基本修谱观也不能一概赞成。只记善的一面，不记恶的一面，不是事实求是的态度，不利于后人吸取经验教训，不利于后代人格精神的健康发展。

　　因此，我动了撰写《怎样编修现代家谱》或《现代家谱理论及编修方法》一书的念头，把家谱理论和编撰实践结合起来，并力图使文本体现鲜明的时代性、丰富的科学性、创新的进步性、有益的历史性。为家谱文化的健康发展尽绵薄之力。

　　无疑，本书的基本知识部分不可能不吸收古人和当代人的研究成果，但理论部分，全系创新。力图将先进的、优秀的文化观运用到家谱理论中。

　　凭我的直觉感到，要寻找：一部令你耳目一新的研究家谱文化的文本，一部优秀的现代家谱编修教材，一部指导现代家谱编修的工具书，《怎样编修现代家谱》一书就是！如果你具备了编修家谱的基本文化基础，认真地阅读此书之后，就一定能编撰出一部质量一流的体现当代人文精神和风貌的家谱来。

在古代封建社会欧洲和日本的大家族都有各自的族徽，他们也相当重视家族史和家族谱系的传承，比如相继统治好几个国家哈布斯堡家族和波旁家族甚者将族系追述到罗马时代，至于说他们不重视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民主时代，你也知道重视家族的都是传统上的大家族了，而现代社会许多贵族家族也已经基本平民化了，有好多欧洲传统贵族已经放弃了对这方面的研究，相反倒是平民社会的美国在成为超级大国之后，好多人翻箱倒柜刨根问底的研究家史想把自己和某个历史名人套上关系，比如布什和克林顿都能把家世联系到英国王室身上，而在英国本土那些只有血统已经很淡的家庭是根本不会做这种无聊事情的。

另外关于徽章文化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基本上是没有徽章文化的，而欧美日本徽章文化已经渗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你看各种他们的公司企业无论大小和历史长短，还有体育的各种俱乐部，甚至美国政府的各个部门，美国军队的各级单位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徽章

一般有族谱的人家都是祖上出过牛人或者家族当家人比较重视的人家。因为族谱是中国传统家庭宗法制的产物，需要一定的文化和物质基础。如果家道中落，或者本身不具备相应物质文化条件就没人有能力、精力来写族谱。你们家可能是其中一种情况吧。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