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fù(ㄈㄨˋ)] 姓，又称复氏，是中国姓氏之一，源于嬴姓、姜姓、子姓。姓复的名人有复中翁、复阳、复伏生等。该姓氏是多源流古老姓氏之一，但至今人口比较少。

复姓起源

渊源一

源于嬴姓，出自黄帝轩辕氏第七代伯翳，属于以封邑名称或国名为氏。按史书记载，少典氏第十八代、黄帝轩辕氏第七代有伯翳。伯翳能驯鸟兽，知其话言，事虞夏。初，采于嬴为，是为嬴氏、盈氏、鄗(高改盈)氏，以功受皂斿元玉，妻以姚女，而封于费，是为大费；生子三人：曰大廉、若木、恩成。大廉事夏启，后分衍有鸟俗氏、路俗氏，后裔有孟亏、仲衍。孟亏能述伯翳之业绩，封于萧，是为萧孟亏。夏朝衰败，萧孟亏去而凤岛随焉。仲衍臣于商大戎，其裔曰戎胥轩者，娶郦山氏，生仲潏。仲潏生处父，处父善走，是为飞廉。处父生二子：曰革、季胜。革即恶来，事纣王，为周武王所杀。嬴姓后分衍有郯氏、寘氏、兹氏、蒲氏、沈氏、耿氏、谭氏、谷氏、巴氏、复氏、江氏、黄氏、鄠(妘)氏、弦氏、时氏、麋氏、白氏、葛氏、祁氏，皆为嬴姓一族。

在嬴姓裔族的分封国中：江氏国、黄氏国、鄠(妘)氏国、弦氏国、时氏国、麋氏国、复氏国、白氏国、祁氏国皆灭于楚国，郯氏国灭于越国，寘氏国灭于徐氏国，兹氏国、蒲氏国灭于东周王朝，沈氏国、耿氏国灭于晋国，谭氏国、谷氏国灭于齐国，巴氏国复灭于夔国。商朝时期伯翳的第四代后裔季胜分封在复阳，建国为侯国，史称“用复国”，西周时期称“复阳国”，故址在汉朝时期称湖阳乐乡(今河南南阳桐柏，一说今安徽当涂湖阳)，在典籍《尔雅》中记载：“淮为浒。然淮水与醴水同源俱导，西流为醴，东流为淮。潜流地下，三十许里，东出桐柏之大复山南，谓之阳口。水南即复阳县也。阚駰言复阳县，湖阳之乐乡也。汉元帝刘奭元延二年(公元前47年)置，在桐柏大复山之阳，故曰复阳也。”唐朝时期将“湖阳”迁往今河南省唐河县湖阳镇。春秋时期为南申国的附庸国，在周庄王姬佗九年(楚文王熊赀二年，公元前688年)，楚文王亲率大军假道邓国征伐申国，大概在公元前687～前684年之间，申国被灭，复阳国亦在同期被楚军所灭。楚文王在回师途中又顺手灭了娘舅之国邓国。

被楚国灭国后的季胜之后裔子孙中，有以故国名称为姓氏者，称复阳氏，后省文简改为单姓复氏、阳氏，皆世代相传至今。

渊源二

源于姜姓，出自炎帝三十九世孙、伯夷二十五世孙海复，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炎帝姜姓，其分衍的支国有十三：怡国、伊国、纪国、淳国、甘国、州国、舟国、骀国、戏国、向国、薄国、列国、赖国。夏禹曾封怡国君以祀烈山，是为默台氏。从第一代炎帝起，传说到第五十四代为齐太公，自炎帝至姜太公谱系如下：炎帝→临魁→帝承→帝明→帝直→帝鳌→帝哀→帝榆罔→雷→共工→句龙→信→夸父(夸父)→垂→伯夷→先龙→玄氏→王宣→王定→王怀→王恒→王宙→王宇→王高→王许→王宰→王禅→王启→王蒯→王正→志道→祖荣→杜成→济公→林→承先→荣→永和→禹宣→恒车→海复→祖甲→二懋→正二→心成→元→仲调→训元→先二→司会→辉前→公伦→豫仲→姜尚(即吕尚、姜太公、齐太公)。

传说，姜海复在商朝太戊二十一年(公元前1627年)左右，被其父王姜恒车封于海复(今江苏连云港海州区)，因名海复侯，其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封邑名称为姓氏者，称海复氏，后在西周时期分衍为单姓海氏、复氏，世代相传至今，其复氏史称正宗。

渊源三

源于墨台氏，出自姜姓东海族的古孤竹国，属于以历史事件称谓为氏。诞生于商朝初年(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孤竹国是今冀东至辽西地区第一个地方政权，是滦河之滨最早的奴隶制诸侯国。它的出现标志着今冀东大地已从蒙昧和野蛮状态中苏醒，是今冀东地区文明史的开端，距今约三千六百多年，后分迁辽西地区。灭亡于春秋时期的孤竹国与商朝王室的关系相当密切，孤竹国君墨胎氏与商王同为子姓。史书记载：“孤竹君，讳初，字子朝，姓墨台氏，袭孤竹君国，在辽西。”据史籍《辽史·地理志》记载：“兴中府，古孤竹国(今辽宁朝阳)。”兴中府即是今辽宁省朝阳市一带地区。近年（21世纪）来，考古发现提供了新的佐证：在辽宁喀喇沁左旗蒙古族自治县的北洞村，出土的铜窑上铸有“孤竹”铭文。孤竹国是古代位于东北与山东半岛之间的一个部落，据专家考证，她“兴于殷商，衰于西周，亡于春秋。”从立国到灭亡，存在了约九百四十年(公元前1600～前660年)。大致说来，孤竹在殷商之前是原始部族。孤竹国兴于殷商，衰于西周，亡于春秋。整个历史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约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是商王朝在北方的重要诸侯国；后三百八十六年(公元前1046～前660年)是周王朝的异姓诸侯国，最后处于燕国控制之下，政治地位极大下降。孤竹国灭亡之后，孤竹国的旧臣民企盼复国，遂有以“复”为姓氏者，称复氏，世代相传至今。

故孤竹国人曾多次反抗燕国的统治，其后历史上多次描述的战国时期“山戎侵掠北燕”，实际上多为故孤竹国人所进行的反抗斗争，在战国中期到先秦时期名人辈出，如战国中期秦国名将、秦惠文王赢驷的异母之弟樗里疾(姜姓赢支，又称樗里子，也称严君，公元？～前300年)即原孤竹国人。一直延续到秦始皇灭六国而统一中国，秦军中仍有不少将领都是孤竹国的后裔。[1]

渊源四

源于姚姓，出自舜帝之后裔所建傅阳国，属于以国名为氏。据史籍《姓源》的记载，在上古时候曾有一个诸侯国，叫傅阳国，有的史书亦称其为“复阳国”，故址在今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涧头集镇西南候塘村，“城周十余里，中据土山”。据典籍《国语·郑语》中的记载，傅阳国为商王朝大彭国陆终所封，姚姓，为陆终第四子。这个傅阳古国在春秋时期，因孔子之祖孔纥(字叔梁)曾在此地作战，并以双手勇托溃落的傅阳城门框、掩护士兵和民众撤退而闻名遐迩。

傅阳国后在周景王姬贵七年(楚熊郏敖七年，公元前538年)被楚国所灭，其后，该地区的住民中即有以古傅阳城名为姓氏者，称傅阳氏、复阳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傅氏、复氏、阳氏等，世代相传至今。1955年文字改革简化之后，该支复氏一族有误改为付氏者。

复姓始祖

伯益(伯翳)、伯夷、叔齐、海复

复姓分布

复氏是一个多源流的古老姓氏群体，但在今中国大陆的姓氏排行榜上未列入百家姓前八百位，在台湾省也名列第一千一百十二位，族人多以东海、霍州、海州为郡望。

今山西省的霍州市，山东省的德州市，河南省的驻马店市，内蒙古自治区的通辽市，陕西咸阳市，北京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省等地，均有零星复氏族人分布。[1]

复姓郡望

东海郡：亦称郯郡。东海郡在历史上有三处：①治所在郯邑(今山东郯城)，后置郯县，属徐州刺史部，为县、郡、刺史部治，在氏族社会末期境内已有人群定居，时境为“东夷”之地，太嗥氏为东夷一著名酋长，少嗥氏为黄帝族向东发展的一支，与夷族杂居于此，称“炎”地，周朝时期封炎族首领于此，称炎国，后演化为郯国。春秋时期，郯国附鲁，“郯子朝鲁”、“孔子师郯子”即出于此，战国时期为越国所灭。秦朝时期始置郯郡，后改称东海郡。；秦、汉之际曾称郯郡，其时辖地在今山东省郑城一带，治所在郯城县北部；西汉时期下辖三十七县，其时辖地在今山东费县、临沂、江苏赣榆以南，山东枣庄、江苏邳州以东和宿迁、灌南以北一带地区。②东晋时期置于海虞县(今江苏常熟)的东海郡，后移治所到京口(今江苏镇江)，其时辖地在今山东省费县、临沂县、江苏省赣榆县南部、山东省枣庄市、江苏省江苏省邳县东部和江苏省宿迁县、灌南县北部一带地区；唐贞观六年(壬辰，公元632年)撤县入下邳，唐元和中期复置，始有“郯城”县之名，不久又省入临沂；元朝末期复置郯城县，明、清两朝之后县域有变，但县名未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其地隶属山东临沂地区。③南北朝时期的东魏及后来的隋、唐诸朝时期，以海州为东海郡，治所在朐山(今江苏连云港海州镇)，其时辖地在今江苏省东海县以东、淮水以北一带地区。

海州郡：历史上的海州郡有三处：①今江苏连云港。四、五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海州地区繁衍生息。自夏、商、周、秦汉以来，海州隶属多变，几经易名，至北魏武定七年(公元549年)始称海州郡，其后一直为历朝府、州、郡、县之治所及东海、赣榆、灌云、沭阳乃至更广阔境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素有“东海名郡”和“淮海东来第一城”之称。海州人文荟萃，先民创造了具有龙山、青莲岗文化交汇特征的史前文化，孔子两次率弟子来海州讲学论道并登山望海，宋朝石曼卿在此留下读书遗迹，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留下大量诗词，李汝珍以海州的风土人情创作了著名历史传奇小说《镜花缘》。②今江苏省灌云市。③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西岸港市，属黄海南道首府。其古为海州，后属东海族孤竹氏国，后晋天福五年(庚子，公元940年)复改为海州郡。1954年新设黄海南道定为首府。是历史上中朝文化交流地和贸易的重要港口，谷物、水产集散地。特产墨和砚台，留有芙蓉堂、百济清风楼等名胜古迹。

复姓堂号

东海堂：以望立堂，亦称郯郡堂

海州堂：以望立堂。

复姓名人

复中翁

(生卒年待考)，东海人。著名西汉时期汉宣帝之师。公元前92～前66年之间，是汉武帝刘彻的晚年。汉武帝晚年昏聩，因为误信宠臣江充的挑拨离间，制造成了西汉历史上著的“巫蛊案”，结果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戾太子刘据)全家，包括刘据的三男一女，以及诸皇孙、皇孙妃、皇孙女。当时他的嫡系曾孙辈刘洵(名病巳)由于还不满一周岁，因而未杀，被关押在专为王侯、郡守们所设的“郡邸狱”中。廷尉(最高法院审判长)邴吉当时参加审理此案，他心里知道这是汉武帝年老糊涂的暴戾举动，并且可怜这个皇曾孙刘询是个无辜的婴儿，因此就派了一个罪刑很轻且刚生了孩子的女犯人做刘询的奶妈，喂他奶吃。

过了五、六年，又有些专讲那“望气”一套的方士们，说长安城狱中有天子气。流言传到迷信神仙之说的汉武帝耳朵里，当即下诏：“狱系者，无轻重，一切皆杀之。”令谒者(传达官)郭穰到达关押皇族的监狱去杀人，邴吉立即紧闭狱门，拒绝接受诏命。他说：“他人无辜死者，犹不可，况亲曾孙乎！”就这样抗拒了一整夜。天亮了，派去执法的郭穰对邴吉的抗命也无法处理，只好回宫奏报。这个时候，汉武帝的头脑清醒多了，就叹口气说：“天使之也！”不但没有再追究，而且海下诏大赦天下罪犯。邴吉就把刘洵送到他祖母史良娣的娘家，交给史良娣的母亲“贞君”抚养。后来，汉武帝又传诏，要刘洵认祖归宗，把他放到宫廷的边舍掖庭令张贺那里收养。掖庭令，是职掌后宫贵人、采女等总务的官职。张贺原来曾经派在被杀的太子刘据那里任职，太子(刘洵的祖父)对他很好。他“思顾旧恩，哀曾孙(刘洵)，奉养甚谨”。张贺本来还想把孙女嫁给刘洵做妻子，因为他的弟弟张安世反对作罢。但张贺不死心，正好和他的职掌有关的一个暴室(关押宫中皇后、贵人有罪的拘留所，也是宫女们的医疗所)的主管官啬夫许广汉(同司马迁一样接受“腐刑”，变成了太监，派在那里做主管)有一个女儿许平君，美丽老实。张贺看中了她，就和许广汉商量，愿意自己拿出家财，为刘洵作聘金，娶他女儿。许广汉答应了，回家同夫人一讲，妻子大发雷霆。她说：“一般看相、卜卦、算命的，都说我生的女儿将来大富大贵，怎么可以嫁给一个没落皇孙，穷极无聊的赖小子。”但是，许广汉已经答应了张贺，就坚不变更诺言，仍然把女儿嫁给了刘洵。小两口子很恩爱，不到一年，生了个儿子叫刘奭;，就是后来的汉元帝。刘洵在这一段时期，依靠许广汉兄弟的照顾生活在一起，只与外婆史家往来。但刘洵非常好学，肯上进读书，许广汉旧特别请来了当时的著名学者东海人复中翁，刘洵就跟东海学者复中翁学习《诗经》。

复中翁除了教他认真读书，还教导他要“细辩民间”。因此，刘洵“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有时间就到处乱跑，所谓“上下诸陵，周遍三辅(都城长安以外附近各地区)。以是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所以，在刘洵不久做了皇帝以后，便成为一代明君，庙号汉宣帝。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在逝世之后能得“宣”字谥号者并不多，由于刘洵足以够得上称为是“中兴”汉室者，才被后来的汉元帝刘#93;用“宣”字为谥。史书皆称：“汉宣帝兴于闾阎(民间)，知民事之艰难。霍光既薨，始亲政事。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朝廷会议)。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敷奏其言，考试功能(考察实践绩效)。及拜刺史、守相(省级长官)，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讲的和做的不同，都能知道他根本问题的原因所在)。常称曰：庶民(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二千石乎！(郡守、省级长官的实物俸禄，每月粮米二千担)。以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者，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汉宣帝作了皇帝后，对老师复中翁异常尊敬。但是不久，复中翁便悄然引退，不知所终。汉宣帝做了十一年皇帝以后，因为一个老宫女告诉汉宣帝过去二十多年前，曾经在掖庭做过皇帝的保姆，讲出了当年汉宣帝在监狱中的情形。汉宣帝一路追究下去，找到当年的奶妈，才知道都是邴吉的功劳。史称：“上亲见问，然后知吉有旧恩，而吉终不言，大贤之。”汉宣帝是在跟随复中翁读《诗经》出身的，因此，他就引用了《诗经》上的一句话说“无德不报”，就封邴吉为侯。对于当时保护有功的人，那个老宫女和奶妈等，都加赏赐。但在要封侯的时候，邴吉却病倒了，汉宣帝怕他死掉，很担忧。夏侯胜便说：“有阴德者，必享其禄。今吉未获报，非死疾也。”果然，不久就病好了。汉武帝临死的时候，把只有十三岁的太子弗陵托孤于大司马大将军霍光、金日碑(匈奴人)及上官桀。这个太子后来就是汉昭帝，很聪明，可惜短命，只做了十三年的皇帝就死了，还没有儿子。霍光就和大臣们会议，迎接刘氏皇室一位昌邑王即位，不到一年，发现这个皇帝“*戏无度”，霍光和朝廷大臣们决议废了他，但又找不到可为汉帝的人选。在这个时候，邴吉才出面对大将军霍光说：“今社稷宗庙群生之命，在将军之一举。而武帝曾孙名‘病巳’，在掖庭外家者，今十九矣。通经术(诗经、论语、孝经等)，有美材，行安而节和。愿将军决定大策。”于是，“光会丞相以下，议定所立。”刘洵得以继位，做了大汉皇帝。刘洵的出身经过艰难曲折，并非是纯粹的“职业皇帝”，所以后来才能成为汉室皇朝的一代“明主”，所有的亲身经历，以及所受教育，可以说都是邴吉一手所造成，通过多方极力“诱导”，使得一个刘氏孤儿成为一代明君。

复阳

(生卒年待考)，著名青年漫画家。作品以黑色幽默见长，作品多次在国际漫画比赛中获奖。《漫悟》丛书中有其名。

复伏生

1937年生，河南郑州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河南省濮阳市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中国抗癌协会河南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濮阳市抗癌协会副理事长，中华医学会淮阳妇幼保健、妇产科、计划生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名医协会理事。他从事妇产科临床、教学和妇幼保健、计划生育工作近40年，具有系统的、坚实的本学科技术理论和技术知识，能独立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重大技术问题，是本学科的带头人。他对子宫颈癌、外阴癌、卵巢癌的治疗和子宫肌瘤、卵巢肿瘤剔除术、显微外科输卵管吻合术等有专长，对中西医结合治疗妇产科疑难杂症有丰富的经验，主刀完成妇产科、计划生育临床手术30万例，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故．被国家卫生部、计生委授予“万例手术无事故”证书。他4次出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国际、国内省级以上会议书刊上发表论文50余篇，有专著《妇产科急重症的抢救》等。主持完成的“针麻剖腹产术”等课题获重大成果奖多项，首创“用胎儿皮代 成形术”在中华医学会全国第11次中青年学术会上宣读c以良好的医德、严谨的工作作风、高超的技术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是享誉省内外的妇产科、妇幼保健、计划生育专家，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市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数十次被省、市授予先进工作者、优秀***员等称号。6次获省部级以上奖励，获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6项，个人业绩被收入《世果优秀医学专家人才名典》等。

一、社会生活方面。社会生活的研究，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建筑、社会习俗、社会风气等方面。

在婚姻方面，有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世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刘驰《从崔、卢二姓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任重《魏晋南北朝的婚姻制度》（《历史知识》1987年第6期）、张承实《六朝时期的婚姻与家庭》（《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王晓卫《北朝鲜卑婚俗考述》（《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文。叶妙娜通过对陈郡谢氏的婚姻研究，指出侨姓世族从西晋时实行身分内婚制，东晋时这种婚制则以门第世系为主要条件，南朝则更重视政治、经济实力。此外宗教、地域等对婚媾也有影响。这种内婚制加上江南具体的社会环境，造成大量中表婚和血缘异辈婚，这种近亲繁殖带来的劣生，是造成世族衰落的原因之一。刘驰通过对北朝崔、卢两姓士族高门的婚姻分析，指出士族内部联姻是贯穿整个北朝时期的明显特点。士族高门与各朝最高统治者、与庶族寒门的姻戚关系，则随着双方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王晓卫则从群婚制残余、比较自由的妇女婚姻社交、不论行辈与不重门第、表亲婚、交换婚、冥婚、早婚等方面，考述了北朝鲜卑婚俗。

有关丧葬方面的文章可分两类，第一类为资料性的，如《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江苏江宁县张家山西晋墓》（《考古》1985年第10期）、《辽宁朝阳发现北燕、北魏墓》（《考古》1985年第10期）、《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文物》1985年第10期）、《山东省诸城县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河北获鹿发现北魏东凉州刺史阎静迁葬墓》（《文物》1986年第5期）、《广州发现一座东晋古墓》（《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8月27日）、《江苏江宁官家山六朝早期墓》（《文物》1986年第12期）、《杭州地区汉、六朝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89年第12期）等。这些为研究这个时期的丧葬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第二类为研究性的，如龚国祥、张三夕《浅谈汉魏薄葬思想：读前四史札记》（《武汉师院学报》1984年第6期）、冯普仁《南朝墓葬的类型与分期》（《考古》1985年第3期）、魏鸣《魏晋薄葬考论》（《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曹永年《说“潜埋虚葬”》（《文史》1989年总31期）、张爱冰《南朝葬制考》（《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比起丰富的考古资料，研究文章显得数量少，说明对考古资料运用得不够。不过，这些文章对魏晋薄葬、南朝的葬制等考察得较为全面。如魏鸣论薄葬，就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个人的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地考察了魏晋形成此种风气的原因。

衣食住行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吕一飞《鲜卑帽》(《文史》1988年总30期），考察了鲜卑族的服饰。刘爱文《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及其影响》(《湘谭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指出，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是在吃的方面追求美味实惠，以侵吞社会财富为荣，在穿、住、用方面追求时髦奇特，更新周期缩短。这种消费，使大量的劳动力用于家务劳动，社会财富被浪费，手工业畸形发展，同时又对某些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城市建筑的文章大多是对各朝都城的研究。郭黎安《魏晋南北朝都城形制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85年第3期)，对曹魏邺都的里坊和市的位置，东晋建康城的三重城墙问题，北魏都洛阳里坊与鲜卑遗迹的关系，金墉城与洛阳小城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考辨，得出自己的结论。翟建波《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的兴衰》(《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赵启汉《北魏时期洛阳城的建设》(《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分别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和某个特定历史时期两个角度，对北方名城洛阳的建设和发展做了探讨。张子欣《邺城铜雀三台》(《文物天地》1985年第6期)介绍了三台的建筑。除了对都城建筑研究之外，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套城》对此时期33座套城形制、建筑时间、军事作用等方面作了考察，指出套城的较多出现，从一个侧面说明城市政治和军事的特征显著增加，经济文化特征相对减弱，是魏晋南北朝战乱时期城市发展的特点之一。

社会风气和社会习俗，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内容。信应举《〈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清谈风貌》(《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曹柏荣《略论魏晋“清谈”》(《百家论坛》1987年第3期)、董志广《魏晋清谈起源及发展新探》(《北方论丛》1987年第6期)、姚文铸《略论魏晋的清谈》(《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赵克尧《魏晋风度论》(《复且学报》1988年第1期)、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罗新本《魏晋南北朝赌风述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卢洪昭《论魏晋六朝的隐逸之风》(《抚顺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等文，分别从清谈、社会风范和时代精神、社会风气变迁、赌博、出世等方面研究当时的社会习俗。信应举认为，清谈是不谈俗事的，谈的内容是玄学与佛学。清谈的方法是口谈和笔谈。清谈所追求的是造微、寻微和拔新领异。他认为清谈在魏晋虽危害一时，但由于清谈与清高相联系，因此对那些贪权恋势、得利忘形之人也是一种教育。赵克尧认为，魏晋风度是指此时期文化上的奔放、洒脱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范，思辩理性、理想主义、批判精神是其思想特征。它的形成是农民运动的冲击、人们思治不得的心态、人的觉醒和文化思想的传承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曹文柱指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有一个从“轻悍”“好勇”到“怯懦”“敦庞”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始于东晋，在南朝完成。造成这种转变，江南统治集团的构成与心理素质的改变起了关键作用，而下层民众的宗教信仰，从力主抗争的原始道教向劝诱忍让的佛教转移，对于风气的转变意义更大。在社会习俗方面，高路明《记载古代民间习俗的名著〈荆楚岁时记〉》(《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介绍了此书的主要内容，并认为此书虽重要，但至今仍无好版本，建议组织人力整理出一部完整的、接近原貌的《荆楚岁时记》。这个建议如果受到有关部门重视，无疑会给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习俗带来极大的方便。

二、宗教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宗教问题，作为此时期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受到研究者的广泛重视，他们分别从佛教、道教、其它宗教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对佛教的研究文章很多。王国炎《魏晋南北朝的儒佛融合思潮和颜之推的儒佛一体论》(《江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佛儒融合思潮始于两晋，盛于南北朝。颜之推生于梁，死于隋，对南北朝思想状况和儒佛斗争与融合的历史非常熟悉，加上隋统一后对儒、佛、道作一番清理，建立—个能适应统一政权的思想体系的需要，使他能建立儒佛一体论的思想。王琰《东汉、魏、晋时期佛教汉化问题刍议》(《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文认为，汉、魏、两晋时期是佛教初步汉化的时期，晋宋之际，中国僧人在佛学研究上进入了融会贯通的阶段。从宋文帝起，统治阶级开始重视佛教维护自己统治的作用，佛教汉化表现为出自政治或宗教动机的自觉汉化。赖永海《从魏晋南北朝佛学的中国化看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的关系》(《浙江学刊》1987年第2期)一文，从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相互关系的角度去探讨佛教中国化的问题，认为人们接受异国文化，往往先以传统思想去理解它，而异国文化要在他乡扎根，首先必须为该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因此它在传统面前一开始不能不有所迁就而使自己多少有点变形。二者不仅有相互排斥的一面，而且也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互相融合的一面。李剑国《论南北朝的“释氏辅教之书”》(《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论述了此时期的一种宣传佛教教义，思想的故事书，鲁迅称之为“释氏辅教之书”。李剑国认为此种书内容纯系糟粕，但《冤魂志》除外，它援儒入佛，常从传统儒家观念看待善恶问题，反映了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有某些积极因素。另外，此类书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一些积极的东西，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进步起了促进作用。谢重光《魏晋隋唐佛教特权的盛衰》(《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一文论述了佛教特权盛衰过程，认为源于汉魏之际的僧侣特权，至晋代全面确立，终魏晋南北朝之世，佛教特权并未受到根本的触动。唐中叶后佛教特权才衰落。另外，辛长青《云冈第20窟出土比尼昙媚造像颂石下碑试解》(《山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冯兴盛《试述佛教僧侣在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外国问题研究》1987年第1期)、张文彬、李绍连《试论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及其社会原因》(《殷都学刊》1987年第3期)、吕淑湘《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中国语文》1988年第4期)、李献奇《北齐洛阳平等寺造像碑》(《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杨宗武《我国历史上的“三武灭佛”》(《课外学习》1988年第4期)、贠安志《安岳石窟寺调查记要》(《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等文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研究和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

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很盛行，因此研究道教的文章也不少。胡孚深《魏晋时期的神仙道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2期)认为，人们自古以来对长生不死的追求是神仙道教形成的历史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批上层社会知识分子加入神仙道教，是神仙道教形成的社会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神仙道教在我国道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它的研究，在道教史、哲学史和科学史上都有重要意义。刘九生《巴賨建国的宗教背景》(《陕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认为，巴氐流民首领李氏建立成汉的整个过程，都有天师道这个宗教背景，说明这个背景，就能具体地考察文化和宗教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与农民的关系。龙显昭《论曹魏道教与西晋政局》(《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1期)也对道教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论述。

研究者们还注意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火袄教。王素《魏晋南北朝火袄教钩沉》(《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2辑)，对此时期的火袄教进行了考察。以后，又发表了《高昌火袄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指出至迟在高昌郡时期，高昌地区就有火袄教流行，并拥有汉民教徒。高昌国时期，由于国家禁止汉民信火袄教，汉教徒虽改从佛教，但对火袄教仍保持信仰。林悟殊《论高昌“俗事天神”》(《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则认为，高昌信奉的天神不是袄神，而可能是天体自然崇拜一类的信仰。高昌国有人信奉火袄教，但不是普遍信仰火袄教，高昌的宗教信仰不只是天神和佛教，而可能是流行着多元的宗教信仰。

除了对魏晋南北朝的佛、道、火袄等教的研究外，严耀中《北魏前期的宗教特色与政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对北魏前期的宗教与政治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北魏的祭祀系统中突出了对“天及自然神”和“女性祖先”的崇拜，并将道教提高到“准国教”的地位，同时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佛教也经历了枯荣沉浮的命运，因此，北魏前期是中国“最富有宗教趣味的时代。”

三、地区文化研究。对于地区文化的研究，研究者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河西五凉地区。发表的论文有：黎尚诚《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西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江波《李暠与刘昞：谈西凉文化发展的原因及其特点》(《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施光明《五凉政权“崇尚文教”及其影响述论》(《兰州学刊》1985年第6期)、《略论河西学者在拓拔族封建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兰州学刊》1987年第1期)、《十六国敦煌学者考述》(《西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谢继忠《五凉史学述略》(《兰州学刊》1987年第2期)、陆庆夫《五凉文化简论》(《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l期)、赵以武《十六国时代河西的局势变化和文化进步》(《兰州学刊》1988年第5期)等，这些文章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河西文化对内地文化发展的影响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黎尚诚认为，河西文化的发展，前凉和北凉起了主要作用。前凉大力提倡儒学，北凉大力提倡佛教，河西文化开了南北朝以后儒佛合流，并行发展的先声。河西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它保存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的儒学。第二，它使印度的佛教与中国的文化先在河西交流和融合，然后向内地传播，对南北朝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河西文化的发展，推动的河西地区氐、羌胡、鲜卑等少数民族摆脱落后习俗，走向文明，加速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施光明指出，五凉政权“崇尚文教”的措施，保存和继承了汉魏以来先进的中原文化。河西文化对北魏、北齐、北周乃至隋唐诸朝代的文化及文物典章制度产生巨大影响，成为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它对民族大融合也产生了积极意义。谢继忠认为，五凉史学对北魏史学也有很大影响，崔鸿《十六国春秋》多取材于《五凉录》。五凉设馆修史，成为唐代大规模官修史书的渊源之一。五凉史学之所以能发展，其原因有三：第一，经济丰饶，社会安定，是五凉史学发展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第二，凉州浓郁学风的影响，是五凉史学发展的文化基础。第三，五凉统治者重视学术文化、重视史学，是五凉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研究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外，陈创义《从孤山晋墓出土文物窥潮阳古文化》(《韩山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周积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文化》(《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6期)，分别考察了不同地区文化的特点。周积明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分为南北两大区域，认为在经学、文学、佛学、民风以及书法、绘画艺术等领域，南、北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异，南方注重情性抒发，长于思辩，风格婉丽柔美；北方重朴崇实，注重力行，风格谨严庄重，充溢着一种刚阳之气。造成这种风格不同的原因，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地理环境影响的因素。南北文化风格虽异，但也有同质性。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割据，且朝代不断更换，因此缺乏—个稳定的中央政府推行礼法教化。在这种总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名教产生危机，使南北文化都具有“悖礼伤教”性。这是同质性的一个显性层次。还有更深的一层同质性，就是对儒家传统的共同认定。虽然由于社会剧变和儒学发展中存在种种弊端，出现儒学权威失坠和名教危机，但人们潜意识中仍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儒学价值观念。

四、思想与学术文化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思想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物思想，一个是社会思潮。研究人物思想的论文有董克昌《曹操思想浅谈》(《北方论丛》1985年第l期)、许杭生《葛洪社会政治思想探析》(《学术月刊》1985年第3期)、尚志迈《评魏孝文帝的无神论思想》(《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欧阳小桃《从陶渊明的归隐看魏晋士人的价值观》(《九江师专学报》1988年第l期)、胡孚探《葛洪的思想脉络和心理特征》(《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丁永忠《陶渊明与慧远——陶渊明不入“莲社”之我见》(《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等。许杭生认为：葛洪不仅是一位道教神仙家，而且是一位社会政治思想家。他所著《抱朴子》一书，既研究了神仙学说，又讨论了社会政治问题，企图把儒家的治国安邦之策与道教的长生神仙之术合二为一，尤其是外篇，不仅讨论了道本儒末的思想，而且主张兼采百家之言，还总结了汉末与三国末年吴国政治衰败的历史教训，提出了颇有见识的“贵贤”、“任能”、“审举”等用人思想，并对社会上兴起的浮华任诞的所谓“魏晋风度”进行了抨击。所有这些思想，对于两晋之际动荡思安的社会来说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于永忠分析了陶渊明与慧远为友，但不入他组织的“莲社”的原因指出，陶渊明上庐山而不入莲社的原因在于慧远所坚持的宗教形式上。慧远坚持“隐居修行”， “变俗达道”、“髡发投簪”、“袒服而行”等。陶渊明自幼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极重天伦之爱，友朋之情，而且“任情率直”，“不拘礼俗”，嗜酒成癖，自然受不了莲社宗教仪式的束缚。用陶渊明不入莲社来证明他有反佛思想是靠不住的。在社会思潮的研究方面，1985年第3期《文史哲》专门组织了《魏晋玄学笔谈》，邀请了张岱年、任继愈、辛冠洁、王明、孔繁、牟世金、郑欣、许杭生、王葆玹、王晓毅、胡绍军等专家学者，对玄学的评价，以及如何具体地深入研究玄学等问题，书面谈了看法。除了玄学研究以外，郑学弢《〈世说新语〉的思想倾向与成书年代》(《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世说新语》在政治思想上把维护纲常名教放在第一位，在哲学思想上，则取道家崇尚自然之说，冲破了东汉谶纬之说的迷雾和东晋以至刘宋弥漫于世族社会的宗教气氛。张祥浩《魏晋时期的才德之辨》(《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认为，魏晋时提出了与“德重于才”相反的命题：“才重于德”。徐干的明哲为先论、曹操的唯才是举论、葛洪的舍仁用明论，都是这个命题的体化。才重于德的思想为后世提供了因时用人的思想借鉴。因为汉魏以来的所谓重德，往往只是重世资门第的同义语，而才重于德的思想，在当时包含了反对以位论人、以族取人的进步思想，它在人才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观是值得重视的。田文棠、刘学智《魏晋“四本才性”之辩述论》(《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指出，魏晋才性之辩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从传统天人模式向以人的理性自觉为主题的魏晋精神的转机；才性“合、同”论与“离、异”论分别反映了“士”阶层中不同政治地位的人们思想要求，表现出不同的哲学倾向。其思维的共同取向，是把汉末“请议”中“臧否人物”的具体评论，推向对鉴识人物的抽象标准、原则的本体讨论。

魏晋南北朝的史学，不仅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当时的学术文化中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对这个时期史学研究的文章很多，主要有：李祥年《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环境及社会思潮对杂传内容的影响》(《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试论魏晋南北朝新传记的崛起》(《学术月刊》1988年第7期)、刘隆有《土族门阀制度与魏晋南北朝史学》(《齐鲁学刊》1986年第2期)、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罗秉英《魏晋南北朝时期“佚史”书志的编纂》(《思想战线》1987年第2期)、曹贻芬、崔文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的成长》(《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刘隆有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门阀士族的烙印。谱系之书的兴起，为维护门阀士族的种种特权服务。人物传记中的家传，主要写门阀士族的历史。纪传体史书的列传和本纪，也往往成了家谱和家传。当时的门阀士族，正利用了经济和政治的特权，垄断了文史，而又靠着垄断文史，以维系其对经济和政治的垄断。周一良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官秉笔直书者是少数，多数人则有意为统治者的行为涂饰粉刷。害怕得罪皇帝是直接原因，另一原因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儒家教条的作用。在诸种需要忌讳的事情中，政权的禅代是最为敏感的问题。晋以后封建统治者使用两种办法来弥缝粉饰政权禅代中的“篡弑”行为，一是在确定本朝历史的断限时作文章，一是在处理前朝历史的末代或本朝历史的开端时弥缝回护，或略而不详，或公然曲笔。罗秉英例举了后汉、三国、晋、南朝宋、齐等朝的“佚史”中均有书志，指出自班、马创定史书的书志体例以来，这一体例一直为魏晋六朝史家所重视并继承和发展，不存在所谓司马彪以后的史书只有纪传而无书志的问题。另外，就正史书与佚史书志关系来说，一代书志往往先出于“佚史”，在这个基础上才出现正史的书志。这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曹贻芬、崔文印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进入了成长阶段。文献著录的分类开始从《七略》的六分法向四分法转变，并把文献的分类引进了新领域。此时期出现了类书，它按文献的内容性质分类编排，以便省览，对于保存和检索文献都有意义。《文选》、《弘明集》等总集的出现，也是这个时期的新成就。李祥年指出，438种至少3千卷以上庞大的杂传数量，先贤、耆旧、逸民、高士、忠臣、良吏、列女、孝子、高僧、幼童、神仙、灵鬼、冤魂等天上人间无所不包的丰富内容，有帝王君侯、高士逸民、显宦大儒、文士小吏、子弟亲朋、僧道人物等参加的日益扩大的杂传写作队伍，以及多样的杂传创作形状，表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杂传”的兴起。它的兴起说明“传记”已经不再是经学家释经的工具，也不再是少数史家借助人事来诠释正统的道德理论的工具。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著述门类的地位已日益鲜明，标志着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创作又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杂传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门类，能够较之史传创作更好地发挥其传记文学的功能，不仅启肇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创作新时代的来临，本身也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传记写作的主流，并对后代传记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方学者认为迟至20世纪初，传记文学才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在中国出现，而且是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此时期形式多样的杂传创作，证明西方学者的看法有关片面。

五、民族文化研究。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中是一个重要内容，因此研究此时期的民族文化的文章也很多，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民族文化研究的专论。有吕一飞《论北朝鲜卑文化的历史作用》(《文献》1988年第1期)、马欣、蒋家平《六世纪中叶两个民族文化圈的冲突与北方的再分裂》(《学术界》1988年第2期)、刘晓明、黄小荣《魏晋胡汉文化习尚比较研究：兼论历史中的非理性因素》(《争鸣》1989年第6期)等。这类专门研究民族文化的文章为数不多。第二类是在研究民族问题时涉及民族文化的文章。如舒顺林《拓跋鲜卑的南迁与其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内蒙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中，谈到鲜卑文化时指出，通过鲜卑与汉族的交往，鲜卑族优秀的文化成份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对汉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鲜卑人不仅以其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在我国历史上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而且还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化。北魏的石窟艺术、包括史学、佛学、农学、地理学等在内的大批的学术著作，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北朝民歌，北魏书法，古乐等在中国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孙姓来源

　　关于“孙”字

　　“孙”字未简化之前写作“孙”。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孙”：“子之子曰孙，从子从系；系，续也。”即儿子的儿子叫做孙，孙字是由“子”和“系”两部分构成。“孙”在本意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即子之子。

　　孙姓的来源

　　孙姓起源的头绪很多。由于在先秦时期，孙姓就出现“兵家祖”孙武，大军事家孙膑，“吏者师”孙叔敖，先秦时期，中国孙姓出现，不断有华夏子孙加入孙姓行列，使得孙姓源头特多，同时孙姓人口也越来越多。

　　一般认为有以下八个来源：

　　一、孙姓最早来源于春秋时期的姬姓卫国，这是先秦时期孙姓来源的最主要一支。姬姓卫国王室的后代姬惠孙之后姬武仲将自己的姓氏改为“孙”，以纪念其祖父惠孙。姬武仲就是这支孙姓的始祖。

　　姬姓孙氏是周文王之后。《元和姓纂》说：“周文王第八子卫康叔之后，至武公和生惠孙，惠孙生耳，耳生武仲，以王父字为氏。”卫康叔，名封，是周文王姬昌的小儿子，原封于康（今河南省禹州西北），史称卫康叔。周公姬旦平定武庚叛乱后，把殷原来统治的地区分封给康叔，仍然以殷的旧都朝歌（今河南省淇县）为都城，监管殷的余民，同时把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邽氏、樊氏、饥氏、钟葵氏赐封给他，建立卫国，康叔又称卫康叔。康叔受封之后，很快把殷都改造成为周的方国。后来，康叔到宗周做了司寇，把自己的封国交由儿子伯康管理。

　　卫康叔的八世孙卫武公（公元前852-公元前758年），名和，春秋初年卫国国君，公元前 812年—前758年在位。在位期间，国泰民安。武公四十二年（公元前771年），犬戎、西弗等联军攻破镐京（今陕西省长安），杀周幽王。他与晋文侯、郑武公、秦襄公合兵助周王室平定叛乱，护卫王宜臼东迁雒邑（今河南省洛阳市内王城公园一带），被周平王赐给公爵。卫武公姬和有子惠孙，惠孙之子名耳，为卫上卿，食采于戚(今河南濮阳市)，姬耳之子名乙，字武仲，依据周制，诸侯国国君的儿子公子，孙子称公孙，玄孙（公孙之子）不能称公孙，应以其祖父的字为氏，武仲即以父惠孙的字为姓，就是孙氏。

　　姬姓孙氏同样也是黄帝后裔：黄帝→玄嚣→蛟极→帝喾→后稷（周始祖）→不窟→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渝→公卯→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季历→文王姬昌→卫康叔→康伯→考伯→嗣伯→庭伯→靖伯→贞伯→顷侯→厘侯→武公和→公子惠孙→耳→乙（始姓孙）。

　　二、第二大来源于芈姓楚国，孙叔敖任楚国令尹时，为官清廉，政绩卓著，为一代名相。其后人为了纪念他，就以他的字中“孙”为姓氏。孙叔敖使成为这支孙姓的始祖。

　　芈姓孙氏也是黄帝后裔：黄帝→昌意→颛顼→称→老童（卷章）→吴回→陆终→（芈）季连→附沮→穴熊。季连为荆楚先祖，始姓芈，季连的孙子穴熊为荆楚国君。楚君蚣冒（熊眴）→王子蒍→章眴—→蒍叔伯吕臣→？→蒍贾伯嬴→蒍艾猎即茹敖（字孙叔，其子以父字为氏称孙氏）。

　　芈姓为先周时期的南方楚国的国姓。《说文解字》说：“芈，羊鸣也，从羊象声。”据后人考证，芈姓族人应与北方牧羊民族有关系，楚民族是中原华夏族的一支南迁后与周围土著居民不断融合而成。

　　颛顼是黄帝之孙，根据历史传说，其后裔的一支称祝融氏，临江水与蛮族杂居。祝融后代陆终娶鬼方之女，该女怀胎十一年而不分娩，于是剖腹产，从其左右肋中各生出三人，其中第六子叫季连，其分支为芈姓，乃楚人的先祖。

　　大约在商朝时期，季连部族逐步南迁到汉水流域，在与当地三苗土著居民不断融合后，力量逐渐强大。商后期，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该部酋长鬻熊决定投靠周族，并在营救周文王与协助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过程中立下许多功劳。在后来分封中，鬻熊的曾孙熊绎被周王封为子爵，建立楚国。因为鬻熊的历史功绩，及其对楚族社会的影响，从此开始，楚国国君改为以熊为姓氏。

　　楚国是春秋时期南方的大国，其疆域最初主要在今湖北西部山区和江汉平原一带，后逐渐扩大，长江南北大部分地方都是楚国的领土。

　　西周时期，楚对西周保持相对独立，往往叛服无定。周昭王曾两次率师伐楚。周夷王时，王室衰微，熊绎的后代熊渠乘机出兵攻打庸和扬粤（即扬越），至于鄂（今湖北省境内），分其土，封长子毋康为句亶王，中子挚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厉王时，熊渠畏周伐楚，去其王号。周宣王时，楚一度内乱。 熊严有子四人，长子熊霜先立。熊霜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濮，而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徇。熊徇之孙熊仪为若敖（楚君无谥称敖，冠以葬地名），其庶支称为若敖氏，是后来楚国的显族。

　　楚蚡冒是春秋初期的楚国国君，若敖的孙子。其子蔫章封邑于蔫他就以“蔫”为姓，蔫氏后来逐渐发展为楚国的一个望族，蔫章之子蔫吕成，字步伯，楚成王时曾被任命为令尹，其孙蔫贾，字伯赢，在楚庄王时任工正（管理王宫各类工匠之类事务的官员）。贾之子蔫敖，字艾猎，即楚国名臣——孙叔敖。

　　孙叔敖约生于公元前630年左右，少以聪明仁厚著称。其父蔫贾官至工正后被权势所杀，孙叔敖率全家避难迁至期思（今河南省淮滨）隐居，后在楚王亲信虞丘子的推荐下，出来辅助楚庄王。楚庄王因得孙叔敖辅助，国力大增，后打败晋国，一举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孙叔敖虽贵为楚相，但生活相当俭朴，没有多少积蓄。以致他死后，他的儿子回乡种田，生活贫困，不得不砍柴以补贴家用。后有宫廷艺人优孟模仿孙叔敖计说楚庄王，告之孙叔敖家后人穷困状。楚王乃召孙叔敖子，封以寝丘（今河南省固始县境内）四百户。孙叔敖后人为了纪念一代贤相，就以孙为姓，从而先秦时期的寝丘一带又出现一支孙氏族人。

　　三、孙氏来源于妫姓：《古今姓氏辨证》等认为孙姓出自妫姓，是齐田完的后代。齐田完的四世孙桓子的孙子，因为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田完是舜的后裔。许多孙姓族谱把虞舜视为本族的第一始祖，不过，虞舜作为孙氏第一世始祖只能是传说，并没有可靠的世系记录可寻，孙氏祖上有确切的世系是从舜的后代虞阏父开始。

　　周武王伐纣时，虞阏父做周国陶正之官，执掌陶器的制作，管理从事制陶的百工。由于其管理有方，器用齐备，又因他是古代圣贤虞舜的后代，周武王为奖励他的劳绩和褒扬他的祖先，就把长女嫁给虞阏父之子妫满，并把他分封到今河南淮阳一带，建立陈国。妫满死后谥号为陈胡公，古又称胡公满。

　　从胡公满开始，经过10代12个国君的世袭传承，到桓公时，陈国发生了内乱。桓公卒后，其弟佗杀桓公太子免而自立，是为陈厉公。太子免的三个弟弟跃、林、杵臼为报杀兄之仇，又设计杀厉公，立跃为利公。利公立5个月后去世，君位传给其弟林，为庄公：庄公在位7年后卒，君位又传给其少弟杵臼，为宣公。宣公原本已立太子御寇，后又欲立宠姬所生之子款，便于公元前672年杀太子御寇。厉公之子完，字敬仲，与御寇交往甚密，因惧怕祸及自己，逃到了齐国，改姓田，称田完。由于他原是应该继立的诸侯，再加上他品德高尚，齐桓公欲命他为卿。但田完推辞卿职，当了管理百工之事的基层官吏。田完的四世孙田无宇 （桓子），官为“上大夫”；五世孙、无宇之子田书在齐国攻打莒国的战斗中立了战功，被齐景公封至乐安并赐姓孙氏。妫姓孙氏远古始祖虞舜，系黄帝后裔：帝→昌意→颛顼→穷蝉→敬康→句望→牛→鼓叟→虞舜→虞阏父→胡公满→申公犀侯→相公皋羊→孝公突→慎圉戎→幽公宁→厘公孝→武公灵→夷公→平公燮→文公圉→桓公鲍→厉公佗→公子完（奔齐）→山巨孟夷→泯孟庄→文子须无→桓子无宇→田书（赐姓孙）。

　　四、孙氏出自子姓，为比干之后。比干之后，避难改姓孙氏。比干是殷末纣王叔父，官至少师。纣王*虐无度，国势危殆，却不听劝谏，他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连续三天进宫劝说纣王，希望他能改过自新。纣王恼羞成怒，下令如若有人敢再犯颜直谏者，一律斩首。可比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继续劝说纣王。纣王暴跳如雷，让人当庭剖开比干的胸取心。比干被纣王杀害后，其子孙纷纷避难隐姓，有的以本为王族子孙之故，改为孙姓。

　　五、孙姓在汉代时，苟子后人因避讳而改孙姓。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荀子，姓苟，名况，又称苟卿，是苟姓家族人的骄傲。但到汉代时，因汉皇室成员刘苟当了皇帝，即汉宣帝，为了要避“询”之讳，他下令苟姓子孙不得姓苟，改为孙，并将战国时代的苟卿都改为孙卿。由是苟姓也成为汉代“孙”姓支脉的一个源头。

　　《战国策·楚策》、《韩非子·显学》、《汉书·艺文志》、《儒林传》及刘向《孙卿新书叙录》、《韩诗外传》等书篇中称荀子为“孙卿”、“孙子”，荀卿自己的著作《荀子》中的《儒效》、《议兵》、《强兵》、《尧问》等篇中也多见“孙卿子”。

　　六、《汉书·夏侯婴传》载，夏侯婴之后也有一支改姓孙。

　　夏侯婴（？-公元前172年），西汉沛县人，与刘邦是少时的朋友，从刘邦起义，立下战功，后封为汝阴侯。书中说：“初婴为滕令奉车，故号滕公。及曾孙颇尚主，主随外家姓，号孙公主，故滕公子孙更为孙氏。”此话大意为，当初因为夏侯婴做过“滕令奉车”官职，所以号滕公。等到其曾孙夏侯颇娶公主为妻，该公主随母亲外家的姓，称“孙公主”，这使夏侯颇的子女也跟随母亲外家的姓为孙。从此夏侯婴的后代中便有一支成为孙氏。

　　七、赐姓和改姓：孙姓在两汉以后，还有其它姓氏因多种因素不断地加入到耿姓行列之中。三国时期东吴将领俞河因功而被赐姓孙，因称孙河。孙河家族兴旺，为是南方孙姓的一大支派。

　　孙河，官拜东吴威寇中郎将，领庐江太守，镇守皖城（今安徽省潜山县）。孙河，本姓俞，字伯海，和东吴孙氏同乡，也是吴郡人。俞河年少时即随孙坚征讨沙场，典领亲兵，常为前驱，孙坚视作心腹。后又随孙策平定江东，多立战功，孙策爱之，赐姓为孙，因而改姓。

　　孙河有四子：长子孙助，在东吴官任曲阿长：次子孙谊，官在海盐长；第三子孙桓，任安东中郎将，曾与大将陆逊共拒刘备，后以功拜建武将军，封丹徒侯；少子孙俊，为定武中郎将。孙子辈还有孙建、孙慎等，也都为将军。曾孙辈有孙丞，官为黄门侍郎，略有文采，作《萤火赋》行于世。孙河之侄子孙韶，亦少年从军，为广陵（今江苏省扬州以北）太守。其子孙也较多，且官位显。

　　另外，有因政治避难而改姓孙氏。今山东《郓城县志》据李集乡军李村《李氏族谱》载，李氏原姓轩辕氏，先祖轩辕斌，明初在朝为官，奉命往梁山平乱，便落籍郓城。后因奸臣陷害，为避灭门之祸，遂将轩辕氏改为孙、轩、李三姓，隐居四方。《明史》本传载，明朝中叶的士人孙一元，字太初，原是安化王宗族，应姓朱，因为安化王犯法被诛，作为其宗族怕受株连，所以变姓名而避难人太白山中隐居，又号太白山人。

　　孙姓的明朝又有不少新的支派加人。明朝初年，朱元璋禁胡姓，胡姓多为二字复姓，公孙、叔孙，长孙，土孙、王孙之类复姓也在被禁之中，这类含“孙”的复姓不得不省字而改孙姓。

　　在明朝初年，朱元璋禁胡姓，胡姓多为二字复姓，公孙、叔孙、长孙、土孙、王孙之类复姓也在被禁之中，他们都改复姓为单姓孙氏，这些家族于是又成为孙姓族的又一庞大来源。

　　除以上带孙的复姓改为孙姓外，另外还有孟孙、仲孙、季孙、室孙、宫孙、大孙、唐孙、县孙、颛孙、臧孙、扬孙诸姓氏，估计在明初省字改姓的过程中，亦应大都改为“孙”姓。

　　八、少数民族中的孙姓

　　在古今少数民族中，也有不少孙姓，其中有些孙姓是汉族融入者，有些是各族中自行改姓者。

　　唐代安禄山部将孙孝哲，官至大将军，安禄山僭位后拜殿中少监，就是契丹族人。

　　满族建立清朝之后，把八旗统治制度推行天下，在原来的八旗中，有部分汉人沦为满人奴隶，后多与满族融合。如《清朝通志》卷八《氏族略》满洲旗分内尼堪姓：孙氏，孙天保，镶黄旗包衣旗鼓人，世居抚顺地方，任护军参领。又台尼堪姓：孙氏，猷；尚，正黄旗人，世居盖州地方，国初来归，其：孙梦柯，任三等侍卫。

　　清朝，满族仿汉姓已成普遍现象，孙佳氏取其首音，选“孙”作为姓。另有鲁布哩氏改姓孙氏，如历顺治、康熙两朝的护军统领、太子太傅孙达哩，本来就是姓鲁布哩氏。

　　在今朝鲜族人的一百多个姓氏中有孙姓。高丽学者金富轼撰著的《三国史记》中记述了孙姓的起源。新罗初期，朝鲜遗民分居山谷之间，分别为阏川杨山部、茂山大树部等六部，均以朴为姓。到新罗第三代王朴儒理尼师今九年春，改六部名称，并赐姓，茂山大树部改名渐梁部，并赐姓孙。《清朝通志》卷八《氏族略》满州旗分内高丽姓：孙氏，世居望京地方。玉兰，镶蓝旗包衣人，国初来归，其子谢秘，任郎中，其孙杭爱，任头等护卫。

　　在景颇族26个大姓中，格亮姓是起源最早的，是景颇族的祖先，其他各姓都是由它繁衍而出的，格亮姓汉化为孙姓。另有木如氏、堵引氏等小姓的汉姓也为孙。

　　明清时云南临安府方容甸长官司副长官孙氏，就是傣族人。

　　佤族中的木依库氏音译为孙姓。苗族、阿昌族、哈尼族中都有孙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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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姓迁徙史

　　秦汉以前

　　姬姓孙氏在秦汉以前的几百年间主要是繁衍播迁于河南省境，其后则主要繁衍于今东南沿海地区。妫姓的孙氏早期则主要集中于山东境内繁衍，这一支孙姓之所以显赫，主要是得力于兵家之圣的孙武，故后来孙姓人家便以“乐安”为堂号，后因齐国内乱，孙姓子孙便首次南迁于江苏、浙江一带。这一支繁衍乐安的孙氏，后成为了孙氏主要播衍于我国北方各地及南方浙江、江苏一带的主要来源。

　　秦汉之际，已有孙姓不断在山西、浙江繁衍，以至山西太原一带的孙姓繁衍最为繁荣，形成了孙姓历史上最大的望族。此时江南的浙江富春（今富阳）一带的孙氏也已形成当地望族。他们都出自孙武之后。

　　两汉至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因北方连年战乱，孙氏族人大举南迁，使孙氏的分布更加广泛。

　　孙姓的第一次南迁：东汉末年，由于北方战乱，中原河淮地带的世族和民众纷纷举家南迁，孙吴凌家组织流民屯田开荒，江南世族也纳流民于自己的庄园内，孙姓氏族跟富春孙氏是同宗，自然会随着南迁的民众南下，寻找安身之地。

　　孙姓的第二次南迁：始于永嘉年间。西晋末年，持续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尚未完全止息，内迁各少数民族的上层统治集团，也乘机起兵建立割据政权，相互之间展开了争夺地盘的血腥厮杀，北方陷入空前的灾难，即永嘉之乱。大批北民被迫离开故土，逃亡异乡形成历史上空前的移民浪潮。很多孙姓族人也随着南迁的大军渡江南下避乱，如中都割、氏举家移居江左，至孙盛时定居会稽：（今浙江省绍兴），东莞孙谦侨居历阳（今安徽省和县）。

　　隋唐至宋元明清时期

　　1、四川孙氏：

　　唐朝后期，黄巢起义，中原百姓四处逃难，其时孙氏家族有不少迁入四川的。如唐代大散文家孙樵。孙樵，字可之，一作隐之。关东人。宣宗大中九年（855年）进士，官中书舍人，僖宗广明元年（880年），诏赴岐陇行在，迁职方郎中、上柱国，赐绯鱼袋。后因唐末战乱而举家避住四川遂州。

　　2、广西孙氏：

　　广西孙氏多尊宋代的孙沔为先祖，孙沔，世籍山东青州府乐安郡白马县人，官至湖南、江西按抚史，曾随狄青入广西平侬智高叛乱，爱其山水，遂定居广西，子孙繁衍，遂成广西大姓之一。

　　3、上海孙氏

　　《娄邑枫泾乐安孙氏支谱》尊明代孙太和为本支始祖。孙太和为新安休宁始祖孙万登之后裔，明万历年间，由新安休宁（今安徽省休宁县）迁娄邑（今上海市松江县），遂为娄邑孙氏始祖。子孙主要散布松江及上海市区。上海一带，包括嘉定，青浦，松江等地在历史上出现的孙姓名人较多。五代有孙汉英家族，明代有孙元化家族。

　　五代宋时就出了孙汉英家族，孙汉英为吴越国昆山镇防遏使，家居练祁（今嘉定城厢），儿子孙称为通议大夫，孙子孙载为北宋朝议大夫，孙临为大理寺评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中进土的孙岳，是当地孙姓最早的进士及第者。据史书记载，孙载一生曾举荐百余人为官，其侄、子却大多为布衣、小吏。元代有孙道明，号清隐居士，博学好古，书房称映雪斋，藏书万卷。

　　明代嘉定出了孙元化家族，孙元化为一代儒将，其祖父孙抬是明给事中孙浚的后裔，居江东高桥镇(今上海浦东)，有子3人。父亲孙继统，致力于诗作，不愿为官，后迁居嘉定。孙元化累官登莱巡抚；于辽东镇守有功，后因兵变而被枉杀。有三子：孙和鼎、孙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