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太祖朱元璋

第二代惠帝朱允炆，乃朱元璋长孙

第三代太宗（成祖）朱棣，乃朱元璋四子（庶出），朱允炆之叔

第四代仁宗朱高炽，乃朱棣长子

第五代宣宗朱瞻基，乃朱高炽长子

第六代英宗朱祁镇，乃朱瞻基长子

第七代代宗朱祁钰，乃朱瞻基次子（庶出），朱祁镇之弟（后英宗复位，代宗被废）

第八代宪宗朱见深，乃朱祁镇长子（庶出），朱祁钰从子

第九代孝宗朱祐樘，乃朱见深三子（庶出）

第十代武宗朱厚照，乃朱祐樘长子（武宗无嗣，乃由旁支皇室选择朱厚熜入继大统）

第十一代世宗朱厚熜，乃朱见深四子兴献王朱祐杬（庶出）之嫡长子，朱祐樘从子，朱厚照从弟

第十二代穆宗朱载垕，乃朱厚熜三子（庶出）

第十三代神宗朱翊钧，乃朱载垕三子（庶出）

第十四代光宗朱常洛，乃朱翊钧长子

第十五代熹宗朱由校，乃朱常洛长子（庶出）（熹宗死后无嗣，乃诏令五弟信王朱由检入继大统）

第十六代毅宗（思宗）朱由检，乃朱常洛五子（庶出）（毅宗死后，明朝覆灭，宗室乃于南方割据）

第十七代安宗（质宗）朱由崧，乃朱翊钧三子福恭王朱常洵（庶出）嫡子，朱由校从弟，朱由检从兄（安宗被清军所俘，群臣乃先后拥立鲁王朱以海，韩王朱本铉监国，郑芝龙在福建拥立唐王朱聿键）

第十八代绍宗朱聿键，乃朱元璋二十三子唐定王朱桱（庶出）八世孙，唐端王朱硕熿之长孙，朱由检族叔（绍宗死后，福建群臣拥立朱聿鐭，然而一月就被清军灭亡，乃拥立桂王朱由榔）

第十九代昭宗朱由榔，乃朱翊钧七子桂端王朱常瀛（庶出）四子（昭宗死后，明朝再无皇帝，1684年康熙攻占台湾后，最后一个监国投海自尽，明朝遂彻底灭亡）

说起安倍家族，相信大家马上就会联想到安倍晋三了，如今日本政客，属于右翼分子、鹰派代表等等。但不论他的好坏，围绕着这位国家首相的标签是数不胜数，2019年11月20日，安倍已成为日本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若无手腕，岂能在首相换届犹如走马灯的日本政坛稳如泰山？然而，对于安倍晋三，对于安倍晋三的家族以及它所代表的日本政坛世袭格局，我们又有多少了解呢？今天，且由小编带大家谈谈安倍及其家族，谈谈半部日本近现代史。

一、从长州酒商到政治豪门的逆袭

日本共同社的新闻记者古泽襄搜罗史籍考证后认为，安倍家的家系宗祖为日本平安时代的奥州武士安倍宗任末裔，其三子安倍季任流转到肥前国成为松浦家女婿，别名松浦(三郎大夫)实任，子孙传至松浦高俊，因在源平合战当中支持平家参战缘故，被流放至现今山口县长门市油谷地方，尔后平家出身的平知贞为躲避源家迫害，迎娶高俊之女为妻，成为安倍家婿养子，改姓安倍氏。安倍家的家纹是丸之内立梶叶(丸に立ち梶の叶)。

至于这是否属于安倍家族给自己祖上攀亲带故，借助名人装饰家族门面，则不得而知。但是在幕末，安倍家确实可说是长州藩的一大豪族。顺便一提，长州藩在日本近代确实是个风云之地，江户末期的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大佬均出身于长州，他们与萨摩藩构成倒幕主力，日后明治政府的重要角色中，长州藩出身者占据大半。明治政府撤藩设县后，长州藩更名为山口县，后来甲午战败，李鸿章就是在山口县的最大城市下关签订的《马关条约》。这山口县，也长期作为安倍家族的政治基本盘。

安倍家自江户时代就是经营酒与酱油酿造的大庄屋，颇具经济实力。同时，安倍家的安倍慎太郎也在明治时代成为首届山口县议会的当选议员。可惜，明治15年(1882年)，安倍慎太郎在32岁时英年早逝。在明治初期那个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一众大佬你方唱罢我登台的风云年代中，家族中一旦缺乏有力代言人，家族影响力也将很快归于沉寂。所以安倍本家对于安倍家族日后的扶摇直上其实并无太大帮助。与此同时，长州的另一豪族、安倍家族的真正贵人——佐藤家却在不断积蓄力量。作为日后的亲家，佐藤家族与安倍家族有太多相像，同样靠酿酒积累财富，并且涉足政治。明治初期，佐藤氏族中就有出任岛根县令者，而佐藤家的关键人物佐藤秀助也是山口县的公务员。

佐藤秀助自己，按说也就一个地方土豪，没什么大成就。但是他这一手生儿子的本事，不得不佩服。他的长子后来出任海军中将，但让人咋舌的是他的次子和三子，二人日后都成为了日本首相，这就是岸信介和佐藤荣作。至于岸信介不随父姓，则是因为佐藤秀助自己是佐藤家的上门女婿，所以佐藤秀助又将其过继给自己的本家岸家。不管跟谁姓，佐藤秀助养育出两个首相的成就在日本历史上可说是绝无仅有的空前成就。

1917年岸信介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后，前往农商工省任职。凭借出色的能力，岸信介被调往日本控制下的伪满洲国，在1936年后历任伪满洲国政府实业部总务司司长、产业部次长和总务厅次长等职。善于钻营的岸信介在伪满洲国结交各路大佬，他和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满洲国总务厅长星野直树，满铁总裁松冈洋右，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会长鲇川义介并称满洲五巨头。东条英机和松冈洋右在军政界都有颇高地位，而这鲇川义介则是日后日产(尼桑)和日立制作所的创始人，经济实力不凡。在伪满洲国任职期间，岸信介生活放荡、性格古怪，加之其人长相丑陋，获得昭和之妖称号。

调回日本后，岸信介于1950年出任日本商工省次官、1942年出任老相识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并曾在昭和天皇的对美宣战诏书上副署。但是后来因与东条理念不合，岸信介与其分道扬镳，但这恰恰又构成了其在战后飞腾的命运之伏笔。日本战败后，岸信介作为甲级战犯被关押于东京巢鸭监狱3年半。但是战后日本***、社会党等左翼势力的快速壮大让日本的实际控制者美国深感不安，于是这个曾和东条有过不合记录的昭和之妖得以获释出狱，在政坛东山再起。1950年代，岸信介当选日本众议院议员。

1954年任日本民主党干事长，1955年任新成立的自民党干事长。1956年任石桥湛山内阁外务大臣。1957年2月，石桥因病辞职，岸信介以外务大臣身份署理总理大臣，成为在战争期间与战后从未离开日本政治权力中枢的政坛人物，亦成为自民党最具权势的政治人物。岸信介的执政策略完全偏向右翼，其大量起用战前右翼分子乃至黑社会人物，在与蒋介石政权亲密互动同时还频频阻挠本已向好的中日关系发展，制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摩擦。1960年，由于美日安保条约的修订风波，岸信介处置不力，悻悻下台。

但是岸信介的下台并不意味着家族的失势。其胞弟佐藤荣作1924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开始在铁道省任职。期间岸信介给予了佐藤怎样的帮助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到了50年代初，佐藤已经成为战后日本最具权势的政治家吉田茂的得意门生。1964年，佐藤荣作在池田勇人病逝后继任首相。任内他推动日本经济的继续增长，并且提出著名的无核三原则，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在对华关系上，佐藤也是个鹰派，他多次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访日，并阻碍双方贸易关系发展，最终也因为未能及时调整对华政策而黯然下台。

至此，岸信介所在家族已经成为战后日本的重要势力，堪称政治豪门。那么彼时，安倍家族的发展如何呢？

二、联姻的魅力——安倍家族的崛起

安倍晋三的爷爷安倍宽是一个反战人士，在昭和时期四处奔走，并和日后的首相三木武夫志气相投，来往甚密，曾担任日本众议院议员。但是战后初期，安倍宽便于1946年逝世。安倍的本家，其实也算精英阶层，但是比之岸信介一家，明显不够看的。安倍宽逝世后，其长子安倍晋太郎孑然一身，无依无靠。但是伴随一次做媒，安倍晋太郎和他整个家族的命运都迎来了转机。

安倍晋太郎彼时在每日新闻社任职，1951年同事长坂庆一介绍他认识了岸洋子，二人很快相恋，而这岸洋子正是岸信介的掌上明珠。安倍家也算是政治世家，加上安倍晋太郎东大法学部毕业，堪称青年才俊。所以同出山口县的这两大家族实现了政治联姻，1952年5月，安倍晋太郎娶岸洋子为妻。

随后，安倍晋太郎辞去记者工作，开始担任岳父岸信介的秘书，踏入政坛。有了老泰山的扶持，这从政之路也自然是平步青云。1958年，安倍晋太郎首次当选众议院议员，伺候历任农林政务次官、农林大臣、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1977年，担任福田内阁的官房长官，尔后历任自民党政调会长、通商产业大臣、外务大臣、自民党总务会长及自民党干事长等要职。由于对女儿洋子的宠爱，岸信介的政治资源基本被安倍晋太郎全部继承。在中曾根内阁时期，安倍晋太郎与竹下登、宫泽喜一并称为中曾根康弘之后的日本政坛三领袖。

中曾根去职后，自民党内大佬内部协商，先由竹下登继任首相，竹下登之后再由安倍晋太郎接任。但是竹下登任期内，爆发了著名的贪腐案利库路特事件，安倍晋太郎也卷入其中。应对此事耗费了他大量精力，1989年底，安倍晋太郎虽然身体虚弱，仍然马不停蹄地出访苏联和美国，促成戈尔巴乔夫访日，游说美国尽早结束冷战。安倍晋太郎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赢得首相大选积累资源，但是积劳成疾之下，1990年安倍晋太郎确诊癌症，倒在了成为首相的最后一步。

由此，一门三首相的荣耀就寄托在了安倍晋太郎次子安倍晋三的身上。安倍晋三青少年时期的成绩并不算优异，因此没能延续家族考取东京大学的荣耀，而是入学成蹊大学。但是政治世家的人脉和资源又岂是寻常人家可比的？1957年，3岁的安倍晋三就陪着首相身份的外公岸信介访问印度，不到三十岁时，他就担任了时任外务大臣的父亲安倍晋太郎的秘书官，正式从政，并获前首相福田赳夫和竹下登的大力提携。

而在安倍晋三的个人问题上，其联姻对象同样为安倍晋三此后的发展提供了助推。家里为安倍晋三物色的妻子是松崎昭惠，出身于极度显赫的森永家族。森永制菓株式会社是日本最具影响力的食品厂家之一，昭惠父亲是森永制菓前社长松崎昭雄。在日本，政治选举除了本身的号召力，还需要大量金钱，而有了妻子家族的财力支撑，安倍晋三日后的选举可谓是一路顺风。

此后安倍晋三凭借祖辈的政治资源加之妻子的财力，在森喜朗及小泉内阁中皆任要职。2006年9月26日，安倍晋三就任第90届内阁总理大臣。而在安倍竞选首相的过程中，其母安倍洋子发挥了重要作用。试问自岸信介到佐藤荣作和安倍晋太郎，谁人没受过他们家的恩惠，面对老夫人的亲自游说，自民党内大佬们纷纷同意支持安倍。安倍晋三由此成为日本史上最年轻的首相。但是首相任职期间，安倍虽然外交上成功与邻国修复关系，并与中国大陆建立战略互惠关系，惟任内争议不断，先后多名阁员因丑闻及失言辞职。自民党还在期间失去了参议院第一大党地位，迫于压力下，安倍以健康问题为由，草草请职。但是2012年，民主党的糟糕政绩给了安倍卷土重来的机会，他成功实现二次拜相，这一做，就到了今天。时至今日，安倍不仅超越了叔祖父佐藤荣作的战后首相任职时间记录，还成为了日本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

三、安倍岂止一家，政治门阀裹挟下的日式民主

如今，安倍的任期接近到期。而由于安倍晋三与安倍昭慧未育有子女，关于这个百年政治世家的后续走向，人们议论纷纷。但是日本的政治门阀远不止安倍家族一个，经历了二战后美国的政治清洗，类似战前山县有朋、桂太郎等日本政坛宿老的影响力基本已经断绝。但是战后涌现出的政治门阀还有数个延续至今。

首先是吉田茂一系。吉田茂在战后初期配合美国实现了日本的战后改革，为日本此后的腾飞打下基础，堪称战后最具影响力的日本首相。吉田茂之女后来下嫁日本财阀麻生太贺，麻生太贺依靠老泰山也在后来当选了议员。而麻生太郎便是麻生太贺之子，吉田茂的外孙。麻生太郎的妻子铃木千贺子是前日本首相铃木善幸的三女儿，麻生的妹妹，则嫁给了明仁天皇的堂弟三笠宫宽仁亲王。麻生太郎自己也在2008年担任过首相。

然后，鸠山家族也是日本的重要门阀。鸠山一郎在战后初期和吉田茂堪称政治死对头，正是他扳倒了吉田茂的长期任职。其子鸠山威一郎迎娶了全球最大轮胎制造商日本普利司通创始人石桥正二郎的长女石桥安子，婚后育有二子：鸠山由纪夫、鸠山邦夫。1986年父子三人同时当选议员，创下了日本政坛的记录。而历史颇为巧合的是，2009年鸠山一郎的孙子鸠山由纪夫率领民主党击败了吉田茂的外孙麻生太郎，就任首相。

其次是福田纠夫一系。福田纠夫于20世纪70年代出任过日本首相，而其子福田康夫在继承父辈的政治资源后也步入政坛，并于2007年接任安倍就任首相。如今，福田康夫之子福田达夫也逐渐在日本政坛崭露头角。

而小泉纯一郎虽然家庭背景不及前几位，但是其父小泉纯也亦曾担任过防卫厅长官。而小泉极强的人格魅力为其积累了大量资源。退休后，小泉进次郎继承了父亲的政治资源，目前年纪轻轻已经是安倍内阁的环境大臣。而且日本普遍认为，他将是下届首相的有力竞争者。关于小泉纯一郎，他竞选时的重要搭档田中真纪子则是前首相田中角荣的爱女。

这仅仅是日本当前的主要政治世家，可以发现，政治家族之间或彼此联姻，或是与财界大佬结合，从而实现家族权势的代代延续。家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可能用一张网状图都难以绘制。所以安倍即使卸任，也必然有别的政治世家后续登场。这正应了《名侦探柯南》在《贝克街的亡灵》中的一集：政治家的孩子还是政治家。

其实这种政治世家的现象并非日本一国所独有。即使号称民主典范的美国也有布什家族和克林顿家族、肯尼迪家族这样的例子。从小出身于政治名门，使得政治家的孩子们具备了更强的政治学习能力和相关平台资源，某种意义上，政治家的后代处理国家政务能比我们普通人家的小孩更为得心应手。但是，这无疑造成了阶级固化，难以有新鲜血液及时补充国家行政中枢，是一件可怕的事，它将导致国家体系逐步陷入僵化。而具体到日本，类似安倍家族这样延续百年之久的政治豪门的存在还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有关。

日本人非常崇尚权威，接收并推崇家族荣耀，所以一般日本人家中能找出家谱上挖祖上十几代是常事。包括倒台150多年的德川家族，时至今日，其家督还是受到一般日本人的尊重。而在政治领域，如果一个选举区之前是个政治大人物的地盘，那么在他退职后，将其转让给自己的下一代，选区内的人们出于崇拜权威的惯性还是会支持他。而政治大佬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也会在任职期间，就选举法案等内容进行相关变更，使之便利自己的权力延续。而这就涉及到日本的政治和选举体制了，如果大家有兴趣，小编可于后续再出相关专题。

据正史记载，风流绝代的杨贵妃在马嵬坡香消玉殒了。可是，在日本的民间却盛传着一个美丽的故事：贵妃并没有死，而是流落到日本，甚至还曾帮助日本天皇挫败了一次宫廷政变。日本南宫博的《杨贵妃外传》和渡边龙策的《杨贵妃复活秘史》中对此均有描述。

　　传说，禁军将领陈玄礼爱慕贵妃的国色天香，不忍心杀她，就与高力士合谋，以侍女代死。而负责运送尸体、检验尸体的官员恰恰是高力士和陈玄礼，这才瞒天过海，救了贵妃一命。在陈玄礼的亲信和日本遣唐使的护送下，贵妃乘船离开大唐，经过漫长漂泊，到了日本山口县久津。

　　这个传说将杨贵妃流落日本的细节述说得如此天衣无缝，不免让人心生疑惑：贵妃真的大难不死，流落到日本？

　　而更让人惊异的是，在今天的日本，关于杨贵妃的故事并不只限于捕风捉影的口口相传，而是有实物为证，有痕迹可循。

迹象之一：女孩子争做贵妃后裔

　　1963年，日本一女孩在电视中展示了其家谱，说自己是杨贵妃的后裔。

　　无独有偶，2002年，日本影星山口百惠在接受采访时称：“我是中国杨贵妃的后代。”

　　这个消息让中国人无比震惊，杨贵妃的后人怎么可能跑到日本去呢？

　　其实早在20年代，中国的两位学者周作人和俞平伯就探讨过这个问题。

　　从他们之间的通信中可以看到，先是周作人自日本朋友处知道日本沿海边有一个叫做“久津”的村子，以“杨贵妃之乡”而闻名，便写信告知俞平伯先生。俞平伯覆信中曰：“传说虽异，证据亦足为鄙说张目，闻之欣然。不知能否由日本友人处复得较详尽之记叙乎？”。

　　众所周知，白居易是著名的写实派诗人，他所创作的《长恨歌》绝不是漫无边际的浪漫想象，而是有据可依的。俞平伯先生对《长恨歌》及相关作品专门作了考证。指出一个重要证据：

　　正史、野史和诗文作品均提到，安史之乱两年后唐玄宗要改葬杨贵妃，就私下派人掘坟，拾到了一个“香囊”。当太监把这个香囊献给唐玄宗时，玄宗爱不释手，终日挂在身上。试想，如果贵妃真的死了两年，尸体早已腐烂，“香囊”必然充满了腐尸的味道。普通人尚且不会碰触这样的香囊，贵为皇帝的唐玄宗又怎么会终日爱不释手？

迹象之二：日本人将杨妃奉若女神

　　史学家都认为，杨贵妃是没有生育能力的，她一生两次嫁人，却没留下一男半女。他的前夫在续弦后生了几个孩子，唐玄宗也子孙满堂，这就说明她生不了孩子。

　　可是为什么日本女孩子却争相声称自己是贵妃的后代呢？这就说明日本人对贵妃的喜爱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2002年，时逢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由吴汝俊策划并主演的京剧大戏《贵妃东渡》在日本巡演了几十场，竟然场场爆满。其中有两名观众，跟着跑遍了23个城市，整整看了23场。”可见杨贵妃在日本的知名度之高。

　　日本不但有贵妃乡、贵妃塔，甚至还有杨贵妃观音庙，这表明杨妃在日本的地位不亚于观音娘娘。

迹象之三：明皇的信物、贵妃的墓塔至今保留

　　《长恨歌》记载，唐玄宗曾派方士出海寻访杨贵妃。找到贵妃后，方士将玄宗所赠的二尊佛像交给了她，杨贵妃则赠玉簪作为答礼。

　　令人吃惊的是，这居然在日本得到了印证。这二尊佛像现在还供奉在日本的久津院内。至今当地还保有相传为杨贵妃墓的一座五轮塔。五轮塔是建在杨贵妃墓上的五座石塔。杨贵妃墓前有二块木板，一块是关于五轮塔的说明，一块是关于杨贵妃的说明，上面写着：“充满谜和浪漫色彩的杨贵妃之墓----关于唐六代玄宗皇帝爱妾杨贵妃的传说。”

　　据说，日本人都喜欢到杨贵妃墓朝拜，说这样做可以得到漂亮可爱的孩子。 迹象之四：日本经典文学《源氏物语》竟是贵妃故事翻版

　　11世纪时，日本著名作家紫式部根据《长恨歌》写了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小说《源氏物语》。紫式部是日本宫廷女官，主要为宫廷内的贵夫人们讲述汉学，《源氏物语》就是描述源氏的命运，与中国的杨贵妃有很相似之处。

　　该书首卷中，作者用“太液芙蓉未央柳”来形容更衣（妃子）的美貌；更衣深得天皇宠爱，两人朝夕相处，对天盟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可惜更衣早亡，悲伤的天皇“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以此寄托哀思，这里的天皇与更衣，活脱脱就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翻版。

　　四川史学专家冯教授认为，关于杨贵妃生死的传闻，虽然无法考证，但杨贵妃三个字已经成为大唐盛世的代名词，她的生死之谜值得人们永远探索。

德川氏是由三河松平氏宗家改姓得来。三河松平家的众多分家在江户时代的《宽政重修诸家谱》记载庶流十四家：竹谷松平家、形原松平家、大草松平家、五井松平家、深沟松平家、能见松平家、长泽松平家（后来大河内氏入继，改称“大河内松平家”）、大给松平家、泷肋松平家、福釜松平家、樱井松平家、东条松平家、藤井松平家、三木松平家；在《改正三河后风土记》中列入安祥松平家、宫石松平家、久松松平家，算上绝嗣的岩津松平家、押石松平家、鹈殿松平家共20家。在江户时代延续的只有17家，“十八松平”只是虚数，一说“十八”是“松”偏旁分拆而来。 江户时代，幕府为笼络外样大名也赐予“松平”姓，有加贺前田家、萨摩岛津家、仙台伊达家、福冈黑田家、佐贺锅岛家、长州毛利家、广岛浅野家、冈山池田家、鸟取池田家、德岛蜂须贺家；一些谱代大名，有户田家、本庄家、柳泽家、久松家、鹰司家、松井家、和德川氏有血缘关系的德川家康女婿奥平信昌的奥平家；德川宗家的分支越智松平家（家祖是德川家光四男德川纲重的次子松平清武）

　　中国记载箕子封于朝鲜的书,有《尚书》、《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尤其《尚书》、《史记》，以此二书的成书年代和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地位，而且当时中国正是以自诩的狂妄时代，应该不会像今天一样巴结讨好的去“高攀”当时中国眼中的蛮夷之邦。甚至朝鲜王朝史学家安鼎福在《东史纲目》上都记载：“己卯(周武王十三年),朝鲜箕子元年。殷太师箕子东来,周天子因以封之”。与中国史书如出一辙。

　　那段历史是怎么回事呢？商纣王的叔叔箕子看到纣王暴政，国家日衰，就去劝谏纣王，纣王不听，箕子只好装疯隐居在箕山上，整日弹琴，借《箕子操》抒发自已不得志的苦闷心情。那时代的人似乎音乐造诣高的可怕，从弹琴就能听出话来，比如钟子期等樵夫都是这样，总之有人告诉了纣王说箕子整天发牢骚，弹琴骂你呢（这可能是最早的“文字狱”，不！是“音乐狱”，“腹诽”），纣王火冒三丈，纣王最恨这些臭知识分子、酸文人背后骂他，于是就想宰了这老小子，可是最后还是没有杀了箕子，为什么呢？纣王不敢杀自己叔叔？不！比干也是纣王的叔叔，不是也被挖了心肝吗？但比干毕竟是当面骂纣王，而箕子是背后骂纣王，不！是弹琴骂他，就因为弹琴骂人就把亲叔叔宰了，就算是纣王再昏庸、再没人性也说不过去啊，但是即使不杀，也不能白白饶他了啊，不然以后还不得有人敲锣打鼓跳大神骂纣王，那还得了，那就把他囚禁起来吧，得囚禁在离自己近一点的地方，于是就把箕子囚禁在今天一个名叫“箕子台”的地方，箕子台也在今河南省，再骂自己也能很快听到，就算是再抓他杀他不是也近吗？

　　于是箕子开始了自己的囚禁生活。如同中国古代很多知识分子（周文王、韩非、文天祥、方志敏···）一样，在囚禁困顿中除了发牢骚外，还作深入的思考，（只是绝大多数思考未成书传之后世，更少进行实践罢了），但是箕子很幸运，有人看重他的思考成果，那就是灭了商朝的周王朝建立者——周武王，武王不但让箕子的学说传之后世，而且还进行了实践。

　　每个开国帝王都注重笼络前朝遗臣，或因战争人才损失严重，或为笼络人心使国家安定，或兼听则明，总之很多前朝遗臣都被继续留用，尤其那些前朝诤臣，更是被开明君主视之为宝，甚至那些低级官吏，大多继续留用以统治地方，这就是为何中国一再上演清朝捕快变为民国巡警的活剧了，因此“一朝天子一朝臣”并不是完全对的，尤其在王朝更替之时，更多的是：换件马甲还是他。总之箕子受到了重用，比在他侄子那里还受重用。成了武王跟前的红人，受到了武王的重用，武王把箕子思想融入到了治国中，箕子有什么重要思想呢？“《洪范》九畴”。这是什么东东？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觉得十分陌生，但是它的内容没有人会觉得陌生。

　　因为“《洪范》九畴”第一条就是遵循五行规律，“五行”，注意，这是开中国朴素唯物主义的先河，现代人说起五行，要么视为飞天玄火高深莫测的东西，要么视为迷信，两种观点都太偏颇，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五行文化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文化，是人类分析认识自然的一种朴素唯物主义，如“金曰从革”，可以变革自然，为人所用，青铜时代正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进步。 “木曰曲直”，生长各异，可顺理而用，或筑屋，或造车，或做工具。“水曰润下”，发展灌溉农业，抵御干旱天灾，增加农作物产量。“火曰炎上”，热而升腾，物极必反。“土曰稼穑”，发展农桑。箕子认为人类社会应该遵循五行规律，五行规律是人类对人类社会秩序乃至万物秩序、自然规律等深层次问题的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分析，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且阴阳五行观是人类对组成世界基本物质的一次懵懂的粗糙思考，第一次认为万千世界是有五种神秘元素组成的，比起神造万物甚至万物心生的极端唯心主义先进多了。

　　“《洪范》九畴”里还有“敬用五事”，什么意思呢？对人态度要恭谨、严肃，与人说话要和气，观察问题要细致深入，听人说话要多听少说，思考问题要辩证通达，不要钻牛角尖，这样就能成功。这样的标准哪里是“用五事”，分明就是三千年前的曾国藩。做人做事滴水不漏，中国人做人的楷模，当官的楷模。

　　“《洪范》九畴”里还有“农用八政”，涉及衣食住行，司法管理，教育礼仪等等很多方面，彻底奠定了中国三千年来农业立国的思想基础和政策基础，中国过去农业已经发展了几千年，但都停留在自发式的，自耕自种的生产方式上，没有从国家政策上、国家管理上、国家理论上上升到国之根本的高度。

　　“《洪范》九畴”里还有很多内容，它意义之大，称之为“周礼之源”，“法制之源”，“儒家之源”“古代官制之祖”“三纲五常之源”···都不为过，如同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研究内容包括数学、哲学、逻辑学、修辞学、物理学、生物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美学、法学等等一样，“《洪范》九畴”从理论上、政策上甚至舆论上、迷信上，第一次系统性的对新王朝——周朝进行了改造，而不可思议的是新王朝的统治者——周武王，一个一点都不武断的君主，虚心的全盘接受了箕子这位前朝遗臣的思想财富，将新王朝变成了新思想的试验田，周朝能延续八百年，在君权失落之际仍能残喘数百年，不能不说是“《洪范》九畴”的伟大功劳，将“尊王”、“守礼”等融入了所有人的血液中，我们发现，但凡一次伟大的变革，必须首先在思想上、文化上进行变革，文化革命先于武力革命之时，能大大推动革命进程，如***的思想、理论、宣传大大先进于国民党，大大加速了国民党的灭亡，甚至使***几乎濒临绝境的长征结束后，毛泽东自豪的说，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让沿途的老百姓看看国共的不同，知道除了腐败无能残暴的国民政府以外还有别的选择，加大了人民对国民政府的不满，埋下反抗的火种，加速国民党的灭亡。但是中国的思想文化常常是一个好的革命者，但往往不是一个好的统治者，因为思想的陈腐往往跟不上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国的文化流派传承、文化发展往往是在王朝更替之时或之后才福至心灵、大师频出、灵感爆发，才能产生新的先进文化，文化的发展总是跟不上社会的发展，孩子死了奶来了，已经没用了，等文化跟上了，国家灭亡了。箕子的“《洪范》九畴”及其演化出的“周礼”、儒家就是这样，开始还够用，后来落伍了，文化和国家都衰败了，最终兵家、法家战胜了箕子文化、周礼，新文化战胜了旧文化，秦王朝取代了周王朝。

　　在自己学说在新王朝取得巨大成功之际，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箕子这位新王朝的“教父”居然多愁善感起来，想想自己那位侄子商纣王，再看看眼前这位虚心纳谏的周武王，想想列祖列宗百战而来却又一战而失的江山，不禁百感交集，在周都镐京伤心不已，出走朝鲜，武王呢，作了个顺水人情，干脆把朝鲜封给箕子作为封地，而且并不以诸侯臣下来对待箕子，对待朝鲜，朝鲜不同于其它诸侯臣下方国而超然于中国的地位由此确立。

　　当然箕子出走朝鲜，而不是其它地方也是有原因的，殷商先王相士很早以前就曾经对古朝鲜的地区进行过开拓，而且古朝鲜人属于中国远古时代东夷的一个分支，甚至都有着相同或接近的图腾崇拜。鸟图腾崇拜、卵生神话在古朝鲜半岛十分普遍，可不要小看了这些现代看来迷信可笑的部落图腾，即使在那个灿烂的青铜文明时代，人类在自然伟力面前仍然感到很无助，人类对不解现象、未知世界的无知，粗糙蒙昧的君权神授···使人类对神秘莫测的“天”“神”的崇敬甚至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图腾成为人类和“天”“神”沟通的重要纽带，图腾化、符号化的祖先是“天”“神”的后代或者代理人，对于部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有着巨大的作用。那个时代的大一统的王朝概念还很模糊，往往一个大部落、大部族，一个大的部落联盟就是一个强大的政权，所谓黄帝炎帝尧舜禹夏商周等中原王朝几乎都是最先政权化、最强大的部落联盟而已，而其它的小政权、小部落则并未消失，部落、种族及其崇拜的图腾文化仍然有极大的力量。相同的图腾代表着相同的祖先，甚至相同的文化，古朝鲜的东夷族原本就与殷商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箕子要前往古朝鲜地区。《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记载：朝鲜半岛上的许多居民,都自称是来源于中国的“古之亡人”。什么是“古之亡人”？东夷族是蚩尤的部落，殷商遗民则是殷商王朝的后裔，都是“亡国”之人。

　　考古发现

　　朝鲜发现的最早人类遗迹甚至早于五六千年以前，这也成了韩国不认箕子这个祖宗的最有力的证明，认为自己是土生土长的，那再以前呢？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个人认错爹认错祖宗那是历史遗留问题，但是有祖宗却不认就是孝与不孝的道德问题了，当然，今天的中国连自己人都羞做中国人，何况外国人，只听说有人崇洋媚外认日本人、认韩国人、认外国人当祖宗的还没听说过上赶着认中国祖宗的，因为中国这个祖宗实在让人没面子，说出去太丢人，就像很多农村走到城里的文明人、文化人不敢认自己的满脸皱纹满手老茧的农民父母一样，尽管中国这个爹实在不咋地，但是毕竟是韩国他爹，韩国就是出息了，换上马甲，换上西装，整了容，还是中国这个没出息的爹的儿子，现在就让中国这个窝囊爹给韩国儿子讲讲当年是怎么有的它。

　　如果认为一种文明的传递只能通过血缘的方式那就大错特错，比如非洲南方古猿是全世界人的祖先，但是谁能说四大文明是南方古猿遗传下来的？欧洲各国，甚至美国、俄罗斯，无不以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自居，但是他们和罗马帝国有什么关系？他们都是灭亡罗马帝国的蛮族的后裔！但是为何自称起罗马继承者来脸不红心不跳？因为他们的确是罗马文明的继承者，从体制、法律、信仰等等方面处处有罗马的影子，可见，文明财富的继承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的继承财富。文明通过自创或继承的方式首先形成，是国家形成的重要前提，文明继承不在早晚，而在对后世影响的重要程度，蒙恬造笔，蒙恬之前就没有笔吗？不！他对造笔做了很大改进而已；蔡伦造纸，蔡伦之前就没有纸吗？不！他对造纸做了很大改进而已；鲁班被尊为木匠祖师爷，鲁班以前中国人不盖房子吗？不！他对木匠工具做了很大改进而已；甚至比如鉴真和尚，日本人将他视为医药，酿酒等方面的祖先，难道鉴真以前日本人就不看病不喝酒了吗？不！鉴真对这些方面做了很大的改进而已，甚至有些改进未必是鉴真亲自做的，而是他带去的人做的，只是由于那个时代百工之人（手工业者）地位低下，无名可留或由于别的原因才记在鉴真头上；还有文成公主···

　　箕子以前，朝鲜半岛已有人类活动遗址，当然，那些人类也是中国过去的，总不至于是南方古猿像孙悟空一样漂洋过海划船去的，但是这些人类太杂了，甚至连统一的民族概念都说不上，处于蒙昧状态，檀君也罢，东夷也罢，当时还属于蛮夷之地，没有国家概念，只是些原始部落，但是箕子到了朝鲜之后，开始“施八条之约”,将朝鲜建设成了当时有名的“东方君子之国”，在中原“礼崩乐坏”之时，连孔子都羡慕地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箕子到朝鲜时,随从有五千之众，像箕子这样的大思想家周围总是有很多信奉他学说的信众的，何况他还是位身份地位极高、极有社会影响力的名流，跟从者众多也是很正常的，而且他还是一方诸侯，搬家时从封地箕国（今天山西省太谷县）带去大量人口也很正常，如同鉴真东渡一般，箕子带到朝鲜的人才涉及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等多项技艺,可以说对朝鲜社会做了一次全面提升，其深远影响涉及朝鲜的方方面面，使朝鲜从衣着上，体制上，文化上，变成了一个微缩版中国，微缩版殷商王朝。

　　现代朝鲜考古发现证明，古朝鲜的青铜器和墓葬样式与中国商周的青铜器与墓葬样式如出一辙，完全可以证明其文化上的继承性。人们常常把古代青铜器称为“神器”，因为它不仅仅包含着古人虔诚的原始宗教信仰，是人类文明自以为与“神”最接近的时候所制，更重要的是青铜器本身含有的文化，一种含有宗教灵魂、宗教信仰、人类虔诚信仰的文化，青铜器是一种对“神”最真诚、最真实的文化符号。可以说箕子让当时的朝鲜半岛步入了青铜时代，开始有了国家概念、民族概念、文化概念，有了详细科学的社会分工，称箕子为朝鲜的“人文初祖”毫不为过。

　　假如未来人们考古时，挖十米挖出恐龙，挖五米挖出猿人，挖出垃圾是就说明是今天社会留下的，考古是历史的铁证，如果朝鲜出土了和中国周代样式相似的青铜器等文物，而中国又系统的出土了夏商周秦汉的青铜器的话，就可以证明朝鲜是接受的中国周朝文化，如果厚着脸皮说中国夏商周秦汉是继承了朝鲜周代文化的话，那我只能无语了。对于考古证据方面的问题，在刘俊勇《百年来大连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等文中，对中国和朝鲜的文化遗传做了很详细的描述，这里就不多说了。中国的文化是遗传有序、系统性的，如果某个地方，如日本、越南、缅甸甚至广东、云南、西藏的某些习俗、标志性建筑、考古遗迹同中国某朝相似的话，就可说明在某朝时期，中国文化对某地产生了巨大影响。

　　民俗遗存

　　风俗和方言一样，都是研究人类迁徙，文化传播的活化石，如印第安人的很多风俗都和我们中国接近，比如印第安人的羽毛头饰与我国远古的羽衣冠何等相似，说明他们正是中国人迁移过去的，并在后来仍有一部分人迁移了过去，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和当时中国的风俗，比如罗马公主嫁到俄国，将罗马的很多风俗、信仰、文化带到了俄国，研究风俗、衣着是研究文化传播、人类迁移的一条捷径。

　　朝鲜族人民喜穿白衣,这和殷商的风俗有关。《史记·殷本纪》中记载：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说明商代人喜欢尤其官方喜欢、提倡穿白衣服。而朝鲜史书上也记载朝鲜人喜欢穿白衣服，甚至现在也是。

　　朝鲜的丧葬制度也与殷商类似，尤其大量人殉葬更是殷商的特色。箕子虽然是周朝建立后到的朝鲜，但是箕子在朝鲜建立的却是一个以殷商遗臣为主体、为骨干，风俗、传统、行为方式都与殷商类似的古朝鲜王朝，只是政策用的是类周的“洪范九畴”而已，尤其人殉，可以说是殷商遗传下来的一种残忍的劣习。孔子曾发牢骚说人心不古，现在不如以前了，以前咋地咋地好，包括人殉，并恶狠狠的说，谁先用陶俑代替人殉糊弄死者，谁就断子绝孙！！“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个让孔老先生念念不忘的厚道守礼的“古人”就是殷商人。

　　殷商王朝作为亡国者，在中国乃至周围国家留下了很多遗迹，为什么呢？因为周武王灭商灭的是残暴的商纣王和殷商朝廷，而不是人口众多，文化发达的殷商百姓，甚至连纣王的儿子都没杀，那个时代的统治者没有系统性的殖民同化的侵略理念，基本上还是各过各的，周朝发源于西北，殷商主要在中原，武王灭商后就又回西北那边去了，而殷商遗民仍住在河南，除个别不安分总是捣蛋的遭到强制流放迁移之外，绝大部分人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变化，而且那时地处中原的殷商文化甚至比成为新统治者的西北周王朝文化更先进，更让人怀念。

　　可以说，当时的朝鲜是一个以殷商遗臣为主体，沿用殷商风俗，使用周代政策的一个特殊国家，今天作为中国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朝鲜族的祖先和风俗正是来自殷商遗民。今鲜族同胞爱素白，喜整洁，讲礼仪等行为，正是继承自以箕子为代表的殷商遗民。殷商遗民在中国以聚居的形式存在多年，大多极重礼仪，比如春秋时宋、卫二国，便以守礼著称。

　　朝鲜是一个重视礼仪的民族，他们大多文质彬彬，生活井井有条，极有规律，行为有度，比之中国所谓“礼仪文明之邦”，更重礼仪，举手投足有君子风范，即便是乡野山民，比之中国大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更有修养气质，生活安排上条理有序，居所内器物洁净，摆放雅致，远胜中国。现在很多人认为，韩国人“连衣服都穿不好的人，肯定是个蠢货”的观点是在侮辱中国人的不修边幅，的确，光靠光鲜的衣着未必就是聪明人，但是生活条理，衣着整洁绝对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美德、良好的素养和雅致的审美观，而中国人的不修边幅绝对不是“大智若愚”的表现，衣着整洁卫生、家里整齐别致就不能“大智若愚”了吗？

　　箕子学说在中国执行过程中，既会遭到原有文化的抵触，还会在执行过程中遭到中国中下级官僚的阳奉阴违，而且毕竟与新朝存在心里隔阂，最重要的是中国林子太大，鸟太多，教育不过来，反不如当时朝鲜一般是在一张“林子不大鸟不多”的白纸上写字，贯彻的深刻的多，因此朝鲜更具君子遗风，而中国则从未被君子之风从根本上改造过，朝鲜后来虽然出现少数如现在韩国考证学者之类的文化流氓，但是我们也不能以点盖全、一棍子将其全部否定、打死，绝大多数的朝鲜人民行为举止的文明程度还是的确胜过国人的。而且近代韩国被日本影响，被西方影响，被中国糟粕文化影响，出现些许文化流氓实在正常，毕竟我国的文化流氓、无耻之徒数量之众，举世无双，众所周知，比之韩国，简直是大巫见小巫了。

　　朝鲜人多的是谨慎谦卑，少的是张狂，与他们是亡国遗民之后，却又处于一种地位胜过其他称臣强大方国、殷商遗民，似乎是殷商出卖者、前朝背叛者、新朝投靠者的尴尬境地的谦卑心态有关，在不具备中国“识时务者为俊杰”等漂亮借口无数的文化氛围下，比起中国还是很有自羞之心，这种虽然独立于中国，但也要时时看中国的脸色，这种小国心态不谦卑行吗？这种民族心态的形成，与箕子立国时的心境是何其相似？

　　韩国近年来的快速崛起，迅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用奇迹来形容毫不为过，韩国奇迹是怎么发生的？一个民族的成功除了客观的环境之外，内在的素质是最重要的原因，一个民族的素质可以由国民的素质反映出来，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素质、性格等绝对不是用一两个词汇可以概括的，它通常具备一系列优点又同时具备一系列缺点，它虽然抽象却可以量化，绝大多数国民的性格、素质，更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性格、素质，比如中国，总爱给自己脸上贴金说：鲁迅，屈原，岳飞···等能代表中国的民族性格，但是我们必须痛苦的承认，更多的是秦桧、和珅、李刚、“许三多”；“下跪事件”中屈膝跪倒了超过99%的中国人···同样如果简单的因为希特勒、东条英机就说德日粗暴，那就太肤浅了，德日也有很多理性优雅的人，我们从朝鲜民族的行为举止，衣着风貌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有良好秩序感的民族，即使家里贫困，器物摆放也是一丝不苟，洁净异常，对传统服装十分珍爱，穿衣打扮极有秩序感，这是一种融入国民血液的礼节、礼仪、秩序、尊重，这点是我国极缺少的，一个民族服饰上几乎没有自己的任何特色，这可以说是我们汉族在全世界民族之林中可以称第一的地方，少数民族、越南、日本、朝鲜等等东方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服饰，穿着一丝不苟，而中国则是胡人打进来穿胡服，满人进来留辫子，洋人来了留分头···有人曾用一个真实的现象形容了我国的所谓民族风貌：在外国街上看到一个穿着无序的黄种人，人们会说，那是中国人，如果看见一个穿着精致的黄种人，人们会说，那是韩国人或者日本人···

　　韩剧简单，却人人喜爱，风靡全球；韩国人具备很多国人称道的古人淳朴原始道德，行为看似简单，却比我国更有秩序。反观我国呢？倒是“挺复杂”“不简单”，但是讲道德的最缺德，讲文化的最没文化，说起所谓中国文化总是无处不在，却又处处不知所云，酒桌上有酒文化，饭桌上有送礼文化，嫖客更是爱附庸风雅、吟风弄月，而赌棍更是中国人义气的主要载体，说起中国文化，开口闭口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却又不知好在哪里，坏在何处？我们抛开个人情感，心平静气的问问自己，韩国三十年前能造什么？而中国呢？三十年前中国就能制造卫星、核弹、潜艇等等，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而那时韩国有什么？但是经过三十年多年之后，韩国汽车反而横扫中国，时至今日，韩国今天的汽车、钢铁、造船、电子等等行业反而领先中国十几年，国民的生活水准、收入水平、幸福指数等等更是遥遥领先我国。回顾三十年前的韩国人哪里敢说“中国文化，韩国制造”？而今天呢？呵呵，可笑复可怜，可怜复可悲，可悲复可耻，可耻复可恨，可恨复可笑，爱穷开心的国人终于把自己噎住了，笑不出来了。

　　朝鲜民族礼节很严格，平辈之间初次见面时要用敬语，晚辈对长辈说话更是必须用敬语，甚至平辈说话都常用敬语，吃饭时晚辈不能在长辈面前喝酒，若无法回避时，年轻人应举杯背席而饮，年轻人不能在老人面前吸烟，不能借火，更不能和老人对火···比起中国呢？中国所谓“礼仪之邦”，处处有礼仪，拉屎放屁皆有礼仪、皆有文化，遛狗的文明人的狗到处拉屎，不冲皇帝放屁的太监大臣却思谋着害皇帝，满嘴文明的文化人行为反而不如普通人，儿子打老子甚至杀老子，饭桌上别说和长辈对火了，都是长辈给晚辈点烟，长辈没长辈的样子，晚辈没晚辈的样子···中国处处有规矩，但是处处又没规矩，难怪国人说起当代种种坏风气，老像九斤老太一样爱说：人心不古。时髦的、到过国外的人爱说：看人家外国人素质多高。这朝鲜对于中国，是既占了古人遗风，又占了外国月亮，难怪国人“哈韩哈日”，“韩流日流”横扫中国，也就见怪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