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日  周六    曲靖    晴转阴  阵雨

        张允和，著名“张家四姊妹”之“二姐”，自幼体弱多病，一生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医生判定活不过五十，可她并不服输，在50岁生日近在咫尺之际，她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三不原则：

        不拿别人的过失责备自己，不拿自己的过失得罪人家、不拿自己的过错惩罚自己。

        其丈夫周有光，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非常有趣，为了配合妻子，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三自政策”：

        自食其力、自得其乐、自鸣得意。

        一个“三不”，一个“三自”，文字表达虽然不一样，但它们的精神内核出奇的一致，都透露出一种乐观通达的处世态度和对生活的诚挚与热爱。

      本着这样的原则和政策生活，张允和不仅顺利地跨过了50岁的大门，再一次让关于死期的预言落了空。而且多活了43岁，93岁生日才辞世。

      甚至那两位医生都先后离世，张允和还依然好好地活着，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享受着自己晚年的安逸生活。周光召教授在张允和离开又在110岁时经历了80岁儿子逝世，两年到才离世，享年112岁。

      乐观、平淡是世人对二老得以高寿的最大秘诀，今天读了有关二老的介绍，特别是他们的“三不”、“三自”，让年逾50岁的我感动不已，特再次记于中，用于提醒和鞭策自已…。

        自今日起，坚持慢跑日更，标准同。晚5时半。

周有光眼中的妻子张允和——节选自《百岁所思》

妻子张允和

张家四姐妹的名气很大，不光在中国，在外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前几年美国耶鲁大学的 金安平女士撰写了一本《合肥四姊妹》。张家作为一个大家，开始于我老伴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打仗出身的，“张家”与“李家”相并列。李鸿章因母亲去世，清朝大官允许回家守孝三个月，李鸿章回乡丁忧的时候，职务就是由张树声代理的。张树声的官做得很大，任过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所以下一代人也做了很大的官，到第三代张允和的父亲张武龄，生于清朝末年，受了新思想的影响。他知道家里有钱、有地位，但总这样下去不行。就决定离开安徽，到苏州兴办新式教育。1921年他在苏州办乐益女子学校，很成功。他跟蔡元培、蒋梦麟等当时许多有名的教育家结成朋友，帮助他把学校办好。他不接受外界捐款，别人想办法找捐款，他恰恰相反，有捐款也不要。当时有一个笑话，他的本家嘲笑他：“这个人笨得要死，钱不花在自己的儿女身上，花在别人的儿女身上。”其实，他在当时比较先进、开明，他的财产专门用来办教育，他对下一代主张，自己的钱只给儿女教育。

我的老伴兄弟姐妹一共十个，四个女的——“张家四姐妹”受到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传统国学的基础也比较好。叶圣陶在我岳父的学校教过书，他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九如巷原来在全城的中心，住房跟学校是通的。解放后，苏州政府把原来的房子拆掉，在这个地方建了高楼，成了政府办公的地方。张家住的房子归了公家，现在张允和还有一个弟弟住在那里，原来的房子还剩下从前所谓的“下房”，现在就修理修理住了。苏州城中心的一个公园，九如巷在那儿旁边，找到公园就找到九如巷。从前，很近就到公园、图书馆。苏州在我们青年时代河流很多，现在都填掉，变成了路，不好。

有趣味的是，我们家家道中落，她们家家道上升，都跟太平天国有关系。我的曾祖父原来在外地做官，后来回到常卅，很有钱，办纱厂、布厂、当铺，长毛来了，清朝没有一个抵抗长毛的计划，本地军队结合起来抵抗，城里不能跟外面来往了，城里的经费都是我的曾祖父给的。长毛打不进来，就走了，打下南京成立太平天国，隔了两年又来打常州，就打下来了，我的曾祖父投水而死。太平天国灭亡以后，清朝就封他一个官——世袭云骑尉。世袭云骑尉是死了以后要给子孙世袭很多钱。我的祖父在打太平天国的时候在外面，打完就回来，不用做官，每年可以领到很多钱。一直到民国，才没有了。原来的当铺、工场地皮还在，房子大部分被太平军烧掉了，剩下的几年卖一处，花几年，再卖一处，花几年。当时家的架子还很大，我的父亲是教书的，要维持这么大一个家庭当然不行。我父亲后来自己办一个国学馆，收入不是很多，维持一个小家庭可以，维持一个大家庭当然不行。这样子，就穷下来，所以到了我读大学时是最穷的肘候，连读大学的学费都拿不出来。

我们两家在苏州，我的妹妹周俊人在乐益女子中学读书。张允和是我妹妹的同学，常常来看我的妹妹，到我家来玩，这样我们就认识了。放假，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她们家的兄弟姐妹常常在一起玩。苏州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从阊门到虎丘，近的到虎丘，远的到东山，有很多路，还有河流，可以坐船，可以骑车，可以骑驴，骑驴到虎丘很好玩的，又没有危险。这样子一步一步，没有冲击式的恋爱过程。

我们年轻朋友放假可以在他们学校里面玩，打球很方便，地方比较适中。他们家的风气非常开通，孩子们有孩子们的朋友，上一代有上一代的朋友，在当时是很自由开通的风气，一点没有拘束的样子。我不是一个人去，就是几个人去。

张家四姐妹小时候学昆曲。当时昆曲是最高雅的娱乐，因为过年过节赌钱、喝酒，张武龄不喜欢这一套，觉得还不如让小孩子学昆曲。小孩子开始觉得好玩，后来越来越喜欢昆曲，昆曲的文学引人人胜。昆曲是诗词语言，写得非常好，这对古文进步很有关系。张允和会唱、会演昆曲。后来俞平伯搞《红楼梦》研究被批判，我们1956年从上海来北京，俞平伯建议我们成立北京昆曲研习社。爱好者在一起，在旧社会讲起来是比较高尚的娱乐，增加生活的意义。起初俞平伯做社长，后来“文化大革命”不许搞了，“文革”结束后，俞平伯不肯做社长了，就推张允和做社长。昆曲研习社今天还存在，社长是张允和的学生欧阳启名，她是欧阳中石的女儿。欧阳启名很倒霉，中学毕业了，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不许进大学，她只好去修表，“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她由朋友介绍到日本去读了好几年书，回来后在首都师范大学教书。我也算昆曲会的会员，我是不积极的，可是每一次开会我都到，张允和是积极参加研究工作、演出、编辑。我去陪她。

张家姐妹兄弟小时候在家里办一份家庭杂志叫做《水》，亲戚朋友自己看着玩的。这个杂志后来停了，隔了许多年，到了我老伴80多岁的时候想复刊，也是家里面玩的。复刊了，叶稚珊就在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讲这个事情，她说这是天下最小的刊物。她一写，大出版家范用就要看，一看觉得不得了，后来就出《浪花集》。《浪花集》是张允和和张兆和编的，还没有出版就去世了。事情也巧，我的老伴是93岁去世，张兆和比她小一岁，第二年也是93岁去世了。我给书写了后记。

半个多世纪前，周有光从经济学教授变身语言文字学家。花三年时间倾力打磨26个拉丁字母，参与设计的《汉语拼音方案》惠及炎黄子孙乃至全人类，被尊为“汉语拼音之父”，堪称浓缩中国百年历史的文化活化石。

1954年，周有光出版《字母的故事》一书，为文字改革起了好头。

1961年周有光出版《汉字改革概论》，提出了语言学和文字学的许多新问题，把文字改革变成一门学问，从世界的范畴研究汉字，意义深远。

1979年，波兰首府华沙国际标准化组织召开会议，周有光代表中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开辟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通道。

1983年周有光开始研究如何在汉语拼音方案中运用国际通用的正词法，解决拼音输入慢的问题，起草了《汉语正词法要点》，1988年《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公布实施。

最重要的意义有以下几点：

1、给汉字注音，《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这更以法律的形式对汉语拼音方案的使用作出了具体规定，使得汉语拼音的运用有了法的依据；

2、作推广普通话的工具，对我们了解《汉语拼音方案》的有关规定和在国际上的地位影响；

3、此外还可以用来作为我国各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用来帮助外国人学汉语，用来音译人名、地名和科学术语，以及用来编制索引和代号等等。对于维护国家民族的团结统一还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以上供参考。

我们现在常用的汉语拼音，其实并不是古人流传下来的东西，那么汉语拼音究竟是怎么来的？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创造汉语拼音的人名叫周有光，他出生于1906年，江苏常州人。10岁那年，跟随家人一起迁移到了苏州，后来进入新式学堂接受教育。

1918年，周有光进入常州高级中学，他读书的学校有两个很明显的特点。第一，使用方言，当时国家虽然一直提倡用国语教书，可老师却一直用方言教授知识。第二，用古文教学生，这个问题跟国语有些相似，当时国家也在大力提倡用白话文教育孩子，可老师上课的时候还是用古文，即使是写信也要求学生用文言文。那时候，有人甚至认为，如果用白话文给父母写信的话，就是大不敬。学习期间，周有光认识了一个比较喜欢白话文宣传的老师，在相处的过程中，周有光跟他接触了很多新鲜事物，对白话文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1923年周有光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期间他主要研究经济和语言学。1933年他跟自己的妻子结婚，两人一起去了日本留学，因为仰慕日本的马克思经济学家，他离开了原本就读的东京大学，考入京都大学。1935年，周有光放弃在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当上了一名老师，后来他又参加了反日救国会。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有光带着一家人，逃到了四川避难。抗战结束之后，他又回到新华银行继续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际，苏联专家曾提议两个国家可以使用同一种字母，结果周有光这个四朝元老站出来坚决反对，他认为文字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基础，如果使用其他国家的文字，那么就相当于舍弃自己的文化底蕴。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如果使用苏联的文字，那么会对整个文明造成毁灭性打击，上级领导同意了周有光的说法，让他负责拼音工作。最终周有光不负众望，成功研究出了拼音，让国内的百姓，可以方便的学习白话文，国家的发展，也因此顺利了许多。

　　2013年台湾作家彭小明则认为"周有光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分子。"

　2015年周有光110岁寿辰诗人邵燕祥说："他是当代难得的智者、仁者和勇者。"

　2015年东方早报发表文章称："周有光先生是一位通达、乐观的中国知识分子。"

　2015年中评网发表文章称周有光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历史进退，匹夫有责"的情怀，以及宁静淡泊，生活清贫简朴，思想无比富有的生活态度。

　2015年人民网发表文章称周有光是一位通达、乐观的中国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