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大胆揣测：‘措火牛录西哈拉’是蒙古族一部落名称，但无从求证。。。

辽宁蒙古族风采

前 言

蒙古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辽宁省内的蒙古族人口仅次于内蒙古自治区，现有67万人口。

明末清初，蒙古喀喇沁部、土默特部、蒙郭勒津部和科尔沁部的一部分，自蒙古草原逐步南下，最后定居于辽宁。清王朝定鼎北京后，一些八旗蒙古兵丁、巴尔虎蒙古兵丁和他们的眷属因防务派往辽宁。上述蒙古各部、八旗蒙古、巴尔虎蒙古的后裔构成了辽宁蒙古族的主要部分。辽宁蒙古族主要分布于朝阳市的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朝阳县、建平县、凌源县、北票县，阜新市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和彰武县。

清代，辽宁境内蒙古族的阶级等级分明。统治阶级是蒙古封建王公贵族，被统治阶级分为平民阶层、属下阶层和奴隶(家奴)阶层。满族统治者在蒙古地区推行盟、旗制度，统治蒙古族人民。对蒙古族地区的汉族，设置厅、县机构进行统治。属卓索图盟的喀喇沁左、中、右旗，土默特左、右翼旗，属哲里本盟的科尔沁左翼前、后旗，以及清皇家的“苏鲁克”牧场(即养息牧“三陵”牧场)，均在辽宁境内。

蒙古族是一个勇敢、智慧的民族。在文化艺术方面，创造了大量民歌、民谣和民间传说；音乐舞蹈优美动人，具有浓郁的游牧民族色彩，同时，培育和造就了尹湛纳希、恩格特古斯、罗卜桑却丹等一代名人，由于信仰喇嘛教，寺庙林立，因而与建立寺庙相关的雕塑、绘画、石刻等艺术有过辉煌的成果。在医药事业方面，辽宁的蒙医蒙药独具特点，饮誉中外。在传统体育活动中，赛马、摔跤、射箭等项目代代相传，尤其那达慕大会不仅是对丰年的祝贺，更是蒙古族人民健身娱乐的大展示和相互交往的盛会。在风俗习惯方面，虽然在历史的进程中吸收了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的个别风俗习惯，但仍保持着传统的民族风格。

新中国成立后，蒙古族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在政治上完全获得了自由、民主、平等权利，经济、文化有了长足发展。政治上，由于中国***的民族团结、平等政策的贯彻落实，辽宁蒙古族地区建立了两个自治县(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和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和23个蒙古族乡、镇和联合乡镇。同时，享有对国家大事的参政议政权利。在经济上，辽宁蒙古族一改旧社会的落后状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中国***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工业、商业、金融等方面步入了一个繁荣时期，人民物质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有的地方接近小康水平。在文化上，辽宁蒙古族继承和发扬了民族传统，整理和挖掘了大量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完成了《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中国民间音乐集成》、《中国民间舞蹈集成》的辽宁蒙古族部分，并有新的文化艺术创作。蒙古族地区的广播、电视、**、蒙古剧、蒙文书报出版等事业也有了一定发展。民族教育方面，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中等专业技术教育、师范教育、成人教育形成了体系，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数逐年增加。辽宁蒙古族的精神生活不断充实，民族素质不断提高。

民族来源

辽宁省蒙古族来源于多个蒙古部落。明代前期，有兀良哈部(即朵颜、泰宁、福余三卫蒙古人)。明末清初，喀喇沁部蒙古人、土默特都(含蒙郭勒津部)蒙古人、科尔沁部蒙古人先后游牧、驻牧辽宁境内。清前期，一些察哈尔部蒙古人、巴尔虎部蒙古人，八旗蒙古人进入并定居。这些蒙古人的后裔，主要分布、聚居在辽宁省朝阳市、阜新市及昌图、康平、法库等县。

（一）、族称来源

蒙古族在尚未形成、统一使用“蒙古”一名之前，其先人与中国古代北方东胡、鲜卑、契丹、室韦等就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蒙古”为民族自称，隋唐时期的蒙兀(蒙瓦)室韦是蒙古族的先世。蒙兀室韦只是蒙古语族诸部中一个部的名称，为“室韦”二十余部之一。“蒙兀”，是“蒙古”一词最早的汉文音译。蒙兀室韦游牧于望建河(额尔古纳河)南岸，后逐渐西迁至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上游的肯特山一带，发展繁衍为许多部，i2世纪末、i3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领的蒙古部落统一了漠南、漠北的草原诸部。一个具有语言、地域、文化共同性以及、在经济生活中有许多共同特点的新的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即蒙古民族形成了。“蒙古”一名，由一个部落名称演变为民族名称。

（二）部族来源

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汗国。宋嘉定五年(1212年)前后，蒙古汗国势力逐渐扩展到辽西一带。此后及整个元代的150余年间，蒙古人从大漠南北向南迁徙，以军屯、民屯、建立行政管理机构等形式，定居或活动在辽宁各地。

明洪武元年(1368年)元亡，蒙古封建统治者势力退回草原，史称北元。居住或活动于辽宁地区的蒙古人便以遗留民、内附民、三卫民等形式继续生活下来。明末清初，喀喇沁蒙古部、土默特蒙古部、蒙郭勒津蒙古部自蒙古草原南下，游牧、驻牧，最后定居于辽宁。清王朝在蒙古族地区推行盟、旗制。卓索图盟五旗，(即喀喇沁左、中、右三旗和土默特左、右翼二旗)以及哲里木盟的科尔沁左翼前旗、后旗，清皇家的“苏鲁克”牧场(即养息牧牧场)，均在辽宁省境内。辽宁省境内的蒙古族主要是喀喇沁、土默特、蒙郭勒津、科尔沁、察哈尔和巴尔虎等蒙古部人的后裔。

1、兀良哈部 兀良哈蒙古人，元代写作“乌梁海部”。元末明初自贝加尔湖地区向大兴安岭以东到嫩江流域移牧。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在嫩江流域、洮儿河南北以及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一带的兀良哈蒙古人生活的地方，设置了朵颜、泰宁、福余三卫。

明永乐末年，三卫蒙古人不断南移。正统年间，已进到西拉木伦河以南地区。成化年间，兀良哈三卫的分布已是“自大宁前抵喜峰口，近宣府，日朵颜；自锦、义历广宁，至辽河、日泰宁，自黄泥洼愈沈阳、铁岭至开原，日福余"(《明史·兀良哈三卫传》)。

兀良哈三卫蒙古南迁以后，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东部蒙古封建主科尔沁部首领魁猛可(又写作奎蒙克·塔斯哈拉)率部从斡难河故地，东迁到嫩江流域。因与留居于呼伦贝尔的科尔沁以自别，号“嫩(脑温)科尔沁"。另一东部蒙古封建主(内喀尔喀五部祖先)库登汗虎喇哈赤(又写作和尔朔齐·哈萨尔)率10万众从宣府塞外东迁到辽河流域。其后，嫩江科尔沁部也向南扩张。此东迁二部占据之地正是兀良哈三卫蒙古故地。

16世纪末(约明万历年间)，兀良哈之福余卫为嫩江科尔沁魁猛可所兼并。兀良哈之泰宁卫为内喀尔喀五部之始祖库登汗虎喇哈赤所兼并。兀良哈之朵颜卫则被其西邻喀喇沁部所兼并。

2、喀喇沁部喀喇沁，蒙古旧部。《蒙古秘史》、《史集》、《元史》等书，对蒙古汗国、元王朝时喀喇沁的历史均有记载。

15世纪中叶的明代，驻牧于河套西部地区的喀喇沁部，兵力最强。在其首领孛来的统领下，曾西攻瓦刺，东挟兀良哈三卫。

达延汗(约1474—1517年)统一全蒙古时期，孛来领主曾经统属的哈刺慎(喀喇沁)鄂托克之地，成为达延汗右翼3万户之一永谢布万户的组成部分。《蒙古源流》一书记载。达延汗死后，其孙“巴雅思哈刺(勒)占据永谢布之七鄂托克喀喇沁而居”，且以喀喇沁为部名。后来，永谢布人逐渐为喀喇沁人所融合，以致永谢布之名在历史上不复存在。是时，喀喇沁部的游牧地在张家口以北一带。

16世纪中叶，察哈尔部受阿拉坦汗胁迫，“惧为所并"，东迁于辽东边外游牧，巴雅思哈勒统辖的喀喇沁部遂占据其原驻牧地。明嘉靖二十七年(1547年)以后，喀喇沁部的游牧地，巳在宣府(河北宣化)、张家口东北，至独石口外、开平(内蒙多伦西北)一带，且成为兀良哈三卫之朵颜卫的西邻。此后，朵颜卫逐渐为喀喇沁部所融合，兀良哈蒙古人成了喀喇沁部的重要成员。

喀喇沁部占据朵颜卫蒙古人的地面，将朵颜卫蒙古人融合于喀喇沁部的历史过程，便是《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喀喇沁部总传》、《蒙古游牧记》所记载的喀喇沁部；元臣扎尔楚泰者，生子济拉玛(者勒蔑)，姓乌梁罕(兀良哈)氏，佐太祖(成吉思汗)定天下有功。七传至和通(花当、观童)，有众6000户，游牧额沁河，号所部日喀喇沁。这是新的喀喇沁部——喀喇沁蒙古人与兀良哈蒙古人的融合体。喀喇沁部的首领青把都(巴雅思哈勒之子)死后，其六子六孙丧失了控制朵颜的权势。最后，兀良哈蒙古人苏布地(又写作速不的、苏不的、速不得)成了喀喇沁部的首领。

苏布地统辖的喀喇沁部，在明末受察哈尔林丹汗“伤残骨肉”、“被其欺凌”，天聪二年(1628年)与后金议和结盟。天聪三年(1629年)归服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喀喇沁部被分为左右两翼旗，以苏布地子固鲁思奇布(和通五世孙)掌喀喇沁右翼旗，以色梭(和通之四世孙)掌喀喇沁左翼旗。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封格嚼尔为扎萨克，掌新置喀喇沁中旗。

清代，喀喇沁部的驻牧地范围，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载；“喀喇沁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七百六十里，东西距五百里，南北距四百五十里。东界土默特及敖汉，西界察哈尔正兰旗牧场，南界盛京边墙，北界翁牛特”。凌源县、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建昌县、建平县南部、锦州市所属西部与朝阳市接界的各个县的部分地区，都曾经是喀喇沁部蒙古人驻牧的地方。他们的后裔便构成了辽宁省蒙古族的重要成员。

3、土默特部 土默特，蒙古旧部。明代，土默特部成了达延汗右翼3万户之一(明代史籍写作“满官嗔万户一)，游牧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地方。达延汗逝世后，土默特万户驻牧的地方，为其诸孙占据。其一孙阿拉坦汗(明史写作俺答)占据了12土默特，即后来的归化城(呼和浩特)土默特，其另一孙拉布克台吉占据了土默特之乌古新，即后来的东土默特前身。

明嘉靖年间，东土默特蒙古人已经游牧在长城边外，明隆庆时的佚名作者在其《译语》一书中，记叙他在嘉靖甲辰年(1544年)随明元戌袭虏(明代对蒙古人的诬词)所见，写到：“日呵刺慎(喀喇沁)、日莽观慎(满官嗔，即土默特)，兵各二三万，常在宣府边外驻牧，云是分(份)地也”。说明东土默特与喀喇沁部共驻牧于宣府边外了。

察哈尔林丹汗时期，土默特部、喀喇沁部均为林丹汗控制。林丹汗尽夺明廷给各部的“尝额”(补助金)，且控制各部对明廷的边贸。于是，土默特(东土默特二旗的前身)部封建主噶尔图(元太祖十八世孙)、莽古尔岱(元臣兀良哈人济拉玛十一世孙)，为了“以避察哈尔(林丹汗)侵，由归化城移居土默特’’(《蒙古游牧记》之土默特右翼条)。土默特，正是原兀良哈三卫之自锦、义，历广宁(北镇)至辽河日泰宁挣卫蒙古人所驻牧的地方。 ．

清代，移居“土默特”地方的土默特部，其驻牧范围和概况，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土默特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千里。东西距四百六十里，南北距三百有十里。东界阳什穆(养息牧，在辽宁省彰武县)牧场，西界喀喇沁，南界盛京边墙(柳条边)，北界喀尔喀左翼及敖汉。土默特分左右翼，异姓同牧。主左翼者为元臣济拉玛(者勒蔑)裔。自济拉玛十三世传，至善巴，与喀喇沁为近族。主右翼者为元太祖裔。自元太祖十九世传，至鄂木布楚琥尔，生子固穆，与归化城土默特为近族”。上述土默特左右翼的出现，是土默特封建主于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各率众来归” 皇太极后形成的。这个驻牧地，包括了辽宁省内朝阳县、北票县和阜新市市区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全境。在这个范围内的土默特部蒙古人的后裔，构成了朝阳县、北票县、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蒙古族。

4、蒙郭勒津部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蒙古族的先人，主体是“蒙郭勒津”部蒙古人。蒙郭勒津，《元朝秘史》(《蒙古秘史》)写作“忙豁勒真”，明代称“满冠正” 、“满官嗔” 、“猛古振” 、“莽观镇”等。清代又有“蒙古尔济”、“蒙古贞”等译名。

明代的“满官嗔”(蒙郭勒津的异译)，常与土默特通用，或作为土默特的代称。满官嗔与土默特部共牧或说是土默特部的一部分，因满官嗔的首领火筛(《蒙古源流》作科赛·塔布囊，或浩赛塔布囊)名声大、威望高，所以明代人只知满官嗔不知土默特，一个时期便以满官嗔之名称整个土默特部。

达延汗时，火筛所统属的蒙郭勒津被分封给其第四子阿尔苏博罗特(我折黄台吉)。阿拉坦汗(俺答汗)时，该部成为土默特之属部。阿拉坦汗之辛爱黄台吉率土默特之一部分在明嘉靖年问驻牧在宣府边外，蒙郭勒津与之共牧。这种局面一直到辛爱黄台吉之孙鄂木布楚琥尔时期(《蒙古游牧记》称是噶尔图时)。

察哈尔林丹汗时，设主帐于广宁以北之地。明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1628年)林丹汗西攻驻牧宣府边外的喀喇沁部和与之共牧的含蒙郭勒津的土默特部。翌年(1629年)，喀喇沁部和与之共牧的土默特归附后金。蒙郭勒津跟随当时土默特部首领鄂木尔楚琥尔，于公元17世纪20年代，向东迁移到今朝阳、阜新地区定居。居于朝阳地区者，乃是鄂木布楚琥尔所率领的土默特部落之一部，居于阜新地区者，乃是跟随土默特部来的蒙郭勒津部，称土默特。

16世纪末，兀良哈人元臣济拉玛后裔莽古岱(又作莽古尔代)从喀喇沁徙居东土默特，成为东土默特的主人。当蒙郭勒津人迁到东土默特后，便投靠了兀良哈部。天聪三年(1629年)莽古尔岱之孙善巴率众归清。天聪九年(1635年)封札萨克，编为土默特左翼旗。土默特左翼旗管辖蒙郭勒津部所在地，即阜新地区(不含彰武县)。

5、科尔沁部 科尔沁部的始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弟哈布图哈萨尔。哈布图哈萨尔的第十四世孙魁猛可·塔斯哈拉，于明嘉靖中期自故地斡难河东迁到嫩江流域，占据了兀良哈三卫原福余卫蒙古人分布之地。留居于呼伦贝尔的科尔沁号“阿鲁”(北)科尔沁，东迁嫩江的科尔沁，号“脑温”(嫩)科尔沁。

至16世纪末，嫩江科尔沁部向南扩展兼并了兀良哈三卫中的福余卫，其地约在今辽宁彰武东部及康平、昌图一带。后金天命年间，科尔沁部的南端巳占据了辽河中游一带。清崇德、顺治年间，科尔沁部先后编为十旗。科尔沁左翼前、中、后三旗；右翼前、中、后三旗，郭尔罗斯前、后旗，杜尔伯特旗；扎赉特旗。其中科尔沁左翼后旗蒙古人的后裔，为辽宁省昌图、康平二县的蒙古族人。科尔沁左翼前旗蒙古人的后裔，为辽宁省法库县北部、彰武县东北部蒙古人的主体部分。

6、察哈尔部 察哈尔部，元室后裔。明嘉靖中，徙牧辽东边外。蒙古语“察哈尔"为“白”之意。察哈尔林丹汗时，势力大增，其统治中心的主帐，设在广宁以北一带，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林丹汗兵败死于赴青海途中。其子孔果尔额哲率部归降后金，被封为亲王，安置于义州(义县)边外。

顺治初年，清王朝在辽宁省彰武县境内，建一处苏鲁克(养息牧)牧场。顺治四年(1647年)，从察哈尔八旗征调了蒙古16个家族．32户，共236人移牧“苏鲁克” 。他们的后裔是彰武县蒙古族人的一部分。

7、八旗蒙古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清政府调派北京部分八旗蒙古兵及其家属，同满汉八旗兵丁及其家属一起到盛京(沈阳)地区驻防，分拨到新宾、风城、岫岩等县。八旗蒙古人的后裔在岫岩县的大姓有鄂、包、秦、卜、马等。八旗蒙古人的后裔在凤城县的有鄂、陈、康、苏、戴、卜、白、常、巴、谢、韩、何、吴、石、艾、张、王、李、马等姓。八旗蒙古人的后裔在新宾县的有关、宋、张、自、王、石等姓。此外，大连市金州区亦有八旗蒙古人的后裔白姓。

8、巴尔虎部 巴尔虎部，属蒙古游牧八旗。清代在张家口外游牧。巴尔虎部，元代称“巴尔忽惕部”，他们最早居住在俄罗斯境内贝加尔湖东岸的巴尔古津河流域。明末清初，部分巴尔虎蒙古人已南迁到内外蒙古交界处，属于外蒙喀尔喀各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击溃了喀尔喀三部，巴尔虎蒙古也随喀尔喀蒙古南下附清，被清廷安置在张家口外驻牧。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政府对巴尔虎人重新编旗。当年九月，盛京地区拨来巴尔虎人5000余口，其中壮丁1273名，编为10佐领。驻盛京3佐领，开原、辽阳、熊岳、复州、金州、岫岩、凤凰城等7城各l佐领。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寇姓、石姓、白姓等蒙古人，凤城满族自治县马姓(马卡氏)、谢姓(谢京氏)、陶(陶国浑氏)、何(何西勒氏)、吴、敖(皆吴西勒氏)、穆(穆奇德氏)、包(包尔机根氏，即博尔济吉特氏)、梅(梅林其德氏)、沙(沙土鲁氏)等姓氏的蒙古人，瓦房店驼山乡康、寇、赫、韩、卜五姓，大连市金州区七顶山乡车姓，庄河市寇、白姓，铁岭市开原县金沟子乡巴尔虎营子的蒙古人。他们都是清代巴尔虎蒙古人的后裔。辽阳、熊岳仍有一些巴尔虎蒙古人的后裔。

9、喀尔喀部 喀尔喀部，曾驻牧在辽河流域的五鄂托克喀尔喀，又称内喀尔喀五部。此喀尔喀五部的始祖是虎刺哈赤(又作和尔朔齐·哈萨尔·阿尔楚博罗特)。虎刺哈赤死后，其五予将喀尔喀分割统辖，形成了扎鲁特、巴林、翁青刺特、巴岳特、乌齐埒特等内喀尔喀五部。

喀尔喀五部中的巴岳特、扎鲁特和翁吉刺特曾在明代辽东都司所辖的沈阳、铁岭和开原边外一带驻牧，与辽宁省北部界内的一些地方有过关系，这三部蒙古人后裔的一些人还在辽宁境内生活。

10、元代蒙古族后裔 庄河县蓉花山乡《都氏族谱》记载：“都氏皇元宗室一。据明代所修《宁海州志》和山东牟平发现的元代碑文记载，都姓是元初宁海州等处都达鲁花赤必里海的后裔。元明之际居于山东牟平县姜格庄镇北头村。从清初开始，部分都姓为谋生迁到大连地区庄河、金州区、瓦房店、普兰店，至1985年共计有都氏蒙古族5000人。

11、撒哈拉氏蒙古人后裔 撒哈拉氏，汉文为许姓。原籍由蒙古新疆省天山北路撒哈拉地方发源。撒哈拉氏家谱记载：其始祖撒哈拉氏部民兄弟四人，明末清初，随太祖、太宗征克四夷，殁于王事者三人……顺治五年定鼎以后，分旗注册，仅存之始祖慧公，纳入盛京内务府正黄旗吗尔达佐领代管，遂驻防辽阳。顺治八年，退居农业，在辽阳东南鸡鸣寺开荒刨垦红领地……

辽宁省的辽阳市、鞍山市、大连市、锦州市、沈阳市、阜新市、抚顺市、本溪市、海城、锦西、盖县等地方都有许姓蒙古人。

12、一些汉族人融合到蒙古族中 其一，清代华北地区(关内)的汉族农民因天灾人祸，到蒙古地区谋生，垦荒农耕。据《朝阳县志》载：他们到蒙古地区后，“依蒙旗、习蒙语、行蒙俗、入蒙籍、娶蒙妇”，久而久之便融合到蒙古族中。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就有这样一些蒙古族的后裔。《蒙古风俗鉴》载，“汉人从事农业后加入蒙古族的”，在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哲里木盟等地都不少。

清代，皇室公主下嫁蒙古王公，陪嫁的汉族奴仆、匠人及为蒙古王公守陵的汉族人，随着岁月的推移，仆依主也融于蒙古族中。法库县四家子乡蒙古族李姓，昌图县东嘎乡、四家子乡的金、王、李、赵、贾、孟、何、高八大姓，俗称“八姓蒙古”。就是清雍正年间随端柔公主下嫁，从河北滦县迁来。他们的先人是蒙古王公的奴仆、匠人，其后裔渐渐成了蒙古族的成员。

苗族服饰

     苗族分布较广，支系众多。服饰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妇女较典型的装束是短上衣，百褶裙。苗族衣料过去以麻织土布为主，普遍使用独具特色的蜡染、刺绣工艺。裙子以白色、青色居多，服饰的用料、颜色、款式、刺绣等方面，都极具民族风格。配饰以头、颈、胸及手等部位的银饰为多见，苗族的银饰在各民族首饰中首屈一指。绚丽多彩的服饰文化充分显示了苗族的聪明才智，至今仍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

生活习俗

    吃：1．吃油茶。油茶是将油炸后的爆花米，掺水煮成的待客茶，客人喝了，主人高兴，不喝，则视为瞧不起主人。有的还要喝3杯，第一杯是油茶，第二杯是苦茶，第三杯是甜茶。2．吃山泥鳅（晰蜴，统称四脚蛇）。将处理后的山泥鳅加少量米粉，一起腌入坛子内，用来招待贵客。3．吃青菜。农历过年喜欢吃青菜，一般不切碎。

   穿戴：苗族的服饰因地区不同而有差异。男，一般老人穿无领斜扣大襟衣，束腰带，穿裤脚，打绑腿。中年人和青年人，穿开襟上衣，短而小，布料多是自产的"家机斑衣"，妇女服饰另具风格，上身穿无领镶边绣花衣，缀栏插花瓣与其间，下身着镶边、绣花或数纱宽脚裤。引人注目的女头帕，一般有一丈多长，颜色是青、蓝两种，黑色相间衬花格子有的包丝帕。

   住：1．吊脚楼，吊脚一般2－3屋，飞檐翘角，并有走廊围白木质栏杆，栏杆雕有各种图案。吊脚下层用来贮藏粮食，存放农具、堆放柴草、土灰，或圈牛、羊、猪及厕所等。上层为人居住。2．火炉，形状为方形，高60－70厘米，上面周围用木板盖好，四周用砖、石砌好，中间围成正方形火塘，用来烧火做饭，周围下层为空间，用以关鸡、鸭。天冷时，主、客人都坐在火炉上，说笑、谈论家事和休息。火炉上吊有一个不同形状的木架，将种子、茶叶篓、草鞋等挂在上面。

   节日、宗教信仰

   节日，除了汉族的节日外，苗族还有以下节日。

   1．三月初三青年男女对歌恋爱。

   2．四月初八吃乌饭，纪念杨再思，也有传说是纪念要一妹乌饭用树叶煮成，要提前将姑娘接回娘家一起吃乌饭；近处的可以不回娘家，但要给她们送去。此俗仅限于杨姓。

   3．六月初六敬土地神，到田坎上挂纸、烧香。一般都将家谱晒一次。

   4．十月初二过"小年"，要杀老鼠吃。

    信仰：1．敬奉杨公再思。过去，乡境内有飞山庙16座。每年秋天举行盛大的庆庙活动。唱几天几晚人戏，其中"扛华山"和"打求财"等是每次必唱的节目，主要内容是，教育家庭和睦。在庆庙期间，要摆猪首、装香、烧纸。2．过去祭祖要杀牛，以自然寨子为整体，举行杀牛仪式，牛内脏用来祭祖先然后每人带一份肉回家。3．敬奉幡蝴，传说幡蝴是苗族的祖先。 

   婚 丧 习 俗

   恋爱：以歌为媒，农历三月初三，青年男女穿戴整齐，成群结队赶到山头水边，对歌恋爱。情同意合者，便相邀离去，表示恋上了。平时看牛、放羊也对歌，并赠红。双方父母同意便结婚，如不同意，还有逃婚的习俗。

    结婚：一般在结婚前一个月，长则半年，就开始哭嫁。对长辈要一个一个地器，然后再送礼物，现在改变了许多。男女结婚时，女方和来人到男方家吃三天三晚酒，这三天新娘只能同伴娘睡，不能与新郎同床。三天后，新娘与伴娘一起回娘家生活，二年、三年、五年不等。男方有农事需人帮忙，接女方在男方家同住。待女方怀孕后，才能接新娘到男方家长住期共同生活。 

   丧事：老人落气时，要抬到中堂里，坐在正中，备有斗（容器）、凉筛，坐在斗上脚踏凉筛落气。洗尸，由长教子井里担水，参入桃叶、菖莆叶煮成温水给洗尸，洗过的水（倒入便桶），让其后代每个尝三点，表示吃字不愁，叫"衣饭水"，在死者身上围白线，一岁一根，平时掉的牙齿要保存着，殓时放入棺材内，死后头发禁烧。进棺材时，口含银，手捏茶叶米还要到飞山庙点亮。

苗族银饰

   由于对银饰的大量需求，苗族银匠业极为兴旺发达。仅黔东南境内，以家庭为作坊的银匠户便成百上干，从事过银饰加工的人更是多达数干。家庭作坊多数为师徒传袭的父子组合，也有夫唱妇随的夫妻组合。这些作坊常是农忙封炉，农闲操锤，皆不脱离农事活动。

  黔东南境内的苗族银匠可分为定点型和游走型两类。多数为定点型，他们在家承接加工银饰，服务于相对封闭而形成区域格局的一寨或数寨，客户毫无例外来自本系，所以，也可称之为支系内部的银匠。定点型银匠的分布和数量，依据区域环境及市场需求自然调节，以施洞、排羊、西江、湾水、王家牌等地较为典型。游走型银匠同样以家庭为作坊，农闲季节则挑担外出，招揽生意。通常每人郡有自己的专门路线。他们并不局限只为本系或本民族加工，对沿途数百里其他分支或民族的银饰款式都了然在腑，加工起来亦轻车熟路，得心应手，所以也可称之为地域性银匠。据调查，黔东南银匠游走足迹遍历全省，并延及广西北部及湖南西部。

  黔东南境内不仅苗族银匠多，而且出现了以霄山大沟乡的控拜、麻料、马高为代表的银匠村。银匠村中数百户人家，80%以上以银饰加工为副业。农闲时节，村寨之中叮当之声不绝于耳，炭火炉烟荡然于户，一派繁忙景象。游走型银匠皆出于银匠村，密集的加工力量迫使银匠村的一部分人选择外出经营的方式。银匠村是贵州境内的一个奇特现象，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比起苗族银饰的历史，苗族银匠的历史要短得多。据对施洞、控拜、壬家牌等地银匠的调查显示，苗族银匠大约出现于清末，至今才有近百年历史。最初的苗族银匠大多挟铁匠之技艺改行拜师，向汉族工匠学习打制银饰。龙里云雾山一带的"打铁寨"，是当地唯一有苗族银匠的村寨，包揽了方圆数十里的银饰加工制作。至今，仍不难由这一地名证实我们的观点。苗族银匠一般都是子承父业，世代相袭，手艺极少外传。苗族银饰的加工，全是以家庭作坊内的手工操作完成。根据需要，银匠先把熔炼过的白银制成薄片、银条或银丝，利用压、寥、刻、搂等工艺，制出精美纹样，然后再焊接或编织成型。苗族银饰工艺流程很复杂，一件银饰多的要经过一二十道工序才能完成。而且，银饰造型本身对银匠的手工技术要求极严，非个中高手很难完成。  

  贵州非白银产区，历史上的银饰加工原料主要为银元、银锭。也就是说，苗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经年累月，积攒下的银质货币，几乎全都投入了熔炉。正因为如此，各地银饰的银质纯度以当地流行的银币为准。譬如民国时期黔东南境内是以雷山为界，其北边银料来自大洋，纯度较高，南边来自贰毫，银饰成色较差。20世纪50年代后，党和政府充分尊重苗族群众的风俗习惯，每年低价拨给苗族专用银。

  除了在锤砧劳作上是行家里手，在造型设计上苗族银匠也堪称高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苗族银匠善于从妇女的刺绣及蜡染纹样中汲取创作灵感。另一方面，作为支系成员，也为了在同行中获得竞争优势，苗族银匠根据本系的传统习惯、审美情趣，对细节或局部的刻画注重推陈出新。工艺上的精益求精，使苗族银饰日臻完美。当然，这一切都必须以不触动银饰的整体造型为前提。苗族银饰在造型上有其稳定性，一经祖先确定形制，即不可改动，往往形成一个支系的重要标志。苗族女性饰银，爱其洁白，珍其无暇。因此，苗族银匠除了加工银饰，还要负责给银饰除污去垢，俗称"洗银"。他们给银饰涂上硼砂水，用木炭火烧去附着在银饰上的氧化层，然后放迸紫铜锅里的明矾水中烧煮，经清水洗净，再用铜刷清理，银饰即光亮如新。

  苗族银饰以其多样的品种、奇美的造型和精巧的工艺，不仅向人们呈现了一个瑰丽多彩的艺术世界，而且也展示出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精神世界。苗族银饰的种类较多，从头到脚，无处不饰。除头饰、胸颈饰、手饰、衣饰、背饰、腰坠饰外，个别地方还有脚饰。

苗族舞蹈

苗族民间舞蹈有芦笙舞、铜鼓舞、木鼓舞、湘西鼓舞、板凳舞和古瓢舞等。尤以芦笙舞流传最广。贵州的丹寨、台江、黄平、雷山、凯里、大方、水城，以及广西融水等地，在每年正月十五、三月三、九月九等传统节日，和过年、祭祖、造房、丰收、迎亲、嫁娶等喜庆节日，都要举行芦笙舞会。舞姿以四步为多，也有二步、三步、六步、蹭步、跳步、点步以及左右旋转等跳法。苗族一级演员金欧领舞的“苗族青年舞”，1963年已摄成舞蹈艺术影片《彩蝶纷飞》，在美国、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上演，深受群众喜爱。

苗族是歌舞的富有民族，仅苗族“鼓舞”一项，就近十种之多。苗族“鼓舞”在唐代《朝野佥载》上就有“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闾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路歌，亲戚饮宴舞戏一月余日”的记载，由此可见苗族“鼓舞”历史的悠久。

苗族的“鼓舞”主要种类集中在湖南省西部、贵州省东南部清水江流域一带。

黔东南的苗族《木鼓舞》，是过去每13年才举行一次的“吃牯脏”大型祭祀活动时的“鼓舞”形式。节日时，舞蹈的男女狂舞三日，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如醉如痴。

《花鼓舞》是湖南省凤凰、保靖、花垣等县苗族人民欢度农历“六月六”“八月八”“赶夏”“赶秋”等传统节日时，必有的自娱性舞蹈。届时，在举行盛会的广场中央，架起一面由三人负责敲击的大鼓。由两人持双槌敲击鼓皮，一人持单鼓槌敲击鼓梆，参加集体作舞的人们，没有人数和男女限制。作舞之前，击鼓者用本民族语言歌颂发明木鼓者的功德，以此作为对祖先的祭奠。然后，众人便在鼓点的伴奏下围鼓成圈翩跹起舞。这些作舞者的基本舞姿多来于各类生活动作的模拟，其中还加入一些武术成分，使舞蹈动作柔美而刚劲。《花鼓舞》的特点，是两位击鼓者在旋转、翻身或跳跃下表演多种对称性舞姿的同时，还能敲奏出和谐而统一的鼓乐。

苗族民间舞蹈《猴儿鼓》，是以三人或多人模拟猴子各种习性与击鼓姿态的男子表演性舞蹈。表演时，由一名鼓手在鼓后击鼓作乐，另一鼓面朝向穿猴装、画猴脸谱的舞者。舞蹈动作多为模拟猴子啃吃苞谷、荡秋千、看鼓、试鼓、惊鼓、相互嬉戏等。扮演猴子的舞者可用拳击鼓，也可以槌击鼓。整个“鼓舞”不但风趣、热烈、技艺性极强，而且具有一定的戏剧情节。

苗族民间自娱性的《踩鼓舞》，是年节、喜庆集会，尤其是农历三月“姊妹节”时，必不可少的女子“鼓舞”。舞蹈时，先由一名少女边歌边走入场内，然后继续歌唱并击鼓伴之。歌词内容基本为召唤，如姊妹们不要错过时机，快来作舞等。随后，众多盛装的苗族姐妹便聚拢在鼓架周围，面对皮鼓踏节而舞。在舞蹈进入高潮时，外围的男女老幼观众也可进入舞场，组成若干层同心圆圈共同作舞。舞蹈动作自由、欢快，时有两腿颤抖而带动全身的特点。

流行于黔东南的《反排木鼓舞》，现已成为苗族节日庆典以及出访他国的代表性舞蹈，被邻国友人誉之为“东方迪斯科”。

新中国成立后，在苗族诸多种自娱性和表演性“鼓舞”的基础上，人们又创造出了由四人同时敲打作舞的《四面鼓舞》。这种“鼓舞”流传在湘西的凤凰县和贵州省松桃县苗族聚居的地方。该舞男女均可参加，四人分别站在鼓面前，双手持槌击鼓。在统一的节奏下边击鼓边表演规定套路。每一套路动作完成后，大家按顺时针方向换到下一鼓面位置，再进行其它套路的“鼓舞”表演，既有表演性又有娱乐性。

苗族演奏芦笙、以芦笙伴舞的历史，自宋代已有记载。清代刻本《广舆胜览》中的舞蹈形象与“每岁孟春，择平地为月场，男吹芦笙，女摇铃，盘旋歌舞，谓之跳月”，分明是对现在所谓《铜铃舞》的记载。

曾生活于洞庭湖畔的苗族先民，以鸟为图腾，因而今日苗族妇女的头饰银冠与彩条长裙，仍充满着锦鸡羽毛的斑斓色彩和飞鸟图案。至今贵州省黔南苗族，保存着一种源于古代祭祀的大型舞蹈《芦笙堂》。表演时，由男子吹奏芦笙，专人敲击铜鼓，身着盛装、头戴银冠的少女，微乍双臂作鸟态款款起舞。这种情景与云南省开化出土的2000余年前铜鼓鼓面上的纹饰极为相似。此外，从云南省石寨山出土的铜鼓形贮贝器上的“击鼓歌唱图”中，可进一步窥探到苗族与古代百越部族及铜鼓文化间的密切关系。

在苗族的自娱性舞蹈中，还有头戴银冠、身着彩条长裙模仿锦鸡动态的《锦鸡舞》；头戴羽冠、模仿雉鸡相斗、跳跃、嬉戏，含有杂技技巧的男子双人《芦笙舞》和源于妇女刺绣、搓麻等家务劳动的《板凳舞》等。

中国苗族的支系繁多而分布广阔，形成了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歌舞品种。除以上介绍者外，贵州省“花溪苗”的《芦笙舞》、“红粘苗”的《跳硐》、“花苗”的《花树舞》、流传在丹寨县的《古瓢舞》、云南省苗族的《芦笙舞》、广西壮族自治区苗族的《芒哥舞》，以及《斗牛》、《牵羊》、《花棍舞》等，种类之多不胜枚举。 

苗族音乐

苗族音乐较为丰富、克满民俗生活的生动情趣，是苗族社会生活的写照，它由民间歌曲和民间器乐曲两大部分组成。

  苗族民歌按社会功能及体裁可分为：山歌、酒歌、婚俗歌、叙事歌等几类。山歌是苗族社会生活中演唱最为自由的一种体裁，它既能用汉语唱也能用苗语唱，编唱亦有较大的随意性。它是苗族赶场、歌会、走亲访友，谈情说爱所必须的一种演唱形式，流传广，影响大。

  苗族除了丰富的民间歌曲外，流传着许多独具特色的乐器和大量的乐曲。共同展现了“能歌善舞”的民族性格特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乐器是芦笙和唢呐。

苗 族 历 史 

     苗族先民于秦汉时聚居在“五溪”地区，即今湘西、黔东等地。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就有关于五千多年前苗族先民的记载，这就是从黄河流域直到长江中游以南被称为"南蛮"的氏族和部落。人口：7398035

    分布：主要聚居于贵州省东南部、广西大苗山、海南岛及贵州、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广西等省区的交界地带。

    苗族有自己的语言，苗语分三大方言：湘西、黔东和川黔滇。1956年后，设计了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方案。由于苗族与汉族长期交往，有很大一部分苗族兼通汉语并用汉文。  

    苗族地区以农业为主，以狩猎为辅。苗族的挑花、刺绣、织锦、蜡染、剪纸、手饰制作等工艺美术瑰丽多彩，驰名中外。其中，苗族的蜡染工艺已有千年历史。苗族服饰多达一百三十多种，可以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服饰相媲美。苗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尤以情歌、酒歌享有盛名。芦笙是苗族最有代表性的乐器。

在很多李姓都称是李唐后裔，可李姓有上亿，李唐后裔又能有多少，我以前听说江南李姓都是唐宪宗后代李火德的后代，今天又第一次听说大槐树李家也是李唐后裔。大槐树李家后裔现在在山东河北河南山西几省少说也有几千万人。那么李广后裔真是太多了。

大槐树李氏资料

明永乐年间,李姓立村,名李家寨,万历六年(一五七八年),崔姓迁来,在李家寨东侧另立一村,名崔家庄,清乾隆年间,两庄村舍毗连,遂合称崔家小寨子。

李氏家族大槐树

神头镇的吉庄村，有个叫李树安的老汉，他家院子里有棵大槐树，五个人也抱不拢。大树造型奇特，树身向东南倾斜，在离地三米高处分叉，盘旋扭曲，宛如雄鹿头上的角向四方伸展。树梢高15米，宽15米，呈伞状，气势实在不凡。相传，大槐树存活已有六百多个春秋了。说起当初，还有一个动人的传说。

这个传说还得从明洪武初年说起。

在12世纪后，北方的蒙古族越过万里长城攻击汉民族，最终由忽必烈独霸中原。而在文化与经济方面居领先地位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不甘受元朝的统治，纷纷揭竿起义，终于由朱元掉灭了元朝，于1368年建立大明王朝。朱元璋登皇帝宝座，帝号为太祖，年号为洪武。

明太祖为了巩固统治，于洪武元年（1368）兴起了把蒙古族赶出中原，消除元朝文化影响的热潮。在有关著作上这样说：“明太祖是安徽凤阳的一个贫苦孤儿，因为他的出生地附近就是汉高祖的出生地，所以有人说明太祖有很多作风与汉高祖相似。话虽如此，但不同也不少。其一是汉高祖讨厌学问，尤其是儒学，而明太祖却尊重儒学，这是因为他需要士大夫阶层的人来支持他。不过更主要的原因是为了把中国本土内的北方民族赶走，并将他们的文化消除。或许这才是明太祖为什么要强调儒教是代表国粹文化的理由。”

明太祖把蒙古族赶出长城后，山西、陕西、河北北部出现了人烟稀少、土地荒芜的现象。为了补缺，于洪武二年（1369以兴起了汉民族移居热潮。由人口多耕地少的地方，移居到人口少耕地多的地方。大批移民由南向北，徒步千里，迁家落户。当时，各地设立许多移民站，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就是一个移民站。这个移民站的移民，大部分来自河南。陕西和山西南部。移民们拖儿带女、扶老携幼集中到大槐树下，又从大槐树下一批接一批迁往北方。

在移民中，有个叫李发根的，年近六旬，妻张氏，下有一子，唤作宝儿，一家三口由河南来到洪洞大槐树下。一日，官家宣布要李发报三口迁到北部的马邑县落户。李发根一听，有些作难，因为他们从河南走到洪洞县已是精疲力尽了。现在又叫他们从洪洞迁到马邑，这么遥远的路途，老俩口年岁已高，且身有残疾，如何走得去呢？于是李发根向官家乞求道：“老爷们，您行行好，让我们到近一点的地方吧，我这把老骨头实在是走不动了。”“不行，走得动也得走，走不动也得走，这是皇家规定，违者斩！”官家严厉斥责道。李发根三口被吓得直哆佩，心想，与其在这里被斩首，还不如死在路上。没有法子，只好起程。上路之前，李发根让宝儿从大槐树上折下一根树枝，当做拐棍使用。他拄着槐枝，领着妻小离开了洪洞县大槐树，向北走去。

二月里的春风，在白天轻轻地刮，暖洋洋的，可是一到夜晚，特别是深夜，却是寒风刺骨。李发报三口儿没有感到春天的温暖，迎着西北风走在大路上，走一会歇一会，歇一会走一会儿。天黑住店，天明赶路，遇水解渴，逢人乞求。走了一山又一山，过了一川又一川，山山川川不知走了多远。这日，来到宁武关地界，妻子张氏终因饥饿和劳累染病在身，没几天就命归西天。父子俩痛哭一场，只好挖坑将她埋掉。李发根让宝儿和他一起跪在坟头，对妻说道：“宝儿娘，你就在这里安息吧，我和宝儿走了，等我们有了着落再来接你。”父子俩又痛哭一场，擦干眼泪，李发根拄着槐树枝，领着宝儿摇摇晃晃地又赶路了。

冬去春来，河里的冰凌都融化了，田野与河滩都露出细嫩的绿苗来，柳条上缀起鹅黄的碎点，大雁在空中排开队伍，长声呼叫，一切都充满了生机。可是，李发根的身板却越来越衰弱了。他走几步，歇一歇，歇一歇，再走几步，靠槐树枝的支撑，一天也走不了三十里路。当他来到马邑县境内吉庄村的时候，就觉得全身发软，两腿再也走不动了。李发根把槐树枝往土里一插，终于倒在地上，两眼一合，再也没能站起来。宝儿俯在爹身上，放声大哭。大伙儿非常可怜宝儿，找来一块破席，帮宝儿将他父亲卷起葬掉。李宝儿葬掉父亲，回到原处蹲着，不知如何是好，是走是留拿不定主意。此时，他忽然看到一个奇异的现象：父亲插在土里的槐树枝，不到三天，竟然生根发芽，长出嫩绿的小叶儿来。李宝儿十分惊讶，心想，从洪洞出发，走了一个月，父母双亡，槐树枝却活了。难道说，洪洞大槐树有灵性？它的技儿活了，这是我李家扎下的根。李宝儿终于不走了，就在槐树枝生长的地方住了下来，白天垦荒播种，晚上打坯建窑。

秋天到了，谷子黄了，高粱红了，李宝儿终于建起了三间窑洞，收获了十石粮谷。那槐树枝也长高了许多，翠绿的叶子，在风中摇曳，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有人见宝儿十分勤快，人又老实，便将女儿许配他为妻。又过了几年，槐树长得越发大了，树身粗壮，枝叶层层。李宝儿家象槐树一样，繁殖出新的一代，他有了儿女，天真活泼，十分可爱。

春上柳枝，秋扫落叶。槐树上的槐荚儿长出来了，落了又长出来……李宝儿家一代接着一代，也象槐树似的越来越旺，人口越来越多，形成了“马邑县槐树院的李氏家族”。

洪洞古槐有千年，千年古槐有灵性。这话不知是真是假，反正民间这样说，也有这样的巧事。李树安老汉讲了这样一件事：他小的时候，有一年，槐树院驻下了官兵，他爷爷在槐树下垒起炉灶做饭。一个月后，官兵走了，大槐树经烟熏火烤，树身裂开一条缝。有一个风水先生走来，绕着槐树转了一圈，又上下看了一遍，对他爷爷说道：“大槐树是你家的根，它已有了灵性，要好好保护，快把树身上的裂缝用泥抹住，让它愈合。否则，你家辈辈下来有个瞎眼人！”后来，那个风水先生的话果然应了验。开始是李树安的姑奶奶有一只眼看不见东西；到了父辈时，李树安的母亲得了眼病，晚年双目失明；李树安这辈时，他的弟媳在打谷场干活，被谷花刺瞎了一只眼；李树安子女辈时，他二女在4岁出麻疹瞎了一只眼。李树安的爷爷当时虽然用泥抹住了槐树上的裂缝，但等到愈合了，他家已过了四代，代代有个瞎眼人。这是巧合，还是大槐树有灵？就不得而知了。 后来，李家把大槐树保护起来，不再在槐树下垒灶做饭，不再用刀随便砍槐技，让它自然生长。每当有了干技，就用钩子钩掉。现在大槐树虽然空了心，但它的生命力仍很旺盛。树下生出一片新绿就会跳上槐枝，再过一些日子，大槐树就挂满了墨绿色的叶子，接着开出一串串白中透黄的花朵，散着幽香，象是一个天然大帐篷。

大槐树从洪武二年（1369倒现在，由一个细枝枝长得树大根深。枝繁叶茂，李氏家族从李发根到李树安，经历了六百多年，人丁旺盛。现在槐树院的李氏家族多达几万人，遍布于朔州大地。

迁徙分布 李氏自商末至东周的二百年间，一直居豫东。西汉时，有一支迁往今山东境。东汉时，又有李氏族人陆续徙迁西南川、滇一带，有的融入白、苗、壮、彝、满、回、土家、纳西等民族中。魏晋南北朝时，李氏已是全国大姓，中原崔、卢、李、郑并称四大名门望族。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利贞56世孙唐高祖李渊为开国皇帝，多赐国姓于民，便使李氏宗族庞大。主要分成两支望族，一支在陇西(今甘肃)，一支在赵郡(今河北)，并不断向全国各地扩展。主要有三次南迁：一次是唐初，河南李氏随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开辟漳州。第二次是"安史之乱"时，又有不少李氏子孙避难南迁。第三次是五代时，李氏有迁往福建、莆田、晋江等地者。明初始，有李氏迁居海外，去琉球国的都是福建人，时琉球国派往明、清的通事者，多有李氏。 据近年人口普查统计，李姓人口近亿人，为诸姓之首，世界第一大姓。遍布华夏及世界各地，若世界上所有姓李的人并排站在一起，能够环绕地球一圈半。今单就我李氏一脉，寻根问祖，悠悠岁月，芸芸众生，又谈何容易，好在有一个故事至今流传大江南北。（二）、大明山西大移民、大槐树下有祖根“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数百年来，这首民谣在我国广大地区祖辈相传。一棵古大槐树，魂牵许多代。至今，洪洞县古大槐树迁民遗址，被海内外众多华夏子孙喻为“家”、称做“祖”、看做“根”，成为众人心中的故乡。公元十四世纪中叶，元朝末年，腹里之地，天灾人祸，连年不息。或天旱赤地千里，或水患汪洋无际，或虫蝗逼日，或鼠疫噬虐。义军蜂起，残元用兵，杀伐不休。致使人丁锐减，生民百遗一，千里无人烟，尤以华北一带为甚。史载，明朝大将徐达自河南兵伐山东，一路不见人烟，银两置十字大路，一月余无人动。《张北县志》载：至正十八年（1358）九月，红巾军将领关先生、破头潘等率义军出塞，经大同攻上都，将沿途所经兴和路、中都及野狐岭（即今之张北城、白城子、狼窝沟）西路诸驿焚毁。然而，被称为“表里山河”的山西，却因山阻河隔，变乱少及，平安富足，人口稠密达四五百万之众（当时全国才六千万）。待大明江山稳定，朝廷为恢复民生，增强国富，决定从山西移民至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朝廷规定：四口之家迁其一，五口之家迁其二，六口之家迁其三。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有8次，涉及18个省的490多个县市的882个姓氏。而洪洞是当时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是待迁移民点之一。相传，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香客不绝。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第一代大槐树距今有800多年，址存树无。第二代大槐树同根滋生于第一代槐树东约5米，也有400多年历史，但已干枯。1974年飓风吹倒后，进行了整修和数次防腐处理）。汾河滩上的老鹳在树上构窝筑巢，甚为壮观。官府在此设局驻员，办理移民事宜。待各地移民在此聚齐，再分迁外省。移民们临行前，凝眸古槐，鹳哀人啼万难割舍，不忍离去。是时，男女老幼用绳索捆绑成串，兵丁押解，一路风餐露宿，悲惨可分。只有在大小便时，方央求解开绑手的绳索，所以至今人们把大小便称为解手。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是中国历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官方移民，大部迁徙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地，少数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后有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等者。这些移民迁居新地之后，或重垦荒田，复苏农桑; 或军垦戌边，抵御外患。经数百年繁衍滋生，不断向周边拓展。由大河上下，到长城内外;由平原到山区;由坝下到口外，遍布下山西移民的子孙后代。相传，中国近代，军阀混战。直隶袁世凯兵伐山西，部队一路西开，兵痞沿途掠抢，揣满私囊。当行至洪洞县大槐树下时，军兵们停足不前，纷纷将掠来之物，倾囊挂满大槐树，长跪叩首，祭奠老祖先人。袁世凯一看，这仗没法打了，收兵东归。如今，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祭祖堂，贴着一张“古槐后裔姓氏表”，共800多姓氏。正面供奉着它们的牌位。这都是六百年前移民各地，后经搜集整理公诸与榜，以便海内外移民后代到此寻根。今张家口一带人，无论语音习俗，还是文化爱好，均近同与山西人。以此，张家口人为山西移民之后，应该勿庸置疑。而我李氏家族不正是其中一支吗？（三）、几代辗转长城下，西山底村落脚根在蒙古高原南沿，张北与崇礼以东西蜿蜒的秦长城为界，分成坝上坝下。在喜玛拉雅山造山运动形成的汉诺坝玄武岩台地脚下，集沙坝底路口处，有一小山村---西山底。据《崇礼县志》记载，该村始建于明初，我李氏族人便在此落脚、生根、发迹、拓展。但究竟是那一代李氏先人何时迁居于西山底村？是始迁建村者，还是后来迁寓者？是直接从山西迁居于此？还是几经辗转最后落脚于此？今均不得知。本谱中所称李氏始祖第一世，乃指西山底老坟立祖之人。据粗推算，其应为清嘉庆（约1800年前后）年生人。迁此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国家计划移民垦荒，如前述山西大移民为例。二是军屯戍边。明时边关守军，三分守戌，七分屯垦，以屯养戍，平时种田地，战时趋胡寇，世袭更替，便留居于此。三是为了拓展生产、生活空间，自行辗转徙迁于此。原来，从辽、金、宋、元朝，直到明、清、民国，有一条官商驿道，经过集沙坝西山底村。它东南始于大都北京，北出居庸关过张家口大镜门，上集沙坝，坝口处有一蒙古石堆傲包（上矗旗杆，旧年间，每逢阴历六月六日，四周蒙人举家骑马驾车，牵牛赶羊，一家家，一队队，花团锦簇，云涌而至。搭帐篷，挂彩绳，祭脑包，跳鬼神，赛马，射箭，摔跤。羊肉香溢，烈酒醉人，商贾叫买，相当热闹。平日人们路过脑包，都要扔些铜钱于其上，最差也要扔块石头作为祭祀，以求上下坝平安旅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们疑其有古物珍宝，十里八乡农民将其翻个底朝天）由此傲包道分两岔：西北一路进张北，过二连、滂江、乌得、叨林，至库仑（原本中华地，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或直抵中俄边城恰克图。东北一路过元山子、什巴尔台、沽源，直抵辽、金、元三朝设都的龙兴之地---正兰旗或巴林左旗。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此道仍络绎不绝。尤其秋冬季，牛、羊、驴、马、骆驼趟子，一群接一群南下，沿途大众热情远迎。到六十年代末，随着当地屠宰、冷藏、冷运能力提高，活畜赶运业消失，此道亦衰落冷僻。考李氏家族前五代，每代均拴赶老倌车，每年一趟来往于张库大道的长途运营之中。由此来看，上述种种迁居原因，均是有可能的。在西山底村，李氏先人凭着智慧辛劳，艰苦创业，生财发家，田产广布于西山底、二道边、黄花坪（该处土地，在日寇占领时，一因靠近日本据点耕种不安全，二则日本人及伪政权，整天派工摊款，地亩多，负担不起。土地白送人都无人敢要，只好丢弃不种）。农作之余，跑老倌车，几年下来，也算小富一方。（四）、旗人放地前坝头，李氏迁垦东元山清末，外侵内乱，朝政衰败，八旗子弟只会吃喝玩乐，不懂经营生计，坐吃山空，开始拍卖老祖宗当年圈占（满清入主龙廷后，各旗强行跑马圈地）来的土地。当时坝上汉人稀少，少作农事，多为满蒙牧场。光绪二十年（1894）张家口理事同知厅派商人到坝上放地，哈拉沟韩家承买了东至马良坡，西至夏营盘，南至花兰井，北至唐贡洼（原属满旗宝公府马厂地）的大片土地，并陆续转买他人。就在此时，李氏部分族人买下了东至马良坡，西至狼窝沟路西，南至南梁、啖羊梁，北至村中大道及东河沟的大片待垦地。另外，在其他地方如老鸦河、西元山等处也有部分土地。至此，东元山子开地立村了。初到东元山子垦居者为第四世李选、李倓、李妙、李玉四兄弟。这是一个三世同堂大家族，坝下西山底等处原有土地仍继续耕种，两头产业共伙经营，长门掌家，各得其所。农作之余，夏跑老倌车，冬开榨油坊。吃饭分大小伙房，干活雇长工短汉，确曾富甲一时。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老弟兄们相继过世，小弟兄之中，长门李全忠掌家，但其当家不管事，一切均由其妻张氏主政，里里外外一把手，坝上坝下两不误。由于渐渐家大业大，子孙多长，人众口杂，矛盾渐显，出力不等，苦乐不均，劳酬失衡，人心思分。二十年代末，终于按老四股分家了。长门李选子李全忠一股。二门李倓子李全吉一股。三门李妙、孙李贵一股。四门李玉、三子（李全旺、李全永、李全发）一股。掷骰子，比点子，分股子。好地块门口大地、金沙滩及大后背各分得一份。坡地，长门分得南背，二门分得转山子，三门分得四方克廊，四门分得磨菇圈。每股一顷余（当时亩三百六十步称大亩，以后亩二百四十步称小亩）。居房自东至西，长幼排房，一股一院，宅基院各一处。三套骡马大花车，一股一辆，四门由最幼者李全发掷出黑大门（即三个六点），得了头份好骡马车，余不赘述。到三十年代，四门李全旺、李全永、李全发再次三股分家，股均地二三十亩，降为中下等水平，其中长子李全旺子女多，家道更显贫寒，多给人打长工，渡日艰辛。三十年代末，三门李贵先后连亡二妻，迷信院内开油坊地基硬，携二幼女与长门族弟李有并家。一家二烟枪（李有妻与李贵均吸鸦片）卖地抽大烟，耕田逐年减少。到四十年代初，李贵亦逝，由侄子李振森（李有子），摔盆引幡，一子两门，虽仍富，但大不如前。四十年代末，二门李全吉，三子渐大，除本村地外还租种了东营盘兆丰寺（即蒙古小少爷苏毓秀家庙）脑包洼的庙地。1948年初冬土改前夕，三子四股（父母养老田称一股）分家，每股得地二十亩，上房一间，宅院基地一处。分家后，土地改革开始。按土改政策，长子李维妻儿女四人，应得地四十亩，现有二十亩，还可再分得二十亩。但当时家长专制，外事一切老子主持，说了算。对外按未分家算账，八口人（二老三子一媳二孙），八十亩地，不分进，也不分出。对内则按原分家算账，每股二十亩地。这样，长子李维少得二十亩地，从此贫困压身。其他族人亦相继离开西山底，到坝上发展。李X4（梅丫头）一门除种地和跑老倌车外，又到西元山子（现今学校址）开起了车马大店。初甚火，后因丢失住店旗人东西，失主连讹带诈家底赔尽，携四子回西山底分家务农。从此家道一蹶不振。后来，长子李全福迁居东营盘清洋沟。李全义一门，其子李富、李美、李彦，亦随即定居东元山子村，耕种村东南大地及啖羊梁坡地，亦跑老倌车，生活富足殷实。最晚上坝者为其四子李茂，为1957年高级社时期。言而总之，随子孙繁衍，人丁渐众，人均土地渐减，子女稀少之家尚保殷实，子女多者，则家道逐渐衰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土改时，大部分成为中农，一部分沦为贫下中农。1955年农业合作化后，生产资料统归集体所有，家无论贫富，口不管众寡，都一样凭劳力吃饭。是时，子女多，口粮分得多; 劳力多，工分亦挣的多，分红亦多，生活倒比人口少合算了。（五）、族旺一根，花开四方止2005年，原籍西山底已无族人，大部分户籍在东元山子村，部分族人先后迁居他处。李全福一门迁居东营盘清洋沟。其孙李长生死后，已无后代。李玉高迁居曼头营义哈德。李智迁居花兰井小西坡，李玉山，李振荣，李成及其子李振枝、李振玉、李振全、李振平、李举，李明及其子李振瑞、李振江等先后迁居张北县城。李振武1987年由张北城迁居张家口市。李振富父逝母嫁，随迁居怀来县二台村。进入二十世纪末，改革开放，不少族人弃农进城或打工，或种菜或经商。有居市，有居京，但其户籍未离原籍，故不作考记。至今，李氏家族传九世历二百年，至少繁一百九十四口，故五十九口。